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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技论文范文1
1.1一般资料
该组患者72例，均为本院收治的耳鸣患者，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中耳鸣的诊断标准选择纳入，其中男41例，女31例，年龄15～75岁，平均（35.2±5.9）岁。脑力劳动者48例，体力劳动者24例。单耳35例，双耳37例，共计109耳。病程1个月～4年，其中与情绪有关或情绪因素诱发者10例，噪声因素14例，病理因素36例，药物中毒5例，突发性耳聋7例。其中36例采用西药常规治疗及微波疗法（对照组），36例采用穴位注射川穹嗪治疗（治疗组），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患耳、病程、致病因素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诊断方法
包括体格检查、病史采集、小脑脑桥角与内听道的影像学检查（影像学检查可了解内听道有无占位性病变）、前庭学和听力学检查。耳鸣声的响度和频率，可用响度平衡实验测定，或者用扫频听力计上的宽带、窄带、纯音或噪声进行测试。耳鸣病史应包括其性质、部位、程度和病程、既往用药史，以及与生活习惯、周围环境与饮食之间的关系等。
1.3治疗方法
①对照组：采用西药常规治疗。凡用来缓解突发性耳聋的药物均可试用于耳鸣的治疗。主要药物有：血管扩张剂（静脉滴注复方丹参或654-2，口服西比灵或敏使朗）、静脉滴注低分子右旋醣酐，精神安定、镇静剂、神经营养药（口服都可喜），地塞米松，静脉滴注后改口服至停药，静脉滴注VitC，静脉滴注或肌内注射维生素B1、B6、B12，钙离子拮抗剂，抗病毒剂（静脉滴注及口服阿昔洛韦）。治疗15d；②治疗组：采用穴位注射川穹嗪的方法，取穴天宗穴，用5ml注射器抽取药物川芎嗪80mg，常规消毒天宗穴局部皮肤后，进针点选于该穴或其敏感痛点，得气后，回抽无血，然后缓慢注入药液，起针后为防出血可用无菌棉球按压片刻。两侧穴位均注射，每侧穴位注40mg；注射后可外贴麝香壮骨膏以增强疗效，1次/d，5次为1个疗程，治疗3个疗程。两组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要注意调节患者的情绪。
1.4疗效评价
①痊愈：耳鸣症状消失，且3个月内未复发；②显效：耳呜明显减轻，夜静时可闻，基本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③有效：自觉耳呜症状减弱，耳鸣由持续性转为间歇性，能忍受，较少影响工作及睡眠；④无效：耳鸣几乎无减弱甚至加重。
1.5统计学方法
用SPSS11.0统计软件。记数资料以均值±标准差表示，组间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治疗组患者痊愈12例，显效10例，有效11例，总有效率为91.7%（33/36）显著高于对照组75.0%（27/36），P＜0.05。
医学科技论文范文2
青年医学科技人员的特性可通过他们承担的社会角色来体现：在工作中，相当数量的他们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在校求学时间长，工作经历相对简单，大部分工龄在5年左右，就青年人才成才的规律而言，此时的他们大部分还没有独挡一面地开展工作，工作成果积累不足，因此在课题立项、经费申请、各类奖项申报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在家庭中，他们即将或刚刚走进三十而立的人生阶段，承担着赡养父母、养育子女、供房供车的生活压力，还不时处于与同学、同行、同龄人收入水平的被动比较之中。此外，他们往往具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就业流动意愿比较强；有很强的工作自主性，喜欢有较大自由的工作环境；有强烈的自我价值实现愿望，希望通过有挑战性的工作获得单位和社会的认可。可以看出，青年医学科技人员身上集合着多种需求，其中心理方面的需求占据显著地位，因此对单位能否满足自我需求的心理期望较高。
二、心理契约的概念
组织行为学家Argyri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用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contract）来说明员工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即心理契约是员工和组织对于相互责任的期望，包括员工对相互责任的期望以及组织对于相互责任的期望。美国管理心理学家Schein在其《组织心理学》中将心理契约定义为“在任一组织中，每一成员与该组织的各种管理者之间及其他人之间，总是有一套非成文的期望在起作用”。因此，与正式有形的经济契约相比，心理契约更多是隐含的、非正式的、未公开说明的，但同样对组织成员的态度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良好的心理契约关系有利于共同愿景的凝聚，有利于发挥持久有效的激励作用。关于心理契约的维度，学者Shapiro和Kessler以因素分析法提出了三个维度：Ⅰ.交易责任：与相同行业员工有相同的报酬、相同的福利，报酬与责任挂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工资等与经济物质有关的组织责任；Ⅱ.培训责任：必要的工作培训，新知识、新技能培训和组织支持等与员工知识和能力增长有关的责任；Ⅲ.关系责任:长期工作保障和良好职业前景等与员工个人前途有关的责任。
三、青年医学科技人员心理契约的建立与维护
1.打好良好心理契约的建立基础
岗位设置、人员引进是青年医学科技人员与单位之间建立最初的心理契约的重要环节。在岗位设置时，应以科学、合理为原则，充分考虑单位战略发展与员工职业发展的紧密结合，明确科研和科技开发岗位的具体职责并适当放权，既有利于二者目标双赢又可以让青年医学科技人员拥有相对自主的工作环境，增强单位和岗位的吸引力。在人员引进时，应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原则，依据人员招聘的相关规定阳光、透明地进行，向参与应聘的优秀人员传递“以实力说话”的单位文化取向，让他们在公平竞争中一比高下，既有助于单位“好中选优”也能让员工增强自信和个人价值感。
2.重视良好心理契约的优化维护
作为一种期望和主观感受，心理契约会随着双方所处的环境和状态而不断变化，呈现动态性，因此单位应重视对心理契约的维护，多措并举优化双方心理契约关系。在绩效考核时，应坚持以考核促进步的初衷和目标设立考核体系，既展示有形的业绩、成果和效益，也展示无形的价值、效率，通过单位内的横向对比，让青年医学科技人员看到自己与优秀人才的差距，有助于调整下一阶段努力方向，也可避免“唯成果”式考核对他们工作积极性的挫伤。在分配薪酬时，应看到物质待遇已不再仅仅是满足衣食住行的低层次需求，而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声望的标尺之一，收入水平也逐渐成为个人成就感的构成之一，单位应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体现薪酬回报与工作付出的高相关性，让青年医学科技人员没有过多后顾之忧，同时也能获得适当的工作成就感。在职业规划时，应重视青年医学科技人员从校园走进工作面临的知识转化、更新的强烈需求，及早为他们做好职业生涯规划，通过组织业务交流、专题培训、选派深造进修等多样化的职业教育形式促进其知识更新，在增强员工竞争力的同时也有益于巩固员工对单位的忠诚度和归属感。
四、结语
医学科技论文范文3
医学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社会环境是复杂多变的，成果转化对政策和经济有很强的依赖性，风险投资体系的不完善会造成资金风险，市场接受与扩散度，会造成时间风险。
2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管理对策
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管理要按照风险管理的步骤，经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处理和风险监控的过程。风险识别是用判断和归类的方式对医学科技成果转化已知的和潜在的风险进行鉴别的过程，是风险管理的第一步；风险分析是对已识别出的风险，找出产生原因，确定与其它风险的关系，并分析风险发生概率及其影响程度，制定出相应的防范计划；风险处理是对已知风险的处理方法和技术，是对防范计划的执行过程，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风险监控是对风险的发展与变化情况进行全程监督，并根据需要进行应对策略的调整。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系统的过程，需要经过开发、应用、推广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具有风险，并且每个阶段的风险都会对后续阶段产生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可用风险管理方法对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各阶段进行技术风险管理、转化风险管理与市场风险管理。
2.1技术风险管理
2.1.1选择转化方案医学科技成果转化开发阶段十分重要，建立完善科技情报体系，收集情报信息，了解市场行情；强化中介服务体系，对科技成果的潜在市场价值做出客观的评价；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优转化方案，减少转化阶段的风险发生概率。
