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能源与经济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能源与经济范文1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对于人们赖以生存的资源、能源的合理利用问题也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而目前众多的人口给我国的生活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污染,能源的浪费也使我国的能源状况出现了危机,下面我们就对我国目前的环境状况作以分析。
我国人口众多,而可利用土地面积却在急速的下降。在一些地区因为沙化、建房用地、土地荒芜等,我国平均下来每年都要减少将近五百万亩的可用地。可耕地逐渐减少,但是所需要的粮食还要增加,所以就出现了在耕地中出现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过分使用,不仅破坏了土壤特有的微生物结构,使耕地土壤的质量急剧下降,还给环境带来的很大影响。
目前我国虽然已经步入小康阶段,并且在教育方面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但是还会有整体知识水平不高的一些农村乡镇。由于发展急迫,而且专业性的技术不到位、设备不完善、环境保护意识也不强,在乡镇建立工厂的同时,造成了地方性的环境严重破坏问题。例如,一个造纸厂污水排放污染了一条河;皮革厂的建立严重污染了地方的空气;个别地区还会出现冶炼把大片空地搞得寸草不生的现象。由于我国的监督制度目前还不能每个地方都会做到位,就造成了这些地方环境一直处于严重污染状态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能源还是以煤为主的,在工业中和民用中的煤的用量都是很大的。在短期内把煤改为其他燃料还不是很现实,燃煤对我们环境造成的污染还是要持续。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偏远地方还砍伐树木作为燃料,不仅仅对环境造成了破坏,还对我国生态循环造成了很大破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即是我国目前对污水处理的体系建立的还不够完备,国家还不能提供对我国污水完全处理的资金用量。我国工业生产污水加上人们的日常生活污水,据相关专家估计每年要拿出几十亿才能对这些污水做到较为合理的处理,目前我国还没有这个实力。
二、目前我国能源利用状况与我国经济现状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虽然有能源含量很丰富,但是平均到个人的量却是少得可怜,而且还有各地能源分布不均匀、使用效率普遍不高、受污染相当严重等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技术的不够完备,还可能是因为管理体制的不科学以及我国经济体系不够完备等等原因。在专业技术方面对新资源的开发还没用制定出较为完善的制度,如此一来就对新能源的开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目前我国能源的利用对外的依存含量日渐增高已经成为了一个公认的事实,最近海关公布的相关数据有一次提醒了我国市场,随着当下我国从海外进口能源的含量逐渐地增加,从而使我国能源的对外依存含量也迅速升高。相关科研专家认为,伴随着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的产量和人均耗能量已经十分不对称,日后煤、油、天然气从海外进口的趋势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国能源对外依存量的上升也在继续着。这样的能源发展趋势。对我国经济以及国防各方面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就目前世界能源逐渐减少的趋势来看,这些生活能源终有一天会用完,所以在此过程中,我们要珍惜这些可利用的能源,做到合理科学的利用,不浪费。最重要的还是努力开发新的可利用能源,代替目前逐渐减少的能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能源问题。
三、对新能源开发与我国综合经济协调发展的若干建议
在对“十一五”规划期间,我国在新能源的开发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然而也暴露了很多不容易发现的问题。为了从本质上加强我国新能源开发的发展力度和推动新能源发展的变革,建立一个安全、可靠、环保、经济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能源发展新体系,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希望会对我国的新能源开发和环境保护有所帮助。
(一)对新能源开发的发展规划要加强
目前,由于政府的职能变换不是很到位,重视相关项目的发展,从而忽略了相对应的规划问题。能源发展规划和现实中能源的开发相差太大,规划不仅落后而且还没有相关的约束管理,致使能源开发过程中发展无序化、资源浪费现状很严重。新能源的开发面临难并网、难调峰、难消纳等现实问题。所装设备多但是发电量却很少、运转速度很快但是产生效益却不容乐观,有些地区没有资源开发的条件,但是也盲目的跟随别的地区构建能源开发基地。因此我们在对新能源的来发进行发展规划时,要从战略全局的统一、科学、长远的的角度出发,对战略决策的约束力度和严肃性要加以强化。
在进行规划时首先我们需要解决的是电源和相关的电网配套的问题,要对相关项目发展的有效性做到保障,必须送的出去。其次,要对新能源的发展和传统能源的科学环保的利用之间的关系做到合理的处理。同时要把新能源的开发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做到合理调整,对发展的分布形式、和新能源的就地消纳给予鼓励。最后我们要学会因地制宜,对新能源开发产地要做到科学有效的利用,对于一些偏远地区交通不发达不利用运输,无法进行就地消纳的,我们要做到合理的缓解,从而避免对新能源的开发带来不必要的浪费。还有就是地方性的能源发展规划也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划要求进行。
(二)节能排减是新能源开发的基础
针对我们开发所要利用的资源和对环境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严格按照节能排减的开发原则,加强对一些耗能高、排放高、效率低的能源开发技术的有效改造力度。同时我们还要加强能源发展合同化的管理理念,从而对通过拉闸限电这类的行政方式推行节能减排的方式做到有效的避免。我们还要结合东西方的科学寂静发展水平与环境容纳量,对节能减排的指标做到有效安排,坚决避免一刀切的方式。
(三)掌握新能源开发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对新能源的开发最关键在其技术上。近年来,虽然我国对新能源的开发也有较为多的研究,但是我们却始终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在新能源的开发上核心技术及其设备我们还是在依靠海外进口。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要根据新能源发展要求对相关的科学发展体系做到更加的完善,从而加强能源开发的基础技术和核心技术的攻克。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要增加相对应的科研的资金投入和政府对新能源开发的扶持力度,要建 立健全新能源开发的标准,坚强能源开发的监督和检测力度。在遵循市场服务机制的前提下,吸引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新能源的开发,增加企业自觉投入的税收优惠,从而对新能源相关科研成果的研究做到有效加强。
能源与经济范文2
[关键词] 能源瓶颈 能源控制 全球生产体系 价格操纵 消费示范 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1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1-0106-06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社会得以繁荣进步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物质基础。自进入工业化时期以来，能源在任何国家的社会与经济生活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世界各国大量开采煤、油、气等化石燃料，但总是供不应求，多次出现全球性或区域性的能源紧缺，进而导致经济起伏、衰退，甚至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日俱增的能源消费缺口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瓶颈，同时也是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的重要因素，更是事关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核心要素。因此，控制全球能源的分配与流向成为强势国家追求操纵国际经济秩序、主导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体系的主要手段，发达国家的能源战略、军事和防务战略、能源政治和能源外交，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受此影响的能源地缘格局，便是这一手段的典型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说，强势国家对全球能源的控制成为引发全球经济增长中能源瓶颈的首要原因。
全球能源消费结构单一性与
传统能源需求缺口
全球能源消费结构单一性为强势国家控制全球能源流向提供了便利。能源消费结构单一，意味着强势国家只要较低成本地控制主要的能源品种，便能够掌握能源结构的大局。事实上，油气和煤炭资源便是强势国家追求的战略性能源，其中尤其以石油为甚。
人类社会至今已经历了三个能源时代，完成了两次能源变革，能源消费结构逐步向多元化发展，在过去的50多年里，煤炭和石油作为传统主流能源尽管在世界能源消费所占的比例由1950年的84.6％(分别为55.7％和28.9％)下降至2002年的61.2％(分别为20.9％和40.3％)，但与天然气、核电、水电等清洁能源相比，仍然占据绝对支配地位(俄罗斯除外)，是绝大多数国家首选的能源品种，且核电技术仅为少数国家所掌握。
