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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的制定范文1
知识与技能：
识记我国几个主要的环境保护法律名称，理解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
过程与方法：
在学习保护环境的法律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分析、辨别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学习环保法规，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
教学建议
重点、难点与疑点分析
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是本框的教学重点，课程标准将其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并提出理解要求，是因为这些内容是环境保护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教法建议：
1．利用教材或将学生通过网络、影视等途径收集到的各种资料展示于课堂，使学生意识到环境的资源的重要性，污染和破坏的危害性，污染和破坏的严重性。启发学生思考一些如：为什么必须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应采什么措施保护环境，国家颁布了那些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等问题。使学生在头脑中形成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框架。
2．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去收集身边的环境问题的案例，设计研究专题。然后以文字、照片、图片、课件等形式在课堂上交流；也可用讨论会、辩论会等形式进行探讨。如：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帮助学生理解环境问题的基本原则。
3．学生根据发现的一些环境问题，如：垃圾的处理、白色污染等，可提出治理的建议或采取行动，让学生知道自己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过程：
第一步：通过提问复习导入新课：
（1）举例说明什么是环境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危害？
（2）面临如此严重问题的环境问题，每个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请同学们就如何解决环境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同学讨论并回答以上问题，教师因势利导引入本节新课。
第二步：介绍有关环境保护法规。
二、我国法律规定的保护环境的基本原则
教师引导提问：同学们看教材第二段：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请大家思考，宪法的这一规定有什么意义？
学生阅读教材并回答。教师指导学生划上相关重点内容。
请同学们快速浏览教材第一目题内容，概括出教材上所介绍的相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
根本大法：《宪法》
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专门性环保单行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请同学看投影资料：材料分析（详见扩展），学生分析后老师归纳，说明制定这些法律法规的重要性。
第三步：分析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
教师提问：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在环保法中的地位、作用如何？
学生阅读教材后回答，教师引导学生划出相关内容并总结：它是我国环保方针、政策在法律上的体现，是对环保方面的社会关系实施法律调整的基本指导规范，是环保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
教师提问：贯穿于环保法中的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学生回答，教师板书：
1、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教师重点分析"三同步"、"三统一"
教师提问：我国环境保护的其他原则还有那些？
学生回答：
2、预防为主，防止结合，综合治理。
学生回答这一原则的核心是"防"还是"治"？为什么？
这一原则的核心是"防"，即着眼于产生环境问题的危害，否则就容易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结果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环境污染于破坏一旦形成，一般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尤其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以后，不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是难以恢复的，有的甚至是无法恢复的，所以必须以防为主。
3、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
学生回答后教师分析：凡是开发利用自然环境的单位和个人，不仅有开发的权利，而且有保养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义务；凡是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都负有治理污染或补偿污染损害的责任。
4、依靠群众保护环境。
提问：在环境保护中，为什么要坚持这一原则？
学生回答，教师归纳：
环境质量好坏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攸关，尤其是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直接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健康；保护环境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每个公民都自觉地保护环境，这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保证。
第四步：教师简单归纳并概括本节课知识点。（条件较好的学校，可让学生归纳。）
用结构图表示如下：
探究活动
收集校内外有关白色污染的情况，并提出治理建议。
法律法规的制定范文2
[论文关键词]票据质押；法律冲突；法理思考
