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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的作用范文1
几年来，我县广大妇女卫生工作者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带领下，奋发图强、努力拼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真切地实践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为推动我县卫生工作上台阶，促进全县医疗服务上水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进一步引导广大妇女抢抓机遇，开辟占领卫生服务工作发展新空间，我们通过召开座谈会、收集数据资料等形式，对全县卫生行业中妇女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调查。
一、基本概况
1、妇女成为全县卫生工作的重要力量。调查发现，在全县1600余人医疗卫生工作从业人员中，妇女占50%左右，而且，从发展前景看，越来越多的妇女自愿加入到医疗服务中来，且增势强劲。特别是在我们各类县级医院中，妇女同志无论是在领导岗位的人数，还是在工作中所起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仅就我院来说，在403名在职人员中，妇女有228名，占56.7%；全院党员总数120人，女党员53人，占44.2%；在88名科室负责人中，妇女有48名，占54.5%；高级职称36人，女性18人，占50%；中级职称156人，女性87人，占56%；中专以上学历达95%以上。
在这个群体中，既有数次被省、市、县妇联授予省级“文明职工家庭”、市级“五一劳动奖章”、县级“三八红旗”、“先进工作者”的蒋秀云；荣获省级“巾帼岗位明星”的李艳玲；连续四年荣获市级“三八红旗手”的夏为民；荣获县级“三八红旗手”荣誉的林麦莲、张智、周天姿、杨素贞、黄承煜、邢翠霞等优秀个人；又有连续五年获得全县“巾帼文明示范岗”第一名的县医院内科护理组，数次在全市护理操作比赛和知识竞赛中夺得佳绩的护理代表队等先进集体；更有那些把毕生精力献给卫生事业的女性职工。她们视病人如亲人、视事业如生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身价值，在社会上形成了女人也能办大事的巨大影响力，为推动我县整个卫生工作的快速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2、妇女在医疗服务中具有独特优势。中国妇女身上存在的优良品格，形成妇女在医疗服务工作中的独特优势。一是女性仁慈、博爱的天性，形成了医疗服务的优势。医疗服务行业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行业，它服务的对象是人，是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群体。医患双方不同于简单的商品交易的双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务工作者则把更多的人性关爱融入到里面，不光是单从技术上做到精益求精，更从服务上追求体贴入微，这一点，我们主要从加强基础护理入手，如坚持为病人洗头、洗脚、剪指甲等生活护理，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实事上很能拉近医患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在此基础上，在全系统又开展了“双三心”活动（即：用我们的热心、耐心、真心，换取病人的舒心、安心、放心）和“五个一”服务活动（即：给病人一个问候、端上一杯热茶、送给病人一个手帕、一束鲜花，出院时发放一个健康回访联系卡）。随着活动的深入开展，医患之间逐步架起了一个相互理解、沟通的桥梁，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妇女艰苦奋斗、敢于争先的品格，形成了创业的优势。全体妇女医务工作者，总是不甘心只作为一个助手，一个配角，她们立足本职工作，以创建“巾帼文明示范岗”为切入点，努力求得工作新突破。自98年来，在近6年时间里全县卫生系统共有8个岗位或科室的妇女同志，投入到这项活动中，工作中，她们努力转变观念，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一切为病人着想，自觉地把病人方便不方便、社会满意不满意、群众赞成不赞成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作为提高自身素质的重点，把改善服务态度、规范服务行为、简化服务环节、提高服务质量、创造服务品牌作为规范服务的主攻方向，提出了以“爱心、质量、奉献”为主题，以建“三优岗位”（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品牌岗位”、“示范窗口”为目标，以“科技兴医、妇女当先”为手段，努力塑造高素质的卫生女职工队伍，为广大妇女岗位成才，提高整体素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各岗位在实行“病人选医生、选护士”及“住院费用一日清”等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同时，积极推出了“爱心门诊”、“明白用药”、“透明输液”、“患者回访、监督自律”医疗阳光工程，以及门诊导医、热线咨询、社区服务、青年志愿者服务等一系列便民服务。有的医护人员为身边无人照顾和弥留之际的老人提供集医、行、住、食、保、教、护等一体的“全程优质服务”。有的岗位自发地成立了“扶助三无病人组织”，开设了“急救绿色生命通道”，建立了“急诊特困病房”，为社会做了大量的、无私的爱心奉献。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示范岗上的女医务工作者已在省级以上杂志120余篇，著书10余部，进行医学科研16项。其中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市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市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市科技进步三等奖3项。