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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新动能范文1
关键词：高新技术开发区；聚类分析；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2-0019-06
1.引言
从1991年国务院批准第一批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建立到现在近十八年间，国家高新区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初始建设与快速发展两个时期。1991~2000年的十年间属于国家高新区的初始建设时期，在此期间高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综合配套政策及地方财力的支持，各国家高新区基本上采取了“土地开发与招商引资”的方式。在高新区发展的初期，依靠土地与园区内政策的优惠等措施，高新区形成了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成为聚集创新资源、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有效载体，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积蓄了力量，为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打下了基础。初始建设时期，在梯度推移理论的指导下，东部地区的高新区抢先一步得到发展，1992年国家在全国兴建高新区时，中、西部地区才有了同样的发展机会。高新区发展初期，国家级高新区呈梯度发展，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大城市优于中小城市，经济特区得到优先发展［1］。
从2000年开始，国家高新区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土地与政策的优惠对投资者与技术拥有者已缺乏了吸引力，更多的高新区越来越重视园区内软硬环境的建设，特别是服务环境与创新环境的建设，以吸引世界500强等知名企业入区。这一阶段高新区发展的核心是对孵化器的建设，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中小科技企业的培育；技术改造与技术引进已成为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辅助形式，强调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区发展中的作用，园区内的企业更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对尖端人才的引进。构建起以企业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为新时期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2000年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后，国家级高新区的经济发展是否仍旧沿袭了初始建设时期的规律，是否有新的发展态势，以及下一阶段的发展趋势如何？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将国家级高新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后的发展历程作一个整体性的、跨度较大的研究。本文针对我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采用聚类分析对我国高新区的增长模式进行分类，在分析各类高新区个体特征的基础上得到高新区发展的动态演化情况。通过分解指标并用因子分析法，对53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发展能力进行了详细的定量分析。通过以上分析，揭示我国高新区的发展规律、阶段性特征及其发展能力与潜力。
2.研究方法及模型
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力进行研究可选择的方法很多，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定向分析直观，而定量分析可靠、科学。本文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进行分析。首先利用各高新区增长的实证结果，用聚类方法对其进行客观分类，然后进一步讨论各类高新区的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
2.1研究方法
聚类方法选用Ward’s法，即最小方差法，分类后，使每类方差最小，对应的测算距离的方法选用欧比米德距离，即:
EUCLID(x,y)=∑xi=1(xi-yi)2
由于参与聚类的变量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所以采用Zscores来消除不同变量的数量级差异，标准化后的变量值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
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各项详细指标因素的动态演变进行了分析。在因子分析之前，通过计算相关系数矩阵及进行KMO的检验，测试了各项指标是否适合于做因子分析。通过KMO检验后，在因子旋转方法中选择了斜交旋转法，并且用回归法计算出因子得分系数。
2.2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分析的样本是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根据国家火炬计划（2000~2004年）以及科技部网站（2005~2007年）公布的数据，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区经济发展能力区划及评估的指标数据库①。该数据库由8个表构成，每个表是一个53*12的矩阵，横行表示53个高新区，纵列表示每个指标变量。纵列除高新区的名称外包括11个指标，顺序依次为企业数、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出口创汇、净利润、上缴税额、企业平均出口额、企业平均利税额、劳动生产率、市场占有率和出口产值率。
3.聚类分析
3.1聚类分析过程
首先进行系统聚类分析，采用层次聚类法进行聚类，聚类的指标选取企业数、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出口创汇、净利润和上缴税额等6个指标。以上6个指标基本反映了高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由于类间距离的测定是聚类中的关键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先采用Ward’s法进行层次集群分析，将相似的高新区归为一群，并且观察各个群合并时凝聚系数的变化率，如果凝聚系数增量变化率剧增，显示组内误差突增，应停止凝聚程序。由图1、图2可以看出，随着类的不断凝聚，类数目的不断减少，类间距离在逐渐增大。在聚成10类之前，类间距离增大的幅度较小，形成极为“陡峭的山峰”，但到5类之后，类间距离迅速增大，形成极为“平坦的碎石路”。根据类间距离小形成类的相似性大，类间距离大形成类的相似性小的原则［2］，可以找到“山脚”下的“拐点”碎石，即以4类作为确定分类数目的参考②。每类高新区分布如（表3）所示。
3.2聚类分析的结果
根据表1，可以得到2000~2007年中53个国家高新区如下的动态演化情况及特征：
