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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保险论文范文1
工程保险周期长、技术复杂、风险事故发生频繁、损失金额较大。因此从工程保险合同签订的开始，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便应建立起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设立风险管理的负责机构，明确各自在赔案处理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
一、被保险人索赔的风险管理技术
1．机构设置及职责确定。
在工程保险中，项目业主作为主要的被保险人，应设置专门的机构负责处理与工程保险赔案相关的一切事务，维护被保险人在索赔中的正当权益，推动赔案处理的顺利开展。专设机构的职责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1）在风险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内接收出险单位的事故报案，分析判断保险责任；（2）赶赴现场初勘取证，安排保险公司及公估人现场联合查勘，组织赔案公估理算及协调，跟踪赔案处理，组织单位和人员提供保险人所需的相关资料证明。（3）向出险单位解释保单条款和保险规定及最终理算结果等。
由此可见，专设机构的职责贯穿赔案处理的始终。由于对工程保险条款和相关法规具备专业知识，专设机构能为保险公司顺利处理赔案提供各种便利。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使被保险人不因工程保险索赔中的某些作为或不作为丧失获取经济赔偿或给付的权利，有力维护了工程项目业主获取全部合理赔付的合法权益。
2．索赔程序。
索赔程序可以简单表述如下：（1）出险报案；（2）紧急施救；（3）保险责任判断；（4）紧急通知和事故报告；（5）现场初勘；（6）现场联合查勘；（7）证据材料提供；（8）协助公估理算；（9）协助再次查勘现场和补充材料；（10）接受最终理赔报告。
3．索赔中的风险管理技术。
索赔中风险管理的根本原则是被保险人在行使索赔权利的过程中，既要保护自身工程或财产的安全，又要争取积极有利的条件促使双方公平、合理地处理赔案，使被保险人得到及时、合理的经济赔偿或给付，提高索赔效力，以迅速恢复工程建设，避免不必要的争执和讼诉。具体的风险管理原则如下。
（1）时效性原则。时效性原则规定了被保险人行使索赔权利的时间效力，具体体现在三方面：①报案及时；②施救及时；③索赔及时。出险单位在出险后的第一时间内应及时向业主和其专设机构报案，此为报案的及时性原则。在报案之后，业主和出险单位应及时组织人员消除风险事故，抢救未受损的工程或财产，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此为施救的及时性原则。及时的施救费用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合理补偿，补偿金额一般不超过工程保险金额。此外，在专设机构确定风险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时，应及时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此为索赔及时性原则。
（2）真实合法原则。被保险人在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要求时，要做到构成索赔条件的因素是真实可靠的，各种证明文件和材料及索赔手段是合法的。对于伪造有关证明资料或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部分不承担赔付责任。其行为如果不合法并构成犯罪的，被保险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3）有理、有据原则。“有理”原则是指被保险人充分依据保险法和工程保险合同的相关条款，维护自身获取合理保险保障的权益，公开、公正地与保险人及公估人商谈索赔过程的每一环节，讨论最终赔付结果，用法律法规和保险合同维护索赔权利。“有据”原则是指在索赔过程中，被保险人应出具所有与赔案处理相关的文件资料，协助保险人和公估人进行现场勘查和取证。被保险人要想获得比较合理的赔偿，必须做好灾后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良好的文件管理系统是成功获得索赔的必要条件。积极主动地寻求有价值的数据资料是维护自身在赔案处理中合法权益的关键。
（4）面对第三方索赔的缄默性原则。在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害时，除紧急情况外被保险人在未取得保险人和公估人书面同意前，不要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表示对损失负有责任并承诺赔款或予以解决，也不要修理第三方的损失财产。
（5）保留代位求偿权原则。如果被保险工程或财产事故是由第三者责任引发的，被保险人除了通知保险人之外还应向第三者提出索赔。即使被保险人为避免向第三方索赔造成的不便而直接向保险人索赔，也应以书面形式向第三者提出索赔，为保险人保留代位求偿的权利，使保险人在履行对被保险人赔偿的义务之后有权利再向第三者追偿。
二、保险人理赔风险管理技术
保险业是经营风险的行业，保险人是承担风险的主体。在工程保险中，保险人要兼顾保险双方的公平和利益，及时合理地进行相关赔付，满足业主转嫁工程风险的心理预期，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发生。理赔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提升企业形象，使工程保险的发展既能满足现代工程建设转嫁风险的需要，又能提高保险公司工程保险的竞争力，促进工程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
1．理赔程序。
在工程保险中，工程建设期长，工程风险复杂，理赔的技术含量也较高。理赔的程序简单表示如下：（1）接到被保险人的索赔请求；（2）通知经纪公司、公估人和再保险接收人；（3）联合查勘现场；（4）收集相关证据材料；（5）公估理算出具初步理算报告；（6）预付赔款；（7）再次查勘现场，收集相关补充材料；（8）定损，出具最终理算报告；（9）赔付；（10）向再保险人摊回赔款。
2．理赔风险管理技术。
完善的理赔风险管理技术是构建经营工程保险的财产险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而理赔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在于培养保险公司以下几方面的能力：
（1）调查取证能力。保险公司在接到损失通知后，应立即派人到事故现场，对受损保险标的进行调查，以便正确掌握事故范围、损失程度、性质影响和原因等情况，为理赔的责任确定、损失评估、赔款理算等工作奠定基础。为了对保险标的损失情况提供充分有利的证据，需对事故现场拍照，在必要情况下，还应绘制事故现场平面图，对损失数量进行清点，有时还要用仪器进行检验和勘测并保留资料。保险公司应尽量收集能证明事故原因、损失数量、损失金额等内容的记录、证明、发票、工程量清单和被保险人的事故报告等，对损失较大的案件还要查封被保险人的会计帐。
（2）责任确定能力。保险公司应在审核被保险人提供的单证齐全、真实的前提下，对照保险条款中涉及赔偿责任的规定，分析和审核风险损失是否属于保险责任，包括：①分析事故原因，核定造成损失的原因是否属保险责任。②确定事故发生的时间是否在保险期限内。③确定损失是否发生在保险单规定的施工场地或地址。④审核损失的工程和财产是否包括在保险的范围之内。⑤判定损失金额是否属于保险责任。
（3）评估定损能力。工程保险赔偿金额与保险标的受损程度密切相关。其基本原则是：损失程度越重，赔偿金额占保险金额的比例就越大。在工程保险评估定损中，通常采用以下三种方法：①按市场价格评估。如果保险标的遭受损毁，保险公司可以按同等类型物品在市场上的价格来确定保险标的的实际损失，作为赔偿依据。②在保险标的遭受部分损失但可以修复时，按恢复原状所需费用评估，并视为被保险人遭受的实际损失。但由于技术的更新或材料的考究改变原有结构或质地使费用增加的，对于增加的费用，保险公司不予以赔偿。③推定全损。受损的保险标的不能修复或恢复费用超过保险标的实际价值，即为全损或推定全损。损毁的如果是工程，应以工程的实际完成投资为损失金额；如果损毁的是施工设备和已建筑竣工的工程，应以其保险金额为损失金额。
（4）赔付能力。在出现保险责任范围内的重大赔款，案情相对清楚但又尚不能结案的情况下，首席保险人有责任将预付赔款支付给被保险人，并安排赔款摊回。预付赔款一般为总赔款金额的30%左右，目的是提高理赔效率，帮助被保险人迅速恢复工程建设。
在理算师出具最终理算报告后的规定时间内，首席保险人应及时负责将赔款划付给被保险人。为了方便平时零星赔款的支付，首席保险人还可与共保人建立一定金额的小额赔偿基金，用于平时的小额赔付。在确定赔案的损失金额后，赔款可由理算师直接支付给被保险人，但每次赔付的最高限额不应超过赔偿基金。如果其他共保人不能按规定时间划付赔款，应由首席保险人垫付，如果共保人的任何一方不能履行赔付责任，则由其余共保人按共保比例分摊。
