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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的意义与作用范文1
原告：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以下简称海水所）。
被告：牛自得，男，35岁，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工程技术研究院工程师。
第三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工程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石油院）。
第三人：王宗玉，男，55岁，石油院副总工程师兼材料室主任。
海水所主要从事从海水卤水中提取钾、溴、镁盐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该所自1980年开始对制取硫酸钾的工艺方法进行研究，先后完成了“硫酸镁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和“混合盐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工艺技术的研制，并已获国家发明专利。在上述技术的基础上，海水所又进一步研究“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工艺方法，在完成小试后形成了工艺方案。随后，海水所对该工艺方案中的分离工艺环节又进行了浮选法、沉降法和旋流法三种分离方法的研究实验。1992年8月，海水所将用浮选法用于“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工艺方法申请了发明专利，但至今尚未获得授权。
被告牛自得原为海水所研究人员，自1987年9月至1992年12月25日调离之前，在海水所主要从事制取硫酸钾的研究工作，并作为主要研究人员之一参与了“混合盐制取硫酸钾”、“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92年12月25日，牛自得从海水所调入石油院。牛自得在调离前于12月21日向海水所出具保证书一份，保证对其在海水所期间所从事的上述研究工作中的有关技术、思路、数据和信息不使用，不对外扩散。
牛自得调入石油院之后，该院针对其专业和曾从事过的工作，在院材料室为其专门成立了“钻遇资源综合利用”课题组。1993年5月，牛自得研究完成了“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工艺技术。石油院将该技术作为职务发明创造，于同月14日向中国专利局申请了名为“一种用苦卤和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方法”的发明专利，于1995年2月被授予发明专利，专利号93105556.3.专利文件中记载的发明人为牛自得、王宗玉。专利权利要求书中记载：“1.……光卤石用水进行分解，得氯化钾和光卤石分解液，分解出澄清液后的沉降物加入矾母液采用物理方法进行硫酸盐和氯化钠的分离……。2.其特征在于分离蒸发浓缩所得的硫酸盐和氯化钠时，采用振荡筛或旋流器进行物理分离。”
1995年10月，海水所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牛自得在本所工作期间，曾参加了“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方法”等几项发明创造的研制工作。其在调出本所时曾向本所出具了不侵犯本所“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方法之工艺技术”等内容的保证书。但其在调离本所仅5个月的时间就违背其保证，以其为主要发明人，以石油院为申请人，于1993年5月申报了“一种用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方法”的发明专利。牛自得的行为侵犯我所的权益；石油院从牛自得的侵权行为中获得了不应得的荣誉和经济利益。据此，请求将“一种用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方法”发明专利权判归我所所有，判令牛自得向我所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判令牛自得和石油院赔偿我所的经济损失18万元人民币。
牛自得及石油院答辩称：对牛自得的保证书不能理解为对其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所从事的本专业工作的限制。该保证书显然违反法律规定。另外，牛自得调入石油院后，是协助石油院开展用卤水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研究工作。石油院对该项目的研究、开发投入了大量人力、物料、财力，而且在该项目中采用了与海水所的科研成果及已申请专利的发明内容不同的工艺路线和条件，因此，石油院对该发明专利的申请及专利权的取得，都是合法的。对海水所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王宗玉述称：其作为材料室主任，主持、指导了讼争专利的开题计划、报告的编写工作，作为该课题组成员参加了实验研究工作。在实验过程中，本人提出了采用材料筛分中常用的振荡筛来分离硫酸镁、无水钾镁矾和氯化钠三种物质的新工艺，并经实验室小试取得了充分的试验数据。据此，本人在讼争发明专利中，对核心技术的实质性特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作为专利发明人无可非议。海水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应予驳回。
「审判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技术权益侵权纠纷受理了本案。1996年1月19日，海水所委托国家海洋局专利事务所函告中国专利局：“一种用苦卤和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方法”专利权属纠纷已由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并附上了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复印件。专利局于同月25日收到该信函。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上述事实，还查明：王宗玉作为该发明专利的发明人之一，是因其担任石油院材料室主任，对该发明的研制给予配合，参加了小试、中试。用振荡筛分离混合盐的方法在盐化工行业中属公知技术。王宗玉在诉前曾承认该发明的工艺方法及思路是牛自得提出的。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牛自得运用自己的思路完成的“一种用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方法”的研究成果，正是其在海水所期间从事的本职工作的范围，并在海水所期间参与制取硫酸钾的多种工艺方法的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技术数据、思路和信息。石油院以职务发明将该研究成果申报专利之日，距牛自得从海水所调出仅五个月时间，依有关规定，应确认牛自得在调离原单位不满一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有关的发明创造属职务发明，专利权应归原单位享有。牛自得违反保证书中的保证，将“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工艺技术”的有关思想等运用在该发明专利中，属于侵权行为，牛自得对此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王宗玉主张该专利技术中分离环节的筛分法是其独立的构思，但本院查证的事实及其本人诉前的承认，均说明其在该专利的工艺技术中只负责组织工作和参与了一些辅工作，其主张对该专利技术的实质性特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证据不足，其不是该专利的发明人。
石油院现持有的“一种用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方法”的专利权，是基于牛自得的侵权行为而获得的，权利来源不合法，该专利权应为海水所持有。石油院强调该专利技术与海水所的科研成果及已经申请专利的技术的发明在内容上存在不同的工艺路线和工艺条件，但事实证明牛自得在海水所从事其本职工作时，已就沉降、旋流等物理分离方法参与了大量的实验工作，并已取得相应的数据记录，故石油院的此辩解不成立。
海水所要求牛自得和石油院赔偿其经济损失的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石油院因申请该专利和维持专利权所发生的费用，应由海水所如数给付。石油院对完成该专利所提供的物质条件，海水所应依法予以适当补偿，但由于石油院对此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无法确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该院于1996年4月30日判决如下：
一、“一种用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方法”之专利权归海水所持有。
二、海水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石油院因申请专利、维持专利权而发生的费用共计人民币5175元。逾期不付按万分之三计付赔偿金。
三、牛自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在《中国海洋报》上刊登向海水所公开赔礼道歉的声明。声明内容须经本院审查，逾期不执行由法院公告，公告费用由牛自得负担。
四、驳回海水所的赔偿请求。
判决后，牛自得、石油院、王宗玉均不服，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牛自得上诉称其未违反保证书的保证，不应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要求撤销原判。石油院上诉称，王宗玉对该专利的实质性特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本院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对该专利技术进行研究，专利权来源合法，要求撤销原判。王宗玉上诉称其对讼争专利有创造性贡献，应为该专利发明人之一，要求撤销原判。
被上诉人海水所答辩表示同意原判。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专利权属及侵犯技术权益纠纷确定了上诉案由。二审审理期间，一名名叫“郭智忠”的请求人于1996年8月7日向中国专利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宣告第93105556.3号“一种用卤水和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方法”发明专利权无效的请求，其理由是该专利不具有实用性，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的要求。
专利复审委员会受理后，通知该专利持有人石油院进行意见陈述。石油院于1996年9月12日作出书面陈述如下：“请求人提供的对比文献充足；请求人指出的我们的专利中存在的缺陷，发明人在实施中已经发现，我们服从复审委员会的决定。”牛自得、王宗玉于同月20日作出书面陈述如下：“我们在实际推广中，确实发现了郭智忠先生提出的硫酸镁浆中含有大量氯化镁，不能与氯化钾转化生成软钾镁矾，以及硫酸镁在硫酸盐乳液中沉降不下来的两个严重缺陷。……此专利不具备专利的新颖性、创造性及实用性。……我们同意郭智忠宣布对此专利的专利权宣告无效的请求，撤销此专利的专利权。”
1996年10月6日，专利复审委员会以“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认为该专利还存在致命缺陷，本合议组认为，权利要求中的技术方案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无实用性”和“专利复审委对双方当事人均不反对的证据，可以不再查证，予以采纳”为理由，作出了宣告第93105556.3号发明专利无效的决定。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对“用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方法”的研究，系牛自得在海水所就职期间的本职工作，并参与了采用沉降、旋流等物理分离方法的实验研究，对筛分法亦有了解。其调离海水所仅五个月，就在石油院完成了“一种用苦卤与氯化钾取制硫酸钾的方法”之发明创造，并由石油院以职务发明申请获得发明专利权。该发明专利系牛自得在调离海水所不满一年内作出的，且是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有关的发明创造，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应属职务发明，所获专利权应由海水所持有。牛自得违反其在保证书中的承诺，将与“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工艺技术”中的有关技术信息用于讼争专利中，属侵权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王宗玉称其提出将筛分法用于讼争专利的分离环节一节，因其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不予认定。王宗玉在讼争专利的研究中只负责组织及参与一些辅工作，故其要求确认对该专利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之主张，不予支持。石油院现持有的讼争专利的专利权，是海水所享有的职务发明，且王宗玉对该专利未作出创造性贡献，故石油院依法不应成为讼争专利的专利权人。三上诉人上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证据不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1996年11月29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96年12月13日，海水所向中国专利局递交了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要求将第93105556.3号专利专利权人变更为海水所。中国专利局经审查认为手续合格，对此已公布在1997年2月19日第13卷第8号专利公告上。
