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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道德教育方法范文1
关键词：朱熹；教育内容；影响
1 朱熹与教育实践
众所周知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一生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南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在教育学习上，他提倡读书，认为穷理之要，必在读书。毕生讲学活动不断。他曾长期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授徒讲学。绍熙二年他由崇安迁居建阳考亭，建“竹林精舍”，聚徒讲学；绍熙五年，并改名为“沧州精舍”，从政期间，他每到一地，也不忘设学育才，并亲自讲授圣贤修己治人之道这三个方面整顿县学。在知南康军时，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直接参与书院的组织管理，而且还亲自拟订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在知漳州时，仍“时诣学校训诱诸生”。他主持修复岳麓书院，亲自规制擘画，扩建校舍，增加学田，教诲诸生。这些教育实践促进了朱熹对教育的研究，在他《四书集注》的影响下，教育赋有更重要的意义。朱子理学的普及和发展，提高社会整体教育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这也在另一方面促使朱熹更好的研究教育，提倡教育的思想学子以之为书院之规，士夫以之为立身处事的教条，徽州商人"贾而好儒"，以"仁义礼智信"做为商业伦理。宋元明三代，徽州出了不少民族志士，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气节，也与朱熹的新安理学分不开。
2 理学与教育内容
朱子理学又称道学。理学的出现，承担了重建儒学价值体系的职能，通过对理论挑战和现实问题的创造性回应，古典儒学通过理学而得以复兴。可以说，宋明理学对汉代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新的反省，也对中国的教育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反省和指导。中国的教育在我们当今教育中仍然是针对于儒学为主的教育，所以朱子理学通过这种对文化的反省是致力于儒学的复兴。理学直接承继孔子到孟子的先秦儒家，同时理学思想体系也有选择性的吸收扬弃了道家、玄学、道教以及一些佛教的思想。所以朱子理学在对中国的教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阐释。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认为人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 “天命之性”它是天生就具有的所以浑厚至善，完美无缺；所谓“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就是指气质之性它是受“理”与“气”，两者杂然相存而成。“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可以发挥“气质之性”中所具有的“善性”，去蔽明善。他说《大学》中所说的“明明德”，就是这个意思。朱熹就是这样用理学的观点来论述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的根本任务。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 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两者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
8岁至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朱熹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他说：“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定，已自是圣贤坯璞了”。若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长大就会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再要弥补，就极为困难了，“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 因而，他认为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必须抓紧，抓好。朱熹指出，因为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很弱，所以他们学习的内容应该是“知之浅而行之小者”，力求浅近、具体。
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成之功”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在《小学辑说》中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其中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重视自学。在教师指导下重视学生的自W与研究，确是大学教育中一种重要的方法。其二，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
道德教育是理学教育的核心，也是朱熹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明天理、灭人欲”。要实现道德教育“明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就必须进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教育，这是朱熹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也是他道德教育思想的重要特点。朱熹关于道德
3 结语
总之，朱熹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于我国当代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
朱熹道德教育方法范文2
（一）朱熹家庭教育的基本主张
1.及早施教