2.1.2技术风险控制新技术的可靠性与成熟度未经市场和生产过程的检验，其可行性和市场的潜在利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技术本身的风险可使下一阶段的风险增加。因此，要加强激励机制，有效引导科技人员创新潜力，提高技术水平。即时申请专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降低技术风险的发生概率。
2.2转化风险管理
2.2.1选择合作对象医学科技成果能物化的技术都是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周期长、风险大，需要巨额资金投入，研究机构自身力量不够，除政府支持的转化项目外，必须与企业进行多种方式的合作。合作对象选择不当，可带来科技成果流失，如人才流失带走成果、专利泄密与侵权以及利益分配纠纷等信用风险，选择最佳合作对象，可减少转化风险的发生概率。
2.2.2减少转化环节风险医学科技成果的转化环节复杂，需要加强建立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以及合理的运作机制，为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搭建一个平台。要求科技人员拥有企业家的精神是不太现实的，但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可培养一批能够适应学术与商业环境，能够在研究者与投资者之间掌握合理预期、具有法律知识、经济知识与风险管理能力的职业经理人。他们了解科学、发现与开发流程，由他们参与、运作与协调成果的转化过程，可大大降低转化阶段的风险概率。
2.3市场风险管理
2.3.1适应社会环境政治、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对市场的影响很大，亦可带来商机。选择进入市场的时机很重要，加强对市场的观察能力，掌握社会需求，获得需求者认同[2],可降低市场风险。
2.3.2适应市场环境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只有不断地、更快地更新技术,才能跟上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替代品、仿制品有随时出现的可能，尽快地占领市场，提高竞争力,才能延长技术寿命，规避时间风险，创造更大效益。所以，有学者认为，科技转化的速度决定其价值[3]。
3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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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课外教育活动激励机制医学生
丰富多彩的课外教育活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在延伸课堂教学、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引导学生适应社会、促进学生成才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新形势下有效凝聚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织方式之一。课外活动作为高校校园文化和隐性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有效手段，是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途径。然而，就大部分高校的课外活动来看由于某些原因，开展的活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分析成因，主要还是未建立起课外教育活动的激励机制。
一、医学生课外教育活动的内涵及作用
课堂教育是指在专业培养计划和教育计划的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学生开展学科知识学习、基本技能培训而进行的教学活动。主要让学生掌握陈述知识和思维的方法，强调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和连续性。而课外教育活动指在规定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之外，由大学生自愿选择参加的各种教育活动的总称。它将课内教育平台(包括基础理论和实践教学等)进行拓展和延伸，它不受教学计划限制，灵活、多样，学生可自愿选择参加，在内容的选择上是以学生的学习兴趣、文化生活、社会生活、跨学科的综合知识为基础，主要让学生掌握程序性知识，强调学科间的联系、知识综合运用及综合能力的培养，注重参与意识、个性的发展和能力的培养。
在学习型社会和倡导终身教育的背景下．当前大学生的学习已呈现学习目标全面化、学习内容丰富化、学习途径多元化、学习方式多样化、学习取向精神化即简称“六化”的趋向。然而．单靠传统的“教师—课堂—课本”的“千人一面”的既统一又单一的培养模式，已不能满足学生变化和膨胀的学习需要；另外，单靠传统的“学校一教室一教本”的学习场所设置也已不能满足学生多元化的学习需求。相较于其它专业而言。临床实践是医学专业的一大特点。实践能力的培养绝非朝夕之功，需长期积累方能逐渐形成。而课堂教学有限的容量、单一的模式已不能满足学生多元化的学习需求，课外教育活动的灵活性、丰富性能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例如宁养义工服务、暑期三下乡、未来学术之星等有益的课外活动皆能让医学生们早接触临床、早接触社会实践、早接触社会，对于提升医学生实践能力、动手能力，丰富社会经验，提高综合素质，促进其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医学生课外教育活动存在的问题
1、形式单一，有娱乐化倾向
大学生课外教育活动的类型应是丰富多样的。包括科技型、文体型、学习型、实践型等等。但近年来，高校在组织各类课外活动时，常常混淆活动类型或是不能很好地把控其间的实质性界限，造成管理模式单一，学生参与模式简单，活动设计单调。课外教育活动渐有娱乐化趋向，突出表现为以文体型活动为主，学习科技型活动为辅。诸如模特比赛、十大歌手赛等文娱活动已然成为了校园活动的主流。再加上参与者和组织者自身水平的不足．举办的活动不能体现时代性和创造性。
缺乏应有的特色，导致活动的层次和质量不高。长此以往，这些活动演变成一种低水平的重复，学生参与面狭窄，来来去去看到的只是几张熟面孔．课外活动演变为少部分活跃学生的乐园，还背负占用学生学习时间之名，而其最重要的延伸课堂教育的功能则未能体现。
2、缺乏教师的指导
教育的目的在于挖掘出教育对象的潜能．但目前仍有许多学生参加课外教育活动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心理和认知准备不足导致盲目选择活动。致使无法通过活动使人得到更一步的发展。这就需要教师对不同个性心理特征、不同认知发展水平的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正确指导工作，鼓励学生发扬个性进行自主的学习，当学生遇到问题时要给予及时帮助，使学生在课外教育活动中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此外。科研学习类的课外活动未取得实效，未能服务于教学的一大要因是缺乏专业教师的指导，原因有三方面。其一：教师对课外活动的认识出现偏差，他们普遍把课外活动等同于文娱活动，认为其与课堂教学无直接关系．而课外活动对专业学习也未能起到促进作用，甚至两者在时间上相互冲突：其二：在教学一线的教师承担了繁重的临床和教学任务，时间与精力有限，再加上学校未出台合理的教师参与课外活动的评价激励机制，无法调动教师的参与热情；其三：在教师们的固有观念里课外教育活动理应由学工团委等部门负责组织实施。但医学是专业性很强的一门科学，相较于专业课教师而言。学工、团委教师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在指导诸科技活动等学习型课外教育活动时难免力不从心。因此，笔者认为高校课外教育活动要取得实效应建设一支以专业教师、学工团委等思政教师、教务处教学管理者为主体的课外教育活动指导队伍。
3、管理制度仍待完善
高校的课外活动还存在着管理不完善的问题。活动开展有较大的随意性，活动前没有必要的管理制度或是制度落实不完善；在活动中又没有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和相应的评价激励措施。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评价及激励制度的不完善。对开展的活动没有科学的评价，导致活动良莠不齐，没有评价和总结就没有提高；师生参与课外活动积极与否、取得效果如何皆没有科学的反馈与评价，不利与调动师生参与的热情。要想真正提高师生参与课外活动的积极性。必须要使他们具有良好的参与动机，动机是激发个体朝着一定目标活动，并维持这种活动的一种内在的心理活动和内部动力。动机的形成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有一种内驱力、即推动个体为恢复机体内部平衡的内部心理状态；第二外界提供一定的对象即诱因使内部状态有一定的指向动机形成，心理分析告诉我们，通过奖励及评价进行适当的外部刺激能增强师生参与课外活动的自我提高内驱力，提高参与的兴趣和主动性。
三、医学生参与课外活动长效激励机制的建立
1、激励机制在医学生课外活动中的作用
