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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的核心要素范文1
[关键词]数字经济；CFC；避税；潜在冲击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7016
最近20年，在新兴市场中出现了公司税收筹划的新策略，即运用世界范围内的数字技术信息进行购买、转让、产品交换等交易，具有不可预测的灵活性。这种灵活的交易方式，使产品使用地、消费地和处理地等地点难以确定。
然而，行为发生地是CFC规则适用的基本标准。数字经济模式切断了产生收入的交易行为与交易地点之间的联系。纳税人如果与CFC所在国的关联方进行交易，则可以通过延迟申报交易地点而规避CFC规则的适用。
数字经济使服务贸易甚至货物贸易不再局限于固定地点，从而缩小了销售所得与服务所得的差距。相应地，规范销售所得与服务所得的法律也变得相似。
此外，数字经济之下的课税对象很难界定，产品交易所得、服务交易所得以及权利交易所得难以区分。数字经济的交易特点，对现行CFC规则产生冲击。
1CFC规则的核心法律要素
CFC规则是各国针对本国居民利用低税区的受控外国公司避税的反避税规则。CFC规则的可信要素包括主体要素、客体要素、豁免条件。主体要素主要是对受控外国公司的判断；课体要素主要是判断对纳税人的何种所得征税；豁免条件是纳税人所得中无须纳税的那部分收入。
受控外国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CFC），是指被本国居民控股达到一定比例，比如美国规定控股比例要达到50%以上的境外子公司，才被美国认定为受控外国公司。
我国税收立法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界定采取双重的严格标准，即我国的纳税居民企业不仅要在外国公司的控股达到50%以上，而且要持有该外国公司10%以上表决权股份，这样才构成中国居民企业对外国公司的控制，该外国公司才成为中国税收意义上的法定的受控外国公司（CFC）。我国这种立法模式，明显是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税收利益持放宽政策，使大部分的外国子公司都不构成受我国征税管制的受控外国公司（CFC）。
无论受控外国公司（CFC）的控股比例是多少，它们都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设立在低税区，只有这样选址，才能达到最大的避税效果；二是受控外国公司（CFC）是一个实体，有物理存在，有组织机构、场所、工作人员等物理连接点（Nexus）。
CFC规则的课税对象即客体要素十分重要，即对外国受控公司的所得征税，无论该所得是否在当期汇回本国。世界主要的税收大国，都对这样的受控外国公司（CFC）的消极所得征税，无论该消极所得是否在当期汇回股东所在国或者分配给股东。
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的课税对象的消极所得，通常是流动性高的所得，包括保险所得；个人持股公司所得、销售所得、服务所得、与石油有关的所得等一系列的受控外国公司（CFC）所得。美国CFC规则还规定，与受控外国公司（CFC）有关的一切非法贿赂、回扣等支付，都要向美国联邦政府纳税。新西兰CFC规则，则对积极所得免税，而对消极所得征。在美国，如果一个金融公司有超过30%的毛收入来自非居民纳税的第三方消费者，则这部分收入即被认定为积极所得。
尽管世界各国对CFC纳税豁免的规定不完全一致，但是多数税收国家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积极所得都是给予豁免的。例如，我国的豁免条款规定在《特别纳税调整办法》第84条，除了积极所得豁免，还有微量豁免，白名单。但是，积极所得豁免仍然是主要豁免类型。享有税收豁免的积极经营所得，即真实的生产、经营、销售、金融所得，在CFC的母国不纳税。
对积极经营所得的法律解读有两个层面：一是主营业务，即常规的生产经营所得，受控外国公司（CFC）从事的其营业执照注明的经营范围的经济活动，通过这样的经济活动取得的所得即使常规的积极所得。这样的常规的积极所得是与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消极所得相对的；二是真实性，对常规的生产经营所得也必须进行法律考察，考察其是否真实发生，考察的标准要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相结合，既要考察是否有真实的营业活动及营业所得，而且要考察期营业活动的目的是否具有真实需要。不具有真实生产、销售需要的经济活动，而仅仅是为了避税，这样的经济活动即使符合营业执照的范围，也不能被认定为真实的积极所得，因其活动目的不具备“真实性”。
2数字经济对CFC规则核心要素的冲击
数字经济从电子商务、网络购物衍生而来，可以说是电子商务的最前沿模式。数字经济将信息化技术与电子商务结合起来，使消费者、销售商与厂家中间的购买、供货、生产便得便利。但是，这种经济模式的前卫性，对各国的税收政策、税法理论及税法规则，产生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各国的国内税收法律规则，以及国际税法规则都面临这来自数字经济的修改、调整，甚至是重新立法。从受控外国公司（CFC）避税的角度来说，数字经济似乎对其提供更便捷、更灵活的避税环境，这对规制受控外国公司（CFC）的主要税法规则――CFC规则，便形成挑战。数字经济冲击着现有CFC规则的三大要素：主体要素、客体要素及豁免条件。
21数字经济对CFC规则主体要素的冲击
数字经济增强了企业设立地的流动性，使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不再局限于低税区，这对CFC规则的主体要素产生挑战。
如果是生产型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则其设立的时候通常考虑的因素包括：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消费者距离、国家政策的稳定性等。如果是服务型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尤其是金融服务型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则其选址通常着眼于税收利益的最大化，考虑的因素通常不包括基础设施水平、消费者距离、国际政策稳定性等非税收因素。
无论是生产销售型的货物贸易CFC，还是服务型的CFC，都可以通过数字化交易手段增强其避税能力。金融服务本身就可以脱离具体地点和身体活动，因为金融服务的数字化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所以，美国的CFC规则对金融服务的所得，通常都看作不征税的积极所得。各国税法也效仿美国税法的做法。
问题的关键是生产销售型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在数字经济的推波助澜之下，具有很大流动性。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使多数跨国公司的生产、销售遍布全球，它们基于逐利与避税的目的，灵活性是其设立公司的时候选址的首要政策。
从避税的角度来说，其设立受控外国公司（CFC）的目标即是消灭能被来源国征税的连接点（Nexus），使其设立在来源国的受控外国公司（CFC）不被来源国征税。
在没有数字交易手段的年代，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选址，只能选择在低税区、避税地，如中国香港、百慕大群岛、维尔京群岛等地；在数字经济年代，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选址就更加灵活了，即使选择在中国大陆等高税区，也很容易逃脱来源国――中国大陆的征税。
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通过数字化网络交易，很容易把交易所得从CFC转移到中国之外的第三国，即使设立在中国的CFC被认为是常设机构，该常设机构通过网络交易获取的所得，中国也没有根据征税。这大大简化了以往受控外国公司（CFC）转移利润的方法，无须在第三国再设立公司，直接通过网络交易即可逃避税收连接点的追踪。所以，数字经济对CFC规则的第一个冲击，即是解放了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地点，从低税区遍布全球。
数字经济对国际税法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现有的避税地名单列举的低税区，已经不足以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在数字经济的时代，很多高税区的受控外国公司（CFC）会浮出水面。数字经济又会使股东会、董事会的设立灵活多样，很多国家的公司法都对股东、董事的议事规则做出灵活规定，不再局限于以往的见面会谈，而是放宽到承认电话会议、视频会议的法律效力。跨国纳税人完全可以利用各国的法律漏洞，通过数字化技术信息手段，改变股东会、董事会的地点，逃避纳税主体资格，从而达到避税目的。
现有的CFC规则对公司实体的物理的、有型的规定，在第一种数字交易之下被完全架空。这些都是数字经济对CFC规则主体要素的冲击，必须引起我们重视。
22数字经济对CFC规则客体要素的冲击
数字经济通过网络进行交易，以往的积极所得一旦通过网络产生，便不容易征税。所以，现有的CFC规则对积极所得与消极所得的区分，意义不大。数字经济使得以往的分销、零售等中间环节消失，雇用的人员也大大减少，时间、地域、距离的阻隔与障碍，完全可以通过网络客服。现在的纳税所得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即使是真正的积极所得，也很难被来源国征税，因为在网络上找不到连接点。所以，来源国只能针对本国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征税，但是这个当地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很容易在当地不留任何所得。尤其是跨国公司，利用电子数据手段，很容易逃避来源国当地税收。
举个简单的例子，总部设在美国的A公司，通过与全球范围内的学者签订协议，由某些学者提供学术信息，比如法律考试或者英语考试的资料和课件（mp3），但是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属于美国A公司。
美国A公司在中国的交易模式可以选择两种：一是网络交易；二是租赁教师视频授课。
第一种交易模式，即网络交易。在网络交易模式下，中国的消费者直接与美国A公司通过网络联系，购买所需课件，支付也是通过网络完成。在不考虑外汇管制的情况下，中国消费者支付给美国A公司的费用，中国作为来源国征不到税，因为美国A公司在中国没有常设机构，更谈不上所谓的通过在中国设立受控外国公司（CFC）避税。
第二种交易模式，即美国A公司在中国租赁一个教室，雇用一些当地人员组织教学活动，然后报名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在这个固定的教室里上视频课程。在这种交易模式下，即使经济活动在中国有物理存在，但是美国A公司完全可以要求学员通过网络支付学费，而且学费通常是在开班之前就已经支付完毕。也就是说，所得的部分又流向了美国A公司。中国作为消费地，作为税收来源国很难征到税。因为这种情况下征税的条件是学习班至少开展3个月或者半年，而美国A公司在中国的补习班通常会故意规避这个法定时限，以逃避中国的税收，而我国目前的法律对此全然无策。
所以，数字经济之下的网络交易，对CFC规则的客体要素也会产生冲击，使CFC规则对积极所得与消极所得的区分，变得意义不大。按照现有的区分，很多积极所得都会带着避税的目的，本来应该被受控外国公司（CFC）所在国征税，而所在国却挣不到税。
受控外国公司（CFC）的母国的初衷是把积极所得的税收利益让渡给受控外国公司（CFC）所在国，即来源国，但是数字经济使来源国对积极所得也挣不到税，而积极所得的税收利益流向了跨国公司本身。所以，数字经济之下，现有的CFC规则无法保障来源国对积极所得的征税利益，这是数字经济对CFC规则客体要素的最大冲击。
23数字经济对CFC规则豁免条件的冲击
美国的豁免条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豁免条款，美国纳税人的全球所得中积极的银行、金融或者类似经营所得可以免税。在美国，享受豁免的CFC必须从事积极的经营，获得积极的经营所得。这种假设建立在一种事实与条件标准（A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Test）之上，具体包括：CFC的规模、收入以及雇员人数。
通过上文的分析，仅仅规定对消极所得征税，而缺乏对积极所得征税，会给跨国纳税人创造新的避税机会。世界各国的豁免条款效仿美国而制定。
现有的积极所得豁免条款本身就存在问题，其真实性指得怀疑。例如，美国的CFC规则规定，保险公司对第三方的外购投资即“人为设计的投资”（Making or Arranging for Investments），归属于积极的经营。但是，参与投资的第三方多数情况下是消极的CFC。
