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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范文1
引言。
随着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飞速发展，同时面临新的挑战，原来的理论很难对信息经济的许多问题做出完善的解释。
当大家都感到网络使全球变成了地球村的时候，却发现地球村的居民并没有走向共同富裕，信息经济仿佛把距离拉近了，但是却把地球村的村民贫富差距拉大了;欧洲的债务危机使得欧盟有分裂的危险，穷国和富国的差距也在拉大。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不能适应现在的信息经济的发展，很难去解释国际贸易中与信息产品或者知识经济相关的现象，需要对其理论进行改进或者提出新的理论。
1 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发展。
1.1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生于各国之间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别。一国应该专业化生产和出口那些本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那些外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所谓绝对优势是指，如果一国相对另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有更高的效率，则称该国在这一产品上有绝对优势。
斯密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反对国家对外贸的干预，认为自由贸易能有效地促进生产的发展和产量的提高。
1.2 相对优势说对绝对优势说的取代及其发展。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世界各国产品比较优势的存在，各国应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参与国际贸易，贸易双方均将在国际贸易中获得贸易利益。任何国家都可以凭借自己的相对优势即按照两优取最优，两劣取次劣的原则从事生产和交换。
1.3 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其理论模型即 H- O 模型。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双方均凭借自己的相对优势从事生产和交换，即各国应该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
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取决于各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即相对禀赋差异，故称为要素禀赋说。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
2 信息经济或者知识经中环境下的国际贸易。
2.1 物质、能量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我们都在喊信息经济时代
或者知识经济时代到了，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对此有很深入的理解和研究，人类的三大生产要素是：物质、能量和信息，人类文明也经历了：以物质材料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第一代文明;以能量能源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第二代文明;正在经历的以信息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第三代文明。美国的第一、二、三产业，三次产业结构演变过程是：一二三，二一三，二三一，三二一，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三二一的三次产业结构符合后工业化阶段经济的发展需要的。第三产业的主体是信息产业和以知识为主的服务业，信息和知识是其核心。
2.2 信息产品的边际成本。信息产品尤其是数字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和能量产品，可复制性和非排他性，使其具有边际成本为零的特点，从而也导致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于物质产品和能量产品不同。
作为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家之间通过分工可以提高双方国家的福利，也就是国际间的分工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然而在信息经济下，国际分工可能只对生产信息产品或者知识产品的国家带来好处，对生产物质产品和能量产品的国家之能带来负效益。
比如美国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满足美国国内的需求，但是它出口到其他国家，基本不需要改动，只是将语言本地化即可，而世界其他国家的正版用户必须和其他物质产品一样为之付费。而对于美国而言，美国人并没有为此付出更多的劳动(相对于软件开发成本，语言本地化成本可以忽略)，然而其他国家如果生产物质或者能量产品，则必须付出与之相对应的额外劳动。
3 信息产品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影响。
3.1 信息产品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影响。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还是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都不适用信息产品的国际贸易。这些理论是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而国际分工在信息经济之前主要以物质能量产品为主，所以这些理论是适用的，之所以这些理论不适用是因为信息产品的特性与物质能量产品不同，信息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而物质能量的边际成本不为零，因此在使用国际分工理论时，需要区分是信息产品还是物质能量产品。在信息产品这个大类中，进行小类国际分工，以前的理论才能使用;同理，在物质能量产品中，进行进行小类国际分工，以前的理论也使用。而不能将所有产品不做区别的进行国际分工。
4 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建议。
通过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只生产物质能量产品，或者以物质能量产品为主的产业结构，会使一个国家成为别的国家的免费劳动力，所以应该尽快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尤其是软件产业和文化产业。
参考文献：
[1]Thomas A.Pugel(美) 托马斯A普格尔著。国际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薛荣久主编。国际贸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3]胡昭玲主编。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范文2