如前所述。之所以课外活动在“育人工程”中的作用未能充分体现，关键是在针对激励大学生参与方面所包涵的诸如活动的开展环境、活动的领导者、活动绩效评价、参与活动的学生个体等方面缺乏相应的管理及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是指在组织系统中，激励主体系统运用多种激励手段并使之规范化和相对固定化，与激励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构、方式、关系及演变规律的总和。正确把握激励主客体的辨证关系，不断激发大学生的积极性和课外活动的创新性。建立和完善好相应的激励机制，不但可以大大提高课外活动开展的绩效，还对高校教育质量、人才培养、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2、建立大学生参与课外教育活动的激励机制
(1)管理制度的完善，提供专业化指导服务
近年来，高校课外活动可谓花样百出，类型繁多，但往往是热闹过后未能达到预设的目的，实效欠佳。因此应加强管理，要加强管理，制度必须先行，可在校团委下设立专门的课外活动管理处，成立大学生课外活动指导委员会．遵从党的领导，上对团委负责，下对大学生负责，直接针对大学生各种具体的课外活动提供专业化的指导和服务。大学生课外活动指导委员会的成立将规范课外教育活动的管理。它是学校开展。课外教育活动的评价与监督机构，主要负责开展教育观念讨论、修订管理制度、进行质量监控等，保证课外教育活动的正常运作与发展；它明确各课外教育活动的目的、要求及实施标准、评价方式等进行质量监控，指导学校教师及学生开展课外教育活动，同时加强学生课外教育的规定及各项教育活动项目实施细则，建立科学合理的课外教育管理制度，为经常性开展课外教育活动提供指导，通过不断成熟，不断完善的制度规范课外教育活动的管理，减少活动的随意性，让活动目标导向更明确。针对医学生课业负担较重的特点，课外活动应围绕专业学习走精品发展之路。通过合理科学的评价方式．严格把控不同类型课外活动的比例，把受学生欢迎、活动成效好的活动确立为品牌与特色，继续做大做强。
(2)师生参与课外活动评价机制的确立
建立科学的师生参与课外活动的评价体系。评价是一种认识与反映的过程，即依据一定的标准，主体对客体进行价值判断，评价有着导向、展示及激励功能，只有科学合理的评价才能激发师生参与的热情。就学生而言，应综合考虑其参与课外活动的积极程度、获奖情况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而教师方面则应综合考虑教师指导科技活动、组织学生申报课题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评价体系建立起来后应进一步确定评价机制，即确定由谁来评，如何评的问题。可成立课外学习成果鉴定委员会，由校领导和课外教育活动的实施部门负责人和专家组成，它是学校开展课外教育活动的评价与监督机构主要负责开展教育观念讨论、修订管理制度、进行质量监控等，明确培养目标和工作思路，改进活动，开展质量评价，同时对学生的课外教育成果进行终审鉴定。在评价方式上采用综合评价机制，即学生自我评价、社会评价、专家评价与学校评价相结合方式进行深入和全面的分析．评价的标准不以学生的课外教育活动结果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而是结合个体认知与能力等多方面对学生作出全面细致的分析。注重活动过程轻活动结果，从而减轻学生参加课外教育活动的压力．激发学习兴趣，使学生达到最佳动机水平。
医学科技论文范文5
关键词：科学技术异同比较概念厘清
Abstract:AlthoughScienceandTechnologyhavecloseconnectionandsimilarities,butafteralltheyaretwodifferentconcepts.Thispaperdiscussestheirdifferencesfromthepursuingaim，researchableobject，activity''''sdirection，processofquesting，concernedproblems，adoptivemethods，thoughtmodes，constitutiveelements，languageexpressions，finalresults，evaluativestandards，containsofvalues，normoffollowing，occupationalconstitution，socialinfluences，historicaloriginanddevelopment，developmentandprogress.
KeyWords:science,technology,comparisonof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clarifyvingconcepts.
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关系密切，之所以如此，除了二者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科学要借助技术更新设备、启示问题、激励灵感，技术要借助科学提高理论水准、扩展发明视野、开拓新奇领地——之外，也在于科学和技术确实有诸多相通或相近之处。正如考尔丁所说，科学和技术二者都处理物理世界，使用相同种类的物质世界的知识。二者在研究中使用经验方法，雇用在科学中受训练的人，使用类似的词汇表。技术因它所应用的知识依赖科学，有时也为科学进展提供未加工的材料，即新观察或其他的激励研究的东西。
考尔丁只是笼统论之。其实，条分缕析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各个要素，问题就更清楚了。例如，在建制方面，科学与技术都是高度创造性的行当，它们都给予那些能够以有意思的方法合成完全不会在其他人那里发生的思想的人们以一种奖励。在规范方面，科学和技术都具有非本地化和世界主义的特征。科学不是由于定义才是普适的，而是通过许多努力消解本地发现的与境的。技术不是自动地可用于其他境况的，它要求技术和境况两方面适应，以创造起作用的技术。这个消解与境过程的社会方面也是深入科学和技术之域消解与境，它在于在实践、流通和网络创造之间的交流。在结构方面，一切科学都有理论、观察、实验这三个部分，技术同样如此。因此，把技术和科学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科学和技术都进行观察和实验，提出理论，提出关于（通过实验）造成一定条件的方式的陈述。在基础研究问题上二者也有一定的重合。在方法方面，技术研究与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区别。其研究周期图式都是一样的：确定问题；用现行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解决问题；倘若尝试失败，就找出某些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假设以至整个假设-演绎系统；借助新概念系统寻求问题的解决；检验解决问题与结果；对假设或初始问题的表达方式做出必要的修正。在评价方面，
任何特定技术的发展是否值得的裁决必须永远是暂定的，对借助新证据重新评价是开放的。以这种方式，对于科学使用的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正如科学理论本身的真理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一样。
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哲学底蕴方面，科学和技术都体现了操纵或摆布的思想。西方科学是作为实验科学发展起来的，而为了进行实验，它必须发展精确和可靠的操纵能力，也就是说进行检验的技术，人们操纵摆弄是为了检验。技术也操纵自然界的对象，同时也引起新的人操纵人的过程，或者说社会实体操纵人类个人的过程。随着技术的发展发明了新的和十分微妙的操纵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对事物的操纵同时需要人类接受操纵技术的奴役。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相通或相近之处，不少人认为，科学和技术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或者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在二者之间是无法划界的。譬如，克罗斯和巴克坚持，在20世纪，科学和技术就形式而言似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不把二者蛮横地弄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下，不可能把科学和技术作为分离的实体与整体分开。雷斯蒂沃则一言以蔽之，纯粹科学的神话是近代科学作为礼拜堂的基石。近代科学的意识形态使我们之中的许多人相信，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可以划界，并因我们社会和环境的疾病而责备技术。
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边界起初不可能十分尖锐地显示出来的领域，正如在遗传工程和基因治疗的情况中那样”。诚然，“许多现代建制的探究形式把科学的知识进展的兴趣与特定技术的较大效率的目标融合在一起，一致在二者之间不存在建制上的划线。科学和技术在医学科学没有简单的可维持的区分，虽然在极端的对照中是清楚的。”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任何区分实际上都可能强烈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如规划的制定和资金的提供就涉及区分问题。科学和技术的区分还缺乏明晰的和毫不含糊的划界标准，在一种与境中是所谓“科学”和“科学的”东西，在另一种与境中往往被称为“技术”和“技术的”东西，反之亦然。然而，