此外，如果一个金融公司从其母公司获得资本，并与非关联第三方从事一些重要的交易，该金融公司将会被界定为“积极的公司”。但是，从真实的经济意义角度看，此种交易与《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956节规定的母公司自身从事的“上游借贷”（Upstream Loan）或者直接银行行为相比，并无差别。这种交易缺乏经济实质，其后果是侵蚀税基。[3]
积极所得豁免的前提限定在“事实标准”之上，显然无法与数字交易模式相匹配。CFC通过数字交易，几乎可以不需要当地雇员，也不需要当地组织规模。正如上文中提及的网络交易模式。数字经济使得判断积极所得的真实性，变得更加复杂。网络交易没有当地实体组织，却是真实发生的，也符合主营业务范围，但是很可能因为无法在现行CFC规则豁免条款之下得到认可，而不享受免税待遇。
3我国CFC规则应对数字经济挑战的策略
数字经济对现有CFC规则的冲击已经露出端倪，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对国家税收利益产生威胁的潜在因素。在数字化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在经济活动如此活跃的时代，国家税收利益的保障是必须考虑、博弈的问题。针对数字经济对CFC规则三大核心要素的冲击，我国作为税收大国，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因应之策。否则，一旦税收利益丧失，国民经济会受到严重影响。
我国现有的CFC规则体现在《特别纳税调整办法》，而且很不完善，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修改意见。各种修改意见都没有考虑数字经济对其的冲击，所以，笔者建议，在完善《特别纳税调整办法》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数字经济因素，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低法律修改的成本，防止出现新的《特别纳税调整办法》仍然在数字经济问题上存在漏洞的后患。
31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认定不能局限于低税区
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认定不能局限于低税区，还要考虑税率比我国高的地区，也可能构成受控外国公司（CFC）。建议我国的《特别纳税调整办法》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认定标准降低，降低的方向是效仿国外的单一标准，只规定股权比例，或者只规定控制权比例，建议这个比例达到10%即可，最大限度地囊括所有的CFC。这样，就很容易把设在高税区的子公司也囊括到中国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认定范围之内。对“所得”的认定，不再局限积极所得和消极所得的区分，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对消极所得一味地征税，也不能对积极所得一味地免税。
我国在豁免问题上规定粗糙，在细化其规定的过程中，建议对积极所得的真实性要进行细化规定，不能局限于营业执照的范围，即使CFC的经济活动符合营业执照的规定，也要考察其主观目的是否真的与生产经营有关。
对积极所得的真实性的判断，不能局限于现有的物理存在标准，而是要放宽考虑的因素，即使没有物理存在，即使突破传统的事实因素，也可以享受豁免。
32慎重对待股息、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豁免
我国在对外签订税收协定的时候，对股息、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豁免要慎重。在具体谈判过程中，我国一方面要考虑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潜在的税收损失。
目前，我国对外签订税收协定的数量超过90个，如果一一谈判、修改，则成本太高，而且会影响我国与相关国家的贸易关系，所以我们要在贸易关系与税收利益的让渡之间进行博弈、平衡。
笔者建议在税收协定问题上，我国分两步走：对于已经签订的税收协定，我们不必主动启动修改谈判，除非该协定已经到期，或者即将到期，而且我们有续签愿望；对于尚未签署完毕，或者未来签署的税收协定，我们要争取主动话语权，在打击数字经济避税问题上，保护中国税收利益上持严格态度。同时，我们要建立信息交换机制。这个观点得到国内权威专家的认可。
33呼吁修改避税地名单
我国通过国际会议呼吁修改避税地名单，国际税法应当重新定义“避税地”的概念，因为数字经济之下，避税不需要“地点”，只需要网络。这样做，不仅可以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而且一旦实现，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收入来源国的税收利益。
参考文献：
[1]USDept of TreasuryThe Deferral of Income Earned Through US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s： A Policy Study[J].Office of Tax Policy，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2000（12）：71-75
税法的核心要素范文2
关键词：税务会计；财务会计；税法；分离
中图分类号：F23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3-0095-02
会计的产生早于税收，但在税收产生之后，会计与税收就有了不解之缘。不论是税务征管机关，还是纳税人，税收与会计都是息息相关及密不可分的。现代税收离不开会计，离开会计的税收是无法进行的，因为现代集团化企业的经营规模大、范围广，如果没有会计的核算与监督管理，税收就失去了准确的征收依据；现代会计也无法脱离税收，因为税收是为实现国家职能服务的，是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税务机关代表国家要征税，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企业要计税、缴税和进行税务筹划，以实现企业的税收利益。税收使征纳税双方的利益连在一起，也使征纳税双方不断发生矛盾。
中国曾长期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对应的是高度集中的财务管理体制。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所有制形式是单一的，所以当时企业的会计核算是为了国家实施财政收支、财政管理而进行的。再加上当时税制不成体系、简单而又多变，不可能、也无必要对纳税人的会计核算提出像现在这样的具体要求。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所得税为标志的税收不断法制化，企业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和多元化，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企业会计的不断规范化，特别是国家对会计行业进行的改革，使得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正逐步走向与税法适当分离的道路。
一、财务会计与税收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服务对象不同造成的目标不同
这是产生差异的根源。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基本准则明确定义：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等。税收的取得必须依靠税法来作为保障，而制定税法的目标是规范税收分配秩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实现，通过公平税负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并运用税收这一经济杠杆调节经济活动的运行。由于会计与税法的规范目的和出发点不同，如果我们强求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一致，不利于正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况且，我国的税收法规体系还处在健全之中，要使会计制度得以很好地贯彻，并与国际会计惯例趋同，必须遵循会计和税收相分离的原则。既然会计与税收的分离是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前提。并且税收与会计的分离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一种国际趋势，那么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也是一种必然。分离是为了会计充分发挥自身的多重功能，例如财务功能、税务筹划功能、管理功能等。财务会计主要服务于投资人、债权人，为其提供按会计制度编制的通用财务会计报告，并为计税提供基础性会计资料。而通用财务会计报告难以满足税务机关的需要，因此需要服务于税务征收机关的税务会计为其提供符合税法要求的税务会计报告（纳税申报表及其附报资料），同时也为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提供决策依据。这些都是税务会计应该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理由，这样既保护了国家利益，也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
税务会计资料大多来自财务会计，在进行纳税调整、计算，并做纳税调整会计分录后，再反映在会计账簿和报告中，这就决定了税务会计既要熟悉财务会计又要精通税法。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会计法规与税法规定之间的差异，是广大会计工作者、社会中介机构执业人员、税务人员等面临的一个现实而重要的问题。
（二）计量的标准、依据不同
税法和会计制度最大的差别在于收益实现的时间和费用是否可抵扣，它又集中体现在会计原则与税收原则的差别上。
1.税收制度是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混合，而企业会计制度坚持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税法之所以采用一定的收付实现制，是为了税收征管上的更为简便、直观以及收付实现制与现金挂钩，能保证纳税人有立即支付税款的能力。
2.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中规定会计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这五种方法，而历史成本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是税收征管的核心要素，所以税法中历史成本成了最主要和最坚实的基石。只有坚持历史成本原则，才能做到纳税有据可查，并有效约束计税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维护税收的确定性原则。
3.会计核算中的配比原则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而税法中的配比原则还需要同时遵循相关性原则和历史成本原则。例如：税法中赞助支出、担保支出等视为与应税收入不相关，因而规定不得在税前扣除；税法中提取的各种减值准备恪守历史成本原则，只有在实际发生后才可以在税前扣除。
4.会计核算中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谨慎性原则在税法中并不采用。因为这两项原则尽管在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中给予了明确性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需要较多地利用财务人员的专业判断。税法对计税依据、计税方法的规定具有高度的刚性，它不容许掺杂主观性的判断或估计，否则税收征管的随意性现象就会滋生蔓延，纳税人利用其“判断”延迟纳税，甚至不缴税或者少缴税的现象就难于遏制。所以我国税法对诸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坏账准备金可在税前扣除的提取比例等等都作了严格规定。
