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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区位因素范文1
例1 图中A所在区域如今已成为“陕西苹果”绿色果品的主要产区。读图,曲线表示年等降水量线,回答(1)、(2)题。
(1)过去A区域常年种粮常年薄收,自然原因是( )
①降水不足 ②光照太强蒸发旺盛 ③水源缺乏 ④风沙严重
A. ①② B. ②④
C. ①③ D. ③④
(2)下列表述不属于“陕西苹果”绿色果品产区主要区位的是( )
A. 夏季光照强,气温的日较差大
B. 土壤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养分
C. 远离工业区,环境无污染
D. 地广人稀,土地辽阔
解析 第(1)题,A是渭北黄土高原区,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为400~500毫米,虽然光照、热量比较充足,但降水不足和水源缺乏,不适宜粮食的种植。第(2)题,抓住题干“绿色果品”品质,判断环境无污染;夏季光照强,气温的日较差大,有利于苹果糖分积累;黄土层深厚富含矿物质养分;地广人稀,土地辽阔是大范围种植且商品率高的条件。
答案 (1)C (2)D
点拨 判断某地农业生产的主要区位因素的基本思路:
评价某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必须综合考虑影响农业区位选择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充分合理利用土地。
自然条件首先要从当地气候(光照、热量、降水)、地形、土壤、水源等方面去分析,并确定影响当地农业区位选择的主要自然因素,其次考虑对自然因素的改造是否有可行性,并根据当地的经济技术条件以及投入与产出比,对农业区位选择作进一步的考虑。社会经济因素主要从市场、交通及其发展变化去分析对农业区位的影响。对农业生产有利的因素而且起决定作用的区位因素为主导因素,不利因素则为限制性因素。如珠江三角洲甘蔗生产的主导因素为高温多雨的气候,大城市的“菜篮子”工程的主导因素是城市的发展和分布。
二、区位因素的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例2 青藏高原地区的气候是一种特殊的高原气候,但利用大棚技术可使得拉萨的瓜果蔬菜供应充足。据此完成(1)、(2)题。
(1)拉萨利用大棚技术种植瓜果蔬菜,主要是改善了当地的( )
A. 光照条件 B. 热量条件
C. 水分条件 D. 土壤条件
(2)拉萨原来不产西瓜,引种后发现,直接“铺”在地上生长的西瓜生长不好,只有将西瓜藤蔓架空,西瓜“挂”着才能结果。原因是( )
A. 可以减少叶子对西瓜的遮掩,增强光照,促进光合作用
B. 可以充分利用立体空间,节省土地、节省大棚面积,减少农业投入
C. 土壤的湿度不够,直接“搁”在地上,容易使西瓜的水分蒸发
D. 大棚内的地面温度比空气温度低,不利于西瓜的发育成熟
解析 第(1)题,通过温室大棚,可以改善热量条件,满足瓜果蔬菜对热量的需求。第(2)题,地面温度比空气温度偏低,在地上生长温度不够。
答案 (1)B (2)D
点拨 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条件在不断变化中,其将通过对地形、光热、土壤的改造或对市场、交通等因素的影响,间接或直接影响农业发展,具体分析如下:
[土壤][地形][玻璃温室][光、热、湿度][人工培育土壤][沿等高线修筑梯田][自然环境][科技发展][改良耕作制度,培育良种][扩大种植范围,影响生长时间、季节][市场影响的地域范围扩展][交通条件改善,冷藏保鲜技术的发展][城市工矿业的发展][市场变化][生产经营规模和地域类型发生变化][社会经济因素变化][农业区位因素的变化]
三、开放性问题的综合分析
例3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阿拉尔在维吾尔语里是“绿色岛屿”的意思。阿拉尔原是一片人迹罕至的万古荒原,1957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奉命进驻阿拉尔屯垦戍边。他们借助那里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经过几代兵团人的努力,阿拉尔现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细绒棉和最大的长绒棉生产基地,长绒棉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量的65%。且具有前卫魅力的彩色棉、生态棉相继在此落户。
材料二
(1)简述阿拉尔地区棉花生产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区位因素。
(2)阿拉尔地区大规模发展棉花生产,你认为是否合理?试简述理由。
解析 第(1)问,从自然区位、社会经济区位方面全面分析。自然区位主要抓住光照、水源、土壤条件;社会经济区位主要抓住政策、市场、技术等。第(2)问,是开放性设问,首先要有明确的表达,合理的理由,从该地区优势条件(耕地资源、劳动力等)简答;不合理的理由从该地区劣势条件(生态环境脆弱、水源有限、大量灌溉带来环境问题)简答。
答案 (1)该地光照充足;位于多条河流交汇处,水源充足;地处山麓冲积扇地区,土壤肥沃;政策支持;农业技术的进步;消费市场的拓展。
(2)答案一:合理。 理由:耕地资源较为充足;接纳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经济发展。
答案二:不合理 。理由:气候干旱,生态环境脆弱;大规模发展棉花生产消耗大量水资源,水源枯竭导致荒漠化;不合理灌溉易导致土壤盐碱化。
点拨 开放性试题解答对策:
(1)注意审题和信息解读。审题,一要细审题干,包括文字材料、图像材料等。二要细审设问,包括问题的角度、限制性条件、关键词语(如,问“是否合理?”、“提出你的看法”) 等。
(2)注意信息获取及解读。在提取信息全,解读信息准的基础上,运用信息要活,要能够进行知识迁移、思路拓展,辩证分析问题。
(3)讲究语言表达技巧。开放性试题答案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想怎样答就怎样答,而是在开放的同时还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表达要注意三点:一是要注意有问必答,问什么答什么,怎样问怎样答。二是要先“亮”观点,再述理由;观点要清,叙述要明,做到“自圆其说”。例如,回答某种做法“是否合理,并说明原因”, 首先要明确表示出“合理”或“不合理”,再说明理由,不能含糊其辞。三是对于类似“提出你的看法”这种设问的开放性试题,要尽可能多地把你所想到的答出来。
1. 读下列经纬网图,回答(1)、(2)题。
[125°][130°][50°][45°] [110°][115°][25°][20°] [105°][110°][35°][25°] [85°][90°][50°][45°] [A B C D]
(1)下列关于四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A地区要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
B. B地区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发展以出口为主的农业
C. C地区要大力发展机械化生产,提高粮食产量
D. D地区要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粮食产量
(2)图中四地区在农业发展过程中,与其主要限制性条件组合正确的是( )
①A―热量条件 ②B―土壤条件
③C―光照条件 ④D―水源条件
A. 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①②④ D. ②③④
2.下图是我国两大重要的商品农业生产基地,读图回答问题。
[115°E][125°E][45°N][30°N][A][B][C][D][平原][平原][铁路][铁路][甲 乙]
(1)下表反映甲、乙两区域平原地区农作物的差异性,试分析这一差异产生的主要自然原因。
[区域\&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甲\&水稻\&油菜、棉花等\&乙\&春小麦、玉米\&甜菜、大豆等\&]
(2)从自然角度考虑,图中乙区域C、D平原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什么?该如何解决?
