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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融合范文1
【关键词】岭南;民族融合;经济文化类型
【作 者】严雪晴,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民族学硕士生。广州,51065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165-007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conomic-Cultural Types’
Evolution and the NationalSyncretism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the Five Ridges
Yan Xueqing
Abstract: The national syncret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processing the economic-cultural types’evolution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the Five Ridges, accelerating the chang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means of livelihoodand enh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culture.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cultural types is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attracting and accelerating national syncretism. The national syncretism process is engraved with fishing and hunting civilization and rice-planting civilization also with the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ever since the ancient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 cultural types accelerates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syncretism inside and enforces the syncretic relations among the nationalities to a certain level and shapes the basic pattern of national syncretism.
Key words:Southern Region of the Five Ridges;national syncretism;Economic-cultural types
古代的岭南是指位于五岭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两广、海南、港澳及越南北部的一部分。自新石器晚期以来,岭南的民族融合经历了自然融合到强制融合再到自然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发生了嬗变。经济文化类型的嬗变反过来又影响着岭南民族融合的深度、力度和广度。本文通过搜集、整理资料,结合考古发掘实证和语言学知识,研究自新石器晚期以来至清代这一段历史时期岭南地区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关系问题。敬请学者斧正!
一、岭南民族融合是促进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重要因素
(一)民族融合加速了岭南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时期,岭南的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东江和韩江五个发达经济文化区域,是南越族最先发生民族族内融合的地区。“这五个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文化区域,是南越人最先结合成部落联盟的地区……继新石器时代晚期发达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之后,岭南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是南越族形成和发展的时代。”①在广西,民族融合的经济文化区域最早出现在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一带。“西瓯活动的中心只能在五岭之南、南越之西、骆越之北,恰当今桂江流域和珠江中游一带”;②或者说西瓯在“五岭之南,南越之西,骆越之东,大体包括汉代郁林郡和苍梧郡,情况相当于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一带”。③ 这一族群的“民族成份亦至复杂,它包含了古代骆越人、 东瓯越人、复杂倭人、楚人和中原人,等等”。 ④商周时期,岭南民族虽然与中原民族有过交往与联系,但是受到中原民族的影响不大,岭南土著族内融合成为当时的主流。但由于岭南地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沟壑纵横,山多地少,岭南土著生存、活动的区域狭窄并且彼此隔离开来,各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受到极大限制。当时的岭南土著以原始渔猎型的生计方式为主,主要从事渔猎、采集,当时的农业十分落后,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岭南地区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到了战国晚期又进入铁器时代,岭南诸越族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强烈。岭南民族族际融合带来的生产工具的变革,加大了改造自然的力度,引起生态环境的剧烈变化。自秦汉以来,通过移民“落藉”实现的族际融合成为民族融合的主要方式。中原王朝的军队和刑徒及躲避战乱的黎民百姓不断地进入岭南地区,从戍边屯垦到落籍岭南,他们利用先进的农耕技术大力开发岭南,促使岭南的生态环境较以前发生质的改变。秦汉时期的北来的移民大都定居于岭南开发较早的先进地区-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尽管如此,但是当时岭南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史记》记载:“南方卑湿,蛮夷中间”。⑤《汉书》记载:“南方卑湿,其众半羸”。⑥《后汉书》亦载:“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⑦面对如此恶劣的生态环境,岭南各族群为了自身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在土壤肥沃、地势低平的河流谷地与山麓地带呈聚落分布。特别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引发的珠玑巷集团性移民,经迁徙至珠江三角洲地区积极与当地居民融合。他们沿珠江干流修筑堤围,围垦造田,然后对沙田进行深度开发和精耕细作,其创造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折射出人与生态环境互动的成效。元明清时期,岭南的民族融合出现了成分多元化、自然融合与强制融合并存的局面。在这一时期,入桂的客家与壮族杂居、融合;在两广地区,出现瑶族、壮族与汉族的相互融合;在广东,出现畲族、瑶族与汉族的融合;在海南,出现黎族、苗族与汉族之间的融合;加之元代岭南回族的形成和清代岭南满族的出现,使得岭南民族融合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新变化极大地促使生态环境发生改变。居住在桂东南、桂北、粤北、粤东山区及海南岛山区的壮族、瑶族、畲族、客家、黎族、苗族等族群长期杂居相处,融合与同化程度较高。但是由于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生产力落后等原因,粗放型的农耕方式仍然处于支配地位,造成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如广西横州的山子瑶“就山伐巨木”,加工成“盆、盎、锅盖、鼓之属,入城贸易”⑧,海南岛“黎人……所居凭深阻峭,无平原旷野,伐树火之,散布谷种于灰中,即旱涝皆有收获,窬年灰尽,土硗瘠不可复种,又更伐一山,岁岁如之。”⑨《嘉应州志》载:“畲瑶,即峒僚。……散处深山,砍树结茅为畲,刀耕火种,采食猎毛,自言为狗王之后,不供赋役,昔时程乡有此种瑶人。”⑩居住在珠三角地区、桂江流域、珠江中游一带、西江流域、东江和韩江流域及海南岛沿海地带等地区的汉族、满族、回族、熟黎等民族,精细型的农耕方式处于主导地位,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相对较轻。
(二)民族融合促进了岭南地区生计方式的变迁
春秋前,岭南土著之间发生了最早的民族融合-族内融合。最初以原始渔猎采集为生计方式的岭南土著,其生存空间狭小而孤立,在民族融合的推动下,不断开拓新的生存空间,不断获取新的物质资源。随着时间推移,原来的生计方式提供的食物与经济资源不足以满足族群的各种需要,土著民族迫切需要一种更先进的生计方式来维持族群融合带来的生存压力。其生存空间从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东江、韩江和桂江流域、珠江中游及西江流域一带的谷地和地势低洼区域不断向四周扩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岭南民族的族际融合开始出现。岭南地区诸越族群的生计方式由最初的原始渔猎采集过渡到山林刀耕火种。这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农耕生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岭南民族的生产、生活之需。在这期间,地处岭北、江南间的楚、吴、越国因战争之需南伐岭南,开辟了跨越五岭的交通道路。地处岭北的族群相继迁居岭南,这些早期的移民,因人数比当地土著少,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力较弱而处于从属地位,其结果逐步融合于当地的土著族群中。他们带去的先进生产工具和各种技术,也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产力中,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土著族群生计方式的转变。从秦汉时期通过移民“落藉”实现的族际融合到宋代珠玑巷集团性移民带来的自然的族际融合占据主导地位,岭南地区的生计方式发生显著的变化,原先的山林刀耕火种生计方式逐步过渡到火耕水耨生计方式。这可以从岭南出土的铁制农具及单牛短辕的犁田耙地模型等考古挖掘材料得以佐证。如广西平乐、贺县、贵县等地汉墓都出土有铁制锸、铁口铧、铁斧、小锄、小铲、铁镰等生产工具。广东连县永嘉六年(312)墓出土的犁田耙地模型中,一丘水田中有一人驾牛犁地,另一丘水田有一人驾牛耙田,都是单牛牵引,犁辕很短,辕前端有上出坚木,连接两根弯曲的平木,形成框形,架于牛肩,后代的牛轭即由此发展而来。B11这种在北方耦犁的基础上创造的单牛短辕的牛耕方式,是与岭南复杂地形及小规模耕地面积的特点相适应的。