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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的起源范文1
关键词：电源快速切换；工业企业；低压母线；连续供电
中图分类号：U223.1 文献标识码：A
电源快速切换装置在发电厂厂用电系统的应用已有多年，早已得到行业认可，在确保发电厂厂用电负荷的连续及安全运行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大量参与连续化生产的电动机存在使其对系统的供电可靠性要求很高，工业企业中低压母线供电的原则:既要保证连续供电，又要保证设备安全。低压母线一般采用单母分段方式，另一方面这些电动机的故障或不良起动增加了内部故障的概率，所以解决此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使电源不中断。工业企业供配电系统是为其生产服务的专用供配电系统，既是变电枢纽。低压电机的非计划停机除了因自身故障以外，正常运行时两台变压器各带一段母线，由另一台变压器带所有负荷继续运行。
1 电源快速切换基本原理
由于各电动机的容量、参数不一致，电动机之间将有电磁能与动能的交换，此时部分异步电动机实际上已转入异步发电机运行工况，因此工作母线的电压即是多台异步发电机发出的反馈电压的合成，称为母线残压。切换逻辑是指跳开工作开关和合上备用开关的顺序，主要有串联切换、同时切换和并联切换。所谓起动逻辑，就是装置起动电源切换的条件判据，电动机在短时间内将继续旋转，并将磁场能转变为电能。电源快速切换主要由起动逻辑、切换逻辑和实现逻辑等三部分组成。实现逻辑就是什么条件下发合备用开关命令的判据，由于大量旋转负荷的存在，造成不必要的重起动，主要有保护起动、无流起动、变位起动及失压起动等。而快切可以化弊为利，利用残压缓慢变化的特性，实现快速切换或同期捕捉切换，配合一定的外部电路，残压的幅值和频率将随时间逐渐衰减，残压与备用电源电压间的相位将逐渐增大。为保证切换安全，一般应使合闸时电动机承受的电压，通过负荷预测，将大大减少电动机重起动次数。工作电源故障时装置的根本目标是既要在工作母线电压幅值较高的时候将备用电源投入，适时将备用电源投入，达到工作母线电压降幅最小、对负荷冲击尽可能小的效果。更要确保投入时对负荷设备的冲击在允许范围之内。快切装置应用于400V电源切换，毫无疑问是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2 低压母线连续供电方案
2.1 电动机的重起动
电动机重起动作为电动机保护控制器的一项重要功能，不仅与电源有关，而且与生产工艺有关。连续运行的电动机在系统短暂失电时，为了尽快恢复工艺流程，电源恢复时可以自动重新起动。电动机重起动需要很大的容量，决定再起动的是系统容量和电动机母线允许的压降，电动机的分批起动也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在失压重起过程中，电动机是从失速到增速的过程。要避免这种冲击，若在短时间内无法切换至备用电源，在两侧进线都失电的情况下，这些都会造成系统的短时失电。短时失电可能是本级电源切换引起的，在电源恢复后重新起动。也可能是上级电源故障引起的电源恢复后，需要电动机的再起动来实现设备的连续化生产。电源若超过了一定时间不曾恢复，当电源恢复时，由于电动机的转速无法突变，造成电磁功率和机械功率的不平衡，以免发生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这将会造成很大的力矩冲击，有些负荷因工艺要求不能承受这样的冲击。快切取代备自投后，快切可能在个别情况下快速切换不成功。
2.2 低压母线应用遇到的问题
鉴于电源快速切换在工企中高压电压等级得到了很好的应用，由于母线电压故障相电压接近于0，考虑能否同样可以用在低压来解决因故障导致的停机问题。通过在两个钢铁厂低压母线进行的试用研究，发现单独应用电源快速切换存在很大的问题，很难在电源故障情况下实现不停机的电源切换。经过分析发现，接触器线圈电压通常额定220V，目前约定俗成的做法都是直接由低压母线经隔离变得到。由于释放延时太短，相关接触器主触头可能在变压器主保护动作前就跳开。相对于低压电机，这样的时间足够将失电负荷转移到备用电源。而面对几乎没有延时的接触器，可能在电源快速切换起动之前接触器主触头就已跳开，如果发生金属性接地或两相短路等严重故障时，单凭电源快速切换根本无法实现在故障情况下的低压电机不停机切换。
3 解决方案
3.1 采用UPS电源交流接触器
基于UPS电源的交流接触器抗晃电技术是应用成熟的UPS技术，为低压配电柜的二次控制部分提供可靠的电源。另外，当配电柜的主母线失电超过一定的时间后，提供的可靠电源正常工作，结构简单，在低压配电柜里构建独立的供电系统，则根据该系统二次控制部分设定断开输出，避免事故的发生。根据系统特点和设定保持主触头的吸合，避免了由于晃电的发生引起的电机停机甩负荷事故。该系统可以可靠地防止由于晃电带来的不必要的停机甩负荷事故的发生，在系统发生短时的晃电时，接触器的线圈能够依靠UPS，二次控制回路不增加接线难度、适合配备于多数量回路有抗晃电要求的配电柜中。
3.2 采用抗晃电交流接触器
抗晃电交流接触器是一个双线圈的交流接触器，在晃电情况下，交流接触器的启停和常规交流接触器没有任何区别，若工作电压降低到接触器的保持电压以下时，控制模块开始工作，以储能释放的形式保持接触器继续吸合，电源正常情况下，控制模块处于储能状态，当电源电压恢复后，控制模块又转入储能状态。