(3)甲、乙两商品粮基地所属的农业地域类型甲是 ,乙是 。甲区域的农业发展与乙区域相比,有哪些优势区位条件?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范文2
1 运输经济区域
1.1 定义
运输经济区域属于专项经济区域,其研究的对象是交通运输产業在地域范围上的分布特征。运输经济区域的划分,是中观层面的交通运输规划的前提,也是行业实施管理的基础。目前,国内对于运输经济区域的相关研究极少,王建伟教授从经济区域的同质性、内聚性、比邻性、利益共同性和运输系统自身的基础性和依附性出发,给出运输经济区域的定义是:以交通地理空间上的比邻性为前提,以社会经济资源的同质性或内聚性为标准,具有相似的交通特征和运输联系的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域。此定义从运输经济区域的产业内在涵义出发,结合经济区域的共性,深刻的揭示了运输经济区域的含义。
1.2 研究现状
目前对运输经济区域划分的研究却极少,仅见的文献是张文尝等学者主编的《交通经济带》一书和管楚度教授编著的《交通区位论》一书中有阐述。张文尝研究员提出:“为了准确地对运输通道进行命名和分析,必须划分运输经济区”。他从交通地理的角度,依据各区相似的交通地理特征和经济联系,结合区际运输通道的布局现状与今后发展,将全国划分为五大运输经济区(即东北区、东部北方区、东部南方区、西北区和西南区)。管楚度教授根据交通区位线的类型,在全国区域内,根据自然条件和主要节点(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按照节点的层次等级,提出两种类型交通区位线的区划草案。
从运输经济区划的研究现状来看,运输经济区划的研究尚停留在定性研究阶段。如上述张文尝研究员的研究仅仅从主观定性的角度给出了运输经济区的划分,并没有给出划分的具体依据和方法,而且这种划分也显得过于粗糙;管楚度教授主要侧重于交通区位线的定性和定量研究,严格角度讲,不属于运输经济区划的研究范畴。因此有必要对运输经济区划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2 划分背景
进入21世纪后,区域经济一体化、新型工业化以及城市化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其发展趋势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因此,满足区际、区域内以及都市圈等区域经济发展的交通规划与政策正成为交通发展的重点。但目前建立区域交通发展规划与政策一般都依托于综合经济区域,如,西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建立在这些区域基础上的交通规划存在以下缺陷:一是由于这些综合经济区域的划分原则及方法不同,势必影响全国及相关区域的交通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二是这些规划的制定是基于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仅仅体现了运输的适应支撑功能,而忽略了运输的引导功能。因此,有必要从国家层面研究运输区域的划分等重要命题。
而另一方面,我国交通运输经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速发展,交通运输对国民经济的瓶颈作用大大缓解,以高速公路为例,至2003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达2.98万公里,国家规划的五纵七横国道主框架也初成规模。但是,当交通运输基本能担负起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功能后,其应更强调对国民经济的引导功能,交通运输业在长期的量上的建设后,面临一个质的突破,因此,交通运输通过长久的形态建设后,现在关键的在于其完成功能建设,即如何发挥交通运输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引导功能。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都市圈化的经济发展趋势背景下,以区域的视角来进行交通运输的研究、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和大势所趋。
3 划分原由
要在现有的经济区域划分存在的情况下,进行运输经济区域的划分,基于以下考虑:
(1)从交通运输发展的技术经济特征看,空间上的运输要求和运输活动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特征及政策限制所共同形成。其与区域的产业结构与布局、资源特性和运输对象的经济效益的空间范围所决定,而与行政区划上的省与省之间的界限并无多大关系,而目前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运作以行政区划的省为基本单元并无充分理由。
(2)从交通运输规划、管理的层次体系来看,缺乏管理上的层次性。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由交通部、铁道部等进行全国性的交通运输规划,如交通部的公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规划,水路的“两纵三横”共5条水运主通道规划,铁道部的“十五”及2010年铁路发展规划。再往下一层次就是各个省确定自己的省道建设。而交通运输的内在要求却如上所述,并不以行政区划上的省份做依托,其要求按照交通运输发展内在的要求进行比行政区划的省份更大或者更小 (这决定于区域运输特征)运输区域来进行规划管理,换言之,在国家层面和行政区划的省份层面间缺乏一个运输区域层面,因此,如此的规划、建设、管理难免会在定位上和目标管理上有所错位,影响效益的最大发挥和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3)从交通运输规划、管理的价值体系来看,由于运输区域与行政区划的区域的不一致性,导致利益主体与决策主体管理边界上的错位,这种管理边界上的错位必然导致价值体系的非一致性。而价值是决策的灵魂,没有统一的价值体系,又必然会导致决策思路的非一致性。各决策主体 (行政区划上的管理主体)根据自己的区位特点、资源优势等来进行本区域内的决策,而忽视了运输区域的整体性,导致运输区域功能的缺陷与功能的最大发挥。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中部某省和西部某省在行政区划边界上的高速公路短短几公里的联接线,居然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最后在交通部的协调下才得以完成两省高速公路的衔接。
(4)从交通运输的协调发展来看,由于利益主体与决策主体的非一致性,由此而出现的不顾行业发展的长远利益而进行的省与省之间的无序竞争,如场站的盲目建设、运营车辆的无序投放、运价的无序变动,甚至人为的设置外来者的进入障碍,以政府竞争取代市场竞争,以政策优惠竞争取代服务竞争等等,严重影响交通运输的协调发展。因此,建立统一管理、有序协调的交通运输管理体制尤为迫切,其要求从交通运输经济的内在联系、特征出发,以运输经济区域为基础建立交通运输管理体制。
因此,从全国层次的交通运输长远发展与效益的最大化来看,进行运输经济区域的划分是现实的要求,同时亦具有长远的意义。
4 划分操作思路
4.1 划分原则
(1)可行性原则
其包含如下含义:首先所用的指标所需数据必须可得。划分运输区域,涉及面及其广泛,需要有各个方面的极其丰富的数据支撑。因此,在选取指标时必须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其次,区域划分所用的技术路线、方法方案应该可行,能够在现有的数据上准确地进行运输区域的划分,做到全国内区域不重不漏,而且能充分体现运输经济区域的特征。
(2)综合性原则
在运输经济区划的过程中,虽然进行的是运输经济区域的划分,但由于运输的派生性,其划分与人口分布、矿产区域、某类产品区域等有着莫大的关系,需综合考虑各种对运输有较大影响的因素。首先,采用的指标属性应是综合性的,所有指标除涉及运输外,还应涉及社会、经济等与运输有内在联系的指标,其次,采用的指标类型是综合性的。既要有反映一定时间、地区条件下,某种现象总体的规模和绝对水平的总量指标,也要有抽象化的数值来表明相互关系的相对指标;再次,运输区域的划分亦不是仅仅单一的按照技术方法进行划分,还得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结合实际限制条件进行区划结果的调整,以强调其实用性。
(3)指向性原则
能够反映运输、经济的指标有上千种,各个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重点、学术观点、研究目的等选择不同的指标。在进行运输经济区域的划分时,我们所作的各种指标的选择、技术方法的确定,皆是由我们的目的所确定。所作的选择直接指向就是关注于运输的内在区域联系。
4.2划分技术路线
在运输区划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采用如下技术路线:
首先,通过考察运输自身的内在特征及其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口增长等相关因素的关系,在考虑目的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尽可能的选择与运输发展相关的指标群,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搜集数据。以便进行数据的处理。
其次,考虑到众多的指标中,其对区域划分的解释量贡献是不一样的,并且众多的指标之间,肯定会存在大量的高线性相关性,而这种指标间的高线性相关性可能会对区划方案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方案的适用性。因此,必须对选定的全部指标数值进行主成份分析,以便确定个数较少且相互无关的主成分指标,在尽可能多保留信息的前提下以较少的指标来代替众多的指标进行下一步分析。
第三,按照运输经济区域的特征,以区内相似性、区间差异性为标准对全国以行政省份为基础的区域进行聚类分析,在此基础上将全国初步划分成几大运输区域。若香港、澳门、台湾由于数据的缺乏,或者由于数据统计口径上的差别,可以暂时不进行考虑,或者直接单独划为一个区域。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范文3
(一)企业区位选择的内涵
区位一词来源于德文“standort”,英文译为“location”,意指经济活动单位(包括企业和区域)在以地理空间为背景,由相关经济活动所构成的经济空间中的位置。企业区位选择,是指企业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通过选取某种评价策略对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综合评价,选取出最优的投资、经营的地理位置。其中,既有经济区域的选择,也有厂址的确定。现代企业的区位选择,更主要的是企业经济区域的选择。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就表现为一个区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
(二)传统理论关于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
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是区域单位的企业进行空间配置的外部约束因素,区位因素的地域空间差异直接导致各经济区位的优劣。传统区位理论认为,这些因素主要包括运输费用、劳动力成本、市场需求、要素禀赋、集聚要素等方面。
1、运输费用。关于运费对企业区位选择有着重要影响,最早由杜能提出,杜能认为,运费最小是最佳农业区位选择要素。此后,韦伯提出工业运输成本最小化是厂商最优区位因素。
1826年,古典区位理论的奠基人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在《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创立了农业区位论。杜能提出,农业生产利润取决于农产品的成本、价格和农产品产地到消费地的运费。在市场价格与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利润是市场距离的函数,决定利润的只有运费,而运费又由距离和运费率来决定。每一种农产品运费率不同,因为各种农作物都有最远可运距离,因而在什么地段种植什么农作物,要视其与城市的距离而定。
1909年,工业区位理论奠基人德国经济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发表了《工业区位论》,探讨了工业区位的移动规律,论述了影响工业区位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大小。韦伯假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其他因素如政策、政治制度、民族、气候、技术发展差别等不起作用,则工业区位的理想位置就是使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需要运输的里程和货物重量为最小的地方。
