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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论论文范文1
构树的成熟果实颜色鲜红，富含氨基酸、维生素、糖类等营养成分，容易吸引鸟类前来啄食。一些研究者通过在武汉、南京、柳州等地进行野外观察和分析鸟粪样品，已经确认白头鹎（Pycnonotussinensis）、山斑鸠（Streptopeliaorientalis）、乌鸫（Turdusmerula）、红嘴蓝鹊（Urocissaerythrorhyncha）、灰喜鹊（Cyanopicacyana）、红耳鹎（Pycnonotusjocosus）、绣眼（Zosteropspalpebrosus）等鸟类偏好取食构树果实。这些鸟类啄食构树果实以后，将种子随粪便撒播至其他地方，扩大了构树种子的传播范围。野外观察发现，在城郊公园、临水驳岸及郊区荒野地等处均能见到构树的实生苗，在野生构树群落内也能发现大量实生苗，且均长势良好，这表明，构树成功的有性生殖是其种群更新的重要机制。
2萌生枝条
构树也可以通过根生萌枝和茎生萌枝实现更新。构树根系发达，根蘖能力强，熊佑清指出，3～5a生的构树在2a内，通过自然分蘖每年能增新株20～35株，覆盖面约200～500m2。对构树的根段进行埋条，其成活率平均达到53％，以沙土为基质时高达81％。在野生构树群落内，一些植株主干顶端枯死或被折断，茎下部一定部位会萌发出新芽并发育成茎生萌枝。魏媛等研究表明，光照强度、截断、抹芽、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均能对构树芽的萌发产生影响。
3构树的人工繁殖育苗
3．1种子育苗构树种子人工留种播种后发芽率低，田间发芽率仅4％。水分、土壤、温度和光照等外界条件对构树种子萌发具有影响。构树种子最适宜的萌发条件为温度30℃、12h光照＋12h黑暗的光照条件和正常湿度。对种子进行预处理，可以提高构树种子的萌发率。孙永玉等用浓度为25mg／L的NAA处理构树种子，种子发芽率高达70．5％；用浓硫酸处理构树种子，各项发芽指标明显优于其他处理。杨帆等、吴纲等用不同浓度的NaCl处理构树种子，发现低浓度的NaCl对构树种子的萌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3．2扦插育苗构树根插成活率较高，但会对母株造成一定损害，因此不适宜大规模应用。彭玉华等研究了不同季节、构树不同类型穗条的扦插生根情况，结果表明，构树扦插成活率在春季最好，应选择半木质化穗条，顶芽次之，夏季选择顶芽穗条最好，秋冬季节各种类型穗条都不理想。但总体看，构树枝插育苗生根较难，尤其是硬枝扦插成活率很低。应用生根粉处理插穗，能提高构树穗条扦插成活率。周鑫等指出，选择直径为0．9～1．3cm的嫩枝插穗，用浓度为200～300mg／kg的生根粉处理，插穗上端封蜡，延长了插穗的存活期。韩高辉等的研究表明，用911生根粉以150×10－6溶液浸泡24h处理时，可显著提高插穗成活率，平均成活率达88．6％。
4构树的生态学
4．1水分胁迫对构树的影响构树具有一定的耐旱潜力。干旱胁迫下，构树具有稳定的碳酸酐酶活性、较高的光能转化效率、电子传递速率及净光合速率来对抗干旱逆境［25］。构树具有一定的抗涝能力。王哲宇等探究了淹水胁迫对1年生的构树幼苗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淹水胁迫抑制了构树幼苗的高度增长，而对其地径增长和不定根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4．2土壤理化性质对构树的影响构树对土壤酸碱度的变化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在喀斯特地区，构树对钙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表现出对喀斯特地区较强的适应性。在天津盐碱地的栽培试验显示，构树在重盐试验地、重碱试验地和中盐中碱试验地的成活率分别为79．3％、93．2％、96．6％，这表明构树在盐碱地的绿化建设中可以大规模推广。王金山等在环渤海湾试验基地进行了构树的连续种植试验，进一步证明了杂交构树作为绿化树种在盐碱地种植的可行性。构树在轻中度酸胁迫下能通过自身调节适应环境，具有中度抗土壤酸化能力。陈家法等［31］在土壤呈弱酸性的冷水江锑矿区进行了种植研究，发现构树在该区域的成活率在90％以上，年树高生长量在0．7m以上，4a生构树郁闭度为0．75，在较短时间内可恢复矿区植被。构树在修复矿区土壤、实现生态重建上具有发展潜力。
4．3污染物对构树的影响
4．3．1大气污染构树具有较强的吸收二氧化硫、氯气等污染气体的能力，吸滞粉尘能力强，在城市园林应用中，具有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赵林峰等选取衡阳市4个采样点对构树叶片进行了叶片滞尘能力及硫、氯含量的测定，结果显示，构树滞尘能力显著，在车流量大的国道上吸附沙尘量最大；工业园区扬尘量较少，叶片含硫、氯值较高。张家洋等在不同季节对构树的叶片取样进行滞尘能力测定，结果显示构树滞尘能力强，其滞尘能力表现为秋季＞春季。张庆费调查发现，在污染严重的厂区，构树抗污性强于香樟、悬铃木、女贞、水杉、雪松等树种。
4．3．2土壤污染构树对重金属污染土壤具有耐受性，能够富集重金属，对受重金属污染土壤具有生态修复功能。当土壤镁粉尘施加量小于10％时，可促进构树生长。赖发英等发现重金属Cu、Zn在构树体内的富集浓度是根部＞叶部＞茎部，其富集系数都在0．5以下，但由于其地上部分生物量很大，能够从土壤中移除大量的重金属。康薇等对湖北古铜矿遗址区的构树进行了调查，发现构树的地上部分对Cu、Cd、Pb的综合富集系数较高，具有较强的富集能力，对Pb的富集效果尤其明显，因而适宜在Pb污染区栽植。
4．4构树的种群特征对野生构树种群特征的了解是理解种群更新的重要基础。对野生构树种群分布格局的研究表明，幼树或者灌木层构树，个体数量较多，种群聚集强度大；大树或者乔木层构树，种群格局由聚集分布变为随机分布。构树的生态位较宽，且与其他树种的生态位重叠较少，构树是南京幕府山植物群落的主要优势树种［43］。在野外，构树种群的主要干扰因子是砍伐和樵采，在强度干扰下，构树的幼苗、幼树个体往往较多，种群更新能力强，而随着干扰强度减弱，构树的更新能力呈现衰退趋势；中度干扰最利于萌枝的形成和发育。
5构树的园林应用
开发利用乡土野生植物资源是园林建设的重要任务。构树树干挺拔，枝叶茂密，速生耐修剪，适应性强，叶形叶色变化丰富，雌株果期极具观赏价值，植株抗大气污染和富集重金属，根系可固沙固土，具有改善生态环境的功能，在园林应用上具有重要潜力。目前，构树在喀斯特地区、废弃矿区、滨海盐碱地、工业园区以及城市绿化中（作者观察）得到应用。同时，构树的新品种选育已经取得了进展，王凤英等培育出稳定的黄色叶构树，陈建业等培育出斑叶构树和金叶构树，构树新品种的诞生使其在园林上的应用形式更加丰富。然而，长期以来构树并未得到园林工作者的足够重视，大多仍处于野生状态。为了大力推广构树在园林上的应用，需要对其以不同的指标进行综合的量化评价，以客观的形式证实构树应用的可靠性和可行性。