结论
在大量旋转负荷的母线上，备自投显然不适合进行电源切换。对外部电路做些调整，提出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使低压电机在面对电源故障情况下也可实现不停机的电源切换，将电源快速切换装置与经过防晃电设计的交流接触器配合。快切的参与可以做到母线瞬时断电而电动机不掉电。电动机保护控制器中的失压重起功能，快切可以更好地胜任。针对在该电压等级应用遇到的问题，可以使电动机在短时断电实现分批起动，为企业的连续生产及安全运行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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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的起源范文2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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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的起源范文3
1.农业起源理论
农业的起源是农业考古学的重点研究课题，西方的学术界对农业起源问题异常重视，早在18世纪就开始接触这个问题，19世纪就有一些学者从人类学史的角度进行探索。到了20世纪，由于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在近东发现了许多早期农耕遗址，从而使农业起源问题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纷纷提出各种假说，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农业起源问题上，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贡献很突出。他首先将农业的产生作为区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标准，而不是传统的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并将农业的诞生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认为其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近代的产业革命相比而毫不逊色。从而使考古界对农业起源问题更加重视，在考古发掘中更加主动自觉地搜集有关农业起源的信息，并对起源的原因进行各种探索。
西方有关农业起源问题主要有下列几种假说：
(1)绿洲说
柴尔德本人就以提出农业起源于绿洲的假说而闻名。柴尔德认为在冰河末期，湿润而寒冷的近东气候变得温暖而干燥，植物只在河边及绿洲生长，动物栖息在水源近处，人类也不得不居住在水源附近，因而得以观察周围的动植物，于是逐渐将植物进行栽培，将动物进行驯化。农业就这样产生了。
(2)原生地说
美国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则认为近东过去l2000年间气候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否定了以冰河后期气候变化为前提的绿洲说。布雷德伍德认为在冰河后期的近东，曾有野生谷物和野生动物共生的原生地带。洪积世末期，人类采集食物的能力已相当高，可供食用的动植物资源丰富，定居的时问逐渐变长，与周围动植物关系更加密切，认识也更为加深。人们反复试验谷物的收割和种植、动物的捕获与饲养，从而出现了农业的曙光。
(3)新气候变化说
后来出现了新资料，通过花粉分析的结果得知，洪积世末期的近东气候是由寒冷干燥转向温暖湿润，于是气候变化引起的农业发生说又从新的角度被重新提出来。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的洪积世末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野生谷物的生长地扩展，人们为了更方便采集食物，离开了原来居住的洞穴，逐渐在平原上生活下来。由于得到更多的日光照射，一些被人类无意中遗弃的种子容易在住处的周围发芽生长，使人们掌握了野生谷物的生长规律，开始种植谷物。居住地周围的空地又给狩猎者饲养动物提供了机会。农业便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
(4)人口压力说
另一派学说认为人口的压力是农业起源的主要动力。洪积世末期近东温暖的气候使植物繁盛，人口也随之增加。而人口增加又需要供应更多的食物，光靠采集野生植物已不能满足需要，人们就开始尝试种植野生的草本谷物。食物的增多促使人口增加，但人口增加到一定的限度时，又需要改进种植技术以提高产量。农业就是在这周期性的过程中产生的。
(5)周缘地带说
美国学者宾福德认为在一定环境区域内，由于人口的增加，原来的生活地区难以供给足够的食物，于是出现了两个集团，多出的人口成为移居集团，向适于生存的周围地区转移，而原有的集团留在原来的核心地带。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食物来源的是移居人口增加的周缘地带，而不是核心地带。弗朗内立进一步发展宾福德的假说，认为栽培作物开始并不是在野生植物生存地带，而是在其周围那些条件稍恶劣的地方发生的[1]