2、劳动力费用。关于劳动力费用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最早主要是韦伯提出并论证的,后得到其他经济学家的普遍认同。韦伯认为,假定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工业区位,实际对区位作用的因素主要是运输费用和劳动力成本。企业首先选择在运费最小地点生产,然后,劳动力成本的节约大于运费增加时,企业会选择在低劳动力成本的区域内生产。运费随着空间距离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空间规律性,而劳动力费用则不具有这种特性,它是属于地区差异性因素,是导致运费形成的区位格局发生变形的因素。
3、市场需求。关于市场需求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有美国经济学家费特尔提出的市场需求论、德国地理学家克斯泰勒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地理经济学家勒施提出的市场网络论。其核心观点在于,任何工业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销售量,取决于消费者数量与市场空间的大小。但是最基本的是运输费用和生产费用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并且这两种费用的高低与市场空间大小成反比,运输费用和生产费用越低,市场空间就越大,市场竞争力就越强,工业企业的生存和获利的空间就越大。
4、资源禀赋。资源禀赋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源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的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由于学界认同资源禀赋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而俄林的资源禀赋论被看作是一般区位理论。俄林认为,由于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决定了国际分工和国内工业区位的形成。在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在区域范围内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工业区位取决于产品运输的难易程度及其原料产地与市场之间距离的远近;在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工业区位取决于各地人口工资水平、储蓄率和各地区价格比率变动等。工业区位的移动既与已经形成的资本和劳动力配置的历史格局有关,也是生产要素在各地区之间重新配置和均衡关系变动的结果。
5、集聚因素。集聚因素指许多企业由于地理上的邻近而具有的经济效应,是单个企业孤立地在某个区位生产所无法获得的优势,包括专业化分工、交易费用的节约、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信息共享、知识与技术的扩散等。关于集聚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韦伯、马歇尔、格斯特等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韦伯较早就研究了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以及集聚分散几种最重要的因素对工业区位的作用,指出了集聚带来单位生产成本下降和利润的增加。之后,“新的产业空间”学派的斯哥特、斯多波等也认为,现代企业生产应采取弹性专精的生产方式,强调企业之间建立在一体化基础上的物质联系,集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节约运输成本,取得外部规模经济。“新产业区”学派的巴格那斯科等认为合作创新影响企业集聚,从而影响企业区位选择。
6、多因素复合作用。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美国学者埃德加·M·胡佛、艾萨德等人,综合了韦伯、俄林、勒施等人的论点,提出了对工业区位的多种成本因素综合分析,即认为最大利润原则固然是确定工业区位的基本条件,但最大利润原则的实现必然同自然资源、运输成本、工资成本、地区居民的购买力、工业品销售范围和渠道等等有关。
此外,也有学者从国际投资角度论及区位选择应考虑东道国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因素、政治环境和法律环境因素、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等方面。
综上所述,传统企业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理论的基石,对现实工业布局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传统企业区位理论对创新与企业区位选择关系的研究非常缺乏。尽管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传统企业区位理论都没有考虑创新问题,各个流派也都呈现出对创新的漠视。事实上,创新是最深层次的区位选择影响要素,创新对传统区位理论中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中每个因素都有本质的、决定性的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虽然也在发生着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是表层意义上的,它们都是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结果。
二、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学传统区位理论认为,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市场需求、资源禀赋因素、集聚因素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经济政策环境等其他因素。通过对人类经济发展历程中区位选择实践的总结,我们发现,传统区位理论讨论的各种因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失于肤浅,而真正影响企业区位的决定性要素是创新。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与企业区位选择有着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如何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区位环境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追本溯源地从根本上探讨企业区位选择的本质性决定因素,不仅对于区域经济理论而言有其理论进步意义,而且对于指导区域经济发展也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三、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
(一)创新及其构成
1921年,创新理论的开创者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这个经济学概念。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人生产体系。此后,关于创新也出现了不同角度的界定。本文沿用熊彼特对创新的界定。但与熊彼特以企业为出发点的创新又有所不同。第一,熊彼特强调创新是企业家行为,而本文的创新则既讨论主要由企业推动的技术创新、生产组织创新,也探讨主要由政府实行的制度创新。第二,创新有丰富的内容,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由于研究角度的需要和资料所限,本文仅探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技术创新是指与新产品的制造、新工艺过程或设备的首次商业应用有关的技术、设计、制造及商业活动。它包括:(1)产品创新;(2)过程创新;(3)扩散。制度创新,即社会游戏规则的改变,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社会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从而产生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变迁过程。制度经济学讨论的制度创新虽然可以兼论企业和政府,但其“经过成本一收益分析”的前提也隐含着该概念是针对企业而言的涵义。本文在探讨制度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影响时主要讨论政府宏观的制度创新问题。这也是本文的创新概念与传统的创新概念的不同之处。组织创新就是通过调整和变革组织结构及管理方式,使其能够适应外部环境及组织内部条件的变化,从而提高组织活动效益的过程。
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已得到世人公认,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显在的主要动力。
(二)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因素的作用
如前所述,创新是最深层的企业区位选择因素,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有着重要影响和作用。创新对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在其对传统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中有充分的体现。
1、创新对运输费用因素的作用机制。如前所述,运费因素在早期的区位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而随着产业技术的进步,运输手段、运输方式、运输企业管理方法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创新在运输费用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中的作用也逐渐凸显出来。第一,技术创新使运输手段日益先进,物流信息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运输效率不断提高,也使得运输费用对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变小;换言之,技术进步使得同等运费条件下运距更远,运量更多。这种趋势使得企业在区位选择时越来越少地考虑运费对其盈利目标的影响,而转向考察其他因素。第二,社会制度的创新或经济政策的变更也对运输要素有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导人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也在政策上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国际运费最省的沿海地区。这不仅使国内企业在区位选择上倾向于国际运费最省的沿海地区,也使得国际企业在对华投资上也顺理成章地选择沿海地区以兼收政策优惠和运费节省之利。第三,企业的组织创新,特别是物流企业“第三方物流”、“第四方物流”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企业通过将物流部分的职能转移到专门的物流企业,实现了组织结构的精简和自身经营范围的专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这和技术创新一样,具有使运费对企业区位选择作用减少的效果。
2、创新对劳动力费用因素的作用机制。劳动力费用曾是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而创新对劳动力费用也有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第一,技术创新对劳动力费用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有两重作用。一方面,机器设备的技术革新,生产技术的自动化、无人化,排除劳动力,降低了劳动力在企业成本管理中的地位。因而也削弱了劳动力费用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同时也要求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给企业增加了劳动力培训费用的负担。但企业还是愿意选择熟练劳动力丰富的地区,特别是创新型企业,对高水平劳动力供给能力的区位仍然有较强的选择倾向。第二,制度创新,特别是教育制度的进步对劳动力费用的区位意义有着削弱的作用。随着教育普及,一国国民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基本达到了一般产业工人所要求的知识水平,这种趋势使得一般产业的劳动力费用选择意义越来越受到削弱。特别是随着社会劳动力的高学历化,劳动力费用的选择反而出现了悖论,即社会劳动岗位不需要那么多的高学历,于是要么企业选择一般学历偏低的区域,要么出现就业者的学历使用浪费现象。第三,组织创新普遍具有节省劳动力费用从而降低劳动力费用对区位选择影响强度的效果。例如,跨国公司把选择低廉劳动力市场作为其总体战略之一,所以选择投资发展中国家。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位选择则可能不再主要受劳动力价格约束,而选择政策、市场等条件较好的区域。以学习功能为主要目标的创新组织的企业集群,通过知识溢出效果,就可以节省研发过程中的人力成本,而不必专门选择劳动力低廉的地区。