朱熹认为早期教育是教育的最佳时期，这时期儿童心理纯净尚未受到外界熏染，如果给其以道德教育，就可“先入为主”，收到教育的最佳效果。朱熹将胎教作为早期教育的始端，他认为孕妇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腹中胎儿。他曾提出：“古圣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邪色，耳不听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庄，才过从矣”的胎教思想。在教师的选择上，也体现了“早”。朱熹认为，慎择幼儿教师应自慎择乳母开始。在他看来，乳母与婴儿接触的时间较长，对婴儿的影响也较大，“乳母之教，所系尤切”，为此朱熹提出了选择乳母的条件：“必选求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为子师”。这是对乳母的要求，实质上亦是朱熹期望儿童所应具备的品行。此外，当幼儿入小学之后“及早施教”的理念仍然不能放弃，这个时期，父母应教儿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以“孝悌”、“诚敬”等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来抵御“不合礼法”事情的侵袭。由此可见，朱熹教育思想中一直贯穿着“及早施教”的思想，希望子女在童蒙时期能够接受正确的教育，为以后成长奠定基础。
2.取便于童
朱熹批判当时家长不顾儿童心智发展规律，而一味地要求儿童死记硬背的错误教育方式。提出了“取便于童”的主张，为此他专门对古代经典添加注解，以方便儿童阅读，如《四书章句集注》《仪礼经传通解》等，这样便于儿童汲取书本的精华。此外，他认为除了让儿童诵读经书之外，还应该根据儿童身心的特点，适时的更新教育内容，开展一些新的教育训练，提升其子女的心智水平。比如在小学阶段，朱熹认为这一时期儿童“智识未开”，思考能力低下，所以主张儿童学习的内容应该是“知之浅而行之小者”，追求浅显、具体，以“教以事”为主，即“洒扫、应对、进退之事、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在大学阶段，重点是“教理”，即教以事物之所以然,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提高儿童修养水平。朱熹认为小学阶段是培养璞玉，而在大学阶段是给璞玉加修饰，使之更加光鲜亮泽。这两个阶段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处理好儿童在每个发展阶段的教育任务，做好衔接工作，才能使儿童获得更完整的教育。朱熹的取便于童，循序渐进的思想符合教育的某些规律，为我国古代蒙养教育增添了新的血液。
3.易子而教
朱熹十分关心子女教育的问题，无论是平时著书亦或交友，都不忘谈及子女教育问题。在其子女婴孩时期，他都是亲身进行教诲，教以读书识字，培养日常品行习惯。子女长成一些后，朱熹自觉能力有限，为了给他们提供优良的教育，他采用古时“易子而教”的教育主张，将自己的子女交给别人教诲。为了教育儿子朱塾，朱熹先后诚请林用中、蔡元定、名师吕祖谦等人进行教导，希望在老师们的学术熏陶和淳淳教诲下，使得朱塾养成良好的习惯，提高文学修养，有所作为。
（二）朱熹家庭教育的主要原则
1.以身作则
朱熹认为家长是儿童情感上最亲近的人，儿童自出生起他们接触最多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他们的的言语、举止、习惯、爱好等都会在儿童心中打下很深的烙印。因此朱熹就认为父母必须“以身作则”，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水平，为此他提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弟子及家众”。只有这样才能给儿童提供良好的教育，使之初尝教育的甜果。
2.立规训导
封建“礼教”是封建时代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体系，也是儒家教育的重要内容，朱熹对“礼教”十分重视，为了规范和约束儿童日常行为，使其有规可循。朱熹专门编著了《童蒙须知》，该书分衣服冠履、言语不趋、洒扫涓洁、读书楔子、杂细事宜等目。对儿童生活起居、学习、道德行为礼节等均作详细规定，例如，规定“凡着衣服，必先提整衿领，结两衽，纽带，不可令有阙落；凡脱衣服，必齐整摺叠箱匣中；凡盥面，必以巾遮护衣领，卷束两袖，勿令有所湿”，“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于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清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杂细事宜，皆当所知”等等。虽然要求比较琐屑，但是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3.严而有慈
在家庭教育中如何处理好慈爱与严格的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父母自然要对子女爱护，但是朱熹认为“父母爱其子,正也;爱之无穷而必欲其如何则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间,正当审决”。在朱熹看来，父母爱护子女天经地义，但是慈爱应有“度”，父母应担负起子女教育的问题，做到有爱有教。朱熹常教训子女：“起居坐立,务要端庄,不可倾倚,恐至于昏怠。出入步趋,务要凝重,不可剽轻,以害德性。以谦逊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须谨饬,无故不须出入,少说闲话,恐废光阴,勿观杂书,分精力,早晚频自点校所习之业。每旬休日,将一旬内书温习数过,勿令心少有放佚,则自然渐近道理,讲习易明矣。”虽然他的有些做法，现在看来有些不合理，但是他的初衷是不可臵疑的。
二、朱熹家庭教育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一）重视开发早期教育的价值
加强基础道德教育孩子成长离不开家庭教育，但现在家长过于重视智力开发和文化教育，却忽视品德教育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朱熹非常重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一时期儿童是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和个性开始形成的重要时期，如果能顺应儿童的发展习性和发展要求，顺势利导，将为幼儿一生的道德行为打下良好的基础。幼儿美好的心灵、优良品质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它要靠从小对孩子进行有明确目标要求的行为规范教育来实现。比如，从小要求孩子爱清洁讲卫生、说话文明、不打架骂人、尊敬长辈、友爱同学、帮助他人、自己的事自己做等等。这些内容注重道德行为操作的训练，要求从小事、从身边事做起，符合儿童认识发展与道德形成的规律，易于被儿童掌握，而且也有助于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习惯，将为今后的生活学习打好良好的基础。
