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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学理论范文1
1.人力资本理论不能作为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人力资本理论是西方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这一理论引进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更不能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对这一理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吸取其中合理的因素，摒弃其中非科学的成分，对于建立体育经济学是十分必要的。
按照西奥多舒尔茨等西方经济学家解释，人力资本是“以较大的工艺、知识等形态体现于一个人身上而不是体现于一台机器之上的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主要是用于教育、卫生保健、体育等支出的费用形成的；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是为提高人的能力进行投资而形成的资本，是对人的知识、技能、健康等过去投资的现行价值。人力资本不仅表现于劳动力的数量，而且表现于劳动力的质量，包括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技术水平、知识积累量、劳动熟练程度、身体素质等。舒尔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只有20%是由于物质资本投资的结果，其余80%是由于教育与科学技术的作用，即来自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他以此为根据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很大作用：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财富是由什么构成的？主要是人的能力。他认为形成人力资本的教育、卫生保健等投资能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经济上的利益，所以这些投资应视为生产性投资。他高度评价人力资本的作用，主张重视人力投资，并提出了一套人力资本收益的计算方法。西方的体育经济学正是以这种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的。
人力资本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矛盾发展的产物。人力资本理论竭力鼓吹人力资本的作用，主张由政府和劳动者增加人力投资，负担大大增长了的劳动力培养费用。西方经济学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是出于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需要，但也作一些切合实际的研究；因此，其内容中也有一些科学成分可供我们借鉴和参考。例如，关于重视人力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观点；关于教育、卫生保健等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观点；关于强调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关于教育政策是一国经济发展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关于重视人力投资经济效益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于发展我国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目标是有参考价值的。
人力资本理论尽管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它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部分，许多内容与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严重冲突，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例如，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都可以产生一定的收入，都是利润的源泉，抹煞劳动创造价值，否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事实，把工资说成是为劳动者付出的“教育成本’带来的合理后果，是其‘教育成本”的收益。经典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是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并不是工人创造的全部价值，其中并不包括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现在，工资被说成是“教育成本”的收益，而不再视为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既然工人创造的价值都作为‘教育成本的收益”而被工人获得，那么资本家哪里还有剥削呢？可见，人力资本理论是一种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实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
由此可见，在建立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时，应当借鉴和吸取人力资本理论中科学的、有用的成分，这是因为我国的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也是由人力资本理论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2.准确界定体育产业内涵是制定体育产业政策的重要前提
关于体育产业的定义及内涵目前在学术界和体育部门中对此理解很不一致。学者们对体育产业概念的讨论不但不妨碍发展体育产业的新举措的出台，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体育产业的认识，有利于体育产业的发展。
欧美学者认为，“体育产业是以满足消费者和其他行业对体育需求的生产经营和社会服务等部门的总和，其领域涵盖一切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目前体育部门的相关领导和部分学者将我国的体育产业分成三大类别：第一为体育主体产业，指发挥体育自身的经济功能和价值的体育经营活动内容，如体育竞赛表演、训练、健身娱乐、咨询、培训等方面的经营；第二是为体育活动提供服务的体育相关产业，如体育器械、体育服装等体育用品的生产经营等；第三类是体育部门开展的旨在补助体育事业发展的其他各类产业经营活动。按照对体育产业的这一界定去研究和制定产业政策，容易产生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体育相关产业”和体育部门办的“第三产业”究竟包括哪些？边界十分模糊，有人说除了运动服装、运动器材夕卜，还包括运动营养食品、体育书籍报刊、体育场馆建设、体育广告等。至于体育系统为创收而兴办的第三产业更是种类繁多。可见，如此定义的“体育产业’是一个跨多种经济部门、多种产业的大杂烩，内容十分庞杂。面对这样一个“大杂烩”，怎么能制定出一个有效的“体育产业政策”呢？第二，运动服装属于服装业，体育器材属于文化用品工业，运动食品饮料属食品工业，体育报刊、书籍属新闻出版业，体育场馆建设属建筑业。作为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部门，有职责和权利为这些部门研究和制定产业政策吗？第三，制定产业政策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产业政策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根据产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整产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产业分布结构，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推动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作为主管体育工作的行政部门，显然无力承担也不应该承担制定跨部门，跨行业的“体育产业”政策。
