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民俗文化研究成果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民俗文化研究成果范文1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新晨
(四)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民俗文化研究成果范文2
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2处，国家级、省级、市级代表性传承人73人[1]。这些具有浓郁胶东民俗特色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于胶东大地，承载着先辈的情感，体现了具有胶东特色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烟台市民俗博物馆于2012年11月16日正式对外开放，民俗博物馆的建立正值全国上下弘扬地域民俗文化之时，为胶东文化的复兴与繁荣昌盛贡献了力量。烟台市民俗博物馆的馆址设在福建会馆内，福建会馆又称天后行宫，由福建船帮商贾集资而建，自1884年(清光绪十年)动工，至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建成，前后耗时二十二载，时称“鲁东第一工程”，是一座供奉海神娘娘（天后圣母）的具有典型的闽南风格的古建筑。福建会馆是一座雕刻艺术殿堂，雕刻的花、鸟、人物就有1000多幅，栩栩如生，堪称建筑艺术宝库中难得的精品。1958年，福建会馆被辟为烟台市博物馆，北门上方石匾馆名为郭沫若手书。1996年，福建会馆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烟台市民俗博物馆在此建立，福建会馆不仅仅作为传承妈祖文化之庙宇，也将作为一座民俗博物馆为向世人展开一扇展示胶东民俗之门。
二、民俗博物馆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对于传承与弘扬地方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民俗博物馆与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不同，民俗文物与传统博物馆中的器物也具有本质区别，因此民俗博物馆在传统意义上的展陈文物的同时，除其所具有的展示的功能外，也兼具保护和传承地方民俗文化的功用。
（一）民俗博物馆在展示与传承地方文化方面的功能
民俗文化与已经文字化、实体化的文化样式不同，它具有活态性，与人和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如高丙中所言：“文化是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是一定人群所共享的，同时，这一特指的文化具有成为共同体全体享有的倾向和可能性，恰恰是这种可能性使文化不像那些私有性的事物一样因为占有的人越多而使每个人的占有份额越少，相反，它会因为享有的人越多而越有价值，越受到尊崇。[2]”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对于展示和弘扬地方民俗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民俗文化逐渐进入普通百姓的视野，这些平时他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汇聚成传承传统的民俗文化，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作用力，影响更多的人，成为一种公共文化体系，这便是民俗博物馆在展示和传承民俗文化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烟台民俗博物馆的“烟台近代家居陈列”为例，其分别展示了封建官僚家庭、买办家庭、文人家庭和普通百姓家庭四个代表性家居陈设。使得观众可从中领略或奢华优雅或质朴纯粹的烟台民俗文化，体味不同阶层民俗生活的丰富内涵，从各个家庭的家居生活中窥见烟台开埠后多元文化并存之民俗风貌，从民俗文化中领略老烟台的公共文化生活，感受烟台作为中国北方最早开埠的城市，在历经近现代历史的浸染后所具有的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情景。
（二）民俗博物馆在宣传与保护地方文化方面的功能
民俗博物馆承载着地域社会内民俗文化的宣传与保护功能，民俗文化具有活态传承的特点，因此民俗博物馆中展示的民俗文化也具有其独有的特质，民俗博物馆力求将民俗文化的动态展现出来，通过丰富的展陈手法，将地域社会内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仰通过再现与还原的形式展示出来，将民俗文化的活态呈现在观众的面前。通过适合民俗文化的展陈方式，民俗博物馆在宣传和保护地方文化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老百姓们对于自己生活中的民俗事项司空见惯了，而将这些民俗还原于生活，通过展览的形式集中体现出来，能够起到唤起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和民风民俗的记忆，宣传和保护地方民俗文化的功能。以烟台民俗博物馆的妈祖文化陈列为例，该展览展示了北方区域中独具特色的妈祖文化，妈祖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形式，在沿海地区民众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财富，其承载着丰富的民众精神需求，该陈列推陈出新展出妈祖相关民俗文物十余件，并通过形象生动的展陈设计，将妈祖信仰这一民间信仰呈现给观众，从妈祖由来，湄洲神女的传说故事开始，将妈祖历朝历代受到叠奖褒封的情况以及有关妈祖的民间传说故事展现出来，通过电子翻书等高科技手段，打造了一个民俗文化视觉的盛宴。
三、民俗文化繁荣背景下的民俗博物馆发展创新
民俗文化研究成果范文3
贵州省铜仁第一小学 王国花
摘 要
民俗文化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人民生活在民俗当中，就像鱼类生活在水里一样”，儿童生活在具体的民俗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以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存在于儿童生活之中，是儿童的文化背景。构建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是儿童、社会与学前教育课程发展的必然诉求。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因民俗文化的独特性、学前教育课程的独特性而具有独特的内涵与内部特征。
