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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概念范文1
一、金融精准扶贫的相关概念
（一）金融扶贫的概念
金融扶贫是指金融机构在资金方方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支持与帮助，从而增强的农村贫困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达到其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为：（1）对贫困地区发放扶贫贴息贷款。（2）对贫困地区的信贷政策支持。（3）改善贫困地区金融基础设施。（4）加大金融对贫困地区优势产业的支持。
（二）金融精准扶贫的内涵
金融精准扶贫是指利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对不同贫困地区的贫困村和贫困户进行准确界定，依据贫困的原因进行分类管理，并依据动态化的准入与退出机制进行定量考核，从而实现当地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与贫困地区人口的彻底脱贫致富。其特点是精确界定、分类管理与动态考核。
二、新疆金融精准扶贫的实践情况
（一）推行联动机制，加强扶贫合力
一方面，专门成立了自治区金融支持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区市县三级金融扶贫的有序开展。另一方面，推行金融扶贫主办行制度，指定主办行，开展金融扶贫县试点工作，实现集中地方资源与金融扶贫工作方式的创新。
（二）出台金融扶贫的具体政策
新疆出台了《金融支持新疆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2016年新疆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工作计划》、《自治区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资金及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等文件，在金融方面出台一些支持南疆经济社会发展的细则，扩大信贷对南疆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实行差别化授信评级，保证贫困地区贷款的正常投放。
（三）推出一系列金融产品
推出一批符合新疆实际的具有地域特色金融模式，国家开发银行主导的巴里坤县金融扶贫模式、农信社吉木乃县金融扶贫模式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扶贫龙头企业带动贫困户模式都取得了好评。
（四）“访惠聚”平台助力，金融精准扶贫绩效凸显
利用驻村工作组优势，积极开展金融扶贫工作，实现金融服务的精准进村、精准扶贫。各金融机构积极与驻村工作组进行对接，推出符合农牧民需求的“访惠聚”专项优惠贷款等特色金融产品，得到了广大农牧民的积极响应。
三、新疆金融精准扶贫的难点
（一）贫困地区金融体系不健全
新疆贫困地区多集中在南疆连片特困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因素加大了南疆三地州金融机构运营、开发和管理成本，运营成本比平原地区高，但利润率却不到平原地区的一半，甚至出现亏损，从而使金融基础设施很不完善。
（二）金融扶贫产品和服务单一
大部分银行在农村金融市场业务的占比不高,而农信社等金融服务机构自身能力有限,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单一。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提供的贷款主要以短期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为主,贫困地区企业和农民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三）政策红利释放不到位
短期的扶贫贴息贷款与种养殖业生产周期极不匹配，贫困农牧户持续生产资金需求不能满足，导致扶贫贷款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贫困地区地区人口金融知识匮乏，对政府出台的金融扶贫政策知晓率不高,大部分贫困户尚无主动利用金融扶贫政策资金发展生产的主观能动性,严重依赖村干部推广宣传。
（四）脱贫人口的退出与返贫之间矛盾的协调困难
精准扶贫不仅要加强对扶贫对象的有效监测与考核，还要重点注意的是脱贫人口的及时退出，让需要得到帮助的贫困人口及时进入得到扶助，但目前因灾返贫、因病返贫、因学返贫、因婚返贫等现象的出现，使得脱贫人口的及时退出实施起来比较困难。尽管脱贫人口的再返贫可被二次界定为新的扶贫对象，但由于退出造成的扶贫帮困的中断，存在时空差使得再次被认定为扶贫对象难度加大。返贫人口的出现，一方面造成前期的帮扶成效的消失，另一方面也使精准扶贫的总体进程减速。因此，及时合理解决脱贫人口的及时退出与返贫再生之间的矛盾是当前金融精准扶贫的重要难点。
四、加强新疆金融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一）推进普惠金融工程建设
一是增加贫困地区金融机构的数量，特别贫困地区的金融机构必须优先扩充。二是推进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的纵深发展，进一步推动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行政村全覆盖工作的实施，解决贫困农村地区各项支农补贴发放小额提现与转账不方便的问题。
（二）加大对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的普及
一是依托访惠聚平台的优势，开展金融知识的宣传教育，加强运用金融信贷的意识，提高运用信贷工具的能力；二是通过建设农民培训学校，使贫困群体加强金融教育的学习，最终达到解决贫困地区农牧民贷款困难的问题。
（三）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工程
构建金融精准扶贫数据库，精准定位金融扶贫对象。继续发挥好金融扶贫主办银行和示范县的模范带头作用，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扩大对农村贫困地区的信贷总量，优化信贷结构。依据不同贫困群体的现实状况，专门设计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扩大贫困地区的金融资源量，满足贫困地区农民生产生活的资金需求。
