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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因素范文1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3-0006-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产生了对建设用地持续迫切的需求，建设用地扩张，尤其是城镇用地空间拓展成为我国目前土地利用变化的最主要特征［1］，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在自身经济发展和城镇用地扩张的双重压力下呈缓慢增长趋势。然而同期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缓慢的用地规模增长意味着快速的人均用地增加，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日益粗放，出现“农村减人不减地”的奇特现象，对我国耕地资源保护造成了巨大的压力［2］。
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学者在全国，区域和个案城市三个尺度都有所涉及［3］，定量分析以对区域和个案城市为主［4-5］，在全国尺度上则多为定性分析和定量描述［6-7］。总结已有的研究，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类：自然因素，如坡度、海拔、耕地资源；人口和家庭因素，如人口规模、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因素，如工、农业产值、农村居民收入因素；交通因素，如交通运输水平、与河流或者公路的距离；政策制度因素，如农村土地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宅基地政策。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揭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但是对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城镇空间扩张和乡村自身发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双重作用缺乏足够的重视。本文立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在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转换来源和流向的基础上，总结影响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并选择相应指标构建计量模型对来自区域、城镇和乡村自身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制定政策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提供一定的实证研究依据。
1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一致性，本文以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外的22个省、4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共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的基本单元，研究时段为2000-2008年。
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来自于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常住人口数据来自于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各省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户籍人口数据来自于2001-2009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同时参考了《中国农业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 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分析
2.1 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趋势分析
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在缓慢减少，从2000年到2008年共减少了24 985 hm2，年均增长率为-0019%；同期农村人口总量从7.84亿减少到6.83亿，共减少了1005亿人，年均增长率为-1.701%。2000-2008年间我国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要远远快于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的速度，因此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持续快速增加（图1），导致我国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远远超过了相关村镇规划标准中规定的80 m2/人-150 m2/人之间的上限［8］。
2.2 农村居民点用地流转方向分析
从2004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入的情况来看，新增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来源于农用地，达到79%，其中45%来源于耕地，34%来源于除耕地以外的其他农用地，其次是来自未利用地的15%，只有6%左右是由建设用地内部除农村居民点用地外的地类转化而来（图2）。从2004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出的情况来看，流失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转换为其它建设用地，达到64%，其中59%转为城镇工矿用地，8%转为其它建设用地；转换为农用地的比例也达到30%，转为未利用地的比例仅3%（图3）。
3 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
上述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流转方向的分析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①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农村居住用地需求，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表现为大量农用地转换为农村居民点用地；②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吞噬和整合了许多农村居民点用地，阻碍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表现为许多农村居民点用地转换为城镇工矿用地；③为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而对利用率不高的建设用地进行的土地利用综合整治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9］，表现为一定比例的建设用地转换为非建设用地（图4）。因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城镇因素和农村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分析，下文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围绕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展开，避开不易量化的土地整治。
3.1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
我国的土地利用演变特别是建设用地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经济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建设用地扩张的过程也可视为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过程的一个方面［10］，因此对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不能脱离
区域宏观经济和社会背景。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即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特征［11］，因此经济发展速度（GDP增长）、城镇化速度、产业结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度等都会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的使用情况，另一个重要特征则是“城乡二元体制”，其中流动人口的“两栖占地”现象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从20世纪80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离乡不离户”的流动随之加剧，产生了大量外出务工者。他们常年在城市工作，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和城镇社会保障体制的束缚［12］，并不能很好的融入城市生活，而是将户口保留在农村原籍。此类流动人口本文称为农村“两栖人口”，他们的父母或者孩子通常生活在农村，自己也经常返回农村原籍居住、参加农业生产，并将城市工作取得的收入积攒下来用于改善在农村的居住环境，此为农村地区“人减地增”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3.2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
迅猛的社会经济变革发生于整个区域，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也很迅速，社会变革巨大。驱动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素更直接地来自于农村自身。首先随着全社会的发展，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和家庭规模都发生了变化，其次随着农村的实行以及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村财政支出和固定投资逐年增加，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升，农用地的产出翻番增长，同时农民就业渠道也进一步增多，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活与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农村家庭对住房的改善需求被激发，驱动着农村地区土地利用结构与格局的变化，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呈现扩张趋势。
3.3 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因素
中国的城镇过程可分为以城市经济和人口的集聚而呈现的扩展型城市化和以农村非农产业化与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建立农村城市（小城镇）而呈现的集聚型城市化两种模式（即农村城市化）［13］。两种城市化模式都包含着城市用地的扩张和农村土地的城镇化（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转变为城镇用地的过程），城镇用地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限制了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扩张。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是城镇用地扩张的根本动力［14］，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因素，如城镇人口、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镇GDP增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等）、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二三产业产值的变化）、巨型工程建设或基础设施投资、城市环境等将影响城镇用地扩张［15-16］，从而影响到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
4 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回归分析
4.1 分析样本与模型选择