不管怎样，从学理上讲，科学和技术毕竟不是一回事，二者的区别众多而明显。从实践上讲，把二者混同起来，也会在实际工作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我国科学政策和科研管理方面的诸多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混淆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和辖域。为此，我们必须尽可能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以便于澄清概念上的混乱和纠正管理上的不当。
邦格曾经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某些相似点和和相异点。陈昌曙教授也从十个方面揭示了科学与技术之间原则上的、本质性的不同：基本的性质和功能，解决问题的结构和组成，研究的过程和方法，相邻领域和相关知识，实现的目标和结果，衡量的标准，研究过程和劳动特点，人才的素质和成长，发展的进展和水平，社会价值、意义和影响。在我的心目中，科学和技术一直是两个有别的概念和范畴。在混乱日盛且大有蔓延之势的情况下，我接连写了数篇强调科学和技术有别的文章，力图予以匡正。当时我没有研读多少资料，主要是凭直观和经验发议论的。在这里，我准备把原来简略的框架和十分有限的文字予以扩充，比较详尽地厘清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差异。
（1）从追求目的上看，科学以致知求真为鹄的，其目标在于探索和认识自然；技术以应用厚生为归宿，其意图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科学着眼于理论知识的不断进展，技术追求生产目标的有效实现。尽管技术也涉及知识——应用零散的经验知识和系统的科学知识，也创造一些实用性知识——但是它把知识工具化。也就是说，科学把知识始终视为目的，而技术仅仅把知识当作手段。
尽管在某些现实的研究课题或项目中，致知求真和应用厚生这两个目的是相伴出现的，即便研究者只涉及一个方面；尽管每一个正确的科学理论都可能潜在地导致技术应用，而每一项技术研究项目也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进展；但是，这并不能掩盖科学和技术在目的上的鸿沟之分。考尔丁对此洞若观火：科学和技术的基本区分还是在于目的。科学的目的是获取知识，技术的目的是应用知识控制物质。技术人员的问题是分派给他的，希望他提供答案；而科学中某种研究自由是基本的。于是，科学的发展遵从它自己固有的需要，即对真理的追求；而技术的发展遵循公众的物质需要。桜井邦朋也一语中的：
科学和技术本来是有差别的东西，科学被认为是就隐藏在我们周围扩展的自然中所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奥秘中的真理，换言之，是就各种事实和在它们之间存在的法则研究的学问；与之相对，技术是立足于把科学的成果作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用的东西熟练使用的目的而加以研究、而组成的东西，是实用性极强的东西。
不用说，纯粹科学，如果它是实验性的，也控制和改造世界，但只是为了认识实在在很小的规模上这样做，而不是以此为目的。科学是为了认识而去变革，而技术却是为了变革而去认识。希尔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科学可以可以发明、改进和推广仪器工具，但是这不是它的首要关心。它的首要任务是认识，并通过认识扩大我们的知识。技术并不这么多地关心认识，它关心为最佳的利益而生产和使用。”
（2）从研究对象上看，科学以自在的自然实在为研究对象，不管这些对象是实体实在还是关系实在，不管它们是以物质形态存在还是以能量或信息形态存在，也不管它们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总而言之，它们是自在的自然的。当然，为了获取自在的自然实在的知识，实验科学家也在受控实验中对其进行某些干预，但是这种干预是小规模的、不成气候的。更重要的是，如此干预只是作为获取自然奥秘的手段，而决不是为干预而干预，决不是把干预自然作为目的。相反地，技术的对象则是现实的或拟想的人造物，也就是说，它要设计或制造出某个自然界中没有的人工东西来。当然，技术也针对自在的自然对象做研究和试验，例如研究和利用天然石头作为建筑材料，但是无论从研究的出发点讲，还是从试验的结局上讲，都聚焦于实用和使用，其结果，已经使自在的自然存在变成为人的非纯粹的自然存在了，如砌墙基的方形花岗岩石料、抛光和切割的大理石平板。
（3）从活动取向上看，科学活动是好奇取向的（curiosity-oriented），与社会与境和社会需要关系疏远；技术是任务取向的（mission-oriented），与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关系密切。科学本来就是在有闲暇的条件下，由人的好奇天性触发的。科学爱好的激起，科学问题的提出，研究冲动的萌生，在很大程度上无一不是由好奇心驱使的。一个没有好奇心和惊奇感的人，是不会成为天才的科学家的。科学的好奇既表现在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指南针的好奇）上，又表现在对科学理论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好奇，对空间和时间问题的好奇，对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关于运动相对性解释的不协调的好奇）上，这些都可能成为新发现的导火线或助产士。爱因斯坦说得好：
重要的是不停地追问。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个人当他看到永恒之谜、生命之谜、实在的奇妙的结构之谜时，他不能不从心理感到敬畏。如果人们能够每天设法理解这个秘密的一点点，那就足够了。永远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他还这样讲过：“如果要使科学服务于实用的目的，那么科学就会停滞不前。”
另外，技术像现代社会的许多建制一样，其取向往往是短视的，科学则不是如此、也不能如此。多尔比认为，短视的观点可能在技术的语境中被捍卫，但是却会使科学研究遭难。因为集中关于可预见的眼前利益，会使科学完全转向应用的和任务取向的科学，会减少产生未曾料到的新知识的能力，从而也会使未来技术的源泉枯竭。因为技术常常是为了满足眼前的需求而研制、应对市场当下的急需而生产的，所以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和做法。科学一般不会如此短视，因为科学与人的物质欲求和市场的急需没有多少联系。假若出现短视的科学，也只能欲速则不达，美国攻克癌症计划的失败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因为科学的发现是无法预见和计划的，只有在科学内部的各种条件具备和时机成熟之时（如旧有理论的完备，相关学科的发展，实验资料的积累，天才科学家的关注等）才有可能取得理论突破。正是由于取向的不同，科学研究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而技术的进展则要受到社会与境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
（4）从探索过程上看，科学发现的目标常常不甚明了，摸索性极强，偶然性很多，失败远多于成功。因此，科学家在探究过程中随时掉转方向、动辄改换门庭是常有的事。诚如俗语所说：你本来要进这一个房间，却步入另一个屋子。在这种情势下，你根本无法计划和组织科学研究；即使硬着头皮做出计划，也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你根本无法在实践中实施。大凡头脑机敏的科学家对这一点都心知肚明。一般来说，他们只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至多只有一个飘忽不定、若隐若现的靶子，但是他们却具有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本领——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之一。
相比之下，技术发明对准的靶子往往事先就很明确，可以做出比较详细、比较周密的组织和规划，然后或按图索骥，或有的放矢，偶然性较少，成功率较高。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和登月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就是技术项目计划周到、组织严密、完成出色的绝佳表演，而刚才提及的美国攻癌计划则是计划科学失败的典型例证。正如我先前所写的：学术科学或基础研究是不可计划和组织的！组织和计划的学术科学不利于科学发展！在这里，爱因斯坦的告诫值得我们认真汲取：“人们能够把已经做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做出发现。”他还说：
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识的领域，如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植物地理学中，一个组织对于科学工作来说只是一种蹩脚的工具。