（5）摊回赔款的能力。当预付赔款或最终赔款在一定数额内，首席保险人可自行支付后再通知其他共保人，其他共保人在接到首席保险人通知后，将各自相应的份额付给首席保险人。当预付赔款或最终赔款超过一定数额后，首席保险人需立即通知其他共保人，并在其他共保人向其划付应分摊的金额后将赔款支付给被保险人。当预付赔款或最终赔款数额巨大时，首席保险人应首先取得国际再保人同意付款的确认通知后，再向其他共保人发出赔款通知。其他共保人在收到通知后的一定时间内向首席保险人划付应分摊的金额，之后由首席保险人一并划付给被保险人。在共同保险人垫付全部赔款或预付赔款的情况下，首席保险人应从再保险经纪人处摊回相应的由再保险人承担的赔款，在规定的工作日内，首席保险人根据相应共保比例将所摊回的赔款划拨到其他共保人指定的帐户。
参考文献：
1．孙智．工程保险．中国三峡出版社．
2．孟宪海．建设工程保险制度相关法律问题研究．保险研究，2001，（3）．
工程保险论文范文2
关键字：监理工程师责任保险
一、前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建设项目的质量、工期以及造价等问题和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越来越密切，可以说，现阶段建设监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社会对监理工程师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但另一方面，监理工程师提供专业技术服务时可能面对的风险也逐步凸现出来，对此，人们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推动监理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重视监理工程师职业风险的防范。笔者认为，逐步推行监理工程师的职业责任保险制度，将有利于我国建设监理事业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我国职业责任保险的发展状况
我国的职业责任保险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仅在个别经济较发达地区开办了一些职业责任保险，主要包括律师职业责任保险、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医师职业责任保险、设计职业责任保险。中国首份监理责任保险于2002年在上海诞生，上海外建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取得了1000万元的监理责任保险。但上述职业责任保险尚处于试办阶段，远未形成规模。与其他险种相比，职业责任保险从总体上仍然是最为滞后的保险业务。
纵观几年的发展历史，我国专业责任保险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业务量极其狭小，与巨大的职业责任保险潜在市场不相适应。虽然我国的职业责任风险大量存在，职业责任保险的需求巨大，但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职业责任保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处于低迷状态，难以满足社会各界的需要。
（2）发展不稳定，无规律可循。职业责任保险自从在我国起步以来，一直在低谷中徘徊，保费收人等指标不是平稳地上升，而是上下波动，起伏不定，为保险人分析评估该险种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保险人目前在职业责任保险的风险控制上找不到规律，无法制定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职业责任保险承保办法以及其他实务操作规范，不能像其他险种那样放手经营。
（3）风险巨大，效益不佳。尤其是近几年，国内职业责任保险暴露出高风险的性质，赔付率居高不下，个别年景赔付率甚至超过1000l0，保险人几乎无利可图。为此，很多地区对这一险种望而却步，不敢问津，有限的几个地区开办这项业务，也是本着极其谨慎小l：的态度。
上述特点，也可以说是我国职业责任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
（1）我国目前缺乏完备的法律制度，还没有足够的能够作为职业责任保险开办依据的各种职业责任赔偿条例。职业技术责任事故的处理，需要各种具体的法律依据。在我国，职业责任纠纷很大程度上依靠《民法通则》的损害赔偿原则来解决，各种专门的具体的法律、法规还很少。具体到建设工程监理，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建筑法》、《工程建设监理规定》等有限的几个法规条例对监理单位的损害赔偿作了规定，但却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且赔偿数额相对较小，致使监理单位风险意识薄弱。其他行业也类似。这就使职业责任保险缺乏坚实的法律基础和依据，从而无法大规模开展。
（2）缺少权威的鉴定机构来明确判断职业责任归属，对职业责任纠纷进行仲裁。由于职业责任与专业技术有关，保险人不可能对各行各业所特有的专业知识像专家那样深人掌握，一旦发生事故，对于是否属于职业责任，是否应该赔偿损失，仅仅依靠自身的能力是很难判断的。因此，必须有权威性的责任事故鉴定机构充当职业责任者与受害者及保险人之间的仲裁人，对责任事故做出科学的鉴定，才能明确责任归属，保障受害人的利益，从而有利于专业责任保险的发展。
（3）保险公司缺乏经营职业责任保险的经验，无法为投保人提供相关服务。目前我国的大多数保险公司由于既懂保险又懂专业的人少之又少，因此难以为投保人提供有效的风险防范服务。而保险公司不承担任何保险服务的做法，也极易引起投保人的抵触情绪。即使在法规、政策等配套措施到位后，如果不尽早提高保险公司的服务水平和能力，将阻碍职业责任保险的顺利实施。
因此，受上述条件的制约，职业责任保险在我国发展缓慢，步履维艰。
三、我国职业责任保险的发展对策
1.完善相关法规和合同条件
监理工程师责任赔偿制度在立法上是否明确、完善，是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能否有效推行的关键。《建筑法》规定了监理责任赔偿制度，这是实行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内容具体、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和相关法规与之配套。此外，与FIDIC条件相比，我国的《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没有对监理工程师的职业责任保险做出规定，对其中涉及监理工程师赔偿责任的条款也存在着模糊不清的解释，使得我国现有的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过小，不足以补偿由于监理工程师的失误所造成的业主和第三方的损失。应参照FIDIC合同条件，在监理合同中加入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的专项条款，使职业责任保险真正为业主和工程监理单位所重视，全面提高监理单位的质量意识、风险意识。
2.监理工程师的职业责任保险宜采取强制保险的形式。
这是因为：第一，从保险原理分析，责任保险的基本社会目标是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以自愿保险方式开展，则工程监理单位有可能不愿投保，保险人则有可能拒绝承保。这样，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的功能和作用将会降低。第二，从社会现实分析，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和保险意识还不强，监理工程师制度的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规范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的行为，实施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赔偿制度还有许多工作要靠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去贯彻落实。鉴于这些情况，只有实施强制的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才能确保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才能促进我国建设监理制度的完善。在目前尚无强制保险的情况下，也可以制定一些倾向性的政策，来推动工程监理单位投保的积极性。在这方面，上海市的做法值得借鉴。《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参加监理责任保险的监理单位在建设工程监理招投标中享有优先中标权。建设工程监理评标方案应当有体现参加监理责任保险的监理单位优先中标权的内容。
