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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原因范文1
关键词：市场经济 诚信缺失 诚信机制
一、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
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产生，商品市场逐渐发展起来。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活动为依据来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是主体增强竞争优势的社会资本，是防止市场扭曲的基本手段，是谋取正当利益最大化的必要前提。诚实信用是市场契约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是市场竞争的必备要素，是合理获利的有力保障。它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德治条件，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化的经济形式，它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由于其固有缺陷，即市场调节的局限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诚信问题日益凸显。诚信缺失的现象已成为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症结。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缺失的表现可以归结如下：
1.个人信用失常。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的最小单元，也是社会诚信的直接表现。个人信用失常表现为个人在经济与社会交往中利用契约的不完备性，进行恶意破坏契约和逆向选择的行为。欠债不还、恶意透支、学历造假、伪造票证、学术不端等都是个人信用失常的常见表现。
2.企业信用恶化。企业是参与市场的主体，企业信用若出现缺失，则会严重影响市场的稳定运行。制假售假、恶意竞争、招标围标、失信赖账、恶意欠薪、账务虚假、偷税漏税等企业失信行为，使商业信用日趋萎缩，也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扰乱市场秩序。
3.中介组织失信。中介组织主要为市场主体提供信息咨询、经纪、培训、法律等各种服务，在各类市场之间从事评估、协调、检验、仲裁等活动。中介组织的中介活动是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相结合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发挥着调节与监督的职能。然而，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各类市场中介组织为自身利益提供虚假信息，与企业合谋、欺骗公众等行为成为诚信缺失的重要表现，严重干扰了市场秩序。
4.政府信用降损。政府信用是社会诚信的基石与保障。政府诚信缺失现象严重，为社会风气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然而，近年来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转轨时期，政府政策存在不稳定和不连续性，个别地方政府还存在贪污受贿，伪造政绩，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使得公众对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承诺的信任度下降。
个人、企业、中介组织乃至政府的诚信缺失扰乱了正常的交易秩序，使得市场竞争难以有效开展，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受到破坏，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目标的实现，社会诚信的重建已经迫在眉睫。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
面对日趋严重的诚信缺失现象，市场主体表现为极度的困惑。然而，诚信缺失现状的背后实则存在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1.社会诚信气氛不浓厚。诚实信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在诚信的力量主要是靠道德和宗法的倡导与推动的大环境下，社会诚信仍缺乏社会强制力的推动与保障。市场经济运行初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多依靠的是关系，而非合同契约，这就使得信用机制退居后位，诚信氛围逐渐弱化。然而，随着市场的扩大，商品交易行为大幅增加，交易范围既深且广，旧规范难以满足生产经营和商品交换的需要，而新的信用规范仍处于萌芽状态，各种失信现象屡见不鲜。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由于道德评价的多元性和社会监督环节的薄弱，也为营造社会诚信气氛带来了不利影响，助长了诚信缺失的不良风气。
2.社会诚信体制不健全。市场经济依靠客观经济规律来自发调节经济运行。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内在驱动力。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使得主体为在竞争中取胜，当正常竞争不力时，就会采用非常手段，以丧失信用为代价换取竞争的优势地位。市场经济造就的信用，在对市场主体缺乏必要约束时，依然会因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缺陷而遭到破坏。
诚信机制不健全、信用信息共享困难也是造成社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个人、企业的信用资料并未实现全开放，难以形成约束机制。政府部门难以对企业信用进行有效监管，诚信信息来源实行垄断式保护，使得信用信息公开难以实现，信用行业无法快速发展。
3.法律法规及配套政策滞后。诚信社会的建立不能单纯依托在道德规范之上，更要依靠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完整、系统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对法规的执行存在着消极性和部门利益的倾向性，是失信屡禁不止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并未在制度上权衡和区分守信者与失信者的利益，守信者没有得到充分的激励，失信者不会受到严厉的制裁，在这样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环境下，诚实信用的缺失也是必然。
4.中介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很低.我国社会信用中介服务行业发展刚刚起步，市场运作机构（如征信公司、资信评级机构等）和信用产品（如信用调查报告、资信评级报告等），所占市场规模有限，行业整体水平不高。缺乏完整而科学的信用调查和评价体系，导致了企业的信用状况得不到科学、合理地评估。市场监管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所等）不能发挥对信用状况的有力监管也是市场主体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蒯瑜.现代诚信缺失的原因与对策探究[J].文史博览（理论）.2008（01）
[2]雷丹，邵秀娟.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现状、原因及对策[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11（04）
社会经济原因范文2
市委和市政府高度重视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建设。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最近召开的市十一届二次全会再次强调指出,要提高重点区域开发建设步伐,加快19个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建设,发挥其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产业升级中的引领作用,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要贯彻落实市委的决策部署,加快富庶美丽文明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不断提高大连区域核心地位和龙头作用,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发挥19个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在全域城市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1、规划引领
规划是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建设的重要依据。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地编制本区域发展规划体系,重点编制人口发展规化、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和生态保护规划,实现区域规划的全覆盖。区域规划要更好地配置本区域空间、土地、水、岸线等资源要素,实现区域内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凸显区域发展特色。如,花园口经济区,聘请新加坡裕廊国际编制了花园口全域概念性规划和城市设计规划,确立建设既适宜产业发展,更要适宜人居的50万人口城市目标。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要以科学、适度超前的规划理念和规划蓝图,引领示范其他地区逐步走上全域谋划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轨道。
2、政策引领