三是妇女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形成了攻坚优势，中国社会意识造就的中国妇女意识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抗压力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无怨无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患者就医水平的提高，社会及患者对医疗服务行业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当中医患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纠纷和矛盾。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当病人发劳噪时、有疑问时，男同志好象总是缺少一种耐心与细心，很多时候不是和病人吵起来，就是让病人感到脸难看、事难办。若遇上女同志去处理同样事情，则结果会是大相径庭，一个微笑、一句耐心的解释，往往会化干戈为玉帛，即使有时病人是污言秽语，甚至是拳脚相加，她们也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最终会赢得病人的理解、配合和尊重。这种品格大大提高了女性攻坚破难，无往 而不胜的成功率。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个人素质有待提高。我县部分医院，尤其是乡镇女医务工作者文化程度较低，服务能力差。尽管在全县妇女卫生从业人员中专以上学历占较大比例，但学历与能力之间仍有一定差距，县级医院虽能满足日常医疗服务需求，但高学历，高水平甚至是学科带头人为数太少，在一定程序上制约了全县卫生工作的整体发展。
2、女性所承受的压力过大。一是工作的压力，工作量大、头绪多，常年累月、加班加点、风雨无阻、抛家舍业，始终给人一种身心疲惫的感觉。二是心理压力大，首先来自行业的特点，医疗服务始终需要高度警惕，一旦投入，必须全心全意，对人的能力和意志都是一种考验。再次是社会舆论，当前医患纠纷明显增多，打砸医院，辱骂工作人员的现象，多见报端，这既是人们法律意识增强和自我保护意识提高的表现，更是人们的期望与行业从业人员实际能力所不能满足的矛盾的真切表现，其结果既阻碍了医院服务水平的更快发展，也损害了患者的利益。
三、建议与对策
调查报告的作用范文2
现在的社会比以前更发达，家庭也更加富裕。爸爸妈妈的工资不是1000元，就是2000、3000元以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孩子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向爸爸妈妈讨要零花钱了。可是，他们拿着这些钱到底想买什么呢？我怀着疑问的心情，做了一份调查报告。
调查 我发现，麻辣和烧烤最受小朋友的欢迎。地摊周围总是挤满了人，弄得水泄不通。还有一些玩具也销售得很快，比如说“变形金刚”、“芭比娃娃”、“战斗陀螺”、“库洛牌”……。都是孩子们爱玩的玩具。也有些孩子喜欢和别人攀比，花钱去买比别人更贵、更漂亮的东西。还有些孩子拿钱去买恶作剧物品，去吓唬自己的朋友。
分析1、在学校里，手拿麻辣和烧烤的学生随处可见。或许，麻辣和烧烤就是让学生乱花钱的罪魁祸首。2、玩具是人童年时不可少的物品。玩具的开销也占用了我们学生的大部分零花钱。还有大多数学生喜欢把玩具带到学校里来。这样不仅会影响学习，还会违反校规。结论经过我的调查，我得知，许多孩子差不多都是以买早餐的名义来讨要家长的钱，然后去买地摊上的零食、玩具，甚至有人拿着钱去网吧，连不吃早餐也行。这样的行为不仅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而且会影响学习。
建议我建议，学校应该采取更好的措施阻止这种现象再次发生，严格管理学生在校园里的饮食情况，注意孩子们的健康。这样才会让祖国的花朵开得更加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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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查报告是经济调查报告的一个重要种类，它是以科学的方法对市场的供求关系、购销状况以及消费情况等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后所写成的书面报告。其作用在于帮助企业了解掌握市场的现状和趋势，增强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从而有效地促进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市场调查报告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按其所涉及内容含量的多少，可以分为综合性市场调查报告和专题性市场调查报告;按调查对象的不同，有关于市场供求情况的市场调查报告、关于产品情况的市场调查报告、关于消费者情况的市场调查报告、关于销售情况的市场调查报告以及有关市场竞争情况的市场调查报告;按表述手法的不同，可分为陈述型市场调查报告和分析型市场调查报告。
与普通调查报告相比，市场调查报告无论从材料的形成还是结构布局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共性特征，但它比普通调查报告在内容上更为集中，也更具专门性。
调查报告的作用范文4
调查报告认定伊春空难是一起责任事故，通过重建当时的事故全过程，再现了这一幕悲惨的情景。对航空公司的疏漏和不负责任进行了客观分析，并且理顺了其与事故发生之间的逻辑链条，对整改做出部署，也算是从官方的角度对空难进行了总结。空难调查报告对于还原当时的信息披露不足很有帮助，也可以帮助读者弥补其时新闻报道缺位所造成的悬疑。除了在构建内容信息上的作用，这份事故调查报告在形式上也有意义——若立足CSR的角度，可以看出一些值得鼓励的因素。
一是从政府监管责任的承担和厘清上，报告是对国家公共安全责任的自我剖析；二是从具体航空公司的运作上看，报告要给消费者一个清晰和完整的交代，不能时过境迁。调查报告要在内容和形式上完成这些任务。
过往的公共事故，绝大多数都是“一事一议”，过去就过去了，对于企业在市场运营中提供健康与安全的责任甚少提及。更有一些事故被隐瞒糊弄过去，政企不分的情况非常普遍，造成政企的边界模糊，对于建立可以永续的商业运行环境毫无建树。