“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B12“火耕水耨”适合南方的稻作农业,“火耕”是放火烧树木杂草,开垦耕地;“耨,除草也”,B13在稻田有水的情况下中耕除草,“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B14这是一种简便有效、适合于南方环境粗放型的耕作方式,它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工具的掌握使用程度相适应的。六世纪下半叶,岭南地区仍是“火耕水耨,弥望原野”。B15这一耕作方式至唐代依然流行未衰。“岭南诸州居人,与夷獠同俗,火耕水耨”。B16后来,火耕水耨生计方式又被山地耕猎生计方式取代。岭南民族以火耨之法开启山林,栽培粟、稻、玉米、小麦、豆类、薯类粮作,辅以比例颇大的采集渔猎所得。B17由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族群生计观念的变化,在生产力的推动下,山地耕猎生计方式又被具有精耕细作特色的丘陵稻作生计方式取代。随着民族族际融合的力度加大,民族融合的分布格局发生变迁,由中心城镇沿交通线向周边扩散,导致岭南民族生计方式渐变与分化。尤其是北宋末年,珠玑巷移民迁徙至珠三角地区与土著居民不断融合,并在珠三角围垦造田,实行精耕细作稻作耕作方式,开创了湿地农耕稻作生计方式的新纪元。由此,在岭南地区存在河流三角洲湿地农耕稻作生计方式和低山丘陵地带丘陵稻作生计方式,这两种生计方式长期并存。宋元时期,岭南海外贸易相当发达,当时的广州已成为国际性商业大都会。明清时期,岭南的海外贸易也比较繁荣。这种源于岭南诸越族人的原始的海上贸易经过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大发展,在岭南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下,商贸型生计方式得以最终确立。民族经济研究
(三)民族融合推动了岭南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
岭南土著早期发生的民族族内融合,只是在小范围内推动了土著文化之间的传播与发展。战国时,大量的楚人来到珠江三角洲,才开始较大规模地传播汉语,经与越语融合,发展成以楚方言为主要特点的前期广州话。南越国时期,许多中原人亦定居南越国,开始了汉语、越语进一步融合的时代。到了汉代,中原人更多地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经过长期的杂居……广州话由原来以与楚方言相近为其特点,转而表现为与中原汉语更接近的特点。B18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其相互间的融合反映出民族融合所带来民族文化的深刻变化、发展与创新。秦代,秦始皇“发兵卒五十万守五岭”,“以谪徙民五十万戌五岭,与越杂处”,并“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戌”。B19随之而来的中原文化开始全面地浸润岭南百越族的原始文化,从多方面改变岭南文化结构和面貌。《越井记》则有“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B20汉越民族的族际融合,推动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传播与扩散。“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B21,南越王赵佗在位期间,采取“和集百越”、以越制越、尊重越人习俗的民族政策,鼓励汉、越民族通婚,并且从皇室做起,“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B22,有利促进了岭南汉越民族的族际融合,加速了岭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西汉元鼎五年秋,汉武帝派兵20万,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出豫章,下横浦……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柢苍梧……咸会番禺。”B23平定南越后,岭南重归中央王朝管辖,汉越融合的步伐加快,大部分南越人融入到汉人中去。此时,岭南历史上出现了以越汉融合为主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B24东汉初年,光武帝封马援为伏波将军,出兵岭南。在平定岭南的过程中,积极推广中原的耕作技术与文化。许多中原官兵奉命留守岭南,大多数后来也落籍于此。他们成为中原文化的传播者,促进了岭南文化的大发展。东汉末年和五胡乱华时期,大批中原人民为躲避战乱南迁岭南,与当地民族融合,汉族渐趋成为广东的主要居民,使岭南土著民族成份发生了巨大变化,更促使岭南的经济、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发生重大变化。汉代之后,岭南地区一部分越人融入到汉人群体,另一部分越人则开始外迁融入别的族群,或蜕化为新的族群。从两晋时期开始,岭南的俚僚等族群受统治阶级软硬兼施政策的影响,大量的俚人归顺同化为汉人。尤其是隋唐时期,西江流域和高凉地区两个俚人聚居中心的俚人大量“内属”、“归化”为汉人。此时,广东历史上出现了以俚汉融合为主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B25
唐朝收服岭南后,在岭南积极传播中原文化,加速了岭南各族与中原汉族的同化与融合进程。唐宋时期,中原又大起战乱,大批的中原移民南迁至广东。到了南宋末年,这些从中原迁到岭南的移民与岭南土著族群融合,逐步形成了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个民系的雏形。B26到了元代,、峒、瑶、壮、畲等族群文化分别以珠三角、粤北、肇庆、粤西、粤东为中心全面确立。明代,岭南汉族三民系逐渐以广州、梅州和潮州为中心全面确立。B27明代末叶至清代中叶,受海洋文明的影响,岭南汉族三民系的中心分别转移到广州、梅州、潮州澄海县(今汕头)。岭南汉族三民系与岭南土著族群文化从成熟到确立的过程,是中原人多次逃避战乱南迁至岭南与土著族群融合的结果。B28元代,从中亚等地来的大批回回商人,有些进入岭南,与当地的汉族等民族通婚,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回族出现后,伊斯兰文化在岭南得以积极传播与发展。清代,大批满族人进入岭南地区,与当地汉族等民族杂居相处,推动岭南文化进一步发展。
二、经济文化类型嬗变是吸引和加速岭南地区民族融合的物质基础
(一)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加快了民族族内融合的力度
岭南地区最初为原始渔猎采集型的经济文化类型,这与当时岭南自然生态环境和土著族群的生产工具状况相适应的。在这种经济文化类型下,岭南土著族群以采集渔猎作为主要生计,即直接从自然界中的动植物身上获取生活用品。植物栽培(如农业)或动物饲养还未成为岭南土著族群的日常劳动,岭南土著所做的工作是根据季节变化和生活之需,通过野生动物和植物去获取生存的能量。这是早期的岭南土著生产技术不高,人数有限,组织规模较小时普遍采用的生计方式。B29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革新,山林刀耕火种型的经济文化类型逐渐取代原先的经济文化类型。“刀耕火种应是农耕生计中最早出现的类型,也是人类从采集渔猎转向农耕生计过渡阶段的必要形态。刀耕火种是人类以火力配合简单工具,以人类劳动配合野生植物的光合作用,以较小投入换取较大能量的生计类型。”B30这种经济文化类型具有操作简单、对生产工具要求不高、节省人力等特点。每年的早春旱季,持刀砍伐山坡上草木晒干,焚烧后残存的草木灰用来作肥料,再用竹木掘棒(点播棒)等工具挖穴播种,然后等待收获。火耨地栽培的作物因气候和地形而异。B31随着生存空间的扩大,随着交往的频繁,岭南土著必须相互学习与自然界相适应的生产技能和社会组织制度、管理制度,从过去的小范围活动区域发展到互相关联的经济文化合作区域,由先前的封闭、孤立状态发展到相互联系的友好合作阶段。出于面对自然界恶劣环境导致的生存的压力和民族交往、交流、沟通的目的,岭南民族族内融合程度逐步加大。随着社会群体范围的不断扩大,对食物来源的不断索求,山林刀耕火种型的经济文化类型被火耕水耨型经济文化类型所取代。这是一种比较适应岭南丘陵、山地复杂的地形特点的经济文化类型。岭南土著利用锄类农具开垦山丘,种植水稻、薯芋、豆类等粮食作物,满足社会群体之需。生产工具的改进导致食物来源多样化和食物数量的丰富,极大地促进了土著群体交融的范围越来越大,交融的方式和渠道越来越广,交融的力度越来越大,交融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交融的程度越来越深。这种以火耕水耨为生计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经济文化类型,促使具有相似自然地理环境的各个土著族群,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生产工具,具有共同的社会组织制度和经济、文化制度,具有共同的生产管理经验,从形式到内容已经具有融为一体的基础和条件,客观上加剧了岭南民族的族内大融合。正是在不断嬗变的经济文化类型催化下,岭南的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东江、韩江、桂江流域和珠江中游一带及西江流域一带,最先成为岭南诸越族最先发生民族族内融合的地区。
(二)经济文化类型嬗变推动着民族族际融合进一步深化
生产力的提高,促使生产工具不断革新与进步,刺激与推动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加大了交通道路开辟的力度,客观上加大了岭南民族与荆楚及中原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力度,由此,岭南地区与荆楚地区及中原的关系日益密切。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开始出现了构成主体为中原、楚、越移民和岭南土著居民的族际融合。这是经济文化类型演进到较高层次的必然要求。这从考古发掘的资料得以佐证。广东封开、和平、乐昌、始兴、罗定、揭阳等地发掘的春秋时期墓葬,出土器物有夔纹以及云雷纹陶瓮、陶提筒、罐、盂等,青铜器有鼎、戈、钺、刮刀、剑等;战国墓在乐昌、罗定、揭阳、封开等地均有发现,出土有陶瓮、瓿、豆、碗、盒等,青铜器有矛、镞、钺、叉、锯、镰、剑、铃等。B32广西的武鸣、平乐、田东、宾阳、贺县、象州、恭城等地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出土有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尤其是青铜器有钟、鼎、剑、矛、斧、刮刀、叉形器、钳、镞、镯铃、带钩、靴、铜人首柱形器等。从这些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凝聚着中原、荆楚和岭南土著民族特色的生产工具的进步,逐渐影响与制约着生计方式的形式和内容,刺激着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进一步推动着民族融合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岭南的青铜铸造业有比较明显的发展和进步,到了战国晚期,岭南民族开始使用铁器,岭南的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自秦汉以来,中央王朝在岭南推行郡县制,用强制手段从中原大规模移民,使汉族人口的比例不断扩大。尤其是汉人带来铁制农具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和生产工具,促进了当地社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岭南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原先以火耕水耨型为主导的经济文化类型被山地耕猎型经济文化类型取而代之。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生计方式主动适应环境的要求,丘陵稻作型经济文化类型取代山地耕猎型经济文化类型而占据主导地位。