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今日药学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今日药学论文范文1
【关 键 词】20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
【 正 文】
《山海经》堪称天下奇书。它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华古代典籍，从此书内容涉及之广泛，文化沉积之深厚，历代学者研究成果之丰硕，以及当今《山海经》影响之不断扩大等方面进行考察，可以说，把《山海经》称之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之瑰玉是当之无愧的。
一
20年纪以来，从事《山海经》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成果迭出。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截至各正式学刊发表论题含有“山海经”或其篇目名的学术论文就有172篇，其中外国学者6篇。至于论题未直接标明书名而涉及《山海经》研究的则更多。
专著的推出标志着《山海经》研究的深化。1980年和1985年，袁珂《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出版的《山海经》研究专著则有徐显之《山海经探原》（武汉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山海经校注》包括《山海经山经柬释》和《山海经海经新释》两部份，后附“《山海经》叙录”，全录汉刘歆（秀）《上〈山海经〉表》、晋敦璞《注〈山海经〉叙》、旧本《山海经》目录和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另附“所据版本及诸家旧经书目”与“引用书目”，书后另有《山海经》索引，由张明华编。袁珂《山海经校注》的主体部分是《山经柬释》和《海经新释》，后者完成于1963年，“着重对神话传说部分的注释，蒐罗丰富，征引详博，颇有发明，其它部分也作了诠解和校勘”（注：《〈山海经〉校注》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山经柬释》完成于80年代。袁氏在序中指出的“《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乃亦神话之渊府”（注：《〈山海经〉校注》序。）是对《山海经》一书内容的概括，很有见地。
《山海经校译》的最大成果在于校勘方面。作者认为“须首先整理出一个《山海经》的新校本来”（注：《〈山海经〉校译》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校勘是从十个方面着手的，即错、脱、衍、倒、经文入注、注入经文、脱简和错简、它书窜入、篡改、其它。在校勘的基础上，此书按郭璞注《山海经》18卷顺序作了全译。
《山海经》研究的地理学派、历史学派和文学神话派发端甚早。地理学派认为《山海经》是一部主要记述地理事物的著作，历史学派认为《山海经》是反映中国上古时代的史籍，文学神话派认为此书是神话汇集。本世纪中，由于不同学者对《山海经》性质的认定和研究侧面各有不同，各学派的流派特征逐渐明朗。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从事自然科技史研究的学者也参加治《山海经》学人队伍，他们的研究侧重于《山海经》科学价值和经文破译。近年来，各学派已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共识，形成了研究合力。
为适应《山海经》研究发展形势，1983年12月在成都举办了“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有10多个省区的60多位学者参加。这是第一次《山海经》专题研究会议，标志着《山海经》研究队伍已经形成。
“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后，1986年1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山海经新探》，该论文集共收论文27篇，“大致依照地理、民族、神话、科技、综论的顺序进行编排”，“各篇论文均从不同角度对《山海经》及其所反映的中国古史诸问题进行了探索，对于研究和了解我国上古的社会和自然状况均有参考意义”（注：《〈山海经〉新探》前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二
20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在本书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年代、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上取得很大进展。
关于《山海经》的性质，学者的论点很不一致。30年代前，几个主要论点先后提出。廖平《〈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载《地学杂志》14卷第3期、第4期，1923年）认为《山海经》是《诗经》之传注，这大概是本世纪最早涉足《山海经》性质讨论的论文。著名的《山海经》研究日本学者小川琢治重提史地书说，他在《〈山海经〉的考证及补遗》（《支那历史地理研究》，1928年）一文中指出：“《山海经》一书远比一向认为金科玉律之地理书《禹贡》为可靠，其于中国历史及地理之研究为唯一重要之典籍”。鲁迅则提出巫书说，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
80年代以后，《山海经》性质的讨论更为活跃。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山海经》的学者主张《山海经》是一部“侧重反映上古历史的珍贵古籍，虽有许多神话传说，但应与史实区分开来，通过此书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由原始蒙昧向高级阶段渐次前进的发展总过程”（注：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胡钦甫《从〈山海经〉的神话中所得到的古史观》（《中国文学季刊》1928年8月）、朱希祖《〈山海经〉内大荒海内二经古代帝世系传说》（《民俗》第116期—118期，1933年5月）、邓慕维《〈山海经〉古史考》（《励学（山东大学）》第4期，1934年）和80年表的《〈山海经〉及其史料价值》（《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等文都倾向于认定《山海经》为历史书。
侧重于探讨《山海经》地理价值或认定其为地理书的学者仍占多数。主要论文有顾颉刚《〈五藏山经〉试探》（《史学论丛》第1期，1934年）、徐旭生《〈山海经〉的地理意义》（《地理知识》1955年第8期）、曹婉如《〈五藏山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科学史集刊》1958年第1期）、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等。刘起釪认为，“保存了丰富的地理素材而附丽以高度神话的《山海经》，它开了幻想的一派”，但“不能把这一派这些著作认真当作严肃的地理书看待”（注：《〈禹贡〉作者》，《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近年一些探讨《山海经》地域范围的学者大多也主张地理书说。
支持《山海经》巫书说的学者也不少，在1983年成都学术会议上，有些学者又提出了这一主张。仅1985年一年就发表了三篇明确主张巫书说的论文：翁银陶《〈山海经〉性质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6期）、孙致中《〈山海经〉的性质》（《贵州文史丛刊》，1985年第3期）。
关于《山海经》篇目与版本讨论的论文也很多，主要有蒋经三《〈山海经〉篇目考》（《语历所周刊百期纪念号》，1929年）、贺次君《〈山海经〉之版本及关于〈山海经〉之著述》（《禹贡》第1卷第10期，1934年）、周士琦《论元代曹善抄本〈山海经〉》（《历史文献集刊》第1集，1980年9月）等文，袁珂《〈山海经〉产生地域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也讨论了《山海经》篇目。通过讨论，目前对《山海经》篇目的认定已接近取得共识，至于《山海经》版本学探讨尚处于初始阶段。
关于《山海经》作者，论者的分歧很大。何观洲主张邹衍县《山海经》的作者（《〈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载《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顾颉刚等主张非一人之所作，作者为秦人（如顾颉刚《禹贡全文注释》：“《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袁珂等主张《山海经》作者为楚人或楚地人（如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吕子方、蒙文通等认为有巴蜀人的手笔（如吕子方《山海经杂记》等）。另外，卫聚贤主张“战国中年”的“楚以南人所著”，并进而推演为墨子弟子随巢子写定；李行之认为《山海经》作者是楚国南部一位少数民族士人，其籍贯之地望为今湖南省常宁县（《〈山海经〉作者考》，《求索》1989年第6期）；还有人主张《山海经》有北方齐国、燕国人的手笔。
讨论《山海经》成书时代的论文很多，主要有何定生《〈山海经〉成书时代》（《语历所周刊》第2卷第20期，1928年）、陆侃如《论〈山海经〉著作年代》（《新月》第1卷第5期，1928年）、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翁银陶《〈山海经〉作于楚怀王末年考》（《求索》1987年第5期）。通过论讨，大多数学者认定的《山海经》成书时间在东周至汉代之间。不过，也有人认为“本书成书年代可上溯至夏商。”有的认为“《山海经》的相对年代以儒家所说尧舜时期较为准确，即夏代建立以前，约在公元前21世纪”（注：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
《山海经》地理范围的讨论十分活跃，众说迭起且相差惊人。大致说来，本世纪发表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传统的华夏说，二是局部小区说，三是世界圈说。
传统的华夏说认为，《五藏山经》的地理范围，“从所提到的山名来看，东边达到东海之滨的会稽山，西边提到了新疆的天山；从所描述的地理环境来看，北边似乎越过了蒙古高原，到了西伯利亚，南边似乎到了江南”（注：赫维人：《浅谈〈五藏山经〉》，《云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海经》描述的地理范围则可远及朝鲜、日本、中南半岛和阿富汗、俄罗斯等邻国。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对《山海经》的地理内容作了详细的考订，如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卫挺生《南山经地理考释》等五篇（载《东方杂志》1969年至1973年）等就是如此。