关键词
学前教育 民俗文化 课程 儿童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自上而下”模式的学前教育课程改革。这种以儿童发展理论为指导的，以标准化为基础的，充斥着评价和价值无涉的改革受到普遍质疑，脱离了我国儿童文化背景的改革是不可取的。同时，学前教育课程文化品性的流失还表现在对西方和境外学前教育课程的照搬照抄中，这种背弃本土文化、远离儿童文化背景，致使学前教育课程无法承担提升和优化儿童生命质量的重任，也使得学前教育课程缺失了自身生长的土壤。美国著名学前教育专家斯波代克认为文化价值观是学前教育课程的一个重要来源；我国朱家雄教授认为社会文化是决定学前教育课程的重要依据；靳玉乐教授等人也指出课程文化应“一切从当地的文化根上去思考、去创造属于本地文化的课程理论才是其生成之道”。民俗文化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是传承了千万年的、最古老的活态文化，是人类文化之根源，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起着陶冶和发展人类自身的重要作用。“人民生活在民俗当中，就像鱼类生活在水里一样”。民俗文化是儿童的文化背景，儿童生活在具体的民俗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以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存在于儿童生活之中，儿童生活世界里丰富而广泛的一切人、事、物，以及联结这些人、事、物的连续和非连续的过程与情境，都蕴涵和承载着民俗文化。值此多元文化社会时代，构建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是儿童、社会与学前教育课程发展的必然诉求。同时，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因民俗文化、学前教育课程的特征而具有独特的内涵与内部本质特征。
一、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内涵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是根据学前儿童的需求，以儿童生活中的优秀民俗文化为主，兼顾其他民族或地区的优秀民俗文化，遵循儿童生活世界和健康成长的要求，在合理、适当地选择下，进行有机融合和组织的、有益的教育性经验。包括：第一，必须对民俗文化进行适当地选择，筛选掉无益的、有害的民俗文化。第二，有益的优秀民俗文化必须符合儿童发展需求，能促进儿童健康、幸福成长，优化和提升儿童生命质量。第三，在选择当地优秀民俗文化的前提下，还应考虑与其他民族或地区优秀民俗文化的整合，以培育儿童的多元文化能力。第四，必须遵循儿童生活世界的要求对民俗文化进行有机组织，回归儿童生活世界，与儿童生活世界相通和共容，促进儿童知识迁移的形成。第五，努力追求实现儿童生活世界与课程文化之间的融合。第六，追求民俗文化与儿童课程的共存、共生、共荣。
二、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内部本质特征
（一）生活性
生活是“专指建立在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人的特殊生命活动。这也是人之自我生成活动，人只有在生活中才可能生成。”生活是人特有的活动，生活造就了人，人创造了生活，因此，生活是人最根本的存在，是人存在的证明，是人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属。人的生活“是以人自己所选定的目的与价值为指向的活动。”只有生活才能实现人各种各样的目标、价值和意义，建构人自身。生活中的人是不断发展的、动态的、相互联系的实体，生活活动是人沉浸于世界之中的活动，人只有在生活活动中才能直面自己，懂得人存在的本质。生活是人自身不断生长、发展的动力，人是在生活中自我建构和自我生成的，人的改变与生活的改变是同一的，因此，要改变和发展人就要改变生活。历史以其确证无疑的事实证明，教育是改变生活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方式。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是一种生活性课程，具有普遍的生活性特征，其生活性主要表现在：1.课程目标为了生活。来源于生活世界里的民俗文化，具有最为显著的生活实用价值，建构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实现教育即生活、课程即生活、生活即过程与目的，在立足于儿童生活的基础上，优化与提升儿童生活、追求儿童生活幸福。2.课程资源来源于生活。民俗文化与生活紧密联系，具有生活属性，是文化与生活的复合体，其外在生活方式是意识内涵物化的表现，“人不可能过着他的生活而不表达他的生活。”从本质上来说，民俗文化就是生活的表达和生活本身，就是“生活与文化的双重复合体”，所以，以民俗文化建构学前教育课程，其课程资源来自生活，带有强烈的生活气息。3.课程实施成为生活。“我相信——儿童的社会生活是他的一切训练或生长的集中或相互联系的基础。”教育是一种生活并植根生活。儿童是从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经验中吸纳一切知识感觉，课程必然依此来安排周围世界，通过有选择的对感性世界及其经验进行组织，使课程成为优化了的生活，这样，才能使儿童真正领悟生活，完成儿童自身的生成、发展与不断完善。4.课程评价优化生活。课程评价既是生活本身，也是一个引导儿童获得发展的过程，课程评价过程中，教师和儿童通过彼此观念的碰撞，加深对生活和彼此的理解，既有利于教师针对性实施课程、引导儿童、优化生活，也有利于儿童认识、理解和感悟生活。
（二）传承性
民俗文化是传承了千万年的生活文化，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流转变迁，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可以说民俗文化是一种最古老的活态文化，是文化的活化石，传承性是民俗文化的又一重要本质特征。雅斯贝尔斯说：“历史是不可或缺的教育因素。它让我们熟悉自己的过去、熟悉民族和人类的生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人类的所作所为。”教育承担着对人类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课程必然也担负着对人类优秀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重任。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传承性表现在：