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肩负着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拓展大连城市空间、做大做强大连城市经济总量、促进大连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引领大连经济腾飞的重任。要提高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开发步伐,发挥其在大连全域城市化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不仅要争取促进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建设的政策制高点,还要针对全域城市化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且立足当前、着眼未来,重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财政体系;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逐步废除与户籍相联系的各种社会福利内容,为不同户籍身份的人口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推进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对于集体土地征用政策、农村宅基地征收拆迁补偿政策的改革,一定要体现农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加大财税金融制度改革力度,使资金、技术等要素向农村倾斜,采取公共财政支出、低息贷款、发行债券等形式加大对农村道路、水利、住房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以上政策的先行改革,可以为其他行政区提供借鉴。
3、产业引领
产业支撑,是推进城市化最坚实的基础。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应充分发挥政策优势、功能优势、产业优势,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立足于国际化的先进制造业基地、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等长远目标,在更高的层面上推进对外开放。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围绕世界前沿技术,瞄准牵动力强、科技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产业链条长的大项目实施重点招商,着重吸引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和投资公司落户大连。在工业和服务业领域,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既是对装备制造业、石化、造船、电子信息等传统产业开展升级换代的主战场,又是开发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的主战场,也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主战场。在农业领域,要大力发展都市型农业,开发集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多功能农业。为此,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要率先做好产业结构调整这篇大文章,带动其他地区现代产业的快速发展。
4、民生引领
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制度安排、政策设计和战略调整的重要依据。逐步扩大财政对“三农”和低收入群体转移支付项目,提高转移支付标准,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缩小城乡和贫富差距。采取税费减免、社保补贴、小额担保贷款、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等政策措施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再就业,激发具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各类人员自主创业,营造一种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公正和谐的就业环境和正常的生活秩序。要继续加大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和社保资金投入力度,不断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做好失地失海农民、镇改街职工参保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力争为其他区域探索出以民生幸福倒逼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
社会经济原因范文3
1 前言
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来看，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中，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在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农业作为主要的经济结构起到了支撑的作用，同时，商业和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商业特点并不明显，手工业占比也比较小。而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及商业规模和手工业占比不断扩大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开始发展，并且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2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
1.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
基于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对农业经济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且将主要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要素都用来发展农业，这不但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形势有关系，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农业的所占比重相对较高。
2.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商业特点不明显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结构，对商业的关注较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抑制商业发展的趋势，使得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商业特点不够明显，商业属性不够突出，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商业的规模以及商业的发展形势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商业的所占比重相对较少。
3.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手工业占比较小
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手工业是一种独特的经济形式，但是由于中国在封建社会中没有与西方的工业革命相结合，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手工业的比例相对较少，手工业的产值也比较少，手工业仅仅作为商业的一个分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手工业占比较小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另一个特点。
3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为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基础
1.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为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经济基础
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时期进入了鼎盛，其中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有效地推动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基础，也有效地解决了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基础问题。因此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为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原有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遇到了瓶颈
与此同时，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原有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瓶颈，如果还是一味的抑制商业发展，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将会崩溃，在这一瓶颈面前，商业规模的扩大使得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经济形势开始了有效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状态。
3.手工业产业规模的扩大，为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工业基础
受到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中国的手工业产业规模也得到了不断的扩大，在明清时期手工业开始快速发展，并立足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中国的轻工业开始了缓慢的发展，这一状态为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良好的工业基础，使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有可能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所以，在资本主义萌芽中，手工业产业规模的扩大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4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1.农耕经济发展思路的转变，势必形成了对新的经济形式的追求
在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耕经济的发展思路是主要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而在明清时期农耕经济发展思路开始了一定的转变，对于商业的重视以及轻工业的发展，都成为了新经济形势的一种重要探索，因此，农耕经济发展思路的转变，势必形成了对新的经济形势的追求，使得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进入了理想的状态。