票据质押是指为了担保债务履行，作为持票人的债务人或第三人将自己的票据作为质物，设立质权的行为。票据质押是权利质押的一种。权利质权，是以所有权、不动产用益权以外的可转让的产权为标的的质权。权利质权又是质押的一种，质押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动产或权利凭证移交债权人占有，以该动产或权利作为债权的担保，当债务人到期不能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就该动产或权利通过折价、变卖等方式优先受偿。质押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同属于质权，同为担保权，二者在性质上相同，有关动产质押的规定适用于权利质押，质物、权利等被质权人占有，但质权人不享有质物、权利的所有权。
一、票据质押概念界定的冲突及思考
票据质押的概念在我国现行法律上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广义说是根据担保法和物权法设定的票据质押；狭义说是根据票据法设定的票据质押。从广义说的角度来看，我国《担保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下列权利可以质押：（一）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二）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三）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四）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同时第七十六条还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质押合同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生效。”《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一）汇票、支票、本票；（二）债券、存款单；（三）仓单、提单；（四）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五）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六）应收账款；（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同时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而我国《票据法》第35条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票据法》第81条、第94条分别规定本票和支票适用汇票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票据规定》）第55条规定“……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这就给人一种错觉：《担保法》、《物权法》关于票据质押与《票据法》关于票据质押规定不一样且有冲突。其实这种规定并不冲突的，而且是合理的。理由：1.从上面列举的《担保法》、《物权法》法条的规定可以明显看出来实质上是关于权利质押的规定，而且是权利质押的范围的规定，根本没有出现票据质押这一概念。只不过这些权利质押中包含有汇票、本票、支票这种有价证券。更确切地说是有价证券等的权利质押，或者说是广义的票据等的权利质押。而《票据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仅有汇票、本票、支票三种，不含有其他有价证券，明确出现了票据质押这一概念，是狭义上的票据质押，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票据质押。2、依照《担保法》、《物权法》规定的质权设定方式，也就是没有在票据背面记载“质押”字样，而是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设定的质押，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以票据为权利凭证的一般债权质押，这实际上是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法中的物权法来调整的。《票据法》的规定票据质押，是商事法律关系，是由商法中的专门的票据法进行调整。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票据质押的定义：票据质押是指为了担保债务履行，作为持票人的债务人或第三人将自己的票据作为质物，依据票据法的规定在票据上质押字样并签章而设立质权的行为。至于依据《担保法》、《物权法》的规定成立的票据等有价证券的权利质押，形式上也是票据质押，有其名而无其实，我们称之为无背书票据质押。以示与票据质押（真正意义上的）相区别。
对票据质押的概念明确后，引发了对票据质押行为性质的思考。票据质押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票据行为，也是一种附行使条件的票据背书转让行为。所谓的票据行为是指能产生票据债权债务的要式法律行为。法理将其分为基础票据行为和附属票据行为。基础票据行为是创设票据权利的行为，例如，出票行为；附属票据行为是附属于基础票据行为的票据行为，如，背书、承兑、付款等。
为什么说票据质押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票据行为呢？笔者认为理由如下：
第一，票据行为就是行为人以发生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在票据上所为的法律行为，是以票据债务人负担票据上的债务为目的的要式法律行为。[2]票据质押设定的目的是当债务人未能依约如期履行义务时，质权人（即债权人）能够通过行使票据权利来保障其主债权的实现。而要实现此目的，票据质押必须依《票据法》原理履行背书手续，即应在票据上背书井记载“质押”字样，这样才能保证质权人以背书的连续性证明自己享有票据权利并进而行使抗辩切断权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为此，各国票据法均无一例外地规定票据质押的出质人须在票据上背书并记载“质押”字样我国票据法亦做了如此规定。
第二，在立法上，大陆法系国家多数认为票据行为是种单方法律行为，票据上的债务仅因债务人的单方行为而成立。
第三，票据行为在特征上具有要式性、无因性、文义性、独立性、连带性等特性。而票据质押行为以被背书人为质权人，在其行使质权时即是票据权利人；以背书人自己为出质人，在满足对方质权时即成为票据债务人。票据质押背书行为以背书人签章及“质押”文句为构成票据质押的生效条件，而不受是否有书面质押合同及质押合同是否有效等票据文义以外的基础关系因素的影响，符合票据行为要式性、无因性、文义性、独立性、连带性等特征，故票据质押背书行为应该定为种票据行为。无背书票据质押，也就是出质人只须与质权人签订了质押合同，质押合同即成立，并将票据交付质权人后无须背书即可使票据质押行为生效.质权人亦取得了对票据权利的质权这种依物权法所为的票据质押行为，属典型的一般民事法律行为。
那么，票据质押行为为什么又是一种附行使条件的票据背书转让行为呢？
这种设质背书，是一种附行使条件的票据背书转让行为。分析票据质押行为，我们发现，到期主债权没有得到履行是这种附条件转让行为所附条件，此处的条件和附条件背书中的条件是否为同一法律性质，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分析。设质背书行为完成并交付票据时，被背书人的质权就己经成立并生效，质权人得享有质权。但此时，若期满主债权实现，被背书人应返还质物于背书人；若期满主债权未实现，被背书人可行使质权。即，只有当条件成立时，可行使该权利。可见，该条件为质权的行使条件而非生效条件，故票据质押背书行为应定性为是一种附有行使条件的票据背书转让行为，是背书转让行为中的一种。背书中除了必须记载的事项外，还有一个可记载事项行使条件，此记载并不影响票据背书行为的效力，但经记载就产生票据上的效力。