1.对民俗文化知识的传承。民俗文化中包含了大量丰富的知识，是人类生活中不断积累和优化的生活性知识、境遇性知识，生动的存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以民俗文化作为课程资源，是对民俗文化中优秀知识文化的继承。
2.对民众生活方式、行为、心理、精神、信念等的传承。实施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让儿童认同民俗文化，认同民众的生活方式、行为等，培育儿童的民族情感，养成儿童的民族精神。因为学前儿童处于各方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培养儿童文化根性必须从学前期抓起。
3.对各民族、各地区优秀教养经验的传承。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民众在长期对儿童的教养过程中总结出了大量的教养经验，虽然其中也存在很多不适合时展需要，甚至有悖时代精神和医学常理的，但还是有着大量优秀的教养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4.对课程研究优秀成果的传承。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也必然包括对课程研究成果的传承。
参考文献
[1] 朱家雄.与时俱进地面对幼儿园课程变革的现实问题——对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反思之十[J].幼儿教育,2007（12）:6.
[2] 朱家雄.从一位国际著名学前教育专家的反思说起——对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反思之一[J].幼儿教育,2007（1）:5.
[3]靳玉乐,罗生全.课程理论的文化自觉[J].教育研究,2008（6）:43.
[4]赵海燕.学前教育民俗文化研究基础[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75.
[5]赵海燕.学前教育民俗文化研究基础[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76.
[6] 7 鲁洁.道德教育的根本作为：引导生活的建构[J].教育研究,2010（6）:4.
[8] 陈勤建.中国民俗[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30-31.
[9]（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07.
[10] 叶涛,吴存浩著.民俗学导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80.
[11]（美）杜威著.赵祥麟,王承绪译.杜威教育名篇之我的教育信条[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5.
民俗文化研究成果范文4
关键词：文县；白马藏族；民俗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5-0133-03
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习惯，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民族中广大人民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所创造的享用并传承下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具有集体性、民族性、阶级性、普通性、历史性、地方性、传承性和扩布性等特征。甘肃省文县居住着一个有5800多人的古老民族――氐族后裔的白马人。其语言独特，肤色特别，居住形式与汉民不同，大部分专家学者称之为全国仅有的“中国白马人”。至今保留着独特的白马文化。
一、白马藏族文化源远流长
陇南是氐羌族发祥地和氐族活动的中心地带，史载：先秦时期，氐人就在此聚居，魏晋十六国时，杨氏以西和仇池山为中心建立了仇池古国，其后族人又相继建立了武都、武兴、阴平政权。由于中原统治者的压迫，氐羌人从陇南北部南移，之后定居在陇南南部和四川北部的深山中。目前白马藏族被称为氐族的后裔，氐羌文化也在陇南地域与汉民族文化融合，形成独特的白马文化。今文县天池乡洋汤寨村每个寨子后面的山都是神山。逢年过节时，各部落人们戴上自己标志性的面具，表演着独特歌舞，当地人称“十二相舞”。白马藏人能歌善舞，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四月十八日和十月十五日是重要的节日。在节日期间，他们跳传统舞蹈――跳“曹盖”。他们以铜号、鼓钹为伴乐，头戴木雕面具载歌载舞。通过舞蹈，旨在祈求平安、驱鬼避邪、祭祀神灵。他们拟兽舞蹈的特征说明：它是远古“百兽率舞”的遗存，同时代表白马藏族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思想。
二、白马藏族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1.白马藏族地区经济十分落后。白马藏人在饮食和生活方面都十分落后，他们几千年以来均以农业为主。《华阳国志》载：“土地险阻，有麻田，氐多羌戎之民。出名马、牛、羊、漆、蜜。有瞿堆百顷险势，氐常依之为叛。”鱼豢《魏略》载：氐人“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南史・夷貊传下》谓氐人“地植九……种桑麻，出绢布漆蜡椒等，山出铜铁”。敌人把蜜、椒等作为主食。可以看出其作为农业牲畜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落后。而今文县的白马藏人，还从事农业生产，种植小麦、洋芋、玉米、豌豆、荞子、燕麦等作物，又以火麻为重要的经济作物。白马人仍织麻布，“男女均喜著白色麻布衣裙”“小腿均围以麻布或毪子”。古老而朴素的白马藏人，至今仍然还保留着原始而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优秀而古老的文化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致使经济依然非常落后。
2.白马藏族文化仍“藏在深闺人未识”。据《魏略・西戎传》载：氐人“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尚青绛，俗能织布”，“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而今生活在文县铁楼乡境内的藏族同胞，俗称“白马藏族”、“白马人”，据历史学家考证系古氐族后裔。《汉书・地理志》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在这二郡中，特别是武都郡，自古即为氐族分布地区，今天白马藏人仍然保留着这种特色。然而，丰富而悠久的白马藏族文化尚不被人们所重视，仍然是“藏在深闺人未识”，这对白马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是一大损失。