海水所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于1996年10月6日作出的宣告第93105556.3号专利无效的决定，以该决定程序违法，确认该专利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理由，于法定期间内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专利复审委员会的该决定。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因专利权发生纠纷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可以请求专利局中止有关程序。海水所在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专利权属纠纷后，即用书面形式告知专利局，并附有法院受理案件的通知书，专利复审委员会即已得知专利权属纠纷已为法院受理的事实，本应中止其无效宣告审查程序，并有义务征询海水所对该专利三性的意见和对无效宣告审查程序的意见，但其仍启动无效宣告审查程序，而且由于石油院的原因，使海水所无从得知此事，并且对该专利是否具备专利性不作实质性审查，仅依据无效请求人和原专利权人的一致认可，即作出该专利无效的决定，这对海水所是不公平的，是违背专利法的立法宗旨的。同时，在该专利权的归属尚不明确情况下，专利复审委员会将这一特殊情况视为是一般情况，进而采用简化的审查程序，是违背相关的审查原则和程序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三目之规定，该院于1997年3月19日判决如下：
撤销中国专利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对第93105556.3号专利无效宣告的决定，重新作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评析
一、关于讼争专利权的归属
牛自得在海水所工作期间，作为主要研究人员之一参与了该所“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研究工作。其在从海水所调至石油院的五个月时，研究完成了“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工艺技术，由石油院向专利局申请并获得了该项发明专利权。根据我国专利法第六条第一款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调离人员在调动工作一年内作出的专利发明，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属于原单位应享有的职务发明创造。所以，石油院以其名义申请并持有该项专利权，与上述法律规定相悖，此专利权应归海水所持有。
王宗玉作为石油院材料室主任，在牛自得从事“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研究过程中，曾参与了项目的组织和研究的配合及有关实验。但该项技术的构思与其无关。王宗玉所提出的使用振荡筛分离混合盐的方法是其对该项专利作出的实质性和创造性贡献，因审理中查明该方法属于盐化工行业中的公知技术，其又不能提出其它相应证据证明，故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关于“专利法所称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是指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在完成发明创造过程中，只负责组织工作的人、为物质条件的利用提供方便的人或者从事其他辅助工作的人，不应当被认为是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规定，王宗玉不应是该项专利的发明人之一。
二、牛自得的行为是违约，还是侵权
一种意见认为，牛自得的行为是违约。理由是：牛自得调离海水所之前向海水所出具了保证书，保证对在海水所工作期间从事的“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研究所涉的有关技术、思路、数据和信息不使用。这是其向海水所允诺承担的义务，且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不违法，故牛自得在调离后应以允诺承担的义务约束自己的行为。现其利用海水所的该科研成果，在石油院继续从事同一内容的研究有违其允诺，其作法就属违约行为。
另一种意见认为，牛自得的行为是侵权行为。其理由是：牛自得明知“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工艺技术属于海水所较成熟的科研成果，而故意在调到石油院后继续从事该项目的研制，最终造成应由海水所享有的科研成果成为石油院持有的专利，这是对海水所应有权益的侵犯。一、二审法院采纳了此种意见。
三、如何看待诉讼中出现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启动的无效宣告程序及其决定
首先，虽然该项专利以石油院名义申请和持有，但由于海水所已对该项专利权归属提起了诉讼并已由法院受理，故在法院作出终审裁判之前，该项专利的权属处于不确定状态，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无权对涉及该项专利权的有关事务作出决定。石油院、牛自得及王宗玉不顾此事实，而在诉讼进行过程中同意无效申请人提出的该项专利权无效的申请，并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表示服从裁决，均属不当。
其次，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无效申请人的无效申请和石油院、牛自得、王宗玉的陈述意见，简单地作出了宣告该项专利无效的决定，违反了有关程序。海水所在起诉后，已经函告专利局法院受理案件的事实，并附上了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以资证明。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二、三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当事人是可以请求专利局中止包括无效宣告程序在内的有关程序的。国家专利局1991年3月14日31号公告中对有关中止程序问题的规定，其中就包括了无效宣告程序的中止；《专利审查指南》中对请求中止的条件和范围作了更详尽的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明知该专利权在诉讼中，却违反其程序规定，不中止其无效宣告程序，进而作出无效宣告的决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再次，专利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发明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发明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此规定说明，有关利害当事人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对某项专利权是否有效得到最终的确认。本案审理尚未终结，专利权人没有确认，如果终结本案审理，将会剥夺有关当事人可能有的上述权利。故二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是合适的。
另外，二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专利权属和侵犯技术权益纠纷，是恰当的。
责任编辑按：本案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遇到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是少见的，处理上具有相当的难度。但一、二审法院较好地把握了处理问题的关键所在和其机制，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在实体上，本案的关键在于认定牛自得在调离海水所后的五个月时完成的研究成果是属海水所还是属石油院享有的职务发明创造。它直接决定着谁应是该项发明创造的申请专利权利人和申请被批准后的专利权持有人即专利权人。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认定该发明创造属当事人调出前的原单位享有的职务发明创造应当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时间条件，即该发明创造是当事人在调动工作后一年内作出的。牛自得的发明创造在调动工作后五个月就作出了，符合此时间条件的要求。二是实质条件，即该发明创造应是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牛自得在原单位即海水所承担的本职工作是从事从海水卤水中制取硫酸钾的研究工作，其并作为主要研究人员之一参与了“混合盐制取硫酸钾”、“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等具体项目的研究工作，可以说这些项目属海水所分配的任务。牛自得调离后，在石油院首先承担和分配的工作任务就是“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工艺技术研究，因此，牛自得在该项目上的发明创造，就不仅是与其在海水所承担的本职工作及海水所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而且是与原工作及任务相同范围内的发明创造。同时，该发明创造作为发明专利的技术主要特征在于“采用振荡筛或旋流器进行物理分离”，即筛分法和旋流法的工艺技术，而这些工艺技术，正是牛自得在海水所从事“用苦卤与氯化钾制取硫酸钾的方法”的研究时实验、研究和了解的对象，因此，可以说牛自得在石油院从事的研究是原研究项目的继续，或者说是处在了同一研究项目的出成果阶段。这种状况，就不仅在表面上符合了实质条件的浅层次要求，而且在实际内容上符合了实质条件的深层次要求。这样，海水所作为牛自得的原单位享有牛自得调出后作出的职务发明创造，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此结论得出后，还不能得出讼争专利权应归海水所持有的结论，因为该发明专利授权确认的发明人有两个，一是牛自得，二是王宗玉，王宗玉是石油院的职工，作为发明人不发生牛自得的上述问题。如果王宗玉作为发明人的身份不容否认，则其所在单位石油院将可以其发明创造部分属职务发明创造为理由，主张在该专利权中之应有权利，即石油院有权主张讼争专利应与海水所共同持有。因此，在海水所主张讼争专利应归其独家持有的情况下，必须认定王宗玉是否能成为讼争专利的发明人之一。由于王宗玉在该项发明创造中所参与的只是一些组织和辅工作，没有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故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的规定，其发明人的身份就不能具备。讼争专利的发明人就只有牛自得一人。这样，海水所主张独家持有讼争专利权，就完全成立。
由于讼争专利权在诉讼前已经为石油院依法定形式获得并持有，故海水所提出其权利归属争议，即在海水所与石油院之间发生专利权归属确权实体法律关系，石油院应是该关系及争议的对方当事人。而牛自得违约也好、侵权也好，仅是造成该权属争议发生的原因和解决权属归属的前提所在，故在本案以确认权属归属为基本目标前提下，石油院应是本案直接被告，而不应是第三人。
在程序上，本案的关键在诉讼进行过程中，发生了案外人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宣告讼争专利无效的申请，并为专利复审委员会受理的情况。据此，是法院应中止诉讼程序，还是专利复审委员会应中止专利无效宣告程序。
税法的意义与作用范文2
摘要：两税法是中唐时期为解决财政危机而实行的一次重要的税制改革，它不仅对改善唐朝的财政起到了显著作用，对以后的税制改革也有深远影响。其中的很多税收思想都是史无前例的，因而具有进步意义。
1引言
由于唐初的税制给国家带来这么多的经济问题，杨炎便上书请作两税法，唐德宗最后也采纳了杨炎的意见，首开中国税改费的先河。
1.1两税法的主要思想及其评价
1.1.1两税法的主要思想
两税法归并了税种，把混乱繁杂的税种归并为地税和户税两种。集中了纳税时间，一年分为夏秋两次纳税，费全部改为正税，一同并人两税。其具体类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其租、庸、杂摇悉省，而丁额不费”，就是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税，简化为地税和户税两个税种:地税按纳税人的田亩征收，缴纳米粟；户税按资源多少划分等级，以货币征收，分夏秋两次缴纳。
(2)“户无主客，以现居为薄”，就是以户为征税单位，不分主户(本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现在居住地方为准登人户籍纳税。即“居人之税”。
(3)“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放弃按丁征税的办法，改为按照资产和田亩征税，即根据资产定出户等，确定应纳户税税额，根据田亩多少，征收地税。
(4)“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人”，要求唐朝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定出全国总税额，分配各地征税。这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1.1.2两税法的进步意义
两税法的进步意义着重体现在两大方面:第一由于规定了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扩大了纳税面，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第二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这种纳税方式是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的，较之于“租庸调制”更合理，更进步。