类似于伊春空难的调查报告，除了回应舆论的探询，也可以看到内在逻辑的展示：一个公司是如何罔顾法律的风险规范，如何不回应公众的要求，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生命损害的。把企业背离社会责任的过程写清楚，展示给公众看，有助于反向重建那些被模式的与被伤害的。
航空公司的存在基础就是提供安全的航空器及其服务，而与商业公司混合并行构成航空安全保障环境的行政机构，比如气象、督导等政府部门，则同样要对安全消费的链条崩溃负有责任。用社会责任的观点看，调查报告的意义就浮现出来了，这是重建安全的前提。
在伊春空难的调查报告之前，国务院批复的另一个重大事故的报告是关于温州动车追尾的。两个报告相比，前者在行文上更简洁，对于商业公司的责任认定占据更多比例；而动车追尾事故中划分公司商业失察的动机明显不足。
同样是公共安全事故，商业行为都隐身其间，其运行质量是否超越了职业伦理和普遍的道德约束，对于人员死伤规模有着莫大的影响。理论上讲，调查报告在短期内有促进功能，比如责任承担及惩戒警示等。但能否在远景上起到作用，还是要打个问号。换言之，事故调查这种极端类型的责任报告，必须要在合适的商业运行环境中才会有持续的意义。当它面对的是社会责任的碎片化、随意化与被驯服的情景时，报告要想从纸上落入现实也很难。一点一滴的修正，能否修复出完整的社会责任环境？
调查报告的作用范文5
作为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准则之一的审前调查制度，在考评犯罪并予以刑罚借鉴中的地位日趋明显，其有利于促进刑罚效益的最优实现，被认为是量刑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是犯罪人处遇个别化的出发点[1]。我们虽不应盲目追崇所谓国际领域先进的司法制度，但理当遵循法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国际司法的一般趋向，来审视审前调查制度的合理性，并为我国司法实践借鉴推广。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中，审前调查制度已成为当今各国少年刑法中的通行制度，具有特殊的意义。尽管我国对这种制度没有实现立法化，不过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这方面内容有所涉及。如2001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指出：“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值得关注的是，用司法解释这样的规范法律文件形式来确立审前调查制度在我国尚属首次。当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不同形式的审前调查报告、审前调查笔录等，已在客观上对刑罚裁量有一定影响作用，而对于审前调查制度的生命力如何体现，无疑还要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审前调查制度的一般解释
审前调查制度，被我国许多学者称作社会调查制度或者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或者个人对行为人的个人情况、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一种制度。审前调查报告，即为审判前的调查报告，鉴于我国定罪量刑的程序没有分开，那么审前调查报告自然应当包括足以影响犯罪事实认定和影响量刑适用的因素；当然，审前调查以刑罚个别化原则为理论基础，既有利于有针对性的预防犯罪，也有利于保护犯罪人人权，其实质归宿与量刑调查无异。从应然角度看，审前调查涵盖入罪认定和量刑适用两方面的内容；从实然角度看，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模式将犯罪和刑罚紧密结合，以品格证据质疑犯罪构成的可能性前提并不存在，审前调查则与量刑前的调查无异。从美国的量刑前调查制度来看，审前调查报告包括犯罪人情况报告和犯罪行为情况报告两方面的内容：以前的犯罪和少年违法情况、犯罪行为的描述、被告人职业和工作历史、教育背景和其他相关资料，被害人是否对其有伤害、可能适用的量刑指南条款等。可以说，现代的量刑前调查，既是缓刑的重要依据，更是整个量刑考虑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审前调查本身就被广泛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尤其能在对未成年人刑罚处置的轻缓化上发挥特殊的功效。
审前调查制度的必要性，在刑罚原则的理论中也呈现了其必要的价值。未成年犯罪人“教育为主”的处遇理念已被各国法律制度认同，随之引发的未成年犯再社会化的命题也是针对未成年人社会化进程的谬误而来，而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刑罚个别化原则更是教育和再社会化理念演绎的结果，同时也是实现教育刑及再社会化理念的必由之路。审前调查制度正是配合实现刑罚个别化原则的重要支撑。现代犯罪和刑罚的新观念认为：犯罪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包括自身的原因，刑罚责任上有社会的责任也有个人的责任，各国的刑事政策上普遍表现为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并重。其中，刑罚的个别预防要求刑罚的个别化，要求刑罚应当与罪犯的个人情况相一致，法官在适用刑罚时，不仅要充分考虑行为人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也要适当考虑其人身危险性大小。从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看，立法精神和司法运作来看实际上已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意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处遇，正是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具体展开。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审前调查制度，存在的价值可见一斑。
二、审前调查报告的审前形成