随着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世界人口快速增长，全球能源消费快速增加。20世纪的100年时间里，世界能源消耗量增加了约9倍，而在19世纪只增加了1.5倍。1998年世界能源消费总量为85.2亿吨标准油，较1970年增加了一倍。据国际能源机构《2002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预测，2000－203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年均增长1.7％，最终达到约153亿吨油当量，新增需求约61亿吨。美国学者杰瑞米・里夫金认为，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2020-2040年世界能源消耗量将翻一番，到2070年要翻两番，2100年要翻三番。在主要的能源品种中，石油的战略价值更为明显。石油资源的价值在上世纪被证明以来，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石油资源地理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世界石油资源富集地区石油消费少，而石油资源稀缺地区石油消费多，从而产生资源的供求矛盾。世界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中东、非洲、中亚、俄罗斯等地区，其中，中东地区石油剩余探明储量占世界的64.5％，而石油消费只占世界的5.8％，作为世界石油消费“三大中心”的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储量分别仅占世界的6.0％、1.8％和4.2％，却消费了世界石油产量的绝大部分。其中，亚太地区已成为仅次于北美洲的新能源消费中心，成为世界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地区，十年间该地区能源产量在世界生产总量中只增长了0.5％，但其消费总量却从19.9％猛升到26.9％，增长了7个百分点，其增速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石油消费第一增长大户。2005年，十大石油消费国当中有两个在亚太地区，其中中国为世界第二石油消费大国，日本第三，印度第六，韩国第七。这4个国家总的石油消费最为7.927亿吨，占全球年石油消费总毓的20.6％，占亚太地区石油消费总量的70.9％。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未来20年内，世界石油消费将以1.98％的速度增长，高于过去20年的平均增长水平。而亚太地区的石油消费量将从现在的10亿吨增加到2020年的15亿吨左右，原油年产量将下降到3亿吨左右，石油净进口最将超过12亿吨，亚太地区的供需矛盾将更为突出。因此，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石油资源的依赖与竞争已是当前各国经济运行和国际政治交往的重要内容。并且，全球能源消费在整体上的短缺态势给发展中国家留下较小的能源利用空间和谈判能力。
石油资源的供求矛盾使得控制石油资源成为强势国家的重要战略选择，进而成为强势国家对当今世界发展主导权争夺的焦点，石油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强势国家争夺石油资源及其控制权的结果，严重影响甚至威胁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发展势头。
强势国家主导全球生产体系
构建中的能源约束转移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强势国家主导的生产体系的构建，使得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导致了各国经济利益共同化、经济安全共享化。但是这一利益共沾、安全分享的程度在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分配是不一样的，强势国家往往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能源(尤其是石油)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焦点。遵循着这一逻辑，一方面，强势国家自身进口和消耗巨量的石油，例如美国消耗的石油约占世界消耗总量的1/4，进口石油超过其消费量的50％，并且大量进口石油以建立战略储备体系，2001年美国《国家能源政策报告》中，强调“美国目前正面临70年代石油禁运以来最严重的能源短缺”，提出的应对政策虽然包括鼓励革新和采取新技术，寻找可替代能源，但重点仍然是设法从国外获得更多的石油来源，“把能源安全当做美国对外政策的当务之急”，而波斯湾“将继续成为美国利益的关键”；另一方面，强势国家通过控制全球能源体系主导着全球生产，通过产业调整与升级将能源约束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能源约束的转移成为强势国家能源控制最有效和最隐蔽的方式，不仅降低了自身对能源的依赖，而且发
展中国家“不可抗拒”地甚至主动地进入了强势国家编织的全球生产“网络”。
随着贸易和投资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国际分工模式及世界价值创造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分离、重构及转换。产业分工突破了国家界限，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以及产品内分工转化，以纵向分离和协调为重要特征的全球生产网络已经逐渐形成。一大批跨国公司以高新技术创新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将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以最优方式配置于全球市场，成为了全球生产的领导者。据统计，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生产的1/3，国际贸易的2/3，全球专利的70％，技术转让的80％，外国直接投资的80％。全球100强跨国指数在20世纪90年代整体呈上升态势：由1990年的51.1上升至1995年的51.5，2000年这一指数已经达到55.7，这说明强势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集中度的提高，以及对某些产业部门的垄断控制，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已经占据了支配地位。
随着温特制生产方式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日益普及，强势国家通过其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支配地位，以产品标准和商业游戏规则的制定来控制世界资源(人才、资金、稀缺的自然资源)的流向和经济产出(进口、出口)的流向，在全球范围内构筑起符合其利益的生产体系，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强势国家的核心企业将自己的资源集中在开发新产品、控制销售渠道、维护品牌、维持市场标准、加强服务市场等低能源甚至是零能源投入的高利润环节。而需要大量能源投入、严重污染环境、折旧加快的生产领域被逐渐梯次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康柏、戴尔、IBM都开始在全球大规模地采购零部件组装为成品，甚至直接采购已经组装好的电脑产品再贴上自己的品牌标签，配送到全球各地市场。与此相反，像中国近两年吸引外资达到500亿美元，其中大多数项目在生产的过程中需要大量消耗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在本国资源相当紧缺的情况下，从巴西、澳大利亚等国进口大量铁矿石。这一产业转移的结果是，强势国家逐渐摆脱了本国的能源依赖和环境污染，而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了经济增长的能源瓶颈中。
广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承接了能源约束的转移，在强势发达国家的技术控制下，甚至可能被长期锁定在产业价值链低端。以中国为例，其承接的国际转移产业以来料加工为主，占到了50％以上，其生产仍处于低端的、低附加值的、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序，被牢牢锁定在价值链低端，这造成了中国有限的资源被廉价输出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目前在中国，要产生1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水平的3倍，日本的7倍。中国正在为这种高耗能的增长方式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每年因此造成的工业产值和人民健康方面的损失达1200亿美元。以这种方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对于国民福利和产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相对有限。在外资企业获得了巨大市场份额，甚至垄断我国某些产业的同时，国内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却进展缓慢，甚至在一些产业内形成了严重的技术依赖，外资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日趋加强。
价格操纵与消费示范：强势国家
能源控制的重要手段
强势国家除了以国际产业转移为手段控制着全球能源以及经济产出的流向，还通过操纵能源价格、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消费示范，来实现其对能源体系的控制，进而控制着全球生产体系。