6小结与展望
生物学论论文范文2
1.1HE染色切片脑组织病理形态学改变，进行病理分级。染色强度根据阳性细胞的百分比进行定性分级:病灶的表达＜20%为阴性(－)，＞20%为阳性(+)，以定性分级结果比较HSP70表达与星形胶质细胞瘤临床病理特点的关系。
1.2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17.0进行分析，采用非参数Kraskal-Wallis、Dunnet-t检验、χ2检验和应用生存分析。
2结果
2.1HSP70蛋白的分布与表达HSP70阳性物质呈棕色颗粒状，位于胶质细胞瘤的胞核和胞质中，以灶状或颗粒点状分布，不同病理分级HSP70免疫组化图片，见图1。HSP70在正常脑组织中呈基础分布，HSP70计数值平均为5.60±1.82，各级星形胶质肿瘤细胞中HSP70分布呈逐级上升趋势，经Spearman秩相关分析，肿瘤分级与HSP70分布呈正相关(r=0.685，P＜0.001)，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以正常脑组织为参照，肿瘤Ⅲ、Ⅳ级脑细胞中HSP70计数值分别为38.11±16.75、55.17±24.96，明显高于正常脑组织(P＜0.01)。肿瘤Ⅰ、Ⅱ级HSP70计数值分别为15.2±7.58、24.38±14.40。
2.2HSP70表达与星形胶质细胞瘤临床病理特点的关系62例星形胶质细胞瘤患者中，21例HSP70表达增高，与正常脑组织有差异(P＜0.05);HSP70表达情况与性别、年龄无关(P＞0.05);胶质瘤Ⅰ、Ⅱ、Ⅲ、Ⅳ期中表达阳性率。见表1。
2.3生存率比较随访观察患者5年生存率，HSP70阳性组5年生存率(36.1%)明显低于HSP70阴性组(61.5%)(P=0.029)。生存曲线图，见图2。
3讨论
HSPs是机体应激反应性蛋白质，其作为一种“分子伴侣”参与细胞的生长、分化、基因转录，帮助胞内蛋白折叠、组装和转运，并具备免疫保护作用。在HSPs的大家族中，HSP70为高度保守的ATP酶，在细胞应急或非应急状态下蛋白质的代谢及调控中起重要作用，其表达水平的改变可以反映细胞老化状态，还可以作为判断细胞应激能力和生理状态的指标。除了分子伴侣功能外，HSP70在肿瘤免疫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也备受关注。HSP70表达增强往往与肿瘤细胞的低分化、淋巴结转移、肿瘤耐药等密切相关，可能参与肿瘤细胞的某些生物活动;另一方面又能诱导和增强机体抗肿瘤免疫反应，抑制肿瘤生长。研究报道，HSP70参与了肿瘤细胞周期的调控和表型改变，肿瘤细胞的异质性使HSP70在与其相结合时成为肿瘤抗原多肽的靶载体，协助机体免疫系统对抗原肽识别，从而诱导特异性的抗肿瘤免疫反应;HSP70能够与肿瘤细胞内的肿瘤特异性抗原多肽结合形成复合物，通过与巨噬细胞、树突细胞等抗原提呈细胞的表面受体特异的结合而激活特异性抗肿瘤免疫，而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Ⅰ类分子如CD91、CD40、趋化因子、TLR4等参与介导途径。HSP70可通过调整Th1/Th2调整机体免疫状态或直接活化TCRγδT细胞或自然杀伤(NK)细胞参与非特异的抗肿瘤免疫作用。
正常组织细胞中的HSP70仅有少量表达，并主要定位于细胞质中，但在肿瘤细胞中，HSP70可扩散出胞质外的胞核和胞膜中。HSP70在肿瘤细胞中的异常定位与肿瘤自身的增生和无限生长的肿瘤学特性相适应，反映了肿瘤细胞的生物学特性。目前已在多种肿瘤中发现HSP70的高表达，在人脑胶质瘤细胞的系列蛋白表达谱分析鉴定中，HSP70被认为是高度恶性相关蛋白。本研究结果说明HSP70与胶质瘤的分化程度有密切关系。文献表明，HSP70作为“分子伴侣”可以调节和稳定肿瘤的异常增殖过程，介导错配蛋白的降解，协调肿瘤细胞的蛋白质快速代谢平衡从而使肿瘤细胞无限增殖，同时HSP70与肿瘤组织产生的多肽结合，通过MHC-I将抗原提呈给T淋巴细胞，引发抗肿瘤免疫;HSP70通过阻碍细胞色素C/dATP介导半胱氨酸天冬氨酸特异性蛋白酶(Caspases)的激活，阻断功能性凋亡蛋白体的装配抑制凋亡的发生来抑制凋亡;恶性肿瘤中HSP70高表达还与病人的带瘤生存期呈现一定相关性。
生物学论论文范文3
现代科学和社会发展难道不再需要古生物学了吗？或是像有些学者指出的（Feldman，1994；石磊，2009），古生物学要灭绝了吗？从进入21世纪以来的科学和社会发展来看，古生物学不仅没有灭绝，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古生物学可能正逐步走入新的复苏和飞跃阶段．
2、新时期古生物学的发展机遇
进入21世纪，古生物学的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近年来大量新的重要古生物化石材料和信息的发掘和一些新的化石分布规律的揭示，给自然科学领域不断带来新的认识和启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许多重要的传统科学认识．中国古生物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最大．对于中国古生物学在这方面的贡献，国际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刊物《Nature》和《Science》都曾经给予前所未有的专门归纳和评述，并曾将其中15篇报道和评述集成专辑出版（Gee，2001）．（2）进入21世纪，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挑战之一．与当代环境恶化紧密相随的生物多样性剧减，使人们不得不联想到地质历史时期曾经发生过以古生物大灭绝为标志的重大地质事件，因而有学者提出当前我们人类正面临着“第六次大灭绝”（LeakeyandLewin，1996；何卫红等，2004；Barnoskyetal．，2011）．因此“全球变化”已经成为当前最热门的主题，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在政界范围，与生物和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环境（以及能源）问题，都已经成为推动或者制约科技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关键，例如新能源的开发碳减排等．（3）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已知的生命也只生活在地球上．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寻找地外生命和外太空生存空间的努力已全面展开．