2.农业与商业并重的发展思想，成为了诞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标志
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以及商业经济思想的不断发展，商业结构和商业经济形势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开始了有效的经济结构调整，为适应商业与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妥协，而这些发展基础都成为了诞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标志。所以，农耕经济发展思路的转变，成为了追求新的经济形式的重要基础。
3.对工业的全新认识，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受到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对工业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一基础上，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和支持，并且得到了轻工业的有力支持，从明清时期的轻工业发展来看，特别是晚清时代，轻工业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雏形，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形成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5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使资本主义萌芽成为了必然的发展趋势
1.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到了尽头，必然会出现新的经济形式
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来看，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在不断的发展中，已经逐渐的走到了尽头，特别是在清朝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成为了取代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经济形式，之所以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无以为继，只有出现新的经济形式，才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有效发展。
2.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在突破发展瓶颈的尝试中，诞生了资本主义
从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来看，在每一次突破发展瓶颈的尝试过程中，都对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各项生产要素也决定了只有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才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配套，进而提高经济的发展质量，因此，资本主义的诞生主要得益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对发展瓶颈的突破。
3.中国社会经济总量的提高，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经济的现象
中国社会经济在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状态下得到了长期持续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经济总量不断地提高和累加，在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上都达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础，并且由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以及封建王朝的结束，资本主义势必成为取代封建经济的重要手段，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6 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不但为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基础，还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最后，中国社会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使资本主义萌芽成为了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正确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特点，掌握对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影响，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经济原因范文4
[关键词]云南；收入差距；临界点
[作者简介]黄宁，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云南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0-0083-04
从收入分配的多种理论和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都可以看到，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收入差距的适度存在，有助于提高效率，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是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运行有负面的影响，资源配置无效率或效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甚至停止增长或负增长。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消费倾向快速下降、制约消费总需求的增长、阻碍产业结构的优化、使产业发展出现断层、人力资本质量下降和自然资源破坏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云南省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已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云南省收入差距临界点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
一、收入差距临界点
在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关系中，拉美国家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存在一个过度不公平而影响效率的临界点。收入差距的临界点就是指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达到这一临界点时，会导致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或无效率。根据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和效率高低的情况，把收入差距的临界点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控制临界点，二是最佳临界点，三是极限临界点。
(一)控制临界点
控制临界点是指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曲线上斜率为“1”。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在控制临界点之后收入差距已经较大并开始对效率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使得各类资源不能完全得到最优的配置，效率提高的速度开始减慢。越过控制临界点之后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人均GDP虽然有较高的水平，但由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使消费倾向下降，抑制了最终消费的扩大速度，使消费不能起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但由于收入差距对投资的促进作用及其他方面的影响，生产率还在提高以及GDP增长速度也还在提高。由于效率还在提高，外部资金投入还会增加。
(二)最佳临界点
控制临界点是指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曲线上斜率为“0”，就是效率达到最高的点。虽然控制临界点之后不公平现象存在使得效率提高的速度在下降，但效率还是再提高并且在最佳临界点达到最高。而最佳临界点之后，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效率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使得效率开始下降。越过最佳临界点之后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就是GDP增长速度开始持续下滑，劳动生产率下降，外部资金投入量减少。
(三)极限临界点
极限临界点是指在当不公平程度较高时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曲线与横轴相交的点。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对效率产生极大负面影响，使得效率降为“0”开始为负效率。越过极限临界点之后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就是GDP增长速度为负，至少为“0”，劳动生产率下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二、云南省收入差距临界点的判断