（四）推动产业化金融精准扶贫工程的实施
推进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加强金融对农业生产、初加工、深加工、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扶持，创建农业生产新模式。积极改善商贸物流金融体系，风险投资机构要进入贫困地区，促进企业管理现代化与技术革新，实现产业链的升级改造。构建金融自助组织，支持产业的发展壮大。对贫困地区主导产业和区域特色产业实行产业链贷款模式，建立产、工、销一体化机制，实现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的协调发展。构建新疆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依靠金融扶贫专家团的力量指导产业扶贫项目主体制作专业化、可操作的融资方案，以此来提升融资的成功率。
（五）构建金融扶贫工作推进机制
一是实行部门联动机制。加强政府部门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沟通协调，发挥一行三局、金融机构在脱贫攻坚金融服务工作的积极作用，达到政策协调，信息分享，积极落实中央、自治区以及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扶贫的各项政策。二是完善管理制度。各个金融机构要积极制定关于金融扶贫的各项计划。各地、州、市也要结合实际，制定有效地实施方案和管理办法来助力金融的精准扶贫。三是建立考核机制。通过构建金融支持扶贫考核评估制度，明确目标与责任分工，奖罚分明，严格监督，实行责任追究制度。自治区人民政府通过下达金融信贷任务，督促金融机构支持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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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概念范文2
井冈山有着红色的历史，也是一片绿色的土地。井冈山率先摘掉贫困帽，是十多万人民奋力攻坚的结果，也为我国县域整体脱贫提供了样本，有着重要的社会和历史意义。不久前，记者到这里围绕脱贫攻坚进行专题调研采访。5天时间，走访6个乡镇15个村庄，访问了32个贫困户。“攻坚”二字在记者的头脑中，有了生动直观的显现。
扶贫是一项以经济指标为标准的集体努力，更是传统社会的深刻变革。贫困，尤其是连片贫困地区，受制于客观自然条件，发展脚步慢了。但是，贫困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不够，而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脱贫攻坚不是简单的“把收入搞上去”，它是一个地方的社会人文生态的多方面变化。循着这样的思路，记者在井冈山的村落里体会着“攻坚”的分量，探寻井冈山的“样本意义”。
“贫”与“困”
贫困农户经济收入已经稳步达到一个水平，摆脱了经济之“贫”。但“脱贫”之后还需“解困”。贫困户的“精神之困”远大于“增收之难”。
不让一个群众掉队，是脱贫攻坚的庄严承诺。实现这个承诺，贫困户始终是精准扶贫的“靶心”。一个地区扶贫成效如何，归根结底要看户。在井冈山采访的那些日子里，记者走村而且串户，认真地了解了32户贫困户的收入和生活情况。这些贫困户有五保老人，有残疾家庭，也有病患人家。
在鹅岭乡塘南村，记者看望了一位五保户老人，已经72岁。他刚刚搬进自己的新房里。两间新修的砖瓦房就在自家老屋的后面。M门是客厅，客厅右边是老人的卧室，左边有一个接通下水、安装了抽水马桶的卫生间。
老人告诉记者，修盖这个房子，国家补助2.4万元，自己掏3万元。原来的房子漏雨，好几年前就想翻盖，但没有钱。如果没有这两年的好政策，他这么大年岁的人说什么也不可能再修盖新房子了。井冈山实行拆旧建新、移民搬迁、除险加固、政府代建4种方式，整合资金5000余万元，用于补助“两红”子女（烈属和后代）、贫困户和五保户等不同对象。塘南村这五保户老人能从土坯房里搬到新盖的砖瓦房，就是得益于这项政策。2015年以来，井冈山投入资金1.2亿元用于安居扶贫，解决了6708户群众的住房难题。
记者和老人算了一笔日常收支账：每年在家里务农，能有4000元左右的收入；参加五保户，每月290元，还有80元养老金，这两项下来，一年收入4440元；他每年还享受计划生育特别扶持费6000元；惠农保每年分红1500元。这样粗粗算下来，老人年收入16000多元。
惠农保是井冈山金融扶贫的一个新探索。他们按贫困程度将贫困户分为红卡户、蓝卡户。红卡户是特别贫困户，蓝卡户是一般贫困户。财政给予每个红卡户1万元产业发展帮扶资金。该笔资金投入到专门组建的产业投资公司，注入九银村镇银行，确保年收益不低于股本金的15%。这样，每一个红卡户每年收入可稳定增加1500元。
一年开支多少呢？老人屈指算来，吃、穿、用等生活开支大概8000多元，能有七八千元结余。他说，每年开支高低有变化，节余不是个固定数。
在古城镇一个叫沃壤的村里，记者访问了一户因残致贫的红卡贫困户。男主人姓张，49岁。他和妻子都是天生残疾，生活能力差。全家四口人，两个儿子一个读初中，一个读小学。去年，他们高兴地住进了三室一厅的新房子。新房迎面墙上是搬家时贴的对联：“精准扶贫奔小康，坚定信念跟党走”。
在村委会关心下，老张和妻子被安排进村组公益性岗位，负责村里的卫生打扫。夫妻两人每月有1800元收入。新农村建设以来，很多地方的乡村都实行公共卫生专门找人打扫，有了一些农村公益性岗位。记者在井冈山很多乡村看到，这种公益岗位在帮扶贫困户就业、稳定增加收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井冈山全市开发出857个村组公益岗位，还整合生态保护扶贫涉林岗位470个，都用来帮助贫困户就业。
老张家是古城镇党委领导的帮扶对象。镇党委书记还帮助他在附近的家具厂找到一份涂油漆的工作，他每天打扫完村里卫生就到家具厂上班，每月工资2000元。老张家有4亩田，流转出去每年收入2000元。全家四口人享受低保，两个人每月领取270元低保金，另外两个人每月领取210元低保金。他们一家每年收入在6万元左右。老张告诉记者，全家一年开销3万多元。按照现在的收入水平，每年差不多能节省下两万元。
因病因残致贫，在农村贫困户中占比很大。记者走访的32户贫困户，因病因残致贫的有18户。记者在这些贫困户家里看到了扶贫成效，也感受到农村贫困户存在的实际困难。
在茅坪乡坝上村，记者跨过村边小河上的一座小桥来到了一户姓肖的人家。清晨的阳光洒进村庄，空气中透着清新。女主人刚打扫完院落，准备接待来这里参加“一天”活动的游客。
女主人58岁，家里因为31岁的女儿生病成了红卡贫困户。男主人早早去工地垒岸了。女儿3年前患上尿毒症，每周都得透析两次。一年下来，医药费用两万多元。井冈山全市构建起新农合、大病医保和疾病应急救助“三道防线”。肖家这种情况，可以享受大病保险补偿等政策。两万多元医药费，需要自己支付的不到8000元。因为要到镇卫生院去透析，来往还有车费开支和在镇里住宿等，总共加起来1万多元。