2006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公、检、司四家单位出台了《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审前调查的主体、职责、调查的内容、方法、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2010年4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还专门会同江苏省司法厅就《办法》的修订进行了座谈，对主要问题深层次地予以剖析。
（一）法院对调查机构的选择确定问题
《办法》对调查主体明确为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此规定对本地籍贯的未成年被告人开展审前调查没有丝毫影响，但对于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的调查问题，矛盾比较突出。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除流动作案的人员，多为随父母来到本地工作、生活的，随父母来本地的租住地容易变化难以确定经常居住地，选择社区矫正机构来调查就形成了困扰；属流动人员的又要其户籍所在地出具调查证明。调查机构是否健全、调查人员是否专业、调查结果是否到位，都存在一定的忧患。
（二）审前调查评价结论的客观性问题
《办法》要求审前调查由县（市、区）的社区矫正机构统一扎口，乡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负责具体调查，并形成书面调查评价报告和两级量刑建议。这些结论意见的作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具体工作。因而这些人员的政治素质、政策水平、社会经验以及基本的法律知识水平等方面的情况对其所作出的调查结论影响甚大。然而，基层司法所及其所属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政治素质、法律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在精力上、时间上、业务能力、敬业精神上往往不能适应《办法》要求的相对专业化的需要。有的调查机构和人员根本未经认真、全面的调查而简单、草率地作出结论；有的为减轻其今后需承担对矫正人员进行矫治的工作负担，不加区分，故意作出不宜适用非监禁刑的结论；更有甚者，某些地区极个别调查人员还可能与被调查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长在是否适用非监禁刑的评价上存在金钱交易的嫌疑。审前调查结论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将直接影响到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恰当量刑。
（三）委托审前调查制约法院正常审理节奏的问题
一般而言，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简易程序审限为20日，普通程序为45日。按照《办法》的规定，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法院应当在案件受理后3日内向相关社区矫正机构发出委托调查函，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社区矫正机构应分别在接到委托调查函的5个和7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评价报告并提交委托法院。在等待调查报告回复的漫长过程中，案件审理的期限却日日缩短，从业绩考核以及对未成年人全面负责的层面说，都是回避不了的难题。
（四）审前调查报告结论当庭接受质询的问题
《办法》规定，人民法院要对调查评价报告当庭质询的，应在开庭前三日将开庭时间、地点通知县（市、区）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收到开庭通知后，应当指定调查人员出庭并做好出庭准备工作。同时《办法》也对调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的程序作出了规定。作为法院量刑参考依据的调查评价报告，虽不属于证据的范畴，但法院应当对其客观性进行审查，而作出结论的人员当庭接受诉讼参与人的质询，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审查方式。但调查人员当庭接受质询却很难进行实际操作。一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受官本位观念影响，一般不愿当庭接受质询；二是外地调查人员因路途遥远等客观因素不能到庭接受质询；三是受审理期限的限制，有时开庭审理时审前调查评价报告尚未提交委托法院；四是调查人员出于对自己人身安全的考虑，不同意当庭接受质询。再因《办法》规定可以当庭对调查评价报告进行质询，在当事人或其人、辩护人向法院申请后，法院通知后调查人员实际未到庭，反而陷于被动。
（五）法院判决结果与调查报告结论不一致的问题
法院基于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全面审理，根据案件事实、对照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定罪量刑，这是对案件审理的职权和职责。但作为量刑参考的审前调查报告结论有时与法院拟作出的量刑结果不尽一致，由此可能带来的一些现实后果以及对法官的无形风险也不可避免。如调查报告结论建议适用监禁刑，法官作出了相反结论适用非监禁刑的，在刑罚执行时社区矫正机构的态度暂且不论，一旦该未成年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内重新犯罪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社区矫正机构可能将责任转嫁于法官。如调查报告结论建议适用非监禁刑，法官依法判处监禁刑的，则可能会引发被告人亲属无理纠缠的现象，给承办法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压力。
