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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投资策略范文1
限制性股票是指一种经纪公司的股票，特点是该经纪公司参与到发行公司的非公开投资银行活动（如收购兼并的防御或承销等），存在潜在利益冲突。要想从事限制性股票的交易，经纪公司只能行使人的经纪功能。做这类业务的公司并不能用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也不能给市场提供暗示，或者招揽限制性股票的订单，同时，禁止在公司交易范围之外，公开限制股票的名单。
02 机构经纪商
替银行、共同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或其他机构委托人买进和卖出证券的经纪商。机构经纪商从事大额的证券交易，一般向顾客收取的每单位佣金率比个人要低。
03 契约
合同关系正式确立或授予权力的法律文件，例如票据、合同、协议。
04 可保性
保险公司愿意承保的各种条件。每个保险公司根据自己的保险准则都有自己适用的保险标准。例如，一些人寿保险公司对一些高危险性职业的人群，如特技人员、消防员不给予保险、而其他公司可能会给予保险，尽管这些人员相比一般职业人群要相应支付更高的保费。
05 空壳公司
是指已具有法人地位，但还没有相应资产或业务的公司。组建这类公司可能是为了在开业前有资格从事融资活动。在这种情形下，投资于这类公司的风险很大。该术语也用来指违法经营者为逃税而设立的幌子公司。
06 睡股
是指在价格上有很大的潜在获利能力的股票，只是其诱人之处还未被人发现，暂时几乎没有投资者对其感兴趣。在睡股的价格已经上升后，再回过头来看时，很容易辨别出哪些是睡股。
07 第二阶段
是指风险资本融资的中间时期。它在早期起步阶段或种子资金阶段与准成熟阶段之间。在前 述的准成熟阶段里，公司已开始考虑杠杆收购或开始首次公开发售证券。
08 担保证券
担保证券是指用担保品、抵押契据或其他留置权担保的债券。有关担保的条文体现在信托契约中。无担保债券称为信用债券。
09 板块轮回法
板块轮回法是指一种股票投资策略;资金从一个行业板块转到另一个行业板块，赶上每个板 块的上升波段，跑赢整个市场。
10 结算风险
结算风险是指交割方不交割或支付方不支付可能导致的风险。在外汇交易中，是指合约的任意一方没有履约的风险，被称为赫斯特风险。
11 售空市场
售空市场是商品市场术语，意指由于清理合同和有限的卖方盘，使人们几乎无法购得某种商品或某种期限的期货合同。
12 虚做
虚做是指以避税为目的的进行的交易。一旦被税务当局发现，交易会被视为无效，交易方必须支付应缴税款。有些有限合伙制实体被裁决在过去“虚做交易”，使得有限合伙人亏欠美国国内税务署税款和罚款。
13 鲨变监察者
是指专门观察和监视收购活动早起动向的公司。这类公司通常接受客户公司的委托，监视客户股票的交易情形，力图辨别出累积股份的各类公司。
担保投资策略范文2
关键字：证券市场 淡马锡 挪威全球养老基金 经营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0.4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70(2009)06-058-04
一、问题提出
随着财富基金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一个日益活跃的参与者，其具体的投资策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般根据财富基金投资策略的不同，将其分成两类：战略型投资基金(strateglc Investment Fund)和组合型投资基金(PortfelioInvestment Fund)。实施战略型投资策略的财富基金一般对目标企业实施相对或绝对控股的投资，典型代表是新加坡的淡马锡；而采用组合型投资的财富基金偏向持股比例较低的参股型投资策略，例如挪威全球养老基金，该基金投资了全球约3500家公司，每家公司平均持有股权比例却低于1％。
2007年中国成立了自己的财富基金一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简称CIC)，此后围绕着其投资策略的选择，学术界一直纷争不断。那么，对于一国的财富基金来说，采取战略型的投资策略还是组合型的投资策略更为有利呢?采取战略型投资和组合型投资的具体区别又有哪些?本文将对两个典型的财富基金－淡马锡和挪威全球养老基金进行比较分析，试图通过找出两种投资模式的异同，以期对中国财富基金的投资策略选择有所借鉴。
二、两支财富基金的简介
(一)战略型财富基金――淡马锡简介
淡马锡的全称是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TemasekHoIding(Prlvate)Limited)，成立于1974年6月25日，直接向财政部负责，是世界上典型的国有控股的资产经营公司，目前资本金约为1080亿美元。从成立到1996年间的20多年里，新加坡政府赋予淡马锡的目标是发展本国能源、运输等事业，并且从事社会公共事业投资和建设；淡马锡始终坚持投资于国内，实现了每年18％的持续高增长速度。进入1997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淡马锡旗下的本地企业大多表现欠佳。面对这样的经济形势，淡马锡提出了两项改革目标：打造一流企业和实现海外扩张。淡马锡借鉴通用电气的投资经验，在分析工具，评估机制，后期追踪、风险管理上都采用一流的西方投资公司的模式。淡马锡全面转型的标志可以从2002年何晶出任淡马锡的执行董事兼CEO开始，此后淡马锡的发展显现出两个新的特点：一是透明度增加，二是拓展海外投资。2004年开始，淡马锡开始向外界年度财务报告，改变投资策略，进行一系列的内部改革。截至2008年底的20年里，淡马锡的年投资回报率约13％。
(二)组合型财富基金――挪威全球养老基金简介