（二）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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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宋代蒙学 道德教育 发展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亦称“蒙学教育”，是指当儿童智慧开蒙之际及时施以正当的教育，或者说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问。蒙学教育以“明人伦”为目的，以孝悌为主要内容，始终肩负着承载和传播伦理道德的使命，伦理道德教育也就成为传统蒙学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到了宋代，蒙学的伦理道德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宋代，由于儒学复兴，特别是理学兴起和发展，在伦理道德教育实施上，注重把伦理教育实施于“童蒙”开始，在“洒扫应对”等细微之处用功，养正气道义于幼蒙时期，以便打下良好的伦理道德根基。宋代的蒙学伦理道德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蒙学伦理道德教育专门教材增多
宋代蒙学伦理道德教育教材的增多从北宋时期就开始了，到了南宋更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有关史料看，吕本中的《童蒙训》是这类教材中比较早的一种。它用宋代流行的语录体写成宋代名人的言行汇编，分为三卷，主要涉及儿童道德修养和部分学习方法问题。书中罗列了吕氏本家以及北宋一些名人（多为理学家）的言行和事迹，内容比较形象生动，避免了伦理说教的单调死板，能给学生造成较大影响，书中文字也比较浅近，是这类教材中较成功的一部。继《童蒙训》之后，南宋还有不少蒙学伦理道德教育教材。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吕祖谦的《少仪外传》、朱熹与其学生刘清之编纂的《小学之书》、邵笥的《孝悌蒙求》、程端蒙和董铢的《程董二先生学则》、朱熹的《童蒙须知》和《小学》、真德秀的《家塾常仪》等等。此外，宋代还专门为女童编写了蒙学伦理道德教材和读物，如徐伯益的《训女蒙求》等。
伦理道德教育教材的增多，表明宋代儿童伦理道德教育的进一步加强。从这些教材几乎都是理学家的作品看，理学思想对当时蒙学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极大。同时，这种影响也在不断地强化封建伦理道德对人行为和思想的束缚。这种倾向除了在专门的伦理教材中得到体现外，在其他类的蒙学教材和读物中也加入了不少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
二、伦理道德教育逐渐成为蒙学教育的主要职能
强调儿童的道德品格培养，注重儿童道德行为方式的训练，成了宋代蒙学教育的主要职能。由于宋代对儒学的重视和提倡，特别是理学的产生，蒙学教育的道德修养与行为规范训练职能得到了强调。并且伴随着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从南宋后期开始，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训练逐渐成为蒙学的主要职能，而蒙学的另一职能――知识技能训练却逐渐被削弱。这与儒家伦理道德型人才模式有很大的关系，诚如朱熹说的“学校之设，所以教天下之为忠为孝也”。
三、蒙学教育对象扩大，社会伦理教化功能增强
宋代以前，蒙学教育多流行于宫廷之内或某些达官贵人之家。到了宋代，蒙学教育已逐步推广到一般庶民子弟之中，教育的对象、范围扩大了许多。宋代蒙养学校有乡学、村校、家塾、舍馆等诸多名目，还有利用农闲季节专为贫民子弟设置的冬学。陆游在《秋日郊居》诗中记载了当时冬学的教育情况：“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他还自注：“农闲十月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由此可见，蒙学在宋代得到普及，且形式灵活多样。随着蒙学教育的普及和受到重视，蒙学的社会教化功能也进一步加强。这不仅基于对蒙学基础性意义的认识，而且是基于以下事实。在宋代，对于有机会受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无受大学教育的可能，蒙学阶段既是他们受教育的开始，也是他们受教育的结束。他们受教育的最终结果，仅仅是要掌握最低限度的或日常生活中必需的读写能力和必要的伦理道德教育，而不在格物穷理。蒙学教育因受教育对象众多，以及被作为大多数受教育者的唯一机会，社会教化功能得到凸显。
应该说，宋代的蒙学教育与社会教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融为一体的。蒙学的教材和读物是作为社会普及读物通盘考虑的，比较好地解决了少儿读物、蒙学教材和社会读物的相互衔接、沟通和配合。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既是蒙学教育的通用教材，又是流传极广的社会通俗读物。这样大大强化了蒙学的社会教化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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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起点——“圣人”的不同维度
在儒学系统中，“成圣成贤”的教育理想可以追溯到孔子。在孔子看来，作为理想人格化身的圣人现实中基本不存在，即使是尧舜都很难做到，“尧舜其犹病诸”[1](p. 92)。尽管孔子认为圣人不可企及，但还是认为有三个标准可以衡量“圣人”：一是“内圣”，达到“中庸”的人格境界与行为准则。“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1](p. 31)二是“外王”。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否算得上“仁”时，孔子认为这已经超越了“仁”，基本上达到了圣人的地步。三是好学。这集中体现在孔子对“六言六蔽”的解释上，“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p.178)这样，孔子就把道德论与知识论连接起来，认为圣人既有高尚的品德，又能给人民带来福祉，同时还能保持不断学习的状态。而到了孟子那里，圣人形象就不再如孔子所描述的那样神化与虚幻，“尧舜与人同耳”。[1](p.300)那么，圣人与普通人最大的区别何在呢?孟子认为，圣人能发挥本性之善，所谓“反身而诚”、“发明善端”，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1](p.292)，“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1](p.293)，等等。这里所说的“赤子之心”、“几希”等，就是孟子所谓的“良知”、“良能”，也是人得以成圣的慧根。可见，在孟子看来，人都有先天成圣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只要能“发明本心”、“立乎其大”即可。
按照牟宗山的划分，理学主要沿袭孔子一路，属于横摄系统，在修养原则上带有“他律”的特点；心学则主要沿袭孟子一路，属于静默系统，在修养原则上带有“自律”的特点[2]。孔子强调后天的习染，而孟子则直讲“性善”。所以孔子“仁”、“礼”并举，而孟子则认为“性善”乃人之本性，只要能发明此种“良知”、“良能”，人便能臻入圣境，“礼”的作用大为降低。