综上，从我省的实践情况及我们所了解的其他省市的情况看，我国目前的审前调查报告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报告名称不统一，如审前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情况等；二是调查对象不完全，一般只适用于未成年人，如丰台区法院等个别法院才有对未成年人的探索；三是调查目的不宽泛，更多是为了考虑适用缓刑的效果，便于非监禁刑犯进入社区矫正，对可能判处实刑的调视程度不够；四是调查的主体不确定，有检察、审判机关直接调查的，有基层司法所调查的，也有社区矫正机构或者委托社会调查员进行调查；五是调查内容不规范，一般涉及家庭背景、个性特点、案件情况、自我认识，除了北京门头沟法院引入社区评价、苏州平江法院考虑帮教条件外，对于没有明文规定的酒精史、药物史（吸毒史）和心理诊断等影响量刑的因素极少评判。为使审前调查报告更具有实践操作性，就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统一的论述。
1．调查报告的名称
在我国有着各种名称的审前调查报告。判决前的调查报告，对于法官决定是否适用缓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这一制度，急需上升到立法高度进行规范化。[1]按照我国目前的状况，应当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名称，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报告形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既要查明犯罪事实，又要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让其认识自身的犯罪原因及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就要求少年法庭需要掌握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平时表现、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及其在诉讼中的表现。[2]如此看来，最高法院李兵所提出的“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调查报告”名称是能够被借鉴和贴近实际的。
2．调查报告的对象
既然未成年人是需要被特别保护和关注的对象，虽然我国的审前调查制度在立法上未有强制，但司法解释对审前调查已作出授权，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广泛运用审前调查报告，就符合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待审前调查制度已经日臻完善时，再在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推广，现有形势下的审前调查，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一律适用，对成年被告人鼓励适用。
3.调查报告的调查主体
依据现有规定和做法，调查报告来源于司法机关、社区矫正机构、有关社会团体、社会调查员等多种渠道，究竟由谁来承担审前调查的主体，也存在一定争议。如有学者主张，调查报告的主体应该是法官。从法理上来说，调查结论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委托他人调查难以确保其结论的真实性。法官作为刑罚裁量的主体，为保证量刑适当，应当对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亲自调查，这种调查本身就是形成量刑结果的过程。[3]但司法机关直接担任社会调查主体有不少弊端：如在侦查环节的警官同时承担社会调查任务的，其对犯罪主观的判断容易误导调查报告的内容；如检察官，社会调查制度要求其积极介入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甚至内心世界，查明其中能够影响法官定罪量刑的情节，这些要求似乎与其指控犯罪的首要职责不相协调。[4]调查过程的“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弊端，则有可能对法官公正判决产生影响。而由辩方担当社会调查主体，调查内容可能有失偏颇，调查报告极易沦为脱罪的工具。由社会团体组织进行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的调查,是各国审理少年刑案采用的常见形式。[5]社工等社会团体组织人员，不仅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亲和力，且相对独立于各方当事人，所做社会调查报告更具客观性，还可弥补司法资源紧张等缺陷，是人民参与司法的具体表现。[6]所以，我们建议从立案起，调查工作就应伴随刑事诉讼的展开而启动，这样可以减少批捕、的案件数量，也有利于提高审判的效率。
我们不妨参照一些法院尝试的由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聘请的社会调查员（审前调查员）来进行审前调查的做法。在案件移送到法院审理前已经先行形成调查报告，而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时再根据未成年人的悔罪表现等充分利用自由裁量的特点，也反映出对审前调查报告科学、客观性的认可。另外，如果在未成年人犯罪案发进入刑事诉讼阶段，调查活动就能伴随辩护权的行使，无疑也是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体现和尊重。社会调查员全面直接参与调查，选拔时应要求其具有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背景，并掌握一定的审前调查技能，如面谈与沟通的技巧、制作和分析人格调查量表、撰写分析透彻的调查与评估报告等，再适当地对其进行培训。为保证调查结论的科学性，在必要时，还应委托专业机构及人员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医学、心理学及精神病学等方面的鉴定。这样做既解决了困惑我们的审限问题，也解决了调查员的出庭问题，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调查报告的质量。在逐渐建立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后，调查报告的正确使用也有益于教育、说服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使法官真正摆脱外界的干扰、专心办案。