选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2000-2008年9个年份共279个分析样本，构成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比较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所有年份以货币单位衡量的指标均以历年各省级单元的GDP平减指数换算成2000年价，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利用对数函数和幂函数对各变量进行正态变换，并进行Z记分标准化处理。
在构建回归模型时，被解释变量为各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不同年份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解释变量为受学者们普遍关注的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因素三类。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区域人均GDP（区域GDP/区域常住总人口），城镇化率（区域城镇常住人口/区域常住总人口），二产比重，三产比重，区域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常住总人口），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区域财政支出/区域总人口），区域铁路网面密度（区域铁路用地面积/区域国土面积），区域公路网面密度（区域公路用地面积/区域国土面积），农村“两栖人口”数量（户籍农业人口-农村常住人口）。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农村家庭人口规模、人均农业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常住人口）、农用地地均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业用地面积）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常住人口）。
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城镇工矿用地面积（城市用地+建制镇用地+独立工矿用地），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二产增加值+三产增加值）/城镇常住人口），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常住人口）。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基本模型为：
Yit=a+∑bi•Xit+ui+eit
Yit为省（直辖市或自治区）i第t年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Xit为省级单元i第t年的解释变量。利用stata9.2软件，进行参数估计及相关检验。
4.2 回归分析
区域发展变量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1）F值386，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明显，随机效应模型（表1-model 2）W值194.26，也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而Hausman统计量48.12，Prob>chi2=0000，表明应该接受固定效应模型。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而言，区域人均GDP显著为正，而铁路网面密度显著为负，表明区域经济增长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而大运量交通工具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区域内部和外部联系的便利程度，显著减缓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在控制区域人均GDP变量和铁路网密度后，所选的其余区域发展变量均不具有显著。然而此时模型的三种拟合优度指标均很低，表明区域发展变量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的解释能力非常有限。结合区域发展变量随机效应模型中（表1-model 2）可见，学者们较为关注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因素，投资和财政政策因素，交通发展水平中的公路网面密度并不具备显著影响，而人口规模，农村“两栖人口”的显著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显著负向影响集中体现在区域间的差异上，几乎无法解释区域内不同年份间的差异，在模型中表现为较高的组间拟合优度（R2 between）和极低的组内拟合优度（R2 within）。此结论与前文认为农村“两栖人口”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推动作用的分析矛盾，这种矛盾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理解：①观察时段内农村“两栖人口”的区域差异也是各区域20多年来人口急剧流动的时序差异的累积，因此对区域差异的解释部分解释了时序差异；②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本文采用对“农村两栖人口”的测定难以反映各地区各年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各地区不同年份户籍人口中的分农业和非农业统计即使在短期内也具有很大的波动。
农村发展变量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3）和随机效应模型（表1-model 4）均能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Hausman统计量为-3 887.69，然而分别对有效估计量和一致估计量协方差矩阵（sigmamore和sigmaless）检验，Hausman统计量分别为75.96，103.91，均是Prob>chi2=0.000，表明应该接受固定效应模型。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而言，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农村居民收入、农业生产人均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农村居民人均农业产值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年纯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相比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农村农业生产的增长更能解释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然而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为居住用地，在外出务工盛行的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中用于住宅建设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来自于农业生产，因此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应与收入效应关系更紧密，本文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与人均农业生产效率相关性更高的结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现行的农村居民收入统计可能难以如实反映农村现状。农用地地均产值、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显著为负，因为农用地地均产值的增加意味着将农用地非农化具有更高的机会成本，将促使农村居民集约利用土地，农村人均固定投资的显著负向作用则表明近年来国家对于农村投资的增加起到了集约利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作用。农村家庭人口规模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在控制农村居民的收入或者生产效应后，并不显著，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家庭规模的小型化确实刺激了农村居民对住宅用地的需求，而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与农村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没有超出农村经济发展之外。模型的组内拟合优度（R2 within），组间拟合优度（R2 Between）和总体拟合优度（R2 Overall）均比较高，说明农村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比较好的解释能力。
城镇发展变量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5）和随机效应模型（表1-model 6）均能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Hausman统计量为-58.96，分别进行sigmamore和sigmaless检验，Hausman统计量分别为124.31，224.06，均是Prob>chi2=0.000，表明应该接受固定效应模型。如前文分析，推动城镇用地扩张的城镇发展变量（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出，城镇居民可支配年收入，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均对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控制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出后，城镇居民可支配年收入和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相比于城镇居民的收入效应和直接的城镇投资驱动，非农业生产的增长更能解释城镇扩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吞噬作用。然而模型的组内拟合优度（R2 within）依然很低，说明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城镇空间扩张对农村居民点扩张的解释能力也很有限。
城镇工矿用地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则是显著正相关，似是说明城镇工矿用地的增长刺激了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扩张，与前文关于城镇扩张限制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分析相悖，实则此处仅说明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城镇工矿用地呈明显同向增长趋势，因为城镇用地扩张对农村用地增长的制约作用需置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下进行综合考察。综合考虑区域发展变量，城镇发展变量和农村发展变量中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区域常住人口，区域人均GDP，区域铁路网密度，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非农业产出，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农村人均农业产值，农用地地均产值，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得到综合的社会经济因素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7），此时可以发现，农村发展变量中，农村人口规模，农村人均农业产值，农用地地均产值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水平依然稳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区域铁路网密度不再显著，区域常住总人口，区域人居GDP，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依然显著，但作用方向与上文的分析和模型相反，应该是由于模型严重的内生性导致的。根据前文的定性分析，设置城镇工矿用地为内生变量，综合固定效应模型中显著性水平和作用方向发生改变的因素（区域常住总人口，区域人居GDP，区域铁路网密度，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设为工具变量，得到综合固定效应IV模型（表1-model 8），经检验Hausman统计量161.28，Prob>chi2=0.000，接受内生变量模型，此时城镇工矿用地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影响与前文定性分析一致，变为负向，尽管并不显著，而其余农村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和作用方向依然稳健。