理学与心学的“圣人观”沿袭孔孟而来。朱子认为，圣人首先是道德完美的化身，“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故大舜无一毫厘不足，此所以为圣人，不然，又安足谓之舜哉!”[3](p.232)此外，圣人还是才智与事功的集大成者，“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3](p.2830)朱熹这种兼综仁者、智者、王者统一的圣人观，比孔子都更为苛刻。而王阳明则继承了孟子的圣人观，把圣人品格集中到道德层面，这集中体现于他的“精金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4](pp.27～28)
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之所以为圣，不在于才力之大小，只要能做到“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即可。这就颠覆了孔子、朱熹一系的圣人“全知全能”而又“内圣外王”的说法，而把圣人的本质放在“德行”上。当然，王阳明在看待成圣修为上，并未反对“为学”之重要性。只是说，他的“为学”，重在道德自律、自省，本质上是“良知”的开窍，而不是朱熹等人所谓的“格物”，即外在知识上的学习。
二、教育方法——“循序渐进”与“立乎其大”、“致良知”
理学与心学“圣人观”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二者在教育方法上存有差异。
在朱熹看来，道德的完善首先还要以知识的获取为基础，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格致”的认识上。“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者，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1](p.6)朱子在此提出了“即天下之物”，才能“穷天下之理”。那么，如何“即物”?或者说“即物”是否就能达到“穷理”的理想效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熹提出了“循序渐进”的方法，表现有二：一是从“事理”到“道理”的渐进。他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3](p.677)很显然，这种学习方式，既是系统的，也是复杂的，所谓“萃百物，然后观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3](p.2831)二是强调“学、问、思、辨”的重要性，尤其是“思”与“辨”。他说：“大学之道，必以格物致知为先，而于天下之理、天下之书无不博学、审问、谨思、明辨，以求造其义理之极。”[5]在朱子的教育体系中，“道问学”对“尊德性”具有优先性，而由于“道问学”本身的庞大与复杂，注定了其坚持“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
在具 体操作上，“循序渐进”也有很多细节性的表现。如朱熹根据人的年龄及心理特点，把人生教育分为三个阶段：童蒙、小学、大学。其中，“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1](p.1)
相比之下，心学关于教育方法的论述，则是另一番景象。当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心学体系排斥知识与物理的获取。只是说，它更强调知识的获得根本还是在于“发明本心”。
象山之学承孟子而来，因此他坚信，“心”乃道德之源。他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6](p.388)因此，综象山一生，发明“本心”乃其本人不变之追求与教育弟子永恒之原则。
在具体的道德教育方法上，“先立乎其大者”是对象山学说最简要的概括。他说：“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为小者所夺，以叛乎此理，而与天地不相似。”[6](p.142)那么，何谓“大”?如何“立乎其大”?
“大”即“本心”，“立乎其大”即“发明本心”，就是积极弘扬孟子以“四端”为核心的道德品质，“侧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本心。”[6](p.487)“发明本心”又被象山称为“复本心”或“得本心”。象山认为，人心不古，“本心”丧失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蔽”和“自贼”等，“狙于习俗，蔽于闻见，以陷于恶，而失其本心者”。[6](p.47)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发明”与“去蔽”呢?象山提供了几种方法：一是讲明与践履。他说：“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6](p.160)通俗而言，就是思考与实践的结合。二是反思与辨志。他说：“知非则本心即复。”[6](p.454)“知非”就是一种反思精神。学生问象山：“陆先生教人何先?”对曰：“辨志。”复问曰：“何辨?”对曰：“义利之辨。”[6](p.489)可见，辨志也是其反思精神的一种。三是剥落与减担。陆九渊说：“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是一番清明，后随起来，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6](p.458)“减担”也有类似的意思。“发明”与“去蔽”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其“立乎其大”的教育认识论与“易简工夫”的教育实践论。
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更是把陆九渊这一思想发挥到极致。在陆九渊那里，还要“去蔽”，还要“明是非”，才能保证“心体”之完备纯洁。而到了王阳明，“良知”本身就有辨别是非之能力，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在教育方法上，王阳明同样强调从大处着眼，“譬之树木，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4](p.6)这和陆九渊是一脉相承的。
三、情感体验——“克己”与“求乐”
大体而言，程朱理学一系强调学生的“克己”精神，而陆王心学一系则更强调学生的“求乐”意识，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关于“童蒙”的教育理念上。
朱子系统地论述了“童蒙”教育的要领、理念及方法，集中体现在他的《小学》一书的编撰上。该书集录了古代圣贤的“嘉言善行”，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部分，外篇包括“嘉言、善行”两部分，共285章。在此书中，朱子提到的各种道德规范多达数十条，从穿衣戴帽、起床睡觉、交朋会友、待人接物，到吃饭饮酒，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要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前已所知，朱子把人生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八岁以前为童蒙教育阶段。朱子认为，对儿童的教育一定要予以约束，否则“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7](p.146)。如果在小时候没有打好良好的道德基础，长大后，“只为未尝为子弟之事，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随所居而长，至死只依旧。为子弟则不能安洒扫应对，接朋友则不能下朋友，有官长则不能下官长，为宰相则不能下天下之贤”。[7](p.146)到那个时候，如果再想有所改进，已经是“习之易荒，觉已难悔”[7](p.156)。