根据云南大学《云南省调整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正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论，云南省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基尼系数由1995年的0.415扩大了2005年的0.448。尽管云南省居民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但云南省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还在提高。第一，云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保持较高增长速度。近10多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接近10％。第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DP由1995年的4637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8970元。第三，云南省全员劳动生产率持续快速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从1995年的6645元/人持续地提高到了2006年的13387元/人。第四，国际贸易量持续快速增长。出口额和进出口额由1995年的亿美元和亿美元不断增长到2006年的33.91亿美元和62.25亿美元。然而，这些经济发展指标提高的速度与收入差距扩大初期的上世纪80～90年代相比已有所下降，而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还在加快。加之云南省的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开始出现，主要表现在：第一，消费倾向和消费率的下降。云南省的消费倾向由1999年的88.29％下降2006年的81.23％，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由1999年的79.97％下降至2006年的57.07％。云南省的最终消费率处于下降的趋势，由1999年的67.71％下降至2006年的62，80％，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较快，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率。若能保持消费倾向和消费率不变，云南省近几年的GDP总量还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第二，在产业结构变化中，云南省的产业软化出现了停滞，消费品工业行业和以居民为主的服务业发展较慢。根据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和服务需求规律，大量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也证明了三次产业比重与人均GDP相关。云南省的人均GDP达在21世纪初就已超过800美元，应是第三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是云南省近几年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却慢于GDP的增长速度。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云南省收入差距已经越过了控制临界点，但还没有达到最佳临界点，处于控制临界点和最佳临界点之间，即云南省社会经济相对于效率而言还有一定的承受空间。
三、云南省收入差距临界点的影响分析
(一)云南省洛伦茨曲线的形状
在基尼系数相同的情况下，洛伦茨曲线的形状仍然会存在差异。如保龄球、橄榄球和倒保龄球形状的洛伦茨曲线会计算得到相同的基尼系数。“保龄球”状的洛伦茨曲线说明的是大部分居民具有较低的收入，只有少部分居民收入较高。“倒保龄球”状的刚好相反。“橄榄球”状的洛伦茨曲线说明的是大部分中等收入者，较高收入和较低收入都只是少数。因此，“倒保龄球”状和“保龄球”状对于收入差距临界点有不同的影响。根据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倒保龄球”状具有较高资本积累率，“保龄球”状具有较高消费率，对于大多数缺少资本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倒保龄球”状的临界点要比“保龄球”状的要远一些，即“倒保龄球”状的社会经济运行情况具有更强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
从云南省累计城镇居民累计人口比重和累计收入比重可以看出云南省绝大多数的低收入人口占有较小比重的收入，云南省洛伦茨曲线的形状为第三类。因此，从云南省洛伦茨曲线的形状看，云南省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不利于延长最佳临界点
在效率轴上映射的距离和缩小最佳临界点在公平轴上映射的距离，即云南省洛伦茨曲线的形状不利于社会经济对其承受临界点的延展，云南省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具有较差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
(二)收入两极的变化情况
在效率提高的过程中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有两种，一是高收入者的收入更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更低，即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二是高收者的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较慢，即富人大富、穷人小富。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低收入者的收入还是处于增长的过程中，会使低收入者对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抱有较好的预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运行具有较强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而第一种情况就会使低收入者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较差的预期，于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社会经济运行情况具有较差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
在云南省的收入差距中，最低收入者的平均全部收入自上世纪末开始在波动中下降，而高收入者的收入始终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于是，云南省收入差距两极的变化情况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表2)。因此，从云南收入两极的变化情况看，云南省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不利于延长最佳临界点在效率轴上映射的距离和缩小最佳临界点在公平轴上映射的距离，即云南省收入两极的变化情况不利于社会经济对其承受临界点的延展，云南省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具有较差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
(三)形成原因的合理性
收入差距形成按其合理性分别为合理的收入差距和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使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而另一部分人还没有富起来或富得比较慢。于是就出现了收入差距，这是合理的收入差距。而一些人利用制度和法规的不完善和不健全，贪污受贿、营私舞弊、权钱交易、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和制假售假等等而暴富或者凭借垄断优势以及政策制度的漏洞等获得高收入，从而拉开了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这样的收入差距就是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若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合理的原因所造成的，那么就具有较强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而若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不合理的原因所造成的，那么就具有较弱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
云南省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城乡、地区、行业、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而这些差距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效率的不同和占有资源的不同，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而形成的，主要是客观发展条件的差异和发展积累的程度不同。因此合理因素和较合理因素是云南省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但也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如凭借垄断优势以及政策制度的漏洞等获得高收入。于是从云南省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看，占主要部分的合理因素有助于延长最佳临界点在效率轴上映射的距离和缩小最佳临界点在公平轴上映射的距离，即云南省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有利于社会经济对其承受临界点的延展。针对收入差距形成原因，云南省应该具有较强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
(四)就业情况
在收入差距较大情况下，也存在着较为充分的就业现象，即收入差距形成并不因为失业，而是因为就业中同时存在着较低的工资水平和较高的工资水平。在存在收入差距的前提下，失业人数少和失业率低时，收入差距临界点就会延迟一些，较为充分就业的社会经济运行情况具有较差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而失业人数多，失业高就会引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加速收入差距临界点的到来。
云南省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失业率不断升高。云南省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从1999年的6.20万人持续增加到了2005年12.15万人；城镇登记各失业率从1999年的2.50％持续升到了2005年的4.30％(表3)。因此，从云南就业情况看，云南省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不利于延长最佳临界点在效率轴上映射的距离和缩小最佳临界点在公平轴上映射的距离，即云南省失业人数增加不利于社会经济对其承受临界点的延展，云南省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具有较差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