比较区域发展变量模型，城镇发展变量模型和农村发展变量模型，发现农村发展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远比区域发展变量模型和城镇发展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高，因此，对于驱动省级单元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社会经济因素而言，来自农村的因素要比来自区域和城镇的因素解释能力更好，即相比于区域和城镇社会经济因素，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是驱动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更重要的因素。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转换来源和流向的基础上，探讨了来自于区域，城镇和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作用机制，可以得出以下三点主要结论：
（1）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城镇和农村自身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区域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农村居住用地需求，推动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吞噬和整合了许多农村居民点用地，缓解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趋势，在此“一增一减”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点用地缓慢增长。
（2）对于驱动省级单元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社会经济因素而言，相比于来自区域和城镇的因素，农村自身的发展更为重要。农村社会经济因素中，农村常住人口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村家庭人口规模减小都将促使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农用地地均产值增加则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有显著的限制作用。城镇社会经济因素中，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推动的城镇空间扩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起限制作用，然而在控制农村社会经济因素后，限制作用并不显著。
（3）不论是对于来自区域，城镇或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产出效应都比投资和收入效应更明显，在控制人均产出的情况下，来自于区域和城镇的投资和收入效应不再显著。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与城镇工矿用地扩张相关性更高，应该是因为总体上城镇空间扩张的直接目的即是扩大非农业生产；农村人均农业产值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相关性更高，则应该是由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不能如实反映农民的收入状况所致。
综上，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显著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了城镇空间迅速扩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限制作用不够明显。为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应该同时从城镇和乡村两方面着手：一是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力度，充分发挥城镇空间扩张的限制作用；二是积极投资农村，推进新农村建设，提高农用地地均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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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ocial Economic Factors of the Land Use Changes in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of China
FENG Changchun1 ZHAO Ruoxi1 GU Weiying2
（1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Center of Planning and Land Affairs,Pingshan New District,Shenzhen Guangdong 51811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anduse and socioeconomic data of each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08,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are discussed from regional, urban and rural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region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boosts the expans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On the other hand,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leads to urban land expansion, which relieves the expanding trend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As a result, the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ds slowly under the double effects. Compared with regional and urban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 is much more important for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And either to the regional, urban or rural factors, the production effect is much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investment effect and income effect. The investment effect and income effect from regional and urban factors are no longer significant when the production effect is controlled. In order to control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the coupling policy of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land for urban and ural construction.To promote the economical 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put more effort on land consolidation and land reclamation, enlarge rural investment and increase the output of agricultural land.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land use changes; socialeconomic factors
收稿日期：2011-11-22
作者简介：冯长春，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土地与房地产经济。
社会经济因素范文2
[关键词] 宫颈癌；社会回归；护理干预；单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 R737.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1）07（a）-125-02
众所周知，宫颈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全世界每年有50万左右的宫颈癌新发病例，我国每年约有13.5万新发病例，其预后差，一直是困扰我国广大妇女的主要健康问题[1]。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妇女的观念和文化水平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一步对宫颈癌进行研究，探讨其影响社会回归的因素与积极进行护理干预对预防宫颈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我科2005年2月~2009年8月收治的宫颈癌患者32例，年龄20~80岁，平均48.5岁；文化程度：大学6例，中专5例，初中5例，高中10例，小学3例，文盲3例；职业：工人4例，干部10例，退休6例，农民6例，个体经营4例，无业2例；享受公费医疗的20例，自费的9例，农村医疗合作医保3例。所有患者家族中无精神病、癫痫及智力低下等。
1.2 方法
本次调查表的内容包括：年龄、职业、有无妇科并发疾病、睡觉时间、月经情况、心理状况、文化程度、饮食情况、家庭和谐情况等，由调查者面对面对患者进行询问然后填写。其中有无妇科并发疾病除了被调查者本人出示医疗记录外，也有通过当地县市级医院医生的检查后所诊断的。所有资料以统一表格记录，并经过随机抽查、复测等严格的质量控制。
1.3 护理干预
在确认患者疾病后，笔者对患者在常规药物治疗与放射治疗的基础上，积极应用护理干预措施，主要包括：
1.3.1 合理用药 严格按照医嘱用药，减少并发症，定期实验室检查，了解肌体状态，检测治疗效果。随时调整用药和处方，在经济条件允许下，尽量增加治疗次数，充分治疗，护士在治疗操作过程中，尽量减少并发症，提高治疗质量有利于患者尽快回归社会。
1.3.2 健康宣教 护理人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并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适当地向患者解释一些关于治疗的方案、原理、注意事项。发放宣传健康手册，日常生活合理饮食，饮水情况。如有睡眠障碍，给予积极的处理。在精神上给予安慰、鼓励和支持，以足够的耐心进行有效的引导，使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积极配合治疗，保持病情的稳定，树立再回到社会生活中的信心。
1.3.3 心理疏导 护理人员了解宫颈癌患者心理需求和失衡心态，应用亲切的语言启发和诱导患者，使患者在心理上产生信任感和安全感，实施针对性心理疏导与护理干预。首先要为宫颈癌患者制造温馨舒适的治疗环境，建立良好的互换关系。提供一个令患者温馨舒适的治疗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维持适应水平。护理人员应对患者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以热情帮助的心态，向患者表示关心。与患者接近，建立彼此的信任关系。其次对宫颈癌患者在生活上给予关心，指导合理饮食，关心患者睡眠情况。
1.3.4 适当运动 适当的运动是宫颈癌患者一项重要的健康措施，是一种有计划的治疗方案，目的在于改善患者的躯体功能和心理状态。适当的运动后，可以改善精神状态，减少抑郁，解除对治疗的忧患，增强对生存和生存对未来的信心，参与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 17.0统计软件，结果进行单因素分析，两组之间比较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单因素分析
影响宫颈癌患者社会回归的单因素分析见表1。结果显示，宫颈癌的发生与妇科疾病、月经情况、心理状况、睡眠时间等因素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心理状况与妇科疾病（P
2.2 生存率
全组病例都随访1年以上，无失访情况。32例患者中存活30例，死亡2例，生存率为93.8%，效果较好。
3 讨论
随着治疗技术和治疗方案的不断改进，我国宫颈癌患者生存率越来越高。对于长期宫颈癌患者的生存质量的提高，使其回归社会，是医护人员的重要任务[2]。