(6)宴享说
加拿大学者海登1992年提出了一种动植物驯化的竞争宴享理论。他认为在农业开始初期，在驯化的动植物数量有限和收获不稳定的条件下，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比重。而有的驯化植物与充饥完全无关。因此，一些动植物的驯化可能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扩大食物品种结构，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例如谷物适于酿酒，有些植物纯粹是香料和调味品，一些葫芦科植物的驯化可能是用作宴饮的器皿，而狗除了狩猎外也是一种美食[2]。
应该说，各家的假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很全面，因而总是互相否定，难以取得共识。其实，农业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是在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中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不能仅仅归结于一两个孤立的因素，也不能限于传统的概念仅在新石器早期阶段中去探讨农业的起源问题，而要将视野扩大到中石器时代。根据国内外考古资料及学者们新近的研究成
果，在许多距今15000年至l0000年之间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出现了农业萌芽，诸如块根作物的种植及谷物的采集和栽培。而这时正是地球处于冰期阶段，气候严寒，原有的许多大型动物转移了，许多丰富的采集对象灭绝了，人们的食物资源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人们不得不寻觅新的食物来源。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除了猎获一些中小动物外，过去不大吃的苦涩的坚果、野菜、地下块根和水中的螺蚌以及野生谷物通通都被用来果腹。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采集对象会日益减少，人们在熟悉了它们的生长规律之后，就会尝试去种植某些作物，先是块根块茎作物，然后才是谷类作物，作为采集经济的补充和后备。当冰期过去之后，气候转暖，那些种植过的作物生长得更加茂盛，产量增多，人们就扩大种植规模，逐渐将其驯化为栽培作物。农业就这样产生了。以中国为例，距今20000年至ll000年前，正当大理冰期的峰期，气候严寒，这时正是所谓“中石器时代”。在我国华南一带的许多洞穴中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址，并且在遗址中发现了农业遗存。如在湖南的玉蟾岩、江西的仙人洞和广东的牛栏洞都发现了水稻遗存或植硅石。当冰期结束之后，在距今八九千年之问，先民们开始大力种植水稻，并且使其在长江流域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观点，在1999年12月11日至l3日于广东省英德市召开的“中石器文化及相关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获得很多学者的认同[3]。
不过，与西方学者相比，中国的学者更关心本国农业的起源问题，并在下列几个问题上取得共识。
(1)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
在农业起源地方面，历来有多元论和一元论之争。多元论认为世界各地均有独立的农业起源地。如前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通过对大量栽培物种变异形成中心的研究，发现世界上有八个栽培作物起源中心地区。美国植物学家哈兰则将世界主要的农耕起源地划分为六个。两人都将中国划为一个独立起源中心。以美国地理学家索尔为代表的一元论者主张农业首先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发生，再向世界各地传播。索尔认为农业发源地在东南亚，然后传播到周围地区。有的学者则主张近东月芽形地带是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的学者大多主张多元论，特别拥护中国是独立的农业起源地的学说。其中尤以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最为突出。他在1969年出版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以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科学论据雄辩地论证了中国的农业起源于黄土高原，成为中国农业本土起源论的杰出代表[4]。
国内的学者对农业起源问题用力最勤、成绩突出的当数李根蟠、卢勋和黄崇岳诸位先生。他们在诸多论著中对农业起源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了独立见解，引人瞩目。
(2)农业起源于采集、狩猎时代