4.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
目前，审前调查报告中均涉及家庭背景、个人特点（包括个人经历、生理、心理特征）、案件情况、自我认识、社区评价、帮教条件六个内容：
（1）个人情况和性格特征。
个人情况包括具体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生活经历，以及案发前的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性格特征上要注意是否有生理和心理疾病（包括精神病）、是否有吸毒、酗酒、赌博、网瘾等不良表现，是否同具有不良表现的人进行交往等。
（2）犯罪情节和个人表现。
犯罪情节包括犯罪的起因、同被害人的关系、被害人是否有过错，以及犯罪的目的、动机、手段，等等。个人表现包括平时的一贯表现、有无违法犯罪的前科或其他不良行为、犯罪后的认罪、悔罪态度等。
（3）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
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父母的个性与和睦情况、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情况等。尤其要注意，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是否正常完整、父母自身的言行情况和对孩子是否存在管教不当等情况。教育环境包括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学校的管理秩序和全面教育情况等。
（4）生活环境和帮教条件。
生活环境包括家庭迁移的情况、所在社区的治安秩序、邻里关系等。帮教条件包括社区矫正机构的完善、矫正人员的配备、矫正措施的得当等。
三、审前调查报告的审判运用
长期以来，定罪量刑捆绑在一起成为习惯的方式，在立法没有修改、现行诉讼程序不改变的前提下，审前调查报告在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罚处罚上，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如何较好地把握审前调查报告，是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谦抑刑罚的法律精神、并得以实现量刑均衡的重要环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61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同时，随着近年来非监禁刑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扩大适用以及社区矫正等非监禁处遇方式的发展，是否选择非监禁刑，以及选择何种非监禁处遇方式，均依赖于审前调查对涉罪未成年人个体情况的调查和分析。因此，在量刑阶段突出审前调查报告的作用，对于对涉罪未成年人实施个性化矫治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调查报告仅作为量刑的参考
在审判实践中,审前调查报告主要反映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被指控罪行的主观与客观因素，是少年法庭据以查明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动机的重要依据。有人认为，根据调查报告本身的内容及其作用，从理论上而言，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具有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中品格证据的属性。[1]传统观念认为，证据必须与犯罪事实联系在一起，也就意味着证据只能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部分，从庭审程序上说属于犯罪事实的调查，只限于根据犯罪构成来判断定罪与否。在这样一个程序中，牵涉到大量的被告人品格的信息。而这些品格事实是在定罪即判断被告人犯罪事实是否成立时所禁止的。例如有关被告人平时自私、爱占便宜的品格证据，不应作为被告人犯盗窃罪的根据。是否构成犯罪或者构成何种犯罪，都应严格按照犯罪构成要件来加以判断，不能以不良品格“入罪”，同样也不能以良好品格“出罪”。只有当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能够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能够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其他犯罪事实，相关证据涉及品格问题，或者使用品格证据对污点证人证言的可靠性进行质证等情况下才能使用品格证据。[2]由于审前调查报告中涉及的内容有很多是与犯罪无关的，但是又影响量刑的，而这些量刑情节如被告人的品格和习惯，容易在事实问题的判断上造成事实认定者的偏见。有学者提出将量刑程序从定罪程序中分离出来，保障法官既不会因为与犯罪无关的事实影响自由心证，又能适当量刑的前提。进入量刑程序、量刑听证时，应当提交包括了与犯罪无关的信息的量刑调查报告。[1]伴随时间的推移，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的模式正被试行并有逐渐推广的趋势，审前调查制度将更大程度地为世人关注。
（二）审前调查报告在庭审程序中的出示
2001年4月1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中指出了调查报告的提交者为控辩双方、必要时由法院委托或自行调查。为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各类的调查报告，有关其认识和在法庭审理时的出示时间、方式、效果，都不尽一致。更有呼吁社会调查报告从理论上应当视为证据的观点，[2]但同时又提出调查报告只能作为量刑的依据，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如果从证据角度来说，只能在法庭对犯罪事实调查时出示，且一般均为与诉讼程序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提供，这种方式的市场比较广阔，值得深思。