“愁的倒不是钱。”女主人明确告诉记者，丈夫种着家里的3亩田，还打点零工，每年能有八九千元工资收入。这两年村里发展农家乐，他们参加“农家乐”旅游项目“一日”，接待游客，2016年收入超过16000元；女儿享受农村低保，每月有210元。她念念不忘的是：“孩子的将来该咋办？”说起女儿的病，女主人眼眶里就涌出了泪水。实打实说，疾病带给这个家庭的是巨大的精神压力，而经济负担倒还可以承受。
这3户人家的生活状况，让记者看到了脱贫攻坚的制度性成效。通过这些年的帮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让看病不再成为农民最发愁的事情。公益性岗位等就业帮扶政策，根本改变了贫困家庭的收入来源。如果说经济收入上不去是“贫”，记者在调研中感到，贫困农户已经“脱贫”。无论是五保户，还是因残因病致贫的农户，经济收入都已经稳步达到一个水平。但是，他们“脱贫”之后依然需要“解困”。困在哪里呢？贫困户的“精神之困”远远大于“增收之难”，残和病都是心头之困。现在，农户居住相对分散，集体活动和精神文化生活贫乏，他们对于疾病和生活的忧虑就难以得到排解。经济收入脱贫之后，如何加强农村社会文化建设，帮助有病有残疾的家庭增强信心，仍然是农村建设的重大任务。
“户”与“家”
“簟笔且桓鐾臣聘拍睿“家”则包含着精神和社会意义。健康完整的家庭才能充满奋进动力。脱贫攻坚不仅要政策帮扶到“户”，更要帮农民建好“家”。
扶贫与扶志相结合是脱贫攻坚的一条原则。记者在调研中看到，家庭“志短”，除了因病因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本身的不完整。记者理解的不完整家庭，是指作为家庭主体的夫妻一方缺失。家庭主体缺失的原因各种各样，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但是，当前农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家庭主体缺失直接损害家庭的经济功能，造成长期精神不振和经济贫困。
有一种情况是上辈单亲，导致下一辈家庭的起步困难。记者在葛田乡华岭村访问一位58岁的老太太。她丈夫早年病逝，一个人拉扯大儿子。如今，儿子靠维修摩托为生，家里花了所有积蓄盖起了房子，但儿子33岁依然没有成家。房子里仍然摆放着过时的家具，而且多个房间都是空着的。儿子没有成家是老人最大的“心病”，也直接影响着母子两人的“心劲”。这个家庭的“扶志”与给孩子成家直接联系在一起。
记者调研的9户不完整家庭中，有8户属于上一辈单亲的情况。这种家庭贫困的重要原因是，家底薄，家庭积累不足。因为历史原因，过去很长一个时期，这样的家庭能把孩子抚养长大，已经十分不易，难以有更大经济力量。这样，孩子到龄无法成家，家庭接续陷入“恶性循环”，整个家庭就容易失去精神动力。
农村不完整家庭的第二种情况是儿子大龄未婚。在鹅岭乡塘南村，记者见到一位周姓老妇人。67岁的她和3个未成家的儿子一起生活。老人虽然精干利索，但无法摆脱精神的困顿。大儿子曾经成家，前几年离婚了。二儿子37岁，三儿子35岁，都没有成家。老人说，“家里除了一个电视，不用电器”。在塘南村扶贫的挂点干部介绍说，全村560多口人、141户，30岁以上适龄青年未婚的有24人。在茅坪乡坝上村，记者也遇到一位吴姓老妇人，已经60岁。21年前丈夫去世，她带着儿子生活。如今，儿子34岁还没有成家。这位老妇人参加村里的农家乐旅游项目，每年收入都在1万元以上。但她还是愁眉不展：“主要是发愁儿子结不了婚。”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农村婚姻破裂有所增加，这也成为农户返贫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记者在鹅岭乡神源村就访问过一位63岁的老妇人。她早年丧夫，自己拉扯孩子成人。在孙子9岁那年，儿媳出走，后来与儿子离婚。现在，家里使出全部力气盖起一座两层楼房，但外墙仍是的灰砖，家里也没有什么家具。通往二层的楼梯和二层地板都是水泥，没有来得及装修。儿子外出打工挣钱去了，留下老人照看着13岁、刚上初中的孙子。
给子女成婚向来是农村家庭财富实现代际转移的重要方式。子女婚姻破裂，尤其是儿子离婚，将中断一个家庭的财富积累，而且造成新的损失。按照现在的社会情况，农村结婚彩礼“行情”是10万元左右，再加上房屋、家具、酒席等开支，“婚姻成本”在20万元以上。对于一个普通农户来说，儿子婚姻重组相当于两倍付出这个成本，从经济账上看，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下，农村的家庭建设面临很多新情况。女孩从上学就离开村里，到了成婚年龄，大都在外地打工。男女比例本来是不平衡的，如果儿子遭遇离婚变故，重组家庭的难度非常大。这将直接打击一个家庭致富的精神动力。
“扶志”对于贫困户来说，就是要改变这个家庭的精神面貌。如果说“户”是一个农村统计概念，那么“家”则包含着更多精神和社会意义。健康完整的家庭才能充满奋进的动力。所以，在脱贫攻坚中，政府不仅要把政策帮扶到“户”，更要重视农民的家庭建设。家庭精神动力不足不是简单的政策扶持可以解决的。包括家庭建设在内的社会建设是经济稳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农村发展的重要任务。
“链”与“环”
农村专业合作社铺展出一条条产业链，而农户就是这链上的“环”。扶贫之难在于，让产业链把贫困户带起来，让贫困户成为产业“链”上牢固的一“环”。
井冈山脱贫攻坚中，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一个亮点。从2014年脱贫攻坚以来，新增农业合作社209个，全市贫困户100%加入了合作社。
这个100%怎样理解？记者想起了“链”与“环”的比喻。农村专业合作社是一个个产业链条，而农户就是这链条上的“环”。打造产业链，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这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验证。合作起来，才能形成规模；有了规模，才能增加效益。这是一条简单的道理。但是，农村经营以农户为主，难以形成规模，提高效益，这是很多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困境。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从理论上讲，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贫困户往往缺资金、缺技术，甚至缺劳力，谁愿意和他们一起成立合作社？如何让产业链条把贫困户带起来？怎样把贫困户有效地绑在农村发展的产业链条上？井冈山的农业合作社做出了回答。