3、创新对市场因素的作用机制。传统区位理论关于市场因素的分析,主要讨论了企业生产成本与市场空间大小的关系。但是,传统区位理论基本上讨论了区位选择对市场划分的作用而非市场对区位选择的意义。客观上,市场的确是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参考因素,市场是否成熟和丰厚决定了企业区位选择的成败。而其中,创新更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第一,市场要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区位是否贴近市场上。这里,具体表现在运距以及运输成本的区位意义上。因此,前文论及的关于创新对运费的作用问题对于市场同样有意义。即,运距越短、运费越少,就越是可以视为满足市场要素的区位选择目标。而创新对运费在区位选择中作用程度的削弱,同样也降低了企业区位选择中对市场要素的要求。第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在一国内部受到削弱的市场要素在国际贸易受到关税壁垒及非关税壁垒限制之后成为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时的重要动因。企业为了进入进口国市场,主动选择在进口国设厂进行生产。进口国采取的关税壁垒及非关税壁垒等进出口制度是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区位的制度创新前提。而跨国公司这种生产组织创新的产生本身则是企业区位选择中市场作用的结果,而且进一步使得跨国企业选择进口国市场的方式大行其道。第三,创新对市场的生成有重要的培育作用。在理论上,技术创新可以培育一般市场。而一国的制度创新可以培育政策优惠区域的市场,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深圳、上海等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政策优惠市场。同样,企业的组织创新也可以培育一个区域的产业优势市场,例如,美国的硅谷这种产业集群方式培育了这个区域的IT产业优势,使得IT类企业愿意选择这种市场来作为企业区位。
4、创新对资源禀赋因素的作用机制。资源禀赋理论解释了国际分工的生产原理,亦解释了生产据点在国际间的分布问题,同时也解释了整个世界的厂商区位选择问题,因而,资源禀赋理论才具有解释区位选择的一般性意义。在资源禀赋理论看来,土地(包括与土地天然附着而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资本、劳动是决定生产区位的关键因素。但是,俄林的理论以世界平均生产技术水平一致为前提,排除了技术创新这一根本性创新的作用,因而在解释现实问题时遭遇“里昂惕夫之谜”而不能自圆其说。事实上,在资源禀赋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问题上,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都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技术创新决定了自然物质成为资源。回顾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所有自然物质被发现为有用的经济资源都源于人类对世界认识的进步,源于人类掌握了某些技术,发现了某个自然物质的用途并赋予它经济价值,这个自然物质才成为资源。没有技术创新,稻谷只是杂草,矿物只是石头而已。所以,技术创新使得人们认识到自然物质是经济资源,才使其产地成为自然资源优势的区位供企业选择。第二,制度创新对可流动资源(劳动力、资本)具有集聚效果。这是因为,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制度的优惠或苛刻必然令企业避害趋利,于是大量资本涌入政策优惠区位,使得该区位成为资本要素丰度较高的地域。而同样由于政策的优惠,使得企业在同等技术条件下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利润的扩大必然带来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从而导致劳动力资源的集聚,使政策优惠区位成为劳动力资源丰裕程度较高的区域。这使得企业在区位选择时愿意选择资本、劳动力丰度高的区域。第三,技术创新、组织创新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资源丰裕程度先天地决定于一个区位资源的拥有数量和质量,后天地取决于资源的利用方式。就企业而言,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就是在同等资源前提下创造出更多利润的过程。在此,技术创新可以通过生产技术的进步,实现原材料、劳动力的节省,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推出新产品获取超额利润。组织创新则可以通过生产组织的改良节省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效率,使得拥有技术创新优势和组织创新优势的企业能够在资源丰裕程度既定的前提下进行区位选择。
5、创新对集聚要素的作用。企业在区位选择时对集聚因素的考虑,既有产业链带来的必然要求,也有共享基础设施以节省交易费用、共享知识以降低研发成本、保持企业技术优势的需要。第一,技术创新是产业集聚形成的根本原因。技术创新的产业集聚效果,源于技术创新为一个产业带来相关的技术需求,使得这些资源为满足已有产业的技术需求而集聚起来。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要求产业间的合作,要求产业链的形成,而这个产业链的形成就源于人类掌握的科学技术所能够认识到的自然物质。譬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炼铁需要热能,而人类认识到的热能提供物质则是木炭或煤,于是煤钢生产往往集聚在一起。这种产业链的紧密联系要求技术上的相关企业必须选择这种区域来设厂。企业的集聚,带来劳动力的集聚,从而带动服务部门的发展、城市化的进步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这种区位环境的不断完善过程,进一步推动企业愿意选择这种区域来共享基础设施,并直接进入市场。第二,制度创新促进产业集聚。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转为间接调控,国家硬性配置产业区位的现象逐步得到改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逐步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使得企业逐步向区位优势强的地域集中。同时,区域经济主体的地位得到确立,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纷纷出台优惠政策,也成为吸引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沿海开放地区成为政策优势非常显著的区位,造成了全国资源大量向沿海流人的极化现象。第三,组织创新推动企业选择集聚区位。这种现象突出体现在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弹性专精企业,通过加工组装企业系列的建立,逐步形成了稳定的产业加工配套企业的集群。以IT产业为代表的企业群,为了获取不断的技术创新成果,享受知识溢出好处,形成了很多创新网络。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这种产业集群区域作为设厂区位。
四、结论
总之,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创新活动不仅对一个经济区位的产生有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也决定着一个区位优势的形成过程,进而决定了不同经济区位之间区位优势的此消彼长。由此,使得企业在区位选择过程中认识到一个区位的经济价值,判断一个区位的优势并对自身的区位选择做出决策。因此,可以说,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有着本质性的决定作用。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范文4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评价指数
[中图分类号]F323.211;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5-0104-07
[作者简介]张广来(1992― ),男,湖北黄梅人,江西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廖文梅(1978― ),女,江西万安人,博士,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理论经济学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生态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江西南昌 330045);孔凡斌(1967― ),男,江西九江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江西财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从事生态经济、资源与环境经济和农林经济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例”(12&ZD213)、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报告”(13JBGP02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63025,41261110)、江西省普通高校科技落地计划科学前沿项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利用与生物多样性变化及优化技术”(KJLD12065)与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中青年教师发展计划访问学者专项资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n Analysis of the Intensive Utilization Level of Regional Land Resources and the Affecting Factors in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
By: Zhang Guanglai, Liao Wenmei & Kong Fanb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synthesizes the indicators of agricultural and urban land utilization into the index of regional l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comprehensively evaluates the intensive utilization level after non-dimensionally processing the data of land resources utilization in 32 subzones from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 and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based on the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2012 counties that ranked high for their degree of intensive land utilization with descending order were Nanchang, Xinjian, Duchang, Jiujiang and so on. Among the factors that impact the degree of intensive land utilization in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 “Gross Regional Product”,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and “forest coverage” are obviously three positive elements while “green area per capita”is a negative one.