两税法对封建生产关系的调整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给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带来很大冲击。
首先，两税法的颁布意味着“租庸调制”的废除，因此与“租庸调制”为依托的均田制—政府直接控制全国土地的、法理上的“土地国有制”，实际上也正式宣告废除了。这就表明唐朝政府从法律上正式承认了两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不能照旧并存下去的现实。
其次两税法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身丁为本”，直接控制农民的人身征取赋税、特别是征取力役，而着重按财产多少征税，实际上废除了力役；而且实行“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的原则，不再区分土户与客户，全都按资产多少分等交纳两税。
1.2两税法的局限
两税法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货币计量税收，虽然可以简便征收，但是货币的币值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货币的变动又会影响税收负担的高低，尤其是在货币升值的情况下，会加大税收负担，从而可能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不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二是，单以资产作为课税的依据，不够合理。因为资产的多少并不容易测量，而且很可能发生隐匿资产的行为，不利于保证财政收人，资产的价值高低也不一定和资产的数量成正比，就可能出现负担不均匀的后果。
2两税法与现代税收思想的联系
两税法中体现的现代税收思想。两税法虽然是唐代的税收思想，但是它也是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人为目的的。其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现代税收思想的影子。
首先，两税法规定的:不分主户(本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现在居住地方为准登人户籍纳税。不分贵贱和身份，每个人都要履行纳税义务，这体现了税收当中的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现代税收思想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在两税法中人们已经有了要公平纳税的理念，只是还没有明确提出而已。
其次，两税法规定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税，简化为地税和户税两个税种，地税按纳税人的田亩征收，缴纳米粟；户税按资源多少划分等级，以货币征收，分夏秋两次缴纳。这样简化了税种，也简化了缴税的程序，节约了纳税成本。
第三，两税法的量出为人原则，规定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定出全国总税额，分配各地征税。中国古代财政制度，一向遵循量人为出原则，在清代以前，我国始终没有产生预算制度。预算制度本质上是量出为人的。杨炎主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人”。这就开创了我国预算制度的先河。现在的要把国家先划分事权和财权，再制定收人计划，也是以这一思想为源头的。
税法的意义与作用范文3
【关键词】税法基本原则理论基础现实根据历史依据
法律原则是一个部门法存在的根本，任何部门法如不能归纳、总结出若干自己的法律原则，而只依赖于某种价值取向，则难以构造出一套严密、周全的理论和相应的体系。税法基本原则是一定社会关系在税收法制建设中的反映，其核心是如何税收法律关系适应一定生产关系的要求。税法基本原则是税法建设中的主要理论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税收法制建设还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和依据作以探讨。
一、关于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各种观点
关于税法基本原则的定义，有人认为“税法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税）双方应普遍遵循的法律准则。”也有人认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是规定或寓意于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法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规则。”
对于税法的基本原则的内容，我国学者观点不一，论述颇多。1986年刘隆亨教授最早提出“税法制度建立的六大基本原则”。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借鉴和参考西方税法基本理论，将西方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即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社会政策原则和社会效率原则介绍到我国，研究如何确立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到目前为止，仅从数量上看，我国学者对税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就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六原则说等四种，即使所主张的原则数目相等，不同的学者对各原则的表述、概括又不仅相同。徐孟洲教授根据价值取向将税法基本原则区分为税法公德性原则和税法政策性原则。税法公德性原则涵盖以下内容：（1）保障财政收入原则、（2）无偿征收原则、（3）公平征收原则、（4）法定征收原则、（5）维护国家原则。税法政策性原则包括税法效率原则、税法宏观调控原则。而刘剑文教授将税法基本原则界定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还有学者认为税法基本原则包括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公平主义原则、税收民主主义原则。税法学界对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意见归纳起来有十几项之多：（1）财政原则、（2）税收法定原则、（3）税收公平原则、（4）税收效率原则、（5）社会政策原则、（6）实质征税原则、（7）合理征税原则、（8）平等征税原则、（9）普遍纳税原则、（10）简便征税原则、（11）税收重型原则、（12）宏观调控原则、（13）无偿财政收入原则、（14）保障国家和经济利益原则、（15）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原则、（16）税收民主主义原则、（17）税收公开原则、（18）保障财政收入原则等等。
我国学者以上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难免存在以下嫌疑：（1）以偏盖全，将某一具体法律制度当成税法的基本原则；（2）未能正确界定税法基本原则之定义，将税法或税收的某些职能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3）混淆了税法原则和税收原则之概念。
二、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那么，到底那些原则可以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呢？我认为，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定主义、租税法定主义、合法性原则等等，它是税法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则。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税收法定主义是指“没有法律的根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纳税款。我国学者认为，是指一切税收的课征都必须有法律依据，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纳税人有权拒绝。税收法定是税法的最高法定原则，它是民主和法治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它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征税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的税法构成要素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从而使当代通行的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了宪法原则的位阶。
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方面：（1）课税要件法定原则。课税要件是指纳税义务成立所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即通常所说的税制要求，包括纳税人（纳税主体），课税对象（课税客体），税率、计税方法、纳税期限、缴纳方法、减免税的条件和标准、违章处理等。课税要件法定原则是指课税要件的全部内容都必须由法律来加以规定，而不能由行政机关或当事人随意认定。（2）课税要素明确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对课税要件法定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课税要素、征税程序不仅要由法律做出专门规定，而且还必须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3）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它要求税收稽征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征税、核查；税务征纳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应纳税额的确定，税款缴纳到纳税检查都必须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定程序，税收稽征机关无权变动法定征收程序，无权开征、停征、减免、退补税收。这就是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包括课税有法律依椐、课税须在法定的权限内、课税程序合法。即要作到“实体合法，程序正当”。（4）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原则。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原则是指税法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在司法上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禁止类推适用。在税法域，溯及既往条款将会破坏人民生活的安全性和可预测性，而类推可能导致税务机关以次为由而超越税法规定的课税界限，在根本上阻滞税收法律主义内在机能的实现，因而不为现代税收法律主义所吸收。（5）禁止赋税协议原则，即税法是强行法，命令法。税法禁止征税机关和纳税义务人之间进行税额和解或协议。
2、公平原则。指纳税人的地位在法律上必须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进行，公平分配，对此可参照西方有“利益说”与“能力说”。“利益说”依据“社会契约论”，认为纳税人应纳多少税，则依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即得到的社会公共产品来确定，没有受益就不纳税。而“能力说”则认为征税应以纳税能力为依据，能力大者多征税，能力小者少征税，无能力者不征税。而能力的标准又主要界定为财富，即收入。我国实际中通常用的是“能力说”，按纳税人的收入多少来征税。税收公平原则应包括两个方面：（1）税收立法公平原则。它是公平原则的起点，它确定了税收分配的法定模式，没有税法之公平，就没有税收之公平；具体又包括（1）纳税地位平等原则，（2）赋税分配公平原则，它可分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横向公平只能力相同的人应纳相同的税，纵向公平指能力不同的人应纳不同的税。（3）税收执法公平原则，也称为平等对待原则，即税务机关在运用税法时必须公正合理，对于情况相同的人应给予相同的对待。
3、税收效率原则。指以最小的费用获得最大税收收入，并利用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的促进经济的发展。税收的效率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大方面。税收行政效率是通过一定时期直接的征税成本与入库的税率之间的比率而衡量，即表现为征税收益与税收成本之比。税收的经济效率是指征税对纳税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价值影响程度，征税必须使社会承受的超额负担为最小，即以较小的税收成本换取较大的税率。
三、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和依据
对上述我国税法基本原则之判定是依据以下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和依据而得出的结论：
1、基本原则法理之构成要件是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理论基础