出现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上述对体育产业包涵内容的界定，违背了经济学关于产业的原理和产业分类的原则，把体育产业界定为一个不切实际的横跨多种产业的超级产业。这种“大而全”的产业结构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主体产业发展不够大，没有形成支柱性优势。体育产业的支柱产业应该定位于竞赛表演业、健身娱乐业和无形资产开发经营业，这三大支柱性本体产业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目前规模有限，其市场运作也不够规范。另外体育产业的缺陷还表现在有缺位的本体产业市场，如体育劳务市场和体育技术市场，虽然目前也存在一些交换交易，但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劳务市场和体育技术市场并未形成，少有的一些市场行为，如运动员转会也不够十分规范。由于对体育产业的概念和构成范围在国内学术界存在明显的分歧，徐本力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将上述三类产业简单地组合在一起，统称为“体育产业’的观点，支持率仅为47.4%，而反对率却为526%；将发挥体育自身功能，为全社会提供服务性、非实物性形态的体育本体产业才是真正的体育产业的观点获得543%的支持率；专家们普遍认为，作为体育产业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它必须是体育部门经营管理或由体育事业牵动的产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体育产业的定义如下：体育产业是以体育运动自身生产和提供财富的产业；是以生产、提供和运动直接相关的财富和服务为工作内容的产业”。体育产业是一个以健身娱乐市场、竞赛表演市场、体育无形资产市场和体育人才市场、体育咨询市场为本体的市场。重点应该是加快引导健身娱乐市场的扩张，把健身娱乐、竞赛表演两类市场作为龙头，体育部门根据体育市场发展的现状，当务之急是要加快高层次的立法，建立健全体育市场管理的相关法规。首先建立体育市场服务标准是体育市场依法管理的前提；同时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经营秩序；在此基础上健全相关的配套法规，形成体育市场运行的游戏规则，使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的发展真正有法可依。
3.体育无形资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是薄弱环节
体育无形资产是指不具备实物形态但能为体育部门和体育组织使用，具有使用价值并带来经济效益的资产和资源。体育无形资产是体育产业经营和开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及合理地开发体育无形资产，用好和管理好无形资产，关键是制定科学的政策，这对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体育无形资产的开发和经营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比赛、活动和体育组织冠名权的开发；2）体育比赛、组织的标志、专利以及使用权的开发；3）体育赛事转播权的转让；4）体育组织和运动员名誉肖像权的投资经营和广告活动。
3.1 体育无形资产的特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无形资产具备提供体育服务和体育劳务的必需条件，体育无形资产的供求关系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体育无形资产的作用在于可以促进体育服务的实现，产生经济效益。体育无形资产价值可以用货币计量，这是因为进入市场的体育无形资产属于可交易的商品，而商品的价值就是通过货币数量来表现的。体育无形资产的形成具有不确定性，供给的有限性，占有和使用上的时效性，因此体育无形资产是一种稀缺的体育经济资源。
3.2 体育无形资产的种类
体育无形资产是相对于有形资产而言的，是指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或者经济资源。体育无形资产可以分为4类。第一类为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冠名权、体育品牌、体育倶乐部名称和体育团队标志等；第二类为技术秘密，指体育经营活动中使用的、未公开的且未申请专利的知识和技巧。它包括各种体育技术资料、图纸、数据、体育训练规范、方法和作业流程、体育营养配方、体育食品制作方法等；第三类为经营秘密，指体育部门或企业所掌握，不为公众所知晓的信息和资料，能为拥有者在同行业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带来的收益能超过本行业一般收益水平；第四类为特许经营权，一种是由政府或国际体育组织授于特许经营权，另一种是由企业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包括体育项目经营权、体育场地使用权、体育运动空间和区域管辖权及使用权等。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运动技战术和管理、训练方法和手段是重要且易被忽视的体育无形资产。体育运动技术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体育无形资产，这种特殊的体育资源的获得要有大量的经济性或非经济性投入。因此运动员的转会的实质就是运动技术这种稀缺的体育经济资源的交易，是运动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移，而不应该被认为是体育人力资本的经营。在我国，优秀运动员都是由国家出资培养而成的，因此在无形资产的产权问题上与国外运动员不同，既有运动员个人的成分，又有国家的成分。因此在运动员无形资产的经营过程中，既要合理合法地保护国有和集体的权益，又要合理合法地保护个人权益。
4.结束语
社会经济学理论范文2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东奔西跑，格外忙碌，他们的身影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中国需要有更多的能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方面的专家，即所谓实践型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是专门研究资源高效配置、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秘密的学问。一般来说，它较之其他社会科学更具有实用性，历来被人看做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甚至有人把经济学称之为致用之学。所谓致用，指的是经济学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为现实经济的发展服务。这一特点决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经济学家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专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及焦点问题。相对于美英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大都面临着更多的经济发展难题，因而经济学研究的应用色彩也表现得尤为浓烈。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前无古人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学家面临着诸如宏观调控、国企改革、环境保护、金融安全以及“三农”等诸多世界级的难题。就当下的中国经济学家而言，首要任务就是要能对转型时期的诸多经济难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以使中国经济能更加平稳快速地向前发展。
在我国，多数经济学者都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责任感，都很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并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以满腔热情积极参与探讨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思想活跃，新观点迭出，理论热点一个接一个，从而引发了经济研究空前繁荣的局面。他们的研究工作，已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贡献，立下汗马功劳，应当被肯定和受到赞赏。我们不能因为个别或某些经济学家的行为不端，名声不好，而从整体上否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对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社会经济20多年间发生的巨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