3.建立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归属鉴定机构。
在发生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索赔纠纷时，由何种机构判断责任归属，是实施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监理工程师提供的服务专业性极强，保险人以及一般仲裁机构不可能对复杂的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做出权威判断。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归属判断的权威机构有两种：一是人民法院，这是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索赔纠纷案件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时的责任认定机构；二是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业协会的专家组成的鉴定机构，这是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索赔纠纷案件通过非诉讼程序解决时的责任认定机构。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索赔纠纷案件经上述权威机构认定后，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实施理赔工作。
4.提高保险公司服务水平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在建设工程方面开发的险种单一，保险费偏高，服务质量较差，专业人才缺乏，这与我国推广工程保险制度的要求相去甚远，也难以适应加入WTO后面临的国际竞争，必须尽快加以改变。保险公司应建立健全工程项目风险管理人才和工程保险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训制度，联合社会上现有的专业技术人才，为投保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这不仅是推行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的需要，也是提升我国保险公司竞争力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
[1]艾幼明,关惠清,沈晓凤.责任保险与建筑安装工程保险[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
[2]田元福,李爱春.建设项目全面推行工程保险制度的探讨[J].兰州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工程保险论文范文3
工作签证办理手续复杂和时间很长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中东地区节假日比较多，节假日工人去教堂做礼拜。而且科威特大学城项目中几十个标段陆续开工，其中，中资公司在大学城项目上就达数家，还有别的外国公司和当地建筑公司，造成承建单位人力资源紧缺，在急需劳务用工情况下，谁家人工工资高就到谁家打工，打破劳务用工的市场平衡，增加了劳务用工单价，造成项目成本增加。高温季节施工风险科威特当地一般从5月份起到10月底基本上都处于高温季节，这中间包括一个月的斋月。高温季节的时间明显比国内长，所采取的应对高温季节的施工措施的成本也显著增高。
2利用索赔，补偿风险
2.1建立高素质项目管理团队，是控制风险的关键
其成员要懂技术、会管理、富有国际工程管理经验，熟悉中东地区及国际通用法律法规和设计施工规范。项目经理是项目管理班子的灵魂，其素质高低，决定着总承包工程项目的成败，头脑要清晰，思维要敏捷，能审时度势地做出决策。项目管理团队要对整个工程项目的计划安排、成本预测、管理核算、资金运转周期、材料供应、设备能力承载以及索赔、保险、当地税务等进行系统的统筹安排，集中团队的集体智慧，预测可能发生的风险，并制定防范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造成的损失。
2.2建立专业索赔团队
首先要精通FIDIC合同条款。科威特大学城合同条款涉及索赔的内容大致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工期的索赔，主要是业主不能按规定时限提供有关合同图纸，设计变更及其它非正常因素等原因导致的工期延误。其二是工程款项索赔，主要有工程变更、单价变更、规范改变及不可预见事件等。当然，真正实现索赔，并非易事，其关键是工程项目的管理团队有没有索赔观念，索赔意识和索赔能力。因为索赔不是单一的，而是连续的。精通FIDIC条款，合同违规的索赔是法律赋予总承包商的正当权力，在施工管理中，不论对业主，或者对于分包方，不能怕伤和气，伤感情，而忍受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要求项目管理团队在树立法律法规观念的同时，要坚定索赔的信心，特别强调索赔资料的完整性、合法性、准确性和时效性，否则将功亏一篑。
3加强专业协调和项目管理，化解风险
分别为土建施工到现场工程、混凝土、砌筑、金属钢结构、木材和塑料制品、隔热和防腐工程、门窗、装饰、特殊项、实验室设备、厨房设备、家具、特殊施工、输送系统、机械工程、电气工程等。作为项目的总承包方，要做好各专业之间的施工界面划分、施工工序衔接等协调管理工作，防止专业分包商因为工作界面不清或受其他专业分包商制约造成的索赔。
4全过程投保，转移风险
科威特大学城就是实行施工全过程的投保，建立施工保险机制。对施工全过程包括相关项目环节都要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对所有可能发生风险的环节，按照国际惯例能投保的全部进行投保。可避免因战争、动乱的风险。总承包工程对不能投保的风险环节要制订相应的，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分包合同管理，分散风险分包合同要严格执行主合同条款。要把总承包商合同风险转移到分包合同中去。按照主合同条款，业主所有的工期、安全等奖罚同样适用分包商。
5结束语
工程保险论文范文4
(一)改革个人账户的原则
一是“顶层设计”原则。2010年10月18日，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本文认为，顶层设计的内涵有两个:一是在时间上既向前看也往后看，改革方案要前瞻性和历史性并重;二是在空间上改革方案要有综合性、科学性，不仅考虑制度内变量，还要考虑外生变量，注意制度间的关系、影响。具体到个人账户出路上，既要注意个人账户改革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关联性，又要考虑劳保医疗留下的制度遗产(如家属免费参保)，更要把握医疗保险制度城乡统筹发展的总体战略。二是“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社会保险法》提出，“社会保险制度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社会保险水平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目前，城镇医疗保险仍未实现广覆盖，居民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较低，且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补贴，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基础不牢。因此，讨论个人账户出路关键是要通过改革个人账户，提高城镇医疗保障制度的运行效率，实现不同制度的融合，缩小制度间差距，促进制度可持续发展，巩固城镇医疗保险的覆盖面。
(二)已有个人账户改革思路