(1)强势国家通过影响甚至操纵能源价格主导全球生产体系。石油是既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又是一种战略武器。在冷战期问，美国就曾经通过在较长时期内压低石油价格，来遏制前苏联这个产油大国的发展。冷战结束后，石油价格逐年上升，尤其是近几年来，石油价格飙升，操纵能源价格日益成为强势国家攻击正在逐渐成长且可能威胁其利益的对手的重要手段。2002年6月纽约市场每桶原油价格为24.29美元，2005年1月4日上涨到43.91美元，2006年7月14日，更蹿升至78.4美元，在4年的时间内世界原油价格上涨了3.2倍。油价持续上涨有可能引发石油消费国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威胁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据预测，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每涨10美元，美国、日本、欧盟经济增长率将回落0.2％、0.4％、0.5％，而发展中国家平均回落幅度将高达1.5％，而像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受到的冲击则更为惊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审视，发达国家主要通过强势资本控制上游石油开采公司的股权；通过先进技术控制下游的炼油产业；通过石油运输、销售渠道控制石油的最终流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世界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能源的消费结构也在随之调整。然而世界能源的主要消费强国凭借自己的资金、技术和军事实力，垄断了世界石油的生产、定价(销售)、运输和加工，竭力维护它们对石油资源的垄断地位。美国是当前唯一能有效影响世界石油价格的国家，然而它在面对高油价时并没有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因为高油价对美国的损害已与过去大为不同了，经过20世纪70-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美国为防止油价高涨危害经济做了大量准备。美国认为它能承受100美元的价位，只要不是突然中断，它就可以不管。强势国家的石油储备政策也使市场的需求更加紧张。目前，美、日、德三国的实际储备规模(政府储备加民间储备)都超过国际能源机构规定的相当于上年进口量90天的水平，分别为158天、161天和127天。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也是最大的石油储备国，据美国能源情报署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05年8月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达到7.05亿桶。日本也是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石油储备国，石油储备水平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的67天增加到现在的169天。欧盟的石油储备量也从最初的60天增至2003年3月的90天。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每天需要进口300万桶石油，在“入世”迫使中国逐步与世界接轨的情况下，油价飚升使中国在原材料上耗资巨大，最终持续经济增长将受到影响，经济与社会稳定受到威胁。
进入2004年以后，每次石油价格的上涨，中国、印度等后发国家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都成为强势国家强调的重要原因。加上不怀好意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于这一因素的大肆渲染，致使在欧洲和北美，人们都将高油价有意无意地归咎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需求。近10年来，大量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巴西、中国、印度等后发国家普遍进入工业化阶段，导致全球石油需求剧增，加剧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能源约束。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水平越高，工业化水平也就越高。按照钱纳里的一般标准工业化模型。可以
判断人均收入水平层面各国工业化的水平或阶段，2005年印度GDP总值0.7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10位，人均GDP为692美元。这一年，中国GDP已经超过2.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4，人均GDP达到1703美元。由此可见，印度的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前期将近结束阶段。历史经验表明，进人工业化阶段后将需要更多能源为生产提供动力。在过去10年中，中国和印度能源需求的增量占了世界能量需求增量的大约40％，最近5年更达到50％。国际能源署(IEA)2006年的《世界能量展望》预计，如果现有政策不变，在2004年和2030之间世界能源消费增长的40％将来自于中国和印度。IEA预测，到2030年，中印两国石油需求将比现在增加日均1200万桶，即相当于目前美国消费量的一半。曾以《石油风云》这一力作闻名于世、现为美国剑桥能源研究会主席、美国战略能源研究与开发特别研究组主席的丹尼尔・耶金曾说：“世界总体石油生产能力的增长必须满足来自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增长，这主要是由中国和印度主导的需求增长。”中国、印度等国日益成为亚太地区新的能源消费中心。然而从统计数字来分析，中国在2005年分别消耗了世界上14.7％和8.5％的能源和石油(总量上仍然比美国的22％和25％低)；印度是世界上第六大能源消费国，占世界总消费不到4％。这说明真正能对国际石油价格产生影响的仍然是那些传统的石油消费大国，且不说它们在面对油价上涨时无动于衷的自私做法，它们道义上的指责还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引入了大量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查道炯指出：事实上，这些需要能源消耗的产品，在全球其他任何地方都需要生产，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只不过是将能源消耗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些生产力的转移，是不会因为国际油价的提升而发生很大波动的，因为国际资本总是会选择最有利可图的地点。
(2)强势国家通过消费文化析示范作用，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路径依赖，陷入了对能源高度依赖的泥潭中。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消费的全球化，消费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人员流动，大大加速了全球消费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全球流动的各类人员，不断将新的技术信息与实践以及各自的文化观念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有力地促进了消费文化的激荡与磨合，必然导致各地消费方式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日常生活品味的逐渐趋同，带动了全球性的现代消费的新潮流，例如移动电话、个人电脑和因特网业务的快速增长正是消费全球化的有力佐证。目前消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表明，美、日、欧等强势国家和地区通过示范效应，将自己的消费标准变成了世界消费标准。强势国家几乎每天都在推出其引以自豪的通用性产品，把它们的触角深入到全世界每个角落，通过消费其产品而认同其文化。强势国家利用跨国公司在世界消费品市场上的压倒性优势，在全球市场进行广告宣传，使得其所倡导和宣传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内容逐渐成为全球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标杆学习”消费方式。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渐进入工业化，它们在学习和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容易对外国的工业化路径产生依赖，将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视为高品质生活的标准，人均收入的提高促使人们的消费需求转向汽车等能源密集型产品，一些主要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把关联度大的汽车工业作为本国的主导产业来发展。然而，在发达国家的消费文化的大力入侵和示范下，汽车除了单纯地发挥交通工具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成为奢侈消费品和身份地位的象征，造成了消费者追求大排量豪华车的“汽车本位”心理和攀比效应。可是，这类汽车在消费中产生的能源需求及其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已经不是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在通向其工业化道路中所能承受的。目前，中国在进口原油中有30％被汽车消耗，今后这个比例还会继续提高。从单车消耗来看，中国汽车工业的油耗水平远远高于欧美日等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每辆车平均每年耗油高达2.28吨，而日本只有1.1吨。在欧洲和日本市场，小排量汽车占主流地位。
能源与经济范文3
关键词 ：脱钩；经济增长；能源消耗；时空分异；中国东部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12-0157-07