二、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会计和税收中存在的主要差异，是大原则方面的差异，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存在的细化差异以及需要进行的纳税调整更多，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以下的问题：第一，在复杂繁多的经济业务发生以后，由谁负责识别和处理这种差异，特别是所得税的计税过程是一次性将一年的差异逐项计算并调整。第二，针对这些差异，如何建立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使两者之间的差异得到事先、事中和事后的控制。第三，由于一些时间性差异所带来的纳税调整过程可能涉及若干个会计期间，应通过何种必要的辅助手段帮助企业记录、调整和申报这些差异。第四，税法中对纳税人会计核算有特殊要求的，例如：营业税纳税义务人兼营不同营业税税率的应税劳务，必须分别、准确地核算不同的营业额，并分别使用规定票据，否则从高适用税率。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必须重视税务会计的工作和重要性，没有设置专业人员负责税务会计的企业，以及在税收征管工作中没有针对这些差异制定稽查工作程序和方法的税务机关，都只会加大会计核算成本和税收征管成本。所以为了适应纳税人的需要，也是纳税人为了适应纳税的需要，税务会计应该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
目前我们对税务会计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研究远远滞后于财务会计，现行纳税调整实际上只是体现调整的结果，没有反映调整的过程，即使有调整的过程，也只是十分简单的计算。税务会计调整核算应该具有完备的理论体系，在进行纳税调整、计算，并做纳税调整会计分录后，在税务会计凭证和账簿中记录反映。这样的调整结果更具有可验证性，能提高纳税计算结果的正确性，有利于企业进行纳税筹划，也有利于税务机关的稽查工作。所以税务会计的意义重大，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应该各做一套账，不然税务会计就不是真正的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完善的纳税申报表就是在报告时可以详尽披露公司的税务信息，准确、快速的披露这就需要有独立的税务会计做好日常工作。税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首先是各级税务机关，可以凭此进行税收征管，并作为税收立法、修法的主要依据；其次是企业的经营者、投资人、债权人等，可以从中了解企业纳税义务的履行情况和税收负担，并为其进行经营决策、投资决策等提供依据；再次是社会公众，通过该信息可以了解企业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评价企业的社会贡献率、诚信度。
三、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不同
（一）会计目标的不同
税务会计的基本目标是遵守税法规定，即达到税收遵从（正确计税、纳税、退税等），从而降低遵从成本。高层目标是向税务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有助于其进行税务决策、实现其税收收益最大化。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
（二）会计对象不同
税务会计的对象是企业中能够用货币计量的涉税事项。财务会计的对象是能用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即企业的资金运动。
（三）会计核算不同
税务会计的账务核算是以财务会计为基础的，对于财务会计与税法中没有差异部分，即不需要调整部分，税务会计可以直接利用财务会计的核算结果，直接反映在税务会计报表上。对于财务会计与税法中存在差异部分，税务会计的调整过程主要有以下特点：
1.税务会计不像财务会计在核算时有不同的会计政策可以选择，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税务会计的核算是具有确定性的，这是由税法的强制性决定的。
2.税务会计的调整分录是在财务会计体系之外，不涉及财务会计有关账簿，不对财务会计资料及核算结果产生影响。
3.对于时间性差异的调整分录，年末不需要结转，其余额直接结转至下年度。对于永久性差异的调整分录，年末需要结转，余额为零。这是因为永久性差异不具有连续性，只对本期的税务会计核算产生影响，对以后各期的税务会计核算均无影响。而时间性差异具有连续性，对本期和以后各期的税务会计核算均有影响。
参考文献：
[1]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通知[S].国税发[2000]84号.
税法的核心要素范文3
，也容易引起争论和质疑，导致纳税人和公众在社会心理层面上产生抵触情绪，使征税决定在执行上产生困难和障碍。我国税法实施效果不佳，征税决定难以执行，甚至有些抗税案件的发生，与税收程序本身欠缺公正性关系很大。我们坚持税收程序作为一个过程具有独立的价值，就必然会承认和关注税收程序的正义问题，而这也就意味着税收程序的设计和程序主体相关权利的设定，应当体现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主要是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程序自治性、程序平等性、程序合理性、程序效率性。
三、税收法治中的程序问题：理论分析随着正当程序作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和理论的发展，宪法的程序属性得到了进一步揭示，人们开始强调宪法作为“形成法律的法律”这一程序性特征，“程序性宪法”、“程序”、“程序正义”得到普遍关注。[13]而渊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税收债务关系说，昭示了税收的正当性在于建立在被征税者同意基础上的税收立宪契约。为忠实地表达人民的意志，需要为征税权的设立和运行提供符合税收正义要求的根本程序规则。因此，按照代议制的一般原理，构建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税收立宪程序成为各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这表现为有关税收立宪、修宪采用比普通法律制定和修改更为严格的特别程序，税收法定主义，以及有关税收立法程序等内容在各国宪法上受到普遍重视，以维护税收秩序。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更是通过司法解释，赋予正当程序对实体正义的审查职能，这尤其表现在关涉公民财产权的有关税收实体立法的正义性必须符合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要求。为了制定符合正义要求的税收法律，实现税收良法之治，税收立法活动应当遵循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税收立法作为分配税收负担和税收权益的资源配置活动，其程序活动的特点在于各种税收价值的选择和相互竞争的各方利益的权衡，这使得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成为税收立法程序关注的焦点。尤为突出的是，囿于税法的技术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各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授予行政机关委任立法和制定税收法规的职能，而且行政机关在税收法律的制定中扮演着突出的作用，税收法案的提出和立法准备阶段基本上都是由行政机关操作的，形成了较为突出的行政运作机制。[14]为克服间接民主制和行政主导的不利影响，需要突显税收立法过程中参与机制对课税权的制约和规范作用。张扬程序民主性，保证税收立法过程中竞争性的利益得到充分反映，就有可能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也更易于对立法结果的接受，实现多元税收民主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行政程序对参与的排斥性和行政立法对税收活动的巨大实质性影响，在税收行政立法过程中更应强调参与的价值与意义。例如，美国立法机构在起草法律时并不总是举行听证会，但根据联邦和州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机构在制定法规时，必须举行立法性听证，以便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因此，通过公开立法、立法听证、专家论证、征求意见等制度，实现税收意义上的参政权，可以更全面、客观、公正地把握民意，避免或减少征税权对人民权益的侵扰。同时，重视税收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机制无论对议会立法还是行政立法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体现为赋予公众在税收立法中享有知情权、建议权、参与权，承认合理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等。在人类进入社会法治国时代，税收成为介入私人经济、供养社会国家、提供福利给付的基本手段，征税行政权的大量、专门、及时和裁量行使不可避免，以现代程序控权模式为特征的新一代税收法治应运而生。“国家命令公民纳税和地方当局让利，与一个持枪强盗逼人留下买路钱之间的区别何在？就在于国家的行为是以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程序、形式和条件为前提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15]由于税收实体正义标准的不确定性，纳税人只有祈求程序正义，希望通过“看得见的方式”作出实体征税决定。现代税收程序制度通过选择机制、抗辩机制、参与机制、角色分担机制，保证了参与、公平、中立、公开、自治、理性等程序最低限度公正的实现，在税收法治建构中发挥着中心的作用。税法的生命在于运用，而这主要是一个程序问题，税收程序是税收法治建构的起点，是税收法治运行的动脉，正当程序是税收法治效益化的保障。以正当程序理念为核心的现代税收程序是实现法律对征税权控制的最佳角色，以“程序制约权力”的程序控权论是对传统的“权力分立与相互制约”的实体控权论的创新，在中国建构自治型程序控权模式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税收正义的实现仰赖于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纳税人基本权的切实维护，而税收程序性权利则是纳税人基本权的核心内容，[16]税收正当程序成为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基本通道。税收程序的法治化、自治性和合理性，使征税过程获得正当化，并且有助于对实体税法疏漏的补充和修正，从而使征税决定的权威性和正统性得以树立。“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征税权的有效监督和纳税人权利的切实保护，需要公正和有效的税收司法保障，税法司法状况是检验一国税收法治的标尺。税收司法程序的核心目标是为纳税人提供权威、公正、多渠道、高效率的司法救济保障。法治发达国家都重视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对税法规范实行合宪性审查，赋予纳税人宪法诉权，站在的高度解决税收争议。在税收普通救济中，注意扩大救济范围，尊重当事人对救济途径的选择权，增强和保障救济机构的中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拓宽争议解决方式，降低救济成本。为了保障对税款使用的民主监督权，确立纳税人诉讼，允许以纳税人身份对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不公平税制和违法支出税金行为向法院提讼，以全面保护纳税人的税收基本权益。