(五)社会保障情况
由于社会保障是侧重于低收入阶层和贫困群体生活保障的收入再分配手段，因此，在社会保障较为完善的情况下，低收入者对消费仍会有比没有社会保障下较好的预期，相对而言，对消费的影响程度会小一些。并且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不容易因为收入差距过大而形成对人力资源教育和自然资源保护的负面影响。于是，完善的社会保障环境将使收入差距临界点延迟一些，将使社会经济运行情况具有较强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
社会经济原因范文5
关键词：欧洲；应用技术大学；发展动因；社会经济发展；贡献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2-0059-03
欧洲应用技术大学的建立、发展决非偶然，它是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它的建立发展既是欧洲各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和适应社会就业结构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完善高等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必然结果。
一、欧洲应用技术大学发展动因分析
欧洲应用技术大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在80年代后期得到快速发展。虽然它在欧洲主要发达国家（主要指德国、英国、瑞士、荷兰、芬兰、奥地利等国家）的发展历史不相同，但总体而言，当时欧洲这些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都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尤其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就业结构的变化，而就业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应用技术大学顺势兴起[1]。
（一）社会经济发展是应用技术大学发展的根本原因
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主要表现在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和人均GDP的增长两个方面。虽然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城镇化率都在50%以上，如英国城镇化率为77.1%，德国城镇化率为72.3%。欧洲这些国家不仅城镇化率水平比较高，而且人均GDP都在3 000美元以上，具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在1970年时，欧洲的荷兰、瑞典、瑞士等国家人均GDP均达到了4 000美元以上，这为应用技术大学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三大产业结构比例进一步优化，具体表现为第三产业、服务业比重迅速上升，而工农业比重持续下降。在1990年时，欧洲这些国家的三大产业结构已达到较为合理的比例，即农业比重在10%以内。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欧洲国家三大产业的比重进一步优化调整，尤其是2008年以后农业所占比重更小，下降到3%以内。欧洲国家城镇化率的提高与三大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而这些改变就要求人才培养结构随之改变，最直接的影响是就业岗位的变化。就业岗位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人才供给的多样性与质量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偏重理论与基础研究的传统大学培养的人才已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2]。
从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层次结构、科类结构。高等教育具有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经济发展水平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二者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高等教育不能够有效服务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意味着高等教育的功能失衡。一方面，欧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必会倒逼高等教育结构随之发生变革；另一方面，高等学校领导者为了学校的生存、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更好发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也必须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结构、知识结构进行调整。因为高等学校必须培养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人才，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否则高等学校就没有了经济基础。因此，社会经济发展是应用技术大学产生的根本原因，也只有根据经济发展需求建立发展起来的应用技术大学，才能够培养适应欧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就业岗位变化需要的既有较高理论知识水平又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专业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
（二）高等教育优化改革是应用技术大学建立的客观要求
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实践与发展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些共同趋势，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应用技术大学的出现。英国学者巴巴德波勒斯在回顾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经验时说：“调整教育目标以适应数量上的新压力及新的社会需求，主要的教育途径是进行教育结构的改革。”[3]
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是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变革的动力源泉，反过来，经济结构的迅速发展又得益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而就业结构的变化又必然会倒逼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层次结构的优化。欧洲主要国家三大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向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及人才培养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需要更多更高端服务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及创新型人才。很显然，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目标的普通大学已经不能够满足经济结构变化对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这就使高等教育必须改革。
同时，欧洲各国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及高等学校领导者也都深刻认识到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较大贡献，特别对国家发展实体经济及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欧洲各国为了壮大实体经济，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及国家竞争力，必须及时破除现行高等教育体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与束缚，对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和科类结构等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机构有效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建立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应用技术大学就成为科学合理的现实选择和客观要求[4]。
二、欧洲应用技术大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经过近50年的发展，欧洲应用技术大学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尤其受到行业、企业的青睐。究其原因，在社会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变革中，欧洲各国都及时优化调整了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和科类结构，使应用技术大学及时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大批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和各种创新型人才，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应用技术大学为欧洲实体经济发展的贡献更为突出。例如，在20世纪金融危机对欧洲各国虚拟经济重创的情况下，德国、荷兰、瑞士、奥地利、芬兰等国家则能坦然面对，原因是这些国家都是以高水平技术创新为基础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而应用技术大学对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大量了高层次技能技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应用技术大学为这些国家经济腾飞、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应用技术大学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技术保障