法理学告诉我们，一项法律原则是否能成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至少要满足此条件：（1）该原则必须具有普遍指导性；它能够作为该部门法的各项具体制度得到应用，即该原则在该部门法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性。（2）该原则必须具有贯穿性；原则内容能贯穿该部门法的总则与分则，能贯穿于该部门法任何具体制度。（3）该原则具有独立排他性；该原则须与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相互区别，不被其他原则所吸收。（4）该原则须具有能反映该法本质特征的专属性，反之则不能作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5）该原则须具有合宪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一切法律的“母法”，该原则的确立须依据宪法，原则的内容须符合宪法的规定。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也只有符合上述法理规定的几个条件后，才能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现实根据
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反应。任何一国的税法基本原则通常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下构建的，其核心是税收法律关系应适应一定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各项经济活动都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有序发展进行。税法，作为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决定税法，税法又反作用于经济，这是一条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经济决定税法，就是要求我们在制定税收法律法规、确定税收负担时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依法办事，依率计征，充分发挥税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法治税和发展经济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必须强调税法与发展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而税法的基本原则则是税法的灵魂，它必须能够反映经济的客观需要。因此，对于税目、税率、课税依据、课税对象、税收的开征、停征、负征、减免、退税、计税以及纳税的程序都必须做出符合经济要求的法律规定，这些均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内在要求。其次，党的政策也强调执政为民、依法行政，而社会主义市场本身是法制经济，法追求的价值即是公平、正义、效率；因此，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要求税法也难体现正义的精神，体现公平与效率的价值。故税法的基本原则应涵盖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最后，市场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市场本身具有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需要国家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管制，需要完善的法制对它进行调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国家必须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所以，体现国家意志的税法理应是贯彻这种意图，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更应理当其中体现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意志。
税法的意义与作用范文4
一、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性质及其体系
（一）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含义、性质的考察与分析
1.法律原则含义的一般考察
法律原则是众多法律规则的基础或本原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作为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基本法律原理，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和法律概念一起，构成了法律的基本要素。法律原则所揭示的内容都是法学中的一般理论或基本思想，一般是由一定的思想原则和价值观念转化形成的。思想原则和法律理论在被立法者确定为法律原则之前，只是对法律制度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原则，但一旦被法律所确定或被立法者所接受并在法律规则中体现出来，即成为法律原则，它就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并处于法律规范的最高层次。
在英语国家的法律和法学中，尚未发现“基本原则”的用法。但在我国的部门法学中，基本原则的使用非常广泛，意在强调某些原则的根本性，以区别于具体原则。例如，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之中，作为行政法的精髓，指导行政法的制订、修改、废除并指导行政法实施的基本准则或原理。[1]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对各项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起统帅和指导作用的立法方针。[2]我国法学界对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也较为重视，一般都将其作为税法的重要基础理论加以论述。有关税法基本原则含义的表述主要有：其一，税法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内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纳双方）应普遍遵循的法律准则。[3]其二，税法的基本原则是在有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4]其三，税法基本原则是指规定于或寓义于税收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价值的根本指导思想或规则。[5]
从上述关于基本原则定义的考察中可以看出，基本原则的含义具有下列共同点：第一，基本原则是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根本规则、基本准则，其内容具有根本性。第二，基本原则是直接规定于或是寓义于法律之中的基本准则，也就是说，有关基本原则的理论和学说必须被立法所采纳时，才能成为法律的基本原则。第三，基本原则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它不同于适用于某一领域的具体原则。
2.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性质的分析
所谓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税收程序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为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主体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这些基本原则贯穿于征税权力运行过程的始终，对税收征纳程序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一，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具有根本性，直接体现了税收程序的价值追求，对征税权力公正行使和纳税人权利保护具有宏观上的保障作用。在各国税收程序法上，一般普遍确立了依法征税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参与原则、职能分离原则、效率原则、诚实信用原则、量能课税原则等在内容上具有高度抽象性的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法治国家对征税权力公正、有效行使的基本要求，保障了纳税人和其他程序主体得以参与税收程序过程，并对征税权的行使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它们是税收程序各项价值要求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这就是说，税收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应当体现税收程序法价值追求和目标模式的选择，但又不能与其等同。正如贝利斯教授认为的那样，法律制度的各项价值目标-正义、秩序、自由等-的要求在各个法律部门中均表现为一些“核心原则”，这些“核心原则”为处于该法律部门不同规范层次上的“最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提供了最充分的根据。[6]因为正义、秩序、自由等价值只是一种理想追求，它没有提供人们行为的规则，所以，作为体现其具体要求或最低限度标准的“核心原则”不具有法律规范性，但基本原则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较为抽象的法律规范，它为法律关系主体设定了权利义务和责任，是法律关系主体进行法律行为的准则，也是法院判决的依据。
第二，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对税收征纳活动的进行具有普遍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不同于适用于某一阶段或环节的具体原则。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是对税收程序法内容的高度概括和集中，它在税收程序法中生效的领域是全面的，对税收程序活动自始至终具有法律效力，不应局限在程序的某一阶段或某一环节。具体原则是适用于某一阶段或某一领域的原则，是基本原则在特定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中的体现，例如，职权调查原则要求征税机关应依职权调查证据，不受当事人主张之拘束，对当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项应一律注意，是依法征税原则在税收检查（调查）阶段适用的具体要求；明确性原则要求征税行为的内容必须明确，以便相对人了解征税行为的理由，或决定是否寻求救济，它是公开原则在决定阶段对征税行为内容的要求；作出决定原则要求征税机关对相对人提出的作出某种行为的请求（例如减免税、事前裁定请求）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它针对的是纳税人等向征税机关提出申请的行为，是征税效率原则和尊重纳税人原则的具体体现。
第三，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虽然有时起到规则同样的法律效力，但它与税收程序具体规则（制度）的作用也不同。一方面，基本原则的内容和要求要由规则加以体现和保障，没有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来使其实施，基本原则将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或宣言，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另一方面，基本原则作为具有统领作用的根本准则，它是税收程序法规范的方向与灵魂，对具体规则的确立乃至修改起着决定性作用，离开了基本原则，税收程序法规范不可能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反，如果一项基本原则被确立、修改或废除，那么它将对税收程序法规则体系产生巨大影响。
（二）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功能
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所有税收程序法律规范的基本准则和内在精神，它对税收程序立法和税收程序法的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或影响。法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曾说：“我们只有承认法律既包括规则也包括法律原则，才能解释我们对于法律的特别尊敬”。[7]迈克尔？D？贝勒斯说：“职业律师研究法律是为了得知法律规则和原则，这些规则和原则表达着法律，并使他们能够预测法院将作出什么决定和说服法院去做出这样的决定”。[8]因此，研究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有助于发挥它们作为基本准则在税收程序法的制定和实施中的功能。
第一，对税收程序立法的指导作用。在税收程序法的内部结构中，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位于税收程序法价值取向、目标模式和具体原则、制度的中介。基本原则应当将其所承载的税收程序法精神和价值目标表达到具体原则、专门制度和规则中去，成为后者的设计标准、评价标准。可见，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对税收程序法的制定提供纲领性指导作用，能够保证税收程序法各项制度和内在结构和谐一致，起到协调和整合的功能。此外，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还为制定单行税收程序法律和下一位阶的税收程序立法提供了立法准则。在实质意义上，税收程序法是有关税收程序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在税收程序法典（税收基本法）中确立以后，对制定专门性的税收程序法律以及次级税收程序立法将起到指导作用，可以避免在创制税收程序法律规范中的盲目性，使得各项税收程序制度和税收程序规范性文件成为协调一致的科学体系。