迄今为止，中国家电制造业仅仅发展出一种享受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可能，而我们对这种可能的追逐却像“猴子捞月”。我们的很多家电比如说空调、彩电等产品的规模已经具备了千万台的制造规模，按说这样的制造规模应该可以享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但是我们迎来的却是利润大幅减少的噩梦，这证明我们想靠自己的制造规模在全球获得竞争优势的战略遇到了阻力。
巨大的市场容量与政府主导的生产性投资双重诱因，使中国家电制造业把发展的重心放在了大规模的制造上，这样运作的结果并没有给家电产业带来全球竞争优势。一个产业在全球行业中的位置是有供方、买方、替代者、入侵者等力量决定的，我们看到，中国家电行业拥有全球的制造规模，但是竞争力却非常有限，在买方与卖方两个方面都没有定价能力，这是非常可惜又可悲的事情。
规模与范围经济是永远起作用的经济规律，中国家电行业有了规模为什么会没有经济？原因是新的技术替代者的出现，让中国家电企业所依赖的旧有产业体系快速贬值，从今往后，要取得规模与范围经济的附加条件将越来越多，而最重要的条件是产品的技术壁垒与时间壁垒。由于技术更新频率加快，技术与时间成为壁垒的正反两面，如果企业不在技术领先性与时间领先性上赢得优势，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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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经济时代；财务管理；创新
1 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
1.1 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
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主要指高新技术和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企业提高竞争优势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内外的经验证明，谁拥有最先进的知识、最核心的技术，谁就能在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成功的企业在于能不断造新的知识，并能迅速将新知识经为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
在知识经济时代，投资将主要流向高新技术开发；无形资产开发；新产品、新工艺研发；绿色生产和人性化售后服务等方面。同时企业将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开发和教育，激励员工提高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1.2 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传统农业经济把土地作为第一生产要素，传统工业经济注重资本、设备、材料等生产要素，把知识、技术当作影响生产的外部因素。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直接驱动力，成为生产的支柱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所有创新财富的生产要素中，知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起他生产要素都必须靠知识来更新，靠知识来装备。劳动力和金融资本只有在知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发挥其职能作用。通过知识对自然资源进行集约配置，对其它生产要素进行科学合理的优化组合，才能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
1.3 知识是利润分配的重要依据
在农业经济时代，主要实行按土地分配的制度。谁拥有土地多，谁就拥有更多财富。在工业经济时代，实行按资本分配的制度，资本家成为最富有的阶层。在知识经济时工与其说资本雇佣劳动，不如说劳动雇佣了资本，因为劳动的主本———人所拥有的知识才是生产的决定因素。因此，知识成为发展经济的首要资本。企业存在四类参与者：即生产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经营者决定如何生产；知识创造者决定生产方向；物质资本所有者提供资金。企业除付给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正常薪金外，还应将知识创造者创造的知识转化为资本，参与利润的分配，建立以知识为依据的分配制度。
1.4 信息技术是知识经济的重要平台
知识经济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管理的工具将主要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主。企业的组织结构不再向传统的按职能划分的金字塔型结构，将变为以扁平化为特征的信息网络系统。减少中层管理者、管理环节，降低管理成本。通过知识催生出的网络数字化信息技术平台，实现企业与供应商、客户网上交易、网上货币支付、网上宣传、推销、选购等功能，极大的提高了营运学率。
2 知识经济时代财务管理的创新要求
2.1 财务管理的观念创新
重视人才的开发、培养与提高是现代管理的发展趋势和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企业的每一项财务活动均由人发起、操作和控制，其成败优势也主要取决于人的知识、智慧、操守、管理哲学以及人的努力程度。因此，在财务管理中贯彻“以人为本”的观念已成为必然。企业要加大人力资源投资，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财务管理机制，强化对人的激励和约束。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提高员工对财务管理的参与意识，为培养企业文化和改善人际关系创新良好的环境，从而保证企业高效有序地开展财务活动。
2.2 财务管理的目标创新
知识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使得知识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知识的不断增加、更新、扩散和应用，深刻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使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向更高层次推进。原有追求企业自身利益和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将转向知识最大化的综合管理目标。其原因在于知识最大化目标可以减少非企业股东当事人对企业经营目标的抵触行为，防止企业不顾经营者、债权人及广大职工的利益去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知识资源的共享性和可转换性的特点使知识最大化的目标能够兼顾企业内外各方面利益，达到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和谐统一。知识最大化目标不排斥物质资本的作用，它的实现是有形物质资本和无形知识资本在最短时间内最佳组合运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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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本文来自织梦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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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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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本文来自织梦