（5）从关注问题上看，科学需要了解“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而技术面对的问题则是“做什么”（dowhat）和“如何做”（howdo）。邦格用一句话点明：技术的中心问题是设计而非发现。正因为如此，技术虽然以应用科学为基础，但是并非机械地追随应用科学。尽管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大量的、很好的甚至是很出色的科学工作，是在有着明确技术目的的研究过程中完成的，而且科学家自己在“科学”与“技术”职业之间来更而不改变自己实际从事的工作——然而“这些构成科学的问题是认识论意义上的问题，而技术研究的本质却是一件经济的和社会的工作。”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发现的原创性和技术发明的原创性是不同的。“这两者的原创性都受人欣赏，但是在科学中，原创性在于比别人更深入地看到事物的本质的能力，而在技术中，原创性则在于发明家把已知的事实转化为惊人的利益的创造力。”因此，技师的启发性热情是以他自己迥异的焦点为中心的。他遵循的不是自然秩序的前兆，而是能使事物以一种新的方式运作以便达到某一可接受的目的，并能便宜地得到利润的可能性的前兆。在向新的问题摸索着前进时，技术专家所考虑的必定是科学家所忽视的利益与危害的整个全景图。他必定对人的需求特别敏感，并有能力评估他们准备满足这些需求时所付出的代价。科学家的眼光则全神贯注在大自然的内部法则上。
（6）从采用方法上看，科学主要运用实验推理、归纳演绎诸方法，而技术多用调查设计、试验修正等方法。考尔丁承认，技术研究的方法与科学方法有类似之处，如在实验中控制可变因素，使用矫正的参数，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方法根本不同于科学方法。科学的实验指向理解研究中的系统，本质上与科学方法的其他部分即说明的假设形成关联。没有导致新理解的实验是失败，实验通常借助一些假设设计，以便证实它或否证它。另一方面，技术的实验除了部分利用科学已经赢得的知识外，仅利用试错法，它不导致对自然的任何新的理解。技术通常满足于列举的观察资料，以方便的形式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不追求理解观察资料之间的关系。技术以科学的理解为先决条件，但它通常不为理解做贡献。广泛而精确的定量资料表并不构成知识，尽管它们可以是科学家的未加工的材料。
（7）从思维方式上看，科学思维除了在科学发现的突破时刻以形象思维为主外，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以抽象思维和概念思维见长的，而技术思维是具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统治着技术设计和工业设计。由于科学理论具有非自然的特征，科学思维必须摆脱与常识相联系的自然思维强加的模式，以理性批判和概念分析开路。技术思维在早期是直接与常识和经验密切相关，尔后出现的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技术，还带有常识思维和自然思维的胎记和烙印，它直接沿着现成的科学知识下行，化形而上的抽象为形而下的具体，注重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分析。沃尔珀特径直指明，技术的许多方面是看和非词语的，这完全不同于科学思维。这并不是说，科学家不使他们建构的概念和机制形象化，不过对科学来说，说明是基本的，必须把图像翻译为语言和符号，尤其是数学。由于未受词语化的理论的牵累，技术设计者在他们的心智中把不同的要素会聚在新组合中。与科学相对照，从文艺复兴直到19世纪的技术知识刊载在图示占统治地位的书中——信息主要以绘图的形式刊载。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技术思维是由技术理性或曰主观理性、工具理性主导的，科学思维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科学理性或曰客观理性、纯粹理性。所谓客观理性，按照霍克海默等人的观点，是指客观结构是个体思想和行为的量尺，而非人和他的目标。在这里，关键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说，客观理性关心的是事物之“自在”而不是事物之“为我”，它要说明的是那些无条件的、绝对的规则而不是假设性的规则。所谓技术理性，关心的是手段和目标，追求效率和行动方案的正确，而很少关心目的是否合理的问题。它是围绕技术实践形成的一套基本的文化价值。它预设了笛卡儿式的主体-客体、精神-自然的二元对立，也预示了一种人对自然的新的体验方式：人作为主体，雄居于所有客体之上，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可以纵和统治的集合体。它包括这样一整套基本文化旨趣：人类征服自然，自然的定量化，有效性思维，社会组织生活的理性化，人类物质需求的先决性。
（8）从构成要素上看，科学的构成要素可以说是非物的——科学知识体系纯粹是非物的；研究过程虽然离不开实验设备的支撑和物资的消耗，但是这些物本身并不进入科学的结果即科学理论之中。尤其是，基础研究或学术科学对物的依赖是很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一支笔加几张纸足矣——难怪有人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称为“纸上的革命”。即便非要把科学与物扯在一起，科学也只是“抽象物”的科学或“物之共相”的科学。相反地，技术则是实实在在的物的技术，时时处处与具体物打交道，起码或多或少是离不开物的。尽管在学术层面，学人对技术构成要素的理解还有“技术非物”和“技术是物”的歧见，但是技术恐怕很难完全与物脱离干系。只是“对于不同的技术，物的因素所占的份额和所起的作用是有所区别的。或者说，在人工自然的创造或技术活动中，人们可以让物质实物扮演各种角色，如载体角色、对立体角色、匹配体角色和包容体角色（这当然是不确切的划分）。”
（9）从表达语言上看，科学语言也使用日常语言进行事实的描绘和实验的叙述，但是其中无论如何缺少不了科学概念或术语。在科学理论中，更偏重抽象的概念说明和的繁难的数学推演，这一点在科学的典型代表物理科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要严密、精确地陈述科学理论，非数学语言和数学公式莫属。相形之下，技术语言多是具体的、平实的描述，缺乏复杂的概念分析和数学演绎。在技术中也运用数学工具，但大都是具体的数值罗列和一般的数字计算，技术结果也不要求绝对精确，只要满足实用需要，在某一误差范围内得出具体的数值即可。尤其是，表达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科学语言的是可传达的、可交流的、可用文字和数学符号书写和记载的，科学共同体实际上是科学语言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使用相同的词汇表或词典。可是，在技术方面，情况就不同了：有些技术事项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或数学符号表达清楚的，因此得借助图示、模型、样品等来说明。更为歧异的是，不少属于技术的技艺、诀窍之类的东西根本无法用语言解释和传达，也无法从书本学到手，只能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边干边学，边观察边体味，才能逐渐达到心领神会、游刃有余的境界。此类知识就是波兰尼所谓的“私人知识”（personalknowledge）或不可言传的知识（tacitknowledge）——后者也可译为“意会知识”或“默会知识”——技术知识的某些分野就归属这样的知识。
（10）从最终结果上看，科学研究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关于自然的理论或知识体系，技术活动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程序或人工器物。科学成果是人类精神的非物质成就，而不是设计和生产的物质成品。史蒂文森断定，科学不是技术，它不在于器械的发明。科学的中心关注和最终结果是knowingwhat即真理的知识，与knowinghow即如何做的技术知识相对。当然，这两类知识是相互关联的，尤其是在现代。沃尔珀特断言，科学的最终产物是观念和信息，也许是在科学论文中；技术的最终产物是人工制品，比如说钟表和电机。与科学不同，技术的产物不是针对自然实在衡量的，而是借助于新奇性和特定的文化加于其上的价值衡量的。巴萨拉（Basalla）道同志合：“虽然科学和技术二者包含认知过程，但是它们的终极结果是不同的。创新的科学活动的最后产物最可能是写成的陈述、科学论文、公布的实验发现或新的理论见解。相对比，创新的技术活动的最后结果典型地是对人工制造的世界的添加物：石锤、钟表、电动机。”
（11）从评价标准上看，对科学的评价以是非正误为主，以优劣美丑为辅，真理和审美是其准绳；对技术的评价是利弊得失、好坏善恶，以功利和价值为尺度。沃尔珀特一言蔽之：“技术的成功与欲求和需要有关，而科学的成功依赖于与实在符合。”对此，多尔比论述说，就作为知识形式的科学和技术而言，二者之间的关键区分是，技术借助于实用标准“它奏效吗？”评价，而科学知识则借助于“它为真吗？”评价。他继而指出：
对技术和科学而言，成功的标准依然是不同的。在技术中，成功与起作用的产品、尤其是与在目前市场条件下在商业上的产品俱来。相对照，在科学中，成功的标准不是它起作用，而是它被接受为真。