关于个人账户的出路问题，有学者提出改良个人账户的多种措施，如提高个人账户互济性，扩大支付范围;建立家庭账户;实行名义账户制;提高个人账户积累等。但上述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个人账户存在的问题。为此，不少学者提出应取消个人账户，主要有三种思路:一是将划拨入个人账户的资金直接转化为工资，发给个人现金。二是把个人账户资金留给单位或个人去购买补充医疗保险。三是将个人账户并入社会统筹，实现“三步走”战略瑏瑠。取消个人账户发给个人现金的思路，仅能够提高健康参保者(主要是年轻职工)及其家庭的消费效用，提高职工医疗保险的运行效率。第二种思路，购买商业保险能够提高购买者的保障水平，但商业保险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老年退休者很容易被排除在外。并且，社会医疗保险的目标是“保基本”，购买商业保险应属个人自愿行为，如果强制购买则超出了政府干预的边界。在医疗保险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当前主流是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合并公费医疗与职工医疗保险形成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取消个人账户并入社会统筹，合并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形成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第二步，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形成区域性的国民健康保险;第三步，由区域性国民健康保险形成全国性国民健康保险。“三步走”战略将个人账户并入统筹基金，能够降低退休参保者、慢性病参保者的就医负担，且不需要设置过渡期即可实现调整。但这种方式的问题是:
(1)合并后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仍主要依赖于政府补贴，保障水平不会很高，难以实现“保基本”。
(2)合并后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的筹资瓶颈未能解决，财务可持续性面临困境。
(3)政府仍需不断增加对城镇居民(及农村居民)的补贴，财政负担将日渐增加。
(4)职工和职工家属“一家两制”(乃至一家人参加多个制度)问题仍然存在，未能解决城镇内部医疗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且医疗保险待遇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不利于未来进行制度融合。
(5)由于收入、疾病风险、医疗资源分布的城乡差距巨大，难以确定合并后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缴费水平、报销比例、定点医院等以谁为标准。把两个收入水平不同、消费水平不同、医疗服务需求不同和医疗费用效用不同的人群捆绑在一个制度内，在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上就高就低都不妥当。
(6)试点地区的情况表明，由于城镇居民对医疗服务需求的数量和质量高于农村居民，在统筹的制度内，存在农村居民补贴城镇居民的现象，这是一种逆向再分配，对农村和农民是不公平的瑏瑡。总的来说，已有文献局限于就事论事，对个人账户出路的讨论仅限于解决个人账户本身的问题，而缺乏全民医保的整体观，无法有效改善当前城镇医疗保障制度的运作效率。同时，上述方案，仅指出了改革的可能方向，缺少对方案本身的优势劣势、可行性、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的论证。
(三)“三网合一”改革思路及其必要性
基于本文前述的改革原则，我们提出城镇医疗保障的“三网合一”思路瑏瑢，其路径是:第一，保留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社会统筹部分的所有制度安排，并修改“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中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第二，取消公费医疗制度，其受益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目前这一步已基本完成);第三，取消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的个人账户制度，将这部分保费用于其被抚养人口，就业人口为主动参保人，被抚养人口为被动参保人，因为“一老一小”参加了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即可取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法》规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低收入家庭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给予补贴。”随着城镇化进程，农村居民数量减少，收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水平提高，城乡差别逐渐缩小。当城市化率达到75%左右时，讨论城乡医疗保险制度是否合并的条件就成熟了。取消个人账户，用个人账户资金将职工家属纳入职工医疗保险的方式的特点在于:
(1)提高制度运行效率。将职工家属纳入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属于强制参保，强制参保效率上优于自愿参保。职工医疗保险与居民医疗保险分立，而前者缴费远高于后者，将诱导灵活就业人员加入居民医疗保险。将家属纳入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可以极大降低这种扭曲效应导致的低效率。
(2)提高城镇居民医疗保障水平，实现“保基本”，缩小制度间待遇差距。2011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人均支出1592．8元，而居民医疗保险人均支出186．8元，相差近8．5倍。将家属纳入职工医疗保险，即使保障水平与劳保医疗时一样为职工的一半，仍将大幅提高居民医疗保障水平，有利于实现“保基本”目标，缩小制度间待遇差距。
(3)巩固城镇医疗保险覆盖面。2011年，职工医疗保险和居民医疗保险参保总数4．73亿人，占城镇总人数6．91亿人的68．5%。其中，居民医疗保险实行自愿参保，而自愿参保无法解决逆向选择问题，难以巩固覆盖面。将家属纳入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由自愿参保转为强制参保，能够确保覆盖面不下降。由于家属可以免费参保，也有利于刺激中小企业员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积极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从而间接扩大覆盖面。
(4)降低政府财政负担，保障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可持续运行。根据历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08－2011年，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7．5%、9．8%、18．3%与20．8%，中央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的民生支出的增长率分别为29．2%、31．8%、19．9%和30．3%，民生支出增长率远高于财政收入增长率，不可能长期持续。居民医疗保险收入主要来自政府补贴。2011年，居民医疗保险总收入594．2亿元。根据《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1年度主要工作安排》，2011年，政府对居民医疗保险补贴标准最低为人均200元，实际补贴额超过442亿元(2．21亿人乘以200元/人)，超过总收入的74%。
(5)未来，随着政府民生支出快速增加，财政压力日增，居民医疗保险长期运行面临筹资瓶颈。而2011年，个人账户当年结余就高达431．0亿元。将家属纳入职工医疗保险，化解了个人账户结余资金的贬值风险，政府也无需再为居民医疗保险提供巨额补贴。
(6)实现职工医疗保险和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自然融合。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均实行家属联保制度，即就业者参保，家属免费享受医疗待遇。也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实行家属缴费参保。可见，取消个人账户，用个人账户资金将家属纳入职工医疗保险，能够促进广覆盖、保基本和可持续目标的实现，能有效利用个人账户资金，既促进效率，又体现公平，同时可自然地解决城镇内部一家多制问题，缩小职工和家属之间的医疗待遇差距，并且不会增加政府、企业和个人负担。
二、可行性分析及面临的挑战
(一)可行性分析
(1)制度基础取消个人账户，将职工家属纳入职工医疗保险有三方面的制度基础:一是，个人账户本属于个人，取消之后用之于家庭成员，理属当然。对职工而言，个人账户资金只能用于个人医疗消费，效用低下。取消个人账户，将家属纳入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中，将大幅提高职工家属医疗保障水平，且不需额外缴费，职工反对的意愿较低。二是，过去劳保医疗的制度基础，人们对家属免费参保的观念尚未完全消失，有一定的心理基础。三是，职工医疗保险和居民医疗保险同属于一个部门管理，容易实现制度融合。