挪威政府养老基金一全球(the Government Pension Fund－Global，简称GPFG)成立于1990年，其资本来源于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产生的外汇盈余。由于石油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该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挪威财政部于1990
年设立挪威石油基金(The Pe-traleum Fund of Norway)，并在2006年1月将基金更名为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下面简称为GPFG)。
截至2008年3月31日，GPFG的市值为19.458亿挪威克朗(约合3.891亿美元)，在财富基金规模上跻身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自1996年第一笔资金注入以来，其平均年实际回报率为4.57％。股票和固定收益投资在1998-2007年期间的平均名义年收益率分别为5.12％和7.00％。这种较稳定的年收益率与其阶段性改革的经营策略是分不开的：
1990年，挪威议会批准成立政府石油基金，以提高政府石油收入的长期收益。
1996年，第一笔3亿美元的资金汇入，并被投资于海外固定收益产品。
1998年，允许股票投资，投资组合开始包括股票和固定收益工具(仅包括政府债券)。
2002年，允许投资于无政府担保债券。
2004年，成立道德监督委员会(Council on Ethics)，投资需遵循制定的“道德纲领”。
2006年，基金更名为挪威政府养老基金一全球。
基金成立之初，管理运作完全由挪威财政部直接负责，投资保守，集中于政府担保债券等低风险的固定收益产品。到1998年，挪威议会批准成立挪威央行资产管理部(Norwegian BankInvestment Management，简称
NBIM)具体负责该基金的经营运作，此后GPFG在投资范围和管理方法上进行了改革，其机制也逐渐趋向于完善和成熟。在NBIM接管的十年来，投资的企业约有3500家，扣除管理费用后该基金平均年收益率为4.3％，总共为挪威财政部创造了约1000亿美元的投资回报，对国民福利事业的贡献意义重大。
三、两支基金经营管理的比较分析
尽管都被视为成功的财富基金的代表，淡马锡和GPFG的投资策略选择却是截然不同的。通过比较分析，二者除了在经营目标上存在一定的形似度外，在管理方式、投资组合、透明度水平和风险偏好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
(一)基金经营管理的相似之处
在经营目标上，淡马锡和GPFG有着一些相似之处。淡马锡的经营宗旨是“以投资者与股东身份，积极参与成功企业的建设，确保股东的最佳长远利益”。一方面淡马锡要帮助旗下的公司建立核心优势，使其能在未来稳健发展，另一方面，要求淡马锡能为新加坡政府争取更多的利益回报，同时在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间作出平衡。挪威成立GPFG的目的是将石油收入转化为金融资产，形成稳定的收益，惠及后代。随着挪威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挪威人口中有1／4领取养老金，而且比例还在增加)，养老金支出不断增长，因而GPFG的经营目标是：在适度的风险下，追求投资利润的最大化，满足当期养老金支出的需要。不管基金盈利被用于何种目标。获得投资利润最大化都是两个财富基金最直接的目标。
(二)基金经营管理的主要区别
1 管理方式的差异
虽然淡马锡和GPFG都隶属于两国的财政部，但是对基金的管理上，两国财政部却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淡马锡在投资决策、资金使用等方面享有完全的自，新加坡财政部对其采取的是一种“放养式”管理，不参与淡马锡的日常管理，只关注于重大决策和董事会人员的选择，淡马锡只要定期交纳各种
财务报表供审核即可。而GPFG的投资并不是通过自身经营运作的，是由NBIM具体负责。在GPFG的管理运作中涉及到了三个机构：挪威财政部，挪威议会和NBIM。具体来说，财政部负责制定GPFG的基准投资政策。包括基准的投资组合、基准投资回报率和风险上限，并报挪威议会申请批准。之后NBIM对照这个基准的投资政策，寻找合适的投资对象，达到预期的高回报率。财政部和NBIM之间的权利关系是：财政部只是制定关键性限制{如股票和固定收益工具之间的投资配置比例、在所投资公司中的持股最大限额以及对挪威央行主动管理的限制等)，但是并不干预具体的投资策略、投资组合等细节。NBIM依据基准的投资政策，可以灵活地选择投资对象，而且其实际的投资组合可以和基准投资组合有所背离，只要在财政部规定的最大差距尺度内。
2 投资组合的差异
(1)总体投资战略
在投资战略方面，淡马锡专注于通过股权投资，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GPFG则善于进行持股比例较低的财务型投资，其资金60％投资于股票，40％投资于固定收益类产品。
具体而言，淡马锡主要进行直接投资，通过淡联企业，跨国公司以及本地企业与新加坡经济直接挂钩。一般而言，淡马锡会相对较长地持有一家公司的股份，并争取做大股东，在回报率变低或者想增加投资对象的流通股时，会沽售或减持。在金融资产的选择上，淡马锡主要进行股权投资，有很少部分的商品、固定收益产品，信贷产品和不良资产投资，但并没有规定各部分的比例上限。对淡马锡来说主要通过跨地域投资和高增长性行业投资来分散风险。
GPFG则采取的是组合型投资策略。根据投资法规，NBIM对单一公司总股本的最高持股为5％，对单一公司内有投票权的股份持有比例也不能超过5％(2008年增加到10％)。GPFG的比较基准组合则是具体化的投资战略，明确了预期收益和风险值。目前比较基准组合来源于富时(FTSE)27个国家的股票指数成分股和雷曼全球总计债券指数的成分债券，组合中40％为股票投资，其余均为固定收益类产品。基准政策中的资产等级和地区比重随着基准的证券市场价格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每个月基本都会有新的资本注入到基金中来。资本被投资于不同等级的资产和地区，来尽可能接近基准政策。