3.5・12大地震灾后重建大发展。文县白马人原始而古朴的社会生活与优秀的民俗文化，在2008年5・12大地震灾后得到建设与发展。新建了很多“非遗”保护工程“白马面具舞池哥昼传习所”。文县共兴建6个“池哥昼”传习所。铁楼藏族乡白马山寨投资了230万元，建了一座面积700平方米大的中心传习所；其中草河坝、石门沟、寨科桥3个白马山寨，分别建起建筑面积300平方米的传习所。天池乡洋汤寨村，新建了一座占地面积近1公顷的白马面具舞“非遗”博物馆，总投资超过1000万元，主要功能有展厅、陈列厅、报告厅和演艺厅等。古朴典雅的建筑，多功能的设施，无不令中外游客赞赏。因此，灾后对文县白马藏族地区的大力建设是对白马文化的保护和有力的宣传，对白马民俗文化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4.丰富而悠久的白马民俗文化尚待开发。白马藏族民俗文化古老而优秀，白马藏人能歌善舞，最负盛名的是傩舞即白马面具舞――池哥昼，白马藏人能歌善舞，服饰独特，不论男女，头戴一顶盘形、圆顶、荷叶边由羊毛压模后制成的白色毡帽，在帽顶侧面插上一只或几只白色雄鸡的尾羽作饰物。其声调、舞姿均有突出的民族特色。其表演艺术独特，技巧多样，堪称是中华民族的一朵璀璨的奇葩。中国的白马人目前人口不足2万，主要集中分布在四川省的平武县、九寨沟县和甘肃的文县一带。白马人既不是藏族，也和藏族的生活、风俗大不相同。白马民俗文化优秀而独特，应大力开发，以便能够更好地为文县白马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三、对文县白马藏族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加强对白马藏族文化的科研工作。通过对白马藏族文化的学术研究，将其成果在第一时间里公之于众，会成为白马文化保护工作的信息资源和参考资料。通过白马文化论坛、文化节的形式，及时交流、总结和完善相关研究成果。处理好文化保护和地方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把文县白马文化的活态保护与地方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结合起来，做到既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又不损害白马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将对白马藏族文化的最新科研成果公之于众，让更多的人更好地认识并了解白马民俗文化，以便更好地开发和保护白马文化。
2.加大对文县白马藏族民俗文化的保护。白马藏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积淀过程中，形成了以白马面具舞“池哥昼”为主体的文化体系。其族群文化集中体现在语言、信仰、服饰、婚俗、故事、神话传说、舞蹈、手工技艺、习俗、游艺等方面。这些别具一格文化的族群，长期受到历史学、民族学和艺术学界的普遍关注。文县在2008年完成了全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近年来，文县向国家争取“池哥昼”保护工程项目9个，总投资达2500多万元，并对其进行整体性保护。构建立体式、全方位的保护架构，使白马文化得到切实保护。这不仅需要各届政府的关注，也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
3.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白马文化自身发展需要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社会各界关注“池哥昼”文化艺术所蕴藏的经济利益，需要关注其民俗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增加对“池哥昼”的挖掘和保护。随着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尊重当地人的文化选择，处理好民族文化变迁和外界干预的关系，在民族文化变迁过程中，更多地关注白马人的参与和选择，同时，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促进民族文化的变迁与地方经济社会变迁与发展
4.加大对白马藏族“非遗”的申报力度。文县争取国家投资800万元，在县城韩家坝新城区兴建了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的以白马面具舞池哥昼为主的“非遗”保护中心。此外，文县兴建了“非遗”资料档案数据库，精心收集全县入选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立了全县完整的“非遗”名录体系，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非遗”保护。2007年，白马藏族“池哥昼”被国家列入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县“白马面具舞池哥昼传习所”、“非遗”民俗博物馆、“非遗”保护中心、“非遗”数据库等，为进一步加强“非遗”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文县白马民俗文化表演团参加了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甘肃天水市伏羲文化旅游艺术节、甘肃漳县国际攀岩、永靖县全国傩文化艺术节和四川省平武县举办的首届中国白马艺术节活动。文县专门成立了“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出版《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文县白马人》和《文县白马藏族考》等书籍，拍摄影片《千年之舞――文县白马人》。截至目前，文县已经完成了民间故事、舞蹈、服饰、歌曲、烤街火长节等5个项目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书》。这对于文县白马藏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古老而优秀的白马藏族文化仍“藏在深闺人未识”，这对于白马藏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大损失。通过分析，指明了一条发展文县白马藏族民俗文化产业的道路，既开发又保护，不仅白马藏族得以发展，而且能够对该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陶立幡.民俗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2]文县白马人生活习俗[N].甘肃农民报，2010，（3）.