但是经过大量的努力后，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到的地外星球只能与我们地球的初期状态进行比较．因此，地球早期生命起源及其拥有的环境条件研究，成为外太空生命探测的指向标．基于地球生命与环境为一体的“GAIA假说”（LovelockandVolk，2003），已经指导了近年来的地外生命和环境探索．（4）古生物化石对于青少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其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也是如此．其主要原因是，它们曾经是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生物，既真实又具体，但绝大多数已经灭绝了．它们的生存及消亡，对于我们人类也具有启示意义．对它们的认识和了解，正是培养青少年科学思维和提升民众科学素质的最有效途径．因而在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各类以古生物化石为特色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大量产生．其不仅是政府行为，用来提升民众的科学素质，而且也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样地，由于化石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以化石为交易对象的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地下市场也活跃起来．（5）尽管当代科技进步发展了许多定年和划分对比地层的新方法，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比古生物化石更经济有效而可靠的地层年代确定和划分对比手段．虽然全国1：20万大区域地质调查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地层格架，但新时期在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应用中，仍离不开古生物学的精细研究，如年代地层界线层型GSSP的确定造山带地层学研究精细的矿产地质资源调查与评价等．只是这些工作对于古生物学知识的需求通常更加专业化，且需求量相对有限．（6）21世纪科学发展的新高度，在微观领域，生命科学在微生物等研究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不仅带动了生命科学的飞跃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地微生物学（geomicrobiology）的新生；在宏观领域，地球系统科学中生物圈与地球其他圈层之间的关系是最复杂也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孙枢和王成善，2008），它迫切需要从地球历史的角度认识和探索地球生物与环境的协同演化关系和过程，从而给古生物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可以说，古生物学的研究领域正在拓宽和深入，并逐步向地球生物学（geobiology）发展．
3、当前古生物学发展面临的挑战
然而，当前的古生物学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挑战．第一，传统古生物学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理论轻应用的情况．古生物学不仅要重视研究古生物的生物学，包括古生物复原生态恢复生物演化等，而且也要强调古生物的资源和环境效应，如烃源岩的古生物学生物成矿和找矿作用环境微生物和生态修复等．古生物学需要从深化理论研究和拓宽实际应用两方面同时进行努力．第二，虽然人们重视了当代和未来的全球变化研究，但却对过去全球变化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现今生活的地球只是其数十亿年坎坷演变历史中的一个瞬间，当代人类宜居的环境是生物界与地球环境经过长期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产物．因此要正确认识当代人类生活的环境面貌，预测未来的全球变化，就必须解析地质历史时期的生物界及其与地球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以启示人类正确处理当代和未来的人―地关系，才能制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环境利用措施．第三，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人们迫切地希望飞出地球去开辟新的居住地，而忽视了当前我们的地球环境是地球古生物历尽艰辛长期改造和适应的结果．只有全面理清了我们地球历史上从生命起源，经历无数关键节点的演化飞跃，直到人类诞生的历程及其生存背景条件，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各类星际生存空间的探测目标．第四，现有的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小学生的科学兴趣和科学探索的培养．虽然大多数少年儿童在早年的时候都对化石着迷，并具有探索自然科学的热情，但很快在随后的模式化教育中被扼杀，因为他们的主要精力必须投入到与升学直接相连的应试教育中，不能再有太多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兴趣了．在一些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环境中，化石虽然被作为一件真实的科学珍品而受到广大民众的青睐，但或者由于民众古生物学知识的缺乏，或者由于经营者的利益追求，也或是经营者也缺乏相应的古生物学知识，许多化石常被演绎为一些莫名其妙的“民间传说”，而且“以讹传讹”，误导民众，甚至歪曲科学（廖卉，1998）．更有甚的是，由于地方管理者和民众的古生物学知识的缺乏，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下，滥采乱挖，使得一大批不可再生的珍贵化石资源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从而对人类自然科学研究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第五，受前期行业不景气的影响，有不少人偏见地认为，古生物学在地层研究中已失去作用，因而一些基层单位很不重视古生物地层工作．在某些古生物学相关行业，一些部门和基层领导对古生物学工作重视不够．例如在区调工作中很少布置化石采集鉴定工作量．