岭南这种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极大地促进了汉越民族融合不断加强。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农耕工具的不断革新和精细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加速了农业的快速发展,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物质产品,为岭南民族族际融合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是日益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体系和不断提高的社会生产力,为岭南民族族际融合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条件。最后,农耕民族之间拥有相同的生计方式,具有相同的一元化政治文化体制,岭南为民族族际融合提供了巩固的制度环境。正是具备民族族际融合的物质基础、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岭南各族群及其与汉族移民之间,在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激化、引导与推动下,民族族际通婚具备了实现的条件,必然产生民族的族际融合现象。岭南在秦汉时期发生的越汉民族大融合和隋唐时期出现的俚汉民族大融合及多次小规模的民族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催化、引诱、刺激的结果。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丘陵稻作型经济文化类型又被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取代。在这种更高发展层次的经济文化类型作用下,民族族际融合无论从融合的区域分布还是从融合的内容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三)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形塑着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
岭南经济文化类型从原始渔猎采集型到山林刀耕火种型、火耕水耨型、山地耕猎型再到丘陵稻作型的嬗变,对民族族内融合和族际融合的地理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民族融合的主要区域最初分布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河流谷地和河流三角洲地带及其附近地区。从春秋战国开始,岭南民族与中原民族及其他民族发生了族际融合。自秦汉以来,中原的先进农耕技术传入岭南地区,岭南的经济文化类型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了岭南民族族际融合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主要的标志是民族族际融合的区域格局则以重要交通线为轴,以城池、郡治、县治、重要关卡为点,离点轴越近的区域,民族族际融合的程度越强,离点轴越远的区域,民族族际融合的程度越弱。从岭南发现的唐朝以前墓葬群分布的情况可以证明,如广东番禺,广西合浦、平乐、恭城、钟山、临贺古城、封阳古城、广信古城以及“潇贺古道”富川瑶族自治县境内通道周围,都发现有大批汉代至晋代古墓群。而各地的郡治、县治周围及距离交通线较远的区域,依然是土著族群的天下。如“含、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B33广州“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越州“夷獠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B34 “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B35进入岭南的三条主要干道作为轴线在岭南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秦汉时期以西边的越城岭道为主,从中原南来的军队和黎民百姓,沿湘水过灵渠,入漓水,顺西江至广州;六朝时以中间的骑田岭道(桂阳道)为主,入北江顺流抵广州;唐代中叶以后,则以东面的大庾岭道为主要交通线。元朝时期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大批进入中原、江南、岭南地区,同汉族、瑶族、壮族等民族杂居相处;元朝时又有大批波斯、阿拉伯人迁入中国,与汉、蒙、维吾尔族等民族通婚形成新的民族――回族。这个与海外民族融合的显著变化,在岭南民族融合的格局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是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强烈刺激与催化下岭南民族与海外民族族际融合的产物。明清时期,岭南经济文化类型的演进加速了民族融合的力度,形塑着民族融合的地理格局。以丘陵稻作型与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为主的明清两代,各民族族际通婚现象日益加强,岭南少数民族之间及与汉族之间大杂居、小聚居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各民族犬牙交错分布态势成为一大亮点。例如“广西元明以来,腹地数郡民四蛮六,他郡则民居十一而已。”清代“改流府县民七蛮三。”B36在这期间,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与融合得到加强,有一部分汉族主动融入到少数民族中去,然而,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并主动融入汉族的趋势十分明显。如大藤峡地区“土官军官,联姻一体”;B37在壮族人数较多的广西府江(今桂江)地区,“壮与民犬牙交错,……或与民通婚姻”。B38 “随着人口的不断迁徙,各民族的分布区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岭南多民族杂居分布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B39明代,在少数民族间的融合和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融合的两个层面中,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成为主流。“入桂客家人……以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入桂者最多。由于包括客家在内的汉族人口大量迁入,原为瓯骆故地的八桂大地,居民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B40清朝时期,大批满族人进入中原、江南和岭南地区,与当地汉族等民族杂居相处。明清以来岭南地区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的出现,促使民族族际融合格局进一步深化。在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序列的演进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嬗变不断形塑着岭南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曾经在岭南生息繁衍的民族或族群经过秦汉时期越汉民族融合和隋唐时期俚汉民族融合这两次大的民族融合和多次小规模的民族融合或族群的迁徙,逐渐形成了广东汉族三大民系――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以及瑶、壮、回、满、畲五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基本格局。B41到了清代,这种基本格局的最终确立,是与岭南渐趋嬗变的经济文化类型密不可分的。
三、结 语
通过对岭南自新石器晚期以来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关系的考察与分析,得出这样的认识:岭南民族融合度越高的区域,族群关系越和谐,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大;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大的区域,民族融合度越高,族群关系越和谐。民族融合度越低的区域,族群关系越疏远,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小;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小的区域,民族融合度越低,族群关系越疏远。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力度的大小与民族融合度的高低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生产力愈发达的地区,其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愈大,民族融合度愈高。
注释:
①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载《百越民族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75176页。
②蒋廷瑜:《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载《百越民族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19页。
③张一民:《西瓯骆越考》,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
④梁钊韬:《西瓯族源初探》,载《学术研究》(南宁),1978年第1期。
⑤《史记•南越列传》。
⑥ [汉]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842页。
⑦[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17页。
⑧[明]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丛书集成初编本。
⑨[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谷》。
⑩[清]光绪《嘉应州志》卷32。
B11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的西晋犁田耕田模型》,载《文物》,1976年第3期。
B12《史记•货殖列传》。
B13《史记•龟策列传》。
B14《晋书•食货志》。
B15见《徐孝穆集》卷9,见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版,该版本将[危 ]误作[顾]。
B16《唐大诏令集》卷109。
B17施联珠:《畲族风俗志》,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B18李新魁:《论广州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载《广州研究》,1983年第1期。
B19《史记•秦始皇本纪》。
B20《全唐文》卷816,《越井记》。
B21《史记•南越列传》。
B22《资治通鉴》卷20,《汉纪》12。
B23《史记•南越列传》。