根据最高法院三五改革纲要的要求，量刑程序要相对独立，由此，审前调查报告作为影响刑罚裁量的重要因素，在未成年刑事案件审理的量刑程序中即大有作为。我们通过对当前一些定罪程序、量刑程序相分离的庭审观摩，清晰知晓庭审调查的事实部分已经由单纯整体的犯罪事实转变至定罪部分的事实和量刑部分的事实。在定罪程序中，法庭调查的仅限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样的犯罪；譬如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都纳入量刑事实部分加以调查，列举证据，在这里审前调查报告便可以自然作为左右量刑的因素之一，从幕后走向台前，在法庭调查阶段作为量刑事实出示，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对审前调查报告的判断也由法官的自由心证转变为审判程序的合法环节。出示审前调查报告时，可以参照个别法院引入“适合成年人”出庭一般，鼓励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作为一个类似专家证人的社会工作者，其仅对其调查报告所载未成年被告人成长经历和生长环境的客观、真实负责。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据此作为从重、从轻的量刑辩论，从程序和实体上都能达到一种平衡。从效果上看，既阐明了未成年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和今后应注意的问题，也足以揭示了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更符合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诉讼要求。
（三）审前调查报告的量刑评析
由于通过审前调查所获得的有关该被告人的品性、能力、性格等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征，因此，审前调查是获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进而实现刑罚个别化的重要途径。人身危险性“表现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以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性和人格为基础的”，[3]对于不同的犯罪人，因其个人情况不同适用不同的刑罚，要实现立法上的制刑个别化、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
审前调查能够影响量刑的具体因素非常多，在此无法用所谓量刑基准来简单说明。我们这样认为，一是要查清楚犯罪原因，看是否有从宽或者从严处罚的理由。这些原因在犯罪学上整体概括为家庭、学校与社会环境的原因及在个案中被害人的原因。二是要查清楚适合何种处罚进行教育改造的条件，才能达到教育改造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而与此相关的条件包括：自身生理、心理特征、工作技能，悔罪表现、家庭环境、社区环境、社会评价和容忍度。以上内容有些既是从宽或者从重处罚时需要考虑的理由，也是是否适合某种刑罚的理由，有交叉的地方，是两者同时要考虑的因素。
在审前调查制度被落实、具有相当经验的社会调查员公正获取客观资料，经法庭质证后由高素养的开明法官自由裁量，是能够借助法庭审理教在场者信服，还可以借助文书制作让公众者认可的。
四、结语
调查报告的作用范文6
【关键词】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现状；完善
一、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
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针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审判而设立的一种特殊制度，即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行为特征、事后表现等进行全方位的社会调查，最终对其人身危险性和责任程度进行评估，以此作为法院实施个别化处遇的参考。i
自社会调查制度建立以来，全国各地均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从社会调查员的组成来看，大体有以下四种情形：一是少年法庭的法官亲自参与社会调查。能够及时、全面的得到与未成年人被告人相关的第一手材料，并有利于增强法庭教育的针对性和实现量刑科学化。二是社会志愿者担任社会调查员。即由法院聘请关注、热爱未成年人工作且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相关人员从事社会调查工作。三是司法助理员担任社会调查员。司法助理员是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由其担任社会调查员，能在调查阶段全面、直观的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基本情况，且通过参加庭审，能实现法庭审判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无缝对接，增强今后社区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四是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担任社会调查员。即由法院委托社会工作者，由其利用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专业知识，综合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生活背景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对调查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对再犯可能性进行评估，向法院提供详细的社会调查报告。