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域范围很小，只及中国境内某一局部地域。何幼琦《海经新探》（《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认为《海经》的山川疆域只在今山东省中南部以泰山为中心的地域。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一书认为，《山海经》记述的是云南西部东经101度以西，北纬23度以北纵谷地区的地理，书中的古昆仑山即今云南纳溪河和毗雄河——苴力河以西、云县县城以北、高黎贡山以东、金沙江以南横断山脉地区。作者还利用地图比例，换算出《山海经》里距为今日华里的3.4%左右（注：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和局部小区说相反，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理事物远及非洲、欧洲、大洋洲和美洲，不少国外学者也持这一观点。
国人《山海经》地理范围世界圈说可能发端于梁启超、苏雪林的中亚西亚说，本世纪70年代一些国外学者认定《山海经》某些部分相当准确地描写了北美大陆，以及近年来在南美洲等地发现中华古文化遗物从而推论中国人最早到达美洲，这些事实支持并推动了世界圈说的提出。
梁启超很早就曾提出“此经盖我族在中亚细亚时相传之神话，至战国秦汉间始写以华言”（注：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教与中国文学》，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苏雪林认为《山海经》所述海内外的海实际指黑海、里海、阿拉伯海、印度海、地中海，《山海经》“是两河流域的地理书”，在战国时由波斯学者携来中国（注：《屈原与〈九歌〉》，《屈原评传》1978年版第107页。）。国外有的学者也主张世界圈说，如法国学者维宁认为《海外东经》、《大荒东经》所写“好象都是围绕着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地区，但没有计算里程”，“第四卷《东山经》的记述与北美洲、中美洲及墨西哥湾地区有关，有明确里数”（注：《无名的哥伦布或慧深与阿富汗族之佛教团于五世纪发见美洲之证据》。）。为世界圈说注入活力的还有考古发现。近几年，在美洲发现了反映轩辕氏的虎皮画和殷商文化遗迹乃至写有汉字的实物。
《山海经》地理范围世界圈说推出了不少论著。宫玉海《谈谈如何揭开〈山海经〉奥秘》（《长白论坛》1994年第3期）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作，该文对《山海经》一些地名作了阐释，地域涉及今欧洲、非洲、大洋洲、美洲等地。该文还认为，“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大陆时，就是《海内经》时代”。此外，胡远鹏《〈山海经〉揭开中国及世界文化之谜》（《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朱兆明《〈山海经〉和中华文化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等文也表达了与宫文相同的观点。焦国标《〈山海经〉空间之谜解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一文为《山海经》蕴涵的国外地理信息作出解释，认为《山海经》是“我们民族自其初始至书成所有时代中保留于记忆里的经历（历史、地理、闻见、见解等）的残存者，漫长时代中繁复的经历代代相传至《山海经》成书时的‘记忆’，必然有久远和错杂两大特点”，该文认为《山海经》中的包括地理事物在内的“记忆”材料是先民东迁时带来的。
转贴于
三
除了上述《山海经》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时代、《山海经》的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外，本世纪《山海经》全方位研究还涉及到天文学、气象学、气候学、历学、医药学、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乃至音乐学等方面的新论题。
1905年，刘光汉在《〈山海经〉不可疑》（《国粹学报》第1卷第10期）一文中就指出此书的科学性。30年代，学者已开始探讨《山海经》的科学价值。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郑德坤（《〈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书后》（《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等文涉及了《山海经》一书某些科学解释问题，钟敬文《〈山海经〉的医药学》则是从医药学角度探讨《山海经》科学价值的论文。到了60年代，又有张贻侠《〈山海经〉——世界上最古老的矿产地质文献》（《光明日报》1961年3月29日）和伊藜清司《〈山海经〉与铁》（《社会经济史的诸问题》，《森嘉兵卫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1969年6月）等。
80年代以后，探讨《山海经》科学价值的论文题材逐渐广阔，学者的注意力已涉及到天文学、气象学、气候学、历学、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音乐学等各个方面。孙培良《〈山海经〉拾证》（《文史集林》1985年第4期）、尚志钧《〈山海经〉荣草释》（《中华文史论丛》第15辑，1980年3月）、盖山林《阴山岩画与〈山海经〉》（《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全祖孟《〈山海经〉中的浑天说》（《历史地理》第8辑，1990年）、陈国生、黄荫歧《〈五藏山经〉记载的植物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刘恭德《试论〈山海经〉与远古气候史关系的若干问题》（《大自然探索》1993年第4期）、谢因《〈山海经〉与现代科学》（《读书》1981年第8期）、吉联杭《〈山海经〉远古音乐材料初探》（《中国音乐》1981年第2期）、王守春《〈山海经〉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等是这一类论文的代表。
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长达10余万言，堪称《山海经》全方位研究论著，该著除了讨论传统论题以外，还探讨了一些新论题。吕氏的新论点涉及到《山海经》按南西北东的顺序与距今三、四千年前北斗星类似顺时针方向旋转有关，日月运行二十八宿与岁星（行星，一般指木星）运行，太阳黑子及假日，季风的认识，日出日落云霓以及反影的观测，流星与雷暴等异常天象，测天量地，极光和极昼极夜等等。
今日药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HPLC法；陈皮；橙皮苷；运用
我国多地都有种植陈皮，比如福建、广东等地。陈皮是一味中草药，主要功能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等，主要用来治疗食少吐泻、胸闷等疾病。陈皮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橙皮苷。很多研究者应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对陈皮中的橙皮苷进行检测，效果不佳，尤其表现在专属性差。有报道称，运用HPLC法测定陈皮中橙皮苷含量测量具有非常好的效果。为此本文采用HPLC法，对来自于6种不同产地的陈皮中的橙皮苷进行测定。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美国，Discovery，C18色谱柱（4.6mm×250mm，5μm），美国Water717，高效液相色谱仪器，紫外检测器为，SPD-10Avp，美国梅特勒-托利多，AL204，分析天平（精确度，0.0001g），郑州宏朗DZKW-D-6，型电热恒温水浴锅，济宁万和，Model，C9860A，超声波清洗脱气机器，河北，DZF-6021，型真空干燥箱。
1.2 试剂：甲醇溶液为色谱纯，冰醋酸为分析纯，水为三蒸水。
1.3 试药：橙皮苷对照组（购于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批号：130825-200921），6，批不同产地陈皮药材均购于各地方的药材公司，经我当地药品检验所鉴定均为正品。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应用Discovery C18色谱柱，将甲醇：冰醋酸：水=35：5：60，作为流动相，检测波长确定为283nm，流速确定为1.0mL/min，色谱柱温度确定为25上℃，进样量确定为20ΜL。
2.2 溶液制备
2.2.1 制备对照品溶液。运用天平称取5mg橙皮苷，该对照品必须要经过P2O5，再通过室温减压，而后再进行干燥24h才可使用，将对照品放入到25μL容量瓶中，而后添加甲醇溶液，待到指定刻度后，摇晃均匀，静置一段时间后，即得到对照品溶液。选择应用精密仪器称取对照品溶液，共5μL，而后将流动相溶液放入到25μL容量瓶中，摇晃均匀，静置一段时间后，过0.22μm滤膜，而后将其放到冰箱中，冰箱温度为-20℃，储备起来以待日后应用。
2.2.2 制备供试品溶液。将来自于福建、广东、四川、广西、浙江、湖南等六地的药材陈皮分别放入到粉碎机中，待到粉碎结束后，再将其放入到电热恒温干燥箱中，箱中温度要达到55℃，干燥时间为6h。应用相关仪器精密称取各个产地陈皮粉碎品各2g，而后加入160μL石油醚溶液，使用超声仪器超声45min，将所有的石油醚过滤出来。待到药渣挥干后，再加入到不同容量的甲醇溶液中，分别为60μL、60μL、40μL，再进行超声提取，共3次，每次45min。完成过滤后，研究者需要将过滤液合并，待到甲醇溶液达到指定要求的200μL时，摇晃均匀，应用微孔滤膜进行过滤，最后得到了供试品溶液，将其放到冰箱中备用，冰箱温度调到-20℃。
2.3 系统适应性研究
2.3.1 研究者需要根据制备供试品溶液的步骤进行制备阴性对照液制备。
2.3.2 系统适应性。依据上述要求的色谱条件，研究将上述三种溶液进行精确提取，每个溶液各20μL。，供试品中橙皮苷与相邻杂质分离度>1.5，阴性对照溶液与橙皮苷对照品相同保留时间处未见色谱峰，认为不干扰实验测定结果。理论塔板数按照橙皮苷峰计算不低于，3000。
2.4 线性关系考察
按照对照品溶液，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1.0μl、2.0μl、4.0μl、6.0μl、8.0μl、10.0μl、12.0μl、14.0μl、16.0μl、20.0μl，进样量为，20.0μl，不足，20μl，体积均采用流动相溶液进行补充，分别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器中，按照色谱条件进行测定，记录峰面积，以峰面积作为纵坐标（Y），橙皮苷进样浓度作为横坐标（X），绘制线性关系方程，得线性回归方程为：Y=1.8069×106X+1.8056×104，（r，=0.9996），，橙，皮，苷，在21.43～2143μg/μl，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这个应该没办法加入到论文中解释，根据方程可以得到一条直线，根据论文研究的需要进行橙皮苷浓度的选择，也可以选择其他浓度范围，只要是满足线性关系方程即可）。
2.5 精密度实验
精密量取橙皮苷对照品溶液20μl，连续进样，5次，按照线性关系方程计算峰面积，RSD=0.39%，表明仪器的精密度良好。
2.6 稳定性实验
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20μl，在色谱条件下，在，0h、1h、2h、4h、6h、8h、12h，内各进样，1，次测定峰面积，峰面积，RSD=1.18%，表明供试品溶液在，12h，内稳定性较好。
2.7 重复性实验
精密称取同一产地陈皮药材粗粉，5，份，按照供试品溶液的配置方法制备供品溶液，按照色谱条件下进行含量测定，橙皮苷的平均含量为4.28%，RSD=2.15%，表明测定方法的重复性较好。
2.8 加样回收率实验