Key words: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land resources;intensive utilization;evaluation index;influencing factors
一、引言
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积极开展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工作,应在有限的土地利用总面积和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上,通过宏观调控,科学合理地安排和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的土地投入产出率,促进经济发展,走内涵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达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最大化①。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在城镇土地利用方面,外延扩张、用地粗放、效益低下等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为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适应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需要,必须改变城镇土地粗放、低效率利用的局面。对区域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评价,旨在通过区域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挖掘存量土地利用潜力,为制定区域土地管理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中国南方经济最活跃的经济区之一,面积为5.12万平方公里,占江西省国土面积的30%。因其优越的地理自然环境,成为江西境内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也是国家中部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同时,该区域的经济建设也对江西省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2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达7626.25亿元,经济总量占江西省比重达58.9%。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土地资源利用经历了土地围垦―土地退化、生态破坏―土地整治等一系列发展变迁。近年来,受自然资源条件及相关土地政策实施、社会经济状况和农民土地观念的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土地资源利用日趋紧张。一方面,农村地区不断减少的湖区耕地总量制约着湖区农业建设的发展;另一方面,因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对用地需求的日益加大,存在盲目兴建开发区,企业追求规模化、花园式厂区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城镇土地利用中的浪费现象非常严重,使得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增速大大高于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土地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社会经济发展②。
本文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分区的土地利用状况进行比较和对各分区的农村土地集约利用及城镇土地集约利用两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分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排名情况。接着,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利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各影响因素对鄱阳湖土地资源利用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并给予政策上的启示。
二、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理论基础
土地集约利用是以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为前提,通过增加存量土地的投入,改善土地经营和管理,使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和土地利用率不断提高③。土地集约经营最早来自于对农业土地利用的研究,是由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地租理论中首先提出来的,是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地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使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求在较小土地面积上获得高额产量和收入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
(一)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在众多对农业土地集约利用规律的研究中,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杜能(J. H. Thünen)提出的同心圆布局原理认为:农业土地利用的合理集约度按土地区位即距离市场远近配置,将区位与土地利用合理集约度研究结合在一起。国内学者对农地集约利用的认识虽受国外研究的影响较大,但在概念内涵的认定上有些许差别。他们认为,集约度是表示单位面积土地上所投入劳力资本的程度,投入的劳力资本较多则较为集约利用,投入的劳力资本较少则较不集约,也即通常所称的粗放利用,故集约度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如果一块土地上投入资本较多、劳力较少,可称为资本集约,反之则称为劳动力集约。并非每一块土地都要集约利用,有些土地因为属性特征原因,可能粗放利用更加有利。在人多地少的国家,通常采取集约利用方式。如果土地多、资本多,亦采取资本集约方式;如果土地少、资本少而人口多,则往往采取劳动力集约方式。目前,我国区域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主要还集中在大中城市以及开发区,针对农村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还很少。有关学者在对农村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进行研究时,从“土地产出率”“土地投入强度”“土地利用强度”和“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这四个方面,构建了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的土地利用集约度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①。
(二)城镇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从城镇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方面来看,土地是城市发展的载体,土地利用规划实质是对城市土地利用实施科学指导。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普遍认为城市化与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是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过去有些研究认为,影响土地集约利用的因素有很多,不仅包括作为系统运行基础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还包括作为系统主体的不同层次利用者,而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便直观地表现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高低②,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土地利用适宜性与限制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如人口、科技水平、经济结构等),不同土地利用主体的用地目标和手段。另有学者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低、速度不快、城镇布局不合理、建设用地扩张较快、耕地面积减少迅速、土地集约化程度较低、土地利用中违法现象频发等原因,导致了城镇土地资源利用存在较大问题③。
本文在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进行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分析时,综合了国内外有关土地集约利用的相关研究资料,从农业用地与城镇用地两个方面的土地集约利用情况下,选取不同的指标进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比较研究。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和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一)经济计量模型的构建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假设
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综合程度指数”为因变量,以影响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的各因素为自变量,构建经济计量模型,在模型的具体形式上,本文采用双对数回归模型,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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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i、X1、X2、X3、X4、X5、X6、X7分别对应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指数、地形因素、人口数量、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贡献率、地均零售额、人均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β1、β2、β3、β4、β5、β6、β7分别表示地形因素、人口数量、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贡献率、地均零售额、人均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的弹性。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统计年鉴2012》,以及各县区的统计年鉴、政府报告等。由于数据的获取具有一定的困难和局限性,因此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8个分区重新划分为32个分区,其中“东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湾里区”“青山湖区”5个分区统称作“南昌市区”;将“昌江区”“珠山区”2个分区统称作“景德镇市区”;将“庐山区”“浔阳区”2个分区统称作“九江市区”;将“渝水区”称作“新余市区”;将“月湖区”称作“鹰潭市区”;将“临川区”称作“抚州市区”。
(三)变量解释
1.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指标
通过构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综合指数,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2个分区的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度。从农业用地与城镇用地两方面选择单位耕地面积的农业产值、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每单位面积建成区人口数、城镇建成区地均固定资产投入这4项指标,建立评价指标。对原始指标数据经无量纲标准化和平均加权处理后,得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2个分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综合排名靠前的几个分区从高到低依次为:南昌县、新建县、都昌县、余江县、进贤县。