应用技术大学具有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它对欧洲国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培养了大批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为行业企业提供了技术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说，一个国家稳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需要大力发展壮大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的发展与高等教育体系能否培养与经济结构发展相适应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具有密切的关系。
欧洲应用技术大学为国家社会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大力的人才支撑和技术保障，有效地提升了国家竞争力。例如，德国、芬兰、荷兰三国的应用技术大学在校生占高等教育在校生的比例较高分别为29%、46%、65%，有效地支撑了国家实体经济的发展。荷兰应用技术大学培养的人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专业结构上都符合产业结构、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从1970―2009年，荷兰的服务业比重56.6%上升到74.1%，农业比重从5.7%下降到2%。尤其是到2009年，荷兰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人口占80.5%，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劳动力人口占16.7%，从事农业劳动力人口占2.8%。从荷兰三大产业结构比例及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可以看出，其应用技术大学培养的人才主要从事第三产业，其培养人才的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结构与提供的就业结构具有高度的匹配性[2]。
另一方面，应用技术大学主要通过开展应用性研究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及中小型企业提供技术保障和人才支持，它更加注重技术和职业培训，应用性研发活动是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方式。应用技术大学开展应用性研究主要是为企业、行业发展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提供技术支持或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它与企业、行业联系比较紧密，并且有专门人才负责解决新技术在企业生产使用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为行业、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因此，受到了行业、企业和社会公共机构的欢迎。
（二）应用技术大学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欧洲应用技术大学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培养了大批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并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满足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应用技术大学在促进欧洲国家社会经济快速增长、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方面，最直接的效果就体现在各国家人均GDP大幅提升和国际竞争力排名的提升。
在欧洲国家人均GDP增长方面，德国、瑞士、芬兰等国家的GDP都有了快速提升。尤其是瑞士人均GDP增速惊人，人均GDP从2000年的3 500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8 000多美元。在国际竞争力排名中，瑞士已经连续4年获得第一，尤其是从2005年的第八名跨越到2006年的第一名。瑞士在科技创新、高等职业教育培训、劳动力市场效率等方面表现较为突出，这些方面均与应用技术大学有紧密的关系。因此，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都得益于高等教育结构优化调整和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二者共同渗透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并最终决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从人均GDP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在很大程度上，应用技术大学的建立、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即应用技术大学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应用技术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应用技术大学发展最快的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时也是欧洲国家经济稳步增长的发展时期，尤其是瑞士、荷兰两个国家GDP快速增长的阶段正是这两个国家的应用技术大学进入高等教育范畴，走上发展快车道阶段。因此，人均GDP增速和国际竞争力提升较快的国家正是应用技术大学发展迅速和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2]。
（三）应用技术大学提高了国民受教育水平，提升了就业率
在高等教育由精英向大众化教育转化过程中，应用技术大学的出现提高了国民受教育水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就业率的提高具有直接的影响，使得在实际工作中的工人工资和职位的差异性从由个人身份决定转变为由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和技术水平的高低所决定的。因此，应用技术大学实现并回归了高等教育的本性。虽然欧洲各国应用技术大学规模不同，但都承担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功能。由于就读应用技术大学的费用与普通大学相比较低，并且就业率较高，因此，很多人选择应用技术大学，这就提高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进而提升了全体国民受高等教育的层次，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教育公平。
从就业率与受教育层次的关系来看，一般来说，个人受教育水平与就业率呈正相关关系，即个人受教育水平层次越高，就业机会就越多，就业率就越高。从这个角度来看，应用技术大学不仅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人才支持和技术保障，同时也为个人就业机会增加和就业质量的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欧洲应用技术大学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与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岗位有密切关系，因此，学生就业时就很容易找到与学历层次和所学专业的匹配度都比较高的就业岗位。例如，1996―2010年，荷兰接受应用技术大学教育人员的就业率从78%提高到84%。荷兰75%的应用技术大学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他们受教育水平匹配，应用技术大学超过80%毕业生在对口专业领域或邻近领域工作[5]。
（四）应用技术大学完善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了高等教育结构
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不仅需要学术研究型人才，而且更需要大量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发展应用技术大学是优化人力资本供给结构和高等教育结构的必然要求。应用技术大学的出现确立了职业技术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应用技术大学在满足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各国教育立法的确认和制度保障。从国家制度层面来说，欧洲各国把应用技术大学定位于“不同类型但等值”的高等学校，与普通大学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例如，荷兰1986年《高等职业教育法案》确立了应用技术大学与普通大学教育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1995年，瑞士国家颁布了《联邦高等职业学院法》，把应用科技大学定位于高等教育机构，同时是中等职业教育的延伸[5]。
目前，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应用技术大学，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它与普通大学共同构成了高等教育的“双元”结构体系，成为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织部分。在办学层次上，各国都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应用技术大学的法定地位，完善了以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和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了职业教育的培养层次，成为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与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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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motivation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Applied Technology in Europe