精密量取，1.0μl、1.0μl、1.5μl、1.5μl、2.0μl、2.0μl，橙皮苷对照品溶液（含量约为，5.237mg/μl），置于，10μl，容量瓶中，取，6，份已知含量的供试品溶液加入不同浓度容量瓶中溶解，采用甲醇溶液稀释至刻度，分别取，20.0μl，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器中，按照色谱条件测定橙皮苷峰面积，计算平均回收率为98.7%。
3 讨论
3.1 选择适宜的流动相。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选择应用了甲醇、冰醋酸、水，各自比例分别为45：5：50；35：5：60，再选择一种甲醇、0.2%三氟乙酸溶液，比例为65：35。研究者从这三种流动相中选择最适宜的一种作为本试验的流动相。其中甲醇：冰醋酸：水=45：5：50，甲醇：0.2%三氟乙酸溶液等于65：35，这两种流动相样品分离效果不佳，而甲醇：冰醋酸：水=35：5：60能够将样品中的橙皮苷进行很好的分离，所以研究者选择此种流动相。
3.2 很多文献报道都采用甲醇溶液作为提取溶剂来提取橙皮苷，而橙皮苷在溶液中提取含量却非常低，为此，研究者选择其他提取溶剂，即石油醚溶液。实验表明此种提取溶剂与甲醇溶液与相比，提取效果都要好，与此同时选择应用超声仪器进行超声提取。
此次研究中选取了6个产地的陈皮，通过HPLC法测定发现，广东产地的陈皮中橙皮苷含量最高，达到了5.84%，为广西产地的橙皮苷含量最低，为3.92%。各个产地的药物陈皮橙皮苷含量都不相同，差异性明显。研究发现，HPLC法测量不同产地药材陈皮中的橙皮苷效果非常好，而且具有一定的专属性，整体操作步骤也比较简单。
参考文献
[1]苏家辉，林炳国，吴声振，张春盛.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中药陈皮中橙皮苷的含量[J].中医临床研究，2014（12）.
[2]周威，郁颖佳，谢美芬，李晓雯，李嫣，段更利.微波辅助萃取-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陈皮中橙皮苷含量[J].医药导报，2011（5）.
今日药学论文范文3
自2009年开始，吕爱平教授一直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249（中医药委员会）的中方团团长，组织指导ISO中医药国际标准制定。目前，ISO已经发表了5项由中方主导的标准。此外，他还就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共性技术、中药编码标准制定、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指南开展了深入研究；先后主持开展了6项中国内地相关中医临床实践指南的香港 “本土化”研究，为未来建立相应的中医临床实践指南国际规范提供了基础。他的中医药标准研究论文和专著一直引领当前的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从战略角度设计和主持了一系列中医药国际标准研究，对于实现中医药的国际化、标准化以及奠定中医药国际领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本刊记者就如何加快推进中医药国际化问题，深入采访了吕爱平委员。
构筑香港中医药国际枢纽
吕爱平委员介绍说，“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旨在把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连接起来，通过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这“五通”，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中医药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一带一路”国家还有着丰富的医药资源，但医药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与我国传统医药产业有很大的互补性，发展中医药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将会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中国香港地区具有资信、法制、金融的国际化地位，吕爱平委员建议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充分利用香港的地位和窗口优势，推动中医药国际化，让中医药这把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璀璨夺目。将中医药国家科研项目面向香港高校全面开放。鼓励并资助内地与香港合办中医国际诊所，并支持香港成立中医院；鼓励并资助内地与香港合办国际中药检定中心；充分利用香港国际贸易地位，鼓励并资助在香港建立中药国际贸易中心；利用香港科技能力和融资优势，大力鼓励合作建立中药新药研发中心，并加强内地与香港的中医药人员交流。
吕爱平委员介绍说，目前，只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部分项目向香港高校开放，国家重点和重大项目多数没有向香港高校开放，内地与合作申报的项目资助力度也非常有限。因此建议利用香港国际港口优势和国际信息优势，大力鼓励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参与国家中医药科技项目，也鼓励内地与香港高校的合作，共同申请国家中医药科技项目。
虽然目前中医诊所遍布世界各地，但仍有许多国家希望选拔中国中医来办可以信赖的、疗效好的、正宗的中医诊所。鉴于目前中医业界具有国际视野、国际工作经验的医生不多，吕爱平委员建议鼓励并资助内地与香港相关机构合办国际中医诊所和中医院，为中医临床服务走向国际积累经验；他还建议利用香港的法制和国际化港口优势，鼓励并资助内地相关机构与香港合办具有国际水准的中药检定中心，并主导建立中药商业相关的国际标准，为中药的国际贸易提供质量保障。中药质量始终是世界关注的焦点，虽然各国都有自己的相关规定，但对中药来讲，大多数国家依然依赖或期待我国的科学数据和国际声誉。
吕爱平委员指出，中药国际贸易近年出现了良好的势头，但增长幅度应该还有很大的空间。他建议鼓励并资助内地企业在香港建立国际中药贸易中心，充分利用香港国际贸易港口优势，推动中医药的国际贸易发展和进步。利用香港科技能力和融资优势，大力鼓励合作建立中药新药研发中心。吕爱平委员认为，青蒿素的发现让世界看到中药是未来潜在新药的重要资源，世界各国都希望有机会参与中药新药研发，因此建议利用香港的科技实力和融资优势，鼓励并资助内地企业与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成立中药新药研发中心，打造中药新药研发的国际化氛围和科技制高点，同时加强内地与香港的中医药人员交流。
大力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
总理2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强调促进中西医结合，探索运用现代技术和产业模式加快中医药发展。《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也牢固树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个发展理念，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卫生计生工作方针，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促进中西医结合。
吕爱平委员表示，中西医结合医学事实上也是现代中医院中医诊疗的基本模式，更是能够引导我国传统中医药学走入世界主流医学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国家政策在谈及或者讨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时候，吞吞吐吐，严重影响了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
吕爱平委员建议政府要理直气壮、大胆地提出中西医结合医学是我国未来特色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重要方向之一。他说，中医药学发展到今日，也应该与当今世界主流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相结合。世界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主要特征是国际公认的对病人的分类方法和分类后的治疗规范。我们现在的中医医院，是在用国际疾病分类方法，并按照中医临床诊疗规范进行中医的治疗，其实质是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和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科技发展。我们现在的政策似乎在提到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时，不够大胆，不够有力度，有时吞吞吐吐，这不仅不利于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更不利于我国特色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因此，建议政府大力宣传和推动中西医结合医学，营造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良好环境，不要再宣传中医与西医“打擂台”的故事和事件。政府必须知道，我国的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已经是、未来也必须是中西医结合，少了西医不行，少了中医也不行。没有中西医结合医学，就很难有机会彰显我国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优势。
吕爱平委员指出，应完善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政策，大力支持和促进中西医结合医学标准的制定，加大中西结合医学科学研究投入，成立中国中西医结合医学科研教学临床机构。他表示，中西医结合医学已经成为我国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政府应制定完善的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鼓励政策和发展措施。近年来，中西医结合医学人才培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西医结合医学毕业生的就医就业环境也受到限制。政府应完善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政策，将中西医结合医学作为我国特有的、有优势的未来医学去鼓励和扶持。
当今世界，纵观各国主流医学，对病人的分类和临床实践指南的制定是关键。虽然中医诊所遍布世界各地，但依然不是主流，也没有得到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扶持。因此，应重视中西医结合医学标准的制定，特别是政府应该组织制定在现有主流医学分类方法的情况下，如何利用中医治疗或结合西医治疗，让病人得到最佳治疗效应等相关的临床实践指南。只有制定了这种临床标准或规范，世界各国的医疗服务管理部门才有可能接纳中医药服务进入其主流医疗服务。