2.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影响指标体系
合理地选择评价指标体系是科学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的关键。本研究参照已有研究成果,通过专家咨询、理论分析和经验借鉴,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状况选定的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将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作为目标层,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最终构建出以地形人口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生态建设水平为3个准则层的7个指标。其中,衡量地形人口状况的指标为:地形因素、人口数量;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为: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贡献率、地均零售额;衡量生态建设水平的指标为:人均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最终形成如表2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
(四)数据的检验
利用Eviews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得到表3所示的回归结果。
(五)模型结果分析
从表3可看出,模型的拟合程度总体而言较好,统计检验有一定意义。同时,各个解释变量的估计符号与预期符号一致,能在一定程度上佐证假设理论。但具体来看,各解释变量对土地集约利用影响的显著性和影响程度不同。
1.人均绿地面积与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呈反向作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人均绿地面积提高1%,土地集约利用程度降低1.04。人均绿地面积越多,进一步提升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空间则越有限,难度越大,这一结论主要与当前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有关。纵观社会发展历程,当社会发展处于建设初期,要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可能会带来以生态环境或人的生活品质的损耗作为代价。
2.对于人均绿地面积较低的地区,其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提升空间较大,但在追求高效率的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同时,也要保护城市绿地,可采取如提高住宅绿地率、发展楼宇绿地、形成立体绿地化发展等措施。
3.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贡献率、森林覆盖率对鄱阳湖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地区生产总值提高1%,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提高0.244。第二产业贡献率提高1%,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提高0.578。由此可见,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影响该区域的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第二产业发展程度越高,该区域进行土地集约利用的经济条件越好。因此我们应大力发展地区经济,提高经济总量水平,通过经济快速发展带动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同时第二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的主导地位应予以突出,并努力向集约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使得土地资源的利用在第二产业发展中达到最大化。同时,在10%的显著水平下,森林覆盖率提高1%,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提高0.857。因此,要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应重视森林植被覆盖状况,注重生态建设。
4.人口数量、地均零售额对鄱阳湖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具有抑制作用但效果不明显。其中地区人口数量每增加1%,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下降0.234。这说明,一定区域内人口越多,该地区人口密度越大,人地矛盾愈发紧张加剧了土地集约利用率的下降。因此要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就要合理控制和规划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均用地,避免加剧人地矛盾。同时,当一定区域内地均零售额较高时,商品交易市场繁荣,市场饱和度较高,要进一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较为困难。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在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已有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研究的基础上,评价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2个县(区)的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定量考察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构建了一套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运用模型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进行了初步评价,并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2个分区的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地区的土地集约利用率不尽相同,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前三位排名分别为南昌县(6.23),新建县(5.91)和都昌县(5.9),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排名靠后的三个区域分别为九江市区(1.36),永修县(1.47),鄱阳县(1.55)。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受自然、人文、经济、生态等多重因素影响: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贡献率、森林覆盖率对鄱阳湖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人均绿地面积、人口数量、地均零售额对鄱阳湖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具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地形状况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影响不显著。
(二)政策启示
基于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个分区的不同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和影响其利用程度的驱动因素及作用机理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其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2个分区的土地利用集约度指数位于3.05―5.9之间,说明由于受到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鄱阳湖经济区内各县区之间土地集约利用状况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为了合理利用鄱阳湖区的土地资源,要立足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整体情况,根据各县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因地制宜地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持续性地利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土地资源,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协调和各地区均衡发展。
其二,在人均绿地面积较低的地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提升空间较大。在这些区域追求高效率的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时,要特别注意保护城市绿地,例如可以采取提高住宅绿地率、发展楼宇绿地、形成立体绿地化发展等措施,促进土地开发与生态建设和保护的协同发展。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范文5
不同划分标准之间存在交叉,如可控因素既包括有形因素,也包括无形因素。实际上,海上执法的本质在于通过强制手段协调人类海洋活动之间以及人类海洋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据此,按照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角度划分影响因素,能较好地反映影响海上执法的不同方面;同时,鉴于海上执法以国家为单位开展,该划分方法也能够更好地保持国家之间的可比性。进一步来看,从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角度,可以将影响一国海上执法活动开展的各种因素划分为经济社会因素与自然环境因素,其中经济社会因素是指对海上执法活动开展拥有影响的社会物质和精神条件,涉及一国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体系,包括政治制度、经济特性、文化特性和科技特性等因素;自然环境因素是指能够影响到海上执法开展的天然形成的客观物质条件,包括自然地理、自然资源等因素。上述的经济社会因素,主要反映国家海上执法活动所涉及的人文环境,范围广、内涵复杂,并且国家之间的差异难以衡量,如美国与英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特性的差异;同时,一些经济社会因素本身的界定就较为模糊,如一国科技水平的高低常用定性方法来衡量,主观性较强。相比之下,自然因素作为影响海上执法的重要方面,可以用来刻画海上执法活动的自然环境,具有客观实在性,容易进行量化分析与比较。鉴于此,本文重点针对自然环境因素进行探讨(见表2)。由上表可知,影响国家海上执法活动开展的自然环境因素包括自然地理和自然资源两大因素,前者主要包括国家空间区位和所处海域水文气象等,后者主要包括海岸线、海岛、管辖海域、海洋资源等。其中,空间区位是指一国在地球表面所处的具置及与其他国家的空间相对位置关系,并不涉及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鉴于自然因素具有地域差别性,并且大都非人力所能控制,故此一国在开展海上执法活动时,必须充分考虑相关自然因素的影响,因地制宜,才能达到海上执法的目标效果。
二、海上执法的自然因素影响解析
如前所述,海上执法开展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之下,受到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并且不同自然因素对于海上执法的具体影响程度不同,因此有必要分别针对各种因素进行细化分析,并探究其对海上执法的影响。