(2)筹资问题个人账户的资金能否保障职工家属享受半费待遇?我们首先区分城镇的三种家庭:有就业者家庭、失业者家庭和三无家庭。在上述制度设计下，根据《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规定，凡就业者必须参加“中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其家属免费参保。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失业人员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低收入家庭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给予补贴。”这样，失业人员由失业保险基金为其支付医疗保险费，三无家庭(含无收入或低收入家庭)由医疗救助制度帮助其参保。我们先考察有就业者家庭和失业者家庭的职工家属免费参保所需财力。根据现行规定，职工医疗保险缴费率为8%，其中，4．2%划入社会统筹基金，占医疗保险基金收入的52．5%，3．8%划入个人账户，占47．5%。2011年，4．2%的社会统筹基金(每年均有大量结余)保障人群为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人数为2．52亿人。假定家属保障水平与职工相同，3．8%的缴费率能够保障的家属总人数为2．28亿人;如果家属保障水平为职工的一半，3．8%的缴费率能够保障的家属总人数为4．56亿人。而2011年，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2．21亿人。因此，职工和居民医疗保险合并，从总体上资金是充足的。根据贾洪波的测算，2007－2050年，如果居民与职工医疗保障水平相同，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率在1．92%－2．33%之间，远小于3．8%。由于福利刚性，建议家属(诊疗目录与职工完全相同)保障水平为职工的一半。就每个家庭而言，我们可以从就业者负担人数角度来看。近10年来，参保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之比保持在3:1。据调查，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人均社会统筹基金的支出之比，远大于3:1。这表明，4．2%的缴费率下，1个就业者能够负担起2人的医疗费用。而2000－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指平均每户家庭人口/平均每户就业人口)均低于2．0。因此，3．8%的缴费率只需要保障不到1．0个职工家属，完全负担得起。因此，只要家庭中有就业者或失业者，家属均免费参保，在财力上不存在问题。最后，考察三无家庭及低收入家庭的参保缴费问题，即医疗救助所需代缴的资金。根据民政部《2011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2011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低保对象2276．8万人。根据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2012年，“政府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按照这一标准，在本文的制度设计下，政府需要补助的参保费用为54．6亿元，相当于对居民医疗保险的补贴额的10%。即使未来补助标准提高，也完全在政府承受范围之内。2011年，职工医疗保险社会统筹基金收入为2596．1亿元(4945．0乘以52．5%)，而2010－2011年，社会统筹基金年度结余为511．0亿元(3518．2减去3007．2)，则2011年社会统筹基金支出为2085．1亿元(2596．1减去511．0)。2011年，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25227．1万人，人均社会统筹基金支出为826．5元。按照家属待遇为职工一半，家属待遇为413．3元。2011年，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22116．1万人，需资金量为914．0亿元，远高于2011年居民医疗保险实际总支出(413．1亿元)，远低于2011年个人账户收入(2348．9亿元)。取消个人账户用于提高职工家属保障水平后，个人账户仍能结余1434．9亿元。
(二)挑战及其应对
将家属纳入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也存在一些挑战:
(1)取消个人账户后，由于不再向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划拨资金，他们的医疗负担可能加重。为解决这一问题，取消个人账户之前可以先着手修订“三个目录”，推行门诊统筹，向这类人群倾斜，保证其待遇不下降，并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2)2011年，城镇就业总人数为35914万人，职工医疗保险参保职工18948万人，参保率为52．8%，如果包含退休人员6279万人，参保率则为70．2%，参保率有待提高。因此，即使当下把已参保者的家属全部纳入进来，仍有相当部分的城镇人口不能纳入，仍需要为他们提供保护。不过，城镇就业人员统计中包含了农民工，而农民工参保率很低。2011年，全国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年末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为4641万人，占外出农民工的29．2%。无论如何，有城镇户籍的就业人员参保率目前可能低于100%。这样，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下，就有部分城镇就业人员及其家属没有参保。但这并非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而是《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执行的问题。因此，未来必须逐步规范、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尽早实现职工应保尽保，并按照职工实际工资缴费。
(3)不论哪种取消个人账户的思路下，当前个人账户资金大量闲置的人群，也即健康人群受损都最大。对这部分人群，一方面要允许个人账户已积累资金全部归己，但仍限于医疗消费支出;另一方面，要通过宣传教育，使其理解其直系亲属可免费参保所获得的利益。但仍有小部分(单身或已婚的)没有被抚养的子女或父母的健康参保者受损。应该指出，尚无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为提高新制度的接受度，政府应继续保持对职工家属的财政补贴，但将人均补贴标准固定下来，之后不再提高。随着职工家属参保人数逐渐稳定，政府财政补贴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将不断下降。
三、评估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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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本核算方法存在缺陷
当前财产保险公司在进行成本核算的过程中，成本核算方法的不当造成财产保险公司的成本支出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财产保险公司主要是对分险种的成本费用以及损益的核算方法存在不足。首先是财产保险公司的成本核算只是对直接变动费用进行核算，而对于间接费用的核算缺乏有效的追踪和管理，造成成本核算的结果缺乏科学性。其次是财产保险公司对营业费用的管理和分类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没有实施详尽的账务细则处理。财产保险公司在业务成本支出方面采用的分险种核算的方案，是一种粗糙的核算方法，虽然能够对某一险种的成本情况进行掌握，但是缺乏对财产保险公司不同险种的成本对比分析。通过成本对比分析能够有效的掌握公司的成本情况并加以控制。最后，保险公司在险种的营业费用方面的分配缺乏科学性，这不利于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成本支出的有效控制。
2.缺乏成本约束和成本考核激励机制