用政府的政策举措启动专业合作的动力，这是井冈山的一条重要经验。他们根据贫困程度把农村贫困户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红卡户，需要政策兜底脱贫的；一种是蓝卡户，通过扶持可以在一定时期脱贫的；再一种是黄卡户，已经脱贫但还需要政策扶持一段时间的。政府为红卡户和蓝卡户发放产业发展资金，红卡户每户1万元，蓝卡户5000元。这些钱不是直接发到贫困户手里，而是成立合作资金，发展产业，贫困户从中分红。这项政策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注入巨大动力，使贫困户与产业发展稳固地结合起来。
政策发挥了推动作用之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作用就很好地发挥出来。
这种组织最容易“长”在农村的土地上，很快与当地种养条件相结合，植根乡土，而且不会“水土不服”。黄桃、茶叶、养牛等是合作社最常见的内容。因为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适合四五十岁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状况，对技术的要求也相对低一些。以种养为主的专业合作组织成为贫困户脱贫的一种有效方式。茅坪镇桃寮村一个村民小组以土地入股，2015年集中200多亩土地成立茶叶合作社。今年春天就可以采茶。村支书说，这种方式最能让农民受益。
这种“结合”有时候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当地经济资源，带有一定社会意义。井冈山有一个鹅岭乡。据说，鹅岭因附近一座山形似展翅之鹅而得名。乡里负责人说，刚刚脱贫的荷田村得益于养鹅合作社，而正在努力脱贫的神源村也有一个养鹅合作社。记者在神源村了解合作社的运营成效。全村45个贫困户，每户5000元产业资金集中起来，成立了这个合作社。2016年卖出4000多只鹅，每只鹅8斤左右，而鹅的售价是每斤10-15元。合作社只聘一个固定工，每月工资2000元，忙的时候再找几个零工。这样下来，合作社一年收入是32万-48万元之间，也算可观。
鹅岭一带养鹅合作社能够获益，并不仅仅在于那座形似鹅的山，而是因为吃鹅是乡间酒席不可少的一道菜。人们办酒席，压轴大菜就是米粉鹅。所以，本地需求量很大。正是顺应了这种社会习俗，养鹅才在这片土地上渐成产业。
规模是产业发展一个不容易把握的边界。规模大了，管理难度大；规模小了，效益提不高。但是，农业合作社这种形式适应农村千差万别的情况，规模大小完全取决于领办合作社的人和参与合作社的农户情况。对于能够大发展的合作社，入股贫困户的范围突破了村组甚至乡镇的行政区划限制。
r村合作组织多大的规模更合适，难以实行“标准化”。葛田乡党委书记研究了当地农村合作社的情况。他提出，合作组织的产业规模要与领办人的经营能力、与当地产业基础、与市场销售情况相适应。他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农场以土地100亩左右比较合适，一个种植毛竹的合作社，土地可以在千亩以上，而茶叶合作社则200亩左右比较适合人工采摘。
农业合作社仿佛是搭建在农村的一个个舞台，舞台有大小，但上演的剧目都动人。新城镇金源村一位姓尹的贫困户信心十足地领办一个养鸭合作社。他从小是孤儿，后来身患肺病，干不了重体力活。他10年前就开始学习养鸭子。他自己说“走南闯北学习养鸭经验”，但因为技术跟不上，一直没有成功。这两年，他专门到湖南学技术，但规模还是上不去。脱贫攻坚政策给了他一个机会。他联合村里5个贫困户，再加上帮扶单位的产业扶持资金，成立养鸭合作社，养了2000多只鸭子。去年半年就给贫困户每户分红1200元。他说：“过去成立合作社，自己没有钱，村里人也不相信我。现在，有了资金支持，我信心足了，大家也相信我了。”养鸭合作社这个不大的舞台，让这位47岁的农民找到了新的人生角色。
脱贫攻坚概念范文3
贫困县的“府谷现象”
在3月19日公布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新名单上，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万龙首先发现，陕西省府谷县被“除名”了。
2010年，林万龙曾率课题组专门对“府谷现象”进行研究。府谷县因为吸引大量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取得成果而被誉为“府谷现象”。在林万龙看来，府谷被调整出来“很正常”，因为早在2008年，府谷县就在陕西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排名中居前三位，2009年跃居全省第一。据统计，本次陕西调出的6个县中，有5个县位列2010年度该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
被调出的38个县中，有不少县的经济已经相对发达，并曾经引发争议。府谷就是其中一个。去年，有关机构第十一届“中国中部百强县（市）”“中国西部百强县（市）”，其中有多个国家级贫困县。
除了对排名的公正性质疑之外，公众更多地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那些顶着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富裕地区。无独有偶，广西百色市平果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但是早在2008年，该县就已经连续8年被评为中国西部经济百强县，连续6年居广西县级首位。上述百强县的名字，这一次都被从国家级贫困县名单上拿掉了。
难舍的“帽子”情结
一个共识是，在这份名单上，“请神容易送神难”。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介绍，调整贫困县难度很大，都想往里面进，进去的都不想出来。调整出来的基本都是“经济条件比其他县好太多的”。
不管是“贫困县”还是“重点县”，都没有动态退出机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农村贫困问题与发展金融研究室主任吴国宝说，1994年国家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就实行了“4进7出”，年人均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全部进来，高于700元的县全部出去。
汪三贵说，但几乎没有一个贫困县申请退出。此次被调出的陕西省吴起县，早在2008年就被曝出其人均可支配财力超过1万元，位居陕西省第一，是丹凤、商南等地的十几甚至几十倍。当时，陕西省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建议，摘掉吴起县的“贫困帽”。但时隔4年，这顶“帽子”才被摘下。