宫颈癌患者面临种种情感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角色的改变、社会压力的影响、家庭影响、社会经济状况、医疗保险制度、治疗不充分、并发症贫血、营养不良及生活习惯的影响。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的宫颈癌患者生活质量普遍偏低，影响患者回归社会[3]。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尽量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使其回归社会，减轻社会、家庭的负担，已成为治疗工作者的一项重要内容。
目前，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逐渐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在肿瘤发生及转归中的作用，曾有较多研究报道恶性肿瘤患者具有自我克制情绪压抑的人格特征，有研究表明宫颈癌患者具有显著内倾性、神经质的人格特征，提示患者通常会尽量回避冲突，压抑少向外发泄[4]。本次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宫颈癌的发生与妇科疾病、月经情况、心理状况、睡眠时间等因素有统计学意义（P
还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事件引起的身心反应成负相关。说明社会支持对健康具有保护性作用[5-6]，患者能否安心治疗，能否得到有效的照顾和回归社会方面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抑郁症状也是宫颈癌患者常见的一种负性情绪，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抑郁往往影响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过度抑郁甚至是预后的危险因子[7]。可见心理因素是影响疗效和疾病转归的重要因素，不良的心理因素将会对预后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全身机能状态低下的恶性肿瘤患者，甚至会缩短其生存期[8]。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及时而有针对性地辅助个体心理治疗，使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睡眠，疗效可明显得到提高，预后会更好[9]。本文患者就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积极采用以心理干预为基础的护理方法，32例患者中随访1年后，存活30例，死亡2例，生存率为93.8%，效果较好。
总之，本地区女性宫颈癌的预防重点应放在心理状况干预控制上，为此在治疗上要积极进行护理干预以提高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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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因素范文3
关键词：社会责任会计 经济发展 企业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任务，企业目标一直局限于实现其自身利润最大化，进而达到股东利润最大化。因此，会计更关注企业的资产负债、经营成果、现金流量、投资收益、投资风险等微观指标。在这一目标的驱使下，企业自身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生态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员工的权益得不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等。这显然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背道而驰，且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于是，人们对传统的企业目标理论产生质疑，由此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产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主张企业的目标是二元的，除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企业还应当保障和提升社会公益，即在确保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企业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福利的最大化。与之相适应的，会计服务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企业。而是一系列相关的利益群体。近年来，我国会计学界在引进和吸收西方社会责任会计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会计实践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仍有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进行研究。
一、社会责任会计国内外发展背景分析
(一)社会责任会计国际背景20世纪60年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新技术的运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但西方企业忽视社会责任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却更加突出。这导致社会公众强烈谴责企业不顾各种社会公共福利的掠夺式经济行为，要求企业协调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增强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相当多的企业家逐渐认识到，企业形象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企业的目标应是有益于社会，而不是同社会对抗，企业只有承担必要的社会义务，才能够长期稳定地发展。所以许多企业家都自觉主动地检查公司的社会业绩，评估公司社会工作的成果，从主观上想去做好社会工作，从而借以提高企业信誉。在社会公众的谴责、企业家观念的转变、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推动了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社会责任会计一词是由美国会计学家戴维F・林诺维斯(DavidF・Linow)于1968年首次提出，并由此揭开了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的序幕。
美国是社会责任会计的发源地，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与实务均有成效。1994年，恩斯特对《财富》杂志中排名前500名的大公司进行了三年的研究，发现在年度报表中包含有关社会衡量资料的企业逐年增加，至1996年已达到96％。早在1975年，法国政府在《关于公司法改革的报告》中建议各家公司每年公布“社会资产负债表”。1977年，法国政府正式颁布法律，要求雇员超过750人的组织，不论工商业、职业的、城市的和政府的组织，必须编报年度社会资产负债表，用货币金额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揭示的信息主要包括：劳动力的报酬和补贴、就业人数、安全保护、工作条件、职员培训、行业关系、雇员及其家庭的生活条件等内容。1992年，英国政府颁布了环境管理体系的法律，其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颁布实施的环境管理法规。目前，德国有100多家公司定期发表社会责任报告，如德意志壳牌石油公司的“年度社会报告”，就将经济和社会数据结合在一起，为公司规定了具体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福利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经费。日本、意大利、加拿大、荷兰、比利时、瑞典等国家在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方面都作了大量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会计标准日趋国际化，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是一个国际趋势，其为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提供了重要依据。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和学者都认识到，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于国家宏观管理、保护环境、增加社会福利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外研究侧重于实证研究。重点研究影响社会责任会计因素、社会责任会计计量标准等重大问题。虽然国外研究团体在社会责任会计的确认、计量及信息披露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对社会责任会计的许多方面的认识仍不统一，分歧较大，如社会责任会计的核算内容等。
(二)社会责任会计国内背景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得到加强。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社会分配不公、就业压力增大、资源浪费严重等社会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整个社会对各种资源的最优利用，达到有效的水平，需要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外部性问题，即企业行为对社会的影响，而社会责任会计就是以会计形式反映这种影响的。我国加入WTO后，国内企业要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要与国际惯例接轨，要像国外许多知名企业一样，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提高企业的信誉和价值，也需要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在当代社会里，企业与社会各方面有着各种关系，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背景，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企业应该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社会责任会计，虽然有的法律中要求企业承担或披露社会责任，但范围十分有限，如反映企业社会总贡献通过纳税额来反映，未从会计角度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全面核算与计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履行其相应的社会责任在所难免。我国传统会计忽视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其追求企业自身最大利益，没有反映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阻碍了会计的正常发展。因此，我国要实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与环境相互协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应该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理论研究状态，并且主要是以概念性的探讨、重要性的分析、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为主。在确认、计量、记录、披露等方面尚未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对我国目前是否应实行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二、我国实施社会责任会计的有利因素分析
(一)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为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有力保障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履行其相应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主义基本目标一致。由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与改善，关系和谐社会的形成，因此，政府非常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具体体现在：一是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工作得到加强。我国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森林法》等多项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义务作了一定的规定，这为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二是我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基本的长期战略国策；三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坚实基础。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应该既讲经济效益，又讲社会效益。讲求社会效益，必须依赖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以反映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以弥补传统会计的不足。