司法社会工作者应是具有法律和社会工作双重知识和背景，从事司法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员。ii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从目前来看，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社会调查对象辐射性不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的主体包括司法助理员以及专业司法社工，但仍未能实现社会调查对象的全覆盖。司法助理员的社会调查对象仅限于具有本区户籍的未成年被告人，对于非本区户籍的未成年被告人只能委托司法社工进行社会调查，而此种社会调查需要耗费更多的资金和精力。而社会调查资金和专业社会工作者人力资源的相对匮乏都制约了社会调查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二是社会调查主体法律地位不明确。目前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导致司法实践中有些社会调查员并不参加庭审，有的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时的地位也比较尴尬。因此，社会调查员法律地位的不明确制约了社会调查制度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是缺乏对社会调查结果的监督机制。社会调查报告对法院的量刑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因此，社会调查结论必须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目前，无论是司法助理员或者司法社工担任社会调查员，对社会调查结论均缺少监督机制，导致社会调查报告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一定程度上遭到质疑。
四是社会调查报告在裁判文书中应用不充分。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裁判文书中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做出了指导性的适用格式和标准，但并无强制性规定，这就导致了实践中多地法院虽然适用了社会调查制度，但并未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在裁判文书中引入社会调查报告，使社会调查结论对量刑的参考作用未在裁判文书中予以体现。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对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建立多层次的社会调查主体机制，保障实现社会调查对象的全覆盖。
如前所述，司法社工担任社会调查员与其他主体相比，具有专业性的优势。但从实际出发，为了确保每一名未成年被告人均能获得社会调查的权利，一方面通过争取相关部门的资金投入、加大司法社工队伍建设等途径，不断扩大司法社工参与社会调查的范围；另一方面应坚持社会调查主体多元化发展方向，除了由司法助理员、司法社工、志愿者担任社会调查员之外，也可以邀请人民陪审员、特邀监督员或者是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团区委等部门热心未成年权益保护工作的人员来担任社会调查员，同时通过对非专业人员进行定期学习培训、座谈交流等形式，提高社会调查工作质量。
第二，在法律上明确社会调查员的地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员的地位应等同于鉴定人、翻译等诉讼参与人的地位，原则上应为社会调查员设立专门的报告席位，让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并将亲身经历的调查情况进行归纳、总结，做出自己的综合评定，而不仅仅只是照本宣科地朗读，要根据庭审中不断发生的情况结合调查进行分析比较，真正触动未成年人的灵魂。
第三，建立社会调查结果的监督制度。具备科学性、客观性的社会调查报告才能真正达到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原因、科学量刑的目的。因此，采取各项制度措施保障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建议，应建立社会调查报告监督机构，具体来说，可以由专门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机构担任，由其统一制定包括社会调查内容、程序等规范，并对社会调查结果进行监督，以实现对社会调查员客观、公正的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的有效约束。
第四，制定裁判文书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指导性标准，加强规范化考核。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裁判文书中社会调查报告内容规范性不强，不能很好地体现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原因的情况，建议应由最高法院做出强制性规定，并加强考核工作。具体内容可以参照2010年8月中央综治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及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中关于社会调查报告的相关规定，在依法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前提下，结合各地法院对裁判文书提出的相关要求，因地制宜，制定出符合本地区特点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裁判文书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标准，并要求每一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承办法官学习掌握。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