3.2.1四类高新区的比较分析。第一类和第二类高新区主要是那些发展较成熟、发展速度较快、环境改善效应已不再明显的高新区。这些高新区基本位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其自身的发展已经度过初期积累的阶段，靠粗放增长的潜力已不大，因而需要转变增长力式，例如依靠改进投入增长的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带动增长，从而提高增长的质量。第三类高新区属于我国高新区的中等水平。这些高新区应该主要是那些发展一般、发展速度稍高、还主要依靠外部投入增加而增长的高新区。第三类高新区增长主要依赖于当期的投入增长。与第一类和第二类高新区相比，该类具有更明显的粗放型增长特征。第四类高新区数量最多，说明我国高新区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2.2龙头位置优势明显且稳定。2000~2007年共8年中有6年第一、二类高新区集中在北京，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深圳等6个城市。其余两年的入选对象也集中在这6个城市，只是数目发生了变化。以上分析说明，上述6个城市的高新区与第三类高新区有着较大差距。第三类高新区短期内还不能够加入或取代以上6个高新区的“龙头”位置。
3.2.3长三角地区的高新区发展稳定。
从地域分布来看，第一、二类高新区共6个城市中，长三角地区的高新区占据4个（南京，无锡，苏州，上海）。这说明了随着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长三角整体呼应上海市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外资的有效引入，给这一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苏州和无锡两市成为跨国公司本土化生产的生产制造基地，发展特别迅速。由于高新区的带动，美国新闻周刊将苏州市列为全球“信息时代重要角色”的新兴技术城市行列，在全球城市发展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3］。
3.2.4第三、四类高新区动态变化背后隐藏着规律。从上面动态演化（表3）可以看出，第三类高新区无论从数目还是对象上看各年的情况处于动态变化中，与第四类高新区进行着交换。但是，动态变化的背后也有稳定的个体。长春、成都、大连、天津、武汉、西安、广州、杭州等8个城市的高新区在2000~2007年共8年中有7年以上始终在第三类中，可见这8个城市的高新区发展比较稳定，实力相对较强。另外，惠州、青岛、厦门、中山、珠海等沿海城市的高新区长期处于第三类中，但是在2007年却滑向了第四类。这是因为2006年春季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于2007年开始冲击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市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因此危机爆发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出口企业，进而影响了该地区高新区的绩效指标。
4.因子分析法对高新区发展能力进行评估
在对2000~2007年的全国高新区进行聚类分析后，为了从经济效益、发展潜力、创新能力、企业效率等方面更详细、全面地分析高新区的发展能力，有代表性的选择2004年及2007年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能力除了与聚类分析中采用的主要指标密切相关外，还与高新区的经济效益、效率及发展程度都有关联，所以在因子分析中选取了更完备的指标体系，包括前述数据库中全部11个指标。
4.1因子评估过程
4.1.1首先对高新区评估体系原始数据求出相关矩阵，并对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特征值、贡献比例值和累计贡献比例值，如下（表2）所示。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准则，前面三个因子解释了原有11个变量总方差的96%，另外根据（图3）中，横坐标为因子数目，纵坐标为特征根，根据碎石图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很高，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最大；第三个以后的因子特征根值都很小，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很小，可以忽略，所以提取三个因子是合适的。
4.1.2由于原始数据之间的有些变量的相关系数较大，因此，进行了斜交旋转，得到了因子载荷矩阵、因子图形矩阵和结构矩阵，如（表3）所示：
从上面的因子载荷矩阵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在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劳动生产率等变量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主要反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力在产业规模与经济实力方面的主要指标。第二主因子企业平均利税额及劳动生产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反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第三主因子则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品的出口总额及出口产值率上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
4.1.3计算因子得分
根据（图4）可写出以下因子得分函数：
F1=0.175企业数+0.151工业总产值+0.178营业总收入+0.048出口创汇+0.181净利润+0.190上缴税额-0.041企业平均出口额+0.024企业平均利税额-0.032劳动生产率+0.178市场占有率-0.039出口产值率
F2=-0.176企业数+0.043工业总产值-0.025营业总收入-0.054出口创汇+0.052净利润+0.109上缴税额+0.177企业平均出口额+0.491企业平均利税额-0.392劳动生产率-0.025市场占有率-0.120出口产值率
F3=0.047企业数-0.075工业总产值-0.031营业总收入-0.336出口创汇+0.037净利润+0.138上缴税额-0.276企业平均出口额+0.149企业平均利税额-0.043劳动生产率-0.031市场占有率-0.476出口产值率
利用上述计算方法对各个高新区的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价。这里采用因子加权总分的方法。三个因子的权重分别为0.35，0.33，0.32，于是计算公式为：F=0.35F1+0.33F2+0.32F4.2高新区发展能力评估结果分析
因此，根据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得到了高新区发展能力评估的结果，如表4、表5所示：
4.2.1关于三类因子得分的解释。根据2004年的数据统计结果，并且结合三类因子的解释，对这些高新区进行了分析，由于第一主因子表示在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劳动生产率等变量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主要反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力在产业规模与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那么由表5可知，北京、上海、南京、长春、深圳在这些指标上均有较高的贡献，其中北京是上海的1.75倍，是南京的4.95倍。第二主因子企业平均利税额及劳动生产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反映了企业经济效益，上海、深圳、南京、青岛、佛山、厦门、惠州等在该指标上具有较高的贡献。第三个因子则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品的出口总额及出口产值率上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在这些指标上较高的高新区有苏州、无锡、上海、深圳、青岛、厦门、惠州、中山、威海、珠海、天津等。其中，上海、深圳、苏州、无锡、威海、珠海、厦门、青岛、天津、中山是国家科技部、外贸部共同认定的我国第一批16个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图52007年中国53个高新区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排序