当经济增长无法给人类福利带来持续的改善时，经济发展究竟需要多大的生产规模？2004年我国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3.05%；现有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当年点源排放污染物需要投资占GDP的6.8%，虚拟治理运行成本占GDP的1.8%[1]。这意味着至少10%的GDP增长是无效的。此外，中国平均每1万城市居民中有6人因空气污染死亡、10人因大气污染引发呼吸或脑血管系统疾病住院；3亿农民喝不到安全饮用水，因饮用水污染造成农村居民癌症死亡人数为11.8万人[2]。2011年来，一些大城市灰霾天数已达全年的30%以上，甚至达到50%。PM 2.5引发的雾霾天气，是经济长期粗放式增长造成的生态赤字的短期集中涌现。加之产业结构调整战略迫使污染企业从东向西、从沿海向内地、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导致雾霾在城市群间成片连区，笼罩城乡，与“美丽中国”的期望相去甚远。透支自然环境可承载能力的GDP高增长率，必将产生“福利门槛”，只能是小部分人受益、全社会埋单。
过去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世界瞩目，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工业时代，自然资本富足而人力稀缺，因此，经济增长依赖于人造资本，并以无节制地滥用无偿但有限的自然资本为结果。由此产生的工业文明也是以服从和支持经济增长范式为前提的，强调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子系统，提供人类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并吸纳环境污染。现在，人力不再稀缺而自然资本越发稀缺。自然资本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供给容量的极限给经济增长提出了“生态门槛”。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已经证明，济系统的物质规模增长是有限度的，不是可以无限扩张的，经济系统应该内含于生态系统。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生存条件迅速降级的背景下，上述需求、挑战与机遇凝练成一个根本的科学问题：探索生态文明下经济增长与生态改善的脱钩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福祉与资源消耗的脱钩。
1 相关研究进展
随着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关系研究的深入，“脱钩”理论应运而生。脱钩（Decoupling），也有翻译为“退耦”，指物质消耗总量在工业化之初随经济总量增长而一同增长，并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反向变化，从而实现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物质消耗下降[3]，形容阻断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联系或者说使两者的变化速度不同步。OECD提出，在某一时期，当环境压力的增长，比它的经济驱动因素（GDP） 的增长慢时，就是环境退化与经济增长的脱钩[4]。脱钩指标设计是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反应框架（DPSIR），主要反映前是驱动力（例如GDP增长）与压力（例如环境污染）在同一时期的增长弹性变化情况[5]。根据单位GDP能耗的减少是否降低了能源消耗总量，将脱钩分为两种类型，即：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6]。当GDP增长快于环境污染物增长时称为相对脱钩（Relative decoupling），GDP 增长而环境污染物为零或负增长时则称之为绝对脱钩（Absolute decoupling），具体的测度用脱钩指数。当DI≥1时，能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量增速与经济增速同步，或快于经济增速，即绝对挂钩；当0
近年来关于脱钩理论的实证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形成了两种主流的脱钩理论研究评价模式：①物质消耗总量与经济增长总量关系研究；②物质消耗强度的曲线研究。脱钩指数已经得到了众多组织的广泛运用，包括欧洲委员会[8]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9]。Tapio[10]将脱钩模型加以完善和细化，提出八种脱钩类型，并对芬兰的城市交通做了实证研究。相关研究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的总量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脱钩后，又于近年来重新“复钩”的重要事实，提出“上升式多峰”理论[11]。中国学者对于脱钩理论的研究，多以实证研究经济增长与土地、水、能源等资源消耗的不同步变化[12]，通过对脱钩程度和规律的判定，认为中国整体上遵循相对脱钩I相对脱钩Ⅱ相对脱钩Ⅳ相对脱钩Ⅲ相对脱钩Ⅱ的演变规律，且东部省份的脱钩速度快于中西部[13]。尽管研究方法与表达手段各异，但是基本能够达成一致的是：脱钩客观反映了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不同步变化的实质。
2 脱钩基本模型的构建
2.1 数据来源与分类
研究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DI，可以通过弹性系数来表示，取值等于给定时期内能源消耗变化的百分比除以经济增长的百分比。
m = %ΔEC/%ΔGDP
式中：m表示GDP对能耗的弹性系数，代表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的脱钩指数；%ΔEC表示能源消耗变化的百分比；%ΔGDP表示GDP变化的百分比。
根据Tapio的脱钩模型，GDP增长与能源消耗增加之间的关系可以划分为连接、脱钩或负脱钩等类型。一方面，为了避免将变量的微小变化解释得过度显著，研究将弹性系数在取值1.0左右20%范围内的变化仍然认定为连接，即m在0.8-1.2之间为“连接”。另一方面，变量本身的变化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因此，将“连接”划分为扩张性连接（%ΔEC>0 和 %ΔGDP >0）和衰退性连接（%ΔEC
2.2 脱钩指数的计算与分析
根据公式（1）计算中国1979―2014年的脱钩指数（见表1），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能耗增长、GDP增速和脱钩指数的变化趋势见图2。X轴表示研究的时序，Y轴表示能源消耗变化百分比和GDP增长百分比，Z轴表示脱钩指数。通过GDP曲线可以看出，过去30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获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发展。但规模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引发了严重的问题，包括能源消耗过快，温室气体排放增及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实施了保护能源和提高能效等政策和计划。这些政策和计划的影响在20世纪8、90年代尤为显著，能源强度（每单位GDP耗能）从1980年到2001年持续下降。因此，能耗曲线的波动较轻，并位于GDP曲线之下。但是，在2002―2005年期间，能源强度持续下降的状态被打破，年平均增长了1.6%；同时期，能源需求也显著增加了57%。为此，中国政府2006年公布国家能源保护目标，提出在2005年基础水平上，将2006―2010年期间的能源强度减少20%[14]。自此，一系列节能减排法律法规、政策计划陆续出台，能耗增速重回GDP曲线之下。从2011开始，能耗增速虽然持续下降，但经济发展面临GDP增速趋缓的新挑战。
2.3 脱钩指数的时间分异研究
根据Tapio脱钩模型的8种分类，对中国1979―2014年期间的脱钩指数依次划分。由于近30年来中国GDP保持持续正向增长，ΔGDP>0决定了脱钩指数m的取值仅会出现在图1模型的右侧。
（1）1981年的能源消耗总量下降，GDP和能源消耗变化方向相反，强脱钩（m
（2）1989年、2002年和2005年属于扩张连接类型（0.8
（3）2003年和2004年能源消耗的增速领先于GDP增长，即能源消费并未带动经济实现同步增长，因此，这种脱钩是负面的，能耗扩张是低效的，两者呈现扩张负脱钩（m>1.2）关系。
（4）除上述年份外，其余研究时间均表现为弱脱钩状态。尽管能耗和经济同时保持增长，但前者增速落后于后者。即能源消耗增长1%推动了GDP超过1%的增长。事实上，经济发展不可能完全摈弃能源的消耗。因此，弱脱钩状态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短期内期望达到的目标。
3 中国东部地区脱钩的时空分异
中国有4个主要经济区，分别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东部地区包括3个直辖市（北京、天津和上海）和7个省份（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和海南），基本覆盖中国东部沿海。由于先天的资源优势和经济基础，东部地区是中国城市化程度和经济发展的先锋。2012年，东部地区GDP近30万亿元，占中国总GDP的57.02%，能源消耗也占据全国总量的50.87%。东部地^拥有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和最高级的产业结构，是否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值得研究并供其他地区借鉴。
3.1 脱钩状态和分类
图3-图5分别描述了1979―2014年期间东部地区10省份的脱钩指数及其变化趋势。从整体看，脱钩指数的波动是相当明显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通常前一年脱钩指数快速上升，下一年就会下降。导致这种波动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很多领域都高度依赖于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大量投入。因此，能源消耗的下降难以持续。考虑到GDP的增速是稳定的，这种情况说明，脱钩指数的变化与近年来当地政府对能源消耗快速增长的关注有密切关联。即便如此，研究仍然可以给出乐观的评价，即近年来维持GDP增长的能源消耗总体趋势是下降的。
3.2 脱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异研究