在许多新区，生物地层工作水平有所下降，而古生物地层工作是需要野外和室内较多的投入和比较专业型的人员才能完成，尤其精细的古生物地层研究更需要耐心和投入，这与当前普遍追求的高效益时代之间存在矛盾，因此古生物学在许多基层单位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此外，许多古生物学家也常不易跳出传统古生物学的研究范畴．新时期的古生物学研究，不仅要研究古生物本身，更需要注重借助古生物来研究整个地球，要研究从微观到宏观生物及其作用对象的各个方面．除了与生物直接相关的环境和地球表层系统外，甚至还要通过古生物来示踪地球深部过程或地外事件，例如板块运动超级地幔柱活动外星撞击等事件，因为这些重大事件都会在生物界的发展和适应过程中留下可靠的印记．由此可见，当今古生物学的发展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古生物学教育肩负有重大历史使命．进入21世纪，古生物学的发展已经与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一起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古生物学教育必须与时俱进，跟上科学和社会发展的步伐，探索新的发展途径．
4、古生物学教育的途径
21世纪的古生物学教育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在3个层次上进行改革探索，即专业的古生物学教育非专业的古生物学教育和普及古生物学教育．其中专业古生物学教育的重点是调整课程设置，适应科学的发展；非专业古生物学教育的关键是改革教学内容，顺应社会经济和建设的需求；而普及古生物学教育的核心是因材施教，培养各类社会服务所需要的人才．
4．1专业古生物学教育
专业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从事古生物学科学研究实践应用探索和传承古生物学文化的专门人才，他们肩负有维系和发展古生物学科学的历史重任．20世纪的古生物学经历了从门类古生物学理论古生物学生物地质学的渐进演变历史，顺应了时代的发展（Newell，1987；殷鸿福，1994b；Goodwin，2006）．无论在科学研究还是在实践应用领域中都取得了重要成绩．也使得古生物学的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科学内涵不断丰富学科地位不断提升，为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力也不断增强．21世纪的古生物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科技进步和人类认识的飞跃，微观领域的地微生物学和宏观领域的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催生了“地球生物学”（geobiology），它是地球科学与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的交叉融合领域，其基本内核是从地球历史的角度探索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协同演化关系（殷鸿福等，2008；童金南等，2010）．由此可见，地球生物学应该是古生物学在新时期的跨跃（谢树成等，2006）．而地球科学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又都是新世纪发展最迅猛的龙头学科之一，因此可以预见地球生物学将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古生物学的本质是地质学与生物学的交叉结合，因此在传统的古生物学专业教育中，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安排都特别兼顾了地质学和生物学两方面的核心科学内容．相应地，在新时期的专业古生物学教学改革中，必须对其主干课程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内容更新，既要引入地球科学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领域基础核心课程内容，也要注意吸收这些学科领域的一些新的知识内涵，以满足新兴“地球生物学”科学研究和实践应用所必须具备的知识需求．因此可以认为，调整和重新规划与地球生物学相关课程并更新其教学内容是进行专业古生物学教育的重点．表1摘选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含原北京地质学院和武汉地质学院）几个代表性阶段与古生物学相关的课程设置情况，其基本上反映了各阶段古生物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和知识结构需求．波动比较大的是九十年代以后，当地层古生物专业被撤消之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一直采取的是以地质学专业招生，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选择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方式，即在地质学专业课程中只学习“古生物地史学”（一般为70学时），到后一年半的专业方向学习阶段再选择性地学习一些与古生物学相关的课程并从事古生物地层学的毕业论文工作．进入21世纪后，地质学专业古生物学课程的设置更加简化，在专业化学习阶段通常保留的一般只有“微体古生物学”“地层学”等，但阶段性地探索新增有“化石鉴定技术”“生物地质学”“地球表层学”等具有专业针对性和前沿性的课程．然而，这显然达不到专业古生物学教育的目的，于是古生物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任务转嫁到了研究生阶段．由于在研究生阶段基础课程的学习不是主要任务，虽然学生可以采取补课的形式来充实基础知识，但缺乏系统性有规划的基础教育，很难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的目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年来古生物学专业人才的培养．鉴于此，我们认为专业古生物学人才的培养还必须从本科教育开始，依据当前学科发展现状和趋势，结合当前古生物学专业化方向（地质学专业）的本科教学体制，重新规划古生物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及教学内容的安排．在课程设置上，传统的古生物学课程仍是必须的，包括普通古生物学地史学古生态学地层学等，但必须增加一些地球生物学交叉学科的基础课程，如普通生物学微生物学环境科学概论环境生态学等，或者将这些必要的基础科学知识融合到本学科的其他基础课程中．鉴于课时总量的控制，除普通生物学外，其他课程可以考虑作为本专业方向的重点选修课，同时还要增加一些古生物学应用专业的主干课程作为重点选修课，以使得本专业学生具备探索古生物学实践应用的基础知识．如果在本科学习阶段能够在这些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再通过研究生阶段的专门科学训练，可望能够培养出具有较好古生物学专业基础，并在科学研究和实践应用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专业型古生物学人才，从而推动古生物学的科学发展和实践进步．