在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促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大量对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经济学家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正因为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着许多世界级的难题，他们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品位。这就如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总要有一批经济学家以主要精力关注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出谋划策，从而为指导和促进经济发展作出扎实的贡献。同时，经济学家中也还需要有一些人坚持从事与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有关的所谓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是源头活水。如果没有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创新，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对策研究就会失去科学的依据。我们时代既需要大批实践型的经济理论专家，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从事纯学术研究的所谓书斋型的经济学者。这两类经济学家各司其职，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似乎显得不够，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比较明显。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情况，这也许与纯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身的特点及当今中国经济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不无关系。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寂寞的行当。翻开一些经济学著作，映入眼帘的是大量专业性的名词术语、种种干巴的符号、数字、图表和艰涩的文字分析。早在100多年前，苏格兰人托马斯·卡拉利曾把经济学称之为“沉闷的科学”，这句话如今已是广为人知的名言。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是沉闷的即是枯燥乏味，不易使人发生兴趣的。不仅如此，有些经济学理论还十分高深，不易弄懂。因此，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充满着艰辛和坎坷，需要没有“功利性”的杂念，能潜下心来，长久地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方才可能有所成就。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如同登山，惟有不畏劳苦，能不断努力攀登者，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显然，在世风浮躁迷漫的环境里，是很少有人愿意专心这一不能立竿见影换取名利的工作的。
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浮躁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例外。在社会的功利和浮躁之风甚炽的现实境况影响下，难免会有一些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坐冷板凳，纷纷从书斋里跑了出来改而赶时髦、追热点。上述情况，造成我国的经济学者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较少有人问津，研究力量相对较弱。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不断有人呼吁要重视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研究很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对经济学理论或研究方法作出原创性贡献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经济学家，就说明这个问题。在国外，从事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大多在高校担任教职，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所谓学院派的经济学家。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反映着一个民族思维的成熟程度和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也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中国作为当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能够为世界创造出巨大的GNP份额，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应当能够为人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我国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所勃发的无限生机的推动下，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为依托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虽然已呈现出长足发展的态势，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起步的初创阶段，水平还不够高。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整体水平虽然大有提高，在我国经济学家中虽然也不乏有成就者，但却无声望卓著、能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堪称大师级的学者，没有具有带动性甚至能够引领国际经济流发展走向的顶尖人物。
（2）至今很少有中青年经济学者活跃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论坛，能跻身于国际前沿并能在国外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者更是寥寥无几。至今仍无人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某个方面作出开拓性、奠基性的巨大贡献，更没有创造出一个以中国人命名的定理、假说或模型。
（3）我国至今还没有形成自成体系且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流派，而能否出现或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则是经济学理论研究成熟与否的标志。
（4）经济学的学术论坛进入门槛低，国内有些从未受过专门的经济学知识训练者也可以摇身一变而轻易地成为“经济学专家”，在举办的一些所谓层次较高的经济学论坛上高谈阔论，大讲经济热点问题。
从以上列举的几点看，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确实还有待提高。当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还面临着经济学科建设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繁重任务。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虽然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解决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但从长计议，也应当有一部分人在通往现代经济学殿堂的道路上探索。时代把中国的经济学家推到了创新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怎样才能不负时代的重托，提升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促进经济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呢？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国经济学者，应当特别重视树立优良学风和崇尚实践这两种科学的治学态度。
首先，要大力倡导优良学风，反对学风浮躁。