YANG Gang-yao
（Institute of private education，Huang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Zhengzhou 450063，China）
社会经济原因范文6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区域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差异,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特征及其差异性随之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1-5]。长期以来中外学者不断通过对东西方共同经验的总结与遴选,根据中国国情展开了一系列多元性、系统性的学术研究:不少学者把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归纳为经济总量、经济增长总量、增长速度等方面或是经济在总量、增长速度、经济结构等所有方面的特征,从而在测度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的指标选取上也存在单项与复合性指标的不同[6-7];研究尺度不断由省域、三大地带的中观尺度转向县乡区域单元的微观尺度上;中外学者从区域角度来探讨区域政策、经济发展基础、产业结构、投资规模、区位条件和政府作为等复合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普遍认为1990年以来无论是省份之间还是四大地区之间区域差异都不断趋于拉大,并且经济在几大都市圈地区集聚的趋势加强,不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导致中国欠发达地区与相对发达地区并存的格局[8]。
鉴于以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省内(际)、三大地带之间的发展特征分析上,而中国西部省际之间县域单元发展研究较少,对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特征与内部差异的深层次研究更为不足,本文试图对目前全国经济格局下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此回答以下问题:理论上,空间极化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也是地区内部发展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空间极化发展现状如何?增长极与所导致的地区内部差异呈现何种格局,其影响因素是什么,今后发展趋势怎样及应该采取的发展策略。
二、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是指日月山以东,西秦岭末端以北,屈吴山以西,达坂山、乌鞘岭以南的青海省和甘肃省所在地区;属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气候以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为主。行政区划包括青海省的西宁市、海东地区,甘肃省的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除漳县、岷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等6个地级行政单元,以及青海省的尖扎、贵德两县,区域面积8.36×104km2,占甘青两省土地总面积的7.11%。2007年底,密集区总人口1.39×107人,占两省总人口的44.09%。本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8×10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94.23元,城市化水平30.53%,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7.33%、53.00%和69.32%,为我国典型的欠发达区域。
本文选取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31个县级行政单元(包括市辖区、县、县级市,以下简称“县”)为研究单元,利用2008年的统计年鉴,统一选取22个统计指标,包括:城市化水平(%)(X1)、年末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X2)、人均GDP(元)(X3)、人均财政收入(元)(X4)、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万元)(X5)、农民人均纯收入(元)(X6)、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7)、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人)(X8)、万人中学生数(人)(X9)、GDP增长率(%)(X10)、第一产业产值(万元)(X11)、化肥施用折纯量(T)(X12)、农作物总播种面积(hm2)(X13)、农业机械总动力(KW)(X14)、人均耕地面积(hm2)(X15)、农村用电量(万KWH)(X16)、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17)、社会销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18)、年末电话用户数(户)(X19)、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人)(X20)、人均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元)(X21)、城镇建成区面积(km2)(X22)等。在指标的选取上,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注重指标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力求能够从社会经济实力、结构及活力等多方面全面反映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状态。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时,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每个主因子对各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各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指数值,以此作为依据比较评价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再运用断列点模型分析各县与社会经济发展辐射范围,运用方差分析评价县域之间及其内部发展差异特征。
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计算
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选取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设定提取特征值大于1主因子,采用方差极大法旋转,把因子得分作为新变量保存在数据文件中,得到经济社会主因子载荷矩阵。结果显示:KMO值为0.728,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值大于0.6,说明变量间的相关性很小,适宜进行因子分析[9]。经过方差极大法旋转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4个主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是79.591%,包含了22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由主因子载荷矩阵可看出: 第一主因子与X1、X2、X3、X4、X5、X6、X7、X8、X9、X10有较大的正相关,根据其意义判断出是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第二主因子与X11、X12、X13、X14、X15、X16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三主因子与X17、X18、X19、X20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四主因子与X21、X22有较大的正相关,是固定资产投资发展水平因子。
因子分析解决了原有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有较大相关性的问题,得出的4个主因子涵盖了约80%的原有信息,并生成了4个主因子对31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后4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以此作为依据分析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与评价
(一)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中心城市为强增长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为了便于与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相比较,以22个指标为基础,加入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构成34个县市,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各县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以此仅作为第4节第1小节的评价依据),利用断裂点模型[10]求各县市社会经济辐射圈,辐射圈的大小代表了县市发展水平强弱。
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的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均在其它县域的2倍以上,辐射范围是其它县域的4倍以上。其中,兰州市区的辐射范围是实力最强县域红古的11.75倍,其与红古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差异是县域之间最大差距7.87倍,兰州市区成为密集区发展的强力增长极,仅其石油化工、有色冶金两种产业的产值占到密集区工业总产值的41.08%。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有红古、永登、平川等17个县,占县域总数的54.84%。从社会经济辐射圈来看,17个县的辐射圈半径变化于14.02km―24.28km之间,辐射圈面积变化于617.82km2―1851.84km2之间;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变化于14.8%―356.8%之间,平均比重为60.7%;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比重最高的是红古,是唯一辐射圈面积超过县域土地面积的县域。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有陇西、贵德、会宁等14个县,占县域总数的45.16%。14个县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都小于13.25km,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平均仅为16.53%,比发展水平较高县域的平均比重低44%。