到了小学阶段，朱子就对教育内容做了具体的规定，“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7](p.1)无论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还是“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都是为了提高儿童“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的道德修养，养成他们的良好习惯。
综朱子一生的教育思想，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结合的原则贯穿始终。因此，童蒙阶段与小学阶段只是基础，而大学阶段则是关键与核心。也因此，他对大学阶段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体现在他对读书的认识上。关于“朱子读书法”，他的学生将其概括为六个方面：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其中，居敬持志尤为根本。“居敬”体现的是对读书做学问的态度，而“持志”则体现的是读书目的明确而生发出的意志力。从整体上看，朱子追求的是一种“克己”之学。当然，朱子自己也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等 各个方面。可见，朱子“遍注群经”的学术成就正是其“克己”的态度的结晶。
而王阳明关于童蒙的教育理念则和朱子有很大的差别，这集中体现在其《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8](p.78)
他首先分析了“童蒙”时代孩子的普遍特征，“乐嬉游而惮拘检”，然后指出童蒙教育的一个整体原则，“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在王阳明看来，这才是先贤立教之大本。以此原则为出发点，王阳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童蒙教育之弊病：“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8](p.78)可以看出，此文的核心便是要求顺应孩子的本性进行教育。唯有如此，教育才能具备自然教育、情感教育、“求乐”教育的属性。
四、启示
宋明理学的教育思想与其产生时代的教育特点密不可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视书院教育，以之为主要传播场所；二是教育内容以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及同时学家的著作)为主体；三是以“成圣成贤”、“内圣外王”的圣人观为教育的最高旨归；四是以“一以贯之”、“道通惟一”的哲学观来理解教育，用今天的话讲，类似于“通识教育”，而没有“科层分工”的教育理念。而当代教育，无论是教育环境还是核心教育理念，都与宋明理学时代不同。但是，宋明理学教育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当代教育借鉴与深思，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道德标准融入人才观和教育目标。宋明理学继承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把人的“成圣成贤”作为教育的最终目的，而且严于“君子”、“小人”之辨，明确提出了道德修养的核心标准，并指明了“圣人”、“君子”、“小人”在道德修养上所达到的不同层次，从而把道德修养列为了衡量人才和教育成败的重要标准。在儒家以“内圣”为核心的教育理念中，这种区分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而在当代“以人为本”、以追求个体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中，这种以“圣人”为最高旨归的教育目的，是需要批判继承的。今天看来，期待每个被教育者都成为“圣人”，既是荒谬的，也不具备实践性。但是，这种将道德修养作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将提升道德修养作为重要教育目标的理念值得借鉴；以“君子”、“小人”之辨来彰显主流核心价值观念，引导行为规范的做法也值得参考。在当代社会，“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往往更偏重于“才”，偏重于评价个人价值的实现；伴随着教育门类的日益细化和对专业技能学习的倾斜，道德教育的地位日渐淡薄。但是，德育始终是中国教育的一个核心命题，尤其是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当代，德育可说关乎教育成败大局。在衡量人才的标准中融入道德标准，应当是当代教育目标的必然要求。树立核心价值观念，并建立道德评价参照目标(“君子”、“小人”)，以之引导思想规范，指导道德教育实践的方向，显然是有效做法。程朱理学以严格繁复的道德规范系统来塑造人，陆王心学则提出“四心”来锤炼人。被他们立为核心价值观念的道德标准自然应批判甄别，但这种以核心价值观念来提掣整个道德教育框架，并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做法显然简明有效而富有操作性，对于以弘扬正确价值观为重要内容的当代道德教育来说也有借鉴作用。
二是如何发挥学校教育在德育中的作用。程朱理学强调从“道问学”到“尊德性”，极其重视知识学习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认为知识学习是提升道德的必由之路，而学院则是个人道德进修的主要场所，学院教育则是完善道德的主要方式。这种观念有其时代背景。宋明理学的极致发展是与书院的繁盛相一致的，可以说正是兴盛的书院保证了宋明理学的人才鼎盛和高度发展。宋代的著名书院往往大儒云集，学生众多，既是精研学问之所，又是讲学进修之地，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也较强。因此，宋明书院的教育环境保证了较为集中的教育效果，能形成良好的道德学习氛围；其道德教育的内容也始终与知识学习紧密结合，从“童蒙”、“小学”阶段教导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到“大学”核心阶段学习穷理、正心、修己之道，具有阶段连续性，且极为注重道德规范教育，覆盖了从生活点滴到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而这些都是学院教育能够在德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其中的部分理念和做法对于如何发挥当代学校教育在德育中的作用也有参考价值。