(二)社会公众消费意识的转变为实施社会责任会计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
公众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值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消费观念向环境保护的方向转变，绿色消费观念已初步形成，并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市场。企业要占领这一个市场，就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责任会计，核算其生产绿色产品中减少污染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为社会公众深入了解企业提供必要信息，以便其做出正确消费选择。我国企业应及时抓住这一绿色消费需求及其产生的巨大市场机遇，将注意力从单纯追求利润，转变到追求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的轨道上，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双赢。
(三)企业经营管理理念转变为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内在动力企业经营管理新理念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企业已不再被看作只是为拥有者创造利润和财富的工具，还必须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负责。企业经营管理新理念要求企业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转移到开始重视社会效益上来。现代的大多数企业家认识到一个安全和繁荣的社会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和获利，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因此，企业的目标应该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损害社会”。企业家利用社会责任会计来检查公司业绩，评估公司社会工作的成果，找出公司应做的社会工作，教育公司中的管理人员，使其能从社会角度来思考问题，从而有助于建立企业信誉，获得社会认可。企业经营管理新理念的提出，要求企业不仅要对所有者和债权人提供会计信息，而且还应对员工、政府、社团等提供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会计信息。
(四)会计事业迅速发展为有效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打下了良好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事业发展迅速。目前，绝大多数企业都使用会计核算软件进行会计核算，有的还突破了记账、算账、报账的传统会计的概念，向管理会计发展，提高了工作效率。另外，在会计工作中，会计人员较广泛使用微机进行办公自动化工作，有的企业还建立了自己的电子商务网站和数据库。运用中小型数据处理机进行数据处理，提高了企业的综合效率。会计工作手段和技术的改进与提高，为建立社会责任会计，解决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中的数据处理问题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会计立法事业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国家陆续颁布了《会计法》、《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保证了会计资料的真实与完整，规范了会计行为，维护了国家的会计秩序。近年来，我国会计与国际惯例趋同，广泛地与其它学科相融合，正在逐步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为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热潮的兴起对实施社会责任会计起到了推动作用目前在我国会计研究领域。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已拥有高学历、年龄结构合理、理论水平较高和业务素质较强的科研队伍，这为建立和丰富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提供了人才保障。从现实情况看，由于社会责任会计的重要性，学术界研究社会责任会计的人士与日俱增，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不少论文介绍了西方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和方法，并在一些著作和论文中提出了一些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具体对策与措施，有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另外，中国会计学会、一些地方会计学会和社会科学规划办也将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纳入科研规趣颐目中，这必将推动对社会责任会计的深入研究。
(六)西方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为我国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有益借鉴社会责任会计产生于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会计分支，在其后的三十多年里，一些国际组织、国家政府及会计职业团体对社会责任会计进行了研究和尝试，这些研究和实践对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会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和学术界在社会责任会计的某些理论和方法方面仍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尚未解决的难题，但已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比较系统的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在建立和完善社会责任会计中有着大量的经验与教训，这为我国社会责任会计实践提供了有益帮助。随着我国国际交往与合作的不断增加，在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方面，可以充分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务经验，对国外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消化和吸收，并结合我国目前的具体国情加以研究，从而加快我国建立和实施社会责任会计的进程。
三、我国实施社会责任会计的不利因素分析
(一)相关社会责任会计法规制度不健全从客观上讲，我国仍有许多企业不愿意履行其社会责任，主要原因在于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因此，为了保证使企业承担其相应的社会责任，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作保障。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的阶段。加强法律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社会责任会计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方面还较为滞后。由于我国相关法规没有全面规定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形式也不明确，在实践中造成了很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许多企业不披露或少披露其社会责任信息_=是披露信息时主观随意性大；三是企业间的社会责任信息不具可比性。
(二)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体系尚未形成
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研究仅是借鉴国外已有成果。没有取得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在许多领域还是空白，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体系尚待完善。这是因为，首先，我国会计学界受传统会计影响，很少将会计学与社会学、经济学、计量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发展联结起来，对社会责任会计认识和重视不够，从而使得对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较少；其次，少部分学者对我国实施社会责任会计还持相反观点，认为我国缺乏社会责任会计实施的条件，社会责任会计还是一门不成熟的会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的发展；第三，我国没有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来研究社会责任会计问题；第四，我国会计界研究往往避重就轻，存在着对前沿性、重大性会计问题研究不够的弊端。社会责任会计内容非常广泛，计量复杂，涉及许多学科，研究难度大，导致许多学者不愿意研究此类问题。另外。与一些传统会计相比，社会责任会计还存在一些尚未突破的理论难题，如计量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责任会计的应用。
(三)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 受传统思想和观念的影响，我国许多企业经营者将企业看成是纯粹的经济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片面地追求企业经营的内部效益及经济价值而忽视其外部效益及社会价值，没有将其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维护社会整个利益。传统会计所采用的是封闭式的一维思维方式，即将企业看成是单纯的、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而不是将其视为整个社会的一分子，因而企业的宗旨在于创造最大的经济利润。企业经常使用“最大化”、“最小化”等经济术语，利润被认为是企业对社会贡献的唯一目标，而忽视了对社会的责任。这样产生的弊端是：一是将社会多数人的利益排除在外，仅着眼于资本收益；二是不利于增强企业的功能和发挥会计的职能；三是无视企业存在的社会价值，使企业社会无法融会而不是作为社会的重要部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维护社会整个利益。另外，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高度统一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国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得到的利益为国家所有，对社会造成的损失由国家承担，这就导致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淡薄。在企业反映社
会责任情况时，只愿意反映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愿揭示或完全揭示其对社会造成的损失，造成社会责任会计在计算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时往往伴有主观的臆测，虚增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从而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四)部分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成本较高 与传统会计相比。企业提供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成本相对较高。这主要是因为社会责任会计核算内容范围广、核算方法复杂。一般而言，企业的社会责任事项不会以交易形式发生，要对这些事项的社会成本和效益予以确认和计量较为困难，并且有的计量方法较为复杂，需要的数据多，这就需要企业去做大量的数据调查与核实，继而企业要为此付出大量的人才、财力、物力，导致企业提供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成本偏高。如社会责任会计核算内容包括企业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这一内容，要对其进行计量和评价，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收集数据。企业要进行数据监测和预测，收集一定时期企业有关污染物的排放数量和浓度、本地区人口健康变化等数据，建立比较科学的评价标准，有的还需要做相关实验。第二阶段是数据处理和方法选择。具体方法包括：生产率变动分析法、人力资本法、机会成本法、资产价值法、工资差额法、旅行费用法等，这些方法需要应用计量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知识，对评价人员素质要求较高。从这个评价流程可以看出。要较准确地评价企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企业需要建立相应机构和配备相关人员，从而导致其支付成本较大。