B24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B25B26B41周大鸣、 程瑜:《广东民族历史与文化概述-岭南文化百科全书(广东部分)民族卷分述专文》,载《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1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6、387、384页。
B27B28刘伟铿:《内陆海洋两大文明的演进与岭南汉族三民系形成的历史探源》,载《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1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7438页、441页。
B29B30B31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85、203205、204页。
B32《广东考古十年概述》,文物出版社,1991年。
B33《后汉书•循吏列传》。
B34《南齐书•州郡志》。
B35《后汉书•南蛮列传》。
B36谢启昆:《广西通志》卷87,《舆地略》八。
B37[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2,《断藤峡》。
B38乾隆《昭平县志》卷7。
文化经济融合范文2
2013年3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从此郑州航空港经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正是由于这个规划今年年初刚刚获批，所以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方面的研究成果才十分有限，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前期文献就更是少之又少。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中国首个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它是以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附近的新郑综合保税区（即郑州航空港区）为核心的航空经济体和航空都市区，是郑州市朝着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国际化陆港城市、国际性的综合物流区、高端制造业基地和服务业基地方向发展的主要载体。可以预见，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会成为郑州市经济发展的新板块和中原经济区的龙头。
二、研究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
研究“郑州航空港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该研究能够培育中国新经济增长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过程中，必然要通过城市特别要通过大城市来作为支撑区域经济中心发展的引擎，而一座大城市要成为经济发展引擎的首要条件是交通发达。郑州作为内陆大城市，既不靠海，也不靠运河，那么只有发展航空港才能使其快速走向国际化和现代化。进一步研究发现，郑州航空港不仅仅是中转客运与货运，而是有高端制造业基地支撑的实体性航空港。这样一来，郑州就具备了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经济增长极的最优条件。
其次，该研究可以提高中原文化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郑州航空港经济不仅运输的是实体产品，更重要的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支持中国，这才是郑州作为经济增长极的最大成功之处。目前，中原经济区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郑州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更要走在前列。中原经济区的功能定位之一就是成为华夏文化传承创新区，正在建设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当然也要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载体。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有特色中原文化的实验区，是传播中原文化的实验区，是容纳世界先进文化的实验区，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实验区。
再次，该研究可以增强郑州这座城市的空间再造能力。从区域的意义上讲，国际之间的竞争往往表现为特大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竞争，而有高品位文化的城市才是有竞争力的国际大都市。与发达国家大城市和国内先发展地区大城市相比，郑州还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是一座正在成长中的城市，因此，提高城市化率还是它的主要任务之一。从长远来看，城市化的过程既是城市文化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也是城市空间再造能力提升的过程，而城市空间再造能力的提升过程正是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增强的过程。
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文化产业之间契合的路径选择
我们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契合点、中原文化产品的国际化路径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角度而言，郑州过去只是中国的三线城市，现在要借着航空港经济的东风将其发展成为国际一线城市，这对于郑州而言、对于河南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为此，我们要充分向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线城市学习建设一流航空港的成功经验，奠定航空港经济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这些物质基础主要是指机场建设、物流中心的建设、航空服务设施建设和与特色航空物流相联系的产业集聚区建设。
向西方发达国家航空运输业学习，是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必修课。美国有发达的航空运输业、通用航空业，更有先进的航空制造业，形成了以民航为核心的完整的航空产业链条，是最为发达和完善的航空经济国家。荷兰史基浦机场聚集了大批的物流、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促进了现代产业结构的转型。史基浦机场临空经济区堪称世界上最成功的空港产业园区。新加坡发达的民航业带动了其世界金融和旅游重地的全面提升；迪拜携其雄厚的石油美元加快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枢纽中心；阿联酋的航空经济以订购60架空客A380飞机为起点，实现快速发展航空经济的典型。
从城市经济学上讲，航空经济包括核心层、中间层和辐射层。航空经济的核心层主要是指客货航空运输、通用航空、机场建设与管理、空中交通管理、气象站、飞机维修、航空油料供应、航空销售等。航空经济的中间层是指包括飞机和高端设备制造、新材料新技术研发和应用、航空金融租赁、空港产业园、航空物流、航空旅游等等。而航空经济的辐射层是指包括河南省在内的周边城市与农村以及中部省份，该层次可以深入到中部地区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文化领域。在航空经济的整个产业链条中，民用航空业是主导产业。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建成，必将为中原文化产业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郑州航空港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契合点将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即将中原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精品使之走向世界各地，将中原文化企业特别是以中原传媒集团为核心的大型文化企业推向世界竞争的舞台，将中原文化产业链延长到郑州航空港通航的主要目的地。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文化资源丰富，但是要将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产品还需要文化人才、文化体制、文化设施、文化管理的全面升级。把文化产品行销到世界各地的是文化企业。因此，河南的文化企业，不仅要与世界一流文化企业竞争，还要在文化传播理念、文化产品研发、文化载体选择、文化产品营销策略等方面继续探索。对于文化产品而言，既有可运输的有形文化产品例如图书、绘画、雕塑、音响等制品，也有无形的不可运输的非物质文化，后者文化产品虽然不能运输，但是传播非物质文化的人才却是可以流动的。这样一来，文化产业链就能够依据文化产品自身的特性借助郑州航空港经济而走向世界各地。
二是实施“引进来”战略，即使中原大地成为吸纳世界文明的集聚地。西方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源，由于三次产业革命均在欧美发达国家产生并延伸，使得西方发展文化产业的物质载体也十分现代化。过去尽管我们也有文化交流，但是只是零星的、分散的、阶段性的，现在经过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经济实验区的建设，则可以实现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批量的、集中的、持续的交流，让中原大地真正成为兼容并蓄、刚柔并进、中西合璧的文化圣地。
文化经济融合范文3
协同发展合作
记者采访了解到，京津冀三地文化部门已签署文化领域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今后三地将依据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等原则，发挥三地在资源、市场、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共同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演艺、非遗保护、文化金融等领域加强具体项目的沟通与对接。
“京津冀三地各具文化优势和特色，文化的互通互融应当是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文化部部长助理、文化产业司司长刘玉珠说，“此次签约意味着三地正式开启了文化融合发展之门，对于提升区域文化影响力将有重要帮助。”
从现实需求看，在推动跨区域文化交流方面，三地有意以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天津市合唱节、运河文化艺术节、河北民俗文化节等活动为依托，组织举办三地群众文化的展演展示、研讨交流等活动，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在三地河北梆子巡演活动成功举办的基础上，支持京剧、评剧、曲剧，以及曲艺等在京津冀三地开展巡演？？
近年，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产业保持较快发展速度。据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袁桐利介绍，仅上半年新区新增文化企业140多家，这些企业注册资金达7.70多亿元，其中不乏京冀企业来新区落户。