图62004年中国53个高新区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排序4.2.22004年到2007年数据的综合比较
从图5、图6可以看出按照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从高到低的排序53个国家级高新区出现了“聚类现象”。即尽管53个国家级高新区因子评估综合得分相差悬殊，但是53个国家级高新区大致可以分为几类，同类中高新区差距不大。例如，2007年中国53个高新区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排序中，昆明、郑州、太原、大庆、厦门和佛山等6个城市的高新区得分都在0分附近，得分差距微小。
从图5、图6可以看出，排序靠前的高新区2007年下降的趋势比2004年下降的趋势缓和，说明排序靠前的高新区通过几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2004年，排序靠后的高新区差距不大，但是到了2007年差距突然增大。从图5可以看出，2007年排序靠后的高新区为大连、广州、杭州、中山、惠州、珠海和苏州等。这些高新区几乎全部处于东部沿海地区，且2004年排名比较靠前。之所以2007排名靠后是由于“因子3”的得分相对其他高新区太低。“因子3”的得分反映的是高新区的出口增值能力，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原本排序靠前的外向型高新区名次跌落。
5.关于高新区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的结论可以看出，国家高新区2000年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后，早期经济实力较强的高新区仍旧保持了较好的经济增长态势，但是与其他高新区的差距越来越小；从地域分布来看，北京和长三角地区高新区经济实力优势明显，珠三角地区高新区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实力下滑，其他地区形成了几个核心的、经济实力较强的高新区为主的结构特征。如西部地区高新区主要是以西安、成都和绵阳这三个高新区为主；东北地区高新区以沈阳、大连、吉林和哈尔滨四个高新区为主。
通过总结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来国家高新区的发展规律，可以更有效地指导高新区的下一步的发展战略。首先，在因子分析中看到同类高新区差距不大，趋同性明显。因此，高新区需积极发展特色产业、支柱产业，形成合理的生态链条结构和布局。我国高新区在产业建设上，出现了高度重复的现象，高新区内的产业布局不合理，各高新区在产业布局上基本趋同，总体体现出以电子信息为主，新材料、生物医药为辅的布局。几乎所有的高新区都把电子装备与信息产业、生物技术项目等列为重点发展和支持的产业。高新技术园区要结合自身特点形成鲜明的产业特色，扩大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才能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实力。
其次，通过对2007年国家高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高新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区内企业绝大多数是外部植入的，而很少是内部自行繁育而成的。只有具有内部繁育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群才能有效地形成企业间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使每个企业都处于生长和创新的“最佳生态位”。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群才有较高的稳定性，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因此，面对国际金融危机高新区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园区企业类型的多元化，加强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市场。
最后，通过聚类分析将经济发展规律相似的高新区分成了四类。因此高新区在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时，就可以先判断自身的位置，以及借鉴其他类型高新区的发展经验，以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长期处于第一集团即第一、二类国家高新区应实现由主要依靠政策驱动逐步转入功能驱动。政策过去、现在、将来仍然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不能完全依靠优惠政策，而必须要靠自己探索形成的灵活有效的融资机制、市场体制、管理体制、创新机制，以及高起点、高标准的城市功能配套系统以获得长远的发展。长期处于第二集团即第三类高新区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已比较完善，重点应注重软硬投资环境的综合创建，由注重招商引资、基本建设向注重创新质量和优化配置科技资源转移，由扩大建设项目向优化创业、创新环境转移。长期处于第四类的高新区，制度环境和非制度环境均较差，经济环境只需取得较小的改善就能产生更大的增长效果。例如从2007年各地区高新区的发展情况看，营业总收入增长率增长幅度最大的是绵阳高新区，达到66.8%；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增幅最大的也是绵阳高新区，为70.7%［4］。可见，此类高新区虽然现阶段经济实力较为落后，但是有很强的后发优势。通过借鉴其他规模较大的高新区的发展经验，积极改善制度环境和非制度环境，此类高新区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注释：
①宁波高新区2007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高新区变为54个。但是为了数据保持前后一致，2007年的研究数据并没有包含宁波高新区。
②2000~2007年中，其余年份的聚类分析碎石图也表现出相同类型的特征，文中就不再显示。
参考文献：
［1］屈驳韵，张树斌，李春林.我国高新区发展水平综合评价［J］.经济论坛，2003，(20)：84.
［2］薛薇.统计分析与SPSS的应用（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40.
［3］李灿.苏州的探索――杨卫泽市长访谈［J］.决策与信息,2004，(12)：18.
［4］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2007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情况［EB/OL］(2008年7月15日).most.省略/kjtj/tjbg/200811/t20081104_64782.htm.