吕爱平委员强调说，作为我国特有的、有优势的未来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发展方向之一，目前我们对中西医结合医学没有专门的投入或专项，也鲜有国家级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临床医疗机构，更没有国家级的中西医结合医学科研机构。国家应该加大投入，支持和资助中西医结合医学的临床和科研工作。
从利益相关方和长期战略高度完善我国医改
针对我国医改，吕爱平委员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建议从利益相关方和长期战略高度完善我国医改。他表示，医改进入“深水区”之后，关于医改的尖锐问题、尖锐批评，已经提示医疗服务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一方面存在“看病难”问题，同时又存在严重的药品过度消耗、过度医疗问题。相信我们大多数具有公费医疗条件的人，家里都有超过合理范围的药品存储；何况还有不少病人可能被滥用治疗。另外，如果回想起来，我们没有实施医改前，感觉医疗服务问题似乎还没有那么严重，经过多年的医改，好像越改越难、越改越贵。显然，医改已经不单是医疗领域的问题，而更是社会治理的严重问题。
吕爱平委员认为，所有医改相关的方案讨论必须要有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应该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医疗管理人员、各阶层医护人员、药业相关人员、保险人员和患者。 现有的许多讨论都是领导、医疗专家或者医疗管理人员在参与，加上可能有些人也没有亲身经历过医疗服务中的问题，其讨论的方案自然很难达到最佳。现在的医改方案，患者的参与度明显不够。另外，我们还应充分考虑和理解医改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战略高度制定长远计划，稳步改革。建议用反推的思维设计医改。首先明确未来20年后我国医疗服务的蓝图，再看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体制机制、人才配置等。只要该蓝图有利于社会保障、可行，我们就应该逐步实施。
吕爱平委员建议参考世界成熟经验，制定公平公开的医改方案。医疗服务的特点在于保证公民应该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有政府保障、保险、自费三个层次的医疗服务可以选择。建议政府大力支持县级医院的综合建设，提高其医疗服务水平，逐步将县级及以下医疗服务机构变成全公益；也就是说，让县级及以下的医院充分体现国家基本医疗的公益性质，作为所有公民的医疗服务基本保障；大力发展医疗保险，让医疗保险在保险的商业范围依法服务；让大部分人自愿选择不同的保险医疗服务，获得更多、更高的医疗服务；将大型或特大型的综合医院或者专科医院逐步变成私营医院，或者根据医疗需求，鼓励建立更多的私立医院，与政府公共基本医疗服务脱钩。现在医改的核心问题是将所有掌握国家最重要医疗人才资源和财政资源的大型三等甲级综合医院归为公立公益机构，必然造成医疗公益中的许多奇怪现象。
吕爱平委员认为，应将医改纳入全面改善社会治理的范畴，而不单单是医疗行业的职责，或者单单是医疗相关方的事情。他建议在医疗服务方面取消相关特权，让全民医保首先在全民公平的水平上开展；同时他还建议管理人员、特别是医疗行业的管理人员要下基层体会医疗服务问题，而不单单是听问题，进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现在的大问题是：决定医改的管理层，很少亲自体会过医疗中的问题和症结。我相信没有多少领导干部或者医院院长在不找熟人的情况下，亲自独立地去医院看过病。”
吕爱平委员表示，政府应该建立医疗宣传制度和监督机制，应该正确引导医疗宣传，并有严格的监督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说清医疗现有能力的局限；在所有媒体上，再也不要宣传医疗服务中的“奇迹”。如果医疗是医学科技，那“奇迹”本身就不值得宣传，因为那些所谓的“奇迹”，一定是“遥远的未来”大家才可以享受的技术。可惜，现在宣传的所谓“奇迹”基本上是宣传自己、个人炒作；更可怕的是，到目前为止，电视媒体上依然可以看到众多的不切实际、不符合医学科技的宣传。因此，吕爱平委员建议在公众媒体上少宣传医疗功能，多宣传医学科技的进展和趋势，特别是对医学探索的未知性、不确定性和未来性的宣传；少宣传夸大的、概率小的成功的医疗功能，对于患者可能存在的、也是合理存在的“不切实际的医疗功能期待”来说，是最好的宣传教育。
吕爱平委员还建议增加医疗投入，改革医学教育体制。“我国医疗投入相对较少，必须增加。同时，建议制定严格的监督制度，防止一方面医疗资源紧张，另一方面又有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我国目前的医学教育并不像国外的医学精英教育，因此，国外的医生待遇、医生管理方式将都不适合我国医疗系统。我们应该将医学教育回归到它的专业教育、精英教育属性上来。目前，我们一方面合格的医生少，另一方面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又去从事其他职业。我们的医学教育应该根据我们的医改蓝图，进行细致的专业规划。”吕爱平委员最后说。
今日药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 中医教育；中医学；国际交流；综述
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以其特色的理论体系、独特而安全的疗效等特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1］。随着中医学的发展，中医教育在国际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现将近15年中医学在中日韩及其它国家的教育情况概述如下。
1 中医教育在国内
国内院校式中医教育至今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学者认为，中医现代教育史的研究须大力加强［2］。
建立超前的现代中医教育模式是中医理论得以发展乃至中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3］。
存在与临床严重脱节，课程体系重复繁琐，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模式单一等问题［4］。
中医教育一方面要抓住中医特色不放松；另一方面要通过多学科的协调发展共同促进中医教育的前进［5］。
民办中医药院校将成为中医药教育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6］。师承教育是弥补院校教育临床实践学习薄弱的重要途径［7］。
重视和加强正规中医人才培养是医药教育部门不可忽视的大事［8］。
中医的传统教育在教育思想、培养模式、教育方法、教育手段尚存在不足［9］。
必须研究中医教育特色，使中医教育走上自己的发展轨道［10］。要进行中医药教育模式的改革，如课程整合优化等［11］。中医高等教育的改革中，国外教学法中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汲取［12］。台湾中医教育底蕴虽没有大陆深厚，但中西医并举、理论课程设置细化、注重实践技能培养的教育方式颇为可取［13］。香港中医教育存在有规模小、学制短、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差等问题。中医药在香港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居民的认可［14］。
2 中医教育在日本
中国医学进入日本的确切时间，一般认为是公元5世纪由朝鲜传入，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的起源。但从名称到内涵也不断体现出日益日本化的转变［15］。由于是以中国汉代建立起来的医学和方术为基础，所以称之“汉方医学”。它与中国中医学在医学体系形成、指导临床的方式、理论体系、对中医经典著作的认识等方面存在不同［16］。近年，汉方医学在日本的地位逐渐升高［17］。近100多年东方医学在日本没有正规的学校式教育［18］。长期以来是以师承教育和民间团体教育作为中医教育的主要形式。学校教育虽然起步晚，但却代表着未来日本汉方医学教育的趋势［19］。在日本，汉方教育的核心课程是《和汉药概论》［20］。将古经典作为教学第一源泉，几乎所有学校均设《黄帝内经素问概论》及《伤寒论》课程［19］。目前日本以各种形式开设汉方医学课程的大学有59所，在80所医学院校中占相当的比重，加速了汉方医学的普及［21］。在日本中医研究部门几乎没有专业汉方医生。研究题目多致力于从植物药中寻找有效成分或汉方的作用［22］。江户时代的日本汉方医学教育主要是模仿、学习中国的传统医学教育方法，私塾教育、藩县教育及规范的官办医学教育在日本医学教育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23］。江户时代的医学校从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上已与现今的医科学校相差无几，学校设有内科、外科、眼科等细致分科，课程以《素问》、《灵枢》、《金匮要略》等为基础必修课。
3 中医教育在韩国
韩国的“韩医”也源自我国的中医。在实践和发展过程中与本国传统经验疗法相结合而作为独立医学发展起来，形成了特色和优势［19］。韩医学教育得到了政府的认可［24］。韩医重视基础教育［19］，《难经》、《温病学》、《周易》、《各家学说》、《东医宝鉴》、药针疗法、贴带疗法等都是医学生的选修内容。《内经》研究以训诂为主，《伤寒论》研究并行训诂和临床两方面［25］。
转贴于 4 中医教育在其它国家
中澳两国在历史进程中存在差异，但中医教育的本质在两国是统一的［26］。针灸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艾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省)取得合法地位。加拿大的正规大学开设了部分中医课程，还有私人开设的中医院校［27］。英国中医高等教育由私立教育、文凭教育向高等院校学位教育转化［28］。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中医师培训以往以祖传师授为主，近半个世纪开展了中医药针灸的学校教育。1997年，欧洲成立了跨国性的欧洲中医大学。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罗斯等其他欧洲国家，中医药针灸教育均有不同程度地展开［24］。上海中医药大学对外短期教育为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3 000多名的外国医生，为中医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29］。目前，针灸、中草药的运用及中医医师执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取得合法地位［30］。中医药教育与科研也应从高起点高层次与国外合作［27］。但是，国内中医院校对外教育授课语言均采用汉语［30］。语言问题是我国中医院校接受欧洲医学生来华学习的主要困难［31］。
综上，不仅中医逐渐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中医教育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各国的中医教育都有所差异，各有利弊，对于其研究还有待深入，进一步对其差异性的比较研究对于今后中医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 水，王立子.中医国际化与中医国际出版［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06(6):1112.