当代社会价值判断呈现多样化，有别于宋明时期的儒家一统局面，当代学校相较于宋代书院，其社会开放性也已大大增强，教育环境更为复杂；高度信息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高强度的不良道德信息，其负面迁移作用也向学校道德教育提出了挑战。现代学校教育更多地承担了知识传授及技能培训的功能，道德教育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道德教育更多地被归结于家庭中的言传身教和社会环境的示范教育作用。诚然，学校道德教育应当与家庭道德教育相结合，并在社会教育的大背景下共同发挥作用，营造一个 良好的整体道德教育环境，但相较于后两者而言，学校道德教育效果集中、易于规划，应当充分发挥其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教育环境的复杂化向道德教育的连续性、系统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建立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规划，形成有延续发展性的道德教育体系，将之贯穿到从学前教育阶段到大学教育阶段的整个教育过程，才能保证学校道德教育的效果。同时，应当加强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教育，从学习、生活点滴入手，把道德观念融入日常生活方式教育中，以春风化雨的形式引导正确观念的形成。宋明理学过于繁琐的道德戒律禁锢人性，自然不可取，但将道德教育融入生活规范、处世理念的做法却取得了实效，值得在批判中借鉴。
三是“循序渐进”与“立乎其大”的教育理念。理学思想强调以知识获取的方式达成修养道德的目的，在知识传承上可说卓有成效，教育方法上强调循“序”蹈“规”，在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上都建立了详尽乃至严苛的规范，其理念体系相对清晰完整，操作方法也具体可循，在实践中易于扩大和传承。心学思想则更强调教育方法的多维性和教育空间的自由性。心学教育思想肯定了“人皆可以为尧舜”，并提出衡量人才的标准可以具备多样性(“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具体教育实践应避免对人的过多桎梏，保证一定的自由空间(“易简工夫”)。在此前提下，心学充分肯定个人的创造能力，强调开掘发扬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固有潜质，以引导而不是塑造的方式帮助人实现自我道德完善，可以说不拘一法，具有极大的自由度。理学和心学的教育理念从不同方面对教育规律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并都获得了卓越成效。宋明理学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出现了一批深通学理的大儒，并在经典编纂、解读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心学则出现了王阳明这位集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理学“循序渐进”和心学“立乎其大”的教育理念相对而相依，前者立足于确立基本尺度，保障人才批量培养的基本质量；后者则关注个人发展的差异性，为精英人才的培养提供催化剂，在具体实践中应当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朱熹道德教育方法范文5
[关键词]蒙学读物 伦理道德教育 文化土壤
在今天这个传统与现代大碰撞的年代，探寻传统蒙学教育理论与现代道德教育的契合点，将是教育学界一件极为迫切而又重要的工作。反顾古代蒙学教育，将其教育实践特点加以梳理研究，借鉴其富有成效的教育经验，对我们更好地开展现阶段道德教育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千字文》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中成书最早、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作者为南朝梁时周兴嗣。作为最早的蒙学读物，千字文开创了蒙学教育传统的先河，初步形成了蒙学教育和蒙学读物编写的体系，为蒙学教育中伦理道德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蒙学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后来的《三字经》、《弟子规》、《童蒙须知》等蒙学读物无疑从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通过对《千字文》伦理道德教育特色的研究，可以为当今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伦理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启示。
伦理道德教育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
《千字文》虽然只有短短的1000字且没有重复的字眼，但其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哲学、伦理、农业、气象、矿产、特产、历史、修养等多个方面。
伦理道德教育不是脱离其他知识而进行的单纯说教，而是与知识教育融和，按照一定的道德理想塑造儿童心灵，培养学生美好的品德，达到敦人伦、美教化、淳风俗的教育目的。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人伦关系，所以人伦关系在蒙学教育中是最重要的。《千字文》乃至其后的蒙学特别注重别尊卑，序长幼的伦常关系教育，劝孝、向善是其主旨，这与儒家的传统美德是一脉相承的。“恭惟鞠养，岂敢毁伤”讲的是孝亲；“上和下睦，夫唱妇随”则谈夫妇人伦；“孔怀兄弟，同气连枝”说兄弟和睦；“交友投分，切磨箴规”是朋友之谊；“资父事君，日严与敬”是忠孝之心。凡此种种，总是力图构建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理想。
把伦理道德教育与其他知识的学习紧密结合起来，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之中，这正是今天的道德教育所缺失的意义与内容。
伦理道德教育具体实用可操作性强
《千字文》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道德教育要求具体、明确，不作空洞的说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便于实施。传统蒙学是为封建社会培养人才服务的，其目的性决定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要把伦理道德教育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就必须把经书的精言微义，化作揖让言辞，使它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便于教育对象接受。《千字文》对蒙童进行教育，具体到了人的音容笑貌、言辞、着装、饮食等细节，“容止若思，言辞安定”，要求人的言行要神定气闲；“俯仰廊庙，束带矜庄”，朝礼着装要整洁端庄；“稽颡再拜，悚惧恐慌”，祭祀行礼须神情惊悚恐惧。短短千字，竟然能细化到这样的程度，令人惊叹。