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范文5
[关键词] 劳动合同法 价格管制 税负归宿理论
“华为辞工”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劳动合同法》严格限制企业解约权问题的高度关注。这种严格限制会给我们的经济运行带来怎样的影响，又会给劳动者的利益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是我们的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鉴于此，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
一、解约权限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和资金、机器、厂房等一样，劳动也是一种生产要素。企业要开展生产，需要与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人签订合同：与土地所有人签订土地转让或租用合同，获得土地这一生产要素；与设备制造商签订购买合同，获得机器设备这一生产要素；与原材料供应商签订合同，获得原材料这一生产要素；也与劳动者签订合同，获得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每个生产要素的所有人也相应取得自己的收入，土地所有人取得地租，设备制造商和原材料供应商取得销售收入，劳动者取得劳动收入。
既然劳动力也是生产要素，那么劳动力的价格也和其它生产要素的价格一样，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进一步讲，跟其它要素市场一样，劳动者是否能获得有更好的劳动收入，也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如果劳动力供大于求，劳动者的收入就低；如果劳动力供不应求，则劳动者的收入就高。既然劳动者的收入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那么政府的干预就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整体的收入水平。
那么，政府的干预会产生什么其他影响呢？对此问题，我们可以采用经济学上的价格管制理论和税负归宿理论展开分析。在分析之前，我们必须设定一个理论前提：合约就是价格。 这一理论意味着，价格并不仅仅是指合约中的价款这种显性价格，还指合约中所有其它条款（如责任划分和风险分配等）这种隐性价格。基于这一理论，我们需要论证的命题就转化为这样的命题：劳动合约就是价格，因此干预劳动合约就是干预价格。
按照价格管制理论，由于减少了企业的生产激励，政府对企业商品的价格管制不可避免地会减少社会产品的总产出，造成社会净损失（Deadweight Loss）。普通人认为，政府对企业征收所得税，则该税负肯定是由企业主承担了。但是，税负归宿理论表明，这是一种假象。实际上，企业主、劳动者和客户都将共同承担这一税负，而承担的比例由其各自的需求弹性决定。
将上述理论应用到我们目前的问题，我们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根据价格管制理论，政府对劳动合约（价格）的干预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减少企业的生产激励，从而会不可避免地减少社会产品的总产出，造成社会净损失。简单地说，社会的“蛋糕”缩小了。
二、解约权限制对劳动者利益的影响
进一步的问题是，社会净损失是企业承担得多，还是劳动者承担得多？按照税负归宿理论，企业和劳动者承担损失的比例取决于其各自的需求弹性。 也就是说，如果企业更需要劳动者，那么企业承担的损失比例就更高，反之，劳动者承担的损失比例就更高。原因就在于，优势方可以利用其优势将损失转嫁给对方，转移损失的多少取决于双方的优势对比情况。以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来看，虽然劳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在最近几年有所增强，但还是明显弱于企业。这就意味着，社会损失的大部分将由劳动者一方承担，而不是企业。
我们可以用数字来更具体地说明上述两个结论。假设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社会的收益是10元，企业和劳动者各分配到5元。在政府干预情况下，社会收益下降为7元，社会净损失3元。因为劳动者具有更大的需求弹性，3元的净损失部分企业承担1元，劳动者承担2元。对照没有干预之前，企业的收入从5元减少为4元，劳动者的收入从5元减少为3元。显然，这是一个没有赢者的结局，《劳动合同法》的干预肯定会给企业造成损失，但劳动者损失得更多。
不仅如此，在劳动者整体承受的这2元损失中，还存在内部分布不均的问题。一些劳动者会承受更少的损失，如0.5元，甚至会获得正的收益；而另一些劳动者则会承受更多的损失，如2.5元，甚至更多、直至失业。这是因为前者具有企业更需要的才能，企业很难将损失转嫁给他们，而后者则不具有这样的才能，在劳动力市场上随时可以补充，企业可以很容易地把损失转嫁给他们。在极端的情况下，企业有可能向后者转嫁2.5元的损失，将后者多承受的0.5元补贴给前者。因此，政府管制不仅会在企业和员工之间产生差别的分配效果，还会在员工内部不同人群之间产生差别的分配效果。部分员工会因此受益，绝大部分员工会变得更差。
就此一概否定《劳动合同法》是不公正的，也不是本文所持的立场。其中的大部分条款都是多年成功实践经验的总结，有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解约权的严格限制，无论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而言，还是对劳动者而言，都会带来严重不利的影响。由于劳动法的严格限制，企业无法根据市场变化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生产规模，日积月累，最终会导致大量破产，从而可能促发经济危机的发生，或加剧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并且，如是所证明的，《劳动合同法》很可能不仅达不到保护劳动者利益的目的，而且会伤害绝大多数劳动者。因此，《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不仅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也应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范文6
2016年9月在G20峰会上，关于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动能面临消退，新一轮增长动能尚在孕育”，这些判断引起了与会各国的强烈共鸣。
作为“中国方案”里的重要内容，《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出炉，让数字经济成为与会各国创新增长方式、注入经济新动力的共识。面对起伏不定的世界经济形势，网络信息技术等产业再一次提供了发展的风口。时隔半年，新华三于日前在G20峰会会场上举办了一场以“新IT 新经济”为主题的Navigate 2017领航者峰会。