关于农业起源问题，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畜牧业先于种植业，以后人们为了解决饲料的需要才产生种植业。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东半球(旧大陆)的农业，是游牧部落为了解决牲畜的饲料而产生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也引用同一观点：“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bJ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曾在中国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某些学者甚至将它与古代文献记载中的“伏羲氏”和“神农氏”传说结合起来，提出“伏羲氏”是代表畜牧业发生时期，“神农氏”则代表农业发生时期，由于《易经·系辞下》有：“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的记述，于是就认定中国也是先有畜牧业，然后因畜牧业发展引起的饲料需要才发明农业。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在《试论我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6J和《再论我国原始农业的起源》[7]等论文中首次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明确指出：原始农业(种植业)是从采集渔猎经济阶段直接产生的，其间并没有经过一个畜牧经济阶段，不是畜牧业的发展引起了农业；畜牧业虽然也是萌芽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但它的真正发展，特别是游牧经济的形成，往往是以农业生产的一定发展为必要条件的。
李氏等人首先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考察，指出解放后所发掘和调查的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基本上都呈现了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综合经济面貌，至今未发现一处是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早期农业文化遗址。过去将“细石器文化”当做“游牧文化”是不正确的，它应该属于狩猎经济，而农业是直接从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的。因此考古学并没有提供畜牧业引出农业的任何证据，能够提供的倒是否定的证据。其次指出，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中把“庖牺氏”解释为“养牺牲以供庖厨”是后儒望文生义的一种曲解，根据战国学者的记述，“庖牺氏”时代属于渔猎经济时代，因此不能作为畜牧业先于种植业的根据。再次，大量的民族学资料也表明南方少数民族的农业是从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的，即使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形成游牧经济以前，也经历过原始农业阶段，并非种植业发生在畜牧经济阶段之后。在我国考古和民族学材料中，迄今没有看到人类在狩猎采集经济阶段就完成了构成人类食物重要来源的、具有相对独立经济意义的草食或杂食性动物——牛、羊、猪、马的驯化和繁殖的事实。虽然畜牧业与种植业一样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集狩猎经济(前者直接渊源于狩猎，后者直接溯源于采集)，但它的真正发展，尤其是游牧部落的形成，则往往是在其内部或外部的种植业有了一定发展以后。这是既合乎历史事实又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现象。
(3)首先种植块根或块茎作物
农业起源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原始种植业究竟是从栽培什么作物开始的。李氏等人通过对我国南方若干少数民族资料的研究，发现人类最早栽培的作物可能是块根块茎作物，然后才是禾谷类作物，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如云南的怒族最早栽培的作物是芋，它是从野生芋中独立驯化的，而不是引进的。景颇族以及与景颇族关系密切的阿昌族也是首先种芋的。独龙族最早栽培的作物之一也是芋。拉祜族曾经“以叶为棚，无定居，略种杂粮，取山芋为食，性嗜猎”。古代海南岛黎族最早种植的作物是薯芋。都是块根作物。台湾高山族的山地土著居民中最为原始的“野番”以及处于原始农业早期阶段的“生番”，以种植芋薯为主。在国外，东南亚、大洋洲和非洲一些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原始农业民族也是首先种植芋或薯类等块根作物的。