汪三贵说，没有申请程序，它们也不会主动去申请脱贫。这个名单基本上是十年一调，只能等待这个节点调整。
戴上“帽子”的不愿摘下，与此同时，很多地方为了戴上这顶“帽子”而努力。日前，湖南省新邵县入围“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该县因为广告庆祝而备受关注。在林万龙看来，“炫穷”的背后是利益的吸引。
据介绍，国家各部委对贫困地区、贫困县都有政策倾斜和非专项的转移支付。还有一些专门针对贫困地区的项目支持。汪三贵说，比如减免税会从贫困县先行先试，一些行业政策优惠也会优先考虑贫困地区。在一些招生考试中，来自国家贫困县的考生会受到降分录取、减免学费等优待。重重优惠让“贫困县”的争夺非常激烈。
“脱贫县”扫描
这次被调出的贫困县中，大部分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位于内蒙古、陕西的贫困县煤炭、稀土等产量巨大，位于河北的贫困县铁、金储量较大，位于南方的贫困县多为有色金属富集区。
据府谷县政府网介绍，该县北与内蒙古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接壤，西南与神木县毗邻，煤炭储量丰富，去年全县煤炭产量7204万吨。
林万龙分析说，当地经济发展如此之快，除去政策扶持和自身努力之外，煤炭等资源价格的猛涨是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在煤炭价格低的时候，府谷县、准格尔旗等这些地方并不富裕。随着资源价格的上涨，当地的GDP和财政收入增长都非常快。林万龙说，2005年，府谷在陕西83个县中排名还在35位，短短3年之后，就跃居前3名。有分析说，扶贫“扶”了这么多年，不如资源价格上涨效果明显。
“片区扶贫”新思路
2001年国家扶贫政策思路调整，“国家重点贫困县”的概念被“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所取代。据汪三贵介绍，从2001年起，国家已经开始淡化“贫困县”的概念，但是彻底取消这个概念又不现实。
在理论上，扶贫模式大体有两种：“地域瞄准”和“个人瞄准”。前者是确定一些地区进行扶持，后者是确定一类群体进行帮扶。2001年之前，扶贫基本以单一的“地域瞄准”为主，而“地域瞄准”又以“贫困县”为主要形式。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表示，连片特困地区是下一步扶贫攻坚的重点，是扶贫工作的主战场。
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增量部分，将主要用于片区。林万龙说，“片区扶贫”的提出，是因为很多相邻地区的贫困面临着共性问题，从而制约了整个区域的发展，比如交通问题、环境问题。而要破解这些难题，单靠发展一个县是无法实现的。
去年11月29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在今年3月19日公布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上，有340个县的名字被加黑，它们是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范围内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此外，还有大体同等数目的县，被一同划入集中连片特困区，它们共同构成了全国14个连片特困区。汪三贵分析说，扶贫重点到“片区”之后，片区内的重点县会比片区外的重点县得到更多的资源。
扶贫“视角”的缺失
与此同时，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正在变得非常普遍：很多扶贫政策正在“扶强不扶弱”。
林万龙说，比如扶持种植养殖业，可能会把钱给了大户，而扶贫贴息可能就给了大企业。比如，农机具购置给予50%的补贴，那么只要出1万元就可以购买价值2万元的农机具。
但是，如果你是个贫困户，可能就拿不出这个钱，也就享受不到这个政策。家电下乡也一样，买不起家电的人，享受不到优惠。“这就导致真正贫困的人得不到扶持。”林万龙说，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回避。在林万龙看来，很多扶贫政策缺乏“贫困视角”，没有对政策将要惠及的贫困人口、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测算。
“个人瞄准”的模式也在日渐兴盛，这种模式直接针对真正的穷人，主要形式就是社会保障。但是，汪三贵认为，在农村没有充分的个人信息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对于贫困的识别非常困难。林万龙也提到，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一个家庭是否贫困，已经不像原来那样一眼就看得出了。
贫困县标准亟待更透明
592个“贫困县”的总数是1994年确定的，这个名单的上一次调整是在2001年。11年之后的这次调整，是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作出来的。不过，按照这个纲要的要求，各省应该实现“重点县”数量逐步减少。
为减少阻力，《纲要》还特别说明，“重点县”减少的省份，国家的支持力度不减。此次“脱贫”的38个县只占重点县总数的6.4%。也就是说，经过10年的扶贫，绝大多数“重点县”仍然不能脱贫。
林万龙认为，不能简单从数量上否定中国的扶贫成绩。去年11月，国新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透露，从2001年至2010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2658元增加到11170元，年均增长17%，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林万龙说，以前认定贫困，是“吃不饱饭、穿不上衣”的绝对贫困标准，现在已明显不同。只是相对于其他地方，还比较落后。在林万龙看来，一个地区的贫困受到自然资源、基础条件、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国家的扶贫开发政策可以缓解这些影响，但很难从根本上利用行政力量完全消除。
不一样的结局 一样的“担心”
河北省涉县这一次被调出“贫困县”，这是涉县1984年以来第一次摘下这个帽子。一直努力的“脱贫”目标实现了，但涉县扶贫办副主任李运生却很难打心眼儿里高兴。在他看来，没有了国家支持，很多事情很难办。首先是财政扶持资金没有了。李运生说，专项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四税返还”加起来，扶贫资金每年能有1亿元，而涉县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10亿元，现在这笔资金一下子没有了。