(五)会计人员素质不高 会计改革和会计教育的发展，我国的会计事业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从总体水平来讲，我国会计基础较差，会计人员素质不高，尤其是理论方面的知识缺乏。在笔者所取证的几家企业中，仅有个别企业的会计主管为经济学学士，有的单位的主要会计人员甚至仅为初中水平。这批人员可以完成传统会计要求的简单的账务工作，但难以做好企业理财帮手，更谈不上协助企业真实、完整、准确地反映其社会责任信息的。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要求会计人员具有多方面知识和经验，传统会计环境下的会计人员已难以满足社会责任会计发展的要求。
社会经济因素范文4
【关键词】 出院随访；回归社会；相关因素；护理干预
通过随访调研采集了2010年1月至2011年1月在我院治疗达到临床痊愈的90例出院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分别在3月，6月，9月，12月对其进行院外动态随访调查，发现影响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的因素有很多，在与患者及家属的交谈过程中，其中有9人认为长期服药，缺乏相关用药知识是影响最大的因素，占10%；有40人认为自身因素及心理压力是最重要的，占44.4%；有25人认为社会环境因素是影响最大的，占27.8%；有11人认为家庭因素也很重要，占12.2%；还有5人认为社会上缺乏精神病专业康复组织是影响最大的，占5.6%。由此可见，影响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的主要因素依次为：①患者自身因素；②社会环境因素；③家庭因素；④缺乏相关用药知识因素；⑤缺乏精神病专业康复组织因素。
1 针对患者自身因素应进行的护理干预
1.1 对患者进行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宣教 使患者能知道所患疾病的名称和主要的治疗方法，只能靠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来控制病情。患者要按时按量遵医嘱服药，保持充足的睡眠，合理的营养。要定期进行复查。
1.2 加强患者的心理护理 由于大多数精神病患者情感、语言功能较差，许多患者沉默不语，不愿暴露内心想法，让其开口说话，参加社会活动是非常困难的。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常会出现自卑心理，如自我形象降低或消失，感到前途无望、自尊低落、孤独无助等负性消极心理[1]。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要鼓励，支持他们参与社会活动，通过让患者参加工娱活动，音乐治疗，行为认知矫正等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尊重患者的人格与尊严，注重患者的主诉以及满足患者的合理要求。哪怕是一个关切鼓励的眼神，一个表示理解的点头肯定，都可以开启患者的心门，激发其回归社会的潜能，更好的提升患者的社会生活能力。
1.3 对患者回归社会进行指导 由于他们受疾病的影响和较长时间不与社会接触，不知道怎样与人交往。不敢独自从事社会活动，不懂得如何进行劳动，甚至连怎样购物，算账都感到困难，只能呆在家里，整日睡觉，导致生活懒散，作息时间不规律，兴趣减少、情绪不稳，社会功能退化，这更增加了他们重返社会生活的难度[2]。首先要促使患者建立正常的生活规律，在家属的陪同下参与一些集体劳动，增加社交机会，培养相互协调的意识；条件允许的可以将适合精神病患者参与的社会活动进行总结、归纳，制成光盘，用通俗易懂的言语进行讲解，使患者及家属按照光盘所示范的内容进行社会功能训练。
2 针对社会环境因素应采取的护理干预
2.1 加强对社会人群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 通过发放宣传材料、建立健康教育栏、进行健康动员大会、心理服务、义诊咨询等形式定期给社会人群进行精神病知识的宣传普及，消除人们对精神病的恐惧和歧视，从内心深处接受出院精神病患者，为患者参与社会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患者获得社会支持[3-4]。社会各界的关爱、理解、支持都有助于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
2.2 病人回归社会比战胜精神病更为困难，他们不仅要克服自身的心理障碍，还要同外界的各种干扰斗争，因此，常常会出现失误、犹豫、退缩，或出现一些令人尴尬的情况。这时，切不可简单粗暴地批评、指责病人，而应以宽容的态度善待他们。耐心地予以引导和帮助，保全病人回归社会的信心。
3 针对家庭因素应采取的护理措施
和谐温暖的家庭环境，能够促进患者早日回归社会。但有些家属对疾病认识不够，认为只要出院，精神症状已控制就可以不吃药了，亦或是将患者作为一种家庭负担，产生较大的精神压力，这些都是极其错误的，很多患者就是因为这种原因而无法恢复正常的社会活动，甚至造成疾病复发的。因此，有必要对患者家属进行健康干预措施。
3.1 加强对家属的健康教育 应对家属进行疾病相关知识的宣传，使其正确认识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增强精神症状靠药物维持的意识，自觉督促患者按时按量服药。让家属意识到精神病患者越是不接触社会，其社会功能的退化就越严重。
3.2 加强家属对患者的监管责任 家属既要监督患者按时服药，同时也要善于观察药物的副作用，早发现早控制。要定期为患者进行体检，便于疾病的早期发现。发现患者有异常变化，及时住院治疗。同时要保持患者心情愉快，在参加社会活动时，不要刺激患者，避免患者情绪波动过大。活动量要适当，避免患者过于劳累。
4 针对患者缺乏相关用药知识应采取的护理干预
4.1 加强疾病治疗知识的宣传 目前大部分抗精神病药物都有副作用，主要可导致患者过度嗜睡，疲乏，流涎，无力等。特别是流涎，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些问题对患者进行指导和心理护理，提醒患者外出时带上手帕，便于及时清理口水，并携带个人信息小卡片，以防意外，这样可以提高患者服药的依从性。
4.2 提高患者的自我监测能力 对患者加强药物治疗的健康宣教，将常见的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表现进行总结，用通俗易懂的言语定期为患者和家属进行讲解，指导患者如有不适或出现异常，应提高警惕，及早就医，降低患者对药物副作用的恐惧，使患者自觉主动的按医嘱服药。在药物的控制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提高社会生活能力。
5 针对精神病康复组织缺乏应采取的护理措施
在我国，精神科康复机构在整个社会中是比较短缺的，这就导致了患者出院后缺乏相关的康复训练组织和场地，不能有效、系统的学习回归社会的技能，进而影响患者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
6 总结
精神病不只是一个疾病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让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是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的主要目的，也是病人家属和社会为之期盼的。促进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帮助其恢复社会生活适应能力，不仅有助于患者稳定病情，减轻家属的负担，同时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全有重大意义。通过以上的调查分析，患者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家庭因素，长期服药但缺乏相关知识以及精神病康复组织缺乏是影响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的主要原因。通过对以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采取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使患者参与社会的积极性和社会适应能力均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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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因素范文5
[关键词] 口腔健康；社会-行为危险因素；家庭聚集性；多水平Logistic回归
[中图分类号] R781.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5（b）-0102-05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analysis for 226 families in Beijing City
ZHANG Yan1 SHI Yigu2 HUANG Birong2 HAN Yongcheng2
1.Dongfeng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of Chaoyang Distrct in Beijing City, Beijing 100025, China; 2.Beijing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the relating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of the residents from Dongfeng and Tuanjiehu Communitis of Chaoyang District in Beijing,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the family aggregation and the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Methods Community recruitment method was used. The dental examinations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applied on 699 people from 226 families meeting the including requirements. The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the relating social-behavior factors.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dental caries and periodontal diseases were 37.3% (261 cases) and 47.4% (331 cases) respectively, and the ratio of having any of the above two problems was 64.8% (453 cases) in selected people.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itting model including family aggregation level was meaningful (P = 0.004), and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was related to the following factors: age (F = 6.523, P = 0.000), education (F = 6.003, P = 0.000), marital status (F = 4.571, P = 0.001), frequency of dental inspection (F = 3.981, P = 0.046), BMI (F = 2.630, P = 0.049), and score of awareness and attitude (F = 10.562, P = 0.001). Conclusion The family aggregation effect is existed in analyzing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In consideration of family aggregation effect, the social-behavior factors of dental health include age, education, marital status, frequency of dental inspection, BMI, and score of awareness and attitude.