第二，为税收程序法的解释和统一适用提供依据。法律解释是法律实施中的重要环节，为了将抽象的税收程序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复杂多样的税收征纳行为，必须对税收程序法适用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准确的解释。只有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主体正确理解了税收程序规则的立法意图，才能更好地规范自己的行为。由于基本原则是税收程序法内在精神和价值目标的体现，它对准确理解和执行税收程序法律规定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助于防止解释和适用中的混乱。
第三，为征纳双方提供行为准则。规范性是基本原则的属性，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为征纳双方的税收程序活动提供了基础性的行为准则。当税收程序法对有关问题缺乏规定时（一定的法律空白是立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税收程序法同样面临着规则的有限性与税收关系的复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征纳主体的行为特别是征税行为应该符合作为具体规则本源的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要求，符合基本原则关于征税权正当行使的最低要求。同时，在征税自由裁量权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控制征税机关对征税裁量权的滥用，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使其受制于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使征税裁量权的行使不致于超出税收程序法精神和基本原则的调整范围。
第四，为法院的审判活动提供审判准则。在税收行政诉讼活动中，法院在对征税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时，包括对征税决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的审查。为了实现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行为规范只有同时作为审判规范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而与其他规范相区别。[9]当具体规则缺乏规定时，征税机关的行为应当符合基本原则的要求，而法院在审查时，也应当根据基本原则审查征税机关的程序行为是否合法。
（三）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的确立
税收程序法的每一项基本原则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它们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程序原则体系。在这个原则体系中，每一项基本原则是其中一个基本构成要素，并且对于整个体系的正常运转是不可缺少的。
1.对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有关问题的更广阔的考察
关于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的内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上，国内外都没有系统的论述和规定。在税法学上，较多讨论的是适用于整个税法体系的税法基本原则。也就是说，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是内含于税法基本原则之中，这反映了实体与程序共通的基本原则得到了较好的揭示，如普遍公认的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就是共同适用于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但对专门适用于税收程序活动的基本原则，如公开原则、参与原则等则没有受到重视，这一方面反映了税收界和税法界对专门的税收程序活动基本原则的忽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税收程序活动一般适用行政程序法的基本规则，有关的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也就由行政程序法规定（有关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案也是规定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法源）。这就有必要对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进行简单的考察。
国外关于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规定有三种方式，一是间接式，即行政程序法中没有关于基本原则的直接表述，而是通过具体制度予以体现，意大利、德国、美国、瑞士、奥地利、日本等国家采用了此种方式。这些国家行政程序法没有直接规定程序公开、程序参与等基本原则，但都规定了阅览卷宗、说明理由、听证等制度，体现了程序公开、程序参与的原则。二是直接式，即在行政程序法中直接规定基本原则，如葡萄牙、韩国、我国澳门和台湾地区。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一编第二章为“一般原则”，规定了11项基本原则：合法性原则、谋求公共利益原则及保护公民权益原则、平等原则及适度原则、公正原则及不偏不倚原则、善意原则、行政当局与私人合作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非官僚化原则及效率原则、无偿原则、诉诸司法机关原则。韩国《行政程序法》规定了信义诚实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和透明性原则。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规定了依法行政原则、明确性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诚信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和自由裁量权公正行使原则。三是非成文法式，即通过判例或法理确定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如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法国的防卫权原则和公开原则等。上述三种方式比较起来，直接规定式较为优越，它有助于避免认识上的分歧；提纲挈领，有利于行政程序法的理解和执行；在具体制度缺乏规定时，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特别是行政机关提供行为规则。实际上，直接规定基本原则的国家和地区制定行政程序法都比较晚，反映了行政程序法立法技术的发展。在葡萄牙、韩国、我国澳门和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中，由于行政程序法实际上担负着行政法法典化的功能，所以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并不限于程序规则，还包括实体规则，即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与行政法基本原则已合为一体，如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等，兼具程序与实体内容。另外，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并不限于公法原则，还包括诚实信用等私法原则。
我国关于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观点主要有：（1）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为公正原则、公开原则、听证原则、顺序原则和效率原则；（2）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原则、民主原则、公正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和效率原则；（3）有人提出应区分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和行政程序原则，并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应包括行政民主原则、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公平原则、行政效率原则和行政公开原则；（4）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是民主原则、公正原则和效率原则；（5）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不应限于程序原则，并认为税收程序法程序性原则有：行政公开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和程序及时原则，实体与程序兼具原则有：依法行政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原则等。
实际上，上述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规定的方式也在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规定上得到了体现。例如，《德国税收通则》中有关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即是采用了间接式，该法第85条规定了依法征税原则，第89条和第122条规定了建议和告知、第91条规定了听证、第119条规定了征税行为的明确性、第121条规定了说明理由、第187条规定了阅览卷宗、第202条规定了调查报告的内容及通知，这些规定体现了程序公开、程序参与原则。而韩国《国税基本法》则在第二章专门规定了国税征收的原则，其中第一节为“国税征缴原则”，包括实质课税原则、信义和诚实原则、课税根据确认原则、减免税原则；第二节为“税法适用原则”，包括保护纳税人财产权原则、禁止溯及课税原则、课税裁量权适当行使原则、尊重企业会计制度原则等。
关于税法基本原则，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支配税法全部内容的基本原则可归纳为“税收法律主义”和“税收公平主义”两项；[10]北野弘久除了对租税法律主义进行论述外，还论述了实质课税原则、应能负担原则、诚实信用原则；[11]新井隆一则明确提出了正当程序原则，[12]反映了日本对税法基本原则问题开始进行细致的探讨。我国台湾学者对税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较为系统全面，不仅深入探讨了税法基本原则体系，而且对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以使正义原则和法治国家原则在税收活动中得到严格遵循。例如，陈清秀提出了三类税法原则：（1）税法上特殊的正义原则。认为在法治国家或正义国家中，课税不得实现任意的目的，而必须按照正义的原则加以执行。他提出了税法上税捐正义的三个标准：一是正义的税法必须以合乎事理的各项原理或原则为前提，“如果没有原则，则正义即丧失其基础”，但这些原则必须前后一贯的符合正义要求，因为这些原理或原则“如果以数个标准加以衡量即非正当”；二是实质的正义不仅要求单纯的各项原则，更要求合乎事理的各项原则，这就提出了建立完整的税法基本原则体系的极端重要性；三是这些合乎事理的各项原则，必须前后一致的加以适用。基于此，他提出了税法上最合乎事理即税法上特殊正义的三项基础原则：量能课税原则、需要原则（功绩原则）和实用性原则。（2）税捐的课征与宪法上的原则。包括税捐法定原则、税捐平等原则、社会国家原则、法治国家原则、生存权的保障与税捐的课征、财产权的保障与税捐的课征。（3）一般税收程序原则。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明确性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人性尊严、照顾保护义务。[13]我国大陆学者一般将西方税法基本原则概括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效率原则。[14]