［2］盛亦如.中国中医教育史研究60年［J］.中华医史杂志，1996，26(3):170178.
［3］刘桂荣.中医教育模式与理论发展［J］.中医教育，1997，4(16):2325.
［4］宿荣秦.中医药高等院校教育纵横谈［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6，13(11):1315.
［5］文玉玲，杨晨霞，何梅霞.浅谈中医教育的现状与发展［J］.内蒙古中医药，2006(2):45.
［6］孙国华.我国中医教育发展概况及趋势分析［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0，7(11):8990.
［7］张云鹏，杨悦娅.中医教育之思考［J］.中医药导报，2006，12(3):8890.
［8］蔡英剑.浅谈今日中医教育［J］.中医药管理杂志，1995，5(5):40.
［9］程春彬.探寻中医现代化发展之路［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2，14(2):13.
［10］刘桂荣，米 鹂.中医教育特色研究［J］.中医药学刊，2005(7):23.
［11］沈玉洁.我国高等中医教育模式的研究［J］.中国医药导报，2007(2):8991.
［12］崔勿骄，张立侠.中医高等教育也应汲取国外教学法［J］.长春中医学院学报，1996，12(58):10.
［13］唐德才.台湾中医本科教育初探［J］.时珍国医国药，2006，17(10):48.
［14］刘春元.香港的中医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J］.中医教育，1997(4):1117.
［15］杨晶鑫.近世日本汉方医学的变迁［J］.日本学术论坛，2006(3).
［16］张小燕.日本汉方医学与中国中医学之不同［J］.福建中医药，1997，28(5):1213.
［17］陈二员，刘 敏.中医在日本的兴衰与现状［J］.新中医，2008，40(2):108109.
［18］胡艳敏.日本汉方医学教育新进展［J］.中医药国际参考，2006，9(9):1013.
［19］陈 蕾.韩日传统医学教育给我国高等中医教育的启示［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5(2):7879.
［20］郭恒岳.日本汉方医学教育的现状与期望［J］.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06，28(1):5556.
［21］(日)井形昭弘.医学教育中的汉方医学［J］.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2003，25(2):9293.
［22］汤岳龙，吕志平.当前中医药在日本面临的问题［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0，7(9):8384.
［23］陶惠宁，神津忠彦.江户时代的日本汉方医学教育［J］.北京针灸骨伤医院学报，1997，31(2).
［24］范为宇.国外中医药教育概况［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1，8(7):9092.
［25］丁彰炫.韩国韩医学教育概述［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1(7):4041.
［26］童元元.中医教育在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对比研究［J］.中医药国际参考，2007(1):2324.
［27］李 彦.中医药在加拿大［J］.天津中医学院学报，2005，24(2):9596.
［28］张立平，张丹英.国外中医教育本土化的观察与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7，22(6):381383.
［29］林长兴.中医药在国外［J］.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学报，19961997.
今日药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中医药 知识工程 知识库 知识获取 知识发现
分类号：TP182
引用格式：于彤.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关键技术分析[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16， 1（5）： 336-343[引用日期]. http：///p/1/56/.
1 引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无论作为文化遗产还是作为医学资源，都理应得到保护和传承。对中医药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总结、诠释与研究，是中医药传承的一项核心任务。知识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为中医药知识的组织、存储、处理和利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在中医药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2]。
知识工程是随着信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新兴的知识管理和知识创造手段。知识工程源于人工智能领域，其最初的目标是构建基于知识的系统（或称专家系统）[1，3]。为了构建基于知识的系统，需要获取足够的专业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表示为计算机可以理解的形式，以支持自动推理和问题求解[3]。因此，知识获取、知识表示以及知识运用成为知识工程领域研究的主要问题。随着知识工程在知识管理中应用的不断深入，知识工程的研究范畴从知识库和专家系统，扩展到自由文本、半结构性数据和多媒体内容的处理。时至今日，知识工程已发展为涉及知识表示与推理[4]、语义网[5-6]和数据挖掘[7]等多个技术领域的交叉学科，在电子科学、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等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知识工程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关幼波与计算机专家合作，于1979年研制了首个实用的中医专家系统DD中医关幼波诊疗肝病的计算机系统，它在临床应用中取得良好效果[8]。此后，全国兴起了一股中医专家系统研发与应用的热潮[9]，知识工程作为专家系统的支撑技术也得到了中医界的重视。近30年来，中医药工作者采用知识工程方法对中医药领域的知识遗产进行广泛采集和永久保存，建成了大量的知识资源和智能系统，为中医药知识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0]。为此，本文对中医药知识工程进行系统总结和综合论述，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为相关领域学者和知识工程师提供参考。
2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概念
中医药知识工程是指将中医药知识整合存入计算机系统，以使计算机能够利用这些知识来解决中医药领域复杂问题的工程学科[1-2]。旨在实现中医药知识的“计算机化”，并将计算机技术融入中医药知识的收集、挖掘、整理、更新、传播及转化等环节，从而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知识体系，提升中医信息系统的智能水平。之所以称之为一项“工程”，是因为这项工作涉及系统性的方法、大规模的协作、严密的流程以及复杂的产品（本体、知识库、专家系统等），这些都是系统工程的显著特征。
中医药知识来自中医专家的头脑，以及书籍、论文、病案等各种专业资料。为使中医药知识“计算机化”，需要从各种知识源中广泛获取知识，将知识进行编码并录入计算机系统；还要按照一定的结构和方案对知识进行组织和存储；最终实现专家系统、知识发现等各种计算机应用。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关键环节，包括中医药知识表示方法的研究、中医药领域知识的获取、中医药知识库系统的构建、中医药知识发现研究以及中医药智能系统（如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研发等。
中医药知识工程是中医药与信息科学（包括人工智能）相结合的产物，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它也是中医药知识管理的一项关键支撑技术，有助于实现中医药知识管理与服务模式的创新。
3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意义
中医药知识工程有利于开拓临床思路，支持临床决策，研究中医理论，丰富教学内容，指导实验研究，促进中医药知识传承与创新[1-2]。具体而言，中医药知识工程可在以下三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1 梳理知识体系，保护知识遗产
中医药知识遗产具有很高的科学和文化价值，但其知识体系尚存在模糊笼统之处。只有对中医药知识遗产进行系统梳理，去芜存菁，才能凸显中医药知识的精华之处。使用语义网络、描述逻辑等知识表示方法，能够精确描述中医思维逻辑，建立数字化的中医药知识体系，这对中医药学科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 促进知识传承，加速人才培养
中医传承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中医名家的个人经验转化成普遍的知识，从而培养更多经验丰富的名医，提升中医界的整体水平。中医药知识工程旨在系统总结前人经验，将历代医家的智慧结晶转化为全面、系统的领域知识库，研发中医辅助学习系统，以提升初学者的学习效率，促M专业医师之间的交流，从而突破中医传承的瓶颈。
3.3 发现新知识，促进学科发展
通过实施中医药知识工程，可对中医药信息化过程中积累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与挖掘，建立跨越年代、流派、学说和病证的整体性知识模型，从而加深我们对中医辨证论治规律的认识，使中医药领域两千多年来积累的知识遗产得到有效整理和挖掘。
4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体系构建
中医药知识工程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利用信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医药知识体系的全部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和准确表达。可以说，中医药知识工程所研究和处理的核心对象就是中医药知识体系。两千多年以前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经过两千年的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以中医药学理论为架构，以临床实践经验为主体的知识体系[2]。
中医药知识体系有其自身特点和复杂性，对知识工程技术产生了独特的需求。中医特色的思想方法、含义模糊的中医概念以及中医专家的隐性知识都对知识表达、知识获取和知识利用产生重大影响和制约。因此，面向西医等其他领域的知识工程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医药领域。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迫切需要一套符合自身特点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有效处理中医药知识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支持标准化知识体系的建设。因此，有必要对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从而指导中医药知识的建模、获取、组织、存储、共享与服务等一系列工程实践活动。建立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体系是一项繁重、长期的工作。本文主要围绕思维模拟、知识表示、知识获取、知识发现等4个主要方面，对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思想、研究热点以及核心概念意涵进行简要论述，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4.1 中医思维模拟研究