表2给出了1979―2014年期间，东部地区三种主要脱钩类型的时间分异结果，其余年份均呈现弱脱钩状态。其中，北京除了1986年和1997年之外，其余年份均为弱脱钩。上海和江苏弱脱钩年份分列二、三位。海南进行大规模城市化的时间较晚，目前能源消耗仍旧保持较高的水平，同期的脱钩指数比其他地区偏高。综合来看，脱钩指数的变化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为了更好地描述脱钩变化的趋势和特征，研究选取5年均值来考察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进行空间分异研究。研究尺度的选择符合中国经济发展五年规划的制度设计。由于某些省份的统计数据最早为1986年，选取1986年后的数据计算5年均值；河北和江苏两省2011年后统计数据缺失，鉴于中国政府于2006年公布国家能源保护目标，自此开始节能减排的国家策略，因此，研究以2006―2014年的脱钩指数均值进行时空分异的分析，结果见表3。
图6（a、b、c、d）分别表示东部10省份在5个时期（1986―1990年，1991―1995年， 1996―2000年，2001―2005 年和2006―2014年）的脱钩情况。其中，1991―1995年和2006―2014年的空间分异情况相同。尽管脱钩指数的年取值有较大的波动，但从5年均值的角度进行研究，可以清晰地观测到脱钩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异情况。
3.3 分异结果的分析与评价
（1）“脱钩+连接”共存。根据图6a，在1986―1990年期间，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和福建属于弱脱钩；河北、山东、上海和广东属于扩张连接；海南表现为扩张负脱钩。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快速扩张期，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的连接关系密切而显著。
（2）“脱钩”时代。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继续保持相当快速的经济增长率，也逐渐认识到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重要性。因此，能源消耗的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限制，万元GDP能耗从3.40 t下降到1.16 t，降低了65.82%[15]。图6b和图6c 代表1991―2000年的10年，除海南外，其余9省经济增长的速度始终领先能源消耗的增加，两者保持弱脱钩。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中国经济的黄金10年”。但是，海南作为工业化发展的落后地区，依赖能耗促进经济仍是发展的主基调。
（3）“复钩”重现。汽车、电子和电力等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仅带来GDP年均超过10%的增长率，同时也引发了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井喷式增长[16]。万元GDP能源强度从1.16 t又增加到1.28 t[17]，工业部门能源消耗总量巨大。以2002年为例，工业部分经济增长占GDP的比重为44.2%，但能源消耗占全国总量的68.9%[18]。5年间，能源消耗以年均12%的速度增长，大大领先同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19]。图6d 显示，2001―2005年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都进入了“复钩”阶段，这意味着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发展的关系再度紧密。能源密集型产业的低效扩张，是“复钩”状态出现的根本原因。
（4）再度“脱钩”。2006年开始，进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十一五”规划期，政府特别关注升级传统制造业和淘汰落后技术，首次设定严格的节能目标，提出到2010年，将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水平降低20%。相关举措极大地改变了生产结构，减轻了环境压力[20]。图6b显示，尽管东部地区2006―2011年的能源消耗和GDP增速均高于1991―2000年的“黄金十年”，但仍然属于弱脱钩状态，这可以归因于各种能源要素利用效率的提升和区域间差异的缩小[21]。
4 结 论
首先，运用Tapio脱钩模型研究1979―2014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关系。脱钩指数说明，两者之间经历了“弱脱钩-强脱钩-扩张连接（复钩）-扩张负脱钩-弱脱钩”的波动过程。其中，2000―2005年期间出现的扩张复钩和负脱钩应该引起关注。特别需要警惕在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出现经济与能耗再度复钩的可能性。不断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保持脱钩的前提，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低排放技术，及时地进行技术创新，在减少环境压力的同时刺激经济的增长[22]。
其次，将中国东部地区作为典型案例，对脱钩指数的时间和空间分异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过去30年里，绝对而稳态的脱钩没有出现。整体而言，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在逐渐下降，但 “复钩”的出现说明情况并不稳定。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稳定，“复钩”现象说明能源消耗增长太快。脱钩动态变化的5个时期，高度密切地对应着宏观政策的调整。中国长期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的冲突，受能源种类的限制，能源供给仍然以原煤为主导。能源低效利用所带来的严重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给中国的能源可持续性和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考虑到经济转型和节能减排的双重任务，将提高能效作为节能的关键政策。
再次，尽管东部地区脱钩指数在30多年的研究尺度上呈现了明显的波动，但实现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是完全可能的。1979―2014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处于弱脱钩状态，经济在保持合理增长的同时，减少能源消耗是可以达到的。即使在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东部地区，除21世纪前5年之外，其余年份也都实现了弱脱钩。弱脱钩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的常态。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加速了国际经济格局的分化，中国济增长面临新的挑战。继续保持过去30年的增长速度困难重重，经济放缓的可能性增加。因此，及时的技术创新、生产结构调整和消费结构改变是在经济慢速增长的背景下，减少经济发展对能源依赖的重要策略。发展非化石能源以保证能源安全和响应气候变化的当务之急；生产结构调整的最大贡献是减少氨氮排放；通过改变终端需求结构增强环境的可持续性。
最后，脱钩指数不是孤立的，盲目追求脱钩是没有意义的，必须结合同时期能源消耗和GDP变化的弹性和方向来综合评判。脱钩应该分辨两种情况：能源消耗效率的提高导致的脱钩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导致的脱钩。研究发现，尽管能源消耗总量保持增长趋势，但相邻年份的数据总是呈现显著的起伏波动。例如，一旦东部地区某一年份能源消耗增长迅速，通常会导致下一年缓慢增长甚至下降。大量的能源消耗数据直观地反应出经济增长的能源使用效率，是地区和国家能源使用效率的直接表现。因此，能源消耗的变化通常在短期内是显性的，对能源政策产生显著影响。以不断提高效率为途径，最终实现能源使用总量的绝对下降，是经济与能源脱钩的长期目标。
生态改善的两条基本途径是降低消耗和减少污染，即“节能”和“减排”。多年来“传统经济+资源管理”和“传统经济+污染治理”的模式在资源环境问题上的失败，充分说明经济增长对生态改善的作用“失灵”。根源在于，提高微观经济生态效率、产生“红利效应”的同时，催生的“促销作用”促进了规模扩张，引发的“反弹效应”更加显著，导致物质消耗总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长期以来，以效率为导向的技术研究和经济理论认为，只要持续地通过技术创新改变物品效率，或者通过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率，就可以大幅度地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事实上，在不摒弃经济增长目标下，依靠效率改进降低环境压力并最终实现生态恢复和提高的尝试是不成功的。通过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来解决生态问题的愿景，与资源枯竭和污染加剧的现实，呈现出愈加激化的矛盾。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经济全球化实现自然资本的全球采购和资源污染的全球转移，即“发达国家的河变清了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河变黑了”，但发展中国家难以通过这一途径实现生态改善。因此，经济决策应首先考虑自然资本供给的容量，到达一定的经济规模后，经济增长是需要停止的，而经济发展是可以持续的。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WU C H. On a different scaleputting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in perspective[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2000， 108（10）： 452-459.