近年来，经济学界的浮躁之风甚嚣尘上，学术贬值，声誉跌落，甚至遭到大众的奚落、嘲笑和批判。就学风而言，社会公众对经济学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1）有些经济学家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整天混迹于大众媒体，时而出现在报纸上，时而出现于荧屏间，或接受采访，或发表演讲，大谈自己的所谓“高论”、“创见”，炒作自己；（2）有些经济学家通过媒体的炒作和包装，把自己弄得神乎其神，成了无所不知的人，经常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一些令人十分费解甚至存在常识性错误的言论，出洋相，自然成了舆论批判的靶子。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学风不正的现象，既是因为受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的环境、氛围的影响，也与经济学家个人科学精神的失落，学术品格的缺失不无关系。要净化学术环境，真正形成良好的学风，最要紧的是提高经济学家的学术品格。学者的一生的标志是他的作品，而学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学风严谨和潜心学问以及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而这些学术品质来自于学者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作为合格的经济学家，不仅要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还应当具有为国效劳和为民谋利的理想信念，胸怀民族的兴衰，情系民众的苦乐。学术品格和学术根底，是学者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基。只有真正具备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才能树立正确的学术荣辱观，以报效祖国和人民而开展学术研究为荣，以急功近利和弄虚作假为耻，不为利所惑，不为欲所动，不求闻达，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艰辛，在经济学理论的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默默贡献。
第二，崇尚实践，坚持理论研究与实际相结合。
社会经济学理论范文3
关键词：社会排斥；残疾人；就业
一、研究的理论背景：社会排斥理论
社会排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贫困(poverty)研究中的对社会剥夺(deprivation)等概念与理论的探讨。英国学者汤森(Townsen)是较早将“社会剥夺”一词用于定义与度量贫困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社会剥削是指“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或风俗习惯认为应该享有的食物、基本设施、服务与活动的缺乏与不足”,“人们常常因社会剥夺,而不能享有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生活条件”。之后,“社会剥夺”作为一个有丰富内涵的词而被广泛采用。随着社会剥夺的概念内涵,由物质层面向社会文化层面演进, 20世纪90年代,它进一步发展为社会排斥理论。现在社会排斥理论被各个国家广泛接纳,并发展出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排斥理论。法国是较早研究社会排斥的国家，它认为社会排斥主要指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断裂(Silver,1994)。从20世纪90年代起，社会排斥成为欧盟社会政策的焦点，它对社会排斥的界定是基于公民资格权利的思考，主要指社会权利的否认，或者这些权利未充分实现。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排斥研究在英国有了较快的进展，在英国学术界，社会排斥指个人未能充分参与主流社会或当时社会认为必要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排斥概念的出现是在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背景之下，对社会弱势群体重新进行概念化的一种尝试(Gore,1995)。它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研究弱势群体的重要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的实质是研究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系统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并且这种状况如何通过社会的“再造”而累积和传递（李斌，2002年）。
失业的研究是社会排斥在社会政策的研究中的主要议题。在探讨失业与社会排斥的关系时，近期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讨论失业与社会排斥的关系。在社会关系量的方面，失业者参与社会活动和交往数量与频率略低，但并不明显;在结构和质的方面，失业对社会关系排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造成社会分割或孤立，从而使失业者获得的社会支持降低。但也有学者从政府和国家制定政策的角度指出，社会排斥不仅与失业相关，人们可能在参与国家运行中受到排斥，基于这样的原因，政府部门不仅应关注社会排斥问题，还需要检验所有政策建议对提高社会融合的作用，强调社会保障的作用。此外，石彤以转型期国有企业下岗失业女工为视角，对社会排斥的制度化进行了结构性、过程性分析。
当代社会排斥理论研究的主要趋势是关注社会机制、社会产品分配以及社会关系三个大维度。许多研究者在此纬度框架下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制度排斥、资源配置排斥及认知排斥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现象进行分析。本文也拟从这三个层面对我国残疾人就业困境的社会性成因进行分析。
二、残疾人的就业困境分析
就业是残疾人的生存之基，给予具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平等的就业机会，不仅能保证其生活来源，同时也体现了他们的社会价值。然而我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6年4月1日我国残疾人已达到829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6.34%。城镇残疾人口为2071万人，占24.96%；农村残疾人口为6225万人，占75.04%。全国城镇残疾人口中，在业的残疾人仅为297万人。可见，我国残疾人的就业状况令人堪忧。主要表现如下：
残疾人就业与就业总体水平有较大差距，整体就业质量不高。外在环境和内在因素的双重压力下，残疾人就业水平与就业总水平差距较大。中国人口众多，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的矛盾长期存在，就业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就业供给总量不减；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全部消化，而新的就业矛盾又逐步凸显，这种就业背景十分不利于残疾人就业。另外，残疾人整体素质、就业能力与社会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也较突出，20世纪80年代末，残疾人文盲、半文盲占70%，残疾儿童入学率仅为20%，这一批人目前正处于就业年龄阶段，特别是随着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残疾人适应新就业岗位能力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残疾人就业的整体质量也不高，主要表现在：第一，残疾人就业的稳定性较差。全国55.45%的国有企业中有残疾职工下岗，再就业率不足20%。第二，残疾职工的收入水平偏低。福利企业残疾职工的平均工资不到社会平均水平的40%，许多地方残疾人工资甚至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第三，残疾职工劳动保障水平差。残疾职工参保率低，欠缴社会保险费和下岗残疾职工中断参保情况严重。第四，残疾人在就业机会、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存在不公平现象，同工不同酬、劳动价值和收入不对等的问题较突 出。