(2)投资领域
在投资领域方面，淡马锡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和电信传媒行业：而GPFG的投资行业却是多样化的。淡马锡的投资方向始终围绕四个主轴，即转型经济，中产阶级、竞争优势，业界冠军。目前淡马锡所涉及的行业大致可归为金融服务、电信传媒，交通物流、设施工程与科技，能源资源、房地产等6个类别。其中金融，传媒及电信是淡马锡近年来重点关注和投资的领域，从2005财年至今每年的投资比例都在60％以上(表1)。其未来五年的投资计划将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投资于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如通讯，水源；二是参与高风险但有成长潜能的行业，如生命科学；三是培育以本国为业务基地的知识密集型企业。相反，作为财务型投资者的GPFG，对投资却无任何行业偏好，只要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下，GPFG更乐于使投资更加多元化。
(3)投资地域
在投资地域方面，淡马锡除大力投资本国市场外，也重视对亚洲地区的投资；GPFG只进行对外投资，而且更偏爱欧美市场。自2002年改革以来，淡马锡提出在未来十年内，按照“三三三”的原则将其投资分布于新加坡，亚洲和OECD地区。根据淡马锡截至2008年3月31日的数据统计，在过去的四个财政年度内，淡马锡不断通过调整，优化区域间的投资比例。其在新加坡国内投资比例从2004财年的49％减少到2007财年的33％，而在亚洲(除日本)的投资比例则由19％增加到2007财年的41％。在表2中不难发现，在各地域的投资中，尤以对亚洲的投资比例最高。这也与亚洲近些年良好的经济增长形势密不可分。在2006年淡马锡提出“与亚洲同步成长”，以分享亚洲经济增长的利润。之后，淡马锡加大了对亚洲市场的投资力度，并在北京、孟买、胡志明市建立办公室，以利于在亚洲的投资。
根据挪威财政部制定的基准投资组合，欧洲市场是GPFG的投资重点，欧洲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占据了组合中股票投资的一半份额，而固定收益的60％也集中在欧洲。具体来说，在基准的投资组合中：股票占基金基准投资组合的60％，基准的股票构成：欧洲市场50％、美国和非洲占35％，亚洲／大洋洲地区15％；固定收益占基准投资组合的40％，基准的固定收益构成：欧洲债券60％，美国债券35％、亚洲债券5％(见表3)。
3 透明度水平的差异
在透明度水平方面，GPFG要明显高于淡马锡。淡马锡从2004年开始才每年一次向外界其年度财务报告，包括公司本年度的新近投资，盈利和投资地域变化等对比数据。由于被视为战略型财富基金，淡马锡一直标榜自己采用纯商业化运作模式，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但是，其控股型的投资风格和透明度不高的原因，使其海外投资往往受到被投资国的关注与阻碍。而同样作为财富基金的GPFG却从没遇到过类似事件。因为GPFG是目前财富基金中透明度最高的一支，具有极好的口碑。自从NBIM接管了GPFG的运营管理之后，每个季度都会在挪威央行的网站上公布最新一季的投资明细公告，包括每一笔投资和具体的盈利。
4 风险偏好程度的差异
在投资风险方面，淡马锡的风险要远高于GPFG。在投资组合中，淡马锡主要进行股权投资，只有很少比例用于购买固定收益类债券。在投资行业选择上，淡马锡也倾向于向高威长型，高回报率，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投资。但是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因而为了降低风险，淡马锡会选择这些行业内综合排名最靠前的公司进行投资。挪威财政部制定的基准投资组台中规定了GPFG的投资风险上限。作为稳健型投资者，GPFG使用资本金的40％购买固定收益类的债券(2007年之前60％的资本金用于购买债券)，用以保证基本的收益水平。随着投资管理经验的积累，近几年GPFG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不断加强，2007年之前GPFG投资中的60％用于购买债券，目前这一比例已降到了40％；同时，GPFG对某一公司的持股比例也由5％增加到10％。尽管如此，GPFG的投资风险相比淡马锡而言并不算高。
担保投资策略范文3
“等权重”扬长避短
首只等权重指数基金――博时上证超大盘ETF及其连接基金正式亮相，同时也开辟了等权重指数的新阶段。
与传统指数相比，等权重指数可谓特点鲜明。目前已有的指数，均为传统市值加权指数，即以上市公司市值计算成份股权重。
比如沪深300，其中由于成份股中金融股占较大市值，因而沪深300指数中金融股的比例也非常高，而且各成份股的权重也与其市值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上市公司股价上涨较快，市值也会相应增加，指数也会被动地增加其权重。如果股价下跌，指数则会被动降低其权重。
这样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价格越被高估的股票，在指数中的权重越大，而价格越被低估的股票，在指数中的权重将越小，有悖于减持高估股票、增持低估股票的价值投资原则。因而当遭遇系统性风险时，股价下跌较多的往往是指数中权重较大的股票。
等权重指数的诞生正是为了弥补传统市值加权指数存在的上述缺陷。其将通过定期调整单个样本股权重的方法使其保持同等权重。