关于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学者们意见存在分歧，有三原则说（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四原则说（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公平主义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效率原则）、五原则说（公平原则、效率原则、无偿性财政收入原则、宏观调控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和六原则说（兼顾需要与可能、有利于国家积累建设资金的原则；调节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原则；公平税负、合理负担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促进对外经济交往和对外开放原则；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以法治税原则；税制简化原则）等。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学者在对税法基本原则问题进行研究时，并没有注意从理论上严格区分“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的界限，这表现在有些学者只论述税法基本原则，并未对其进行分层次的研究。而在对税法原则问题进行概括研究的学者中，虽然将税法原则区分为“基本原则”与“适用原则”两大方面，但对区分的依据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其认识也不统一。[15]不过，我国也有学者将众多的税法基本原则，“统一纳入层次不同的税法原则体系”，对税法基本原则在不同层次上进行了分类研究。该学者提出税法基本原则可进行三种分类：一是按照原则本身是道德取向还是政策取向，分为税法公德性基本原则与税法政策性基本原则，前者包括保障财政收入原则、无偿征收原则、公平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原则；后者包括税法效率原则、税法宏观调控原则、社会政策原则。二是按照税法调整的税收关系是税收分配关系还是税收征收管理关系，分为税法实体性基本原则和税法程序性基本原则，前者包括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社会政策原则、无偿缴纳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和维护国家利益原则；后者包括征税简便原则、税收确实原则、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和税收管辖权原则。三是根据税法调整对象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分为税法实质性基本原则与税法形式基本原则，前者包括税收公正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税收社会政策原则、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原则；后者包括税收法定原则、征税简便原则和税收管辖权原则。[16]
分析我国税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理论研究，其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没有对基本原则体系进行系统的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没有区分“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或者其区分的依据不够科学，没有将基本原则与税法价值、目标模式和宗旨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而是孤立地就基本原则论基本原则。第二，注重对实体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忽视对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个别学者虽然提出了应区分税法实体性基本原则和税法程序性基本原则，但其所提出的程序性基本原则完全是从提高征税效率的目标上来考虑的，没有包括监督征税权公正行使和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尊重纳税人原则等，更没有将正当法律程序和程序保障原则作为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内容；其所提出的税法程序性基本原则也仅限于纯程序性的，而将本应属于程序与实体共通的基本原则（如征税公平原则、依法征税原则、征税效率原则）完全划归为实体税法基本原则。第三，将税收职能或税收活动的某一阶段原则当作基本原则，如“强化宏观调控原则”和“确保财政收入原则”等应属于税收职能，“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促进对外开放原则”应属于涉外税法原则。
2.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的确立
基本原则是税收程序法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是税收程序法内在精神的具体体现，它对整个税收程序的立法、执法、司法和理论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上述考察，我国在确立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时，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必须以程序价值和目标模式为“源头”，即基本原则的确立必须要在层次更高的税收程序价值、目标模式中去探寻。程序正义和法治理论是税收程序法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必须处理好税收程序法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的关系。从内容上看，两者具有交叉融合关系，但前者指的是理论前提或理论原点、出发点，又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后者则是指行为准则，是对理论基础的进一步阐发和规范化，也是理论基础的具体表现，因此不能将税收程序的价值追求作为基本原则，以防拔高基本原则的层次。一国税收程序法的目标模式也制约着其基本原则体系的构建，有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即会有什么样的基本原则。我国在确立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时，必须考虑所选择的“权利效率并重模式”这一目标模式的要求。
第二，不能将税收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与税收实体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相割裂。税收程序虽有相对独立的价值，但它与税收实体法是密不可分的，保证实体税法的正确有效实施是其重要功能和外在价值，两者的基本原则应在统一的税法理论基础上保持和谐、一致，但又不能相互等同或替代。同时，鉴于税收程序法在内容上采用实体与程序并存立法模式的合理和现实选择，税收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不应局限于程序原则，还应包括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
第三，确立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必须重视纳税主体的参与，应将其立于独立的程序主体地位，切实尊重纳税人基本权利，这是现代税收程序法的重要特征。
第四，必须考虑世界范围内税收程序法的发展趋势，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寻求平衡。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既要立足于我国国情，也应考虑我国加入WTO和法律全球化的新形势，处理好与国际有关制度的接轨问题。法律文化的开放性及制度文明交流与优化选择，构造了一国法律发展与国际接轨的内在机制。而经济因素和税收活动的流动性，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则为一国税收程序法与国际接轨提供了经济动力。因此，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必须充分考虑世界范围内税收程序法、行政程序法的发展趋势，借鉴它国经验，顺应时代潮流。另外，就形式而言，制定统一的税收程序法（税收基本法）、行政程序法，并在法典中直接规定基本原则，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用，我国也应采用直接规定式，这既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也便于税收程序法的制定、实施和理论研究。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考察，笔者认为，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应当包括下列基本原则：
（1）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依法征税原则、征税公平原则、征税效率原则、比例原则（自由裁量权公正行使原则）、诚信原则（信赖保护原则）。
（2）程序性原则：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尊重纳税人原则。[17]
对于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因其更多是在税法基本原则中阐述，限于篇幅，本文除重点论述程序性原则外，只对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中的比例原则作进一步论述。
二、比例原则：一个程序与实体共通的核心原则
税法的意义与作用范文5
关键词：会计学本科；税法；基本环节；教学模式；支架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394（2017）04-0076-05
一、支架式教学模式的概述
支架式教学模式（ScaffoldingInstruction）是在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学习理论影响下形成的比较成熟的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认为：“支架式教学应当为学习者对知识的理解提供和建构一种概念框架，这种框架中的概念是为发展学习者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所需要的。为此，教师先要把复杂的教学任务加以分解，以便于把学生的理解逐步引向深入”[1]。这里的“支架”就是“帮助”的意思，如建筑物上的脚手架所起作用是一样的。教师是学生掌握建构内化更高认知活动技能过程中的“脚手架”，利用“脚手架”的支撑作用把管理学习的任务逐步通过教师转移给学生，从而使学生智力能够从实际发展水平提升到更高的潜在发展水平。常用的支架式教学支架包括示例、解释说明、建议、列图表、指导等。支架式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学习和理解结构化的知识，有利于学生特长和个性发展的发挥：支架式教学模式通常包括五个基本教学环节。搭建脚手架；进入问题情境；独立探索；协作学习；学习效果评价。
二、《税法》教学中引入支架式教学模式的意义
高校会计学本科专业的《税法》课程是会计学专业的一门必修核心主干课程，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性和应用性，在学科体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前承《经济法》《会计学》等相关课程，同时为《中级会计实务》《高级会计实务》《财务管理》和《审计学原理》等相关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专业理论基础。《税法》课程的教学，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我國税收体系以及各种税收法律制度的具体规定，掌握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中规定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税收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能正确准确计算各种税种的应纳税额及处理税收征纳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以满足社会对财经工作者在税收方面的需求。
（一）《税法》课程特点
1.内容多
《税法》课程与其他法律课程一样，教学内容严谨而抽象并且理论性极。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内容包括税法基础理论，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三大部分。其中，税收实体法包括流转税法、所得税法、资源税法、财产税法和行为目的税法等；税收程序法包括税收征管法和税务行政管理法等。此外，还要涉及税收、财政、法律、会计、对外贸易等相关知识，信息容量很大。在高校会计学本科专业的传统教学实践中，学生普遍感觉到教学内容太多并且抽象枯燥繁杂，学习难度较大。
2.课时少
大多数高校会计学本科专业的《税法》课程一般安排一学期16周、每周2-3个课时的讲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将各个单行法的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税收优惠等税收法律要素由点到面地讲透，实现《税法》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3.时效性强
从健全税制的角度或者提升立法层次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的税制正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与改革，每年都有大量的税收文件修改与实施，使得高校会计学本科专业的《税法》教学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给教师和学生都带来较大的压力。自2016年5月1日起，全面推开的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此次改革对《税法》教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二）引入支架式教学模式的意义