四、中国税收程序法治化：建构思路在进入税收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税收法治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突破口。[17]但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本应成为税收法治建设中心的程序建设，例如，税收立法和执法中重实体轻程序，税法实施环节缺乏有效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保障机制，重管理程序轻控权程序，税法实效、税法遵从和纳税人权益保护亟待改进等诸多问题。为因应快速转型的社会变革、日渐提速的税制改革和迅速发展的法治建设，应当在税收法制程序化的理念下，将税收程序作为税收法治建设的关键和切入点，努力推进税收程序法治化进程。通过税收立宪，在宪法中确立正当法律程序、税收法定主义等宪法原则，明确规定税收立法程序、财税体制、纳税人民主参与权和民主监督权等内容。在税法通则等法律中，确立税收公平、量能课税、合比例等税法基本原则体系。完善税收立法程序，确立立法公开、听证、参与原则，建立税收立法项目的必要性分析制度、起草阶段的职业主义原则、立法草案公告制度、评议和答复制度、审议抗辩制度、审查制度、公布和备案制度。在税收征纳程序中，通过制定和完善税法通则、税收征管法以及其他行政程序性法律，对凡是涉及影响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征税行为，都应当为其提供正当程序保障，主要是程序公开制度（公开税收法律文件和行政措施等征税决定的依据、告知、表明身份、阅览卷宗）、程序公平制度（回避、征税机关的中立和独立、平等对待程序当事人、禁止单方接触、听取意见）、程序理性制度（法定顺序、遵循先例、说明理由）和程序效率制度（简易程序、选择条款）。尤为重要的是，要强化为纳税人服务、增强程序抗辩性、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等程序性权利、确立和保障最低限度的公正。在税收救济程序中，开放宪法诉讼和违宪审查制度，增强
宪法税收条款的司法化。拓宽救济渠道，废止税收复议前置和先缴税后救济制度。健全和追究税收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提高税收程序的刚性。在税收行政复议程序中，要增强裁决机关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增强复议程序的开放性和参与性，提倡辩论、质证等言词审理方式。在税收行政诉讼程序中，要提高管辖级别，实行审理程序的繁简分流，防止地方政府对税收司法审查的干预（“将案件就地消化”），将抽象税收行为和征税行为的合理性纳入审查范围，减少税收行政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增加举证责任和证据失权等规定。扩大税收国家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另外，试行税收调查官制度和调解制度，建立纳税人诉讼，进一步为纳税人提供及时、多样、有效的救济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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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美国学者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程序条款包含“实质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两项内容，前者要求任何一项法律都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后者“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11]“权利”是与“特权”相对的概念，前者是指通过个人的劳动而产生和获得的财产以及为权利法案所确立的自由，后者是通过政府而获得或者直接由政府所给予的利益。关于美国正当程序革命的有关情况，参见王锡锌、傅静：《对正当法律程序需求、学说与革命的一种分析》，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
[12]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评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13]季卫东：《宪法的妥协性》，载《当代中国研究》第55期。
[14]在日本税收法律草案的起草中，日本的政府税制调查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在组成、审议程序、意见被采用上的非民主性，引起一些学者的广泛批评，并主张应从宪法论、人权论的高度来完善税制法案的立案起草过程，引入“正当法律程序”。参见［日］北野弘久著，陈刚等译：《税法学原论》（第四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26页。
[15]季卫东：《宪法的妥协性》，载《当代中国研究》第55期。
税法的核心要素范文4
【关键词】 环境保护税法； 征求意见稿； 优化
【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15-0123-05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环境问题凸显，环境保护税逐步提上日程。早在2007年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曾明确提出“研究开征环境税”，自此，关于环境税的研讨一直没有间断。经过近十年的研究，环境保护税进入立法阶段，而所公布的《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也充分体现了十年酝酿的成果。总体来看，此次《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征求意见稿》基本上完成了排污收费制度向环境保护税的平移，即费改税，此次改革能够实现排污费制度无法实现的目标，预期带来以下制度红利[ 1 ]。
第一，堵塞排污费征管漏洞。一方面，排污费制度属于行政手段，征收排污费不具有刚性，部分企业出现漏报、少报、不报或者欠缴的现象。相比较而言，环境保护税的征收主体是税务部门，依赖于国家政治权力征税，具有强制性和固定性，企业偷逃税、滞纳税款将依据《刑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予以处罚，解决了排污费征收非刚性的问题。另一方面，环境保护税由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和支出纳入财政预算收入和支出，需严格依据《预算法》执行，法律中对违规违法行为制定了惩处措施，从源头杜绝了排污费层层截留、腐败等问题，较好地填补了排污费管理中的漏洞。
第二，差异化税率可有效促进企业治污和减排。《征求意见稿》比现行排污收费制度拉大了差异化税额的跨度，对严重污染行为加大了加倍惩处力度，对治污减排企业规定了税收优惠期限，倒逼企业时时控制污染物排放浓度，有效促进企业治污和减排。
第三，一步到位式费改税举措较分步推进更为严厉。之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排污费改税应采用先易后难的办法，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税对象开始，循序渐进逐步扩大范围，分步推进费改税。但是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采取一步到位式费改税，比之前预想的分步推进方案更加全面和严厉。
虽然环保税的立法有利于加快费改税步伐、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维护社会公平，对于开启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重要意义，但是环保税作为一个新立税种，有其开征的特殊目的，很多方面不同于现有税种，而且新税种开征会面临各种未知的税源流失问题，这里既有纳税人主观偷逃税款的原因，也有环保法税制设计本身存在缺陷的因素。目前提出的《征求意见稿》仍存在很多问题，如果未能得到完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税源流失和责任界定不明。因此，为了能够使环保税完成国家赋予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在环保法立法环节应格外慎重，本文分别从税收法定、税制要素、税收管理、税收配套改革等方面提出一些改革建议，以期环保法能够顺利推行和实施。
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适当限制地方授权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考虑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污染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有权限适当上浮应税污染物的适用税额。同时，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污染物减排的特殊需要，增加同一排放口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应税污染物种类数。可以看出，《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给予了地方政府足够的自，可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裁定适合自身发展的上浮税额和计税依据的范围，使地方政府能够在环保税整体运行框架下随实际情况灵活变动。
但是这种税率上浮和税基扩大的做法也存在很大问题。第一，从税收法定角度来看，2015年3月15日新修订的《立法法》中明确“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2 ]，其中将税率法定单列出来予以强调，这是因为对于一般税种而言，税率是税收的核心要素之一，一定要法定，不能具有灵活性；但考虑到环境保护税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要职能，属于职能异化的税种，因此在税率设置上可兼具一定的灵活性。第二，从税收公平视角来看，由于各地区情况的不同，税额上浮额度在地区间有差异，导致污染企业向税率低的地区流动，不利于税收横向公平。第三，地方有权增加应税污染物种类数，这意味着地方可以扩大税基，调整计税依据。
总体来看，地方授权的相关规定优势在于地方可以因地制宜，但是授权裁量过大的情况下也会带来很多弊端，需要对地方授权进行一定的限制。
三、税制要素类改革与优化
税制要素的设计是一个税种的核心，是一个税种体现其职能、发挥其作用的关键。《征求意见稿》中税制要素已然考虑了学术界多年的研究成果，体现了社会各界的需求，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还有待优化。
（一）扩大征税范围
从法律名称来看，环境保护税法这一名称覆盖面较广，从理论来看可覆盖排放污染物、污染类产品、二氧化碳排放等内容，但是《征求意见稿》中仅规定对排放污染物征税，整体的税制架构和实质应为“排污税”[ 3 ]。基于环境保护税名实相符的考量，环保税下应设置三大税目：一是污染物排放，促进节能减排；二是污染类产品，引导环保产品消费；三是二氧化碳，促进生态平衡。具体做法建议如下。
1.增设污染物排放税目
（1）排污纳税人宜分步覆盖，实现相关税费统筹安排
2015年1月1日实施的新环保税法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排污费”。其中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包括直接排放者和间接排放者。在现实操作中，直接排放者适用《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缴纳排污费，此次费改税后应缴纳环保税。而间接排放者中向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的按照《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缴纳污水处理费[ 4 ]；向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排放垃圾按各地相关规定缴纳垃圾处理费。有一种观点认为《征求意见稿》中仅对直接排放者征税，纳税人覆盖范围过窄，而间接排放者通过向“城镇污水处理厂、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场”交纳“过路费”而“免税”，因此应将间接排放者也纳入征税范围。需要注意的是，此种方案将涉及污水处理费和垃圾处理费的“费改税”，难度较大，建议目前暂时仅对直接排放者征收环保税，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统筹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和环境保护税，扩大纳税人覆盖范围。
（2）适当扩大污染物征税范围
《征求意见稿》对排污费征收范围进行平移，征税对象主要包括四类污染物，即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建筑施工噪声和工业噪声，而且将“其他污染物”缀于其后，为以后增补未知的污染物留有余地。其中在税目税额表中，大气污染物列示有44项，水污染物包括第一、二类污染物共计61项污染物，并规定同一排放口中的化学需氧量（COD）、生化需氧量（BOD5）和总有机碳（TOC）只征收一项；每一排放口的应税水污染物，区分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按照污染当量数从大到小排序，其中重金属污染物按照前5项征收环境保护税，其他污染物按照前3项征收环境保护税。总体来看，环保税未能摆脱排污费征收范围过窄的局限。