［作者简介］魏政（1983―），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博士生，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民营经济、产业经济。
经济增长新动能范文2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现状与挑战
2011至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均值为8.23%，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持续走弱；煤炭、钢铁等传统高能耗产业和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相继出现产能过剩；世界经济萎靡带来进出口总额不断下降，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经济增速的换挡调速期、经济结构的调整阵痛期和对前期刺激政策的吸收消化期，“三期叠加”推动着传统经济动能的转型调整，也迫切需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成为“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剔除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增长率之后，由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益等因素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通常，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重要经济指标。根据此前很多研究的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0年到2012年期间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人力资本结构改善缓慢、就业增长显著降低、投资率过高且投资结构失衡以及产能过剩带来资源配置率降低等因素，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受益于劳动力和资本的大规模投入，那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将必须依靠结构优化和效率改善。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一个实证探索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内在逻辑体现在通过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新常态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动情况，探寻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人民智库课题组选取2000―2012年中国省级（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首先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分解法（数据包络分析-马奎斯特指数），从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两个角度测度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随后，课题组在构建经济增长模型，经过F检验、Hausman检验（豪斯曼检验）等对模型具体形式与回归方法进行确定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实证探索了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政府规模、政府干预程度、投资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并分别测度了2000―2007年以及2008―2012年两个阶段上述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情况。考虑到数据统计口径、变量数值测算等存在一定差异性，课题组更着重于分析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以及影响程度的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找出“新动能”，并探讨如何更好发挥“新动能”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以回归模型为遵循，课题组选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产出变量，将资本存量（K）、劳动力投入（L）作为投入变量，以2000年作为基期调整相应指标数据，对2000―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情况进行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与分解，其中，资本存量的测算采用了永续盘存法。同时，选取适龄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测量人力资本投入（HUM）；以公路、铁路、水路建设密度测量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R）；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衡量城镇化水平（UR）；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体现政府规模（GOV）；以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占比体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SOE）；以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安装投资占比情况考察投资结构（CON）；以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TER），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相关经济指标均调整为按可比价格计算。样本数据统计性描述见表1，主要回归结果见表2、表3。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
以创新为驱动，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两个路径同时发力，通过对2000―2012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DEA-Malmquist指数分解，可以看出，在考察期间之初，技术进步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效率损失也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技术效率的提升并没有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提高。同时，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测算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对于技术进步的吸收要优于其他地区，而技术效率改善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时技术效率偏低和技术进步不足也是东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优化投资结构，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途径。投资驱动带来了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而投资结构的优化将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一直以来，“三驾马车”带动着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尤其是2008年之后，4万亿投资为危机后中国经济软着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但是测算结果表明，投资率过高和投资结构不合理恰恰是造成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增速缓慢甚至下降的重要原因。尤其是2008―2012年期间，建筑安装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其实，这一结果并不难理解，在现行的财税体制和政府绩效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扩大投资规模带动GDP增长的激励机制下，盲目招商引资，盲目上项目，缺乏深入的市场预测和评估监管，进而造成当前投资率偏高而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在当前仍旧大量存在。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带来投资效率的降低，而投资效率的降低又势必影响经济增长质量。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根据测算，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发展不足，是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任务，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一方面，传统行业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部分行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呈现典型的结构性过剩，这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来调整结构继而实现增长；另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长中出现很多新的业态模式和新的市场需求，比如根据《人民论坛》关于“当前中国发展动力及其构成”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2014年，我国排名前48位的大城市创造了56%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贡献了74%的新增就业岗位。虽然我们在实证研究中选择了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来代表城镇化水平，但测算结果仍然验证了城镇化建设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从内在机制来看，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不仅体现在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还体现在产业分工深化以及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通过再配置而提高了经济增长绩效。此外，能够推定，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还将吸引更为大量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城市公共事业以及现代服务业，从而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更好带动经济发展，催生经济增长新动能。