国泰君安金融工程负责人蒋瑛琨表示，等权重指数是市值加权指数的改进方向之一。统计显示，在较长时期内，标准普尔500等权重指数能跑赢市值加权的标准普尔500指数。目前许多指数编制机构编有等权重指数，很多等权重指数也有不少跟踪资产，如S&P500EWI的跟踪资产在2006年底超过84亿美元。
超大盘投资20股
博时基金ETF投资总监王政介绍，博时上证超大盘ETF追踪的标的指数――上证超大盘指数选取上证180指数中市值最大、流通性最好的20只股票为标的指数，每个成份股指数权重为5％，并且等权重计算，每年1月和7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分别进行一次权重调整，在股票相应上涨或下跌后，重新调整回“等权重”。其意义在于，卖掉部分上涨的股票，同时买入更多下跌的股票。
同时，为了避免标的指数出现“一业独大”和“一股独大”的情况，该指数还特别采用了行业比例限制，即限定同一行业样本股不超过6只。
根据中证指数公司历史模拟数据显示，从2005年第一个交易日至2009年lO月30日，该指数最高涨幅达539.06％，高于同期沪深300指数498.01％以及上证综指390.20％的涨幅。据国泰君安数据统计显示，在市场整体上涨阶段(2005.6.6～2007.10.16)，上证超级大盘指数以628.70％的累计收益率在可比指数中位居榜首。而在市场整体下跌阶段(2007.10.16～2008.10.28)，该指数也表现出较强的抗跌性。
衍生多样化策略
超大盘指数的另一个特点是权重股少，利于进行套利交易，与股指期货交易及融资融券也有很高的相关陛。
国泰君安的蒋瑛琨认为，从美国、英国、韩国、印度以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市场看，考察标的指数相对于其他非标的指数的超额收益率走势，标的指数成份股在指数期货推出前出现一定溢价。超大盘指数ETF成份股均为股指期货标的指数的权重成份股，在多数阶段，超大盘指数与股指期货标的指数的相关度在0.9以上，超大盘ETF成份股或将享受更高的溢价。
从香港H股期货上市前后成份股中的权重股和非权重股比较来看，权重股在期货上市日前一年左右开始出现溢价，在期货上市后短期出现小幅回调，长期仍然维持权重溢价。长期来看，股指期货标的指数权重股将会享受一定合理估值溢价与流动性提升。此外，Damodaran et aJ(1990)对美国S&P500指数样本股的实证研究表明，股指期货推出后5年问，指数成份股的市值提高幅度为非成份股的2倍以上，这说明股指期货的推出促进了指数成份股的交易活跃性。
担保投资策略范文4
我国财政赤字货币化新形式探讨
信托公司股权投资业务现状及发展方向
存贷比监管指标取消的背景及市场影响
PPP模式下项目收益类债券的运作与展望
我国高收益债券的特性及投资价值
新常态下债券市场面临的发展变化
人民币债券借贷市场介绍与展望
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动态、问题及启示
信用评级视角下电力生产行业风险特征
基于可转债生命周期的几个投资策略
降息后债牛铁律被打破通缩或是伪命题
经济新常态与传统金融资产走势
从信用基本面改善看债市投资机会
为何外汇占款对流动性的影响力减弱
从货币政策工具透明度视角解读钱荒
担保公司：在规范和探索中前行
国际评级机构母子公司评级关联性分析
久期与利差乘积：信用债量化分析新视角
金融危机与政府债务管理改革的国际经验
信用风险事件下公司债收益率走势规律研究
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产业债筛选策略
优先股试点详解及其对债市的影响分析
秩序与随机的结合策略与现实的协同
存款保险对商业银行投融资行为影响研究
外汇占款变动趋势及对债市流动性的影响
国内创新资本工具介绍及投资需求分析
挖掘信用债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投资机会
当前中小企业债券信用风险分析与评测
欧元区负利率政策的内容、背景及影响
民营企业中期票据发行利率溢价问题研究
岁岁年年债不同--不一样的三季度
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评级方法简析
经济企稳形势下的积极财政政策分析
我国货币经纪行业功能定位及发展建议
国际场外利率期权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债券的运作与实施
一部切合中国债券市场实务的力作--评
美国加息周期中债券信用利差变化趋势
对我国发行通胀保护债券的进一步探讨
浅议债券市场对医改融资的支持作用
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经济稳健运行
债券担保增信原理探讨及其启示
多国改进拆借基准利率机制的措施与启示
国际金价的影响因素探讨及走势展望
从CPI的编制方法及规律看全年的走势
简评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银行经营转型中面临的挑战和信用状况分析
担保投资策略范文5
固定收益类产品在银行的资产配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全球货币政策进入低利率的“新常态”，固定收益业务的投资策略必然要进行适应性调整。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和对衍生品的严格监管已迫使银行业在整体上降低固定收益部门的规模，并进行固定收益业务投资策略的转型。这一转型已经取得较明显的效果，在2015～2016年，固定收益业务极大提升了美国银行业的经营业绩。尤其是摩根大通，其固定收益业务在2016年前三季度居美国各大银行首位。从固定收益业务的取向来看，信用下沉成为摩根大通固定收益业务的整体策略，而信用衍生品的使用也从构建套利组合转向管理信用风险，并大幅度弱化对信用衍生品的依赖程度。
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对投资策略的冲击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宽松货币政策的固化和金融监管的强化成为长期趋势，从根本上改变了固定收益业务的外部环境。