4．2非专业古生物学教育
非专业古生物学教育主要是针对地学其他专业，甚至相关的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专业的学生进行的古生物学基础知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在科研教育生产和社会实践中能够应用古生物学，运用古生物学知识作为工具，服务于其所在领域的科研或实践活动．非专业古生物学教育针对的教育面最广，也是各界学者从业及讨论最多但一直没有得到比较好地解决的问题之一．一般说来，这方面的古生物学知识教学课程比较单一，即古生物学，或称为古生物学基础古生物学概论等，也有与地史学或地层学合在一起称为古生物地史学或地层学及古生物学等．只有少数与古生物学相近的学科专业有时还增设有其他与古生物学相关的专业课程，如微体古生物学古植物学等．由于这些专业的古生物学课程一般在课时上明显少于地层古生物学专业相应的课程，常规的处理办法就是压缩其教学内容，但保持原课程内容体系．例如对于80学时的地层古生物学专业的古生物学课程，一般要求学生掌握80个左右的“标准化石”，而相应地对于40学时的非地层古生物学专业的古生物学课程，就要求学生掌握40个左右的“标准化石”．这种教学内容的安排在当年以古生物化石作为地层年代确定的主要手段的地质工作中并未受到广泛质疑．但自20世纪后期其就受到明显的争议，也致使许多非古生物学专业同行认为古生物学在其研究中失去了作用．这不仅影响了古生物学的科学地位，而且直接影响到古生物学在实践应用中的潜能开发．由此可见，这方面的古生物学教学内容的改革迫在眉睫．由于当前已不再有地层古生物学专业，极少数学校新开的古生物学专业招生人数十分有限，大部分学校实行的是以地质学专业招生，而在培养的后期进行古生物学专业化本科人才培养．但即使这样，接受古生物学专门教育的人数也十分有限，因此古生物学教育的主体仍是非古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当前针对这类学生的古生物学课程一般只有一门“古生物学”或“古生物地史学”，或其他变化名称的课程，也即对于大多数学生的主要古生物学知识传授必须贯穿在这门课程中．因此说非专业古生物学教育的核心是教学内容的改革．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进行古生物学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也是针对非古生物学的地质类专业学生的古生物学课程内容的优化组织．其基本方案已经体现在近年出版的《古生物学》教材中（童金南和殷鸿福，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同时也修编了针对非地质类专业的《古生物地史学概论》教材（杜远生和童金南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9）．主要改革精神是5个“强调”，即强调基础理论教学强调科学体系教学强调研究方法教学强调科学应用教学和强调与科学前沿和学科发展结合．改革的目的是，加强基础理论知识培养，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科学前沿和实践应用需求（童金南和殷鸿福，2008，2009）．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这些改革尝试对于当代科学和实践中古生物学知识的运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仍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在一次古生物学教育与人才培养研讨会上，一位专家对高校古生物学教学提出一条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意见．他认为当前形势下高校的古生物学教育应该重点教会学生3个问题，即什么是古生物？古生物能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如何研究古生物？显然这最后一个问题主要是针对专业古生物学教育中需要考虑的内容，但前两个问题则是所有古生物学课程教学中的重点．鉴于此，非古生物学专业的古生物学课程内容应该着重于古生物学基础知识和古生物学应用两个方面．由此看来，进一步的古生物学教学内容的改革重点，是要进一步缩减门类古生物学方面的内容，但要大大加强古生物学应用方面的教学内容．从而培养学生认识古生物并能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古生物学知识的能力．
4．3普及古生物学教育
普及古生物学教育的基本目的是提高普通民众认知古生物的能力，增进社会各界各阶层对古生物学的了解，能够共同合理地利用和保护古生物资源，发挥其应有的科学和社会服务功能，引导和培养青少年及民众对自然科学的兴趣，造福全人类．古生物学知识的普及教育主要借助于各种媒介和政府部门．媒介是直接向社会提供古生物学知识服务的渠道，如各种报刊杂志媒体网站展示宣传等，尤其是当前大量兴起的自然历史或古生物博物馆，前所未有地打开了向广大民众传播古生物学知识的渠道（Rebbert，2007）．而政府部门则是推动科学普及教育的最重要力量，其主要贡献是在政策上给予引导和支持，例如在中小学教育中强调对古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的要求；引导和支持各种专业媒介（尤其博物馆）建设并向全民开放；制定和引导实施古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规范古生物学知识宣传和普及教育；严厉打击各种破坏古生物化石资源的行为；支持古生物学科学普及和研究工作．虽然古生物学知识普及教育工作主要依靠政府和社会媒介，但从事古生物学科普和管理人才的培养任务仍在各古生物学教育部门，而且这类科普人才一般还必须具有比较专深的古生物学知识能力，才能比较准确地将有关古生物材料科学通俗地传播给普通民众．另一类人员是从事古生物资源保护政府部门或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必须具备有初步的古生物资源鉴别以及从专业角度进行古生物资源保护的能力．由于科普媒介多种多样，化石资源丰富多彩，民众的科学知识能力和知识需求日新月异，因此科普教育的对象千变万化，对于这类从业人员的培训教育必须因材施教，从最专业的古生物学人才培养，到普通古生物化石管理人员的一般知识普及等，需要分层次按目标地进行课程设计和内容组织，以取得最佳效果．