[2]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R]. 2004.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search report of green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of China[R].2004. ]
[3]OECD. Decoupling： a conceptual overview [R]. 2001.
[4]OECD. OECDChina seminar on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proceedings[R]. 2005.
[5]JIE W， TIAN J L， HE X B. Decoupling indicators of soil erosion for agroecosystem assessment[R]. 2005.
[6]WANG H. Decoupling measure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 of China[J]. Energy procedia， 2011（5）：2363-2367.
[7]LUCIANO C de F， SHINJI K. Decomposing the decoupling of CO2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Brazil[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1：70：1459-1469.
[8]EUROPEAN C. Thematic strategy on the sustainabl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R]. 2005.
[9]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Decoupling natural resource us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from economic growth， a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decoupl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resource panel[R]. 2011.
[10]TAPIO P. Towards a theory of decoupling： degrees of decoupling in the EU and the case of road traffic in Finland between 1970 and 2001[J]. Transport policy， 2005，12（2）： 137-151.
[11]赵一平， 孙启宏， 段宁. 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响应关系研究――基于相对“脱钩”与“复钩”理论的实证研究[J]. 科研管理，2006，27 （3）：128-134. [ZHAO Yiping， SUN Qihong， DUAN Ning. Respons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a practical research based on comparative delink and relink theory [J].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2006， 27 （3）：128-134.]
[12]李效，曲福田，郭忠兴，等.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脱钩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 18（5）：179-184. [LI Xiaoshun， QU Futian， GUO Zhongxing， et al. Decoupling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8， 18（5）：179-184.]
[13]赵兴国， 潘玉君， 赵波，等.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时空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 201l， 30 （6）： 706-714. [ZHAO Xingguo， PAN Yujun， ZHAO Bo， et al. Temporal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ource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 method based on decoupling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l， 30 （6）： 706-714.]
[14]WANG K， LU B， WEI Y M. China’s regional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 rangeadjusted measure based analysis [J]. Applied energy 2013， 112： 1403-1415.
[15]ANDREWSSPEED P. China’s ongoing energy efficiency drive： origin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J]. Energy policy， 2009，37： 1331-1344.
[16]XIANG N， XU F， SHA J H. Simulation analysis of China’s 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potential to achieve a lowcarbon economy by 2020[J]. Sustainability， 2013 （5）： 5081-5099.
[17]LIAO H， FAN Y， WEI Y M. What induced China’s energy intensity to fluctuate： 1997-2006？ [J]. Energy policy， 2007，35： 4640-4649.
[18]PAN H F， ZHANG H Y， ZHANG X L. China’s provincial industrial energy efficiency and its determinants[J]. Mathematical and computer modelling， 2013，58：1032-1039.
[19]ZOU G F， CHEN L M， LIU W， et al.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Chinese regional energy efficiency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J]. Mathematical and computer modelling， 2013，58： 1000-1009.
[20]WANG Q. Effects of urbanisation on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J]. Energy policy， 2014，65： 332-339.
[21]ZHAO X L， YANG R， MA Q. China’s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of provincial industrial sectors[J]. Energy， 2014，65：52-61.
[22]LIANG S， LIU Z， DOUGLAS C B， et al. Decoupling analysis and socioeconomic drivers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in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4，48：1103-1113.
能源与经济范文4
1.国民经济部门结构上的变化与能源消费
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变迁下，能源消费量以及其部门结构也会产生变迁。具体来说，就是国民经济总产值数量之下，由于经济部门结构形势上的变化，而产生了能源消费量的变化。目前来看，农业国所消耗的能源就少于现代化工业国，能产生较大能耗的工业生产占据能源消费的大比重，可以说其生产规模的改变对能源消耗的影响较大。早在19世纪70年代，国际上部分石油大国由于某些因素导致石油运输出现问题，从而石油价格上涨，为了抑制能源价格相关部门会以经济部门结构调控的形势，来减少单位产品能耗较大的部门，提升能耗较少部门的比重，又或者是将大能耗巩工业转移到符合条件的地区、国家，最终所实现的是单位总产值能源消耗的降低[1]。我国能源消耗以及部门结构上的改变，当中需要考虑的除了能源消耗量的消减，还有发展产值高、能耗较少的经济部门，这些都需要参考党时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以此为基础出发。近几年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必须充分考虑各项比例之间的关系，需要推动能源生产与消费是满足国民经济的积累消费需要、原材料需求、燃料需求、工业与农业需求，以及加工业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对上述方面的比列进行合理调整。
2.能源与国民经济之间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
若要切实的分析能源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关系，除了对国民经济部门结构与能源之间关系的分析外，还需要详细的了解衡量指标及标准，例如能源生产弹性系数、电力生产弹性系数、能源工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系比重等。
2.1能源生产弹性系数
能源生产弹性系数所决定的是能源生产量增长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指标，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能源进出口量相差无几，这一数据能代替能源消费言行系数。如若要考虑国民经济发展指标，则需要对国民生产总值数据进行收集，因而需要根据公式来得出能源生产弹性系数为能源生产增长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比的比值，而具体的公式如下所示：一般情况下对能源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能源弹性系数的衡量工作，需要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发展时期的指标有所不同。在工业化发展阶段，能源生产弹性系数有高降低，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应用逐渐加深，能源再生率与在利用率逐步提升，由此所带来的便是能源生产弹性系数数值的降低。笔者通过分析发现，能源生产弹性系数当不低于0.8时，能源处于高消耗的阶段，要解决之一问题，便需要不断更新技术，制造出低能耗的技术设备，能有效的降低能源生产弹性系数，这时的能源生产弹性系数要维持在0.5至0.7之间是最恰当的[2]。
2.2电力生产弹性系数