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赞同这一观点，他指出：“就华南地区的农业发展而言，在栽培稻米之前，有一个栽培无性繁殖作物的时代，作为稻作农业兴起之前的一个准备阶段，这是十分可能的事。”[8]
块根块茎作物，特别是芋之所以在许多地方首先被原始农人所栽种，主要原因是：第一，在采集狩猎时代，块根块茎植物是人们最喜欢采集的野生植物之一。这类作物块大量多，含有丰富的淀粉和其他营养物质，吃了能耐饥。第二，块根块茎作物不像谷物那样要求砍烧比较大片的林地，可以利用林间隙地挖穴栽种。第三，芋薯类块根块茎作物产量高、质量好，而且炊食比较简便，只要沿用传统的烧烤兽肉的方法稍加变通即可，且能较长时间地保存。
(4)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
畜牧业的起源范文4
华夏的文明人在庙堂列鼎中盛满了牲口肉，但他们从来低视养牲口的戎狄。戎狄是黄土高原的另一种居民，但他们却被把持历史纪录大权的汉族士大夫抹杀了。我们今人，也受了古代文人的影响，歌颂黄土高原是“大地母亲”的时候，却忘了黄土高原上的另一个兄弟。
在新石器时代，气候比今天温湿，整个黄土高原是原始农业的“一统天下”，后来气候变得干冷，黄土高原的南部问题不大，先民照样种地，但黄土高原的北部环境逐渐恶劣，庄稼生长得越来越差，家猪要吃人的剩饭，而人已经没有剩饭了，所以猪也不易喂养了。这里的先民，在艰苦的环境中摸爬滚打，终于找到了另一种维持生活的方式——多养到野外食草的牲畜。这些牲畜不与人争食，人还可以从其全身索取生活资料。于是，人们一手握锄，一手执鞭，开创了大范围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
由于大范围半农半牧生活方式的出现，在黄土高原的人文地理格局上，便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区域。这两个区域，用现在的话说，是两类不同的生态系统：在南部地区，水土条件好，农业持续发展，人口与时俱增，城郭壮大，文人滋生；而在北部地区，人们要艰苦得多，他们“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各分散居蹊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处在这种状态下，社会进化当然缓慢得多。于是，南北之间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别日益增大。后来，南部的人叫作华夏，而北部的人称为戎狄，相互反目，关系紧张了很久。
在华夏人撰写的史书中，戎狄主要是反面角色，除了侵犯抢掠、祸乱华夏，便没有什么正面的历史贡献。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公平的。
戎狄起源的过程就是中国古代北方畜牧业产生的过程，反映了人类对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方式，在“适应”中也伴随着创造，畜牧业就是一个创造性的成果。司马迁称赞北方许多地方是“畜牧为天下饶”，这里面就包含了对戎狄历史贡献的肯定。
古代汉族文人看不起戎狄的人，却盛赞戎狄的马。有名的“駃騠”，就是指戎狄的骏马。《左传》记载：“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汉族文人忘了，马是人喂出来的，没有戎狄的养马技术，哪里来的北方良马。
在中国历史上，戎狄的贡献不仅是发展了畜牧业的规模、技术，将其抬升到生活的主要基础地位，还为后来草原大规模游牧经济的产生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做好了历史准备。如果说在中国北方，农畜混合经济是环境变化的推动力，而草原游牧经济的出现，则主要是人类畜牧技术发展的推动力。当对牲畜的控制能力增强、骑马的技术出现之后，人们就有条件彻底抛开农业，到新的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中，大规模开展游牧活动，并建立一种新的依托大规模游牧经济的社会组织。
畜牧业的起源范文5
[关键词] DNA条形码 COI 畜牧产品 前景
近年来，DNA条形码技术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高度关注，并在动植物的鉴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DNA条形码技术首先是由Tautz[1]等在2002年提出，并将其应用于生物分类系统，Hebert等[2，3]在2003年首次提出DNA条形码（DNA Barcoding）概念，并将其用于快速鉴定物种的标记物。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已经建立了包括生命条码联合会（Consortium forthe Barcode of Life， CBOL，http：// w ），生命条码数据库（Barcode of Life Datasystems， BOLD，http：//），以及国际生命条码计划（International Barcode of Life， iBOL，http：//）在内的3个大型资源网站，吸引了50多个国家的投资者及合作组织。这些生命条码组织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DNA条形码技术的发展。近年来，中国本土也形成了很多包括植物、动物及中药材在内的生物DNA条形码数据库，为物种鉴定及生物系统发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因证据。