这个特点对今天的伦理道德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伦理道德教育绝不是高高在上的空洞说教，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道德标杆，而应该是具体可感、实际可行的行为尺度，看得见、摸得着，通过努力，人人都可以践行、实现。如果今天的道德教育能够学习这种方法，不把理论架空，不故作姿态，那么道德教育就不会使学生觉得枯燥乏味，能够在怡情悦性中使学生提高道德修养。先入为主，重视行为习惯的养成
蒙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打基础，形成良好习惯。儿童心智处于成长阶段，“蒙昧未知向方”，极易受到外界的熏染。因此，道德教育必须先人为主，使儿童从小接受正确的伦理思想，为今后的成长打下良好的道德基础。先人为主可以有效地预防各种异端思想的侵入，自觉抵制周围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而且，由于儿童可塑性强，“使之则为，使止则止”，使“先人为主”成为习惯，逐渐实现道德养成。那么，如何实现“先人为主”呢?首先是熟读成诵，在儿童尚未受到外界不良思想浸染之前，首先让他们熟悉相关的道德规范，并将这些规范铭记于心，率先在思想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成为防止外界不良思想侵入的一道屏障。《千字文》的韵语形式非常有利于这一目的的实现，读来琅琅上口，易于记诵，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在反复诵读中潜移默化，熏渍淘染。其次是从生活细微之处培养儿童的道德习惯。后来朱熹在《童蒙须知》怍了如下总结：“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当所知”，就是强调从细微处人手，首先要确立道德意识。这个特点虽然到朱熹时有了理论上的总结，但《千字文》的教育实践无疑是宝贵的积累。
我们今天在实施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更多地关注来自学生方面的信息，关注学生道德范畴中的“先前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正确而有效地引导，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作用，使他们具有伦理道德学习与实践的主动性，德育工作就会事半功倍。
语言简约生动，充满活力
《千字文》的语言简洁精约，无疑是孔子所说的“辞达而已”的典范。其语言简洁易于记诵，加上它的韵语形式，许多精警的句子早已深入人心。不仅如此，后来的蒙学读物大多采取这种形式，所以，《千字文》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朱熹道德教育方法范文6
关键词:本科生导师制 书院文化 教育理念
在当今许多大学,一种新的教育管理模式――本科生导师制蓬勃兴起。所谓本科生导师制是指组织具有一定专业学科知识水平的教师,负责指导大学生在校的思想政治、生活和学习。由于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缺失,大学生缺乏健全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本科生导师制因此应运而生。
重建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关键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重建,而断裂传统是其精神乏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本科生导师制就有必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大学精神的基因。白鹿洞书院文化恰恰具备这种精神。它从人文知识和伦理道德教育的基础上阐发科学的精神,特别是批判精神、求实精神、崇尚真理的精神等。于是,本科生导师制与书院文化在教育理念上有了某种契合。
本科生导师制与书院文化观照下的现代大学素质教育理念
素质教育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现代许多大学由于急功近利的思想,素质教育往往被忽视,使得大学的人文精神沉沦,理想黯淡,观念落后,大学使命弱化;使得学生整体素质下降,性格乖戾,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等。要完善这一体制,必须有效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本导制的一个目的就是提高学生的素质,建立健全的素质教育理念。
首先,要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观念。现代大学是培养新型高素质人才的摇篮,道德修养是素质教育的首要任务。就像白鹿洞书院,强调教育的着眼点是教人做人,修身养性,完备自身,完善人格,而不是沽名钓誉、获取功名利禄。这正是当今大学生所缺乏的道德精神。朱熹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一个人如果没有起码的道德准则,再好的知识、再高的水平也是无用的。本导制就是让教书与育人紧密结合。
其次,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精神。大学应该培养学生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关怀人的现实生活,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思想观念。白鹿洞书院“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正是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现在的大学生很多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缺乏尊重别人的人文素质,白鹿洞书院文化的教育理念的确可以让本导制受到启发。
再次,要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和对家庭、社会、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朱熹说“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意思是圣贤的教育方法都在经典里。因此,儒家说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都是书院文化的重要内容。只要一个人有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责任心,那么他一定能够为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而努力,本导制也就达到了目的。