电力生产量所实现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标便是电力生产弹性系数，现阶段我国电力发展处于再发展阶段，电力生产量几乎等同电力消耗量，再这样的情况下，研究电力生产弹性系数能切实的了解到能源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而电力生产弹性系数相关数据的得出依靠电力生产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比值，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电力是目前应用范围最广，最便于清洁、运输的能源，比起石油、煤炭更受用户的欢迎，所以现阶段我国生产生活能源主要是电力能源，并且一次能源转化为二次能源的使用范围也更大。并且我国工业越来越发达，对于能源的应用量也逐渐提升，虽然我国也在倡导节能减排，但是能源供应量与使用量仍然存在问题。通过笔者的了解，相关人员的研究下发现要确保电力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站，电力生产弹性系数应当维持在1.2上下。
3.结束语
能源与经济范文5
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能源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的石油危机，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重大国际事件，引起了世界各国对能源的高度重视和对世界能源资源的激烈争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CDP年均增速高达9.8%i。然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高耗能、高排放为代价的。2011年，我国GDP约占世界的8.6%，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9.3%。我国单位C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也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自2005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年均增加近2亿吨标煤，2011年新增能源消费量达到2.3亿吨标煤。这一数据相当于意大利或墨西哥一年的消费量，世界上也仅有13个国家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该数字。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但与高增长的能源消费对应的是，我国能源资源禀赋不高，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低，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7%、5.4%、7.5%。ii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已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国内部分地区生态环境严重透支，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日益增大。从环境和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通过技术进步不断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显得日益重要。我国的能源禀赋具有多煤、少油、少气的特点，中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分别高达76%和68.9%，是世界上煤炭比重最高的国家，而煤炭又是一次能源中热值最低污染最大的能源品种。且我国的煤炭利用以燃烧为主，在每年消费的煤炭中，有80%以上是直接燃烧。这样的能源消费结构导致我国能源效率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产生了能源消费居高不下，污染严重等问题。
重庆作为中西部唯一的一个直辖市，是全国较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之一，人口密集，工业基础雄厚，已形成机械、轻工、建材、纺织、化工及冶金等行业为主的工业体系。201 1年，重庆市生产总值接近1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16.5%，增幅跃居全国第一。重庆工业总产值达到1.38万亿元，增长26.2%，iii伴随着这种高增长的背后却是巨大的能耗，重庆能源的生产与消费矛盾日益突出。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而十报告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由“变革”到“革命”，从“合理控制”到“控制”透露出国家对能源发展的高度重视。因此，研究重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提出节能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重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重庆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重庆市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90.69亿元增加至2010年的7925.58亿元，增长了87.4倍，GDP年均增长16%；致使能源消耗的急剧增加，能源消费从1980年的985.59万吨标准煤增至2010年的7117.41万吨标准煤，增长了7.2倍，年均增长率达到7%。其中，油料和电力的增长幅最大，分别为18.3倍和12.1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和9%；煤炭和天然气的增长幅度分别为6.5倍和5.8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和6%。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使重庆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
重庆市能源消费结构主要以煤炭为主，如图一所示，这30年来，煤炭所占比重基本维持在70%左右，其他能源所占比重略有上升，天然气消费比例占12%左右，油料和电力分别只占7%和9%，与全国平均水平和北京、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再从图二可以看到。重庆市经济的发展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煤炭、天然气、油料和电力的消费量都是呈快速上扬趋势，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且煤炭消费总量的趋势与GDP总量的趋势最为接近，这表明促使重庆市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费中，主要是煤炭，能源消费结构严重不合理，环境压力巨大。
2重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实证分析
2.1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
本文对于能源消耗的研究选取《重庆统计年鉴201 1年》上的1980-2010年重庆市能源消费总量（y），单位为万吨标准煤；经济增长用GDP生产总值（x1）来表示，单位万元；由于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消费始终保持着较高的份额，固本文采用煤炭消费量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x2）来表示能源消费结构，单位为（%）。
2.2模型构建
由于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不会改变数据的特征，却能使数据趋势线性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故本文将变量对数化后采用以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lny=a+bllnxl+b21nx2+u
2.3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软件eviews6.0对表二的统计数据进行OLS估计，得出以下结果：
luy=-20.5601 1+0.534399 lnx1+4.6203781nx2
.S=（4.439394）（0.03329 1）（0.933846）
t=（-4.63 1287）（16.055225）（4.947688）
R2=0.946923 F=249.7693 S：E=0.139725
2.4模型检验
从经济意义上来讲，lnxI对lny的弹性系数为0.53，lnx2对lny的弹性系数为4.62，说明GDP每增加1%，能源消费将增长0.53%；能源消费结构每增加1%，能源消费将增长4.62%。
S.E=0.139725，很小，说明回归直线精度很高，代表性好。能源消费的估计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平均误差为0.13万吨标准煤。
R2=0.946923，接近于1，拟合优度较高，样本回归直线的解释能力为94.69%，说明重庆能源消费变动的94.69%可由样本回归直线作出解释。
给定α=0.05，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为n-2=29下，临界值t0.025（29）=2.0452，因为结果中的t值都大于临界值2.0452，所以拒绝原假设，表明GDP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费结构对于能源消费量有显著性影响。
3 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重庆能源结构对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为4.62，显著高于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重庆能源结构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显著。重庆至今仍占68%以上煤炭消费比重的能源结构是导致能源结构弹性较大的原因。且煤炭燃烧带来的污染严重，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因此，做好节能降耗工作，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势在必行。
3.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三次产业结构
目前重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靠自然资源的高投入和高消费换来的，要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好由“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向低消耗、高产出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第二产业在重庆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工业是重庆经济发展的支柱.2010年，重庆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8.6：55.0：36.4，如果能够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降低第二产业中电力热力企业、化学制造业、金属冶炼和矿物制品业等高能耗行业对于能源的消费量，那么既能降低能耗，保护环境，也能促进GDP的增长，对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所以，重庆市要做好产业的内部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服务业、IT产业、通用设备制造、医药制造业等能耗相对较低的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综合竞争力。