[Key words] Dental health;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Family aggregation;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口腔疾病是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将“口腔清洁、无龋洞、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确定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其中，龋病和牙周疾病因为累及人数广泛，是危害我国居民口腔健康的主要问题[1]。根据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60%以上的人患有龋齿，80%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良好的口腔健康行为能够有效地预防口腔疾病[2]，减少口腔疾病的发生，而健康行为是由社会、文化、知识和态度等影响人们健康的一系列因素构成的，同时家庭的行为习惯与规则也会对家庭成员的行为与观念产生很大的影响。同一家庭的成员生活在相同的物质文化环境当中，所接受到的健康知识和信息都是类似的，很容易形成对健康行为的一致看法[3]。因此，需要探索口腔健康状况与家庭聚集性以及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而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家庭干预措施，维护人群的口腔健康。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北京市朝阳区某社区内家庭成员的口腔健康状况与相关社会行为危险因素，评价口腔健康状况与家庭聚集性以及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采用社区招募的方法，入选标准为具备完整核心家庭（父/母和子女）且都能参加口腔检查和问卷调查的成员。设计招募家庭200个，实际报名参与的家庭230个，经过筛选其中符合标准的226个家庭列为受试家庭，共包括699人。口腔检查和问卷调查的时间为2012年6~12月。
1.2 方法
1.2.1 检查人员和质量控制由经过统一培训后，通过标准一致性试验（kappa值为0.7~0.8）的3名口腔医生确定为临床调查员，由这3名口腔医生完成所有受试家庭成员的口腔健康检查。本次调点为龋齿和牙周疾病的临床检查。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在对1名调查对象接受口腔检查的同时完成对其他家庭成员的问卷调查。
1.2.2 问卷调查采用统一制定的口腔调查问卷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访谈式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人口统计学信息，口腔保健知识和与口腔健康相关的社会-行为危险因素。
1.2.3 牙列状况检查在人工光源下，以视诊结合探诊的方式进行。检查器械包括平面口镜和CPI探针，必要时可以借助棉签擦去软垢。
1.2.4 牙周状况检查检查时将CPI探针轻缓地插入龈沟或牙周袋内，探针与牙长轴平行，紧贴牙根。沿龈沟从远中向近中移动，做上下短距离的颤动，以感觉龈下结石。同时查看牙龈出血情况，并根据探针上的刻度观察牙周袋深度。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用频数分布和百分比进行数据描述；应用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将个体水平作为水平1，将家庭水平作为水平2，应用二分类反应变量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家庭聚集性的多因素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本次调查共包括226个家庭，699人。在确定的699名调查对象中，男306人，占43.8%，女393人，占56.2%。从年龄分布来看，0~
2.2 口腔健康总体状况
在接受调查的699名对象中，患有龋病261人，占37.3%，在患龋者中，平均患龋颗数为（2.8±2.3）颗，中位数为2颗；有牙周疾病的调查对象331人，占47.4%，在有牙周疾病的调查对象中，轻度占98.1%，中度占1.9%。总体而言，出现上述两种口腔健康问题的共453人，占64.8%。
2.3 不同调查对象口腔健康状况单因素分析
以是否出现龋病及牙周疾病为反应结果，以P = 0.1为选择标准，从单因素χ2检验结果看，不同年龄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总收入、体重指数、是否有医保、1年内口腔常规检查和口腔知识态度评分与是否出现上述口腔健康问题可能有关系（P < 0.1）。具体而言，在年龄分布中，18~
2.4 考虑到家庭聚集性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
将χ2检验差异P值 < 0.1的因素结合家庭聚集性进一步进行二分类反应变量多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首先定义两个水平，即将调查对象定义为水平1单位，将家庭定义为水平2单位，拟合两水平零模型，结果表明，是否出现上述两种口腔健康问题是存在家庭聚集性的（P = 0.004）。见表2。
表2 调查对象口腔健康状况二分类两水平Logistic回归零模型
注“-”表示无数据
进一步将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变量引入二分类反应变量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由于存在部分变量包含缺失值的情况，最终纳入方程的共有670名调查对象，225个家庭，模型可解释的部分占82.1%。
拟合模型的最终结果表明，在考虑家庭聚集性的情况下，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1年内是否进行过口腔检查、体重指数和知识态度评分与是否出现上述口腔健康问题有关（P < 0.05）。详见表3、4。
表3 调查对象口腔健康状况二分类两水平Logistic回归方差检验结果
表4 调查对象口腔健康状况二分类两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值
3 讨论
3.1 患龋情况与牙周疾病情况及与其他文献的比较
本次调查表明，0~
龋病和牙周疾病的调查结果与北京市之前的各类人群口腔健康调查[4-7]相比有所不同，原因是由于年龄分组方法的不同，本次调查的结果是探索牙病在家庭聚集性方面的影响因素，可以作为之前北京市口腔健康调查的有效补充。
3.2 家庭聚集性及与其他文献的比较
目前的大部分口腔健康状况研究没有包括，或者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进行家庭聚集性的调查与分析。本次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口腔健康问题的出现是存在家庭聚集性的，一方面家庭中某位成员出现口腔健康问题，其他家庭成员出现口腔健康问题的可能性也增加，另一方面，家庭的口腔相关健康行为也会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口腔相关健康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与高艳霞等[8]对龋齿家庭聚集性研究的结果相同。提示在今后研究探索、分析和预测口腔健康状况时，有必要将家庭聚集性纳入分析过程中，特别是制定口腔健康干预措施中，要兼顾到家庭聚集性的因素。
3.3 本研究的结果提示以及今后工作的方向
本次调查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考虑家庭聚集性的情况下，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1年内是否进行过口腔检查、体重指数和知识态度评分是其社会-行为影响因素。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很多已经被之前的口腔健康研究所证实[9-12]。相对于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不可干预或短期内比较难进行干预的因素相比，定期进行常规口腔检查、控制体重和增加口腔相关健康知识和态度，这些因素是口腔卫生工作者今后开展口腔健康预防工作的重点内容。而家庭聚集性的结果也表明可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特定口腔健康干预，也是为今后开展社区口腔健康干预进行有益的探索。
3.4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次调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调查对象的选择属于社区招募的形式，家庭年龄结构等不能人为控制，因此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导致本次调查的患病率水平与实际水平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样本量的限制也可能导致此次调查中某些行为危险因素，如每日吃零食的次数等，没有显现出统计学显著性，如果今后的调查研究能够有更充足的样本量，可能会利于进一步分析更多的社会-行为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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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2-19本文编辑：程铭）
社会经济因素范文6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pressway,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s of the selection of evaluation indexes, this paper build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society and economy of expressway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exploiting regional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society and based on this builds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and takes Leiyi expressway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feasibility and practicality of this method in expressway's society and economy impact evaluation.