二、票据质押行为生效要件规定的冲突及思考
票据质押的生效要件和票据质押的性质是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担保法解释》）第九十八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和《票据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汇票设定质押时，出质人在汇票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未在票据上签章的，或者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以及上面提到的《担保法》第七十六条和《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
从这些法条的规定来看，有观点认为有以下几个冲突：
冲突之一是，票据质押背书是作为票据质权的对抗要件还是生效要件？《担保法解释》第九十八条是不以质押背书作为票据质权的生效要件，而是在票据没有标明“质押”字样的情况下，作为票据质权的对抗要件，即债权人仍然可以取得质权，只是取得的质权“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票据规定》第五十五条，却将质押背书作为票据质权的生效要件，未背书的，债权人当然不能取得质权。
冲突之二是，票据实行公开设质，在票据上已记明了“质押”字样，是不是还应当有质押合同？
冲突之三是，主要表现在《担保法》第七十六条和《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上：广义上的票据质押，也即无背书票据质押成立生效的条件是合同成立还是交付票据呢？亦或质押合同的成立是双方签字还是以实际交付为成立要件呢？
对于上述的冲突问题的争论，这些冲突问题是与票据质押的概念认定以及票据质押行为性质的认识牵连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是一个问题的多方面。笔者认为应当理性辩证地看待这些所谓冲突，不应该机械地从表面的法律文字上寻求答案，而从《物权法》和《票据法》的差异性来看待这些问题，从法理上来分析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一叶障目，才会抓住事物的本质看得更清楚更深刻。票据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以及商法的一部重要法律，具有强制性、技术性，实行“严格的形式主义”，这与一般的部门法律是不一样的，但其追求公平与正义的法律价值取向与各部门法律是高度一致的。因为公平、正义是法律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只是对于这些价值的追求票据法做出了一种非理性的、完全技术性的制度设计，这种设计与民法中物权法和担保法迥异，但这正是票据法独特的思维方式。下面我们来逐一分析这些冲突。
关于冲突一的思考：冲突一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其实这种冲突是不存在的。
《担保法解释》规定的是一种权利质押，也即笔者所说的无背书票据质押，质押的标的是普通债权（票据这种有价证券的债权），所以必须要“合意”即签订权利质押合同，并且要实际“交付”即质权人占有票据，才成立无背书票据质押。所以说无背书质押成立有效必须要“合意”和“交付”两个条件。所以《担保法解释》第九十八条承认了这种无背书票据质押的有效，只是这种无背书票据质押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推理质押背书是作为票据质权的对抗要件，这是犯了逻辑错误。《票据规定》的第五十五条规定是票据质押（真正意义上的票据质押），质押的标的是票据权利，这种质押成立有效必须要“质押背书”和“交付”两个条件，“质押背书”是有效成立的一个关键条件。也即票据质押背书是作为票据质权的生效要件。为什么如此规定呢？从设立票据质押制度的立法目的及价位目标来看设立票据质押是为了能更高效安全地流通。从技术性来讲，票据要有效的流通，必须要连续背书，票据质押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它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流通作用，关于这一点在后面会详细论述的。就上面讲到的一样，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由两个不同的法律进行调整，即分别由物权法和票据法来调整。
关于冲突二的思考：根据前述票据质押行为的性质，在《担保法物权法》中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书面的质押合同在当事人交付票据时生效，所以即使缺少《票据法》规定的质押背书要件，也应认定质押关系成立，但此时成为质押标的的是普通债权，质押合同是质押关系成立的成立要件。在票据法中，根据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理论，票据质押只要具备了法定形式要件，即可产生有效的票据关系。即使作为票据原因关系的票据质押合同存在着缺陷或被解除或无效，至根本不存在，也不影响票据质押在
票据法上的效力。即，票据质押的背书合法，一旦交付就产生了票据质押的效力，根本不需要质押合同。但如果双方当事人在质押合同中有关于票据质押的特殊约定，应以约定的内容为准。
法律法规的制定范文3
【关键词】房地产拍卖；税收核定；税法与民法；法律规制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税法与民法的关系没有达成共识，理论上纠缠不清，体现为实务操作的混乱。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的税务行政第一案之“广州德发房产公司与广州税稽一局案”（以下简称“广州德发案”）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税收征管法》第35条第6项所谓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适用，特别是本案中税务机关调整基于拍卖价格的计税依据，正好反映税法与民法的法际关系争议和税收核定权能否否定拍卖行为，理论价值十分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的逻辑表明：税法要以民法为基础，这是税法和民法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在特定理由的情况下，民法关系在税法体系中可以不予认可。有效的拍卖行为并不能绝对地排除税务机关的应纳税额核定权，但税务机关行使核定权时仍应有严格限定。本文对以上问题进一步探讨。
一、问题缘起：房地产拍卖成交价的疑问
拍卖价格与税收核定权，是最高人民法院“广州德发案”的行政判决书的关键词。笔者以“拍卖行为、竞价”为关键词，以2019年7月1日为截止日，分别在“北大法宝网”“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讼”三大网站检索得到行政裁判文书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83个、120个、100个，因此本文以案例数量最多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为案例来源依据。依据裁判文书中当事人双方是否以拍卖行为有效为争议焦点以及法院是否对该争议做出了详细的裁判说理的标准，分析提取了2组典型案例供交流参考，详见右上表。本文以“广州德发案”为例，分析司法案例的判决理由存在的问题。