就行业分布而言，残疾人在许多行业遭受排斥。在就业市场中，残疾人在许多行业遭受排斥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因而也造成了残疾人在行业结构方面分布极其不平衡的现象。根据1993年抽样调查统计，全国15岁以上的有劳动能力或有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当中，待业率为49%(正常人为3%)，同时，残疾人择业时范围也很有限，在业残疾人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占96.6%，而从事脑力劳动者仅占3.4%。尽管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对于残疾人的排斥仍旧严重和普遍，在同等的条件下，即使残疾人的人力资本存量更高，用人单位也愿意招收正常人，熊斌、董志强等学者曾通过对重庆市残疾人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残疾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将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若没有行之有效的就业保障措施，一系列新的社会排斥将会不断出现。
现行就业模式不适应就业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就业模式而言，我国残疾人的就业模式仍是“以集中就业为主，其他方式为辅”的模式，但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模式所受的冲击日益明显。由于市场经济运行的日益完善，大多数福利企业由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原因，经营困难，关停并转，大批残疾职工下岗失业，据统计，全国福利企业残疾职工人数已从高峰时的90万降至目前的不足70万人；同时相关政策严重滞后，现行政策规定，只有民政、乡镇、街道举办的集体所有制福利企业才可享受税收减免，其他企业则不能享受退税优惠，许多福利企业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因此不再继续享受税收减免，此外现行政策中对福利企业经营范围的限制也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大大影响了残疾人的就业。按比例就业难以贯彻，分散按比例就业是指将残疾人按企事业单位数的一定比例分散安排到各企事业单位就业的就业安置模式，它有利于残疾人就近就业，但是由于按比例就业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定，行政执法主体不明确，难以有效地具体实施。目前有的用人单位以“残疾”为由,把一部分具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拒之门外；有些用人单位宁可向政府缴纳残疾人保障金,也不愿安置残疾人就业；有些用人单位为逃避缴纳保障金录用了残疾人,但却不提供相应的岗位，而是让其闲置家中领取最低在岗工资。不少残疾人由于技能水平不高，缺乏资金，市场应变能力差，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而政府对个体就业扶持范围也较窄，主要集中于加工、修理、修配等范围，对容纳个体就业最多的个体商业经营方面的优惠支持力度不大，使残疾人个体就业困难重重。此外，我国已实施的相当一部分残疾人就业法律、法规、政策，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法律规定之间缺乏协调、易造成矛盾，政策刚性不足，不易落实，还存在一些法律、政策的空白，这使残疾人的就业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
三、残疾人就业困境成因的社会排斥分析
社会排斥理论主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如何被主流社会排斥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以及这种状况如何通过社会再造和传递的。本文选择从社会排斥视角探讨残疾人就业困境的成因，深入分析社会排斥是如何造成残疾人走向就业市场的边缘，甚至被排斥出就业市场的。社会排斥是一个多纬度概念，本研究拟从制度安排层面、社会资源配置层面、文化性认知层面三个层面着手进行讨 论。
1.制度性社会排斥
制度性排斥是指由于制度的局限性或缺漏，使得某一部分人群遭受制度的排斥而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的支持，从而沦为弱势群体的过程和现象。这种排斥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比较突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尚未形成体系，存在较多的制度缺漏，对许多生活事件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当一部分人遇到某方面的问题而又无相应制度帮助时，就可能逐渐变得弱势和边缘化，社会排斥与制度因素的相关性显然强得多。就中国而言，这种排斥是造成残疾人就业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社会学家皮奥里提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劳动力市场，其一是收入高、劳动环境好、待遇好、福利优越的劳动力市场，也称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其二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福利低劣的劳动力市场，称为第二劳动力市场。两个劳动力市场是相互隔绝的，第一市场的求职者宁愿等待就业机会，也不愿到第二市场中谋职，而第二市场的失业者也根本不可能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第一市场和第二市场之间的区隔并不是纯技术的，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的隔离。我国残疾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受排斥状况主要表现为：失业或被排斥出劳动力市场及处于第二劳动力市场。目前我国的残疾人就业制度不够完善，现存的法规权威性又不够，甚至出现一些政策的不协调。例如：在处罚拒绝接收残疾人就业的用工单位和表彰接收残疾人就业的用工单位时，没有赏罚分明的有效制度，不利于创造公平合理的残疾人就业环境；而福利企业中的“四残”职工认定政策不协调，造成某类残疾人的就业遭到排斥，根据民政部、劳动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的暂行规定》，残疾职工应包括：视力残疾者；肢体残疾者；听力、语言残疾者；智力残疾者。但是，近两年来，国家税务总局在对残疾职工认定上只限于“四残”（盲、聋、哑及肢体残疾），将智力残疾排除在外，使雇用智残员工的企业不能享受退税。因此，由于制度的缺漏和不完善，大多数残疾人往往被排斥在第一市场之外，甚至被完全排斥出劳动力市场成为失业者。另外，受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农村残疾人口的就业几乎不受政策的保护，处于自我保护状态，他们基本是完全被排斥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之外的。
2.资源配置的社会排斥
(1)信息资源的排斥。充分的信息资源是个体获取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而信息的获取方式主要有两种，即正规的制度化的途径和非正规的非制度化的途径。前者主要指由国家或各地方政府规划、制定的，为就业者提供就业信息服务的方式；后者主要指个体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就业信息的方式。对残疾人而言，前者提供的机会较少，尽管在各级政府政策的强制性要求和残联的倡导下，很多省市都开设了残疾人就业网站，有些地区还举办了残疾人就业招聘会，但其实效很差，很多招聘单位只是迫于压力走过场，没有真正招收残疾员工的意思。而第二种途径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社会关系网的好坏决定其就业机会的大小和就业的好坏，有关系就能找到工作，没关系就业几率就很小。中国残疾人家庭主要分布在农村，城市残疾人家庭也多是一些贫困家庭，其父辈社会关系网较为薄弱，而残疾者由于个人的缺陷往往不愿意与他人交往，这样使得本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残疾人的社会资本变得更为单一和薄弱。信息获取渠道的闭塞，导致了残疾人在就业市场中的边缘化。