关键词:高速公路;指标体系;模糊综合评判;社会经济影响
Key words: expressway;index system;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中图分类号:U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1-0124-02
0引言
高速公路项目的社会经济影响是项目建成通车后,在一定时期内对区域社会、经济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项目后评价的主要内容之一。高速公路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影响具有广泛性、长期性、动态性和间接性等特点,社会经济效益更多地表现为潜在或无形效益,难以进行量化计算,加之社会经济效益评价包括的内容广泛,涉及的因素复杂,所以沿用一些常规手段和方法将难以对整个系统作出令人满意的评价结果,目前已有的各种评价方法,在实际应用中还摆脱不了评价过程中的随机性和评价专家主观上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有一类综合评价方法,既能充分考虑评价专家的经验和直觉思维的模式,又能降低评价过程中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既具备综合评价方法的规范性又能体现出较高的问题求解效率。本文将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应用于高速公路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旨在建立更加接近人类思维模式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模型。
1高速公路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1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高速公路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指标体系,是根据高速公路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的内容而设置的,为了评价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作用,并使指标体系便于操作运算,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1.1 系统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一要尽可能完整、全面、系统地反映评价内容的全貌;二要力求抓住主要因素,突出重点,不应面面俱到。应根据项目的特点及存在的关键问题进行指标设置。
1.1.2 完备性和相关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能全面并综合地反映评价的各种因素,但指标体系中应排除指标间的相容性,消除重复设置指标而造成评价结果失真的不合理现象。不应出现过多的信息包容、涵盖而使指标内涵重叠。但是完全独立的指标不能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指标之间应有逻辑关系。
1.1.3 可评价性和适用性原则所选的评价 指标应有数据可比性、量化可能性和技术可比性。指标所构建的体系能对评价项目的总体建设水平给出定性和定量评价。同时,设置的指标是能够计算或观察感受到的,能够尽可能利用已有的或常规的统计数据和调查方法加以确定,便于应用操作,具有适用性。
1.1.4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指标应尽可能的量化,但由于项目的特点,存在一些难以定量而只能定性分析的指标,因此应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
1.1.5 层次性原则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它可以分解成若干评价子系统。因此,应在不同层次上采用不同的指标,即在不同的层次上应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有利于决策者在不同层次上对评价中的各子系统进行把握。
1.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按照上述的建立高速公路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本文建立了一套高速公路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2建立模糊综合评判模型
2.1 建立因素集因素集是指由影响评价对象取值的各因素组成的集合。模糊综合评判法把因素集按各因素U的不同属性划分m个互不相交的子集U={u1,u2,…,um},第一层次的因素ui=(i=1,2,…,m)又由第二层次中的n个因素决定,即ui=(ui1,ui2,…,uin)。
2.2 确定评价集评价集是评价者对评判对象可能作出的各种评价的评价结果组成的集合,通常用大写字母V来表示,即:V={v1,v2,…,vn}。在高速公路经济效益评价中,为了方便对各评价指标的定量或模糊定量分析,从而更好地确定其所属的评价等级,本文把指标评价集划分为5个评价等级,即:V={v1,v2,v3,v4,v5}={优,良,中,次,差}
2.3 确定各因素的权重权重是影响综合评价结果的重要因素,它是反映各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设ai为第i个因素的权重,则因素权重集为A=(a1,a2,…,an),显然因素权重集是评判集上的模糊子集,各权重应满足归一性和非负性。即:
a=1(i=1,2,…,n),a0(i=1,2,…,n)。(1)
确定权重的方法较多,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层次分析法是将复杂问题分解成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的方法确定层次中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2.4 单因素模糊评价根据因素集与评价集的关系,建立U对应V的模糊映射:UF(V)。按照既定评价尺度对各评价指标进行评定,是一种模糊映射。对同一评价指标,评价人员可以作出不同的评定,因此评价结果只能用第ui评价指标作出第vj评价尺度的可能程度的大小来表示。这种可能程度即隶属度rij。因为有m个评价尺度,所以对第i个评价指标ui有一个相应的单因素模糊评价向量(隶属度向量)Ri,Ri=(ri1,ri2,…,rin),i=1,2,…,n。各评价指标集的隶属度可用隶属度矩阵Rt表示:
Rt=rr…rrr…r┆┆┆┆rr…r(2)
在矩阵Rt中,元素r=,式中d表示参加评价的专家人数,d指第i评价指标ui作出第j评价尺度vj的专家人数。r值大说明ui作出vj评价的可能性就大。
2.5多级模糊综合评判如表1所示,13个一级指标分属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资源开发影响和区域社会发展影响3个二指标。按以上方法,得到权重向量和关系矩阵。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有:A1=(a11,a12,…,a14)
R1=rr…rrr…r┆┆┆┆rr…r
R1=A1R1=(r11,r12,r13,r14,r15)(3)
同理,对于区域资源开发影响、区域社会发展影响有:
R2=(r21,r22,…,r25)=A2R2(4)
R3=(r31,r32,…,r35)=A3R3(5)
式中:Ri(i=1,2,3)为各类评价结果。
二级评价是在一级评价的基础上得出的,按本文所述方法得到二级指标的权重向量:A=(A1,A2,A3)
R==rrrrrrrrrrrrrrr(6)
评价结果:B=AR=(b1,b2,b3,b4,b5)(7)
式中:B为综合评价结果;bi(i=1,2,…,5)为各项指标结果。
2.6 确定模糊综合评价结论本文采用最大隶属度原则,得出评价结论。取与最大的评判指标bi相对应的评价集元素为评价结果,即:V={Vj│Vjmaxbi│}(8)
3评价示例
应用上述方法,以耒宜高速公路为例进行评价。耒宜高速公路是京珠高速公路的一段,是湖南省南北运输的大通道,全长135.372km。耒宜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使沿线地区纳入高速公路影响区,获得高速公路的巨大交通运输优势,对沿线地区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对高速公路社会经济影响评价尤为重要。
3.1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文中所述方法得出:
A1=(0.300.240.290.17)
A2=(0.250.400.35)
A3=(0.130.130.130.200.160.25)
A=(0.440.310.25)
3.2 一级评价对耒宜高速公路区域经济发展进行评价:
0.100.450.40 0 0.050.150.600.25 0 00.100.400.450.0500.150.650.150.050
耒宜高速公路的区域经济发展指标隶属度矩阵:
B1=(0.12050.50550.33600.02300.0150)
区域资源开发指标隶属度矩阵:
B2=(0.21750.27500.36750.17000.0000)
区域社会发展指标隶属度矩阵:
B3=(0.18850.40750.31000.09400.0000)
3.3二级评价由式(3-8)得二级模糊综合评价结果为:
B=(0.16800.41000.33900.08600.0060)
从综合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优占16.8%,良占41.0%,中占33.9%,次占8.6%,差占0.6%。最后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对耒宜高速公路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价等级进行评价,认为耒宜高速公路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价等级为“良”。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各项指标基本达到预期水平,与其周围环境是比较协调的,带动了沿线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说明基于模糊综合评判法的评价等级为“良”与实践情况符合。
4结束语
基于多级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在高速公路社会影响评价中有其独到之处,它以模糊理论为基础,将社会经济影响评价中一些边界不清、不易定量的因素定量化。在具体评价中,各定性评价指标的量化,采用专家咨询方法,而在建立评价指标权重集时,采用层次分析法,这样可以更加科学合理地体现指标重要性程度及指标之间的差异性程度。在本次评价中,采用该方法进行评价也得到了客观正确的评价结果。因此,基于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适用于高速公路社会经济影响评价,在日后的高速公路社会经济影响评价中可以予以采纳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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