（一）否定拍卖价格缺乏法律依据拍卖行为是市场行为，通过拍卖方式产生的价格是一种市场价格，应受法律保护和认可。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广州德发案”再审判决书中认为：“即便德发公司对拍卖成交价格无异议，税务机关基于国家税收利益的考虑，也可以不以拍卖价格作为计税依据，另行核定应纳税额。”用国家税收利益否定拍卖价格，但并没有指出拍卖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否定拍卖行为的法律依据值得思考。
（二）否定拍卖价格的“正当理由”缺乏正当性拍卖价格的效力与税法核定权在实质上代表着税法和民法领域思维的碰撞。虽有税捐法自主、民事法优位或各应按其目的解释的观点，但基于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尽可能求其协调仍为一般接受的观点。我国税法和民法的衔接不是很好，同一主体行为，在民法上采用的概念不一定适用税法领域，形成维护税法领域的独有法律秩序时无法同时维护民法领域的整体秩序。广州德发公司的拍卖程序合法，也没有法定机构认定的拍卖行为无效，税务机关未能证明德发公司在拍卖活动中存在恶意串通等违法行为，纳税申报也并无任何违法违章行为，但是涉及到国家税收安全的计税依据问题上，判决书对税务机关的税收核定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国家利益面前，税法的税收核定权是可以突破民法的契约自由，这实质上加重了税法和民法的秩序冲突。
（三）税务机关认定有计税依据无正当理由的权力缺乏法律规制我国目前缺乏对正当理由进行判定的立法，正当理由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税务机关对正当理由的认定主观随意性过大，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规制。纳税人在市场经济中确定的交易价格在税务机关的税收核定权面前显得十分脆弱，税务机关核定征收权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和自由裁量性，很有可能侵犯到纳税人的财产权，侵犯到纳税人的民事权利。如果税务机关的税收核定权泛滥适用则会冲击民法的自愿原则，与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相违背，造成“意思自治”原则和核定征税权的失衡。
二、理论审思：基于实质课税原则对拍卖价格的检视
（一）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实质课税原则认定涉税事实对于实质课税原则，有观点认为：当要件事实之认定所必要的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外观和实体复杂交错时，不应按外观而应按实体来判断和认定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实质课税原则的重要内涵在于“实质重于形式”，当形式上没有满足课税要件，此时需要从实质上对课税事实进行认定，以实际内容为准，而非外部的表现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赋予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的权力，面对复杂多样的经济活动和交易安排，在履行法定职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对涉税法律行为进行判定和识别。如果税务机关不能通过民事交易的合法形式去探究交易安排的实质，则其税款征收工作将难以正常开展，从而造成国家法定税收收入流失，而有违税收公平原则，因此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实质课税原则认定涉税事实。
（二）实质课税原则下拍卖价格的效力拍卖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民事法律强调契约自由，拍卖价格是市场博弈产生的结果，拍卖活动公开、公正，拍卖程序合法有效，拍卖的保证金、保留价等符合交易习惯，在没有违反拍卖相关法律法规和交易习惯的情况下，税务机关是不能否定拍卖价格的，否则就会打破社会整体自由竞争秩序，违反公平、高效运行的市场价值目标。
（三）实质课税原则进行税收核定的边界利用实质课税原则进行税收核定的边界是法律和交易习惯，税务机关否定计税依据必须经法定程序并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如果不能依照法律规定否定计税依据，则税务机关就以违反交易习惯进行税收核定。如果纳税人利用合法且符合交易习惯的拍卖形式来安排交易，税务机关就不能对其进行税收核定，以免侵害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为了不妨害法律的安定性或滥用核定征收权，其在解释税法和补充税法漏洞时应有一定限制，如果毫无限制地适用，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将名存实亡，任何交易活动可能依据实质课税原则而征税，必将导致民事主体的经济活动难以预测，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稳定性也无法维持。对课税对象要求从本质考量，这一方面会要求其表面法律形式符合实质法律形式，另一方面要求法律形式符合经济实质。当行为人的行为形式和实质不符时，税务机关应当对其做出调整，按其实质征税。而当纳税人不违背经济实质时，纳税人的主观状态会得到税法的尊重。
三、法律规制：房地产拍卖中税收核定的路径优化
（一）拍卖成交价合法条件下的税收核定规制1.拍卖行为属于正当理由。部分地市地方税务局的《住宅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异议处理办法》规定内容是“对于申报价格明显低于评估价格的，应进一步经过规定程序确认申报交易价格偏低是否有正当理由，经确认有正当理由的，予以认可，以下情况可视为有正当理由：拍卖。”由此可知我国税务主管部门认为拍卖价格是作为申报价格低于评估价格时的正当理由，通过拍卖行为得出的价格是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和尊重的。2.拍卖价格是市场公允价格。拍卖行为作为一种市场行为，是平等主体达成的契约，经过公开竞价程序，可以视为市场的公允价格。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拍卖活动，由于经过公开、公平的竞价，无论拍卖成交价格的高低，都是充分竞争的结果，较之一般的销售方式更能客观地反映商品价格，可以视为市场的公允价格。如果没有法定机构依法认定拍卖行为无效或者违反拍卖法的禁止性规定，原则上税务机关应当尊重作为计税依据的拍卖成交价格，不能以拍卖价格明显偏低为由行使核定征收权。3.税务机关不能对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税收核定。市场经济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市场是自由的，市场主体具有自主性，其可以根据交易环境和个体条件随时调整经营战略。