结合全国大气污染以雾霾为主的现象，北京市已于2015年9月15日通过实施差别化费率对挥发性有机物征收排污费，成为全国首个针对挥发性有机物收费的地区，直接剑指雾霾元凶。因此建议环保税中增加挥发性有机物这一税目，倒逼企业改变生产工艺和原料，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2.逐步整合环境类税收，增设污染产品类税目
第一，目前我国已在消费税中对成品油、木制一次性筷子、电池、涂料等污染产品征税，建议今后可从消费税中剥离出来，纳入环保税的征税范围中。第二，我国现行的资源税、消费税等税种与二氧化碳税的功能交叉重叠，若单纯把二氧化碳纳入环境税的征税范围而不改变其他税种，显然存在不妥之处，因此，暂不考虑把二氧化碳纳入征税范围。今后将消费税中相关税目剥离出后改征环保税。
3.条件成熟时增设二氧化碳税目
由于二氧化碳不属于标准意义上的污染物，导致发改委、财政、税务部门之间存在不同认识分歧；此外考虑到碳税的国际谈判等复杂因素，此次《征求意见稿》并未将碳税纳入征税范围。但是从长期来看，二氧化碳排放量过大将引发全球温室效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因此今后开征碳税是必要的，同时开征碳税时还需要将资源税、消费税中的税目进行整合，避免重复征税。
（二）细化计税依据
环境保护税法具有特定调节目的，即促进节能减排，因此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在税制设计上进行体现。《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差额税率，总体上体现了“多排污者多缴税、少排污者少缴税”的原则，但是还需要细化。
1.细化设计建筑施工噪声计税依据
《征求意见稿》中对工业噪声按照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分贝数确定税率，但是对建筑施工噪声却依据建筑面积每平方米确定税额。由于建筑施工多为露天作业，周围无遮挡，因此建筑噪声多具有突发性、不连续性、波动性等特点，不太容易监控测量，故而按照建筑面积较易征管，但也意味着无论纳税人是否作出减排努力都是一样的征税标准，无法有效促进建筑噪声纳税人减排。因此建议建筑施工噪声分两种情况征管：其一，建筑噪声纳税人能够准确提供施工高峰期、噪声排放量较大时的噪声测量记录的，比照工业噪声按超过国家标准的分贝数确定税率；其二，建筑噪声纳税人不能提供准确噪声测量记录的，按照建筑面积征收。同时出台相关税收优惠，即对纳税人工程作业时购置低噪声施工机械、购置安装消声器等设备、购置安装临时隔声屏障等，可给予一定的税额减免，促进纳税人减排噪声。
2.细化固体废弃物计税依据
《征求意见稿》中对固体废弃物按照排放量确定，但是固体废弃物征税范围中的煤矸石、粉煤灰等可以资源综合利用，为了促进排污企业就地资源综合利用，建议明确固体废弃物纳税人仅按固体废弃物的实际排放量征税，对资源综合利用的固体废弃物不予征税。
（三）提高税额，设置差异化税率
1.提高税额标准
2014年发改委公布的《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008号）中，调整提高了排污费征收标准，与此同时，各地根据情况对当地排污费征收标准也都进行了调整，如北京市2014年1月1日执行的排污费新标准是现行全国标准的7～8倍，天津市2014年7月1日执行的废气、废水征收标准是全国标准的5倍，河北省2015年1月1日执行的废气、污水的收费标准是全国标准的1倍。
此次《征求意见稿》中将2014年调整后的排污费征收标准进行平移，对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量征税1.2元，水污染物每污染当量征税1.4元。这种平移的优势是不会增加企业负担，但平移排污费标准总体来看税额设置过低，无法反映污染物治理成本。据统计，2013年我国排污费征收数额为216.05亿元，而2013年用于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总额为9 516.5亿元，征收到的排污费仅占污染治理投资的2.27%，即便《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税额标准较2013年的征收标准提高了1倍，也远远无法弥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低税率将导致企业宁可纳税也不愿运行治污设施减排。
尽管《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统筹考虑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污染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适当上浮应税污染物的适用税额，但是基于税收横向公平原则考虑，对环境造成污染程度相同的行为或产品应负担相同的税负，不同地区之间的制度不应该存在差异，避免经济相对落后地区通过较低的环境税吸引污染企业投资建厂，导致污染集中向税负较轻的地区转移。环境不是属于某一个地区的，大自然是一个不断循环的整体，我们不能把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牺牲某个城市的基础之上。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提高税额，加大企业环保费用支出，淘汰落后产能，倒逼企业运行减污设备减排污染。
2.设置差异化税率
为促进企业减排，《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50%以上，且未超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可在一定期限内减半征收环境保护税”。但相对来说减排50%的要求较高，为了更好地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建议参考天津排污费征收标准执行差别化税率，即：纳税人排放污染物浓度值低于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90%～100%之间（含100%），按规定税率计征；低于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80%～90%之间（含90%），按规定税率的90%计征；低于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70%～80%之间（含80%），按规定税率的80%计征；低于规定排放标准60%～70%之间（含70%），按收费标准的70%计征；低于规定排放标准50%～60%之间（含60%），按收费标准的60%计征；低于规定标准50%（含50%），按收费标准50%计征。
四、税收管理类改革与优化
税收征管决定了一个税种能否充分体现税制设计的初衷，发挥税种应有的作用。由于环境保护税法征管涉及环境保护部门与税务部门的协同合作，环境保护税法还承担除财政职能之外的环境保护职能，因此环境保护税法应细化两部门的征管协调机制，明确环境保护税资金的归属和使用方式。
（一）细化征管协调机制
基于充分信任纳税人自行申报质量的角度，《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企业申报、税务征收、环保协同、信息共享”的征管模式基本符合实际，毕竟企业最了解自身污染物排放的数量和种类。但是在这种征管模式下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建立环保部门和税务部门协同、制约机制
由于环境保护税计税依据的特殊性，排污量的计量和判定需要专业化的技术条件和知识，不易为一般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掌握，税务机关想要短时间培训出懂环境监测的税务人才存在一定的难度；此外，我国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系统还不完善，对污染物的监测数据需要专业技术部门的核实，因此计税时只能依靠环保部门或第三部门专业审核后的数据确定，这就强调税务部门和环保部门需要协同征管[ 5 ]。而《征求意见稿》中也明确了环境保护部门有履行对应税污染物监测、监督和审核确认的职责，但对两个部门如何协调、如何监督并未出台明确规定[ 6 ]。具体表现为：第一，《征求意见稿》将纳税人分为重点监控纳税人和非重点监控纳税人，对于重点监控纳税人需以环保部门审核后的数据作为计税依据，但是税务机关如何确定环保部门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没有提及，一旦环保部门涉嫌少报、瞒报、错报排污企业的实际监测信息，会直接导致环保税税源的流失，税务机关缺乏质疑的话语权和监督权，将不能保证税款的足额征收。第二，《征求意见稿》中对非重点监控纳税人需税务部门和环保部门联合核定，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不一致情况，以哪个部门核定为首要参考值、两个部门如何协调等问题还需要出台相关细则，以保障两者之间的通力合作，形成一个透明的相互协作机制，共同完成环保税的征收管理。
2.明确环保部门的核定依据
《征求意见稿》仅仅明确了环保部门的核定责任，并未明确环保部门的核定依据，建议依据2014年发改委公布的《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008号）中规定的核定依据进行明确：（1）对已经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且通过有效性审核的纳税人，应严格按照自动监控数据核定计税依据。（2）所有具备安装条件的国家重点监控纳税人，需要完成主要污染物自动监控设施的安装并正常运行；2016年底前，所有国家重点监控纳税人实现按自动监控数据核定计税依据。（3）对排放污染物种类多、无组织排放且难以在线监控的纳税人，应按照环保部规定的物料衡算方法和监督性监测数据，严格核定排污费。（4）不具备在线监控的纳税人可选择具有专业环境检测资质的第三方负责安装、运营和维护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根据第三方出具的检测报告中的监控数据申报纳税，第三方应对该申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责任，如有虚报、瞒报，应在征管法中增加相关的惩罚措施，如需承担未交、少交税款50%以上3倍以下罚款等。
（二）明确税款的归属和使用方式
1.明确税款的归属
《征求意见稿》中没有环境保护税税款归属的规定。一般来说，环境税的归属问题应该在合理衡量中央与地方两个层次的环境税税收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来考虑。我国实行分税制是为了有效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的关系，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由于财权、事权的不对等显得相对比较紧张，尤其是“营改增”的开展，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权更加紧张。中央财政经过几十年的连续增长，治理环境的支付能力明显强于地方政府。因此，环境税既不应完全归属于中央，也不应全部归属地方，可将其暂定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2.明确环保税使用方式
《征求意见稿》附则中规定“征收环境保护税的，不再征收排污费。原由排污费安排的支出纳入财政预算安排”，这种表述暗含着环保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进行统筹安排，与此同时原排污费安排的支出也由财政预算支出统筹安排。但是2015年新实施的环保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排污费应当全部专项用于环境污染防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或者挪作他用”。此外，从国际上普遍做法来看，环保税收入多为专款专用，专门用于环保部门的治理排污，改善环境[ 7 ]。尤其当前环境恶化趋势越来越严峻，环保投资总量不足，建议将环境税收入全部作为环保的专项资金使用。环境税收入归属中央的部分用于全国性环境问题及具有明显外溢性的跨区域自然环境的治理，例如荒漠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等。地方集中的环境税用于本地区的环境、生态保护工程以及环保公共设施建设等，资金主要用于治理污染源，如污染物处理设施的投资、治污设备或技术的研发，为环保科研部门提供科研经费，探索高科技治污的新办法，以加强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提高环境监察能力。资金的使用应该采取更加严格更加完善的制度，避免骗取环保资金行为的发生，使之真正用到对环境治理有益的地方。