[3]甘肃文县白马藏族文化保护5年回眸[N].中国民族报，2013，（4）.
民俗文化研究成果范文5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学科创立之初，即与文艺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教育学等学科建立了密切联系。在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轫和奠基时期，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参与到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设中，周作人、江绍原、顾颉刚等人的研究成果，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多学科参与一方面拓展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现代民俗学者在研究中始终保持着跨学科意识，面对复杂的民众生活现象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不断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1927年11月，顾颉刚在其领导的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内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当时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除“语言”和“历史”外，还设有“考古”、“民俗”等科目。1928年，顾颉刚主编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简称《中大周刊》)，后来又出版了《民俗》周刊，这些早期活动体现了中国现代民俗学与语言学、历史学的天然联系。①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所撰写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亦成为民俗学与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而顾颉刚等人在北京妙峰山所做的实地调查，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更具开创意义。妙峰山调查使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民众的智慧和力量;同时也认识到对于民间习俗是不能简单地用“迷信”二字去评价的。此次调查亦使中国现代学者开始摆脱西方学界特别是英国人类学派的影响，更加主动接近民众的生活，了解民众的思想行为，进而为普及教育、改革社会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而努力。②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民俗学者搜集研究资料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田野作业的方法，也称实地调查法———兼及区域调查法和参与调查法;二是文献学的方法;三是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即专业操作的技术性方法。③在上述方法中，将历史文献、田野调查及民间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既不同于人类学者的田野作业，也不同于历史学者的文献研究，而是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出发，将不同资料进行参照对比，使之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综合性研究方法。对现代民俗学者来说，“将历史文献中的民俗记载、民俗文体文献和田野资料共同搜集，整体研究”，是对传统研究的挑战，也是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④对上述资料、方法的综合运用，体现了中国现代民俗学致力于文化整体研究的学科理念，也凸显了民俗学的学科特色。
中国现代民俗学在早期研究中，曾深刻地受到英国人类学派———如安德留•兰的神话学、哈特兰德的民间故事学等方面的影响，后来也受到过法国社会学派和日本民俗学的影响。对此，钟敬文曾称之为“描红格子”。⑤随着学术思想的成熟，中国民俗学者也在不断探索建立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理论构架、资料系统与研究方法。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本土的民族文化，这一点与西方人类学、民族学有很大不同。钟敬文在晚年著述中多次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学术，固然需要相互借鉴，但更重要的是“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要在坚持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的前提下，更好地借鉴外国有益的学术成果”。⑥借鉴外来理论并不意味着削弱本学科的独立性，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要坚持学术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这些观点至今仍有警示意义。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虽以本土的民俗民间文化为主，但其学术视野却是国际性的。二十世纪初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与激荡这一独特历史背景，使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创立之初即具有一种跨文化的视野。重视同国际学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传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民俗学会在杭州开展民俗学活动期间，就与国际学界加强了交往，除了邀请国外学者在中国的民间文艺刊物上，同来访的国外民俗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合作撰写研究专著外，“还经常在期刊杂志上报道国外民俗学的信息，为打破闭关自守的研究局面做出了努力”。①这一学术传统被传承至今。