财险公司在成本管理活动中，缺乏有效的成本约束和成本考核激励机制，这造成财产保险公司的成本管理效率欠佳，造成业务成本控制机制难以落实。在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中，由于财产保险公司尚未建立完善的成本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成本核算和业务成本管理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财产保险公司在成本支出和成本核算方面存在一些漏洞，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增加了公司的成本支出。另外，由于缺乏有效的成本考核激励机制，财产保险公司的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在营销和销售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成本观念，员工缺乏开展成本控制的激励机制，使得员工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注重业务成本的控制，加大了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成本，影响公司的整体竞争优势。
二、财产保险公司业务成本管理的措施建议
1.强化财险业务成本控制意识
财产保险公司重视市场开拓和保费增长而忽视了业务成本管理的不良现象影响到财险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因此，财产保险公司必须强化业务成本管理，从公司的高层到基层员工，加强业务成本控制意识。保险公司的管理者不仅应该认识到市场开拓和业绩增长的重要性，更应该注重业务成本管理的作用。将精力投入到保险服务业务的开展，而忽视了内部管理的强化和业务成本的控制，这反映了财产保险公司的服务管理效益的缺陷，影响企业的高速平稳发展，造成财产保险公司的风险隐患。因此，财产保险公司应该重视成本管理，公司高层应该着手制定财产保险的成本管理策略，坚持业务增长和业务成本控制的结合，加强对成本预算管理，制定和实施科学的成本管理计划。公司的员工应该切实的落实公司所制定和实施的成本管理战略，提高业务增长过程中的业务成本控制，促进财产保险公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标的有效实现。
2.完善业务流程管理，有效控制业务成本
为了有效的控制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成本，必须重视对业务流程的管理。财产保险的理赔支出是财产保险公司业务成本量最大的项目支出，因此，为了提高财产保险公司的经济效益，必须重视对理赔支付环节的成本控制。有效的控制理赔量是促进保险公司业务绩效提升的关键所在。控制财产保险的理赔量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对承保质量的把控。提高承保质量，能够防止公司遭受蒙骗和骗保，给公司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在财险业务的开展中，不要盲目的为了追求市场业务拓展而忽视了对承保业务质量的完善。保险业务人员在公司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对承保质量的控制，完善承保流程管理，切实有效的降低财产保险公司的承保风险，促进财险保险公司的业务成本的有效控制。其次是加强对理赔环节的控制。把握好理赔环节，控制灾害事故，防止出现错赔、骗保情况的发生。保险公司应该重视对保险风险的深入的分析和调查，建立完善的理赔流程，加强保险监督检查工作。在进行理赔案件处理的过程中，应该依据现场勘查结果，对案件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切实履行审批制度，合法、合理的控制财产保险的支付成本，促进财产保险业务成本的控制。
3.加强财务管理，明确各项费用开支
财产保险公司的各项业务费用的开支中，营业费和手续费等支出占据了很大比重，而且公司的理赔支出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因此，为了有效的控制业务成本，必须重视完善财务管理活动，控制各项费用的支出。首先，保险公司应该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实施费用支出计划，规范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中各项费用支出的标准和范围，促进财务管理制度的有效落实。另外，应该加强对财产保险公司的费用的预算管理与控制，制定完善的预算计划并执行，加强对费用审批制度的完善和履行，促进费用管理得到有效的控制。另外，应该加强对各项保费的手续费的提取比例的控制，加强对财产保险的各项管理成本费用的控制。公司应当依照业务险种的特点、拓展领域以及操作难易程度实施合理的手续费提取比例，加强对各项营业费用的监督与控制，促进财产保险公司业务成本管理的有效落实。
4.改善公司成本费用管理的方法
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业务成本管理水平，必须加强成本费用管理工作，在企业经营业绩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有效的降低业务成本。首先是确定明确的业务成本管理目标，对公司业务成本费用管理实施预算计划。其次，实施业务成本费用考核办法。明确和扩大年度经营目标的考核范围，将业务成本费用指标纳入到考核范围当中，从而有效的提高成本费用的控制力度。另外，降低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成本费用的方法还有：开发新的财产保险险种，改善保险险种的结构，将一些处于亏损状态的险种业务切除，扩大盈利性的险种业务。降低保险的赔付水平。在保险赔付过程中，应该在不影响公司形象和不损害客户利益的条件下，提高对赔付案件的审核力度。再次，改善保险理赔的鉴定手段，利用高科技手段，提高事故勘察和监测的效率。最后，应该加强对保险销售人员和保险理赔人员的专业培训，促进保险业务人员素质的提升。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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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跨区域流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行为与机制研究”课题组2013年寒假期间开展的一项以进城农民工为对象的实地调查。本次调查是对全国范围内21个省市及自治区进行的实地问卷调研。调查者由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和浙江大学“三农协会”的学生组成。考虑到样本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我们从中随机抽取了来自浙江、江苏、天津、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广东、广西、陕西、福建、新疆、山西、吉林、黑龙江、辽宁、贵州、四川、重庆的21个省市的100名学生作为本次调查的成员，并在调查前对他们进行了培训。值得说明的是，由于本次调查的调查员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学生，我们只能根据学生的户籍来源地分配各个省市的样本量，所以样本难以避免会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偏差，即来自浙江的调查员及样本居多，这是本文的一个局限。但整体来看，本次调查数据覆盖面较广，所反映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和以往研究结论还是比较一致的，所以仍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此次调查采取农民工口述、调查员填写问卷的形式搜集数据，每位调查员在老家所在地级市的城镇地区通过随机抽样采访的方式抽取15位年龄在16岁以上的进城农民工(即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进行调查，最终收回有效问卷1206份，有效问卷率为80.40%。从表1所列的样本特征来看:在来源分布方面，调查对象以本地农民工为主，占47.98%，外来农民工占52.02%。在性别分布上，调查对象以男性为主，占样本的67.19%。在代际分布上，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31.53岁，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3.12%，老一代农民工占36.88%。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农民工占样本数的64.74%，未婚者占32.77%。从行业分布来看，27.71%的农民工从业于餐饮住宿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其次是建筑业，占20.65%，交通运输业和环境卫生业的比例相对较低，分别占5.21%和0.67%。
2．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家庭消费的描述分析