因为不再是国家级贫困县，之前的帮扶单位也会撤出。不过，涉县对被“摘帽”早有思想准备。李运生坦承，“这几年涉县的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都比较高了”。据他介绍，这次河北省评选国家级贫困县，就是按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排队，用数字说话。所以，被“摘帽”也没什么话可说。
面对即将“脱贫”的现实，县里开了会定下调子，“不能松劲儿，别一下子断了档”。国家如果不支持了，扶贫工作再推进3年，县里自己每年拿出1000万，对贫困村重点扶持照顾。
在李运生看来，摘帽的后续影响有些还没显现出来，他担心一些地方可能要返贫。而且，作为财政支柱的两个大企业已经开始不景气，财政收入任务完不成了。
脱贫攻坚概念范文4
目前，对口支援主要模式有三种：一是有对口帮扶关系的东西部省市之间的常规性对口支援；二是特定工程或领域内的对口支援，例如：三峡工程移民安置就业，东西部高校、医院间的帮扶；三是应急救灾性的对口支援，例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灾后重建。“精准扶贫”是相对于传统的粗放式、漫灌式扶贫模式而言的。这一概念由于2013年11月考察湘西时首次提出。2013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此后，“精准扶贫”的含义逐步深化、扩展。根据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精准扶贫可以概括为：按照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要求，切实提高扶贫实效，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二、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区别
以下从目标对象、主体结构、资源安排、施策模式以及绩效考核与进入退出机制等方面解析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区别之处。其一，目标对象不同。对口支援是横向的地区间帮扶制度，受援对象主要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及其地区内的各种工程、经济或科教文卫项目。虽然对口支援确实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不少人口脱离了贫困，三峡移民等特殊对口支援项目也确实落实到受援地区个人，根据对口帮扶的常规运行机制，绝大多数情况下，其直接对象并非贫困人口。而精准扶贫作为纵向的扶贫机制，其终端指向贫困人口。指出，要使“真贫困者”和“返贫困者”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扶持和帮助，“不让一个人掉队”。“六个精准”中列在首位的“扶贫对象精准”，要求各级政府按照“严格对象标准、规范识别程序、坚持公平公正、直接到户到人”的原则，全面准确掌握贫困人口的规模、分布以及居住条件、就业渠道、收入来源、致贫因素等情况，建立贫困人口动态管理机制，确保扶贫资源向贫困对象集中。不难看出，“精准识别”这一要求是扶贫资金有的放矢、精准滴灌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反映出精准扶贫的目标对象的个体性。其二，主体结构不同。对口支援作为横向机制，主体参与关系相对复杂，就受督CAIZHENGJIANDU201713财税纵横援地和支援地的平行关系而言，存在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关系网络，参与主体主要是省、市一级。就单个具体的项目而言，则分别以支援方和受援方为中心形成两个网络：“交钥匙”形式的项目往往由支援方为主导；“交支票”形式的项目通常由受援方为主导；而“联建共建”的项目则往往有两个中心。此外，与同一个地区有对口关系的支援方之间，往往形成竞争关系而非合作关系网。精准扶贫作为纵向机制，其参与主体的主结构是垂直的，按的发言，可概括为“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在强化各级党委、政府扶贫攻坚责任的同时，明确行业部门的责任，并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扶贫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扶贫，形成合力。在主干的纵向结构中，重心下移：从2015年起，大多数扶持项目的审批权都下放到县一级。而且精准扶贫十分重视扶贫对象的脱贫内生动力，所以扶贫对象也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其三，资源安排方式不同。对口支援横向转移的资源形式比较多元化，涵盖物力、财力、人力、智力等等。比如，物力包括项目的直接援建（“交钥匙”），财力包括资金的直接援助（“交支票”），人力包括支援地区选派人员到受援地区工作，或受援地区选派人员到支援地区进修学习，智力包括技术、管理模式的交流和移植等等。精准扶贫传递的资源以资金为主要形式。一方面是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扶贫投入；另一方面是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其四，施策模式不同。对口支援的施策模式主要还是发达地区经验的移植。除了在“交支票”模式中受援方有较大自以外，大多数对口支援项目无论是“硬件”（财力物力）或“软件”（人力智力）、“输血”或“造血”，往往都是由支援方来主导。实际的施策模式往往是“支援方给什么受援方就要什么”。支援方的经验移植尤其是人才、科技和管理模式方面对于受援地的长期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在短期内，容易出现施策低效、重复的现象，例如多个支援方一窝蜂地在同一受援地兴建产业园区，导致产业同质化、产能过剩，这一问题也与上文提到的主体结构有关。精准扶贫的施策强调有的放矢，可以按照的话概括为：“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在实际操作中，根据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实施“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且每个“一批”都鼓励开发模式的创新。