（三）明确环保税稽查与举报内容
环保税的稽查是影响环境税是否能够公平实施的重要因素，只有不断完善稽查制度，将违规人员绳之以法才能树立起环境税的威严，才能促使其更好地实施下去。由于环境税计税依据的测量存在特殊性，因此税务机关对企业缴纳环境税的行为进行检查存在着较多的技术障碍，而环保部门在这方面有着大量的优势，因此，环境税的稽查应该由环境保护部门负责。这样形成一个征收以税务为主，稽查以环保部门为主，税务与环保部门互相监督、互相补充的机制，稽查数据依据源于企业自行申报和政府设立的重点污染源排放监测站数据共同验证，尽可能在源头堵住偷排偷放、瞒报数据等偷税漏税行为的发生。税务与环保的互相监督机制可以借鉴我国土地增值税和车辆购置税的经验，例如企业的环保不合格，税务可以通过税收方面的权利终止其生产经营行为，而环保部门可以依据企业是否拿到税务部门开具的环境税完税（或免税）证明而管控其排污行为。
此外，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他们对企业的违规排污行为深恶痛绝，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权，对于群众举报的偷排及偷逃环境税的行为，环保部门应该作深入调查，对于确实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应该对其施以严重的惩罚并进行社会公示，此举同时也能对其他偷排企业起到警示的作用。
五、外部环境与配套措施类改革及优化
外部环境与配套措施是实施一个税种的必要因素。但从环境保护税来看，计税依据是排污量，而排污量的测量依赖于环境检测仪器设备。2012年以来环境检测仪器设备销量呈高位增长态势（图1），但总体来看企业现代化的自动检测设备覆盖面过窄，且主要限于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多数小型企业无力购置运行检测设备，同时申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导致申报数据缺乏可信度。如果单纯依靠环保部门审核，将加大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工作量，并可能导致选择性执法问题。从长期来看，环保税的有效执法依赖于完善的环境检测制度和准确的检测数据，必须在环保税法中规定相关的配套设施建设要求。
（一）扩大污染物排放监控设备的覆盖面
对于环保税重点监控纳税人，强调必须安装运行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并以设备测试数据作为申报依据。为了减轻纳税人负担，主管税务机关需加强对企业购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税额抵免优惠政策的落实力度，扩大环境检测仪器仪表等设备的覆盖面。对于非重点监控纳税人，有能力的支持自行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无购置运行能力的，可选择委托具有专业环境检测资质的第三方负责安装、运营和维护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环保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法规规定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权利义务和惩处细则。
（二）加快落实监测网络和监测数据信息体系
2015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中明确提出“建立监测网络和监测数据信息体系”。监测网络中包括环境质量监测和重点污染源排放监测。建议出台相关规定，约定国家和各地区环境质量监测站（点）对重点污染源排放监测站（点）监测数据定期通报当地主管环保税稽查部门，作为环保税交叉稽查的依据，降低污染物单一申报数据造成的偷逃税概率，增加税务稽查依据。
六、结束语
环境税的开征对环境改善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开征环境税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建立并完善环境税制度设计、征收管理、税款使用、配套设施等诸多方面的制度体系。环境税税收体制应该是一个动态调节、长效的机制，这一税收体制能够在社会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动态调节，有助于长期高效地改善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环境税税收体制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不断优化的体制，需要政界、学界、实业界乃至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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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的核心要素范文5
论文摘要:环境税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重要的经济手段。我国现行环境税费制度存在诸多弊端，未体现资源环境的稀缺性和价值性，难以达到预防污染、保护资源的目的。为有效发挥环境税的调节作用，需要以生态理念为基础，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以环境友好的方式来设计我国的环境税法律制度，依法确定环境税税种、税率、纳税人、征收征管规程和优惠政策等。
当前，人类环境正遭受日益严重的破坏和威胁———气候变暖、大气污染、资源枯竭等。从经济学上讲，环境污染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外部不经济的典型表现，为了克服这一市场机制的缺陷，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求助于环境税，希望通过税收手段达到保护环境资源的目的。现代法治社会中，我国已明确规定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环境税作为集政策性、技术性、经济性以及法律性于一体的强制性手段，也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目前专家学者们从经济角度对环境税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如何通过法律来构建和保障环境税收体系却研究甚少。本文将对环境税法律制度作以粗浅的探讨。
一、构建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的政策性基础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曾呼吁:“各国应制定关于污染和其他环境损害的责任和赔偿受害者的国家法律”，“考虑到污染者原则上应承担污染费用的观点，国家当局应该努力促使内部负担环境费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据此先后建立起有关防止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专门性税法[2]。我国在《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指出:“各级政府应当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中国21世纪议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运用经济手段，促进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战略中指出:“按照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国家将着手研究制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收费政策和环境税收政策。”虽然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环境税，但是，根据这些政策性要求，已在相关税种中规定了一定的环保税收措施。
如今我国已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遵循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和规则的要求完善国内的法律制度是我国必须履行的一项国际义务。根据《GATT》第2条的规定，缔约方可以在国民待遇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环境计划自行决定对进出口产品征收各种旨在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税收。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已有专门的环境税，而我国在此却是空白。结果可能会导致那些易于造成环境污染的外国产品轻易进入我国，而我国企业的产品进人别国时则会面临征收环境税的境遇，这对我国非常不利[3]。为遵循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和规则，也为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以及企业利益，环境税立法应提到日程上来。对此，我国在《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如:“推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税收、信贷、贸易、土地和政府采购等政策体系”;“运用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经济综合和有关主管部门要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贸易、科技等政策”等。这表明，我国也十分重视环境税等经济手段在保护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功能。
“政策与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两个孤立的阶段。政策发展后，法律即应随后而至，法律法规是政策在制定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后的归宿。”这些政策性的要求为构建我国的环境税法律制度提供了支持。
二、我国环境税费制度的问题分析
我国现行的税制中，涉及环境保护内容的措施散见于某些税种的规定中，包括资源税、消费税、城建税、车辆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税、关税等。如:在消费税中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焰火、汽油、柴油及摩托车、小汽车等消费品列入征收范围，并对小汽车按排气量大小确定高低不同的税率;在企业所得税中规定了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奖励措施，例如《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企业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可在五年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这些规定的确起到了改善环境的作用，但是，税收手段在环保中的效用性却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