生物学论论文范文4
研究者对肾癌组织标本中的肾癌相关的分子蛋白的研究显示，血管生成相关的配体和受体如VEGF、VEGFR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PDG－FR），和缺氧相关的分子蛋白以及PI3K／AKT途径的分子成员可能与TKI治疗的预后相关。GARCI－A－DONAS等［9］应用免疫组化研究67例舒尼替尼治疗的晚期肾透明细胞癌患者的组织标本中的蛋白表达情况，结果显示HIF2α和PDGFR－B高表达的患者对于舒尼替尼具有更好的客观反应率；VEGFR－3高表达较低表达患者的中位PFS延长7．7个月。同样是舒尼替尼治疗的晚期肾癌患者，TERAKAWA等［10］研究显示VEGFR－2高表达是患者延长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surial，PFS）的独立的有利因素。缺氧信号传导途径的主要成分HIF－1α高表达的患者PFS相对较短，而HIF－2α高表达的患者PFS和OS却相对较长［11］。CHOUEIRI等［12］对碳酸酐酶IX（carbonicanhydrase，CAIX）在肾癌组织中表达的研究显示，CAIX表达较高的患者可能对TKI治疗的反应率和预后更差，但是并未被其他研究所证实。PI3K／AKT途径与肾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MURIEL等［11］认为磷酸化酶和张力蛋白同源物（proteinphosphataseandtensionhomolog，PTEN）的过度表达可能是延长患者PFS的保护因子。另外AKT的磷酸化状态也与肾癌TKI治疗的预后相关。AKT在肾癌组织中高表达的患者生存预后相对较好，但是磷酸化的AKT高表达生存预后更差［13］。
2循环分子标志物
鉴于TKI的药理机制，研究者对血浆中可溶性配体（包括VEGF家族和胎盘生长因子placentalgrowthfactor，PlGF）、可溶性受体（sVEGFR－1、sVEGFR－2和sVEGFR－3）的水平进行了检测。研究显示，血浆中这些配体和受体的基线水平和用药后浓度的变化可以作为评估TKI治疗的潜在的生物标志物。RINI等［14］首次报道了基线sVEGFR－3和VEGF－C的水平可能是舒尼替尼治疗晚期肾癌的预后因素，以及可以预测客观反应率。患者血浆中VEGF－A和PlGF水平在舒尼替尼治疗28d后比基线值增加2．8（0．4～13．6）倍和3．9（0．8～20．4）倍，而sVEGFR－3水平下降平均37．6％。PORTA等［15］研究了85例患者舒尼替尼治疗和基线血清VEGF－A水平之间的关联。在这项研究中，VEGF－A基线水平较高的患者PFS期较短（OR：2．14，95％CI：1．324～3．459）。报告称，VEGF－A升高的患者中位PFS为4．7个月（95％CI：2．8～8．3），无VEGF－A升高的患者中位PFS的为11．2个月（95％CI：6．5～15）。DEPRIMO等［16］报道了肿瘤对药物客观反映良好的患者与疾病稳定或疾病恶化患者对比，血浆VEGF、sVEGFR－2和sVEGFR－3的水平显著变化（P＜0．05）。此外，舒尼替尼和其活性代谢产物SU12662的总药物谷值浓度与平均sVEGFR－2和sVEGFR－3的基线血浆水平呈正相关［16］。索拉非尼治疗肾细胞癌的三期临床试验（treatmentapproa－chesinrenalcancerglobalevaluationtrial，TAR－GET）对血浆蛋白VEGF、sVEGFR－2、CAIX、金属蛋白酶－1组织抑制剂（tissueinhibitorofmetalloprotei－nase－1，TIMP－1））进行了分析。在这个研究中，索拉非尼治疗后也观察到类似于舒尼替尼相对应的VEGF和sVEGFR－2的变化，升高的血浆TIMP－1是一个独立的不良预后因素［17］。这些血管生成相关蛋白的变化倍数可能是TKI治疗晚期肾癌潜在的分子标志物。
3循环内皮细胞
在血管形成过程中，除了可溶性蛋白，还有骨髓来源的循环内皮前体细胞（circulatingendothelialprogenitors，CEP）和循环内皮细胞（circulatingendo－thelialcell，CEC）的数量也会增加。GRUENWALD等［18］报道称，PFS高于中位值的患者，CEC值在第28天时较基线值显著增加［（111±61）CEC／mLvs．（40±41）CEC／mL，P＝0．0109］；而PFS低于中位数的患者CEC上升不明显平均值［（69±61）CEC／mLvs．（53±45）CEC／mL，P＝0．1848］。FARACE等［19］报道，在TKI治疗的患者中，CEC基线值与PFS或总生存期（overallsurvival，OS）无关，但循环内皮祖细胞的基线值与PFS（P＝0．01）和OS（P＝0．006）相关。另外，在治疗第1天与第14天循环内皮祖细胞的变化与PFS（P＝0．03）有关。CEP和CEC在肿瘤血管生成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可能是血管生成抑制剂治疗合适的预测预后的生物标志物。
4单核苷酸多态性
研究显示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polymorphism，SNP）可以作为预后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尤其是在涉及到TKI药效学或药代动力学相关的基因和促血管生成途径的基因。在帕唑帕尼治疗肾细胞癌的III期临床试验，XU等［20］报道称，IL8、HIF1α的三个SNPs，HIF1α、NR1I2（nuclearrecep－torsubfamily1，groupI，member2）和VEGFA的5个SNPs分别与PFS和有效率相关，并认为药效学因素可以预测帕唑帕尼单药治疗肾癌患者的反应。GARCIA－DONAS等［9］报告称，VEGFR－3的2个SNPs（rs307826、rs307821）与反应率和生存率相关。另外，还有多个SNPs与预后相关，如VEGF－A的rs833061、rs2010963位点多态性［20－21］。4个VEG－FR－1位点多态性与反应率和生存率相关［22］。与TKI药代动力学相关的多个基因如ABCB1（ATP－bindingcassette，sub－familyB，member1）、CYP3A5（cytochromeP450，family3，subfamilyA，poly－peptide5）的多个SNPs与PFS有关［23－24］。
5小结
生物学论论文范文5