以全要素生产率引领新常态的对策建议
事实上，从经济增长速度和周期上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逐步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而通过对2008―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及分解，我们可以对当前经济新常态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
鼓励自主创新，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促进企业、科研机构及产业园区之间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实现高效率、高层次的协同合作，构建更为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从而提高创新驱动向现实生产力的高效转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落实创新驱动并不是空泛的口号，也不是蜻蜓点水的小打小闹，而是要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为市场提供更高端、更环保、更具价值的创新成果，为经济增长培育核心动力。
完善市场机制，促进投资主体和投资渠道多元化。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化，并非要否定投资的重要性，投资并不是“洪水猛兽”。事实上，从当前的改革需要来看，创新能力的提高、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都需要投资支持，需要更加合理的投资结构。新常态下，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疏通产能过剩行业的退出渠道；完善投资监管相关政策法规，降低新兴行业准入门槛，提高投资灵活性；通过多元化发展实现投资主体、投资结构、投资方式等的优化。
化解产能过剩，推动新兴产业健康发展。智能制造、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将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要重视核心技术的应用，创新能力和实力的提高，从而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同时，要高度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城市经济逐渐转型的过程中，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型服务业的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也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此外，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要关注经济发展中新业态、新模式的变动，提高相关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改善人力资本结构，释放更多的人才红利。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当前经济多元化发展需求，是限制人力资本发挥更大作用的制约因素，这为此前的很多实证研究所证实。当前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行业和新领域，都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提供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要成为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因此，通过改善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度，将成为提升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重要途径。从当前来看，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性人才，是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切实可行的重要途径。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更好发挥城乡经济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人口流动是“用脚投票”的过程，城镇化建设既不能走传统土地城镇化道路，也不能简单地走人口城镇化的道路，而是应该走尊重人们意愿、响应人们诉求的城镇化道路。对于城镇化的理解，也不能简单局限于城镇地区，而是应该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视域来加以审视。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提高相关政策在基层办事机构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才能为人口在城乡间的双向自由流动提供现实条件，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并充分发挥城镇经济尤其是小城镇经济（包括美丽乡村经济）在新常态下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于晓萍（见习）；统稿：人民智库高级研究员 栾大鹏）
经济增长新动能范文3
【关键词】再工业化，传导机制，产业升级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出台的重大经济政策，总体上包括以债务扩大为支撑的财政政策，以出口倍增为目标的贸易政策，以限制金融体系盲目创新的监管政策，以量化宽松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以及以再工业化为核心的产业政策。这几大政策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和支撑，共同促使美国经济增长。然而，与再工业化政策相比，其他政策更侧重于应对金融危机，着眼于短期效果，且引发的争议也比较多。再工业化锁定了美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结构问题，因此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刺激增长的政策，也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维系美国经济长期平衡的根本之道，因此该政策是美国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
那么，对以制造业为核心动力的河南工业而言，美国重振制造业将带来何种影响？ 该如何应对？紧密跟踪美国“再工业化”发展动向，深入剖析其带来的重大影响并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对处在产业转型关键阶段的河南经济无疑极为重要。
1美国再工业化影响河南工业的传导机制分析
美国出台了一系列再工业化战略，本文在梳理美国再工业化政策的基础上，结合该政策的实施，提出影响河南工业的传导机制，即产业重构和市场竞争，以应对次贷危机，获得贸易优势和提升制造业。如图1所示。
综上，美国再工业化实际上是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重点打造高附加值环节，着重发展高端制造业，其影响河南工业的传导机制包括：
（1）通过产业重构的传导机制：加速新技术产业化；产业逆转移；产业转移趋向低端化、代工制造业转向东南亚。
（2）通过市场竞争的传导机制：出口倍增计划（扩大出口，限制进口）；贸易保护政策（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特别保障措施）。
2对策
新一代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并且正在全球扩展开来，传统性工业已经到了历史性的十字路口：要么转型升级走向新型工业的发展道路，要么继续沿着传统工业老路走向传统工业的终点。“传统工业走向终点”之说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已经能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传统工业的终点就在眼前。纵观大洋彼岸，转型升级的钢铁城匹斯堡转向新型工业之路走向科技城，而没有转型升级的汽车城底特律沿着传统工业老路走向破产。
2.1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在“固本”的基础上“育新”。要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生物、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为重点，选择潜在市场大、带动能力强、吸纳就业多、经济效益好的领域，强化技术支撑，突出市场培育，加大产业链前端产品研发和后端推广应用支持力度，争取在节能环保、新型电池、创新药物、非金属功能材料等产业化上实现突破。
2.2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加快产业形态升级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百千万”亿级优势产业集群培育工程行动计划》，河南将围绕建设先进制造业大省，以提质转型、智慧绿色、集聚创新为主线整合资源、优化布局，培育区域特色主导产业。到2017年，计划在省辖市培育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20个左右，在县域形成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100个左右，带动装备制造、食品产业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均突破1.2万亿元，电子信息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0亿元，汽车及零部件、现代家居、服装服饰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达到4000亿元左右，基本形成产业布局合理、区域特色突出、结构明显优化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2.3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产业技术升级
河南工业的产业升级有两大任务：培育发展新型产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大力提高河南工业企业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将会推动河南的传统产业向新型产业升级。采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和装置可以把传统成套装备改造升级成智能化成套装备，嵌入智能模块可以把传统产品改造升级成智能化产品。
运用新一代宽带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现代信息技术，可以以企业生产决策、民众生活实用信息服务为突破口，加速信息服务业由阅读娱乐为主向应用决策为主转变，提高人民科技生活、机构科学生产和决策的水平。
2.4推动制造业向生产业延伸，加快产业业态升级