固化的宽松政策扭曲证券市场利差
固化的宽松货币政策长久地扭曲了各类固定收益产品之间的利差。其一，外汇市场的利差来源发生改变。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货币之间的利差主要由低利率的日元所产生，对货币的利差交易通常采用做空日元的方式来融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元区的短期利率相继接近零利率或呈现负利率，使这些货币在利差交易中的操作方向由做多转为做空。其二，收益率曲线上的利差交易得到政策支撑。长期的低政策利率使收益率曲线维持陡峭的形状，带来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之间较大的利差，基于收益率曲线长短期利差而进行的收益率曲线套利得以长期实施。套利交易对利差的缩小作用被新的货币扩张政策工具强烈抵消，2016年9月，日本推出“收益率曲线控制”，以维持陡峭的收益率曲线形状，美国也采取了类似的货币政策操作，这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使得收益率曲线上的利差交易得到更强的支撑。
固化的宽松货币政策支持固定收益部门增加信用风险暴露并减少市场风险暴露。首先，降低的利率风险可以被更高的信用风险所取代。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波动率减小，降低了利率风险水平，固定收益部门可以在有风险的广义套利组合中承担更多的信用风险或其他市场风险。其次，固化的货币政策取向使市场风险的风险溢酬下降。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市场风险主要驱使资金在不同国别与市场中流动，而每个市场的市场情绪则相对稳定。如美国的VIX指数与欧元区的EVZ指数，这些市场情绪指标在多数时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并比较稳定，使得固定收益部门增加的市场风险暴露难以获得较高的风险溢酬。第三，量化宽松政策对低信用金融产品提供了支持。量化宽松政策不断扩张是扩大向央行融资所需担保品范围的过程，担保品的范围从高信用等级向相对较低的信用等级扩张，使信用等级较低资产的流动性与收益率得以提升，信用风险暴露的风险报酬率也相对上升，这使得固定收益部门的信用下沉策略变得更为有利。
强化的金融监管促使银行降低杠杆
强化的金融监管则促使银行降低杠杆水平。从巴塞尔协议、新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III到巴塞尔协议III2.0，总的趋势是关注银行的杠杆水平并逐步提高最低杠杆比率要求。尽管巴塞尔协议III和巴塞尔协议III2.0并未完全被美国、欧盟所接受，但是降低杠杆率的原则已经被采纳。对于大型银行集团而言，严格的金融监管会进一步降低其整体杠杆水平：一是系统重要性与逆周期监管的额外监管资本要求，二是通过监管机构压力测试所需的额外监管资本要求。
强化的金融监管也提高了固定收益交易组合的保证金水平。欧美的保证金水平通常采用动态调整机制，并以SPAN系统（标准投资组合风险分析系统）为主要的保证金额度确定方法。SPAN系统的实质是对投资组合所做的压力测试，衡量的是特定情境下的最大损失值。即使当前的投资组合波动不大，仍然可能因为潜在风险事件而得出较高的保证金额度。SPAN系统得出的并非最终的保证金水平，多数的欧美交易所还要在此模型的量化分析基础上，由保证金委员会来制定和调整保证金水平。而保证金委员会对保证金水平的制定和调整，又必须符合监管部门的保证金监管框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清算银行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和美国的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均力图增加衍生品交易的保证金要求。由于固定收益交易组合几乎必然包括衍生品，所以提高保证金要求的趋势直接降低了固定收益业务的杠杆水平。
摩根大通固定收益业务策略的转变
杠杆水平的整体下降促使银行业寻求较大且可持续的利差，而固化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银行业可以接受较高的信用风险，这促使银行业倾向于信用下沉策略，以从信用风险溢酬中获得较高的收益。但是，从摩根大通披露的财务信息来看，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的信用下沉策略不是单纯地增加中低资质信用固定收益产品的投资比重，而是伴随着信用衍生品投资策略的调整，即重视用信用衍生品的信用风险对冲功能，并将其重点用于一般衍生品的信用风险管理，但是在整体上弱化对信用衍生品的依赖程度。
提升资产的信用风险权重
摩根大通将承担更高的信用风险作为基本的业务策略。从监管资本的角度看，摩根大通的信用风险权重较高。2013～2015年，按照标准法计算的信用风险权重约占90%，按照高级法计算的信用风险权重也在65%左右（根据2013～2015年摩根大通年报计算）。后者虽然低于全球大型银行77%的平均信用风险权重，但是在全球前100家大型银行中仍属于较高的水平。
在不同的风险加权方法下，摩根大通的信用风险资产规模有着不同的变化趋势。按照标准法，摩根大通的信用风险相关资产规模整体上升。2012～2014年，摩根大通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规模呈较明显的上升趋势。2015年，摩根大通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规模略有下降，但仍大幅高于2012～2013年的水平（见图1）。按照高级法，摩根大通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规模则在2013～2015年呈下降趋势。但是，高级法的风险加权系数依据内部评级模型，在银行偏好风险时可能出现风险加权系数的低估，并且许多研究也显示内部评级法低估了风险，所以标准法对信用风险权重的估计可能更准确，即摩根大通的信用风险资产规模应为整体上升趋势。从摩根大通披露的信用风险暴露规模可以进一步确认固定收益业务的信用风险上升趋势。摩根大通的固定收益业务属于批发业务范围，而批发业务的信用风险暴露从2009年起便保持明显地持续上升（见图2）。