从民俗发生、发展的历史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其中有很多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颇适于进行跨文化研究。钟敬文早期对中国、朝鲜和越南三个地区的同型民间传说《老獭稚传说之发生地》，以及晚年对中日民间流传的灰姑娘型故事和老鼠嫁女型故事的比较，都具有跨文化研究的特征。②而钟敬文对“狂欢化活动”的比较研究，亦具有跨文化对话色彩。③钟敬文将巴赫金的文学狂欢化思想运用于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解读中，他以民间社火和迎神赛会为例，阐述了其中一些比较主要的传统活动和民俗表演，“同世界性的狂欢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例如“两者都把社会现实里的一些事象颠倒了过来看，表现出了对某种固定的秩序、制度和规范的大胆冲击和反抗”。但与西方的狂欢现象相比，中国社会的狂欢化现象在文化内涵上“要相对复杂一些”。④对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整体文化观与跨文化对话性质，程正民从文化诗学角度进行了多角度探讨。他运用文艺学与民俗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文化语境中都存在着民间狂欢化思想。以此为出发点，程正民通过对巴赫金在文化诗学研究方面所阐释的“文化观”与钟敬文在现代民俗学研究中所阐述的文化观进行比较，发现二者都具有“多元、互动的整体文化观”。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对话关系“是巴赫金文化观最重要和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巴赫金与钟敬文整体文化观的共同点。⑤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不断扩大，西方汉学界相继出现了一些以中国民俗民间文化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成果，如德国学者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⑥英国学者杜德桥的《妙善传说》、⑦美国学者欧达伟的《中国民众思想史论》⑧和洪长泰博的《到民间去》①等。这些著述在资料系统、研究方法与观察视角上都与中国的学术传统有明显不同，通过对这些著作的译介及中外学者的合作研究，有助于加深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人类文化共性与个性的认识与理解，从而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在同海外学者进行跨文化对话的过程中，中国民俗学者也在从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和发现自我文化的价值，而这正体现了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的特征。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传统的形成，与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欲推进国民教育发展的理念有关。1918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先生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校长启示》，郑重支持北大教授创办《歌谣周刊》。这一行动与他作为一位现代教育家、重视平民教育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自那时起，对民俗民间文化教育功能的重视以及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强烈责任感，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者坚守的学术品格。“民俗学兼有学术的和教育的功能”，钟敬文先生曾在不同历史时期投身于民俗民间文化的普及研究与民众教育工作。②直到晚年，他还在“大力推进各种层次的民俗学教育活动”。钟敬文始终认为“民俗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对象，它也是一种教育的事业”。在大学里开设民俗学课程，有助于学科建设，造就专业人才队伍;而对一般的社会成员，乃至中小学生进行民族民俗文化教育，则有助于增强爱国情感，提高国民的精神文明程度，使广大的国民不仅知道帝王将相和上层精英的历史，也知道人民的文化史，通过“普及这种民众文化知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服务”。③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民众对民俗知识的了解正在经历从瓦解到重构的历史巨变。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原本熟悉的环境，从乡村走向城市，或者在不同的城市间栖息、游走。
民俗文化研究成果范文6
关键词：民间歌谣；整理；综述
中图分类号：J642.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1-066-01
一、民谣概论
民谣：民谣是人民其中一个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而每个民族群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性格色彩，民谣既是表现一个民族的感情与习尚，因此各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所以各地民谣的风格亦有不同。看其能否反影它的出处和环境、文化特质，而不只是在乎其使用的乐器的多少、轻重（当然无可否认，乐器本身很多时候亦能反影民歌本身的文化背境）。今天，我们活在香港，民歌音乐的文化早已支配在西方篷裙之下，我们今天说的民谣，大多数也就是西方（美国）的民歌。