2014年度微生物学科资助面上类项目354项，金额1．8301亿元。其中，面上项目资助了143项，比去年有所减少，但资助率提高了9．01%，项目平均资助强度为85万元，比去年上升了约6．25%，经费12134万元;两年期小额探索项目资助7项，资助强度30万元，经费210万元;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65项，资助率比2013年度提高了4．05%，平均资助强度24．3万元，与2013年度基本持平，经费4012万元;地区科学基金资助39项，资助率提高了3．53%，平均资助强度50万元，经费1945万元。另外，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项，每项400万元，经费800万;优秀青年科学基金4项，每项100万元，经费400万元;重点项目6项，经费1952万元。“微生物代谢生理的系统与合成生物学成人员未签名或非本人亲笔签名;(4)中级职称申请人未提供专家推荐信，或者提供的同行推荐人身份不明，未注明单位或职称，或推荐人未签字。所以请申请者在以后的申请中要高度重视以上问题。今年，基金委继续对申请项目进行了相似度查询，包括申请项目与以往获得资助项目的相似度，申请项目与当年其它申请项目的相似度，申请项目与往年其他申请者申请过的项目的相似度。对于相似度高的项目，学部要求从严处理，对于相似度超过80%的项目，由基金委监督委员会进行审查、核实和处理。研究”获得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经费600万元。另外，共有20个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获得资助，资助经费为1378万元。
2面上类项目创新性评价和资助结果统计
学科在对受理的项目进行分组的基础上，选择3位专家进行同行评议，对评议结果进行分析显示，2014年度微生物学学科面上项目创新性评价为3A的比例占4．62%，较2013年度略有下降，但高于2012年度和2013年度(2012年3．53%;2013年5．49%);青年科学基金3A的比例为4．30%，比2012年度的2．63%和2013年度的1．99%都有较大上升;地区科学基金3A的比例仍低于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2014年度微生物学学科面上项目建议资助为3A的比例占4．10%，与2013年度的4.42%基本持平，高于2012年度的3.06%;青年科学基金建议资助为3A的由2012年度的2.30%和2013年度的2.76%上升至3.70%;地区科学基金3A比例都明显低于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
3微生物学学科评审会前网络投票试点
为了提高同行评议后项目遴选的科学性、减少学科评审组专家的工作量、会务时间和评审压力，同时也是为了探索更为科学合理的基金评审程序和模式，2014年度，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委务会的统一安排，生命科学部一处在植物学和微生物学两个学科试行面上项目评审会前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结果作为学科评审会的重要参考。科学处综合考虑了网络投票分组大小、指标设定、专家回避、信息保密、计票排序方式、投票平台、界面设计、专家时间等因素，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实施方案，在综合计划局、信息中心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逐步完善了网络投票方案并进行实施。在综合考虑研究方向和工作量等因素的基础上，学科将微生物学按分支学科分为4组进行投票。为了保证项目投票的合理性，学科按照专家的资助意见、创新性评价并考虑非共识、绩效、鼓励研究领域等因素，推荐了209个项目参与投票，推荐率为指标数的146%。每组选择13位专家进行投票，共有52位专家参与投票。每位专家平均审议投票的项目为50项左右。投票设置了各分支学科的最低和最高投票数，以保证每个分支学科的均衡发展。为了保证投票的科学公正，每个分支学科的投票均为差额投票，另外，所有投票专家都回避本单位和直系亲属的申请项目，做到了投票过程的完全回避。最后的投票结果按照同意率排序。学科按照网络投票的结果按序推荐建议资助项目，如果遇到赞成票比例相同而又难以做选择的项目，交由学科评审组讨论确定。在学科评审会上，赞成票达到2/3的项目不逐一讨论，专家如有疑问可提出讨论。第一轮投票前，只重点讨论赞成票在1/2到2/3之间的项目，第二轮投票前可以讨论所有的项目。对于创新性强的非共识项目，学科和学科评审组通过小额探索项目的形式进行了推荐和资助。从试行的情况看，网络投票可以大大缩短学科评审会的时间，也能更大程度地发挥专家的集体决策功能，但也存在由于专家需求量大而导致信息保密压力比较大的问题。学科对网络投票的做法征求网络投票专家和学科评审组专家的意见，81．55%的投票专家认为网络投票可以试行并完善后推广。
4面上类各分支学科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微生物学学科涉及多个研究层次，各分支代码的申请和资助情况差异很大。在25个分支学科中，C010103、C010201、C010301、C010803等4个分支学科申请数量较大，均超过100项，占总申请项目的43．71%;C010702、C010104、C010901、C010902、C010601等5个分支学科申请数量较少，均少于15项，占总申请项目的3．16%(表4)。在申报项目多于10项的分支学科中，同行评议全同意比例较高的有:C010103真菌资源、分类及系统发育的面上项目(35%)，C010301微生物功能基因的面上项目(37．33%)。在申报项目多于10项的分支学科中，全同意比例较低的有:C010101细菌资源、分类及系统发育面上项目(15．38%)，C010101细菌资源、分类及系统发育青年项目(13．79%)，C010501陆生环境微生物学面上项目(10．34%)，C010502水生环境微生物学面上项目(10．00%)，C010503其他环境微生物学面上项目(13．33%)，C010602动物病原细菌与放线菌生物学面上项目(9．09%)，C010703人类病原真菌学青年项目(14．29%)，C010802动物病毒学面上、青年项目(均为12．5%)。为扶持弱势学科，培养微生物分类学年轻人才，学科对从事微生物分类学研究的项目进行了倾斜。在平均资助率基础上，共倾斜资助项目17项，经费907万。其中，微生物分类学面上项目倾斜了7项，经费595万，平均资助率为54．5%;青年科学基金也倾斜了7项，经费168万，资助率为57．1%;地区科学基金倾斜了3项，经费144万，资助率为46．2%。同时，学科还对鼓励研究的领域如噬菌体(资助率31．6%)、支原体(资助率27．3%)、衣原体和立克次体(资助率36．4%)等进行了倾斜。