要培养更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是前提。白鹿洞书院教育的推行,对我国教育历史上重功利轻素质的不良偏向,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匡正。对于我们今天纠正功利主义的弊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无疑也是很有益的启迪,对本导制更有很好的借鉴。
本科生导师制与书院文化观照下的现代大学创新教育理念
一所大学是否成功的关键,就是看这所大学是否具有创新教育理念。而应试教育的结果就是死记硬背、观点陈腐、画地为牢,这样就会导致缺少有独立思想的人。本导制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在这方面,白鹿洞书院教育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首先,要培养学生的开放思想。要创新,就必须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的发展,吸取别人的长处,封闭、保守是不会有创新意识的。校园文化应该是开放性的文化,我们应从各种渠道,广泛获得各种新信息、新思想,创新思想便会在这种氛围中积淀、产生、发展。在这点上,白鹿洞书院教育主要体现在讲学风气上。书院的教学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允许不同学派、同一学派的不同观点展开争辩,允许“论及教人”,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以使义理昭彰。自由“讲会”制度对今天的创新思维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本导制也不无裨益。
其次,要培养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缺乏学习的主动性是当今大学生的普遍思想惰性。不学,无以质疑;不质疑,无以创新。书院教育注重个人自学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原则。学生以自学为主,要求学生遵循“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方法,有不明的地方反复推敲,独立思考;教师重在指导启发;师生间互相质疑问难,相互切磋,朱熹主张读书要有疑问,疑问的解释才是学业的进步。“自学”精神与“质疑”精神,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性格。书院教育中的“居敬”,即培养自我支配的能力和严肃而不放肆的态度,培养思想专一和始终一贯的意志品质;“穷理”,即是由杂乱无章的事实知识通过整合研究升华到更高的抽象原则的层面。这些都是创新精神必要的精神和品质。精思力行,循序渐进,坚守笃行,这正是今天导师制所要求的。
再次,本导制要培养学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在学生和大学中,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也是不可能培养创新思想的。朱熹不仅重视理论,也很重视“践履躬行”,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今天,高等院校的主要功能已转化为教学、科研和产学研结合,书院教育教研结合,相得益彰的优良传统,仍是高教改革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的,也是本导制在培养创新精神中应该注意的。
在当代中国,大学肩负着“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服务社会、引领文化”的使命,本导制就是为了实现这一使命,而白鹿洞书院文化中的创新教育思想资源值得我们去思考。
本科生导师制与书院文化观照下的现代大学和谐教育理念
和谐理念一直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和谐的校园文化也是大学一直追求的目标。本导制的一个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和谐理念,以形成良好的高校教育管理体制。在整个国家都在提倡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要和谐首先必须有和谐的观念。本导制就是要培养学生学会宽恕人、理解人、帮助人,要懂得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物的和谐、物与物的和谐,家庭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和谐的重要价值意义。朱熹讲究由个人和谐推展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乃至国家的天下和谐。他认为,圣贤政治也是以达到天下一家的和谐理想为目标的。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提出“父子有亲”、“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其实包含着儒家文化的和谐因子。可见,书院文化对和谐文化的建设有一定的帮助。
中国的和谐观念是“天人合一”观。尊重自然、尊重环境的理念,也是和谐文化的重要一环。本导制就是要让学生知悉和谐是一种生命的体验,要与自然感应,与天地合一,令你的生命得到净化,让内心的欲望得到洗涤,使精神世界得到升华。这一观念在书院建设中随处可见。
大学是产生新思想、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的土壤,现代大学如果在素质、创新、和谐的理念上跟不上时展的需要,我们就会再次陷入落后。本导制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建设和谐文化校园而制定的高校改革举措。尽管书院文化与我们当代的人文科学精神有一定差距,但书院的文化教育观和我国当代大学的文化教育观有一定的吻合之处,书院传统文化始终是我们无法摆脱的精神枢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本科生导师制建立的目标提供极为有价值的文化元素。(本文为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本科生导师制与白鹿洞书院文化研究”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朱熹:《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
2.韩钟文:《朱熹教育思想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3.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4.杨叔子:《科学人文和而不同》,《中国高教研究》,2002(7)。
5.严燕、耿华萍:《论我国本科生导师制制度的建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