中医思维模拟是指在对中医思维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用计算机系统对中医的思维过程进行模拟，从而完成计算机辅助诊疗等复杂任务。中医深受中华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影响，产生了独特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包括“天人合一”“取象比类”以及“辨证论治”等等。中医药知识体系是中医思S的直接产物。开展中医药知识工程研究，首先需要深入理解中医的核心思维模式。
中医思维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具有形象性、模糊性和整体性等特点，需要针对这些特点提出创新性的思维模拟方法。例如，“取象比类”是贯穿中医知识体系的思维模式，与中医其他的思想方法共同构成了中医“象思维”。在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需要追溯中医“象思维”的思想源流，并采用认知语言学等学科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据此提出与之相适应的计算机模拟方法[11]。又如，中医辨证思维是一个涉及分析、综合、推理、归类、鉴别的复杂思维过程，需要将中医辨证理论与实际的病案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总结中医辨证思维的规律，从而建立合理、准确的中医辨证计算模型[12]。思维模拟研究在中医临床诊疗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但首先需要在临床实践中对计算机建立的中医思维模型加以检验，以验证其准确性和实用性。
4.2 中医药知识表示研究
知识表示（knowledge representation）是指通过某种方案、数据格式或语言，将领域知识表达为计算机可直接处理的数据。知识表示处于知识工程的中心地位，它既是知识获取的基础，又是知识存储和运用的前提。为实现基于知识的系统，必须将领域知识表示为某种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并录入到计算机系统中去，存储于知识库之中。知识表示的合理性直接决定知识处理的效率，对知识获取和应用的效果也有很大的影响。
广义上，知识表示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类知识的显性化、机读化和结构化，从而支持自动推理，知识检索和知识发现等应用。知识表示方法有很多种，包括状态空间、谓词逻辑、框架、产生式、语义网络、与或图、Petri网等。这些方法适用于表示不同类型的知识，从而被用于各种不同的应用领域。如何选取或提出合理的知识表示方法，用最恰当的形式来表示中医证候、中药、针灸、温病、养生等各方面的知识，是中医药知识表示研究的重点问题。
目前，知识工程领域的一种主流观点是将建立一个知识系统的过程视为一种“建模”活动。知识建模（knowledge modeling）是指采用某种计算机方法构建一个“知识模型”，它在特定领域中能像专家那样解决问题。其本质是通过模型来表示知识，因此属于一种形式化的知识表示方法。近年来，采用本体等技术建立知识模型，已成为中医药知识分析的一种常用手段，也是中医药知识表示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13-14]。
4.3 中医药知识获取研究
知识获取（knowledge acquisition）是指从专门的知识源中全面、系统地获取知识，并将其转换为某种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如程序、规则、本体等）[15-16]。这里的知识源可以是人类专家，也可以是案例、教科书、论文、数据库、网站等知识载体。一般情况下，知识获取需要由“知识工程师（knowledge engineer）”与领域专家配合，共同来完成工作。知识工程师的任务是帮助领域专家激活隐性知识，完成知识的转换，建立基于知识的系统。
知识工程的一个典型场景是：一组知识工程师找到并访问特定领域的专家，听取专家的介绍，记录专家的经验性知识并将其表达为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存入知识库中。将知识库与推理引擎结合起来，也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专家系统。知识获取也必然涉及知识验证的问题：知识工程师需要对知识进行评审和验证，以确保知识的准确性。
知识获取是任何知识管理和知识工程的基础性工作。在中医药领域，知名老中医的经验和古籍文献占有重要地位，是知识获取的重点对象。一方面，知名老中医知识和经验的获取，是中医药知识获取的重要环节。它属于专家认知获取的范畴，也就是将专家头脑中隐含的知识转换为某种形式的显性知识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医药领域产生了海量的古籍文献。古籍数字化对于中医药信息的快捷传播和永久保存具有重要意义。如何从数字化的古籍文本中有效提取中医药知识，则是知识工程所关注的问题。无论是通过专家访谈等方法获取领域专家的经验和实践方法，还是查阅大量文献搜集领域知识，都是复杂的、繁琐的工作，且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人工方法完成。因此，知识获取是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中面临的关键瓶颈[16]。如何突破“知识获取”瓶颈，也就成为知识工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4.4 中医药知识运用研究
知识运用是指将领域知识库以及机器推理、知识发现等技术运用于科研、临床、教学等领域，辅助中医药工作者解决复杂问题并提升工作效率。知识工程在中医药领域的具体应用包括：四诊客观化研究、中医辨证规范化研究、方剂量效关系分析、中药新药发现、中医临床诊疗、中医教学等等。为使知识工程的成果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中医药知识创新和学科发展，必须研究如何运用知识的问题。知识工程学不能逐一研究具体应用的过程或方法，而是研究在各种应用中都可能用到的共性方法，包括知识推理、知识搜索、知识发现、知识服务等。
传统上知识运用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专家系y。中医专家系统是指用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来模拟著名老中医诊疗病人的临床经验，从而使该软件具有专家诊治病人的水平[8]。如前文所述，随着“中医关幼波诊疗肝病的计算机系统”的出现，全国兴起了一股研发中医专家系统的热潮。据陆志平等[9] 估计，中医专家系统已不下300个，并遍及中医的内、外、妇、儿、五官以及针灸等各科。专家系统能对中医四诊信息进行处理和解释，并产生临床推荐意见和临床警示，可用于辅助职业医师进行临床决策。该系统的构建涉及知识获取、机器学习、知识推理、知识搜索等多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学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数据库技术的普及以及数据库内容的不断积累，使业务人员产生了从数据库中挖掘知识的愿望。为此，学者们将数据库技术与人工智能、统计学、机器学习等传统技术相互融合，产生了知识发现这一交叉学科[17]。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KDD），可被理解为“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近年来，中医团体探索将各种KDD方法应用于中医药领域。KDD被用于研究方剂配伍规律[18]，辅助中医开具中药处方[19]，解释中医证候的本质[20-21]，以及辅助基于中医药的新药研发[22]，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KDD作为中医药知识分析和科研创新的一种新方法，也成为中医药知识运用研究的一个热点。
5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关键技术分析
中医药知识工程将本体（ontology）、文本挖掘（text mining）、语义网（semantic Web）等多种信息技术与中医药领域知识相结合，以促进中医药知识的创造、管理和运用。在下文中，围绕知识建模、知识获取、知识存储、知识发现等4个主要方面，对中医药知识工程中涉及的关键技术进行具体分析。
5.1 中医药知识建模技术
知识建模是将领域知识表达为计算机可处理模型（即知识模型）的过程，它是知识工程的基础。中医药知识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具有鲜明的文化和语言特色，这决定了中医药知识建模的独特性。历代中医普遍采用“取向比类”等形象思维方法，中医药概念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中医文献中包含大量古汉语成分，这些因素导致中医药知识难于精确描述和定量刻画。需要对知识建模的方法和技术进行创新，并研究出一套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知识建模框架，以支持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实施以及知识服务平台的建设。
知识建模技术有很多种，技术人员所熟知的统一建模语言（UML）和实体关系模型（ER模型）都属于知识模型。本体是1990年代出现的知识建模方法，其核心任务是对领域概念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和准确表 达[13]。本体在复杂知识建模和自动推理等方面体现出技术优势，因此在生物医学领域逐渐成为主流技术。
近年来，中医药知识工程的一个热点是通过构建中医药领域本体，对中医药理论和知识体系进行辨认、梳理、澄清和永久保真处理。中医团体已经开展了基于本体的中医药知识建模方法研究，并实际构建了一系列领域本体[14] 。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研制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anguage System，TCMLS）”这一大型中医药领域本体[23] 。TCMLS对中医药领域的概念和术语系统进行了完整的表达，在中医药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此外，本体建模的对象还包括阴阳、五行、脏腑、证候、中药、方剂等诸多领域。这些本体最终可被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中医药领域本体，支持知识获取、知识发现、知识服务等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后续工作。实践表明，本体可有效捕捉中医药领域的概念体系，并以概念为核心将中医药知识体系准确地表达出来，能够胜任中医药领域知识建模的任务。
5.2 中医药知识获取技术
如上文所述，中医药知识获取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被公认为知识处理过程中的一个瓶颈，严重限制了知识工程和知识系统的发展。近年来，学者们主要试图通过“集体智能”和“机器智能”这两条路径来突破中医药领域的知识获取瓶颈。
“集体智能”是指组织大量领域专家一起编辑知识库，从而实现专家知识的共享与融合。实现集体智慧的关键在于建立合理的交流、协作和激励机制。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推广，中医界开始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各种面向中医药领域的知识工程平台，进行跨学科、跨组织、跨地域的协作式知识加工，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知识工程项目，建成了一系列术语系统、领域本体、文献库、数据库和知识库。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建立了基于互联网的“中医药虚拟研究院”，部署了一个协同知识工程平台，支持全国40余家机构，近300人进行协同工作[24-25]。在该系统的直接支持下，研制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23]等一系列大型知识系统。实践表明，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环境能将不同机构、不同地区的研究人员组织起来，有效解决资金分散、缺乏协调、研发能力不足等问题，实现知识工程的规模化[25]。
“机器智能”是指研发文本挖掘技术，使机器能够直接从文献等知识载体中提取结构性知识。文本挖掘在中医药领域已得到成功应用，能够显著提升知识库加工的效率[26]。但与生物医学领域的大量研究工作[27]相比，文本挖掘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需要针对中医药文献的特点，进一步研发实用的挖掘方法，提升挖掘结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从而深度挖掘中医药文献中蕴含的知识。