拍卖作为一种特殊的买卖方式，当然可能会与一般的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偏差。在市场经济中，民事主体可以自由地与其他民事主体形成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只要纳税人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则税务机关应尊重契约自由。私人必须在私法制度上规划、从事其社会的、经济的活动。这些活动在私法上的效力自然以民事法为其依据。基于国家之课税权，为获取财政收入固得向表征负税能力之税捐客体所归属之人课征税捐，但税捐之课征应符合比例原则，不应扭曲私人之社会的、经济的活动。为了法的安定性，税捐法应继受民事法之基本价值与原则，应利用民事法之术语，并按民事法的观点解释继受自民事法的概念。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房地产拍卖行为与税务机关税收核定权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表明明确的态度，但是拍卖被认为是最体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和最符合市场经济性质的公平交易方式，如果纳税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利用拍卖行为来掩盖非法目的的交易，没有恶意串通等违反民法和拍卖法的相关行为，也没有违反拍卖的交易习惯，则由此产生的拍卖价格是市场公允价格，税务机关应尊重拍卖行为，不能进行税收核定。拍卖价格是交易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合意的结果，第三方或者其他部门不应干预。作为一种合同行为，其无效通常需要留待法院依法定程序判定，即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拍卖监督机关，也无权直接判定。一般情况下，拍卖方式没有违反民法和拍卖法的禁止性规定，如果未经法院认定拍卖行为违法或者无效时，税务机关应当尊重拍卖价格，不必另行核定。在广州德发案中，由于德发公司的拍卖行为与我国法律规范并不违背，虽然拍卖得出的价格偏低，但是这是交易双方达成合意的结果，税务机关应该予以肯定和尊重。
（二）房地产拍卖价格的有限干预与税收核定思想家亚当斯密和托马斯霍布斯认为，个人可以将社会利用为工具去获取财产。契约自由的理念认为，个人应该能够自由谈判并签订其合同，不受政府的干预。除了最小程度的规制和税负之外，任何干预都被视为侵害。契约自由是私法自治的核心内容，民事主体可以利用契约自由做出民事行为。契约安排作为民商事行为，民商法所强调的都是当事人“企图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税务机关不能随意进行核定征收，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干预。当拍卖价格明显偏低时，税务机关不能一概而论直接核定其应纳税款，应考虑到拍卖行为的特殊性，拍卖方式应作为正当理由对抗税务机关的税收核定权。税法不单纯是税务机关行使征税权的根据，即“征税之法”，更重要的是，税法是保障纳税者基本权利的、旨在对抗征税权滥用的“权利之法”。契约自由的理念认为，个人应该能够自由谈判并采取行动，不受政府的干预。一方面，对于契约自由不能完全放任，否则纳税人会滥用契约自由实施脱法避税行为，导致税负不公并侵害契约正义。另一方面，过分干预契约自由，则会使公法过于介入私法，从而限制意思自治的空间。法律赋予税务机关核定征收权是为了防止国家税收收入的流失，实现税收公平，但是税务机关的核定征收权力应当在一定限度内行使，必须将保护国家税收和谨慎干预契约自由考虑在内，对公权力的运用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限制着公权力对契约自由的干预，尽量保持着对契约自由的尊重；对税收核定做出较准确、全面的考量，谨慎干预契约自由，切勿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法律法规的制定范文4
(一)绿色壁垒与正常的环保(绿色)措施的定义
绿色壁垒又称环境壁垒，是指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人类健康为由，以限制进口、保护贸易为目的，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建立烦琐的检验认证和审批制度，以及征收环境进口税方式对进口产品设置的贸易障碍。绿色壁垒是进口国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其目的是为了构筑阻挡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屏障，以保护本国的相关产业，其实质是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
正常的环保(绿色)措施是进口国为保护环境、保障人民与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所采取的必需措施。正常的环保(绿色)措施符合国内外的科学、合理的环保标准与要求，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进口国的环境、保障人民与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对正常的国际贸易也不会构成阻碍与扭曲。
(二)绿色壁垒与正常的环保(绿色)措施的区别
绿色壁垒常常与正常的环保措施交织在一起，因而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两者进行区分：(1)合法性。正常的环保措施符合国际上合法、有效的环保标准的要求；而绿色壁垒超出或违反国际公认或大多数国家所能接受的标准。(2)合理性。正常的环保措施满足保护环境的必要标准，实施的费用经济，技术简单，操作性强；而绿色壁垒的标准过于严苛，超出必要限度，实施费用昂贵、程序烦琐、技术复杂，很难达到要求。(3)非歧视性。正常的环保措施对国内外商品平等对待；而绿色壁垒对外国商品实行歧视。(4)目的性。正常的环保措施是为了实现保护环境等目标；而绿色壁垒是为了阻挡外国产品进人本国市场。所以从这几点来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正当的绿色壁垒”，绿色壁垒就是恶意的、不正当的。
二、wto法中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有关规定
(一)《关贸总协定1994》(以下简称gatrl994)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的规定
该条规定：“本协定的规定不得解释为禁止缔约国采用或加强以下措施，但对情况相同的各国，实施的措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b)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g)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相结合，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该条款赋予wto各成员以环保例外权，即各成员有权以“保障人民、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或“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为理由，而采取限制贸易的措施。但该限制贸易的措施应“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否则则构成绿色贸易壁垒。