摩根大通的信用风险上升趋势在衍生品中表现得格外明显。从2008年起，摩根大通衍生品中AAA（Aaa）至AA-（Aa3）级的比重显著下降，到2015年末，AAA（Aaa）至AA-（Aa3）级衍生品占全部衍生品的比重仅为24%，仅有2008年比重的一半（见图3）。
侧重衍生品的信用风险管理
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严格的金融监管是相伴随的。为适应日益严格的金融监管环境，摩根大通在承担更高信用风险的同时也强化了信用风险管理。但是，对于贷款及相关产品和衍生品，摩根大通采取了不同的风险管理策略。对于贷款及相关产品，摩根大通侧重于提高其本身的信用等级，以直接降低其信用L险；对于衍生品，则主要以信用衍生品对其风险进行对冲。2009～2011年，摩根大通极大地提升了投资级贷款的比重，并同时减少了用于贷款与贷款相关承诺信用风险管理的信用衍生品比重（见图4、图5）。与之同时，用于衍生品信用风险管理的信用衍生品比重急剧上升，并最终稳定在90%左右（见图5）。
不同的信用风险管理策略源于监管部门对原生产品和衍生品的差异化监管。作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监管部门对衍生品的监管不断强化，而各种强化的金融监管措施总是伴随着经营部门与监管部门的激烈争论，使得衍生品监管的发展前景呈现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作为监管套利行为，摩根大通在提高整体信用风险的同时对冲衍生品的信用风险，以减少其信用风险暴露规模。
弱化对信用衍生品的依赖程度
虽然摩根大通仍在用信用衍生品来管理信用风险，但是衍生品在摩根大通资产组合中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在量化宽松政策之前，由于债券市场的流动性不能满足投资者的要求，所以投资者用流动性更强的信用衍生品来复制各风险等级债券的现金流，以构建固定收益组合。但是在量化宽松政策长期实施之后，央行为债券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而信用衍生品的流动性反而因较强的监管与危机的冲击而下降，使得固定收益组合不再需要信用衍生品来改善流动性。由此，信用衍生品的作用除了对冲信用风险之外，主要是构建对各类信用衍生品之间利差的套利组合。但是受“伦敦鲸”事件的影响，对信用衍生品收益曲线的套利也被收紧，信用衍生品的使用范围进一步减少。
2008～2012年，摩根大通基本上完成了弱化信用衍生品业务的过程。但是如果详细区分，2008～2011年信用衍生品占全部衍生品的比重下降更多地源于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的影响，并已经出现趋稳的势头，而2012年的进一步下挫则更多地因为“伦敦鲸”事件的冲击。2012～2015年，摩根大通的信用衍生品占全部衍生品的比重稳定在2.3%左右，表明摩根大通对信用衍生品的投资策略已经基本稳定（见图6）。
从信用衍生品资产与信用衍生品负债的对比可以进一步看到“伦敦鲸”事件的影响。由于对各类信用衍生品之间利差所做的套利组合会同时增加信用衍生品资产与信用衍生品负债，所以可用二者的公允价值之差来观察摩根大通在此类套利组合中的风险暴露规模。在“伦敦鲸”事件事件爆发之后，2012年末的公允价值之差从45.29亿美元急剧下降至2.83亿美元（见图7），这也反证了固定收益部门弱化对信用衍生品依赖程度的必要性。
对我国银行业固定收益业务的借鉴
尽管摩根大通的固定收益业务也受到“伦敦鲸”等事件的冲击，但是从其年报披露的盈利指标来看，所采用的固定收益业务策略已经较好适应了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虽然也在部分时期收紧，但是整体上仍是偏宽松的，这使得摩根大通的信用下沉策略可以对我国银行业的固定收益业务提供较好的良好借鉴。
可沿用审慎的信用下沉策略
摩根大通的经验表明，信用下沉策略可以使固定收益业务实现较好的收益，以适应货币政策长期宽松所带来的低利率环境。虽然随着利差红利的打破，传统的“利差+杠杆+信用下沉”策略面临转型，但是银行仍可以延续其中的信用下沉策略，重点投向次优级固定收益业务或是优先级固定收益业务中信用等级相对较差的部分。虽然银行所承担的信用风险会上升，但是在央行货币扩张趋势的支持之下，信用等级较低的固定收益产品的流动性和信用风险溢酬都会得到较好的保证。
但是，我国银行的信用下沉策略应当在幅度与时期上保持审慎的态度。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不同，我国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尚缺乏足够的种类与规模，虽然也推出了信用违约互换（CDS）、信用联结票据（CLN）、信用风险缓释合约（CRMA）和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来转移信用风险，但是尚缺乏足够的流动性，以及对不同时期信用风险的精细化缓释。这使得固定收益产品的信用风险难以在整个存续期内被全部或结构化地对冲，以转移信用风险或形成特定信用风险的风险暴露。因此，在采用信用下沉策略应对长期趋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时，需要审慎对待信用下沉的幅度与时期，以避免承担过高的信用风险。