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可以帮助工业企业打破产业边界，大力发展跨越二、三产业边界的服务型制造企业，加快产业业态升级，构建面向未来的现代产业体系。例如，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及产品可以帮助单纯的装备制造企业，从制造领域延伸到服务领域，由装备制造商向装备技术服务商转型。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催生的电子商务、物流金融、互联网金融等一批新业态，正在带动农业、提升工业、革新第三产业，覆盖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成为新一轮创新发展的“发动机”。催生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经济成分，蕴藏着推动河南经济向中高端迈进的强大动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培育新业态，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经济增长新动能范文4
在中国直销行业中，中脉健康产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周希俭、天狮集团董事长李金元、天津和治友德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韩金明、天士力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闫希军等企业家代表均受邀出席此次盛会，并根据此次论坛主题，结合企业自身发展情况，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心声。
创新与转型
从10年前初来中国，夏季达沃斯论坛始终关注着创新与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2013年的“创新：势在必行”、2014年的“推动创新创造价值”、2015年的“描绘增长新蓝图”，达沃斯紧紧围绕增长这一主线，并始终眼观未来，关注创新。本次论坛的主题“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更是如此。
6月2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出席201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我们将坚持发展第一要务，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坚定不移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使发展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转向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资源，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第一，以创新引领经济转型升级。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着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进“互联网+”行动，集众智、汇众力，发展共享经济和众创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运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淘汰严重过剩产能，努力解决富余员工分流安置问题。协同推进财税、金融、国企、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改革，释放经济发展的更大活力。
第三，以开放助推经济转型升级。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扩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开放，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只要是在中国注册的企业，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独资还是合资，中国政府都一视同仁予以对待。
而在开幕致辞中提振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后，6月28日上午，进一步向来自全球的企业家们深入解读中国的“吸引力”。
表示，中国转型过程中市场需求巨大，政府会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条件，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投资市场，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同时，强调，中国会尽最大努力维护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就像中国经济一样，中国的资本市场在某些领域发生短期波动有时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不会允许出现‘井喷式’或‘断崖式’变化。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按照市场规则、国际惯例，包括对个别的违约行为依法进行处理，让资本市场逐步发展起来、发达起来。这将对中国经济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直销行业的声音
中脉 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
中脉健康产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周希俭是第二次参加达沃斯论坛，他表示，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力量来自哪里，我认为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键。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终极动力在于企业，最终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动力强弱。中脉作为一家具有20多年历史的大健康企业，一直致力于生态健康事业的发展，以改善家庭微生态，共建和谐美好家为目的，创新性地提出了中脉生态家的构想。中脉生态家作为中脉转型升级的强劲新动力，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通过打造中脉生态家平台，实现企业和产品的转型升级，为更多的人带去健康和快乐。
天狮 深化全球战略
天狮集团董事长李金元在受访时表示，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对于企业的未来发展尤为重要。天狮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号召，转变新观念，迎来新机遇和新发展，整合全球资源，充分挖掘大数据的价值，通过天乐电商平台置换全球的土特名优产品，同时也向海外推荐更多更优质的中国特色产品，提升中国品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此外，天狮将通过泰济生打造“精准检测、精准预防、精准治疗、精准康复、精准服务”的现代健康管理养生平台，面向全球高端客户提供健康管理与健康服务；通过国际化大学的建设与打造，整合全球智慧资源，形成“政用产学研”教育发展平台，培养国际化、复合型实用创业人才。
达沃斯是全球经济的舞台，天狮拥有全球化的事业平台，将加大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布局，加强与国际优秀企业和机构的合作，真正做到“保就业、保创业、保健康、保安全、保发展”，树立中国企业的国际良好形象与影响力。
和治友德 建立创新创业平台
天津和治友德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韩金明是第四次参加达沃斯论坛，他表示，总理的讲话也愈加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大环境。其中，总理特别强调“立己达人”，帮助世界经济发展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韩金明谈道：“在总理讲话中，还有一点让我感受颇深。面对持续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用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激发每个人的潜能进行创新。”企业内部将多措并举鼓励员工创新创业，同时和合作伙伴、经销商制定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采用创业的方式开展合作，建立创业的平台。
天士力 推进现代中药国际化转型
连续8年参加达沃斯的创始会员天士力，在此次会议上表示，在全球化大潮下，有着几千年传承的中药行业，正努力进行着国际化转型。
天士力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闫希军表示，自1994年成立以来，天士力依托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国际化三大驱动引擎迅速壮大。天士力确定了中药国际化“三步走”战略――“走出去：走出国门；走上去：高端；走进去：走进世界”，同时，天士力也正在全力打造处方药、植物药、食品补充剂保健品三类市场联动的国际化格局。
经济增长新动能范文5
通俗地讲，创新就是要跟过去不一样，想前人所未想，创前人所未创。创新，意味着对传统的突破、对惯例的改变、对条条框框的打破，否则就不是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是要冒风险的，而有风险，就可能面临失败，甚至是很多的失败。古今中外已有无数事例证明，科学发现、发明、发展的规律，是失败多于成功；失败，是创新道路上不可少的台阶。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论述科学发展规律时说：“正确的结果，是从大量错误中得出来的，没有大量错误做台阶，就登不上最后正确结果的高峰。”钱老的话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创新需要有包容的制度、文化和环境作保障。创新，需要宽容失败。
很多身处创新一线的人都深深体会到“对创新失败的宽容”远比“对创新成功的奖励”更重要。因为只要创新就有失败的风险，但是，即使失败了也能从中学到经验，况且创新失败的成本是可以控制的，而创新成功后的收益却是不可估量的。因此，面对创新失败要多宽容。“宽容失败”也不仅仅是领导者要有宽容失败的意识，而是每一位员工都需要有宽容失败的意识，对每一位参与创新人员的失败给予理解、支持、帮助、鼓励，而不能问责、打击、耻笑、扯皮，让每一位创新者得到尊重，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经济增长新动能范文6
从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特征出发，对经济发展提出了很多新判断、新理念、新战略。总理也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
“新经济”一词备受关注和期待。在传统“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出口效用有所阻滞之际，以“互联网+”、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正成为“新经济”时代的发展新引擎。
“新经济是新发展理念的体现，是对接新需求、释放新需求、挖掘新需求、培育新需求的新供给，是吸收劳动力的大容器，更是推动中国经济迈向新台阶的主力军、生力军。” 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仲文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新经济具有共享、创新、大众、指数等多重特性。
多重特性
“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30日发表的一组文章中，用于描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包括移动互联网、先进制造业、新能源等内容。