3.2加大节能降耗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能源利用率
节能技术的开发和采用，不仅能降低企业成本，也能提升企业竞争力，缩小差距，为企业带来巨大收益。所以，把资源、能源等关键性技术的发展摆在优先地位，突破企业发展中的前沿技术和先进技术，为建设节约型产业提供技术支撑十分重要。重庆应紧紧围绕全市发展的产业规划，结合自身特点，重点研究开发工业、交通运输、建筑等领域的节能技术与设备，加快发展天然气，页岩气的开发力度，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煤炭的使用量或者增加煤化工一体化项目。实施锅炉窑炉改造、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余热余压利用、节约替代石油、建筑节能、绿色照明等节能改造工程，以及节能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合同能源管理推广工程和节能能力建设工程。如节能环保汽车及关键零部件技术、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风力发电成套设备、以煤气化为基础的多联产技术、内燃机、船舶及配套产品等以及煤层气、天然气净化、集输与安全控制技术等。积极推广新技术的运用，提高能源利用率。
3.3控制高能耗企业的发展，向能源利用效率高的行业转变
根据市场需要和产业政策，积极推进能源利用效率高的行业集群的发展，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工业整体水平。重点加强冶金、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业节能降耗，加快淘汰落后冶炼工艺和设备，淘汰传统能耗高的小水泥、小玻璃和实心页岩转，大力推进先进冶炼、熔炼技术，大力发展新型干法水泥、装饰新材料和建材等。对于重点耗能工业企业，应特别加强管理，加大节能技术改造，向低能耗的行业转变。
3.4加强政府引导作用，建立节能降耗相关机制
市政府应该加强引导，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对所引进项目的能源结构是否符合国家、地方和行业节能设计规范及标准，有无采用明令禁止或淘汰的落后工艺、设备以及是否采用节能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等方面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引进技术先进、能源利用效率高的项目。建立和完善节能降耗的市场机制，引导社会采购、使用节能产品；建立能源价格调节机制，完善节能的价格、财政、税收、信贷等政策，对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的企业实行用能加价收费；建立和完善能耗统计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建立健全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和奖惩制度，强化政府和企业的责任。
能源与经济范文6
[关键词]甘肃省;能源消耗;经济增长;协整关系;因果关系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22.101
[中图分类号]F206;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22-0-02
1 甘肃省能源消耗以及经济发展概况
1.1 能源消耗及经济发展趋势
图1 1995-2013年甘肃省、全国能源消耗、GDP增长率图
由图1可以看出，1995-2013年，甘肃省的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均呈快速增长趋势，经济增速快于能耗增速。甘肃省能源消耗总量（EC）由1995年的885.68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13年的8 356.51万吨标准煤，增加了7 470.53万吨，年平均增长量为415.05万吨标准煤，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3%。同期，甘肃省国内生产总值（GDP）由557.76亿元增长到6 330.6亿元，年平均增长量为320.72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6%。
甘肃省和全国的能源消耗和GDP增长率均呈现先递减再增长，递减再增长的波动趋势，能源消耗年平均增速超过全国的2倍。甘肃省GDP年平均增长率13.6%，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3.3%;甘肃省的能源消耗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3%，全国的能源消耗年平均增长率为4.1%。
1.2 能源消耗强度及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特征
图2 1995-2013年甘肃省和全国的能源消耗强度图
由图2可以看出，甘肃省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高于全国。从1995年到1998年全国的能源消耗强度高于甘肃省能源消耗强度，到1999年之后甘肃省的能源消耗强度高于全国的能源消耗强度。从1995到2013年，甘肃省的平均能源消耗强度为1.88吨标准煤/万元，远高于全国平均能源消耗强度1.38吨标准煤/万元，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3 1995-2013年甘肃省和全国能源弹性系数图
由图3可以看出，甘肃省和全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趋势均呈现波动变化，但甘肃省的能源消耗弹性系数波动幅度更大。能源消费增长的不稳定是造成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幅度波动主要原因。1997年，甘肃省的消费弹性系数最高为5.06;2000年，甘肃省的消费弹性系数最低为-0.86。甘肃省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值为1.1，全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值为0.3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74。说明甘肃省工业不发达，能源利用率低。
2 1995-2013年甘肃省能源消耗量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2.1 数据预处理
本文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选取1995-2013年的甘肃省能源消耗量和GDP为样本数据。建立甘肃省能源消耗总量序列{ECt}和经济增长序列{GDPt}原始数据图。
{ECt}、{GDPt}具有指数曲线增长趋势，不平稳。对它们进行取对数的运算，以消除指数影响，将能源消耗量序列取对数后的序列命名为Yt，即Yt=ln（ECt）;将序列{GDPt}取对数后的序列命名为Xt，即Xt=ln（GDPt）。Yt和Xt均有线性增长趋势。对Yt和Xt分别做一阶差分，得新序列DYt和DXt。平稳性检验结论如表1。
2.2 能量消耗总量序列和经济增长序列协整检验
用EG两步对甘肃省能源消耗总量序列{ln（ECt）}和{ln（GDPt）}序列作协整检验。第一步，首先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法对{ln（ECt）}和{ln（GDPt）}作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
协整回归方程：ln（GDPt）=0.996 609+0.947 996* ln（ECt）+et
第二步，用ADF单位根检验残差{et}是否平稳。
残差的计算公式为：et=-0.947 996*ln（ECt）+ln（GDPt）-0.996 609。
如表3，P值为0.000 2，所以拒绝原假设，说明残差序列平稳，又因为甘肃省能源消耗量对数序列{ln（ECt）}和甘肃省{ln（GDPt）}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所以两者具有协整关系。由协整回归方程表明，两者长期的协整关系为：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能源消耗，甘肃省的GDP就平均增加约0.947 996。
2.3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
两个变量虽然有长期均衡关系，但在短期内依然可能出现波动。此时，可用ECM对这种短期失衡加以修正。利用差分序列关于序列和前期误差序列{et}（也就是上一步协整检验求得的残差）进行OLS回归，构建如下ECM模型;其中et=-0.947 996*ln（ECt）+ln（GDPt）-0.996 609，参数估计结果见表4。
参数估计结果表明：甘肃省能源消耗量的变化不仅取决于甘肃省GDP变化，还取决于上一期能源消耗量对本期均衡水平的偏离，误差项估计的系数为0.240 694，体现了误差修正模型对偏离的修正，上一期的偏离度越远，本期修正的量就越大，即系统存在误差修正机制。
2.4 因果关系检验
表5 滞后1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
Null Hypothesis Obs F-Statistic Prob.
能源消耗不是经济增长原因 16 3.362 04 0.002 5
经济增长不是能源消耗原因 0.469 40 0.637 3
原始数据能源消耗量（EC）和GDP为I（1），1阶单整。对Xt和Yt作滞后二阶因果关系检验。如表5。对于能源消耗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0.072 5，在0.0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所以能源消耗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不是能源消耗的格兰杰原因概率是0.637 3，在0.05的显著水平下，接受原假设，说明经济增长不是能源消耗的原因。
3 结 语
甘肃省能源消耗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短期的动态均衡关系。两者长期的均衡关系为：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能源消耗，甘肃省的GDP就平均增加约0.947 996;GDP的当期波动对能源消耗量的当期波动调整幅度很大，每当增加1亿元的GDP便会增加0.790 16万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耗量，上期误差对当期的能源消耗量的当期波动调整幅度较小，单位调整比例为0.240 694;甘肃省能源消耗是甘肃省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是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说明甘肃省属于能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
主要参考文献
[1]李邵萍，郝建芳，王甲山.东北地区碳排放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995-2012年数据分析[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4，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