(2)公共设施资源的排斥。公共设施是社会为方便其社会成员的工作和生活提供的一系列服务设施。为残疾人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是保障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条件，有利于实现“平等、参与、共享”的社会目标。残疾人公共服务资源包括：文化体育服务设施、无障碍设施等方面。其中无障碍设施是保障残疾人外出工作的基础条件，它的缺乏，无疑会影响残疾人的外出工作。在政府的努力下，我国无障碍设施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一些发达大中城市的主要道路和商场、机场等公共建筑物及居民住宅，都设置了一批盲道、扶手等无障碍设施，不少电视台开办了电视手语新闻栏目，但目前这些无障碍设施还远远不能满足残疾人工作、生活的需要，例如：高层电梯、地铁等公共场所没有设立无障碍通道或没有投入使用，许多中小城市除了常见的盲道外基本没设立什么无障碍设施，连公共汽车都经常不报站，更别说其他设施了。无障碍设施的提供不足或使用率还很低，甚至有些设施闲置不用。这种状况主要源于制度上的排斥，导致他们资源分配上的边缘化，他们弱势的地位，使他们丧失公共话语权，因此，人们不会过分地关注他们需要什么，怎样为他们提供便利，怎样保证他们正常工作和生活，忽略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顺利地开展工作。
(3)教育资源的排斥。教育是提高个人素质和能力的重要途径，接受的教育和职业培训层次越高，个人的生活能力就越强，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多。因此，对于残疾人就业而言，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但纵观我国所有关于残疾人教育的法律条文,不难发现相关的法律条文都过于笼统、不便于操作,残疾人教育保障体系并不健全。长期以来,残疾人遭到的教育排斥十分严重。据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 2006年，全国残疾人口中，15岁及以上残疾人文盲人口(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3591万人，文盲率为43.29%。6～14岁学龄残疾儿童为246万人，占全部残疾人口的2.96%，学龄残疾儿童中，63.19％正在普通教育或特殊教育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中等以上的教育水平仍旧不理想，尽管1984年后修改了体检标准,每年有1700人左右符合政审、成绩和体检标准,应被大学录取,但每年仍有900人被排斥于大学之门外。到2006年，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残疾人为94万人，仅占残疾人总数的1.1%。初级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发展至今残疾人的初级教育入学率仍旧无法与健全儿童的入学率相比，从而影响他们接受高层教育的机会，同时针对残疾人的职业培训机构也极少，导致了残疾人就业市场的弱势地位。
3.文化认知层面上的社会排斥
(1)认知偏差：偏见和歧视。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偏见根源于两个群体的差异性及彼此缺乏沟通，这种认知上的偏见往往导致行动上的歧视，残疾人就业机会的缺乏，较大程度上是文化价值观上的歧视与偏见造成的。宏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念,在形成有关残疾的文化观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外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都曾对残疾人做出过负面、扭曲的理解。珂维曾经把人类社会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三个阶段。“神的时代”和“英雄的时代”可谓是无知和迷信的时代，人们往往从宿命论出发,认为残疾是上天(神明)对一个人的惩罚，形成了宿命论的残疾人观。而在中国社会中，“残”即“废”的观念严重地损害和歪曲了残疾人的形象，并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观念仍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仍有意识、无意识地控制着人们的想法和行为，尽管法律明文规定了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但是由于社会偏见与陈腐观念等非正式约束的存在,社会主导群体在观念上没有很好地接纳残疾人,还普遍认为，残疾人能保证基本的生存权就可以了，还需考虑什么发展权。总之,社会对于残疾人的观念上的排斥,是残疾人参与社会和获得平等权益的最大排斥,是其他各种社会排斥的根源。
(2)公众的社会责任感缺乏。西方发达国家残疾人的就业权益和其他权益能得到较好的保障，是与它们充分的社会责任感和浓郁的慈善意识分不开的。在西方，受基督教神学中的“恩宠论”的影响，人们从小受到感恩观念熏陶和回馈社会的教育，培养了公民的公益意识。而由于受传统人伦道德的影响，中国人的慈善观是由血缘人伦向外推及的慈善，难以产生对素不相识的人的关怀，缺少现代公益的基因。据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参与过捐赠，只有1%的企业曾经参与捐赠。因此，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残疾人慈善事业起步还较晚，缺乏民间基础，加之一些部门领导不太重视，或是分而不管，或是表面应付，又或是对执行残疾人的优惠政策不感兴趣，寻找各种理由拒不执行，扶残助残意识淡薄，这种现代公益基因的缺失，使本就遭受偏见和歧视的残疾人更是孤立无援，在无助中，被推向就业市场的边缘。
综上所述，残疾人的就业困境主要是多重社会排斥的后果，因此，要改善这种状况，促进残疾人融入主流的就业体系，必须尽量消除社会排斥的影响。首先，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应充当合理规则的制定者，建立完善的残疾人就业制度，为残疾人就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次，在资源配置方面，完善残疾人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加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建立明确、权威的法律制度，让残疾人遇到教育不公问题时有法可依；最后，应通过多种渠道培养人们正确的价值观，消除对残疾人的偏见和歧视，培育社会责任感，共同关心残疾人的生存与发展，但偏见的消除是个双向互动过程，需要公众和残疾人的共同努力。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1]景晓芬.“社会排斥”理论研究综述[J].甘肃理论学刊,2004,(2):15-18.
社会经济学理论范文4
一、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学课程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地位
从理论地位来看，微观经济学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从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首次系统地阐明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论证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础。马歇尔(1890)奠定了经典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在完全竞争、产品同质、信息充分等前提条件下，将单个消费者和单个生产者的需求和供给相加分别形成单个局部市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各种单个市场相互关联，形成了一般均衡的市场体系。萨缪尔森(1947)进一步夯实了市场均衡分析的微观基础。将消费者的需求看成是最大化效用均衡结果，将生产者的供给看成是利润最大化的均衡结果。微观经济学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一方面自我否定、持续更新，先后经历“垄断竞争”理论革命、“不确定性”理论革命、“信息、激励和不完全性”理论革命以及“异质性、搜寻、匹配与机制设计”理论革命，微观经济学不断放松纯理论的假设，理论愈发逼近现实世界。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而言，突出的可证伪的学科特点使是微观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因而，微观经济学思维和理论逻辑被其他学科不断接纳，交叉融合后形成了许多新兴交叉学科，掀起了向其它学科渗透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浪潮。
(二)微观经济学的课程地位
从课程体系来看，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对于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质量至关重要。微观经济学对于许多经济管理类学科提供了重要支撑，能够为学习其他专业课提供有效地经济学逻辑训练和基础理论。许多专业课程都是微观经济学理论内容的细化、延伸和应用。消费者剩余理论和消费行为理论对于市场营销课程形成了直接有效的基础理论支撑；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正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深化和应用；而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创建的D-S框架正是对微观经济学垄断竞争理论的重大突破，也使之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四大法宝”之一。