不同时空背景下，立足当前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现实需求，我国提出的“新经济”有着全新的内涵和特征。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看来，新经济是技术、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组织形态三方面同时发生的综合性变化。凡符合未来趋势并能够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新形态，都可视之为“新经济”，例如网络经济、智能经济、分享经济、全球经济、绿色经济、跨界经济、新型服务经济，等等。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从发展逻辑上对新经济进行了阐释：新经济的本质是新的数据、信息、网络、创新、创意、市场、文化等要素加入生产函数中，这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劳动、资本、技术三大要素，从而引发生产函数的连续性变化，不仅是数量的增长，还是结构的变化，更是质量的提升。
具体分析，新经济是多重新特性混合的经济，但这些特性并不完全是并列的。
分享经济是新经济的核心特征。分享深化的基础是互联。“互联不仅是连接，更多的是运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达到智慧的互联，增强经济主体之间的协同性和协同能力。”仲文表示，新经济的诸多其他特性也是由互联引出的。
创新经济是新经济的内生动力。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智能制造、大数据、高端装备与材料、精准医疗、数字创意等出现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的新业态，都将成为一个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我国迈向追求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时代。
新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市场推动，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至关重要。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创造良好的生态，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给创新者最大的激励。 新经济离不开新技术新应用、新模式。
新经济是智能经济。利用信息技术，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将大大提高。
新经济是大众经济。一方面，从生产端来说，新经济时代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特别是创意工作的门槛大大降低，不少企业都是轻资产运行，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由于全球范围内互联、信息透明，生产者要聚集一定规模的认同者相对容易，创意成功的概率更大。所以新经济又是全球经济、分享经济。
新经济是指数经济。信息的透明、沟通成本的降低，使得交易的频率和效率大大提高，即交易拉动创意。仲文认为，新经济时代的产业、产品均呈现出一种爆炸式成长。新经济不是线性增长型的，而是指数型的。
在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经济正是解决供需矛盾的良方。“互联的新经济时代，通讯文化解决了信息不透明不对等的问题，市场主体间的沟通速度很快、频率很高。”仲文表示，新经济时代，供给和需求将更匹配，与此同时，创新创意融入产业，整个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都会大大提升。
新经济还是跨界经济。产品、产业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也很难给出明确的标准，所以新经济又被称为融合经济、非常态经济、非标经济、虚实一体经济。
新经济时代，管理去中心化、服务去中介化、无企业创业、无单位就业以及无主发明等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此外，与传统经济相比，新经济有着鲜明的风险特性。一是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快，领先者可能很快变为落伍者，存在所谓“先行者的诅咒”;二是技术发展趋势难以准确判断;三是政策风险，企业不容易把握政策底线，容易面临“监管死”的困境;四是盈利难以预期，能否盈利且可持续，大多取决于用户足够的黏性与忠诚度。
总体而言，新经济是对旧经济系统性的切换，全面改变了技术线、产业结构、组织形态，并推动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空间的再造。
四大驱动
十以来，从新常态到供给侧改革，再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路径日渐清晰。
新的发展理念下，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正悄然出现，新经济发展蹄疾步稳：
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突出表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2015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高出规模以上工业4.1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开始撑起GDP“半壁江山”，2015年增加值占比首次突破50%。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
消费保持两位数增长。2015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贡献率为66.4%，比上年提高15.4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表现抢眼。
在上海、深圳等地，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迅猛崛起。深圳涌现出华大基因、大疆、光启、柔宇、矽递等一大批优秀的本土创造型企业。
概括而言，新经济的驱动力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这四方面内容，不仅将在下一步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中发挥骨干作用，并将助力我国在与发达国家新一轮竞争中形成后发优势。
首先，新技术是新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石。
相比世纪之初，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已不可同日而语，正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先导技术。
同时，大数据、云计算、新材料、机器人、生物技术、交通运输和新能源等技术领域取得突破。2015年，第三代核电技术取得重大进展，国产C9型客机总装下线，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高温铁基超导等基础研究取得一批原创性成果，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等项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现代科技迅速发展，衍生出无限的商业开发价值。例如，2000年我国互联网用户和移动电话用户分别只有2250万和8453万，到2015年底，已分别达到6.88亿和13.06亿，增长30.6倍和15.4倍。
“这意味着，人均拥有信息量、知识量以及应用能力急剧提高，强化了更大范围的互联互通，分享、共享信息资源，为创造新经济、发展新经济、分享新经济提供了巨大的信息平台。”胡鞍钢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第二，新技术催生新产业。当前的新产业以电子商务、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为代表，是新经济最为关键的增长点。
例如，电子商务产业，2015年全国网络零售额为38773亿元，同比增长33.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8%。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阿里巴巴，仅在2015年的“双十一”，全球销售额超过912亿元，产生交易的国家和地区达到232个。
第三，新业态包括“智能制造”、“从制造到制造+服务”、“从服务到服务”等新形态。新业态的出现，一方面孕育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也为传统产业注入生机。
作为制造业大国，如何通过智能化转型搭上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快车，是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的关键。
在《中国制造2025》中，智能制造被定位为中国制造的主攻方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制造业升级，深入推进“中国制造+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对智能制造要求很高，比如，整个生产过程的管理要完全实现自动化、智能化和数字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智能制造实际上是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向柔性化、个性化、定制化的变革。
利用工业机器人、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生产方式，成为越来越多制造企业的选择。在传统家电行业，“智能制造+互联网”结合已经成为风潮。格力、海尔、美的、海信等企业，都在积极推进生产自动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此外，智能机器人、新型显示、3D打印等发展迅速。
“从制造到制造+服务”是制造业服务业相融合的新业态，也称制造业的服务化。 设计、制造、营销一条龙，例如，卫星导航、车联网、智慧医疗等业态就是典型的制造业服务化。
“从服务到服务”的跨界融合服务新形态则包括互联网金融、云计算、移动医疗、在线教育、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等。
第四，商业模式推陈出新。
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言，当今企业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的竞争。互联网精神（平等、开放、协作、分享）和大数据技术正在颠覆和重构整个商业价值链，贯穿于各种业态和产业链中，延伸出不同的产品形态、不同的收益模式，例如O2O、C2B、跨界经营、虚拟经营等。
“下一步的新经济，更多的要围绕着人工智能环境下，移动互联网、万物互联来寻找各种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应用创新，带动全新的消费，更多的商业模式可以被创新。”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增长新引擎
新经济的提出与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需要密切相关。
随着新常态到来，基建、房地产投资减速，钢铁、水泥、煤炭、建材等传统行业的供需矛盾日趋严重，利润率逐渐降低，产能过剩、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凸显。此外，全球需求疲弱、新兴市场动荡，对出口形成掣肘。