究其根本原因，是在我国还没有形成专门的、独立的环境税，专门的、独立的环境税是应该体现环境价值的，是以环境保护为直接目的的。环境资源的效用性和稀缺性决定了环境的价值性，而进入市场交易则是其价值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同时，环境资源又具有公共性，单凭市场机制不可能使公共物品的生产和利用达到社会所需要的最佳状态，低成本甚至无须成本的自由取用方式必然驱使市场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尽可能多地占用资源，同时又肆无忌惮地向环境排污，这就需要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对污染环境的行为和自然资源的市场流动及合理配置进行干预。因而，环境税体现的应该是环境的价值。可是，现行涉及环保内容的税种并不是以环境价值为基础的。以消费税为例，它的设立主要为调节消费结构，抑制超前消费需求的，不是直接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相关税率(税额)在最初确定时并未充分考虑到这些产品的消费所产生的环境外部成本。因此它没有把容易给环境造成污染的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如煤炭和其他一些大气污染源等。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的税收政策不可能像国外直接以环保为目的的环境税那样，在控制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方面取得显著的效果，它只能对环境保护起到微弱的补充性的作用。
除了含有环保内容的相关税制外，我国还将收取排污费作为控制污染的主要经济调节手段。我国《环保法》规定“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排放污染物，要按照排放污染物的数量和浓度，根据规定收取排污费”;“征收的超标排污费必须用于污染的防治，不得挪作他用”。一方面，对排污活动收费必然加大排污者的财务负担，从而促使排污者为减少排污费开支而减少排污，另一方面，收取的排污费可以用来治理污染。这似乎起到了有效防治污染的作用。但是，换个角度考虑，排污收费制度实际上是承认了污染的不可避免，并让污染者以“付费”的形式取得了污染环境的合法身份，使得排污者心安理得地认为是花钱买污染，而不采取其他预防性措施控制污染。这是建立在“污染不可避免”的认识基础之上，采取“命令—控制”模式治理污染的模式，是典型的“末端控制”思想的体现。而环境税是基于庇古的“外部效应内部理论”，使企业承担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促使企业改变生产方式，预防污染的产生。显然，排污收费制度与环境税的精神是相悖的。那么，我国就应加快环境“费改税”步伐，通过立法的方式开征专门的环境税，以充分发挥税收在环境保护中的调节作用。
三、环境税法律制度之构建
一些发达国家都将税收等经济手段作为保护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将环境税引入其税收体系。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由分散的、个别的环境税发展为比较完善的环境税收制度体系，并且被广为运用，效果良好。实施比较成功的有美国、荷兰等国家。如美国通过其完善的环保立法，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环境税收政策体系，其环境税大致有十类，即氯氟烃税、形成“超级基金”的税收、形成漏油责任基金的税收、形成地下储藏罐泄漏基金的税收、形成废弃矿井再利用基金的税收、对空气污染课征的税收、开采税、高耗油车税、煤炭税、环境收费，此外，美国联邦和州法律中还规定了环境税收优惠政策;荷兰政府为了控制污染、保护环境，同时也为了筹集环保资金，推行了各项环境税收政策，其税种主要包括燃料税、能源调节税、铀税、水污染税、地下水税、废物税、垃圾税、噪音税等，环境税的收入主要用于环保支出，由荷兰环境部来负担掌握，实行专款专用。
根据控制污染、保护自然资源的现实需要，借鉴国外环境税制度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和税制改革的趋势，对我国环境税法律制度作如下构想。
(一)环境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1.以生态理念为基础
税收活动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传统的税法更多关注的是税收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作用。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环境税则是要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讲到“倡导生态文明”，“强化环境法治”。这就要求我们构建环境税法律制度时，不能仅考虑到经济发展，“而更应该关注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自然环境，牢固树立环境本位的思想”，“从生态利益的角度”出发来建立有利于环境和资源的合理的税收结构。正如国外正在进行的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理念的环境税收改革那样，把税收负担“从经济产品转移到环境破坏方面”;“从有益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如就业、投资等，转移到那些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如污染、资源耗竭和浪费等”。从而构建一种以生态理念为基础、体现环境价值的环境税法律制度。
2.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制定政策、法律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理论，其实质是要求“经济的持续发展既不能忽视环境的制约因素，更不能建立在破坏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在发展中落实保护，在保护中促进发展，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行需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因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些制约”。环境税是要通过税收制约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因而环境税法律制度在税种的设置和纳税环节的选择、税率的设计，以及环境税收的专款专用和补偿等方面，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使环境税能为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发挥引导作用。
3.以环境友好的方式调整税制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互惠共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再一次提出“环境友好型社会”。《纲要》的这一规定将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产生良好的影响，推进环境法制向环境友好: 型方向发展。环境税法律制度也需要在生态文明理念下，体现人类对环境的“友好”，以一种“环境友好”的方式调整环境税制。例如对一些容易造成污染的产品和行为征税，从而降低污染、减少资源使用量，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二)环境税法律制度的内容
1.税种
基于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环境税，在税种的设计上，应立足于开征各种环境税(主要是对污染物和污染行为征收污染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征收资源税)，同时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完善现有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相关税种。
(1)污染税。污染税是根据污染物排放量或有污染的产品的数量征收的一种税。它主要是调节污染行为，控制污染物的产生，是一种最能体现环境税本质的税种。具体的内容包括:对废气排放征收的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对废水排放课征的水污染税，对垃圾排放课征的垃圾税。二氧化碳税是根据油、煤炭、天然气、液化石油等燃料中的含碳量而征收的一种税目，目的是抑制产生二氧化碳的燃料的使用，促使释放二氧化碳的企业改变生产工艺和流程，采用清洁生产方式。二氧化硫税是对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污染物征收的一种税，是为了督促生产者采用污染控制措施减少二氧化硫的释放，进而转向使用含硫量低的燃料。水污染税以企事业单位、其他经济组织、个体经营者及城镇居民排放的含有污染物质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为课征对象。垃圾税不仅是对企业排放的工业垃圾征税，而且还应对家庭排放的生活垃圾征税，改变只象征性地征收卫生费的做法，为收集和处理垃圾而筹集一定的资金。总之，征收污染税的意义在于促进企业和个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刺激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使用节能生产技术和清洁工艺，把排污量降到最低。
(2)资源税。资源税是对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征收的一个税种。我国目前的资源税是以资源的销售量或使用量为计税依据，以土地、耕地、矿产资源等部分资源为征税对象的。从保护自然资源的角度看，这种模式是不合理的。资源税应从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促进或限制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重新设计，体现资源的稀缺性和实际价值性。首先资源税应尽可能涉及所有应该给予保护和节约的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海洋资源、动物资源等。如果考虑到目前的征收管理能力还不足以对所有资源征收资源税的话，至少应当将目前高消费比较严重的可再生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等纳入征税范围。其次是将资源税的计税依据由销售量改为开采量，而不论是否从资源开采中获利。这可使企业开采后而无法销售的或自用的资源也成为应税资源，增加企业的成本压力，改变其不计成本滥采滥伐的粗放式生产经营模式，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开采和浪费。
(3)完善消费税。现有税收体制中的消费税的职能是调节消费结构、抑制提前消费。在当前我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时期，应以生态的理念，对消费税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使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充分的作用。将对环境容易产生影响的产品征税，引导消费者改变消费方式，减少对环境不友好产品的消费使用，倡导健康消费、绿色消费，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完善消费税的基本思路有:将电池和餐饮容器、塑料袋等一次性产品纳入征税范围;为减轻大气污染压力，可考虑增设煤炭资源消费税税目，对清洁型煤炭则免征消费税;将汽油和汽车类征税项目分离出来设立独立税种，实行含铅和无铅汽油的差别税率，抑制对含铅汽油的消费;在农业发达地区征收化肥和农药税等。
2.税率
税率是衡量税负高低的重要指标，是税法的核心要素。因而环境税税率的设计是至关重要的。笔者以为，应注意以下几点。其一，税率往往是相互冲突的目标和利益集团之间妥协的反映，那么，环境税率的设计应遵循公平、效益原。一方面要达到控制排污、保护自然资源的目的一方面又不能抑制社会生产，为治理污染付出过高的代价。其二，环境税的税率不能高度统一。因为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自然资源的分布量不同，环境污染的程度不同对清洁环境的要求不同，因而环境税税率的确定应从各地实际出发，将各方面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其三，环境税的税率要适时调整。环境税的税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所需资金不断调整具体的环境税税目的税率。主要依据是治理污染的技术不断提高，用于改善环境的成本就会降低。体现了税赋与污染相适应的公平原则。其四，应实行定额税率。基于废物排放的特点以及税制的简化、便利原则，环境税的税率结构不宜过于复杂应尽量采用定额税率，如荷兰除燃料税外均实行定额税率美国、瑞典等国都采用定额税率。
3.纳税人