需进行结构化的信用下沉
摩根大通的经验表明，面对监管机构对不同金融产品的差异化监管，信用下沉策略需要有所侧重，进行结构化运作。最基本的结构化运作是对原生产品与衍生品采取不同的的信用下沉幅度与风险对冲方式。相对而言，衍生品中蕴含的原生产品信用风险更容易进行对冲。由于许多衍生品已经被结构化设计，其中的各类风险已经被单独剥离出来，所以在采用信用下沉策略时，衍生品中蕴含的原生产品信用风险相对容易管理。
但是，我国的信用下沉策略在短期内仍需侧重于原生产品。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衍生品市场仍不发达，各类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尚缺乏结构化的设计，难以对各类风险单独剥离。同时，在信用衍生品类别较少的背景下，衍生品本身的违约风险也缺乏相应的信用衍生品进行对冲。因此，我国固定收益产品的信用下沉策略，在短期内仍需集中在债券类原生产品，所投资的衍生品反而需要较高的信用等级。
谨慎对待信用衍生品套利
摩根大通的经验表明，对信用衍生品的使用应限制在信用风险管理领域，并避免将其本身作为投资组合的收益来源。在减少对衍生工具收益率曲线的套利之后，固定收益业务的整体收益并不会受到大的影响。对我国而言，随着信用缓释工具的丰富，信用衍生工具的收益率曲线必然会形成，并产生利用其利差进行套利的可能性。这一套利操作可能在短期内被放大，并最终会面临严格的监管，从而面临非常大的法律与政策风险。
担保投资策略范文6
［关键词］ 行为金融理论；适应性理论；证券市场
［中图分类号］ F83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880(2011)04-0101-02
人类的理性受“内部因素”(智力等因素)和“外部因素”(环境因素)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是内部因素适应外部因素的结果，理性的程度取决于“内部因素”适应“外部因素”的程度。“内部因素”越是能适应“外部因素”，则人类的行为表现越是理性，反之亦然(理性程度仍然可用主观效用大小来衡量，但需要强调的是在这里它只不过是衡量理性程度的标尺)。这样的理性必然是一种动态的理性，是在主客观相互建构的过程中逐步进化和发展的。人类通过适应、协调、学习，不断对环境变化做出能动的反应，使自身的心智模式与情境达到平衡与匹配。从适应性理性的观点来看，有限理性所描述的决策行为，就是“内部因素”适应“外部因素”进行理性决策的适应性结果。
根据适应性理性假说，理性决策是人类决策的追求目标，但是由于主客观两方面限制因素的影响，人类的决策不可能是理性的，只能是适应性理性。因此，基于适应性理性假说而产生的对策建议，是以帮助投资者实现理性决策为目标，针对决策过程中影响投资者理性决策的“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限制”因素进行的。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证券监管的对策建议，主要目标是为投资者理性决策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二是对投资者个人的对策建议，主要目标是有利于投资者建立一个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投资决策模式。
一、对证券市场监管的政策建议
1.建立明确连贯的监管理念
回顾证券市场十几年来的发展历史，政府在证券监管方面几乎没有一个明确的理念，几乎每次监管政策的出台都是为不同的目标所引导，监管标准也有所不同。如当市场步入熊市，股市低迷时，管理层思涨心切，监管部分往往从宽监管，对市场的违规行为采取默许的策略，甚至直接以政策刺激股市，如1993—1994年间的三大政策，1999年5.19行情中的人民日报社论都是鲜明的例子。另一方面当股市高涨时，监管又往往过于苛刻，草木皆兵，打压股市。监管的随意性，使投资者难以适应，不能对相关信息做出准确的评估，影响市场效率的形成。
2.建立合适的监管目标
明确连贯的监管理念主要体现在以“维护市场公平，保护投资者利益”为主的监管目标。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目标除受监管理念影响不连贯外，一些监管目标也不合适。如市场价格水平、促进经济增长、融资数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等，这些监管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证券市场的功能，影响了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1998年国际证券事务委员会(IOSCO)文件确立了证券监管的三个主要目标，分别是:(1)保护投资者；(2)确保市场的公平、效率和透明度；(3)减低系统风险。这三个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有所重叠，如保护投资者要求证券监管机构必须评估市场中介机构的财务稳健状况，而这同时也有助于减低系统风险。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不长，各项制度还不是很健全，没有形成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监管目标应以“维护市场公平”来“保护投资者利益”。因为随着投资者理性成分的不断提高，看似充满机会的投机市场会逐渐失去吸引力。
3.重视监管措施的适应性