2.1自然地理因素自然地理因素是指地理位置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自然条件,影响海上执法开展的自然地理因素主要包括空间区位、水文气象等。(1)空间区位空间区位是指一国在地球所处的具置以及同其他国家间的空间关系,可用其所跨经纬度范围、濒临海域、接壤国家等进行精确刻画。第一,不同经纬度范围对应不同的气候类型,如印度尼西亚位于东经96°~140°、南纬12°~7°之间,主要气候类型是热带雨林气候;俄罗斯位于北纬40°~80°之间,主要气候类型是亚寒带针叶林气候与极地气候。经纬度不仅直接影响海上执法的开展,还通过影响其他涉海活动间接地影响海上执法。如俄罗斯气候寒冷,冬季漫长,不利于开展海上执法;但同时恶劣的气候条件也降低了海上走私、偷渡等犯罪的发案率,降低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第二,濒临海域类型可划分为濒临边缘海与濒临大洋两种。国家间的海洋权益纠纷主要集中于边缘海,如我国与日本在东海、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在南海的划界纠纷,澳大利亚与东帝汶关于帝汶海海域划界纠纷等。相比之下,一侧邻近大洋的国家较少出现海洋权益纠纷,如日本的东向太平洋一侧。因此,濒临边缘海的国家,其海上执法的复杂性较高。第三,海向接壤国家是指与一国管辖海域边界相连的国家。由于海洋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海向接壤国家间易产生海洋权益纠纷,尤其是海域划界。全球大致存在376~400条潜在海域边界,已经确权的仅占1/3。①以南海为例,我国南海诸岛周边主要国家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各国在南海海域权益纠葛复杂,在进行海上执法时,相关事件极易升级为国际外交事件,甚至带来区域和全球海洋格局的变化,需要格外审慎。因此,海向接壤国家数量多的国家,其海上执法国际性和复杂性较高。总的来说,空间区位对海上执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空间区位决定一国管辖海域的气候类型,气候温和的海域涉海活动比较容易,海上违法活动的发案率较高,海上执法任务较为繁重,要求海上执法队伍具备较大的规模;气候恶劣的海域违法活动相对较少,但海上执法活动的难度较大,对海上执法装备性能与执法人员素质的要求较高。另一方面,空间区位决定一国濒临海域的类型与海向接壤国家的数量,濒临边缘海或海向接壤国家多,较易与邻国产生海洋权益纠纷,对海上执法队伍的维权执法能力要求较高,需要有一支更强有力的海上执法队伍。(2)水文气象水文气象是指国家所处海域相关的水文和气象状况,包括海域水温、海况、海洋灾害等因素。第一,海域水温主要指海洋表层温度。部分涉海产业对海域水温要求较高,如近海旅游、渔业生产等。海域温度过低的国家涉海活动相对较少,如加拿大北部濒临北冰洋,常年水温在8℃以下,冰期在270天以上,严重影响海上旅游、渔业生产、航运等涉海活动的开展,降低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第二,海况是指风力作用下的海面外貌特征,对海上执法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海况对船舶安全航行、飞机巡逻侦察等影响较大,海况差不利于海上执法的开展,并易引发海难,加大了海上执法的难度;另一方面,海况差的海域涉海活动较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第三,海洋灾害包括强对流天气、海雾、风暴潮、海冰、赤潮等。一方面,海洋灾害不利于海上执法的开展,如在强对流天气下,海上巡航的危险性会大大提升,进而提高海上执法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海洋灾害对涉海活动的影响较大,如海雾、海冰极易造成海难事故,赤潮会导致海洋生物的大量死亡,给海洋渔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从侧面提高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一般而言,水文气象不佳的国家涉海活动较少,但海上执法的危险性较高,不仅对海上执法装备提出较高的要求,并且要求海上执法人员具备良好的应对海上突发事件的技能;水文气象条件好的国家涉海活动较多,海上走私、偷渡等犯罪的发案率相对较高,通常需要配备较多的快艇、直升机等,以提高海上执法的灵活性与机动性,实现对海上违法活动的有效管控。
2.2自然资源因素自然资源是指天然存在并且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影响海上执法开展的自然资源因素主要包括海岸、海域、海岛、海洋资源等。(1)海岸及海岸线海岸是指邻接海洋边缘的陆地,是海洋和陆地相互接触和相互作用的地带,按照构成物质划分为不同类型;海岸线是指陆地与海洋的交界线,包括海岛海岸线与大陆海岸线,可用其形态和分布情况进行精确刻画。第一,按照海岸的构成物质,可划分为基岩海岸、平原海岸和生物海岸三种。生物海岸主要指珊瑚礁海岸和红树林海岸,涉海活动较为单一,海上执法以环境保护为主,专业性较强;平原海岸和基岩海岸附近涉海活动较多,包括海上旅游、渔业、航运等,海上执法需兼顾各方,综合性较强。第二,海岸线形态主要包括海岸线的总长度和曲折程度。一方面,海岸线长的国家通常管辖海域面积较大,海上执法目标区域广阔,提高了海上执法的难度;另一方面,海岸线曲折的国家,海湾、海岛数量越多,近海深度越浅,适宜走私、偷渡、海盗等犯罪行为的开展,提高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如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尼等国,海岸线曲折、海岛及海湾众多,走私和海盗活动猖獗,海上执法的复杂性较高。第三,一国海岸线的分布情况可分为连续分布、间断分布两种,连续分布如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间断分布如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一般来说,海岸线连续分布的国家,海上执法力量资源分布较为紧密,易于集结机动,能够有效应对大型突发事件;海岸线间断分布的国家,海上执法力量资源分散,如美国海上执法力量资源分散于东海岸和西海岸,不易进行集结,海上执法的灵活性受限。通常情况下,生物海岸附近海域的执法要求执法人员具备较高的环保专业素养,并相应配备专业化的环保设备;平原海岸和基岩海岸附近海域的执法则对执法人员的综合素养要求较高。海岸线长的国家,海上执法目标区域广阔,相关执法装备(船舶、飞机)应具备较好的续航能力,以实现全覆盖;海岸线曲折程度高的国家,应配备较多的快艇与直升机,保证海上执法具备较高的机动性与灵活性,以有效打击相关违法行为。海岸线间断分布的国家,应建立完善的高层协调机制,以克服执法力量资源分散、不易集结的缺点。(2)管辖海域一国管辖海域包括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部分国际海底区域等,不同区域的国家权利不同,从领海基线向外依次是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见图1)。第一,国家在本国管辖海域内享有管控违法行为、开发相关资源等诸多权利(见表3),因此各国均十分重视对本国管辖海域的划界。如韩国和日本在1996年领海及毗连区法公布后,均主张更宽泛的基线制度,以扩大本国管辖海域面积,攫取更多的海洋利益。就海上执法而言,管辖海域面积大的国家,涉海活动较多,海上执法的全面覆盖较为困难,提高了海上执法难度。第二,由于一国在不同海域(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不同,海上执法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异。由上表可知,从领海到专属经济区,国家海上执法职能逐渐趋于专业化。换言之,领海和毗连区面积比重大的国家,海上执法综合性较强,如地中海沿岸的非洲国家;专属经济区面积比重大的国家,海上执法专业性和国际性较强,如日本和新西兰等国。需要指出的是,管辖海域较大的国家,应兼顾海上执法的全面性、机动性与灵活性,海上执法队伍不仅要配备续航能力高的大型舰艇与固定翼飞机,也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快艇与直升机;专属经济区面积比重大的国家,应注重对执法队伍海洋维权能力的培养,建立完善的定期维权巡航制度,以使本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3)海岛海岛是指四面环水、时高于水面的陆地区域,其数量、到陆岸距离和空间分布形态对海上执法具有重要影响。第一,海岛数量影响海上执法目标空间区域的范围。海岛作为海上活动的重要载体,本身就是海上执法的主要目标区域之一。同时,海岛直接影响一国管辖海域的面积,部分近岸海岛作为领海基点,是计算一国管辖海域的起始点;边远海岛周围12海里属于一国领海,并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因此,海岛数量多的国家,海上执法目标空间区域较为广阔,提高了海上执法的难度。第二,按照海岛到陆岸的距离,可划分为近岸海岛与边远海岛两种。一般来说,近岸海岛的开发管理较为完善,相关执法活动较易开展;边远海岛由于离陆岸较远,对执法船舶的续航能力与抗风浪能力要求较高,不易实现常规化监管,如我国南海诸岛远离陆岸,最南的曾母暗沙到海南岛直线距离1600千米,很难实现海上执法的全面覆盖,海上执法难度增大。第三,海岛的空间分布形态可分为集中分布与离散分布两种。集中连片分布的海岛较易实现统一管理,降低海上执法的难度;零星离散分布的海岛涉及海域广阔,如马来群岛有大小岛屿两万多个,涉及海域东西宽4500千米,南北长3500千米,如此广阔的分布范围提高了相关国家海上执法的难度,且易诱发海上非法行为,加大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简言之,海岛数量多、离陆较远、分布离散的国家,海上执法目标空间区域较为广阔,在保证海上执法的全面性、机动性与灵活性的同时,应注重对边远岛礁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针对性地为海上执法队伍配备监控设备和携带轻型武器的直升机、中小型无人机,以实现对边远海岛周边大面积海域的有效监控。(4)海洋资源海洋资源是指形成和存在于海水、海洋中的资源,主要包括生物资源、能源资源、化学资源和空间资源等,其蕴藏量、分布形态及地点和流动性对海上执法具有重要影响。第一,海洋资源蕴藏量对海上执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海洋资源是各国海上执法机构监管和保护的主要对象之一,海洋资源蕴藏量大的国家,通常海上执法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海洋资源丰富的海域承载力较高,涉海活动较多,提升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如秘鲁附近海域渔业资源丰富,非法捕捞活动频繁,秘鲁海岸警卫队与国家警察局长期合作,征募人手监视并鼓励非法捕捞线报,以便海岸警卫队抓捕非法人员。第二,海洋资源的分布形态与地点对海上执法具有重大影响。一方面,海洋资源集中于同一海域的国家较易实现对相关资源的全面保护和监管,如英国虽然管辖海域面积广阔,但其海洋油气资源主要在北海,降低了海上执法的难度;另一方面,分布于专属经济区的海洋资源易受到邻近国家的觊觎,引起海洋权益纠纷,提高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如在南海,中国主张管辖海域的油气资源被掠夺,就属于这种现象。第三,部分海洋资源具有流动性,较难实现监管与保护。一方面,海洋渔业资源的流动性,使得某些渔业资源成为几个国家的共有资源,因此渔业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往往要进行国际间和区域间合作,海上执法的国际性特征突出;另一方面,海洋流动性资源的开发也易引起相邻国家间的冲突,如日韩渔业冲突,仅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先后有328艘日本渔船、3929名日本渔民被韩扣留,44人丧生,而2000年以来日本也扣押了150余艘韩国渔船。大体上,海洋资源蕴藏量较大或分布分散的国家,为实现对特定资源的有效保护与监管,不仅要求拥有一定规模的专业执法队伍,并且需要海上执法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对于海洋资源密布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应在定期维权巡航中给予重点关照;流动性海洋资源丰富的国家,对海上执法的机动性与灵活性要求较高,并且需要根据相关资源的流动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展海上巡航。
三、海上执法的自然环境评价分析
各种自然因素构成海上执法开展的基础背景,并对海上执法产生了复杂影响,进而对海上执法力量建设提出不同的具体要求。海上执法的自然环境评价应充分考虑这种复杂性,以达到对海上执法自然环境的客观映射甚至再现。