二、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痛点梳理
基于前文所述，微观经济学的教学效果至关重要，其教学痛点无法回避，必须进行深入剖析，挖掘出“其症结所在”。经过对于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充分调研，结合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科研的经历和经验，发现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可以数理为两大痛点。
(一)学生对于微观经济理论普遍理解程度不深
学生对于关键概念的含义和经济理论的经济含义理解不足，尤其是理论假设条件的内容与合理性。诸如机会成本概念和帕累托效率等重要概念，这些充分体现经济学理性人思维和社会福利分析思维的重要概念对于经济学思维的形成至关重要，不少学生的掌握仅仅停留在应对考试的瞬时记忆。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深度往往仅停留在几个简单数学公式的演算中，如在消费者行为均衡求解中，学生能够由基数效应论和序数效应论分别求出最优消费数量，但并不能理解序数效应论对基数效应论的理论前提的改变和进步，更不能理解显示偏好弱公理和显示偏好强公理中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者行为相互推导的逻辑关系。另外，偏好和效用函数的关系理解不深刻，无法理解效用函数形式的正仿射变换除了简化计算优势之外的经济学本身的含义。
(二)学生对于微观经济学理论缺乏体系整体认知
在微观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突出的现象：许多在本科阶段期末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在研究生入学面试时仍然基本不具备经济学的思维，不能够有效利用所学经济学知识来分析具体问题。经过课题组反复研究发现，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时候，一方面对于知识的记忆具有突出的碎片化特征，只是零碎地掌握微观经济学的知识点、考试的重点和难点，却考出高分。另一方面，学生根本就没有理解微观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对于概念定义机械记忆，对于微观经济学逻辑框架缺乏整体认识。大多数学生记住市场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结论，知道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市场结构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等内容，却没有形成微观经济学是如何阐明市场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逻辑论证，不清楚这些章节内容的逻辑关系。
三、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痛点的四大根源剖析
(一)理论抽象与现实世界有距离，学生无法理解纯理论对于现实世界的抽象
微观经济学具有突出的纯理论特征。鉴于社会经济现象的多变性和结构的复杂性，经济学家们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抽离出最本质的内涵和变量之间最基本的相互关系。运用相对独立于其他社会科学的范式，借助数学工具研究和分析基本经济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福利的变化。相对于其他经济管理类的课程，微观经济学更多体现出的是研究的理论平台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表现出更突出的抽象性和理论性。因而，初学者接受起来需要清晰准确的理解其理论前提假设条件和理论内部的逻辑体系。从学生本身的情况来看，一方面，许多本科生刚刚经历了封闭式管理的高中阶段，缺乏对社会经济现象足够的观察和思考，社会认知和生活常识略显不足。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抽象特征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许多文科教育背景的学生在中学阶段的抽象思维训练相对不足，从问题层面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分析的理性认识往往遇到困难。
(二)经典案例与中国实践有距离，学生缺乏直观理解教学经典案例的土壤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有许多经典案例，为学生接受微观经济学理论知识提供了大量优质素材。但这些素材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普遍采用美国经济社会的案例，有些国内知名的教材在案例选择也直接从曼昆、萨缪尔森等学者编写的《经济学原理》、《中级宏观经济学》等知名教材的案例材料中引用过来。西方经济学理论源于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选择的经典教材也无疑能够作为准确阐释西方经济原理含义的载体。但是，东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社会文化的显著差异会增加对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社会经济现实情况缺乏了解的本科生的理解。比如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消费券常用于预算约束、预算集的解释，也经常用来作为习题对学生进行训练。在中国消费券发行时间晚、发行规模小，很多学生没有机会接触到。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提高，我国也有许多恰当准确的案例可以被选择，便于学生直观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有助于坚持“四个自信”，强化微观经济学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发挥协同效应。
(三)理论背景与理解能力有距离，无法形成经济学思维
学生对于关键概念的含义和经济理论的经济含义理解不足，尤其是理论假设条件的内容与合理性。诸如机会成本概念和帕累托有效等重要概念，这些充分体现经济学理性人思维和社会福利分析思维的重要概念对于经济学思维的形成至关重要，不少学生的掌握仅仅停留在应对考试的瞬时记忆。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深度往往仅停留在几个简单数学公式的演算中，如在消费者行为均衡求解中，学生能够由基数效应论和序数效应论分别求出最优消费数量，但并不能理解序数效应论对基数效应论的理论前提的改变和进步，更不能理解显示偏好弱公理和显示偏好强公理中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者行为相互推导的逻辑关系。另外，偏好和效用函数的关系理解不深刻，就无法理解效用函数形式的正仿射变换并不重要，引入效用函数的目的在于利用严谨的数学推导和计算的优势。
(四)数学教学与学习需求有距离，容易挫伤学习积极性
本科微观经济学的学习要求具备一定的微积分、概率论以及线性代数基础。在微观经济学经典的蛛网模型案例中就需要学生具备一定差分方程的知识，否则学生不能求解出市场价格的表达式，难以深刻理解蛛网发散和收敛的条件、以及蛛网模型变动的经济学含义。在瓦尔拉斯证明市场体系的一般均衡时，缺乏必要的线性代数系数矩阵的知识，就不能理解瓦尔拉斯利用联立方程的个数等于所求市场价格个数的逻辑不能求出各个市场均衡时的价格向量。另外，在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者行为理论中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和利润最大化问题都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值问题。课程开设时间的错配使得微观经济学的教学缺乏必备的数学支撑，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此重视不足，易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挫败感和抵触情绪。
社会经济学理论范文5