一、DNA条形码技术的原理
条形码技术是一种通过对条形码进行电子扫描，从而实现对信息进行快速、准确的自动识别方法，目前已广泛应用与商品零售业[4]。DNA条形码与之类似，即利用基因组中一段公认的、相对较短的DNA序列来进行物种鉴定及其相关研究。DNA序列是由A、T、G、C 4种碱基组成，不同的碱基数目分别以不同的顺序进行排列组合就会有足够多数目的基因序列，从而包括所有物种的基因型[5，6]。
二、DNA条形码操作的方法流程
1.样品处理及DNA提取 首先对样品进行液氮冷冻及酒精消毒等处理工作。其次是进行DNA提取，DNA提取方法一般包括破碎细胞壁并释放DNA，分离DNA，纯化DNA，DNA浓缩、沉淀与洗涤等基本步骤[7]。目前常用的DNA提取方法有CTAB[8]法，高盐低PH[9]法，SDS[10]法以及试剂盒提取法等。对于植物样品，一般选择CTAB法 [11]，对于动物样品，一般采用SDS（十二烷基硫酸钠）原理提取DNA [12]。随着近年来DNA提取试剂盒的问世，试剂盒法已经广泛用于动植物DNA的提取。
2.PCR扩增
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扩增就是使提取出的样品DNA在PCR扩增仪内进行反应，以达到DNA的数量成指数增长的效果。对于植物PCR扩增，目前国内一般采用叶绿体基因[13，4]和核基因[15]片段为目的基因。对于动物的PCR扩增，国内应用最多的动物条形码是COI基因。另外，线粒体基因以及核基因也越来越多的被用于动物研究中。
3.PCR产物检测及测序
目前，一般采取琼脂糖凝胶电泳方法检测 PCR产物，采用Sanger双向测序的方法。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国内的测序技术也在进一步提高。
4.获得DNA条形码 将测序返回的结果利用Choromas软件查看峰图质量，ContingExpress软件进行双向序列拼接，Bioedit软件进行序列编辑，最终获得DNA条形码。
三、DNA条形码技术在动物研究中的应用
1.DNA条形码在昆虫中的应用
早在21世纪初，我国学者就已经利用线粒体COI基因对线虫、蛔虫、水蚤和吸虫等线形动物进行了序列差异研究。之后Hajibabaei M等基于COI基因对鳞翅目521种昆虫进行了序列分析，发现对其物种鉴别效率可以达到97.9%。潘程莹等对7种蝗虫的线粒体COI基因进行了研究，发现基于COI基因可以实现对蝗虫的鉴别，并揭示了蝗虫的系统进化历程。这表明DNA条形码在昆虫类的鉴别研究中已经相当成熟。
2.DNA条形码在鱼类中的应用
DNA条形码在鱼类中的开发和应用也较为广泛。Ward等对澳大利亚207种海洋鱼类进行分析，发现所有物种在COI基因上都有一定差异，通过系统发育关系的构建，发现COI基因可作为海洋鱼类DNA条形码的标准序列。此外，Zemlak等用COI基因研究印度洋沿岸35种鱼的229个样本发现，南非和澳大利亚海域的同种鱼类存在很大的差异，指出南非和澳大利亚海域应该还有很多隐存种没有被人发现。王中铎等利用COI基因对南海硬骨鱼类进行研究时发现，COI基因可用于硬骨鱼类的物种鉴别，并可用于低级分类阶元的系统进化分析。这些研究表明，COI基因不仅可以用于动物物种的鉴定，还可以用于分析物种的系统进化历程，寻找物种基因差异性原因，这对于动物隐存种的发现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3.DNA条形码在软体动物中的应用
软体动物种类较多，现存种类大约8万种，为世界第二大门类，目前海洋生软体动物已有不少报道。Johnson等对20个种类的帽贝（Lepetodrilus limpets）进行分析发现，大部分种都可以通过COI基因进行区别开。Mikkelsen等[对12种双壳类的COI基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种内差异和种间差异没有重叠，COI基因还可以作为双壳类的DNA条形码。COI基因由于其具有较快的进化速率，且PCR扩增较容易，已经越来越多的被应用到软体动物的鉴别研究。
4.DNA条形码在鸟类中的应用
哺乳动物是和人类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一类动物，目前对于哺乳动物DNA条形码研究还较少，主要研究集中在鸟类动物上。Efe等基于包括COI 和Cytb在内5种基因片段对濒危动物白嘴端燕鸥的研究发现，该物种还存在两个隐存种。Fleischer等[利用12SrDNA等6种线粒体基因对10种濒危象牙嘴啄木鸟的亲缘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其中7个来自北美洲自然博物馆，3个来自古巴野生种。Webb等[还利用COI基因，Cytb基因及12S基因对啄木鸟科部分鸟类进行系统发育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美洲类群的啄木鸟是来自于欧亚类群的入侵种。DNA条形码在鸟类中的应用研究比较广泛，其在揭示鸟类的进化历史，物种迁徙以及遗传漂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DNA条形码在畜牧产品中的应用前景