二、民谣的发展及研究内容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则不仅掀起过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热潮，而且一些大家、名家开始对民间歌谣进行探讨研究工作，如周作人、朱自清等，都曾有文章和专著研究民间歌谣。朱自清甚至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歌谣课程，当时甚至还发行《歌谣》周刊，民间歌谣在当时受到学者们空前的关注。研究民谣语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和历史。民谣研究应该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以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流传的民谣语为对象，旨在分析其语言特点及其修辞构造。八十年代后，古今民间歌谣一度淡出了学者们的视野。近些年来民间文学研究、民俗学研究虽然日益兴盛，但是这些学科特别强调田野调查，而忽视文献研究，此外近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漠视古代民间文学创作，文献上的古代民谣因此备受冷落。这使得古代民谣研究一直处于初级阶段，止步不前。
三、文献整理分类与分析
政治角度的分析是基于社会发展所出现的新的研究角度。从当代的政治角度看待历史的文化研究也是一项研究突破。如茹宁的《政治民谣――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是将政治民谣的流传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将政治民谣作为一种有利的工具将其应用。
民族文化对于时代的潜移默化影响，使上世纪末的民谣研究出现的新的视角又将人们的一部分视线从当代的时尚风潮中拉了回来，国家的重视使对于民谣的研究也有了很好的发展平台。此时的民谣研究已从繁荣阶段继续红红火火的发展着，尤其从广度上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尹明举、薛家太、蒲亨强、许钰、陈子艾等人将各民族深处的优秀的民谣进行搜集、整理，不断壮大着民谣的队伍。但此时的民谣研究在深度上并不尽如人意，只是一味地纪录、整理，却未从中得出新的文化结论和研究成果，过于表面化的研究，未能给绚烂的民谣文化研究添姿加彩。
从记述文献的角度来讲，新千年的到来，并没有给民谣的发展和研究带来新的突破点，这一阶段的民谣整理研究处于平静期，主要的研究方向依然局限于表面的收集与整理上，但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此时诞生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文献。如孙玉石的《郭沫若《〈民谣集〉序》的真实性及其价值》，何中孚编《〈民谣集〉序》中搜集了民国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初的浙西民谣，包含了多方面的社会与民俗的内容，反映了底层农民，特别是农村劳动妇女的心理与呼声，具有民谣史、民俗史和俗文学史的意义。杨文全、李治儒《试论当代中国民谣语的语言特点及修辞策略》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以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流传的民谣语为对象，并分析了其语言特点及其修辞构造。
从文化学角度来讲，张璐在《民谣意象与文学性》中纪录了笔者对于民谣《三只乌鸦》中意象的具体分析，揭示民谣中意象所蕴涵的文学性，帮助读者欣赏民谣的语言魅力，王俊周、王岁孝、高强在《西府民俗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中认为研究西府民俗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将有助于移风易俗，开发利用民俗文化资源等。
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张海欣在《浅论民谣在当代的发展》中试从时政谣、校园谣、手机谣三大方面对当代民谣的内容加以分类，分析其各自的特点，并从成因、传播、民谣自身的魅力三方面探索当代民谣的繁荣原因；刘晓贵的《从政治性民谣中透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中针对政治性民谣这一现象进行辩证分析，认为其在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的同时又能对政府作风起一种“良药苦口”的作用；控制不好会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控制得当则能够缓和转型期政府与民众的不顺畅关系，有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等。
对于当代的民谣新形式――校园民谣，近两年也有新的研究成果，如王小波的《校园民谣的没落》一文从校园民谣自身和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大环境两方面分析了校园民谣的没落。 王蔚在《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方法论》论述到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个人间接，认为音乐学术研究的学者应该积极主动地去介入流行音乐的研究，并在流行音乐研究的方法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另外，还针对一些认识上的问题重点阐明了民间音乐、民族音乐、民歌和民谣的关系并对校园民谣的发展到今天的衰败做了实践性的阐述。
结语
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今天，民谣的研究也将随之发展、壮大，在与时代交融和文化影响的双重性上，也将取得更高更、深入的发展。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民谣发挥了重要的传承作用，它为我们今天对于历史的研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对于民谣的研究也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就能在不同朝代的民谣中找到相应的对照，民族发展过程中人民经历了什么，我们依然在民族的民谣中找到它的印记。所以对于民谣的研究还要继续深入，在平稳中求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