其五，绩效考核与进入退出机制不同。对口支援本身缺乏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一方面是政治性、无偿性的特点，使得很难分别针对支援方和受援方建立起考评机制；另一方面由于“对口支援”这一广义政策下其实包含着很多不同的子模式，例如工程支援和人才支援就存在着资源类型、目标结果、项目周期、外部性等诸多不同，这也客观造成了绩效考核的难度。就目前学界现有的论文来看，主要还是以受援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情况和公共服务水平，尤其是以GDP的增量和增速来衡量对口支援的有效性。但是严格来说，除非经过更为系统和细致的统计分析，这些地区性发展成果并不能直接归功于对口支援。此外，对口支援目前缺乏明确的进入和退出机制。精准扶贫一经提出就强调改革绩效考评机制。一方面是党政建立以减贫结果为导向的考评机制，不以GDP论英雄；另一方面是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开展贫困地区群众扶贫满意度调查，建立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和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机制。此外，关于精准扶贫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也比较明确。从进入来说，贫困人口和贫困村、贫困县都已有比较明确的界定；从退出来说，《十三五规划》指出要“抓紧研究建立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退出机制，准确反映减贫成果。”
三、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联系
其一，立足现实，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对口支援与改革开放的正式提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可见我国很早就开始致力于避免地区间的两极分化。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和社会整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口支援也作为“先富带后富”的重要手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就目前尚存的城乡、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来看，地区间资源横向的流动仍然非常有必要，而具体的形式也在被政界和学界不断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减贫成果创造了世界奇迹。根据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8.36亿，其中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我国在减贫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要使全体公民脱贫，目前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一是贫困人口总量仍然较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2014年底，我国贫困人口还有7017万。二是贫困人口的分布目前集中在一些偏远地区，欠缺软硬配套条件，且需要权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量，客观上增加了扶贫施策的难度。三是随着扶贫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绝对贫困人口的不断减少，贫困人口的脱贫需求已经从过去的“解决温饱”上升为“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等高层次。精准扶贫即是针对目前扶贫进入克难攻坚阶段而提出的。其二，目标一致，力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目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十七大上被细分为五点：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上述五点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促进。但如果根据对口支援和精准扶贫的直接目标来进行区分，那么对口支援作为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直接服务于第一点，即经济的协调发展。精准扶贫作为消除贫困现象的手段，直接服务于第四点，即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对口支援和精准扶贫的根本目标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三，形成合力，共创“大扶贫”格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汇聚社会力量打赢消灭贫困的战役。指出，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健全东西部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积极性。这表明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相互配合：一方面，对口支援应该提高精准程度，“好钢用在刀刃上”。例如，浙江提出对口支援要“三个精准”：目标计划精准、授建内容精准、沟通衔接精准。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应该积极整合对口支援的资源，“五指握紧形成合力”。通过优化参与机制的设计，可以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尤其是脱贫攻坚重点工程中的特色产业扶贫、劳务输出扶贫、教育扶贫、交通扶贫、健康扶贫，都应积极利用对口支援的相应项目，战略安排资源，实现效应最大化。
四、小结
脱贫攻坚概念范文5