三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已成为历史，亟需引擎迭代，结构调整。
“新经济是新动能的源泉，新经济闪亮登场，新动能才会澎湃前行，新旧动能才能顺利交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范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去年以来，“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等不断落实推进，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悄然崛起，成为对冲下行压力、护盘兜底的重要力量，更带动我国迈向一个追求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时代。
新经济的引擎作用已经得到数据支持。2013～2015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4%，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4个百分点;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年均分别增长9.9%和14.4%，增速分别高出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6和10.2个百分点。
各大新兴产业、业态发展迅猛。例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产销数据显示，201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37.9万辆，同比大幅增长4倍，市场热度不断提升;根据赛迪顾问数据，国内智能电视2015年销售量达3400万台，销售额达1250亿元，销售量同比增长30.7%，销售额同比增长31.5%;2015年，全年网络消费增速31.6%，比整体消费快20.9个百分点;全年完成快递业务量206.7亿件，增长48%。
这一态势正在延续。根据莫尼塔和BBD公司联合的《中国新经济指数（试行版）》显示，今年2月，中国的新经济占整个经济比重为31.8%，相较上个月上升4.8个百分点，增长源主要来自资本和科技的投入。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过程中新旧动能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智能制造、大数据、高端装备与材料、精准医疗、数字创意等出现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的新经济概念，都将成为一个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几年，新经济将显著改变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构成。
但需注意的是，当下国内的结构性改革不仅是寻找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也包括提高传统产业的竞争力。胡鞍钢认为，新经济与旧经济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个经济体的两个方面。既有新经济的爆发性增长，也有旧经济向新经济的跃迁;既有以新经济促进旧经济升级，也有旧经济促进新经济扩散。无论是新经济还是旧经济，都要不断地引入创新要素、技术要素、知识要素。
仲文表示，关闭“僵尸企业”，应该将机器设备、资金、人员换一种用法，提高效率，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同时形成新动能。仲文举例，像钢铁、煤炭行业中需要被清理的僵尸企业，可以通过为下岗的拉货工人提供平台，形成诸如“滴滴货运”这种新业态。
加快培育和发展新经济，需要兼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二者耦合发展。不少地区正在结合当地原有的优势产业基础布局打造新经济。例如，辽宁的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安徽的量子通信，湖北的新材料、智能穿戴、移动互联网，贵州的物联网，重庆的基因检测、智能汽车，等等。
科技创新引领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年秋的一项报告称，创新是中国未来十年能否保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2025年前，服务业和制造业创新活动对中国经济每年的贡献预计可达1～2.2万亿美元。
没有创新，新经济是无源之水。“创新”成为高频热词，深入各地执政理念。《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统计，在有关省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广东出现了88次“创新”，江苏、上海均出现了70次“创新”，少者如黑龙江、海南，也出现了20多次。
首先，科技创新被放在核心位置。
数据显示，我国2015年R&D经费占GDP比重为2.1%，并未实现“十二五”期间达到2.2%的目标。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要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60%。据了解，创新型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率普遍高达70%以上，美国和德国甚至高达80%。
不少地方政府明确了这两大具体指标。广西提出，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山东这一目标为2.6%，江苏、浙江、广东的目标为2.8%。上海的目标是保持在3.5%以上，北京保持6%左右。福建则表示，“十三五”时期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5%以上。
在科技进步贡献率方面，甘肃、宁夏提出，到2020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5%;广东提出，技术自给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达到75%和60%;江苏提出，“十三五”时期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5%以上。
第二，为发挥人力、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各地大力倡导和扶持“双创”。江苏今年将扶持大学生创业1.6万人，扶持农民创业3万人，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和创业引领计划，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安徽将开展1000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行动，扶持30个国内外一流创新创业团队。
第三，各地产业结构布局也正在发生变化。多地提及新兴产业布局，包括智能制造、云技术、大数据、电子商务、互联网+等，并提出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
例如，江苏提出，以跨界融合为着力点，提高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推进“智慧江苏”建设，打造一批互联网产业园和众创园、云计算和大数据中心。浙江则提出，到2020年布局在役工业机器人超过10万台，“浙江制造”标准达到500个以上，建成一批高质量的产业云服务和产业大数据平台。
预先布局很重要，但关键在于落实。在创新驱动发展上，尤其要解决科技创新和产业化之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最根本的还是要推动更多企业构建研发和创新平台，实现全覆盖，并依托创新平台整合资源，参与国际竞争。只有让企业建立一流的研发平台，创新型领军企业才会涌现。
打造新生态
目前国内新经济发展势头迅猛，有极强的要素集聚能力，但尚处于萌芽阶段，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不占主导地位。新经济的培育和成长，离不开打造创新生态。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新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市场，要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是市场体系比较完善、机制健全。而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创造良好的生态，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给创新者最大的激励。在具体产业和产品发展创新上，要靠企业通过独特的市场嗅觉，将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市场竞争结合起来。
具体来说，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市场监管者，应做好“放、管、服”。
首先，要多“放”。大幅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给予相关企业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允许其先行先试，多探索多创新。
“放”主要包括三方面的改革：国企改革、价格改革和简政放权。
要推进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开展落实企业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者、职业经理人制度、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等试点。大力放宽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等领域市场准入，消除各种隐性壁垒，鼓励民营企业扩大投资、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价格改革的目标是真正由市场价格来引导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流动和配置。国家发改委近日表态，2016年加快推进电力、天然气、医疗服务等重点领域价格改革，清理规范不合理收费，健全成本价格监管制度。
三是通过简政放权、减少管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5年，已取消和下放311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123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彻底终结了非行政许可审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精简85%，全面实施三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的推进让更多主体投入到新经济的创造中，去年全国每天诞生企业1.2万户。
对于新模式、新业态带来的经济风险或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在建立完善的诚信机制、开放、弹性的监管体系上下功夫。例如，互联网金融行业在加速发展的同时存在浮躁和追求短期利益的情况，甚至有不少公司打着互联网和P2P的幌子非法集资。在要求行业自律的同时，从监管层面来说，应尽快出台监管细则并明确监管主体，并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执法体系等，多角度“加码”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