纳税人是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主体。建立环境税收法律制度，必须要将纳税人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依据我国环境税税种的设计，纳税人的范围大体包括:实施污染环境行为、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或个人;开采、利用应税自然资源的单位或个人;消费列入环境消费税范围的消费品的单位或个人。
4.征收征管
环境税的征收征管制度直接关系到环境税实现的有效性，因而在这一制度的设计上必须处理好几种关系和问题。
第一，处理好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的关系。环境税是以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的行为等为征税对象的，它需要对排污种类、数量、浓度以及资源的开采量等进行测定，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环境税收不能像传统税收那样仅由税务部门就可以独立完成。它必须由环境保护部门根据其专业技术进行监测，为税务部门提供各种资料，然后由税务部门计征税款，并对纳税人进行监督管理。因此，环境税收应实行由环境保护部门和税务部门发挥各自的职能，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征管机制。第二，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环境税的征收管理应坚持充分发挥中央的宏观调控职能，同时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的原则。在征收方法上，可以采用源泉扣缴、定额征收法和自然申报法进行征收。纳入中央财政的环境税收主要用于全国性跨区域、跨流域的环境治理及其他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生存环境的环保工程的投入;地方获得的税收收入用于本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开支。第三，做到专款专用。环境税收一定要做到专款专用，只能用来治理污染、改善环境及其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环保事业。
税法的核心要素范文6
外资眼中的“新宠”
4月底，普华永道《2015年和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市场回顾与前瞻》，报告称欧洲和美国等成熟市场仍然是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的重要目的地，同时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关注亚洲机会。其中，2015年中国大陆企业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并购数量达到93宗，同比增长63%。同月中旬，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大型中国企业中，接近一半的企业把东南亚视为未来三年的首选投资目的地。
“其实不只是中国企业，其他地区的企业也很看好东南亚的投资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赵江林告诉《经济》记者。
在她看来，随着我国成为净资本流出国，国内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表现一直比较活跃，其中对欧美和东南亚的投资热情显示出不同特点。
“去年和今年第一季度，中国企业的并购行为更多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因为这些地区的一些国家经济疲软因而优质资产估值偏低，中国企业有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需要。而我们对东南亚的投资情绪也发生了不少变化。”
从前，中国企业向东南亚11国投资，主要是看中当地的资源和能源，石油、锡矿、天然气和橡胶、油棕、椰子等。如今，更多中国企业是带着品牌去开拓市场的。“他们开始关注市场份额问题，不再只盯紧资源，更希望自己的品牌打入东南亚市场”，赵江林这样说。
而近期阿里巴巴在东南亚的收购案可以作为上述观点的很好佐证。
4月12日，阿里巴巴宣布获得东南亚电商Lazada的控股权，耗资10亿美元。据悉，东南亚地区拥有6亿人口，零售空间巨大，尤其三四线城市与农村区域缺少大型购物中心，亟需电子商务解决购物问题。而Lazada在近些年对东南亚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大量投资，推动了整个东南亚电商生态系统的发展。外界普遍认为，阿里巴巴丰富的经验和强大的生态链不仅能够拓展企业实力，还能为东南亚的电商发展带来高速发展。
当然也有声音质疑，以东南亚目前的设施建设是否能够承载电商或者快速投资发展带来的压力呢？毕竟，东南亚道路和港口建设距离完善尚远，运输成本较高，而该地区11个国家的网络普及率也对电商发展形成阻碍：研究显示，东南亚互联网渗透率只有33%，仅优于非洲和南亚。
“恰恰是因为这种缺失，让一些国际企业看到更多机会。对于一个发展充分的国家，投资点并不好寻找，但东南亚刚好相反，11个国家能提供的商业机会不可小觑”，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王勤教授面对《经济》记者的提问这样回答。
发展中的无限潜力
以信息服务为例，智能手机标志着互联网已经从个人电脑发展至移动端。对于老牌工业国家，或许网络发展从技术研发到实践再到广泛应用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但发展中国家则不同。“当技术从一个地区复制、转移到另一个地区，这种发展速度可以快到难以想象。就算有些行业需要大量资金，但大投资可以带来大回报”，王勤这样说。
他指出，在互联网已经成为基础设施的今天，东南亚市场的吸引力变得更强。从互联网这个节点延展，上游是发电、网络、基站，下游有科技研发和制造业，此外建设公司还需要土地，也会从行政角度为政府带来收入。
当然，任何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其核心要素都难以抛开环境与成本。而在王勤看来，这两个领域都是该地区显示魅力的方面。
整体看，自从世界经济危机过后，东南亚开始从经济上脱离对欧美国家的依靠，经济内生动力十足。尽管近些年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但该地区却显示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增长实力。世界银行更是在今年早些时候表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利于提升整个亚洲经济的实力。根据各国官方预测，2016年印度尼西亚GDP预计增长5.2%-5.6%，马来西亚为4%-5%，菲律宾为7%，新加坡为1%-3%，泰国为3.5%-4%，越南为6.7%。东南亚依赖大宗商品的国家经济增长在减速，却也促使其向内生动力看齐，而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简称OECD）预估此地区2015年至2019年平均年增长率可接近6%。
微观上，这些国家为了吸引海外资金，通过税收政策、措施甚至国际条约营造友好投资环境。比如，越南制定了外国投资法、外国投资法实施细则、进出口税法等，对进入一些政府特别鼓励投资的项目或者鼓励投资的地区的企业给予4年免缴所得税及4年后减半征税的优惠。而缅甸联邦法及该国商业税法则废除仅由本地企业享受的限制，允许外资企业享受产品生产及销售的2%商业税率政策。
“近两年，东南亚对外资的吸引可以与中国、美国和德国相提并论，2013年和2014年吸引外资规模均超过中国，而2015年这一数据也超过1000亿美元”，王勤告诉《经济》记者。
上述情势对东南亚国家而言可谓“东风”之于“草船”。众所周知，东盟共同体于2015年12月31日宣布成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经济一体化。东盟国家计划通过一系列方式逐步增加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降低关税，允许劳动力、服务、资本在区域内享有更多自由流动的可能。“尽管东帝汶只是东盟观察国，但东盟的发展几乎等同于东南亚的发展，而发展是需要资金的。”
提升产业链布局
实际上，不管是东盟经济一体化还是东南亚投资，指向的都是资金问题，不少分析人士甚至将资金作为最重要的环节。而在王勤看来，资金对东南亚的意义并不仅局限于解决发展建设问题。
“东盟经济共同体想要得到长足进步，细化产品分工是必须的。目前，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尽管该地区国家处于上升阶段，但他们的位置还比较低，有些国家甚至是很低的。外来投资加上自身努力，会对前述问题产生巨大帮助。”
东南亚11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经济规模和产业能力、国际竞争力也不在一条水平线上。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张学刚对《经济》记者分析，这些国家可以分为3类。
第一类是发达国家，比如新加坡和文莱，人均GDP已高达4万至6万美元，产品竞争力强，资本市场发展充分。但是这些国家不仅内部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市场也比较狭窄。因此，它们在金融、智能电信、生物制药方向的发展更有前景。
第二类是中间体，属于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这些国家的产业链比较落后，缺乏成套的工业生产体系，国际竞争力较低，不管是在全球产业链上还是单纯的国际产品市场上都处于弱势。“它们主要是其他国家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出口国，产业结构简单，从海外进口来的原材料简单加工后再出口，服务业也不完善”。
第三类是发展程度非常低的欠发达国家，比如缅甸、老挝，除了出口农产品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制造业非常低端。
“其实除了第一类，其余东南亚国家都对基础设施建设有比较强烈的需求，其他高端产业就更不必说”，张学刚这样对《经济》记者分析。而海外资金的进入、外企到当地投资建厂的行为自然可以丰富该国产业分布，帮助他们实现附加值高的产品生产，改善当地就业形势，为更好地输入欧美市场做准备。
预期中的前景十分令人兴奋。新加坡本地媒体在2015年年底报道，表示东盟今后的经济增长率有望提升至7%左右，比OECD给出的数据还要积极。马来西亚媒体则认为东盟经济圈的GDP到2020年时会增加一倍，更有可能在2030年时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这种可能不是没有，尤其作为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东南亚国家很容易承接中国输出的产能”，张学刚说。
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
即便如此，风险预测和对投资地政策的了解也是必须的。
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资深顾问、税务服务负责人李小仑公开表示，中国企业在谋划全球布局、开展境外投资时，通常需要首先根据其投资目的、投资规模、行业等因素选择合适的东道国。
而根据上述律师事务所调查了解，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并购或绿地投资等方式在东南亚水电、农业、房地产、基础设施、电子科技等领域进行投资，而这些领域非常需要企业充分了解投资东道国的税务环境，其先行税务筹划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最终投资结果。
赵江林则告诉记者，企业想要在当地生根成长，需要时刻以本国消费者的需要为核心。“当局政府会改变，政策的变动性也比较强，但是老百姓如果一直支持并需要这个企业，它就能更好地发展下去”。
相比之下，长江证券首席分析师王建则认为企业最好不要盲目跟风。在他看来，东南亚国家也主要是新兴市场，很多投资表象不排除是中国产能过剩造成的，并不代表当地经济有很大实质起色。
“根据观察，目前全球资金回流美国的形式比较明显，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不能简单地说成‘比中国好’，有些企业可能会因为国内一些大型企业在该地区的投资而出现模仿行为，不考虑全面就行动，这至少在资本市场上不可取”。
王建提醒《经济》记者，毕竟曾经的亚洲经济危机就是从东南亚的泰国发生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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