袁桐利认为，只有坚持开放的理念、开放的机制、开放的市场推进三地文化合作，打破区域限制，促进文化市场要素合理流动，才能加快培育统一开放的现代文化市场，推动京津冀区域文化一体化。
打造文化产业
据介绍，天津滨海新区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后发优势较为明显。通过不断优化产业配套环境，打造优势品牌效应，以该区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集群正在形成。
2014年十一黄金周里，由天津滨海新区青青树动漫科技有限公司和万达影业联合推出的3D国产原创动漫《魁拔3：战神崛起》，正式登陆各大院线与观众见面。导演王川告诉记者，作为国产动漫电影中的“大制作”，《魁拔3》共制作超过14万帧，由150人组成的专业团队历时18个月制作完成，总投资2500多万元。特别是经过前两部的铺垫，《魁拔3》的情节更加复杂，画面制作更为精良。不仅适合少年儿童观看，也符合成年人的观影特点。
青青树动漫科技有限公司是滨海新区旗下国家动漫园内的一家文化企业。据负责国家动漫园运营的中新天津生态城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廖蕊介绍，国家动漫园已建成的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孵化器和加速器，着眼于符合滨海新区产业特点的项目和文创企业，通过对“软件”“硬件”给予扶持，有效解决企业孵化、市场扩容、战略合作、投融资平台、扩展空间，以及后台的技术和设备支持等问题。
在滨海高新区，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发起组建的卡梅隆-佩斯中国总部落户于此。滨海高新区工作人员认为，目前滨海高新区重点发挥发达的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汇集了神界漫画、仁永动画等具有带动性、示范性和原创性的科技文化企业，成为滨海新区又一个文化产业聚集区。
滨海新区文广局相关负责人说，滨海新区以打造支柱产业为目标，着力发展原创动漫、移动游戏、3D影视、数字新媒体、文化旅游、文化艺术品交易6大新型产业，使文化在新区焕发生机与活力。
此外，滨海新区通过培育文创展交会、滨海国际微电影节等，打造文化产业全产业链条，为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集产品展示交易、人才汇集、金融对接于一体的大平台。依托“天河一号”，重点加强3D技术、超级渲染与捕捉、云计算数字等文化科技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使新区文创产业发展获得强大推动力。
打破资金瓶颈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发挥文化产业聚集优势，实现区域文化产业做大做强，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政府及业内人士建议，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加强文化产业人才的吸引与区域内的合理调配、流动，实现人才资源共通。文化产业的发展关键是人才，以及围绕在人才身边的核心文化资源。过去，文化资源从天津、河北流向北京的情形比较突出，人才的流失又容易使某一区域陷入文化难以传承和发展的循环中。这种现象亟待改变。
廖蕊说，如今国家动漫园已经与京津地区的多所高校实现零距离对接，与北电、中戏、传媒大学等专业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并作为这些专业院校的实习、实训基地。国家动漫园还与园区内一些精英企业合作，建立人才培训中心，实现了人才的培育与储备。
完善、稳定金融扶持政策，保障文化产业在起步阶段的健康发展。企业规模小、资金量小、融资能力差是中小型文创类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民生银行文化产业金融事业部总裁万晓芳认为，文创企业的特点是轻资产，传统金融服务模式是重资产、重抵押，难以对接。需要更好地认知文化产业行业规律和企业运行模式，将金融融入企业的发展节奏，从而对文创企业的成长和文创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三地联动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产权交易平台。文化创意企业特别是以原创为主的文化创意企业，在做新的产品项目开发时，资金的需求旺盛，却没有不动产及其他可以做抵押的资产，手里最多的就是版权这种无形资产，这是文化创意企业进行贷款融资时普遍遇到的问题。专家认为，产权交易将成为我国文化创意发展通过市场化交流交换融合的重要机制。
目前，京津冀三地都拥有不同规模和形式的产权交易平台，对各地产权交易的发展、文化企业的壮大起到了积极作用。
相关链接：
京津冀文化融合的部分举措
――京津冀三地积极推动建立文化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开展专题调研，系统研究三地文化协同发展整体规划。
文化经济融合范文4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F291.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6-0043-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域空间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展,越来越多的城郊村庄完成了非农化转变。这些村庄在城市发展的带动与影响下,在产业结构、建设景观等多方面逐渐与传统农村相区别。但因土地、户籍等城乡二元体制因素影响,它们又没有真正纳入城市的统一规划建设与管理,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社区管理等方面仍然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管理体制,形成了“城中村”这一独特地域现象,它的出现及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笔者以分析城中村产生机制作为切入点,从“文化融合”角度探讨“城中村”的改造及其城乡关系协调发展问题,推动“城中村”走物质、社会、文化综合改造的内涵式城市化道路。
一、城中村的亚文化特性
作为农村―城市的不完全转型产物,“城中村”居民形成了独特的群体心理、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了与城市主流文化不同的亚文化,并与城市主流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和冲突,从文化的来源和类型看,主要表现为传统农村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冲突。
(一)心理认同差异
从心理认同角度看,城市居民的关系以业缘和契缘为主,感情居次要地位。人们在行为选择上明显倾向于理性地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其心理体现了理性化和现代化的融合,它使得城市人更重视知识的积累,更注重效率和效益,更愿意广泛地参与社会事务,更愿意接受新鲜事物,互相之间更讲究平等和规范等等。而在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的城中村,村民世代居住在同一地方,在处理人际关系及日常事务时,感情占主要地位,但又不同于传统的农村,虽然基本脱离了农业关系,但却没有被城市完全接纳,成为城市中的边缘性群体,形成了独特的边缘性心理。在实际调研过程中,许多城中村村民言语中流露出羡慕城里人、与城里人有所区别的一面,这表明尽管城中村已被纳人城市范围,甚至一些已处于市区中心地段,但在心理上城中村村民还习惯把自己看做农村人,与城里人区别对待。
(二)价值观念差异
在价值观念上,城市居民不墨守成规,思想开放,十分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实现自身再发展等。愿意在不断的工作当中寻找进步,追求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满足。城中村居民的价值观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土地的极大依赖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浓厚乡土情结。由于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使得城中村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形成了城中村居民求稳怕乱、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人格特质,对物质利益和眼前利益较为偏重,价值取向具有群体性特征,据作者在济南城中村的调研发现,许多村民一天的主要活动就是打理房子、收取租金、挨家串门。面对外面的世界,村民更愿意于以集体行动来共同抵御外部的干扰与风险压力。
(三)生活方式差异
在生活方式上,城市与城中村截然不同。城市中庞大的科层组织、工作机构、社会设置、制度规范等,对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人们产生了无所不在的影响,这一影响要求他们适应城市里的一切,要求他们同城市里快节奏的工作方式相适应。因此,城市居民追求生活方式上的独立、舒适,在消费观念上比较超前,接受新鲜事物的速度非常快。在城中村,村民生活联系主要局限于血缘和地缘范畴内,社会交往面较窄,比较注重传统,生活方式较为单调和保守,其生活习惯自由散漫,不习惯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完全适应城市生活还需要一个过程。
二、城中村亚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城中村的亚文化特性使其难以较快融入城市文明,成为城市管理的“真空”地带,一直处于混乱状态,严重破坏城市形象,危害城市公共安全,已成为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笔者对济南市中心城区二环路以内城中村进行了实际调研,以其为例具体表述。济南市中心城区二环路范围内共有城中村77个,涉及常住人口户数约6.5万户;占地总面积约6.5万亩(43.3平方公里),建筑面积约1 670万平方米。
(一)违法建设现象普遍
以旧村改造名义进行违法房地产开发建设现象普遍,据调查统计,中心城区二环路以内56个城中村80个项目属违法旧村改造,建筑面积达220万平方米,占全市违法项目的48%,建筑面积的22%。二环路以内地段位置优越的城中村在靠近道路两侧违法建设各类市场、展厅、厂房、库房等面积超过上百万平方米。居民违法加建成风,济南市中心城区二环路以内城中村居民违法加建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有的村居户户加建,几乎每幢房屋都在三层以上,还有不少房子甚至加盖至六、七层,还有的在楼旁、路边、河道、桥下搭盖简易房。
(二)人居环境质量差
城中村供水、供电、供气、供暖、排水、道路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辖区内教育、文体和幼儿园、敬老院以及公共绿地、居民活动场所等服务设施严重匮乏,直接影响了辖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短缺,公共厕所和垃圾收集设施严重不足,生活垃圾和污水得不到有效处理,不少街巷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蚊蝇滋生,夏季臭气熏天,冬季路面结冰,脏乱差现象十分突出,成为城市最大的卫生死角,群众生活环境质量很差。
(三)公共安全隐患大