(1)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状况。
社会保障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或最基本的生活权利，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们能否平等参与城市就业竞争，融入城市生活。如表2所示，目前农民工的城镇社会保险参保率仍然较低。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医疗保险)的参保率最高，占37.78%，其次是城镇职工工伤保险(以下简称工伤保险)，占33.37%，再次是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养老保险)，占28.19%，城镇职工失业保险(以下简称失业保险)的参保率较低，仅占14.25%。对比近几年关于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状况的研究发现，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状况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不过与城镇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状况还是有较大的差距。此次调查中参加农村医疗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比例相对较高，农村医疗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79.86%、45.36%。除了工伤保险以外，女性农民工参加各类城镇社会保险的比例要高于男性。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各类城镇社会保险的比例较高，参加农村社会保险的比例较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比例相对较高，而参加农村社会保险的比例较低。
(2)进城农民工家庭消费分布。
随着进城农民工的性别、代际、来源地、教育程度的不同，其家庭消费分布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来看，进城农民工的家庭消费水平明显偏低。2012年进城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总消费约为23933元(根据臧文斌等人的研究，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消费就已达到24760元)，家庭人均消费约为11376元。多数农民工家庭年总消费在20000元以内，占调查总数的57.42%。
(3)进城农民工家庭总消费与分项消费的组间差异。
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农民工家庭年总消费约为27346元，未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家庭年总消费约为22554元，两者的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值得指出的是，参加农村社会保险(至少参加一种)的农民工家庭年总消费要低于未参加农村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但是两者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分项消费中，除了食品消费、通讯消费和交通消费，城镇社会保险(至少参加一种)参保家庭和非参保家庭的各项消费存在显著差异。新老两代农民工在医疗消费和娱乐消费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医疗显著高于新生代农民工，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消费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从来源地来看，本地农民工家庭和外来农民工家庭在医疗消费、娱乐消费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他消费的差异不显著。从发展取向来看，打算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家庭总消费显著高于打算返乡或有其他选择的农民工家庭。分项消费中，这种差异在食品、衣着、居住、应酬和娱乐等方面较为显著。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项制度和国家调节居民收入的一种手段，必然会对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收入路径、预防性储蓄以及对未来的预期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决策。此外，进城农民工在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状况、家庭规模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也会影响到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消费。因此，结合现有研究以及本次调查的数据情况，本文以农民工家庭总开支的对数(Y)作为因变量，取对数的目的是使数据更加平滑并降低可能存在的异方差。自变量分为社会保险变量、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其中，社会保险变量由城镇社会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险组成，城镇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X1)、医疗保险(X2)、工伤保险(X3)、失业保险(X4)，农村社会保险包括农村医疗保险(X5)和农村养老保险(X6);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X7)、年龄(X8)、教育程度(X9)、进城务工时间(X10);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流入地常住人数(X11)、子女随迁(X12)、家庭总收入对数(X13);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就业风险(X14)、发展取向(X15)、身份定位(X16)、代际(X17)、来源地(X18)、务工地(X19)。
三、实证分析结果
在模型估计之前，先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得出，方差膨胀因子VIF统计值均低于10，说明模型中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考虑到利用截面数据建立模型时难以避免某些解释变量缺失或样本数据观测误差而使干扰项方差增加，从而产生异方差问题，本文采用计算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的方式进行统计推断。
1．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
(1)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
城镇社会保险对进城农民工家庭总消费的影响显著，除了工伤保险的系数为负以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董昕等人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从作用机制上看，参加社会保险有利于农民工家庭抵御未来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的风险，对农民工家庭的消费应该有正向影响。对工伤保险的系数为负的一种合理解释是，相对于没有工伤保险的农民工，有工伤保险的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危险性更大，面临的风险也更高，他们的预期收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抵消且超过了保险的正向作用，对其家庭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本次调查也表明，参加了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从业于建筑业、机械制造业等高危行业的比例较高，占样本总数的50.13%，而对于没有工伤保险的农民工，这一比例仅为34.77%。农村医疗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并不具有显著性。