对监管者来说，适应性强调满意的监管措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对监管结果进行反馈、评估、总结、改进的过程，对此监管者应有充分的认识，对已有监管措施的效果进行及时总结；对被监管者来说，适应性强调满意的监管措施一定包含一个有效的违规处罚机制，违规行为只有得到处罚的反馈才可能得到纠正。而我国证券监管过程中对违规行为的处罚机制并不健全，很多违规行为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罚。以2004年7月被证监会行政处罚的ST啤酒花为例。该公司2003年2月至11月期间，先后为15家企业的27项业务违规担保，共涉及近10亿元的资金黑洞。为此，证监会对该公司罚款60万元，对董事长艾沙由夫予以警告并罚款30万元。艾沙由夫已于2003年9月失踪，对其警告并罚款，显然意义不大。但对公司的60万元罚款，还得由全体股东来“买单”，这样的处罚机制显然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
4.注重制度可操作性
制度是对人们行为进行规范，降低社会活动中不确定性的重要技术之一。我国证券市场管理部门也制定了大量的旨在规范证券交易活动的法规，但这些法规的执行效果却不容乐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或者规则比较含糊，如“按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之类的字眼儿，具体由谁执行，如何执行也不明确，这大大降低了制度应有的作用。
5.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价格反映相关信息的前提是投资者可以获得相关信息，然而，由于以下条件的限制，证券发行者存在隐藏或歪曲信息的倾向。首先，作为证券发行者，其目的是希望投资者购买其发行的证券，因此，就会本能地向投资者宣传甚至夸大企业及其证券的优点，而对企业存在的问题则避而不谈，甚至有意歪曲掩饰；其次，有关企业的某些信息可能对竞争对手有利，不能进行公开或完全公开；第三，信息公布会发生一些成本，尽可能减小信息公布成本的心理使得企业不愿意完全、及时地公开信息。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只有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及时性，才有可能形成公正、合理的证券市场价格，使市场定价效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二、对投资者投资策略的建议
1.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
大多数投资者都相信有一个通向市场的魔术般的规则。他们还相信肯定有一小部分人知道这个规则，就是那些从市场上获得了大笔财富的人。长期以来，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地寻找这个规则。适应性有效市场理论说明任何投资策略都是有盈有亏的，因有效市场假说与行为金融理论的分歧与整合——基于适应性理性的分析此盈利与亏损应当是投资策略中的正常现象，应当像接受盈利一样接受亏损，只有这样才能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去进行投资。有人在采访了世界上一些顶级交易商并把那些内容写了两本书之后，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他们的成功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适合自己的交易系统。这些交易系统并不是100%的盈利，只是他们有利润的交易头寸远远超过亏损的头寸，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大的自我控制力。认识投资策略的这种特性，有助于投资者提高自我控制力，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交易系统。
2.设立止损点，加强自我控制
根据适应性理性假说，投资者的理性总是相对的，很有可能随着决策环境的变化而变得不再适应。因此，设立止损点对于保护投资者的财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很多成功的投资者只有35%~50%的成功率，他们成功并不是因为能够很好地预测价格，而是因为能够很好地控制损失，从而使他们有利润的交易头寸远远超过了亏损头寸。
3.集中投资策略
采用分散投资的策略固然可以降低风险，但投资组合越大所需要的资金越多，投资者资金实力往往难以胜任。另一方面，投资者的信息处理能力有限，投资过于分散后，投资者将无力对相关信息及时做出正确的反应。有目的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上，投资者才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对影响证券价格的相关信息及时做出准确的评估。
4.投资于自己熟悉的领域
适应性理性告诉我们，对一个问题决策的理性程度受决策者的经验、知识的限制，对于不熟悉的问题往往会寻求外部的帮助，这样决策就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失去自己的判断，产生“羊群行为”。投资于自己熟悉领域，一方面可以提高决策的理性程度，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从众行为。
5.经常与观点相左的人进行讨论
根据适应性理性假说，几次成功决策后，投资者很容易陷入过度自信的误区而产生判断上的偏误，经常与观点相左的人进行讨论，避免只关注自己阵营内部的讨论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自信，克服判断上的偏误。
徐 京:基于适应性理论对证券市场和投资者的建议［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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