3.1自然环境对海上执法影响的复杂性自然环境对海上执法的影响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同时自然环境内部各因素也并非完全割裂,而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构成了复杂的“海上执法—自然环境”系统,故此必须辩证地看待自然环境对海上执法的影响。首先,自然环境对海上执法的影响具有多面性。一方面,海上执法作为人类涉海活动的一种,它的展开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恶劣自然环境下的海上执法必将受到限制;另一方面,自然环境通过影响海上执法的客体,进而对海上执法产生间接影响,譬如良好自然环境下的涉海活动增多,提高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其次,不同自然因素对海上执法的影响具有关联性(见图2)。不同自然因素对海上执法的具体影响既有不同,各种自然因素之间又并非完全割裂。例如,海岸线长度和曲折度影响一国领海基线的划定,进而影响一国管辖海域的面积;海岛附近海域往往蕴藏着丰富的矿藏,影响一国海洋资源总量的大小,等等。再次,自然环境对海上执法的影响兼有静态性和长时效的特点。一方面,自然环境具备相对的时空稳定性,短时期内变化较小,对海上执法的影响呈现静态性。虽然部分自然因素呈现一定的变动性,但变化幅度不大,对海上执法的影响较小。如以港口、盐场建设等人类活动以及河口淤积等自然作用的影响为例,我国山东省海岸线总长度2598.01千米,年均增长约7.16千米,变化幅度仅为0.27%。①另一方面,多数自然因素的变化具有不可逆性,一旦发生变化则很难恢复原状,尤其是海洋是不可再生资源,一经利用即在相当时期内不能再生,对海上执法的影响具有长时效的特点。最后,自然环境对海上执法活动的影响程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且不同自然因素的变化趋势与程度不同。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摆脱自然因素限制的能动性逐渐增强,部分自然因素的影响趋弱,如随着造船技术的提升,海上巡航执法受恶劣天气的影响程度逐渐降低;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能够增强部分自然因素对海上执法的影响,如随着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从海洋中开采或提取某种资源变得有利可图和技术可行之时,就会增加相关涉海活动,海洋资源对海上执法的影响也随之加大。总的来说,“海上执法—自然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各自然因素对海上执法的影响具有多面性、关联性、静态性、长时效等特点。在针对某一国家进行海上执法的自然环境分析时,需要兼顾全面性与针对性,以真实地反映自然环境对海上执法的影响。
3.2海上执法的自然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海上执法作为人类涉海活动的一种,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海上执法自然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作为海上执法自然环境的客观映射甚至再现,应具体而真实地反映自然环境对海上执法投入、执法难度、执法发展方向等重要层面的影响。鉴于此,海上执法自然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一方面要遵循构建指标体系的一般原则,即满足科学性、全面性、合理性和易得性等;另一方面,该指标体系构建应以影响海上执法的重要自然因素为主线,在精简、不重叠的基础上,真实再现自然环境对海上执法影响的复杂性。海洋油气资源和渔业资源的总量及其分布情况作为基本出发点。一方面,油气资源与渔业资源是最重要的海洋资源。世界水产品的85%左右产于海洋;海底石油可采储量1350亿吨,占全球总量45%;海洋天然气储量140亿立方米,占全球总量50%以上。另一方面,这两种资源的典型性强,油气资源不可再生,其开发需要一定技术支持,且易引起海洋环境污染和邻国间海洋权益纠纷;渔业资源具备流动性,其开发和保护往往需要国际间的合作。众所周知,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是相互依存、融为一体的,很多因素其实是两者交汇融合的共同结果,如海域划界纠纷、海域承载力及其繁忙程度等,既涉及自然因素,又涉及经济社会因素。同时,海上执法自然环境内部诸因素之间又存在复杂的关系。从这个庞大复杂的“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系统中,厘清各自然因素对海上执法影响并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是十分困难的。为保证各指标的独立性、客观性以及指标体系的全面性,上述指标体系在构建过程中,需从自然环境角度出发,考虑海上执法的主要自然影响因素,采用大量的定量指标和相对指标,在保证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同时,利用相对指标信息量大的特点,确保指标体系具备较好的涵盖性和全面性。部分指标的计算方法及相关说明。需要强调的是,相对指标采用两个有联系的指标的比值来反映自然环境对海上执法的影响,把有关自然因素的绝对差异抽象化,可以弥补绝对指标的不足,更好地说明海上执法自然环境的内在结构特征,为深入分析自然环境对海上执法的影响提供依据,更有利于对海上执法自然环境的客观重现。
四、结语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范文6
本研究针对目前生态系统服务产品提供的价值评估缺乏空间表达、对数据要求高、评估效率低等不足,初步构建了适用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品提供的价值评估方法,探讨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生态系统服务产品提供功能。
1研究区概况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南部,地处20°54'9"~24°2'6"N、107°19'26"~109°51'54"E,东西长262km、南北宽347km,总面积4.17万km2,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4市所辖行政区域组成,地处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区、大西南区域经济合作区和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区的结合部,是我国西部大开发地区唯一的沿海区域,也是我国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接壤的区域,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突出。
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生态系统通过初级生产、次级生产供应为人类提供农业、林业产品等,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需求。由于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能够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因此可以采用市场价格法对生态系统产品提供的服务进行价值评估[4]。
2.1农业产品提供的服务价值
2.1.1价值量评估
评估中主要考虑纳入国民经济核算框架的农业产品价值[5],包括粮食、糖料、油料、蔬菜及其他农作物,以及茶园、果园、桑园及其他园地等提供的产品。计算公式如下:Va=∑Aa,i×Ya,i×Pa,i式中,Va为农产品的价值(元);Aa,i为第i类植物产品可收获的面积(hm2);Ya,i为第i类植物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kg/hm2);Pa,i为第i类植物产品当年的市场价格(元/kg)。
2.1.2空间表达
由于在耕作管理上的不一致,在同一块耕地种植的农作物在年内和年间会不一样,即有可能出现种植粮食作物、油料作物及同时种植其他作物的情况,加上间作套种等模式出现,难以确定具体粮食作物或油料作物的复种指数。因此,为合理表示种植业农产品的价值空间分布,有效确定各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对各种农作物统一采取全研究区的平均复种指数(播种面积/耕地面积)。
根据广西统计年鉴中各类作物的播种面积、单产、产值,计算出研究区域中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播种面积/复种指数)及平均单位面积产值;将各种农作物在各研究区的种植面积乘以单位面积产值,得到每种农产品在各研究区的产值;各产品产值经过权重系数(各产品667m2产量与研究区平均的比值)修正(体现空间肥力和管理水平的差异),再经种植面积加权后赋予相应的土地利用图斑(由于同一种耕地,如灌溉水田,有可能种植粮食也有可能种植蔬菜,各研究区域的农产品种植结构也不尽相同,为了缩小这种空间差异,对不同研究区域内不同农作物进行种植面积加权,得到研究区域内同一耕地类型总的单位面积价值后,平均赋予相应的图斑)。
将土地利用图与行政区划图合并,得出不同区域的不同土地利用斑块,融合后将各种农产品价值赋予各自土地利用图斑,然后对农业产品价值字段进行渲染,得到农产品提供的服务价值分布(图1,封底)。
2.1.3价值评估
2010年北部湾经济区粮食、油料、水果、蔬菜等农产品的总产值为2249258万元。由图1可见,2010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产品价值空间分布差异大,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耕地资源主要分布在中部直接相关。从表1可知,按集中程度分析,有3个较为明显的集中区域,分别位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中部(南宁市辖区、横县)、中南部(钦州市辖区、灵山县和合浦县)、中北部(武鸣县、宾阳县);按区域总价值统计,最大值779376万元(南宁市辖区)与最小值2171万元(东兴市)相差358.99倍;按研究区域单位面积价值统计,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单位面积农产品平均价值为52.95万元/km2,其中,最大值119.54万元/km2(南宁市辖区)与最小值4.32万元/km2(东兴市)相差27.64倍。
2.2林业产品提供的服务价值
2.2.1价值量评估
生态系统提供的林业产品主要包括采伐的木材、竹材及采集的非木林产品[6],采用市场价格法评估,计算公式如下:Vf=∑Af,i×Yf,i×Pf,i式中,Vf为林业产品的价值(元);Af,i为第i类林业产品可收获的面积(hm2);Yf,i为第i类林业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kg/hm2);Pf,i为第i类林业产品的市场价格(元/kg)。
2.2.2空间表达
根据北部湾经济区内不同的植被覆盖情况,计算各种植被生产的林产品的价值,平均分配给相应的土地利用图斑。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及森林资源分布(如划分有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等),林业产品供给价值用年内增长活立木价值表示,运用市场价格法计算。对于活立木价值,根据森林资源调查资料确定生态系统优势林分分布,根据统计年鉴获得林业产品年净生长蓄积量数据;确定当年活立木价格,与年净生长蓄积量相乘,得到各林分活立木价值;利用GIS软件,将计算出的各种林分活立木价值分别赋予相应的土地利用图斑,然后对林业产品价值字段进行渲染,得到林产品的价值空间分布图(图2,封底)。
2.2.3价值评估
2010年北部湾经济区林产品价值为2145287万元。从图2可见,林产品价值总体分布在中南部,与农产品价值分布差异较大,这主要与北部湾经济区林业资源分布状况相关。从表2可知,按研究区域总价值比例统计,南宁市辖区(12.70%)、钦州市辖区(11.63%)、上思县(9.64%)较高,合浦县(3.80%)、东兴市(1.44%)、北海市辖区(0.69%)较低,最大值272390万元(南宁市辖区)与最小值14884万元(北海市辖区)相差18.3倍;按研究区域单位面积价值统计,北部湾经济区单位面积林产品平均价值为50.5万元/km2,其中,上思县(72.79万元/km2)、防城港市辖区(65.90万元/km2)、浦北县(63.23万元/km2)较高,宾阳县(36.77万元/km2)、合浦县(33.58万元/km2)、北海市辖区(15.16万元/km2)较低,最大值72.79万元/km2(上思县)与最小值15.16万元/km2(北海市辖区)相差4.8倍。#p#分页标题#e#
2.3产品提供的服务价值
2010年北部湾经济区产品提供价值(含农业产品和林业产品提供价值)为4394545万元,产品提供价值的空间分布如图3(封底)所示。北部湾经济区产品提供价值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耕地、林地资源主要分布在中部直接相关。从表3可知,按研究区域总价值统计,最大值1051766万元(南宁市辖区)与最小值246676万元(东兴市)相差31.8倍;按单位面积产品价值统计,北部湾经济区单位面积产品平均价值为103.44万元/km2,其中,最高的南宁市辖区(161.31万元/km2)与最低的北海市辖区(81.31万元/km2)相差3.6倍。
从评估结果发现,生态系统服务产品提供价值存在高度空间异质性,若不进行价值的空间分配过程,各项服务产品提供价值只能按行政区域数值进行表示,难以体现空间差异。如农业服务价值与作物类别、播种面积、土壤肥力、农作物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有关,空间差异非常大;若仅仅采用各行政区域统计资料数据表示各项服务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会掩盖其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产品提供价值空间分配过程,结合其他生态系统价值评估结果,有利于对特定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进行全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