高校会计学本科阶段的教育是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是为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服务。如何有效提高《税法》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率，是任课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一直思考和不断探讨的话题。在《税法》课程教学实践中，如果教师上课采取注入式的传统教学模式和方法，以讲授为主，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不仅会产生学生建构知识困难等弊端，而且可能会弱化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培养，限制其逻辑思维的发展。如果将支架式教学模式引入《税法》的教学，将会有效改变这一局面。因为支架式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学习由外部刺激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能够在已有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不断地积极实践，从而建构出新的经验和知识体系，不在仅仅是被动接受知识；同时，教师也不再是知识灌输者的角色，而是充当了帮助学生建构知识促进者的身份。此外，高校会计学本科专业的《税法》课程的教学内容中有很多结构化的知识，完全适合采用支架式教学模式建构《税法》知识的支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讲授帮助学生搭建“支架”，激励质疑，让学生自己去主动学习相应内容，这样教师既能做到讲解重点，突破难点，而且还能激发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和想象力，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和创造性，便于学生更深刻理解掌握所学知识，从而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三、支架式教学模式在《税法》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一）建立支架
高校会计学本科专业的《税法》课程的主要内容是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相关知识，其中税收实体法是学习的重点。税收实体法，包含了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关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资源类税法、财产类税法、行为目的税法等八章内容，故本文以税收实体法的教学为例来阐释在《税法》课程中支架式教学模式的具体运用。
对于学习《税法》高校会计学本科专业的学生而言，“现有发展水平”是学生已经学习了《基础会计》、《经济法》等相关课程，掌握了会计的记账方法和程序以及法学的基础理论。“即将达到的发展水平”是这门课程要学习的最主要内容即税收实体法的相关知识，所以构建《税法》课程的支架以单行法的税法构成要素为基础；以单行法的基础理论、基本内容、计税管理等三方面内容为主干。
具体而言，实体法的税法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税收优惠、征收办法和纳税地点以及总则、罚则、附则等要素。各单行法的基础理论主要阐述单行法的概念分类、特点及作用；单行法的基本内容包括各税种的征税范围、纳税人、税率、优惠政策；各税种的计税管理主要涉及应纳税额的计算；各税种的征收管理主要涉及纳税期限、征收办法和纳税地点以及总则、罚则、附则。税法学建构的支架可以用图1来表示。通过建立这个知识“支架”，帮助学生掌握实体法要学习的相应内容和体系框架；如果学生在学习税收实体法的每一章内容都按照这样的框架体系去学习、思考、比较、探索，必将会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同化”和“顺应”。
（二）进入情境
根据已经建构的支架，自然产生了相对应的问题，也就是概念框架中的各节点。比如：各个单行法的概念是什么？各个税种的特点和作用有哪些？各个税种在征税范围、纳税人、税率、优惠政策方面有哪些规定？各个税种的应纳税额如何计算与申报？各税种的纳税期限、征收方法、纳税地点、总则、罚则和附则等征收管理方面各有哪些要求？
实体法中各个单行法的概念体现了税法的内涵，因为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和纳税人之间征纳活动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所以各单行法的概念特别强调纳税人的不同身份。在增值税税法的概念别强调应调整对象是：国家和增值税纳税人；而消费税税法的概念别强调应调整对象是：国家和消费税纳税人。各个单行法的特点和作用可以分别从各自立法的目的和背景上去理解。
纳税人是纳税主体，是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纳税人与征税对象或征税范围相关；各个单行法的征税范围与征税对象密切相关，它是征税对象的进一步补充，单行法的征税范围包括货物、劳务、财产、收入、所得、土地和行为。如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对象是土地，其征税范围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的土地。比如，在征税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为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值得注意的是，各稅种之间征税范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征收消费税、资源税、关税、车辆购置税的同时一定征收增值税，因为消费税、资源税、关税、车辆购置税是基于增值税课征的税收。
税率是衡量税负轻重的主要标志，体现征税的深度。税法在实际运用中主要有比例税率，累进税率和定额税率。增值税法、营业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均采用比例税率；个人所得税法中对工资薪金的征收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土地增值税法采用超率累进税率；资源税法和车船税法采用定额税率。总体上，纳税人、征税对象和税率为各税种的基本要素，是学习的重点。
应纳税额的计算及申报是各税种的核心教学内容，涉及的信息量较大。授课时，可以根据各税种的具体内容再分别建立框架。下面以若以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为例建构“支架”，见图2增值税计税管理架构的支架所示。增值税征收办法有简易征收和抵扣征收两种，其中，小规模纳税人的应纳税额的计算采取简易征税的办法，不抵扣进项税额，只要学会把含税销售额进行价税分离即可。一般规模纳税人采取税额抵扣的办法，即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的余额为应纳增值税额。因此，把销项税额的确定和进项税额的确定为主干，确定销项税额的支架节点分别为销售额的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确定进项税额支架的节点分别为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和不予抵扣的进项税额。
（三）独立探索
教师通过支架的搭建和情境的引入，帮助学生系统性认识税法课程的主要知识点。独立探索环节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进行共同的探索。需要强调的是，需要强调的是，独立探索不是让学生独自独立探索，而是在师生的互动过程中的共同探索。共同探索中，教师应适时启发或提示，引导学生自己去思索，同时及时为学生答疑解惑，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所学知识仔细推敲，将抽象严谨的税法条文转化为生动形象的法理，帮助学生积极内化所学的知识主题，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以进项税额的确定为例，从“搭脚手架”和“进入情景”两个环节学生已经掌握了进项税额的抵扣的相关知识点，比如理解了进项税额的抵扣可以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凭票抵扣，是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以及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就可以进行抵扣；第二种情况计算抵扣，通过法定的扣除率和支付金额计算抵扣。课堂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探索：是不是只要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相关进项税额就可以抵扣？为什么？怎样进行认证抵扣？如果不抵扣又如何进行处理？课堂上学生很容易回答第一个问题：不是只要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其进项税额就可以抵扣，则往往需要进一步深入设问，即哪些情形即使有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抵扣联也不准抵扣？若不能抵扣又如何进行处理？此时，有的学生回答购进货物保管不善丢失、被盗情形；有的学生回答购进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应税服务用作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等情形；有的学生回答虚假发票的抵扣联等等。尽管学生的回答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不能抵扣的情形；但不够专业；教师此时要引导学生理解专有名词“免征增值税项目”、“非正常损失”，提醒学生注意当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主管税务部门规定时也不能抵扣，比如发票超过了180天才办理认证抵扣的情形。对于若不能抵扣的进项税额又如何进行处理的回答，同学讨论的结果都是不能抵扣的进项税额计入货物或资产劳务的成本，课堂用极短的时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教师在释疑这个知识点时还可以联系相应会计账务处理的方法来加深同学们对该规定的理解。由此可见，课堂探索主要解决学生易出错和难以掌握的知识点，独立环节的探索设计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的教学原则。
学生独立探索环节是支架式教学的最难实施的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引导学生探索问题对教师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等有较高的要求。教师对学生探索过程的引导主要通过课堂上的提问、课后的作业、课后的面对面交流等方式进行。同时教师还应根据出现的问题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因势利导，提升学生分析、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能够沿着教师搭建的教学“支架”逐步完成知识层面的攀升。
（四）协作学习
在实际教学活动中，税法教学的第一次课可以特别强调协作学习的重要性，将班级学生分组并固定学生的座位便于小组成员在一起集体讨论。在课前、课中和课后的教学环节中，教师应经常布置需要集体完成的学习任务，在课堂上要求小组发言人汇报本组学习的成果，并由教师和其他同学一起现场点评。比如在增值税抵扣的知识点课堂讲解时，进一步引导学生小组讨论“如果购进货物的扣税凭证已经抵扣认证后，将货物改变用途用于不动产的工程建造，又该如何处理？”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能不能采取退税方式？在此阶段，教师要了解学生合作讨论进程和结果，适时对学生进行提示和指导，帮助学生逐步摆脱支架，把学习任务逐步交给学生完成。经过同学们讨论，最后学生都能理解进项税额的转出的税务处理和会计处理的原理；懂得进项税额不足抵扣的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不能采取退税方式的税务处理的原理。
（五）学习效果评价
该环节的考核评价一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评价情况，主要是评价学生的参与度；第二，学生个人对小组协作学习所做出的贡献程度，主要是评价学生的协作能力；第三，学生所学专业掌握情况，主要是评价学生的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学习效果评价可以由各学习小组展示自己成果，让学生体验成就感，《税法》课程学习效果的评价方式可以采用书面作业、PPT、口头表述、课程测试等多样的形式。学习效果评价通常分三个步骤实施：首先，由学生自身反思是否真正深刻理解掌握了所要学习的抽象的法理法条；其次，同学之间相互评价；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评价，对存在问题予以澄清，统一学生认识，对好的解决方案进行表扬。
四、结语
教学方法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税法》教学过程中引入支架式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的能力素质和提高教学效果方面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注重支架式教学模式的同时，不可以排斥或否定其他教学模式。此外，支架式教学模式需要教师构建讲授知识内涵和外延框架，但由于学生个体素质差异，如果教师不能有效搭建不同层次的教学支架，将不利于因材施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支架式教学模式实质上对教师教学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將支架式教学模式引入税法教学，根据教学的具体内容，灵活运用教学的支架，经过不断实践探索，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潜能，对于丰富《税法》等相关法律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伍尔福克.教育心理学[M].何先友，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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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的意义与作用范文6