(二)1994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以下简称tbt协议)和《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以下简称sps协议)
tbt协议其序言开宗明义地申明：不得阻止任何成员方在其认为适当的程度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sps协议也规定，各成员方政府有权采取必要的卫生与检疫措施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使人畜免受饮食或饲料中的添加剂、污染物、毒物和致命生物体的影响，并保护人类健康免受动植物携带的病疫的危害等，只要这类措施不在情况相同或类似的成员方之间造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歧视对待。sps协议则更进一步。除此以外，其第5条7款引入了“预防原则”，即在找不到充分的科学证据时，成员方可以根据获得的有关信息，临时采取某种卫生或植物检疫措施。
(三)《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环境条款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第14条“一般例外”中亦允许成员方采取或加强“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只要这类措施“不对情况相同的成员方造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歧视，或不对国际服务贸易构成隐蔽的限制”。
(四)《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有关规定
该协定鼓励各国更多地进行环境保护技术的研究、创新、转让和使用，以及规定了可以出于环保等方面的考虑而不授予专利权，并可阻止某项发明的商业性应用。
三、wto法对绿色贸易壁垒的界定的法律原则
(一)国民待遇原则
有些国家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目的，对本国产品实行宽容的政策，对他国产品采用严厉的绿色标准，这违反了gatt1994第3条国民待遇原则。“美委汽油案”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受理的一起环保标准违背国民待遇原则的案例。美国环保署于1994年对在美国九大城市出售的汽油制定了环保标准。规定汽油中的硫、苯等有害物质的含量必须低于一定水平；美国国内生产的汽油可以逐步达到有关标准，而进口汽油必须在1995年1月1日该规定生效的日期立即达标，否则禁止进口。委内瑞拉作为向美国出口汽油最多的国家，向wto提起了上诉。专家组认为，尽管各国有权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相应的环保措施和标准，但对进口商品的有关待遇不得低于本国相同或类似的商品，美国对进口汽油环境标准要求超过本国汽油，限制了外国汽油的进口，违反了wto的国民待遇。上诉机构也认同此观点，认为环保例外措施必须在不造成不公平和随意的事实、不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前提下才可应用。
(二)最惠国待遇原则
gatt1994第1条最惠国待遇原则是维护自由贸易正常进行的原则，其目的是对来自任何国家的相同进口产品，均给予同等的待遇。这方面的经典案例即1996年美国与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的“海虾与海龟案”就体现了环保政策与最惠国待遇的冲突。为了保护濒危物种海龟，美国要求在海龟栖息地作业的捕虾拖网船必须使用美国科学家发明的“海龟驱赶装置”(turtle excluder de-vice，简称ted)，以便使海龟逃离捕虾拖网。美国以上述四国围捕海虾未使用海龟驱赶装置违反了《濒危物种法》609条款为由禁止从这些国家进口海虾。印度等国认为，仅因生产或加工方法的不同对来源于不同国家的相同进口产品实行差别待遇违背了wto的最惠国待遇，并且美国在实施609条款过程中，对前期受影响的14个加勒比及西大西洋地区的海虾出口国以更优惠的待遇，使它们享有比申诉方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更为宽裕的过渡期(前者有3年过渡期，后者仅有4个月)，以及给予前期受影响的14个加勒比及西大西洋地区的海虾出口国资金、技术上的援助，而申诉方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国并没有享受此待遇。这显然构成了对wto不同成员之间的歧视，也背离了最惠国待遇这一非歧视原则。
(三)对情况相同的各国，实施的措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gatf1994第20条的b款和g款的规定，一般被称为“环保例外条款”。有些文章认为这两个条款正是绿色壁垒存在的法律依据，其实这种说法是对这两个条款的误解。正如在“美委汽油案”中上诉机构所言，对条约的所有条文应作整体解释，对gatt1994第20条的b款和g款的理解应和第20条引言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这两个条款并不是所谓的授权条款，其目的并非授予各国设置“绿色壁垒”的权利，而是承认各国有设置正常的环保标准、采取正常的环保措施的权利，但是该权利还要受第20条引言中的“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制约。正如上诉机构在美国“海虾和海龟案”的报告中的明确论述：“引言所使用的语言很清楚地表明gatt1994第20条的各项例外是一种‘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例外’(a limited and conditional excep-tion)。”
那么如果环保例外措施构成“对情况相同的各国，实施的措施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则该环保措施将构成绿色贸易壁垒，成为wto法所不允许的行为。相应地，判断与甄别一环保措施是正常的环保措施还是绿色贸易壁垒的标准就是，该措施是否是“对情况相同的各国，实施的措施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但是对于何为“情况相同”，什么样的差别待遇是“武断的”、“不合理的”，以及何谓“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gatt1994没有给出明确清楚的衡量标准；像“必需的措施”这样的关键词，其内涵和外延也未得到明确的界定。