(二)工业主导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缺失。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几个主因子是经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等,第二产业发展水平没能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发展以第一产业为主,绝大多数县域为农业大县;第三产业则以基本的贸易、服务行业为主,发展层次较低;第二产业基础较弱,起步较晚、水平较低[11]。这与崔权醴、崔向阳分别把甘青两省列为“前工业化社会”[12]和“工业化不发达社会”[13]的结论是相符的。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二三次产业发展滞后,没能主导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是本区处于城镇密集区初级发展阶段[14]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县域之间社会经济水平和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严重失衡。通过对标准化后数据的方差和极值比分析来说明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方差和极值比越大,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越严重。结果显示: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人均GDP等8个影响县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的极值比大于15,方差大于0.739,反映出县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较严重。而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指标的方差和极值比都是最大,说明工业发展状况是导致县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首要因素。从31个县来看,各县各指标值方差都大于0.261(方差平均值减一个标准差),红古、平川、永登这3个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各指标方差大于0.905(方差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大于0.583(方差平均值),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小于0.454。由此得出,各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普遍失衡,而县域发展水平越高,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大;县域发展水平越低,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小。以上两点与三次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结合,可以得出: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工业发展整体水平虽然较低,但其在部分县域的快速发展已是影响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中心城市向外呈圈层结构递减。与兰州市相邻的县域有红古、永登、榆中、皋兰、临洮、永靖6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1、2、6、12、13、17;与西宁市相邻的县域有大通、互助、平安、湟中、湟源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4、5、7、8、14;与白银市相邻的县域有平川、榆中、景泰、靖远、皋兰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3、6、10、11、12,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周围的县域发展水平普遍较高。而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县,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如离白银市较远的会宁,离西宁市较远的循化、化隆,如离临夏市较远的广河、康乐等,这些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都在20位以后。
(五)交通干线沿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境内铁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8位的17个县;境内高速公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23位的13个县。由此可见,交通干线沿线县域发展水平较高。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中,广河、和政、康乐、积石山、循化、化隆、尖扎7县境内既没有国道,也没有铁路,更没有高速公路,交通干线的欠缺是这些发展水平较低县域的一个共同特征。
(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相关性较强。对各县万人中学生比重(万人中学生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与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的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进行回归,发现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与‘万人中学生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比重’呈现较强的负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学生比重大于教师比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学生比重小于教师比重。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教学水平与质量相对较高,选拔教师的要求高,吸引来就学的学生多,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低;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受百姓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学龄少年失学严重;另外,这些县域多处于相对地广人稀的地区,学校和班级的学生规模较小,教师平均负担学生数量较少[15],共同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高。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总体看来,除去中心城市对县域评价更能反映区域发展特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逐步形成铁路和高速公路经济增长轴。这种经济空间扩散现象印证了“增长极”和增长“中心地理论”中的扩散效应,以及据此引伸的“点-轴”发展模式[16]。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发展水平是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子,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直接导致县域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主因子表明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外延增长的依赖性高,促进了部分县域工业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工业对县域发展的影响。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中学布局分散,学校规模小,竞争力和吸引力弱,而教师数量相对富足,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施集中办学,提高办学效益。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密集区“点-轴系统”发展模式还未完全形成,还处在“点-轴系统”模式的初级发展阶段:中心城市呈强增长极态势,与各县域产业发展关联效应差,缺乏有效的承接与融合,形成中心城市自成一体的“孤岛式”发展[17],导致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总体水平较低。
对于密集区未来的发展,需要做到如下几点。①中心城市应改变物质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增强R&D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等现代产业发展力度,通过三产引导经济增长。②各县域加强政府主导,优化公共资源环境,培育新兴增长空间,以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为主提高工业化水平和就业保障能力[18],实现二产引导区域增长。③全区域需要实施以通道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化建设,提高通道等级和不同通道的协作联动性,加快生产力自由流动和生产要素地域分异,促进中心城市长期积累的生产力优势向周边辐射与传递和高级要素向高级城镇集中,通过新区开发、城镇体系调整以及与区域外部空间相互关系作用的变化[19]等共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XJL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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