5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与2013年度相比，2014年度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从资助类型、数量以及金额上都有较大增加。资助金额由2013年的603．5万元，上升为1378万元，资助项目数量由10项上升为20项。其中，(1)组织间合作研究10项:NSFC－ISF(中以)4项，每项200万元，经费800万元;NSFC－NRF(中南)项目6项，每项80万元，经费480万元。(2)合作交流NSFC－RFBR(中俄)1项，经费9万元。(3)在华召开国际(地区)学术会议6项，每项5–8万元，经费39万元。(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3项，经费50万元。虽然国际合作的总资助经费有大幅提升，但是，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的资助情况不理想，希望申请者在今后的申请中能够紧密围绕双方合作的领域选择合适的研究内容，突出双方互补的优势，体现良好的前期合作基础，另外还要重视合作方案的的可行性。
6重点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2014年度，微生物学学科的重点项目申请采取立项领域和自由申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公布的立项领域“人类重要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及致病机制”，受理了15项申请，经同行评议和学部评审会，最终“鼠疫菌致病性和传播性的遗传基础:质粒获得与基因调控重塑”项目获得资助。受理重点项目自由申请30项，最终资助5项，分别是“低温甲烷古菌对冷胁迫的转录后响应机制”、“从海洋疣孢菌属中勘探和挖掘抗结核分枝杆菌活性的小分子”、“放线菌全局性调控蛋白GlnR调控细胞代谢的分子机理”、“微生物合成聚羟基脂肪酸酯调控新机制研究”和“以活性(抗肿瘤和抗感染)与作用机制研究为导向的硫肽类抗生素的生物合成”。
7杰出青年基金和优秀青年基金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2014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的数量较2013年有一定上升，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也有所增加，最终有2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4人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金额由200万提高到了400万元。希望符合条件的年轻学者踊跃申请这两类项目，学科也将积极推荐，努力为申请者争取更多的机会。
8结束语
生物学论论文范文6
（1）实验室无法满足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需要
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已经成为生命科学领域中的通用技术，是学生将来进行医学科学研究的必备手段。而现行化学分析实验室硬件水平无法满足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要求。
（2）实验室与教研室的分离严重制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为海南省重点学科，又为我校硕士点建设支撑学科，我校从2014年开始承担硕士研究生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的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工作。同时，由于目前我校缺少科研实验室，教学实验室同时也作为教师科研场所。教研室与实验室的长期分离，极大地制约了教师的科研工作，不少教师的课题研究需要到校外实验室进行，这与未来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在学校中的教学角色不匹配。
（3）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难以开展
目前生物化学实验与其他3门实验课程整合为一门化学分析实验课程，课程负责人为化学分析实验室负责人，课程规划、实验室规划都由课程负责人负责实施。然而化学分析实验课程中的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仍由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教师负责教学。每次课程大纲修订、实验教学项目更改都需要由课程负责人跨院系召开不同教研室教师会议，难以实现多部门协调。部分生物化学实验内容严重落后，学生毕业后真正能用到的知识不多。而如果由授课教师进行教学改革设计、实验项目更新，又很难得到实验室的支持。例如近年来被认为在实验教学中有效的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目前在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中尚未开展。
（4）实验室规划及设备更新受到严重影响
由于实验室规划和设备更新都由课程负责人提出并执行，因而难免受到负责人本身专业背景的影响。近10年来，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所需仪器仅对分光光度计进行了更换，而分子生物学实验教学所需设备没有添置和更新。
（5）实验室教学辅助人员的培养受到严重影响
由于实验室目前隶属于药学院，因而生物化学实验员无法参加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的集体备课以及教学任务、科研课题的承担，严重影响实验员的职称评定和专业能力提高。
（6）成为急诊医学等新办专业评估的“硬伤”
新办专业首届学生毕业前，教育厅组织相关专业人员进行评估。而近年来新办专业评估时对医学院校没有独立生物化学实验室提出较多质疑，这会影响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7）教学实验室在课余向本科生开放受到影响
尽管学校提倡开放实验室，促进大学生创新实验开展。但实验室的开放需要实验教学人员和工作人员配合，因而目前进行的大学生生物化学创新实验并没有在化学分析实验室进行。
（8）教研室和实验室工作协调困难
由于教研室与实验室隶属不同部门，涉及的跨院（系）实验室较多，而学校规定教职工奖金津贴由各院（系）独立核算，这些都使得教研室和实验室之间工作协调困难。
2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