但从“海虾和海龟案”这个最近的与绿色壁垒有关的案例来看，在实践中，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能够弥补这些法律条款的先天不足。1997年，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四国联合指控美国以《濒危物种法》609条款为由禁止海虾进口违反了wto的有关规定。美国则援引ga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作为其施行609条款的主要依据。上诉机构通过下列两项分析说明美国在实施609条款的过程中构成了“武断的歧视”：(1)美国通过609条款要求条件各异的海虾出口国一律采取同美国一致的捕捞方法，而不问这种复杂的捕捞方法在这些出口国的适用性。(2)有关政府机构在进口许可证的认证过程中，无论是接受或是拒绝许可，均未出示书面的、经过论证的正式决定，也未个别通知出口国，并且没有为被拒绝的出口国提供辩解、寻求法律救济的正式途径。这种认证过程是不正式的和随便的，其结果可能导致对出口国权利的侵犯。
(四)对发展中国家应给予差别和优惠待遇
在gatt1994第37条第1款，发达国家承诺，对与发展中国家成员目前或潜在出口利益特别有关的产品，不建立新的关税或非关税进口壁垒，不加强已有的这些壁垒。该条当然包含发达国家应不建立新的绿色贸易壁垒的含义。但该条规定相对来说比较原则，不具操作性，且只要求发达国家成员尽可能地实施上述措施。
tbt协议与sps协议中赋予了发展中国家以优惠待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制定技术、实施技术法规和标准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可以不采用不适合其发展和贸易需要的国际标准作为它们自己的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基础；二是sps协议要求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援助以便加强其食品安全和动植物健康保护；三是发展中国家有权利延缓实施该协议的缓冲期。这种缓冲期给发展中国家必要的时间去采纳国际标准或者是在科学的原则下去建立自己的sps法规框架，在缓冲期内采取直接或间接影响国际贸易的sps措施不受wto规则的制约，sps委员会可应要求给予更长的时间。
tbt协议第12条3款要求发达国家成员在制订和实施技术规章、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时，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发展、财政和贸易方面的特殊需要，以确保这些技术规章、标准等不会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出口制造不必要的障碍。
tbt协议第11条和第12条要求各成员在接到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请求时，应就其技术规章的制订、设立国家标准化机构和参加国际标准化机构等事项提出建议，并给予技术援助。协议还允许发展中国家成员按照它们特殊的技术和社会经济情况采用某些技术规章、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以便保持与它们的发展需要相一致的当地技术、生产方法和工艺。经发展中国家请求，对其应承担的协议义务可在限定时间内给予整体或部分免除。
所以，如果发达国家未在设置正常的环保标准或采取正常的绿色措施时，给予发展中国家以上的优惠或差别待遇，则发达国家的行为也构成绿色壁垒。
四、wto法对绿色壁垒规制的缺陷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贸易与环境问题并未被列入谈判的议题。因此，整体说来，对与贸易有关的环保问题的规定在现阶段的wto法篇幅很少，而已有的“环保例外条款”也存在诸多缺陷，不足以对越来越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的绿色贸易壁垒构成强有力的有效约束与遏制。
(一)gatt1994对绿色壁垒规制的缺陷
gatt1994第20条规定的“环保例外权”，强调了各成员方的权利享有，但对于行使此权利缺乏明确有效的约束性规范；同时，规范内容本身过于抽象，关键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难以界定。对于何为“情况相同”，什么样的差别待遇是“武断的”、“不合理的”，以及何谓“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gatt1994没有给出明确清楚的衡量标准，结果给条款留有极大的解释空间，使得这些条款在实际操作中具有非常大的弹性，结果很容易被滥用，这就使得一些绿色壁垒能披上合法的“外衣”。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环保例外条款为贸易保护主义者设置绿色壁垒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sps协议与tbt协议对绿色壁垒规制的缺陷
sps协议规定，缔约方可以实施高于国际标准、准则或建议的措施，只要这些措施有其科学的依据。即国际标准、准则对各国并不具有强制、统一的约束力，各国可以自行制定和维持比有关国际标准、指导原则或建议更高水平的sps措施，虽然协议又要求措施要有“科学依据”，但所谓的“科学依据”实际上是很抽象、极具争议性的字眼，最终的结果将是使一些国家能轻易地制定与实施高于国际标准、准则或建议的措施，并使这些措施成为阻碍正常贸易的绿色壁垒。
同样tbt协议也允许成员国在制定环境技术标准时，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可实行自愿标准，尽管也有“只要其对贸易的限制不超过为实现这一合理目标所必需的程度”这样的限制，但和sps协议一样，这样的措辞抽象、极具争议性，极易成为设置绿色壁垒国的法律依据。
法律法规的制定范文5
关键词：不确定度；直读光谱法；硅元素；铝合金
中图分类号：T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02-0077-02
1 概述
（1）目的：评定用直读光谱法检定铝合金中硅的测量不确定度。
（2）测量依据：《铝及铝合金光电直读发射光谱分析方法》（GB/T7999-2007）。
（3）检测的环境条件：环境温度22℃～28℃，最大温度变化±2℃/小时，相对湿度30%～65%。
（4）测量仪器：ARL4460型直读光谱仪（瑞士ARL公司生产），高纯氩（≥99.999%），压力为0.25～0.3MPa。
2 原理
根据被测元素的原子或离子，在光谱中被激发而产生特征辐射，通过判断这种特征辐射的存在及其强度的大小，对各元素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3 测量方法和过程
3.1 试样制备
利用切割机和光谱磨样机，将试样制作成直径大于16mm、拥有光滑均匀平面的待测样。
3.2 试样的测量
4460型直读光谱仪在出厂时，根据我们生产的需要，已经制作出不同材料、不同元素含量范围的工作曲线，因此，检测人员只需根据所测试样的材料和元素含量，选取所需要的工作曲线，然后进行测试。实际工作中，测定时最少在一块试样不同部位连续激发三次，直接读出测定元素的含量，打印出该元素的平均值。
4 建立数学模型
4.1 数学模型
Y＝αx＋β
式中：
Y——试样被测元素的测定结果
x——试样中被测元素的强度
α、β——常数
4.2 不确定度的来源
不确定度的来源主要包括：测量重复引入的不确定度，A类评定；由标准物质引起的不确定度，B类评定；由仪器引起的不确定度，B类评定；由曲线拟合引起的不确定度，B类评定；由试样制备引起的不确定度，B类评定。
5 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
测量结果不确定度一般来源于取样，制样，样品本身的均匀性，测量条件的变化，工作曲线校正，标准样品的不确定度，仪器测量方法、测量过程、测量结果等因素。现以编号为“YSS040-2007材字910”铝合金6063标样中硅的测定为例。