（12）从价值蕴涵上看，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大体上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或者说其本身仅蕴涵为数不多的价值成分；而技术处处渗透价值，时时体现价值，与价值有不解之缘。莫尔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说，真正的科学知识在伦理的意义上是善的，而在技术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一项技术成就，必然使人又爱又恨（有矛盾心理）：它能够或善或恶，技术必然是双刃工具。尽管把已知的技术成就分类为善或恶从来也不是确定的，但是任何一项给定的技术总是在伦理上能够分为善或恶，这取决于人心中的目的，取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边界条件。邦格详细地陈述了他的观点：对科学家来说，所有具体对象都是同样值得研究的，而不涉及价值问题。技术专家却不是这样：他把实在分为原料、产品和其他部分（即一堆无用之物），他最珍视产品，其次是原料，最轻视其他部分。技术知识和技术活动的价值准则是与纯粹科学的价值中性相对立。技术专家凡事都要衡量其价值，而科学家只衡量自己的活动和成果的价值。科学家甚至以摆脱价值观念的方式去处理价值问题。虽然基础研究作为心理过程的评价，它也做出价值判断，但是这完全是内在的：它们涉及科学研究的要素，诸如资料、假设和方法，而不涉及科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工程技术专家不仅做出内在的价值判断，而且也做出外在的价值判断：他评价他能得手的每一事物。基础研究就其自身目的而言，是寻求新知识，是不涉及价值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当可以做某些有利于或不利于他人的幸福或生活的事情时，才涉及道德，工程技术专家恰恰在这里有份儿。他们应该遵守可以称之为技术命令（technologicalimperative）的东西：
你应该只设计或帮助完成不会危害公众幸福的工程，应该警告公众反对任何不能满足这种条件的工程。
（13）从遵循规范上看，科学遵循的规范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谓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scepticism）；技术的规范与此大相径庭，它以获取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为旨归，其特质是事前多保密，事后有专利。波兰尼看到这种天壤之别：“科学知识与技术操作原则之间的不同被专利法认识到了。专利法对发现和发明做了鲜明的区分。发现增加我们关于大自然的知识，而发明则建立一个服务于某一得到承认的利益的新的操作原则。”普赖斯也十分清楚：
存在着科学和技术之间最为重要和最有意思的一种对照。大家都明白，在科学上只要你第一个发表了，你就打败了其他人。通过发表来表明你对知识产权的私有要求。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你的发表越公开，你的产权要求就越安全地为你所独占。在技术上则是另一回事。当你做出发明时，你必须为其取得专利，你必须防止工业间谍的窃取，你必须看见它远在能够被竞争者复制或取代之前就被制造出来并销售出去。在技术上你得用通常的保护方法来确保你的私有权。
他进而揭橥，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从哲学意义上看，即使科学是对规律的一种概括和发明过程，自然却非常强烈地表现出似乎只有一个世界可以被发现，如果波义耳没有发现波义耳定律，那么必然会有其他人去发现。但是，技术中的大部分竞争比在科学中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技术是一种文明所获得的，而科学则让人感到更像是自然的规定而不是人的大脑所拥有的。
（14）从职业建制上看，科学和技术无疑是相互渗透的，并且经常看上去好戴着同一顶帽子或穿着同样的实验服装。但是将两者混淆起来的做法是把表面的东西——例如机构联合——当成了深层的东西。在科学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是以思想型、理论型、动脑能力见长的研究员和教授；而在技术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则是以实践型、经验型、动手能力见长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前者的建制实体是国家科学院、科学各学科研究所、科学学会、综合大学的科学研究机构等，后者则是国家工程院、工科院校的研究机构、工程学会、工业部门的研究所、工业实验室、高技术开发区的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的职业建制也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上。科学人才的培养主要在综合大学的理科院系和科学研究所进行，注重理论知识、概念辨析、数学基础、逻辑推理的训练；技术人才主要在工科院校、工业研究所和实验室培养，偏重专门技能知识、数值计算、实际操作的训练。尽管这两种角色可以转换，也有可能一身二任，但是转化总得有一个学习和适应过程，而且“双肩挑”的人毕竟是稀少的，即便兼而有之，此类人物也是有所侧重的。
（15）从社会影响上看，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而且各自作为子文化，都是文化进化的重要推动力，显示出很强的文化渗透性。但是，二者的社会影响无论如何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科学主要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的社会影响基本上是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尤其是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促使人更新观念、提升素质、完善人性，而它对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和生态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影响。技术则不然：技术往往是以器物的形态出现的，它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却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其他各个方面，其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具有两重性。反过来，由于科学自身的本性，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较小、约束力弱，但是对技术影响很大、约束力也强烈得多。
（16）从历史沿革上看，技术的历史是古老而漫长的，可以说从原始人打制第一块石器时就开始了，而科学的历史沿革是相当短暂的，至今不过三百余年的历程，即使把科学的萌芽时期计算在内，也仅仅有两千多年。与技术的历史相比，科学的历史短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此外，技术依赖于科学的时间，就更为短暂了。沃尔珀特对此印象深刻，他进而还洞察到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相互影响的不对等性，以及科学起源与技术起源在特点上的差异。他说，在确立科学的非自然本性（反常识的和反直觉的）时，必然要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做出区分。区分的证据主要来自历史。技术比科学要古老得多，它的大多数成就——从原始农业、陶器的烧制、金属的冶炼制造、大教堂的建筑乃至蒸汽机的发明——无论如何是独立于科学的，直至19世纪科学才对技术产生影响（合成染料和电气工业）。这些技术基于常识和经验的实践手艺，而实践取向无助于纯粹知识。技术的历史大都是无名的历史，这再次不同于科学。就观念和器械而言，历史上的科学严重地依赖可以得到的技术，技术对科学有深刻的影响，反过来，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一旦承认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科学在希腊的起源就呈现出特殊的意义。科学的特殊本性对科学仅仅一次出现负责。往往被认为是科学家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熟练的工程师，对科学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他们的哲学是神秘主义的。容许科学在西方得以发展的，也许是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定律的概念。史蒂文森也明确地意识到，与科学不同，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对一直存在的每一种人类文化是共同的。与技术不同，科学并不是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或在每一个文化传统中都存在。