(2)个人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进城务工时间的系数为正，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时间的增加，其家庭总消费也随之增长。教育程度和进城务工时间都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体现形式:一般来说，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越高，获得较高收入的可能性就越大，消费水平也会相对较高;进城务工时间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的工作熟练程度，也会对其收入和消费的提高产生重要的影响。模型中的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此次调查的农民工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占样本总数的88.32%，由于样本教育程度的同质性较高，所以差异难以体现出来。
(3)家庭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
流入地常住人口数对农民工家庭总消费的影响为正，并在10%的水平显著。正常情况下，随着进城农民工同住家人数量的增加，在城市各项生活开支也会提高。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家庭总消费的影响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子女随迁对农民工来说意味着一笔较大的生活开支，这也恰恰映衬出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过程中，由于收入低、生活成本高而被迫让子女留守农村的现实。家庭总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总消费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经济学的消费理论相符。
(4)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
发展取向的估计系数为正，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打算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在家庭消费上要比打算返乡或有其他选择的农民工高出16.98%。身份定位的系数为正，在10%的水平上显著。根据炫耀性消费理论，消费是人们构建自身身份认同的手段，真正动机是获得一种社会身份认同，这种消费就是一种典型的“象征消费”和“符号消费”。对于打算在城市定居并最终融入城市社会的农民工而言，较高的家庭开支正体现了他们追求城市生活方式并实现与城市社会群体联合的愿望。从我们的调查中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打算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不再是一味的节俭，有的甚至是“赚多少、花多少”的“月光族”，他们羡慕并努力适应着城市的生活方式，不再愿意回到农村生活。
2．社会保险对不同收入的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
本文根据进城农民工2012年全家在城镇就业和家庭经营中获得的总收入分布将所有样本分成三组，即家庭年总收入在35000元以下的家庭为低收入家庭(约占总样本的25%)，收入在35000～70000元的为中等收入家庭(约占总样本的50%)，收入在70000元以上的家庭为高收入家庭(约占总样本的25%)。结果显示，社会保险对不同收入的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低收入家庭，城镇社会保险中除了养老保险的系数不显著以外，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影响均为显著，其中失业保险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医疗保险。对于中等收入家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影响显著，失业保险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养老保险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医疗保险。而对于高收入家庭，城镇社会保险的影响都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于中等收入家庭，农村养老保险的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至少要求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市民化意愿，二是具有市民化能力。家庭收入状况是反应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重要方面，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工家庭，即便有较强的市民化意愿，也可能会由于难以承担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最终选择回到农村生活，他们属于常年进城务工经商、季节性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候鸟型”农民工。对他们来说，城镇养老保险的作用并不明显。相对而言，中等收入的农民工家庭的市民化能力较强，他们属于基本已经融入城市的“沉淀型”或“筑巢型”农民工，对他们来说，养老保险是其选择在哪定居的重要决策依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城镇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归属感会更强，在城市的消费也会更高，而有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往往将农村老家视为最终的归宿，城市只是临时打工的地方，他们通常不愿意或者尽量降低在城市的消费，而把更多的收入储蓄起来或寄回老家。由于高收入农民工家庭的经济风险抵抗能力较强，所以社会保险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3．社会保险对不同代际、来源地、发展取向的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
按照代际、来源地、发展取向将所有农民工进行分组，分别对相应的子样本进行回归。城镇社会保险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比较显著，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意识更强。相对于本地农民工，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受到城镇社会保险的影响更加显著，说明外来农民工由于离家较远，他们在城市务工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此外，不同发展取向的农民工受城镇社会保险的影响也不相同，对于打算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比较显著，而对于打算返乡或有其他选择的农民工而言，失业保险的影响比较显著。该结果说明社会保险的确会对农民工家庭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影响的显著程度在不同的群体间会存在一些差异。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13年全国21个省市的进城农民工调研数据，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影响为正，工伤保险的影响为负。城镇社会保险对不同群体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而相对于本地农民工，社会保险对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则更为显著。不同的险种对各收入组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总体看来，社会保险对中低收入的农民工家庭消费影响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