5.3 中医药知识存储技术
知识存储（knowledge storage）特指在计算机系统中安全、可靠、有序地存储知识资源，以支持知识管理和知识工程应用。知识库是实现知识存储的重要支撑工具，也是知识工程的重中之重。知识库一般是针对特定领域以及问题求解而建立的，对领域知识进行全面收集和系统整理，进而对知识进行组织、分类和保存，以支持知识检索和查询。
构建中医知识库系统，是指用人工智能技术把中医药理论和专家的经验按规范化、标准化的格式组建成知识库[8]。知识库一般具有形式化、结构化、易查询、易操作等特点，能支持机器推理。传统上知识库主要是指采用谓词逻辑、框架等知识表示方法，在计算机系统中表示和存储的知识集合。但在中医药信息化实践中，人们也把文献库、数据库、本体等多种形式的知识载体统称为“知识库”。它们都能起到知识存储的作用，与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方法相结合后仍可支持智能应用，因此称之为广义的知识库也不为过。
近年来，中医药知识库建设得到迅猛发展，在中医人体、中医疾病、中医证候、中医医案、中药、中医养生等方面都出现了知识库系统[28]。中医药知识库在中医药信息化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在文献整理、知识可视化、知识共享、临床诊疗、教学、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实际应用，为中医药知识遗产的数字化保存和深度挖掘提供了创新性的手段。
5.4 中医药知识发现技术
知识发现是从数据中获取有效、新颖、有潜在应用价值和最终可理解模式的非平凡过程[17]。知识发现是人工智能、数据库、统计学、机器学习等多种技术相互交叉产物。知识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之后，获得了广泛关注和迅速发展，产生了高频集、关联分析、分类、预测、聚类、孤立点分析、时序/序列分析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还出现了Weka、Rapidminer等较为成熟的开源软件。这为知识发现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创造了条件。
中医在数千年的临床实践与理论研究中积累了海量的数据、文献和知识。如何利用这些宝贵资源就成了发展中医药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而KDD所擅长的正是从海量的数据中寻找有意义的模式和知识，是分析中医药海量数据所需的理想技术手段。近年来，中医团体已开展了将频繁模式发现、关联规则发现、聚类分析、复杂网络分析等多种KDD方法引入中医药领域的若干探索。例如，使用关联规则发现等方法对方剂数据进行分析，来揭示方剂配伍规律[18]；通过知识发现方法辅助中医开具中药处方[19]以及中药新药研发[22]；通过基于隐结构模型的机器学习方法来揭示中医证候的本质[21]；使用文本挖掘方法从海量文献中挖掘新颖知识，构建并分析中医药复杂网络[20]。这些工作表明，面对中医药领域的海量数据，采用KDD技术进行有效的知识发现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29]。
过20多年的发展，中医药知识发现的方法和技术已进入相对成熟期，针对中医药领域的各种问题都产生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成熟并不意味着完善，面对中医药数据描述多样化、数据仍不完备的特点，仍然需要对现有的KDD技术进行改进和发展，以满足中医药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需要。
6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医药知识工程实践取得长足发展，成功建立了大量的知识资源。但中医药知识资源往往服务于特定的医疗和研究机构，彼此之间异质、异构，难以实现集成与共享，形成严重的“知识孤岛”现象，成为长期困扰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的技术难题。中医药与西医等相关领域的知识资源也难以实现有效的关联，阻碍了跨学科研究的开展。
为此，学者们[6，30]提出使用语义网作为中医药数据表示标准，实现中医药内部的知识整合以及中西医领域的知识互联，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孤岛”问题。2001年，万维网发明人（T.B. Lee）在《科学美国人》上正式提出了语义网的构想，认为它将是一个机器可以理解的开放性信息空间[5]。语义网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将数据结构和存储方式各异的数据转换为统一格式并重新，从而实现数据资源的交换与集成。语义网为实现跨领域知识关联提供了理想的技术平台，有助于构建面向特定领域的大规模知识图谱，进而实现各领域知识图谱的关联与融合。语义网最终将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知识图谱，提供全面、智能的知识检索服务，促进知识共享和人机协作。
可基于语义网技术建立中医药知识图谱，从而实现中医疾病、中药、方剂、针灸、医案等中医药各门类知识资源的集成[30-31]。TCMLS作为一个包含10余万个中医概念以及100余万个语义关系的大型语义网络，为构建中医药知识图谱提供了相对完整的框架。鉴于此，于彤等[31]提出以中医药学语言系统为骨架，将中医药领域现有的术语资源和数据库资源融合起来，构成大规模知识图谱，并实现基于知识图谱的知识检索、知识展示和知识服务等功能。在未来，可进一步扩充中医药知识图谱，通过语义关系表达中医和西医之间的结合点，从而实现这两个领域的知识图谱的关联和融合。这套方法将使中医药知识资源接入全球互联的知识图谱之中，支持各种面向结合医学的知识共享、决策支持和知识发现应用，在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6 小结
中医药根植于中华文化，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知识遗产。中医药知识工程成为中医药知识遗产保护和知识创造的一种新模式，能有效推动群体性的知识创新活动，加速知识转化过程，促进知识的传播。
中医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座伟大的知识宝库，这决定了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巨大价值和艰巨性。中医药领域知识体系相当复杂，对知识工程技术提出了独特的需求。在中医药领域实施知识工程是一项极其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其中还有很多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需要进行长期的研究。展望未来，中医药知识工程必将成为中医药信息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在中医药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任廷革， 刘晓峰， 李庆业， 等. 从复方分析模型的研究看中医知识工程的意义[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1999， 6（3）： 12-13.
[2] 杨斌. 中医知识工程的建立及其意义[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00， 2（4）： 28-30.
[3] Schreiber G， AKKERMANS H， Anjewierden A， et al. Knowledg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the CommonKADS methodology [M]. 1st ed.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0.
[4] Brachman R， Levesque H.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reasoning [M].San Francisco：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Inc.， 2004.
[5] Berners-Lee T， HENDLER J， Lassila O. The semantic Web [J]. Scientific American， 2001， 284（5）： 28-37.
[6] 于彤， 崔蒙， 李敬华. 语义Web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研究综述[J]. 世界中医药， 2013， 8（1）： 107-109.
[7] Fayyad U， PIATETSKY-Shapiro G， Smyth P. From data mining to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J]. AI magazine， 1996， 17（3）： 37-54.
[8] 马斌荣. 中医专家系统与中医知识库[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
[9] 陆志平， 李媛媛， 魏方方， 等. 人工智能、专家系统与中医专家系统[J]. 医学信息， 2004， 17（8）： 458-459.
[10] 孙燕. 中医知识工程研究进展分析[M].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10， 17（12）： 5-6.
[11] 于彤， 陈华钧， 顾拢 等. 中医象思维的OWL语义建模[J]. 中国数字医学， 2013， 8（4）： 29-33.
[12] 于彤， 崔蒙， 吴朝晖， 等. 基于语义Web的中医临床知识建模[J]. 中国数字医学， 2013， 8（11）：81-85.
[13] Gruber T R. A translation approach to portable ontology specifications[J]. Knowledge acquisition， 1993， 5（2）： 199-220.
[14] 李兵， 裘俭， 张华敏， 等. 中医药领域本体研究概述[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10， 17（3）：100-101，106.
[15] 路耀华. 思维模拟与知识工程[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7.
[16] 陈瑜. 试论中医药领域的知识获取[J]. 医学信息学杂志， 2013， 34（3）： 89-92.
[17] FAN J， LI D. An overview of data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J].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8， 13（4）： 348-368.
[18] 李文林， 段金廒， 赵国平，等. 方剂配伍规律数据挖掘的研究现状及思考[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08， 15（10）：92-94.
[19] QIAO S， TANG C， JIN H， et al. KISTCM： knowledge discovery system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 Applied intelligence， 2010， 32（3）：346-363.
[20] ZHOU X， LIU B， WU Z， et al. Integrative min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and MEDLINE for functional gene networks [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edicine， 2007， 41（2）：87-104.
[21] ZHANG N， YUAN S， CHEN T， et al. Latent tree models and diagnosi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edicine， 2008， 42（3）：229-245.
[22] 雷蕾， 慧敏， 崔蒙， 等. 中医药化学辅助研发系统的建设[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08， 15（8）： 100-101.
[23] 于彤， 贾李蓉， 刘静， 等. 中医药学语言系统研究综述[J].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2015， 39（6）： 56-60.