关键词：会计制度；税收法规；差异；建议
会计和税法是紧密联系的两大领域。税收是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而征税的结果又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利益和会计信息，因此两者在本质上是无法分离的。随着我国实践的发展和国际化的推进，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的分离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但是，分离所引起的差异化对于企业的税收核算也带来了负担，增加了会计核算成本，加大了避税的动机，这对于经济改革是不利的，因此应通过两者的差异分析来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促使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一、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之间的关系
会计和税法是我国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计立足于微观层面但是却影响到宏观，会计信息是征税的基础，税收法规是国家为了保证宏观经济的运行和纳税人的利益而制定的法规，但是税法规定会影响会计的确认。因此，两者是相互作用的。但是，从总体上看，两者又是按照各自的方向独立发展的。会计和税法不同的目标、原则和规范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例如，会计目标是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而税法的目标是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运行，目标的不同会导致两者在原则、处理方法和程序上的不同。决策有用性决定了会计原则更注重实质性，会计方法的选择也更注重经济实质，而税法调控和保证的目标导致税法的原则和处理程序更具有强制性。所以，以上差异的存在使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呈现分离的态势，但是两者之间的联系也为我们促使其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
二、会计和税收模式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来看，主要存在两种税会模式，第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分离模式，第二种是以法德为代表的统一模式。分离模式是基于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建立的，强调市场调节，企业的会计信息主要是为投资者、债权人服务的，因此要求会计信息要按照会计准则进行编制，而纳税时再按照税法进行调节。统一模式强调政府的作用，会计信息的作用更加关注对于宏观调控的需求，因此财务信息应该按照税法的要求进行公开。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轨道，我国税会模式经历了从统一到分离的转变。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企业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国家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因此会计和税收应该保持一致，虽然这种模式有利于国家的调控管理，但是却束缚了企业的发展，不能适应多变的经济环境。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我国的会计准则逐步实现了与国际的趋同，会计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会计信息更主要的是服务于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满足政府的要求。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初始阶段，会计信息的作用还应具有宏观管理的作用。另外，美国过渡分离的税会模式也表现了一些弊端，削弱了税法对于会计信息的监督和保护作用，进而造成企业的财务危机。所以，即使在国际趋同的背景之下，我国也应该探索适合自身状况的税会模式，而不仅仅照搬国外的模式。所以，在实行分离模式的背景下，由于两者本质上存在的差异，两者的差异不可能完全消失，所以我国应该从制度设计上协调两者的关系，从而实现协调发展。
三、选择分离模式的原因
（一）两者的目标差异不可消除
根据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会计的目标是为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而税法规定，其基本目标是保证财政收入的实现，维护公平和调节经济。两者目标的不同造成其管理流程及原则和核算的不同，而这两者的目标差异是无法消除的，所以税会分离模式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二）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随着我国改革的推进，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发展，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更大的调控作用，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共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因此，在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时必须强调以市场为主和适度干预的原则。这样既能弥补市场的内在缺陷，又能减少因市场发育不完善造成的不合规行为，从而引导市场良性发展，而税收可以作为国家市场干预的一种手段。因此，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特点决定了国家必须采取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从而决定了我国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特征要求。国家作为主要的投资者，企业应该按照国家的规定向政府部门提供会计信息，所以在现有条件下为了实现当前的目标，在采取分离模式下，采取税法和会计制度适当的融合是合理的。
（三）法律环境的影响
我国的法律体系对我国基本的经济制度进行了保护，其特点充分体现为将之作为立法的目标和原则，同时强调共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原则。这样的法律精神要求我们把会计目标确定为多元的，因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既有公有制经济实体，也有私有制经济实体，所以委托责任和决策有用成为双重的目标。从利益保护来看，法律要求平等的保护公有资产和私有资产，这意味着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均应得到保护，所以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应考虑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恰当的税会模式就成为调节这种目标的手段，既不能过于强调税收的作用，又不能只考虑部分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我国长期以来延续了大陆法系的特点，特别是经济转轨时期，体制的变革会造成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内在的不协调，再加上法制建设的不完善，就会导致经济状况和法律的脱节。与此相反，我国的会计准则的制定却相对超前，尤其是最近几年的国际趋同改革，两种体制的不同步造成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的差异逐步加大，制约了两者之间的协调。
总之，我国税会分离模式是必然的选择，我们决不能回到统一的道路上去，这要求我们在选择分离模式时应把握适度原则。尤其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完善、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尚需规范的阶段，积极发挥两者的作用对于维护社会的利益和私人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应该积极的协调两者之间的差异，合理把握分离的“度”，针对不同的差异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而促进税收和会计之间的和谐。
四、协调的建议和措施
针对税收的计税基础与会计制度的差异，本文针对差异的类型，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提出相关的建议。
（一）微观方面
企业在纳税时的计税差异主要分为可调整差异和不可调整差异，针对不同的差异类型应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
1.可调整差异
该差异主要包括收入项目和成本项目。对于收入差异的调整，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收入范围。税法所采用的列举法是不科学合理的，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加快法规的完善建设，会计收入概念的扩大使得我国对会计收入的定义逐步放宽。二是收入确认。税法对于收入的确认较为宽松，而会计却相反，考虑到当前税收过程中出现的偷税漏税等问题，税法在收入的确认上应该和会计准则相趋同，注重严谨性和实质重于形式，缩小两者的差异。三是计量差异。两者理念的不同造成计量的差异，为了确保企业的持续发展，现行税法应该赞同会计的合理做法，实现向会计准则的转变。
对于成本差异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扣除时间和金额的差异。税法对于纳税时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目的在于严格征管，保证税收的实现，从这方面来说是合理的。我国税法明确规定了扣除项目的最高限额，目的是控制企业滥用扣除条款，但是有些项目过于严苛，不符合企业的现状。因此，税法可以在规定一定比例的同时允许适度的浮动范围，以满足企业根据自身需要自主选择的要求。二是对于资产和负债项目的计税差异。本文认为，在现有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下，在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意识不太强的情况下，应该按照税法的要求进行征税，以确保纳税主体更好地履行纳税义务。
2.不可调整差异
不可调整差异主要是由于税法和会计目标的不同造成的，难以通过两者的趋同来实现。针对此类问题，本文在借鉴国外做法的基础上认为，应该不断完善会计和税收法规建设，加快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帮助信息使用者和征税机关及时了解相关的调整事项，减少税会差异造成的不利影响。
（二）宏观方面
从全球的实践来看，没有最优的税会模式，只有适合本国国情的税会模式才是合理的和值得我们探讨的，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完善会计制度，实现税法主动向会计趋同
我国会计准则不断实现与国际的趋同，会计准则的建设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而我国的税法建设却滞后于会计制度建设。因此，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税法应该逐步向会计准则靠拢，实现与会计制度的协调发展。但是，我们应看到会计准则存在的缺点，所以要加快会计准则的建设和完善，积极听取纳税人的意见，与税务部门积极沟通，解决实务中遇到的问题，从而制定出更符合实际和现实的会计准则，使税收法规更好地和会计趋同。
2.构建税法和会计良好的沟通平台
会计准则的制定部门为财政部，而税法的制定机构为国家税务总局，制定者的不同造成两者在一些具体规定上的差异。因此，为了避免在实务中给纳税人造成的困扰，两部门应该建立合作和沟通平台，使会计准则在制定中不仅能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还要符合纳税调整的要求。同样，税收法规的制定也应和会计制度保持相对一致性，从而避免两者的差异给企业带来的困扰。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构建独立的税务会计模式，进而充分考虑两者的目标要求，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总之，我国税会分离模式是时展的要求，是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但是，为了适应我国特殊的国情，在分离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既能克服过度分离造成的风险，又能满足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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