（17）从发展进步上看，科学和技术都具有发展进步的性质，在这一点它们与文学、艺术、哲学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二者在发展进步的特点上判若黑白。列维特揭示，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科学与作为在社会、经济、历史中展开的技术的逻辑，是很不相同的，尽管这两个建制看起来并肩前进。关键的差别在于，科学——仍然是指对惟一的物理世界的探索——的确是逻辑的，无论是作为一个过程还是作为已经完成的提炼过的理论结构。科学的发展结构基本上是树枝状的，即新的知识分支不断从老的枝干上生长出来，尽管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体的。与之相比，技术展开的机制完全不同。那些在生长点和结点工作的人是混合的集群，很难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加以概括。关键人物可以是科学家或工程师，但也可能是行政领导、官僚、银行家、军官或政治家。技术的进步、后退、停滞或分叉看起来并不遵循任何可以概括的逻辑。沃尔珀特指出驱使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动力大相径庭：对技术来说，它是市场的需求或进展中的技术“造成”的需要。情况似乎是，发明活动是受发明的预期的价值支配的，在投入高峰时即是发明高峰——科学往往不是这样的。斯科利莫夫斯基（H.Skolimowski）认为，二者进步在目标上各行其是：与科学进步的目标在于接近真理相对应，技术进步的内在目标在于提高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在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表现为精确性、耐久性和低成本（或称效率性）。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尽管科学知识单元在进化过程可能出现复杂和多样的局面，但这只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它最终必将趋向简单性和惟一性。可是，技术物品的单元在进化中趋向复杂性和多样性，各种用途的锤子，各种大小和型号的扳手、螺丝，各种面料和花色品种的纺织品，各种配方和商标的牙膏、香皂等等。
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分离的，科学大规模地转化为技术的高峰时期也寥寥可数，可是在现代，科学趋于技术化和技术趋于科学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斯平纳提出认知-技术合成体（cognitive-technicalcomplex）和现实化的科学（realizedscience）的概念，拉图尔甚至和盘托出了“技科学”或“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生硬概念。这种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思想是后现代主义的主题思想之一，诚如福曼（P.Forman）所言，技术取向的科学（technologicallyorientedscience）以及科学取向的技术（scientificallyorientedtechnology）其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后现代性之结果。为了说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提出了诸多说明模型，例如“线性模型”、“舞伴模型”、“杂交模型”等。这些模型都有可取之处，也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线性模型似乎简单化了一些，把科学和技术复杂、多变的关系描绘得过于径直，而且易于引起技术神话。舞伴模型亦有把科学和技术互动过程简单化之嫌，同时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和技术不仅可以跳双人舞，而且有时也独舞。杂交模型把科学和技术视为一个新的综合体，这实际上已经使二者一体化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尽管这种一体化是部分的一体化而非整体的一体化。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比较周全的观点也许是：
科学和技术是有联系的，但并非一体化；科学和技术是有区别的，但并非决然对立；科学和技术有时是互动的，但互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互动的过程错综复杂，而不是线性的和一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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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格厘清了一种误解：“经常有人认为，技术与文化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是对技术过程尤其是对革新性技术过程的理论丰富性完全无知的表现。……事实上，技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组成部分，它与整个文化的其他各个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而且在现代文化中，只有技术和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与其他文化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具体地说，技术与系统的哲学的几个分支（逻辑、认识论、形而上学、价值论和伦理学）都有很强的相互作用。”参见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海森伯对此有具体的说明：从18世纪和19世纪初起，形成了一门以发展机械操作过程为基础的技术，这起初只是旧手工工艺的发展和扩充，其基本原理人人都能掌握。甚至在蒸汽机得到应用以后，技术的这一特性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但是，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电工技术，使得技术与旧手工工艺的联系已经不复存在，电力这种自然力的开发不是来自人们的直接经验，而是基于科学理论。参见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吴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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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31.
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9页。
普赖斯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学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科学，而技术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技术。技术专家用的科学大多数是他们在学校学习和大众知识中的科学，而科学家用的技术大多数是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那些技术。两者之间的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只出现在很少的时候，因而引人注目地形成历史山脉的高峰。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有一种从工匠技艺状态向新型科学仪器的有力转换，它使科学从古代状态突破而获得爆炸性的增长，并带来现代的实验传统，带来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抽气机和各种静电机械。在我们这一代，工业革命已经达到一个新水平，主要通过物理学——特别是爱迪生的电学——科学找到了它回报技术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并没有给技术许多帮助，但偶尔你会遇到像晶体管和青霉素这样完全相反的反常事件。同样必须注意的是，这里存在的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不是规律。高峰不是典型。不能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标准去判断科学家。不能以晶体管的特例去判断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承认科学和技术大体上是只有松散联系的系统，人们的动机目的甚至训练都非常不同，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这在理智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70~171页。
H.F.Spinner,TheSilentRevolutionofRationalityinContemporaryScienceandItsConsequencesforthe“ScientificEthos”.RevolutioninScience,U.S.A.:ScienceHistoryPublications,1988,pp.192~204.