新IT 新经济
如今以互联网为依托，数据资源为核心要素，信息技术为内生动力，融合创新为典型特征的数字经济革故鼎新、大势已现，自身发展及其对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均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以及信息安全则成为关涉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此时新华三提出的“新IT”无疑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在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看来，新IT+新经济的组合，不仅促进各行各业的进步，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也潜移默化地推动着社会制度建设与行业形态的重大变革。
数字经济的本质，是在信息数字化的基础上，实现信息加工处理的专业化与产业化。数字经济的规模包括了“数字经济基础部分”，即信息产业本身；以及信息技术对其他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与效率提升的“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下，新华三提出“应用驱动 云领未来”全新IT战略，将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以信息化的手段为载体，利用信息化的技术去实现社会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
数字经济的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数字经济既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变量，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新蓝海。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20万亿元，网民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数字经济占GDP的10.5%……这些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数字，反映着中国数字经济带来的效应，数字经济，正为中国经济营造出热气腾腾的发展场景。
数字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宏观的经济规模上，也渗透到人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各个角落。站在城市的街头，串街走巷的外卖小哥、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甚至连路边的煎饼果子都可以扫二维码支付，明显能感受到数字浪潮带来的冲击。
人们的生活围绕着四个主要的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社交网、移动。新IT带来新的数据，数字经济已经实际出现，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转型是必须的。
一轮新的技术革命和制度变革，正以数字化的形式发挥作用，当实体经济搭上数字化的顺风车，一场以数字化为形式、以技术进步为手段、以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第三方研究机构IDC中国区总裁霍锦洁认为：“未来，企业IT基础设施和软件支出有三分之二以上将用于基于云的产品，全球每5个互联‘事物’就有1个在中国。”
数字化经济的六大特点
IDC的数据显示，第三平台和解决方案支配IT支出，年度复合增长率达到11.8%，到2020年将达到4万亿美元。在中国，数字化转型经济时代来临，政府将大力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第三平台市场，信息和通信技术花费将达到8440亿美元。
IDC从互联“事物”、巨型云平台、DX开发人员/数字化供应链、数据提供商、渠道/数字化GTM合作伙伴、客户/DX使用案例这6大维度，全面阐释当今的数字化经济，评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互联”事物：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和物联网的逐步成熟，万物互联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简言之，现在主要处于人与人连接的时代，以后人与物、物与物的连接将会普及，万物互联是最终目标。
根据IDC的数据，2016年互联的物联网端点达到150亿，到2020年将达到300亿，2025年更是达到800亿。而包括农业、公路、金融等各行各业的物联网支出将达到1.3万亿美元。
巨型云平台：云已经成为IT发展的主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云计算都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技术驱动力。而云2.0的到来，分布式架构的采用，到2019年，43%的互联网数据将在云边缘地带得到处理。
云的普及让安全成为一切的基础。根据IDC预测，到2020年，IT领域顶级安全服务将从云端提供：云驱动加密、威胁分析、区块链和合规性。同时，值得信任的云或者“可信云”成为企业上云的重要考量因素。
DX开发人员/数字化供应链：到2020年，DX团队将从外部开发者社区（通常为开源社区）采购80%以上的解决方案组件。
数据提供商：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能够创造价值，发现新东西。但是现在各行各业的数据不流通，企业数据源依然有限。然而到2018年，拥有DX战略的企业将把外部数据源扩大至少3到5倍。
渠道/数字化GTM合作伙伴：到2020年，云服务提供商70%以上的收入将借由渠道合作伙伴/经纪人产生。
客户/DX使用案例：IDC预计，2019年，全球企业将在技术和相关服务上支出2.1万亿美元来实施和管理DX举措。
信息技术走向融合
数字化成为企业关注的重中之重，从流程、业务和运营都在走向数字化。数字经济已成为新一波浪潮，技术成为企业转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企业正迎来新技术产业的黎明。
数字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的创新交替引领、彼此促进。新IT则是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息化技术变革的聚合，它从IT基础设施的虚拟化、资源池化开始，融合了大数据、大互联平台、大安全防护以及创新的服务与模式，为应用的创新提供支撑。
于英涛表示，新华三一直十分积极参与国民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展，并将“引领新IT，助推新经济”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诉求。通过持续的创新投入、完善的服务以及全面的生态合作，新华三有信心也有能力让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常态”，更好地支撑各行各业的信息化建设与转型升级需求，橹泄新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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