中心城区二环路以内城中村的房屋结构和装修大多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有的出租房屋楼上住人楼下是简陋的生产车间,有的出租房屋被用作存放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库房,发生火灾或爆炸的隐患很大。城中村道路狭窄,许多房屋之间只有一、二米宽的通道,多数街巷进不去消防车和救护车,且没有消防设施,一旦发生火灾等灾害,无法进行有效救援。城中村的许多房屋是在一层平房的地基上,随意加盖成三、四层高的楼房;有的楼梯未加护栏,十分危险;有的在二层以上向外探出十几平方米的面积,整个楼体头重脚轻,一旦地基沉降或发生地震,后果将不堪设想。
(四)社会治安问题突出
城中村价格低廉的出租房屋吸引了大量低收入或无固定收入的外来人员居住。据济南市内五区调查统计,目前,租住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数量是城中村常住人口总数的2倍,占全市二环路以内外来暂住人口总数的70%以上。这些人员成分极为复杂,加之城中村社会管理薄弱,极易藏污纳垢,成为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滋生地和治安事件的高发区。近年来,外来人员违法犯罪占全市违法犯罪总数的50%以上,成为社会治安的最大疾患。
三、城中村亚文化的形成根源
从形成根源来看,城中村是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经济制度和管理制度城乡二元化的产物,其造成了传统村落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碰撞冲突,由此形成城中村与城市其他地域的强烈落差,成为城市高异质性区域。
(一)城乡二元体制是造成城中村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从制度建设讲,土地集体所有制、宅基地政策是形成城中村的重要制度条件,土地集体所有和宅基地政策,把村民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基于土地的利益共同体,难以分化;另一方面,从社会发展讲,农村宗族和地缘观念很强,安土重迁,这种居住观念构成了城中村存续的社会心理条件;同时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增值,外来人口急增,使得私房出租成为一个利益丰厚的产业,这是城中村得以发展的社会条件。从济南市来看,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心城区二环路以内的许多农村已改为城市社区,然而其居民社保、医疗、就业、教育等方面还没有完全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公共服务的待遇,社区基础设施没有纳入城市统一规划建设,街巷环卫保洁大多仍由社区自己承担,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延续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别。这些置身于城区中的居民,绝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专业技能差,难以找到新的就业门路,在原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用后,只能把眼光转向建房出租,变种地为“种房”,把租房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
(二)经济利益驱动是维持其存在的关键原因
由于城中村特殊的区位优势,其土地不断升值,房租价格不断上涨,许多单位、集体和个人在利益驱动下,大肆违法建房。济南市中心城区二环路以内的许多城中村居民,在自家原有房屋基础上,盖起了三层以上的楼房,建筑面积一般都在300―500平方米,最多的超过1 000平方米,每户平均年房租收入多达万元,最多的可达十几万元,成为新生的“食租群体”。另外,随着征地和拆迁补偿标准的不断提高,城中村出现了许多发“拆迁财”的专业户,这些人盖楼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获得拆迁补偿。据调查,目前济南市城中村自建房屋成本约为300元/平方米,而拆迁补偿一般在1 700元/平方米,高于建房成本的数倍以上。按照加建300平方米的房屋计算,拆迁补偿费可达50多万元,这种“盖起楼来等着拆”的现象,在城中村中比较普遍。
(三)管理失控是城中村产生问题的重要原因
一是在城中村土地权属和使用上,存在着国有和集体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许多已转为国有的土地,没有随之进行城市功能布局调整和安置新的产业项目,仍由村(居)集体管理使用,这些没有改变用途的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长期处于粗放管理的状态,导致非法出租、转让、倒卖,问题十分突出,农民住宅私自转让、出租土地使用权、不办理农地转让手续擅自改变用途等现象普遍。二是在城中村规划控制和管理上,由于相关法规政策不完善,始终没有形成有效的规划管理体制,致使规划编制滞后、控制不严的问题比较突出。三是在城中村社会管理和服务上,重点和难点是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城中村的外来人口数量大大高出常住人口,虽然许多村早已改为社区,但实质上还是原村委会的管理模式,只管理原村居民。外来人口管理涉及公安、工商、劳动、税务、民政、执法、计划生育等部门的管理职能,实际工作中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和配合,管理水平已远远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
四、基于文化融化的城中村改造路径
城中村不是单一的物质体系,而是以人为核心的物质体系、经济体系、文化体系的综合体。城中村村民虽然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转移,但其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仍然保留和具有浓厚的农村色彩。因此,城中村的改造不是简单的物质形态转变过程,而是物质、社会、文化多元转变过程的统一。只有将社会文化形态的改造与物质形态的改造相结合,从文化整合的思路中寻找突破口,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才能解决目前单纯物质形态城中村改造难以推进的问题,改变村民落后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意识,使其在社会文化、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根本转变,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最终实现城市化。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政府作为城市的管理者,首先要进一步认识到城中村问题的严重性和改造的复杂性,改变以往“重物质改造、轻文化改造”的片面认识和工作倾向,积极推进城中村物质、经济和文化的综合改造,把城中村综合改造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切实加强对城中村改造工作的领导。健全完善城中村综合改造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相关优惠政策,不与城中村居民争利益,把最大限度提高城中村居民福利作为城中村综合改造的根本出发点。针对城中村地理位置、客观环境、人口结构等各不相同的特点,坚持“典型引路,有序推进”的原则,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推进,通过抓好典型,总结经验,在完善政策的基础上逐步推开,确保成熟一个改造一个,改造一个成功一个。同时建立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规划、建设、安置、就业、培训、文物保护等各个环节的监督管理。
(二)积极发挥村民的参与作用
城中村改造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中村村民的认识态度和配合程度,因而了解民意、增强居民参与是实施改造的重要前提。过去城中村改造中出现的许多群体性矛盾,归根到底在于群众缺少足够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因此,政府在改造前要充分了解公众对改造的态度和要求,特别是城中村村民对本身利益的合理要求,对改造的意义和积极效应要加大宣传力度,对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要加强防范,坚持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履行民主决策程序,改造的整个过程必须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切实保障城中村村民的合法权利,使他们在城中村改造中真正受益。
(三)建设新型的社区文化
城中村改造不是对旧村的简单铲平和重建,而是要在改造过程中逐步提高村民的城市意识和文化素质。政府应充分注重物质形态改造过程中的城中村社区文化教育建设与现代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传播宣传,改变村民传统的居住模式,积极推进农村居住环境小区化,以健康向上的文化主题塑造住区的文化氛围,通过均衡配置教育文化资源,营造良好的文化养育环境,充实和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使之具有好的精神面貌,引导村民自尊、自立、自强,鼓励人们关爱他人、关心社会,重视城中村下一代的培育和成长,促进城中村的健康城市化。
(四)加快完善村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在城中村改造中,拿出一部分区位较好的土地作为村民生活保障用地和集体经济发展用地,并尽可能将留用地集中布置,以便发挥集聚效应,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益,保持城中村出租屋经济和集体物业的获利空间,增强集体经济实力,确保在城中村改造后村民每年有一定的房租收入。抓住城中村改造后产业调整的契机,关注村民由农村就业转为城市就业的心理需求,大力扶持第三产业和服务业,为村民提供更加广阔的就业机会和高质量的岗位,同时加强就业指导和就业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使他们能彻底改变对房租的依赖,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尽快将城中村村民的社会保障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接轨,实现同城同待遇。通过城中村改造,实现村民有养老金、就业工资、集体分红、房租四个方面的稳定收入,提高村民融入城市生活的积极性。
城中村是中国城乡二元化的产物,其造成了独特的传统村落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碰撞冲突,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城中村的城市化不是简单的物质形态转变过程,而是经济、社会、文化、景观等多元转变的综合过程。只有改变以往“重物质改造、轻文化改造”的片面倾向,通过政府引导、村民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村民生活和社会保障完善等路径,才能使城中村真正融入城市。
参考文献:
[1] 阎小培,魏立华,周锐波.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乡关系协调研究――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J].城市规划,2004,28(3):30-38.