理论来源于实践，流通经济学理论同样也要归属于市场经济活动的实践。因此，无论当前界内关于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多么匿乏，流通经济学都是一直存在的。所以，从我国流通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误区中就可以看出，当下我国在流通经济学的探索与发展领域已经进入到了相对困惑的时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研究学者们都普遍否认了流通经济学的存在，这种普遍否定的观点也有其相关的依据，那就是他们都认为流通经济学研究内容已经包含在制度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中。但是，仍有少数的流通经济学研究者从2005年开始至今，经过十多年的辛苦研究历程，一直在苦苦地坚守着对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并希望通过我国商贸流通产业的进一步整合来印证流通经济学的观点与认知，以此来探索市场经济以及商务活动过程中流通经济的发展规律。由此可见，我国应加快重塑流通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从社会实践角度思考流通经济学重塑的必要性
我国新常态阶段的市场环境中，商品流通领域所涉及的空间范围日益广泛。例如，商贸流通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相关生产企业的购销商务活动等都在扩大，而且并不是单一存在的，是相互之间逐步形成了一种体系框架，其中最具规模性代表的就是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同时，在进入21世纪以来，商务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带领下，电子商务更是以一种崭新全面的发展状态进入到商务发展之中，并持续发展壮大。从中可以看出，正是因为电子商务的出现与发展，才进一步促使商品流通中的信息流功能发生并实现了“质”的飞跃，最终造就了一次流通领域的生产革命。而且，在我国的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包括国内各市场区域的空间划分、城乡商贸流通中的各类问题以及我国东部和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等，所呈现出的也都是一种社会商业活动，而这些大量存在着的社会商业活动都亚需流通理论对其做出合理解释，即流通经济学理论。
与此同时，我们再从国内市场放眼国际市场，无论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区域市场内的经济发展水平质量如何、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如何，都应当是区域商务活动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一个地区商业发展规划的需求。从各个国家的政府实际执政角度来看，政府同企业一样，同样存在着大量的需求，这种需求最终由当地商务主管部门来执行，其中许多管理工作在执行过程中也都需要用流通理论来支撑。再从商业发展规划的实践角度来看，其关键点就是如何界定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流通产业的业态分布和规模发展程度，而且还应重点研究考虑区域市场内流通产业空间布局等相关内容。例如，在研究与处理零供关系以及区域内流通体系如何构建等问题时，问题的表述与分析几乎都需要运用流通理论来对其进行解读。从企业的有效供给角度来看，企业在进行扩充发展过程中，一般都需要对企业的商业选址、物流体系搭建、商业集聚以及流通渠道、售后服务等相关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规模较大的企业一般还会针对上述商务活动现象进行市场调研与影响因素指标分析，其目的就是根据这些商务经济活动内容，在其中寻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而做出更为科学的目标决策，而且这些研究工作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更愿意运用流通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和分析。
(二)从经济理论角度思考流通经济学重塑的必要性
在商业经济发展领域，流通经济学与大多数产业经济学理论一样，都拥有着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与探索方向。例如，在区域市场经济的商业活动中，区域内关于流通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对商品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消费者手中，这是一个较为抽象的阶段和过程。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种经济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从微观经济理论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区域内商业活动中企业产品的流通渠道及其相应的服务框架构建过程。而从宏观经济理论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就是整个流通产业在社会商业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扮演与起到的角色功能。例如，同样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共性问题，虽然在界内有很多研究学者也都认识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商务活动关系，但是在研究过程中还是比较惯性地将中间环节里最为关键的流通过程给省略掉，因此在这种感性思维和惯性思考的影响下，对流通经济学理论的认识也就较快地偏离了商业实践。所以，我国对流通经济学理论缺乏一套较为全面的理解与定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市场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
因为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其所涉及与参照的大多为西方经济学，其与国际贸易如出一辙，本身就缺乏对国内商务、商贸、流通的专门研究，而且宏观经济学理论遵循的研究视角几乎一致性地倾向于生产者，并没有从消费者本身这一角度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换句话说，只考虑了企业如何扩大有效供给，没有考虑市场如何满足有效需求，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所以，其探讨出来的流通渠道也就缺失了内部的便利性与合理性，或者说缺乏一种经济界的“人文关怀”。
由此可见，我国流通经济学研究资源的匿乏正是因为这种视角的狭窄性。当然，这也说明了我国在流通经济学理论方面的严重不足与研究缺陷，因为流通经济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并没有被全盘否定，例如，1901年德国J·格伦采所著的((商业政策体系》、1913年J·F·谢尔所论著的《通俗商业经济学》与《商业管理学》等经济文献中，都大篇幅地对当时社会流通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论述。
社会经济学理论范文6
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3.强化理论知识教育与经济实践的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理论既来源于经济实践，又能够回到经济实践。这要求主讲教师：一方面把握历史资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经济理论，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紧跟经济时事，运用经济理论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在经济发展中推进理论创新。再一方面注意经济思想的解读，基于理论又不局限于理论，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思想，从而实现理论知识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综上几个方面，意识形态、方法论于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教学法不仅对现有的教材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对主讲教师提出新的任务。具体来说，一是主讲教师需要具有更高的理论素养和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二是教材内容在理论逻辑上要更加严格遵循规范，但在内容体系上要更加能够体现时代需要。三是统一规范各类高校和专业的课时安排。四是凸显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