目前，DNA条形码技术在常用畜牧产品中的研究还比较少，国内仅有几篇文献开展了类似研究。李新光等[35]利用COI基因对外在形态一致的冷冻鱼、冻鱼片及烤鱼片中的鱼肉成分来源进行了鉴别，结果发现10 种冻鳕鱼片样品主要以“狭鳕”为主（7/10），存在将“白鳕鱼”标识为“银鳕鱼”的现象；烤鱼片样品与其标签上所标识的原料多数不符，一些烤鱼片还发现有月尾兔头，说明DNA条形码技术可以用于畜牧产品的来源鉴定。徐向明[36]以我国3个地方品种鸭为研究对象，通过测定COI基因，发现3个地方的品种鸭具有与其他地方相区别的单倍型，并且也分别具有其各自的特异单倍型，说明利用COI基因可以鉴别不同地方鸭的品种。张蓉等[利用COI基因对市场上的花鹿茸，马鹿茸及其混伪品进行了准确的鉴别，进一步说明了DNA条形码在畜牧产品品种鉴别上的可行性。此外，Wang 等[通过测定浦东白猪和沙乌头猪线粒体控制区（mtDNA D-loop）序列，并利用太湖流域其他地方猪在GenBank里的序列信息，对这些地方猪的系统发育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太湖流域的这些地方猪种的系统发育树分为两大支，而浦东白猪只分布在其中的一支内，估计大约在0.26～0.75 亿年以前，浦东白猪与其他四种猪就已经分离开来，也就说浦东白猪是一个独立的地方猪种，与其他地方猪没有基因交流，应该作为一个单独品种进行保护。
畜牧产品在我国市场上占据相当大的比例，随着养殖业的发展，畜牧产品在市场上所占据的比例也会逐步增加，如何确保畜牧产品的来源准确，品种精确已经成为畜牧业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DNA条形码技术的发展给畜牧业带来了新的启发，尤其是对于外在形态相似的畜牧产品来说，运用DNA条形码技术对其进行准确的来源鉴定将对控制畜牧产品的品种与质量，维护市场秩序，保证消费者及第三方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目前在畜牧业发展中保护稀缺品种也是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基于DNA条形码技术可以估计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及系统进化历程，推测物种的起源中心，将其应用于畜牧业中濒危物种的保护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因此，DNA条形码技术在畜牧产品中具有极大的应用前景，将其引进并合理应用对于畜牧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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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的起源范文6
东亚地区人口数量多、人口密度高的原因，有各种不同假说。一种是文化差异说，认为中国人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于传宗接代需要有早婚早育传统；且对生儿子非常在意，通常要多生几个，因为一个儿子可能会中途夭折。另一种是宗教因素说，比如东亚的宗教都限制堕胎等。
以上两种假说是从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解释的，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东部的人口密度大于中西部的人口密度，为什么汉族地区的人口密度大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密度等。如果是宗教的因素，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都信奉相同的宗教，应该有相似的人口密度。但是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1999年孟加拉国平均每平方公里有981个人，而巴基斯坦只有175个人。
我认为，不同地区人口密度的差异主要与不同地区的养人成本有关。养人成本越低的地方，通常人口密度就越高。中国的地理特征是西部高东部低，西部地区最高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到东部沿海地区海拔则在几百米以下。这种地形条件受到太平洋季风的影响，使得中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5～10月。农作物的生长需要水分和温度两个重要条件，中国每年的5～10月正好是“雨热同期”，特别适合粮食尤其是高产水稻的种植。欧洲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但在欧洲文明起源的希腊、罗马等地，雨季主要集中在冬春两季，正是温度较低的时候。降雨与高温不同期，因此欧洲比较适合小麦与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不同作物的单产有很大的不同，中国1952年农作物的单产，水稻是每亩产161千克，小麦是49千克，玉米是90千克，高粱是79千克，小米是78千克，甘薯是126千克。水稻的单产是小麦的3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