[2] 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2,23(1):168-179.
[3] 章光日,顾朝林.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被动城市化问题研究[J].城市规划,2006,30(5):48-54.
[4] 马航.深圳城中村改造的城市社会学视野分析[J].城市规划,2007,31(1):26-32.
[5] 白涛,叶嘉国.珠江三角洲城中村问题探析[J].广东社会科学,2004,19(3):123-126.
文化经济融合范文5
关键词：城市滨河景观带绿地；景观设计；地域文化；阿克苏多浪河一期；龟兹神韵；军民文化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13）00-0000-00
引言
河流孕育人类文明，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条母亲河，水对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吸引力。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的发展变迁都伴随着某一江河湖海，像威尼斯、巴黎、伦敦、芝加哥、悉尼以及中国的上海、广州、武汉、杭州、兰州、青岛等，可以说河流水域孕育了城市和城市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阿克苏位于中国西部雄伟壮丽的天山主峰――托木尔峰南麓，浩瀚神奇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这里曾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被誉为“塞外江南”的西部明珠。“阿克苏”维吾尔语意为“白水”。
阿克苏在城市建设的进程中提出了东西双向多元并进的科学发展思路，同时定下了建设水韵之城、森林之城的总体目标，其中，多浪河城区沿线流域的整治和开发建设在城市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打造“水韵森林之城”的关键。
1 项目概况
多浪河一期龟兹神韵军民文化段景观工程是阿克苏市多浪河景观水系整治一期工程（2.4 km）的南段部分，北起水韵路，南至乌喀路，全长1.1 km，规划总占地面积253 326 m2（图1）。沿线地势平坦，有大片长势良好的河滩林地，除城市建设用地外，还有部分果园和弃置地、洼地和民房拆迁地。周边基础设施严重缺乏，三通一平很不完善，景观环境很差，不适宜市民居住生活。
2 规划策略
2.1 金色走廊
景观水系整治规划将阿克苏多浪河沿线设计成一条金色的走廊，通过规划建设滨河景观带，达到聚集人气的效果，将城市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2.2 城市文脉
城市文脉承载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有许多可在景观设计中加以利用的元素。多浪河的整治改造以地域文化特质的塑造作为主线，把城市的、民族的、历史的特色文化内涵结合现代景观元素沿线展开，着力打造一个具备可达性、实用性、生态性、参与性和公平性等特性的“以人为本”的滨水景观，使之成为城市继承文化、展望未来的新文化空间。其中，龟兹神韵主要通过一些维吾尔文化元素、古龟兹国佛教文化元素表现龟兹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神秘（图2），军民文化主要展现全国“双拥”模范城市阿克苏军民鱼水情深，军爱民、民拥军的优良传统和新疆兵团第一师屯垦戍边、保家卫国的伟大爱国精神。
2.3 绿色多浪
滨河景观带设计以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内容，多浪河景观带沿线规划预留宽为235～270 m的绿色空间，作为城市中心未来的绿色生态廊道（图5），为多浪新城的发展准备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3规划目标
滨河景观带将成为阿克苏市建设白水萦回、森林环抱的多浪新城的重要一笔。这里将发展成为阿克苏市新的“核心”区域，滨河景观带两侧区域也将成为该市最活跃和最令人瞩目的热土之一。城市的居民及外来游客都将被多浪新城富有活力的面貌、富有地域人文气息的建筑、富有南疆地域特征的滨河绿地景观等深深吸引。滨河景观带的建设将成为阿克苏城市发展的助推器和人们休闲、健身、娱乐、开展体育文化活动的理想场所与城市会客厅。
4景观设计
4.1 城市文脉
水景设计的三大元素是植物、驳岸和活动场地，在多浪河一期南段景观设计中，我们巧用植物穿插，围合水景和活动场所空间，营造步移景异的景观环境，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设计保留了部分具有南疆特色的杨树背景林和大树，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用绿线穿起人文设计，还原纯美自然的生态空间；处理好驳岸、步道、平台、小广场与水景的关系（图5、6），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4.2 龟兹神韵
多浪河一期南段景观工程主要包括龟兹神韵、军民文化两段滨河绿地。龟兹神韵主要反映古龟兹国佛教文化的特色和维吾尔文化。东岸从鸠摩罗什立像雕塑开始展现古西域三十六国之一――龟兹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和特色，通过浮雕景墙、文化柱和维吾尔建筑风格的园林小品，展现了龟兹盛世时期古人创造的文化艺术成就（图2）以及为龟兹文化作出贡献的古人，而这种文化源远流长，影响着后世。具有浓厚佛教色彩的镏金莲花亭和水中曲桥以青铜装饰的栏杆强化了人们对龟兹盛世时期佛教在西域大行其道这一文化现象的印象。西岸千年枣园内有一座体现阿克苏地域物产――红枣的雕塑，通过抽象与写实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表现了团结和凝聚力。西岸龟兹文化小广场主要通过一组龟兹乐舞的雕塑再现了龟兹盛世的繁荣景象，通过虚（地灯勾勒的舞步）实（花坛围合的舞步）交错的舞步脚印来突显当地人们幸福快乐的美好生活。
4.3 军民文化
军民文化主要表现阿克苏军民关系鱼水情深。在晶水路桥东头南北两侧各设计了一组文化水景，通过“收获喜悦”“爱的旋律”和“军民鱼水情”三幅充满喜庆的大红色透雕来表现当地人们的幸福生活和良好和谐的军民关系（图3）。军民文化段南端布置了一个三五九旅小广场，三组景墙、五个红叶小檗绿篱修剪的五角星和九棵常青大油松树构成了整个小广场的骨架，景墙的中间部分为大红色钢板烤漆镂空的历史文化墙，两端为灰色石材背景的青铜浮雕，这三组景墙再现了新疆兵团第一师的前身――三五九旅这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生于井冈山，长在南泥湾，屯垦在天山”三个重要历史片段（图4）。东岸自滨水休息空间至三五九旅小广场的滨水步行道上设计了几处花岗岩地景图案，上面摘录了2007年全国十大“爱国拥军模范”卡德尔的拥军日记，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在小广场南边的亲水平台的栏杆上面设置了代表阿克苏地域音乐文化的《阿克苏的馕》的彩色钢板五线谱（图6）。在导流渠与主河道交叉口设计了一座东端古筝造型、西端热瓦匍造型的弧形斜拉索漫水堰桥，跳动的音符、明快的节奏、缤纷的色彩和哗哗的水声（图7），预示着阿克苏人民未来的生活蒸蒸日上。
军民文化段河道东西两侧设计有分别适合成人和儿童的深浅水游泳区，两边各布置了一排警示灯柱加以分隔，两岸各设计了一处供人们休息的阳光沙滩，岸上还有为室外游泳服务的管理用房。细微之处体现了对人的关怀。