医学科技论文范文6
1.1感染性疾病的存在和疾病谱的改变
从20世纪初，英国的细菌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并通过临床实验证明它是有效的杀死和抑制炭疽杆菌、白喉杆菌、葡萄杆菌等革兰氏阳性细菌的广谱抗生药物。随着医学医药科学的发展，各种抗生素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治疗感染病。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种抗生素在对革兰式阳性病菌治疗的临床应用取得了重要的主体作用。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初以革兰氏阴性病菌感染为主，感染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伴之而来的是真菌、厌氧菌感染率的上升。近几年来，新生的病菌和病毒又急速袭来，如SARS、禽流感、埃博拉、登革热等，更需要我们的医务人员以新的思维、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新的药物及疫苗迅速的根除它。
1.2感染病药物的合理使用和对新药临床应用方面的学习、应用
随着现代医药科学的发展，各种新型和升级换代的抗生素飞速上市。当然这对于感染科医生和患者应该是一件好的事情，但一些临近学科的患者，(比如感冒、呼吸科疾病等)为了实现自身疾病的快速好转，也在不同程度上使用抗生素甚至过量使用，从而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引起了国家医务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多次下发文件规范抗生素的使用。当然治疗的过程就是初步诊断、检验、用药、观察、进一步实施有效的治疗直至病愈。而对新型药品的使用更是要通过大量的临床使用，观察其治疗效果与有关该药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副作用与不良反应，从而使医务人员在使用药物上更加合理。尤其是对抗生素的使用，而这类药物的使用集中在感染科医生上。所以正确使用新型抗生素及同类药物是感染科医生要学习和领悟的重点。只有通过自身医疗水平的提高才能教育好新参加医疗工作的医务人员，并扩展到整个社会。这在当前也是备受社会和国家医疗管理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新的课题又摆在我们的面前，同时也说明了作为感染科医生接受教育和再教育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感染科医生在新的知识理念指导下，对新接触受外来感染患者确诊和治疗方案的实施，对被感染者病理认知和对感染源的认定。比如此次对肆虐非洲大陆的埃博拉疫情的治疗和控制，我国毅然决然地派出了医疗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和宝贵经验。从感染学上讲，这次医疗救援行动是使我国医护工作者对埃博拉这种新的病毒有了全面的了解，在治疗以及发病原因有了深刻的认识，对感染学上的研究以及药物的使用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于这些来之不易的知识也成为对感染科医生在临床理论研究上进行再学习和再教育的重要资料，也说明了从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接受再教育并在实践中反复应用这种理论的重要性。作为这方面的管理人员更有义务在组织专业人员业务交流会上、学习资料的准备和充实等工作上把工作做细做好。
1.3多学科交叉
感染性疾病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出现，它会呈现与多种疾病的交叉感染的综合性疾病。这为治疗的初期诊断带来了困难，所以感染学不能是单一面对和解决患者病痛的学科。感染科医生必须对大内科和其他内科疾病有一定的了解。在一定的情况下会同其他病科的医生共同解决患者的病痛。医疗知识的广泛性和全面性对感染科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继续学习与感染科相关的综合性医疗知识是非常必要的。20世纪90年代通过各方面科技人员的努力终于成功研究破解了基因－这个支持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的新学科，并将这一科研成果引入诊断技术，为最终确定病原微生物做了方法上的补充。这一技术上的研究成功使人类在生理学、病理学、遗传学等领域里迈出了一大步，其实用价值涉及众多领域。好多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迎刃而解，好多以前似是而非的问题得到了确定的答案。这说明深入研究的理论的存在意义。作为感染病的医护人员应及时的学会和应用这一成果来探索微生物感染更深层的意义，找出救治感染病更新更快捷的方法。所以更好地利用外来的科研成果为己所用，这种转换更需要刻苦学习和实践。然而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人员和物资的大量流动，自然和生态的负性改变，战争与自然灾害对人类生存环境危害的存在。还有极大一部分地区的人对环境卫生和传染病存在有着极大的认识误差。抗生素被广泛应用与污染致使耐药菌株的出现，为可能新的传染病暴发和快速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
2加强感染科医生的继续教育
2.1继续医学教育内容必须紧跟时代步伐
近几十年来世界在医学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上都取得了飞跃的发展。广大医务人员深感自己原有的知识已跟不上新形势的发展，非常有必要接受新的理念与临床技术。因欧洲黑死病的肆虐，使人类明白了传染病的严重性。随着显微镜的发明，人类清楚地看见并认识到了细菌———这个单细胞微小动物的存在，细菌为了自身的生存而产生的生存液体，这是直接导致人类生病或死亡的致命因素。而在客观条件充分允许的条件下它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它的载体动物和植物、空气、患病者的唾液)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传播。在人类消灭了众多传染病菌(如鼠疫、伤寒、天花)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条件的改变，新的传染病菌又先后出现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比如2003年的SARS、现在依然流行的禽流感、登革热以及新发现的埃博拉疫情。人类在承认客观事物是在不断地发展事实的面前，就必须以全新的理念去应对这一事实的出现，并从主观上去研究控制它。对传染科医生要广泛开展学习班，病理、临床研讨班更新他们的知识领域，提高他们对新知识理念的掌握和运用，使他们在临床实践中得到提高。
2.2重视学科交叉
现代科学不断地向高度细化、专业化发展，同时在某些领域又进行统一化和综合化发展使之系统化。医学界为了临床应用的需要首先细化了它的学科，即原来简单的内科细化成胸内、肾内、呼吸、肠道、消化等不同的专业科室，这只是让医务人员在某一领域的知识更加精细化、专一化，这是从纵向看。那么从横向来看其中各科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样的纵横联系就表明了从事医疗工作人员的知识既要有它的专一性，同时还要有综合掌握相关知识的能力。具体讲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在掌握了一项专长以外，在其他相关领域里尽可能地造就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尽快成长、提高，尽快的适应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具体一点即感染科医生要经常和大内科医生进行临床和基础理论的交流，掌握临床病原微生物知识，用以提高自己对感染病患者医疗水平的实力，从综合病情来处理患者病情。用药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发展选择合适的用药途径、合理的剂量及给药间隔疗程，这样才能提高对危重患者的救治能力和重症感染的综合诊治能力。
2.3加强医院感染队伍建设
将医院感染科纳入专业教育体系，加强专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学习内容除医院感染学、医院感染管理规范、消毒隔离与防护等基础知识外，还应加强对传染病防治法、应急条例、传染病学、灾害医学等知识的学习。加强对感染性专科疾病的重视，增加感染性疾病专科医务人员学习、进修和交流的机会，可以使科室学术团队的科研意识、创新意识、临床能力等诸方面均得到不断提高和加强，学术队伍建设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2.4开展多种形式的继续医学教育
为推广本学科的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积极申办各级各类继续医学教育项目，通过各级继教项目的举办，全面调动了感染科医生参加继续医学教育的积极性，增强了大家自觉参加继续医学教育的意识，提高了他们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促进教学水平、医疗水平和管理水平全面发展。广泛宣传感染病和医院感染预防知识，教育全体人员重视医疗活动中的隔离原则和无菌观念，了解各种传染病和感染致病菌的传播途径，做好针对性隔离措施。
2.5加强与国际间的交流合作
及时掌握全球传染病流行趋势，保持与WHO等国际组织的联系、交流和合作，建立全球性信息合作关系非常重要［2］。
3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