[24] 崔蒙， 谢琪， 尹爱宁， 等. 中医药信息数字化虚拟研究院建设模式研究[J].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8， 23（3）：5-8.
[25] 尹爱宁， 崔蒙， 范为宇， 等. 中医药虚拟研究院[J].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2006， 28（3）： 141-143.
[26] ZHOU X， PENG Y， LIU B. Text mining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discovery： a survey[J]. Journal of biomedical informatics， 2010， 43（4）： 650-660.
[27] Rebholzschuhmann D， OELLRICH A， Hoehndorf R. Text-mining solutions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enabling integrative biology[J].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2012， 13（12）： 829-39.
[28] 于彤， 钏叮 李敬华. 中医药知识库系统研究进展综述[J]. 中国医学创新， 2014， 11（18）： 142-144.
[29] 吴朝晖， 封毅. 数据库中知识发现在中医药领域的若干探索（Ⅰ）[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05， 12（10）： 93-95.
[30] CHEUNG K， CHEN H. Semantic Web for data harmoniza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J]. Chinese Medicine， 2010， 5（1）：1-5.
[31] 于彤， 刘静， 贾李蓉， 等. 大型中医药知识图谱构建研究[J]. 中国数字医学， 2015， 10（3）： 80-82.
Knowledge Engineering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 Review of Theoretical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ies
Yu Tong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今日药学论文范文6
>> 在探索中前进 使命在召唤 在使命中前进 使命在肩踏征程 催人奋进 使命在肩 使命在肩释芳香 催人奋进使命在肩 牢记使命在心头 实践中探索 探索中前进 前进中探索，借鉴中突破 王老吉:物流在探索中前进 在探索中不断前进 在探索中前进的川茶 带领幼儿在科学探索中前进 探索中前进 曲折中发展 使命在肩 我别无选择 教育的使命在于“唤醒” 使命在心 重任在肩 在创新中探索 在探索中前进 在探索中前进 在继承中创新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政治 > 使命在探索中前进 使命在探索中前进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王辉")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石智课题组
癌症是当今世界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每年全球约800万人死于癌症。根据《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目前我国肿瘤的发病率为285.91/10万，平均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我国居民因癌症死亡的几率是13%，即每7至8人中有1人因患癌症致死，每年因癌症死亡病例达270万例。
目前人类对抗癌症的有效途径是手术治疗、放射治疗与药物治疗，其中化学药物治疗在癌症的治疗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化学药物治疗由于在杀伤癌细胞的同时，对正常机体细胞也有巨大杀伤力，同时，肿瘤药物显著的耐药性问题和变态反应的不断显现，限制了化学药物治疗在临床长期、有效的应用。如何突破化学药物治疗的瓶颈，另辟蹊径研发出新型高效低毒的化疗药物、辅助治疗药及其它抗肿瘤药是现阶段生物医药研究者迫在眉睫的使命和挑战。 十年磨一剑 只为寻找攻克肿瘤发生发展的钥匙
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石智的求学探索之路一点也不为过。1997年年仅16岁的石智离开故乡江西乐平，来到中山大学医学院求学，从此开启了他的生物医学探索之路。2002年他从师于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肿瘤药理学家符立梧教授，潜心学习抗肿瘤药物的开发研究，2007年获肿瘤学博士学位，其间由于成绩优异被推荐到美国圣约翰大学药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访问，这期间石智跟随国际肿瘤耐药逆转研究领域著名学者陈哲生教授学习，并在其的实验室从事新型肿瘤耐药逆转剂的开发研究工作。随后他进入以录取极端严格而闻名全美的顶尖名校埃默里大学医学院，在药理学教授付海安实验室进行了四年的博士后工作，主要研究信号传导通路和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在漫长的学习中他刻苦钻研、踏实勤奋，大量阅读相关学术书刊，不断积累理论经验。
2012年，石智怀着满腔热诚，毅然回到曾经生活学习的地方，他希望把国外所学的先进的肿瘤生物医药知识和理念运用到实际中，以促进国内肿瘤医药事业的发展。回国后，石智担任了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细胞生物系/生物医药研究院教授，致力于研究肿瘤发生发展的机制及抗肿瘤药物的开发工作，他先后在《癌症研究》、《癌基因》、《生物技术进展》、《今日药物开发》、《乳腺癌研究与治疗》、《生化药理》、《癌症科学》、《癌症生物学和治疗》等国际著名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论文共40多篇，被引用近千次。主持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广东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在内的多个项目，担任中国抗癌协会抗癌药物专业委员会和中国药理学会肿瘤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药理学会肿瘤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为多个基金评审人及SCI期刊审稿人，并获得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一等奖、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省部级奖项5项，并获批1项美国专利和申请5项中国专利。他多项研究成果在美国癌症协会年会和世界肿瘤进展大会等世界学术会议上展示。 紧跟学科前沿 探索抑制肿瘤发生发展的靶点
“抑癌蛋白Cables1的磷酸化及其在细胞周期调控中的作用”是石智主持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该项目针对新发现的一个细胞周期调控蛋白Cables1，具有抑制肿瘤的发生、发展的功能，然而目前对于其磷酸化修饰及这些修饰是否影响Cables1蛋白的特性和功能尚不清楚。于是他带领团队队员从前期工作首次发现AKT激酶能够磷酸化Cables1蛋白并使14-3-3蛋白与其结合入手，运用肿瘤相关信号传导通路和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采用一系列分子生物学方法和技术，对分子、细胞和动物水平上的问题进行一对一研究和探讨。石智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探索研究能加深团队人员对细胞周期这一重要生命活动的本质的认识和理解，也为阐明抑癌蛋白Cables1的生物学特性和功能提供重要的补充，为分析细胞周期的调控机制及肿瘤的发生发展提供重要的线索;给相关的疾病如肿瘤的分子诊断和针对性治疗带来新的希望和机会。
随着分子肿瘤学、分子药理学的飞速发展，抗肿瘤药物的研究与开发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以此为契机，石智主持的另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西地那非抗结直肠癌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于2013年1月开始运行。该项目主要是针对近来研究中发现在目前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的结肠癌组织内磷酸二酯酶5（PDE5）高表达，可能是结直肠癌潜在的治疗靶点。他首次发现高度选择性磷酸二酯酶5（PDE5）抑制剂西地那非，具有抑制P-糖蛋白、BCRP转运蛋白的药物外排泵功能。在前期工作中石智和他的队员首次发现西那地非能够直接诱导结直肠癌细胞凋亡，可能与肿瘤抑制基因p53的状态密切相关，针对这一发现他指导项目课题组采用一系列肿瘤药理学、分子生物学方法和技术，在分子、细胞和动物水平上对西地那非可能涉及的分子机制情况，及其是否真的具有抗结直肠癌作用进行仔细逐一地研究和探讨，期望尽早揭示西那地非抗结直肠癌的作用和机制，这将为“老药新用”即从已经在临床上使用的药物中发现新的功能和新的用途提供重要的线索，也为开发新的抗肿瘤药物提供新的思路，并给广大的结直肠癌患者的药物治疗带来新的希望和机会。 勇于科学创新 广泛探索研发新型抗肿瘤药物
在当前对抗肿瘤药的研发过程中，石智认为最急需解决的难题就是肿瘤细胞对抗癌药物产生抗药性，尤其是多药抗药性，这是肿瘤化疗失败的主要原因。多药抗药性是肿瘤细胞对一种抗肿瘤药物产生抗药性的同时，对结构和作用机制不同的抗肿瘤药物产生交叉抗药性。当前克服肿瘤细胞对抗癌药物产生多药抗药性的方法主要是：一、开发对多药抗药性肿瘤细胞不具有抗药性的新抗癌药物;二、寻找多药抗药性逆转剂与抗癌药物合用，恢复多药抗药性肿瘤细胞对抗癌药物的敏感性。然而由于多药抗药性的形成机制十分复杂，尽管目前有众多的多药抗药性逆转剂在体外及动物模型中都具有很好的逆转效果，但是在临床实验中，这些逆转剂由于可引起严重的毒副作用、干扰传统抗癌药物的抵抗效力等原因，都没取得预期的临床效果，因此急需开发新的逆转剂来逆转多药抗药性。对此石智迅速转变思维，大胆创新，从“老药新用”入手开发新的抗肿瘤药物和化疗增敏剂，首次发现多个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具有很强的逆转肿瘤多药耐药作用，包括发现EGFR抑制剂Eroltinib具有抑制P-糖蛋白和BCRP转运蛋白的药物外排泵功能，从而逆转它们介导的肿瘤多药耐药，增强肿瘤化疗的敏感性。这为研究小分子靶点药物的新用途、抗药性以及和传统化疗药物合用提供新的线索和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