5.1 A类不确定类评定
表1为硅含量的10次重复测量值、平均值和单次测量的实验标准偏差S（Aa）：
表1
测量
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Aa（%） 0.43582 0.43620 0.43802 0.43403 0.43484 0.43336 0.43774 0.43738 0.43413 0.43463
平均值（%） ＝＝4.35615
单次测量标准偏差（%） ＝＝0.04
10次平均值的标准偏差＝＝＝1.3×10-4。
5.2 B类不确定度评定
5.2.1 由标准物质引起的不确定度。标准物质引入的不确定度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标准物质的不均匀性和变动性引起的不确定度；二是由标准物质定值引起的不确定度。
标准物质证书表明，该物质中标定的元素均匀性良好；同时铝合金材料通常情况下相当稳定，抗氧化程度较高，因此化学成分也相对比较稳定，从稳定性上看至少可达10年。即由此引起的不确定度就可以忽略。
YSS040-2007材字910标准物质，证书所列标准物质的标准偏差如表2所示：
表2
标样编号 硅含量标准值 标准偏差S 不确定度Ub1
YSS040-2007材字910 0.435% 0.004% 0.0023%
注：S＝，为定值过程引起的标准偏差，为均匀性引起的标准偏差。
5.2.2 由试样制备引起的不确定度。假定试样是均质、表面处理合乎制样标准要求，制样引起的不确定度可以忽略，即：＝0。
5.2.3 由仪器引起的不确定度是由仪器分辨率引起的不确定度。根据仪器相关说明，可知仪器的最小读数为0.0001%，均匀分布。K＝（B类评定）。标准不确定度＝0.0001/＝0.0058%。
5.2.4 由曲线拟合引起的不确定度。我单位ARL-4460型直读光谱仪有59个通道、2条铝基工作曲线、4块国际标样。按要求定期对标样进行漂移校正工作。在漂移校正时仪器会自动校准各条曲线，计算出α、β值。当α≈1、β≈0时仪器曲线出厂斜率基本不变，元素的强度值基本不变，故曲线拟合引起的不确定度为定值。由曲线拟合引起的不确定度为＝0.007%。
6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单次测量结果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ab＝
扩展不确定度U的评定：
在置信概率取95%的情况下，k＝2，则：
U＝k×Uab＝2×0.0073%＝0.0146%
7 测量结果及不确定度的报告
直读光谱仪分析法测定硅的最终结果：（0.435±0.0146）%时，测量结果扩展不确定度：U＝0.0146%，包含因子k＝2。
法律法规的制定范文6
2011年4月14日7时36分，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通州交通支队潞河大队（以下简称潞河大队）民警在执勤过程中发现王某在北京市通州区西门路口驾驶未悬挂号牌机动车，遂对其采取扣留机动车的强制措施，并出具了编号为8263446的《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以下简称强制措施凭证）。
王某认为，电动三轮车是否属于机动车尚无明文规定，其驾驶的电动车设计时速以及相关设计标准不符合国家制定的机动车技术标准。潞河大队将其电动车认定为机动车予以扣留明显超越了公安机关的职权，没有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确认潞河大队作出的扣留其三轮车的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理程序规定》，被告作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负有监督、检查并予以采取强制措施及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等法律、国家标准的规定，涉案车辆为电力驱动三轮车辆，故应当认定为机动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
判决作出后，原告王某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一审判决。
二、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在于涉案电动三轮车是否属于机动车。
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04）第3.1规定：“‘机动车’是指由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在道路上行驶的、供乘用或（和）运送物品或进行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包括汽车以及汽车列车、摩托车及轻便摩托车、拖拉机运输机组、轮式专用机械车和挂车等，但不包括任何在轨道上运行的车辆。”第3.5规定：“摩托车系无论采取何种驱动方式，其最高设计车速大于50km/h，或若使用内燃机，其排量大于50mL的两轮或三轮车辆”；第3.6规定：“轻便摩托车系无论采用何种驱动方式，其最高设计车速不大于50km/h，且若使用内燃机，其排量不大于50mL的两轮或三轮车辆……，但不包括最高设计车速不大于20km/h的电驱动的两轮车辆”。涉案车辆为电力驱动三轮车辆，符合上述法律及国家标准关于机动车的定义，属于摩托车或轻便摩托车中的一种无疑，故应当认定为机动车。
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律及行业标准对于机动车的规定过于宽泛，如按照第一种观点，凡是动力装置驱动的三轮车辆一律应认定为机动车，那么时下很多老年人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也属于机动车，也应当悬挂号牌，而交通管理部门对此却不闻不问，未免有怠于履行职责的嫌疑，法院认定电动三轮车为机动车恐怕会导致群众对机动车标准的质疑。此外，电动自行车的国家标准为最高设计时速不大于20km/h，如果按照第一种观点进行认定，一辆最高设计时速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比如经过改装的最高设计时速超过20km/h的电动自行车，应当定性为设计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还是机动车？是否也应当悬挂号牌？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涉及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型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从以上定义来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机动车及非机动车的主要区别在于驱动动力，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的即为机动车，人力畜力驱动的为非机动车，此外，非机动车包含符合国家标准的机动轮椅车及电动自行车。本案中，涉案车辆系电力驱动，如果不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机动轮椅车或电动自行车，均应属于机动车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