在导流渠与多浪河交汇处，设计了一个辉煌广场（历史长河）景观节点，布置了一些刻字的景石，记录阿克苏和第一师军垦历史的点点滴滴，展现了阿克苏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业绩的历史，希冀在新的起点再创辉煌，做出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同时，这个广场中还布置了对阿克苏历史发展有过重要影响的几位人物：龟兹王绛宾、音乐家白明达、东窝阔台汗王帖木尔、维吾尔学者阿布杜拉、阿克苏兵备道员罗长钴、民族英雄林则徐、西域都护班超的雕像。西岸中段是老年活动中心建筑、紧邻其北侧是一组老年门球场、健身休息设施和公共停车场，为老年人开展业余文化生活和日常健身休闲提供充足的室内外空间。
5 种植配置
5.1 植物的选择原则
植物的选择主要以适地适树为原则，通过乡土木本植物的运用，努力营造“三季有花、四季有绿”的优美景观。谨慎引入少量外来树种。同时，要以抗逆性强的树种为主，使树木的功能性和观赏性相结合；以落叶乔木为主，落叶乔木与常绿乔木相结合，乔灌花与耐践踏草本相结合；以速生树种为主，速生树种与慢生树种相结合。
5.2 植物配置
植物种植设计以功能为主，更好地服务于周边的园林建筑小品，并与河道环境相搭配。龟兹神韵区域的植物以乡土树种为主，种植适应阿克苏气候环境的当地木本植物，在军民文化段岸边适当种植一些色叶植物如碧桃Red autumnal leaves of the maple、山桃Prunus davidiana以及金丝垂柳Salix X aureo-pendula，形成桃红柳绿的水岸景观，在老年活动中心周围绿地上种植果树如苹果Malus domestica、核桃Juglans regia，以及具有沧桑感的大漠胡杨Populus euphratica等，以成熟的果实、美丽丰富的色彩表达收获的喜悦。总之，通过丰富的植被景观划分空间层次，营造空间意境，体现植物季相变化，达到“春季繁花似锦，夏季绿树成荫，秋季叶色多变，冬季银装素裹”四季景色各异的效果，满足不同空间的功能需求。
6 结语
阿克苏多浪河一期龟兹神韵军民文化段景观设计结合具体条件和现状特征，运用新颖的规划设计理念，打造具有显著地域文化特征的高品位城市滨河绿地公共空间，进一步强调滨河景观设计的整体性与统一性，满足城市市民休闲、娱乐、健身、交流、聚集等需求，勾勒出一幅幅反映阿克苏市人民幸福富足的城市文化图景。多浪河景观水系整治一期工程的设计施工历经四年，现已全部建成并向社会开放，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市民和外来游客的认可和好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今多浪河景观水系两侧的各类建设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图5），阿克苏市区西部一座美丽的聚集人气和财富的多浪新城已初具规模，实现了最初的规划设想。
参考文献：
[1]韩炳越，马浩然，牛铜刚.北川羌族自治县新县城永昌河景观带规划设计[J].中国园林2011（7）：1-6.
文化经济融合范文6
一、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小学语文教育的最终目标不是传授给学生各种知识技能，而是要从小激发并唤醒学生对于语文的学习兴趣，学生的兴趣一旦被激发，就能够由被动的学习转为主动学习，所以说，在小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老师需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并在这个过程中充分的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创设教学情境，将学生带入到预设的情境当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当前教学理念发生了变革，在课堂教学中引入了翻转课堂等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这就要求老师要从传统的教学思想束缚中走出来，借助技术优势实现教学工作的创新。翻转课堂指的就是老师要根据实际情况重新的调整课堂内外的时间，要将学习的主动权转移到学生身上，在这种模式下，课堂内的时间学生能够更加专注于主动学习知识，共同解决问题。老师可以通过播放视频的方式进行教学，学生也可以在课下通过网络和其他同学讨论，并查阅相关的资料。翻转课堂让学生更大程度的参与到学习当中去，让学习更加的灵活和主动，这一模式正是互联网催生的产物，也是信息技术和小学语文教学融合过程中最为有效的教学模式。
例如在讲解二年级下册《丑小鸭》一文的时候，老师就可以借助信息技术的优势，通过播放《丑小鸭》的视频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到从“丑小鸭”到“白天鹅”蜕变的过程，也能够让学生感受到丑小鸭因为丑而受到欺负、害怕、孤单的心情，并能够体会到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之后惊喜的心情。学生同样可以在课下借助信息技术搜集安徒生的其他童话故事，感受其写作的特点，并体会童话说明的道理，实现自主学习。
二、借助信息技术拓宽阅读面，促使学生自主阅读
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拓宽学生的阅读量，让学生从小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多读书才能够有更多的积累和感悟，借助信息技术，能够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阅读材料，为自主学习创造有利的条件。
（1）借助信息技术实现网络教学，有利于维持学生的阅读兴趣，网络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习惯以及学习方法创设激励学生主动参与的学习环境，同时，网络教学还能够提供丰富的阅读资源，图文并茂且有声有色的阅读材料更加符合小学生的阅读情况。例如在讲解《桂林山水》时，为了让学生感受到桂林山水的美，可以借助网络上有关桂林山水的图片和视频播放给学生，从感官上让学生体会桂林山水的情况。这样能够更好的维持学生的阅读兴趣，也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网络教学能够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自主阅读习惯。将信息技术和小学语文教学相融合，能够借助网络的优势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课堂上利用网络实现广泛阅读，学生可以自由的吸取知识，既提升了阅读能力，又能够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但是需要注意到是，一定要让学生明确哪些信息是可以借鉴的，而对于不良信息一定要严禁学生观看学习。
三、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融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在课堂上并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而是积极主动的获取知识。在获取知识的时候，学生可以借助自主探究、合作共赢的方式进行学习。
例如在进行二年级下册《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时，需要先引导学生进行探究，除课文中提到的辨别方向的方法之外，还知道哪些辨别方向的方法呢？于是学生就会怀着好奇求知的心情上网查询，通过网上阅读，他们能够知道通过年轮辨别方向，年轮疏的一面是南方，年轮密的一面是北方；还能够知道自然当中蚂蚁的洞穴一般朝向南方。
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培养了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获取知识的能力，并帮助学生养成的自主学习和主动探究的学习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