【关键词】文化扶贫 “互联网+” 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是脱贫攻坚。为贫困地区提供物质帮助无疑是最简单直接、最见成效的方法，但长此以往，不仅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贫困现象，还会加重贫困人民对外在物质帮助的依赖程度，从本质上而言，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因此，文化精准扶贫成为开发式扶贫的重要方式之一：从文化、教育和精神层面给予贫困地区以帮助，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的素质，从“根子”上实现脱贫。
脱贫靠志，致富靠智。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脱贫攻坚，必须坚持“先扶志、必扶智”的战略指导，以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群众基本文化素质和劳动者技术技能为重点，推进文化扶贫、教育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互联网+”为文化精准扶贫带来新动力
文化精准扶贫作为一项开发性的扶贫方式，担负着从整体上提高贫困群体的文化素养、精神追求和文化自觉的重任，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石。但贫困地区长期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匮乏的物质生活条件，都给文化扶贫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转变扶贫思维、创新扶贫方式，成为文化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借助互联网推动文化扶，创新扶贫模式，将有效地推动文化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
第一，互联网的应用能有效活跃文化氛围，从根本上破除贫困文化。贫困文化的概念首先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提出的，他认为，人们的贫困很大程度上与其接受的贫困文化有关。贫困文化所指代的就是贫困人群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贫困人群相对趋同的心理、习惯、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等，受贫困文化的影响，贫困人群逐步与社会主流的生活方式相隔离。
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贫困地区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给贫困文化注入了新鲜活力。互联网能进行高效的资源共享，使人们足不出户即可接触各类新鲜事物，接触多元文化，这便突破了环境给文化扶贫工作带来的限制。闭塞的自然环境、落后的交通设施，不再成为贫困地区接收先进文化的阻碍，人们通过网络平台，轻松获取外界资源，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自身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从思想上打破贫困文化带来的束缚。
第二，“互联网+文化扶贫”，能有效弥补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文化扶贫工作的开展，向来有赖于贫困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打造新的社会空间是“互联网+”的核心特征，以互联网为基础，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各领域、多维度进行跨界融合，形成互联互通的社会网络关系。互联网大大突破了物理时空的限制，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学习和教育也不再完全依赖于图书馆等实体设施，通过网络平台，可随时随地学习，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泛在学习”，这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因贫困带来的“文化鸿沟”。“互联网+”让贫困地区的人民享受优质现代教育资源，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使“没有围墙的学校”、贫困地区全民学习进一步变成现实。
第三，“互联网+”丰富文化扶贫模式，提高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是制约贫困地区减贫的重要因素，增强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提升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是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如何提升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改变传统的“输血式”扶贫方式，实现“内生自发式”扶贫成为文化精准扶贫中的一大难题。
“互联网+文化扶贫”突破了传统模式的有形限制，使得贫困地区的人民接受文化的形式更为多元、更为丰富，也更具趣味性。这种多元趣味的学习方式，能够让贫困人群产生了解新鲜事物的欲望，使其自发学习文化知识，主动掌握网络技术，在潜移默化中掌握各类信息，与时俱进学习各项技能。这便是互联网在文化扶贫中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优势，能够自内而外改变贫困人群的发展欲望，使得贫困人群不再局限于现有的文化环境，消极接受贫困的既定事实，而是重新燃起改变贫困现状的动力，自发学习，提高改变贫困现状的能力。
进一步开展“互联网+文化扶贫”的举措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给文化精准扶贫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机遇，提供了崭新的发展模式。因此，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和效能，关系着文化扶贫工作能否接轨现代化进程、能否取得显著成效。
完善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工作的开展，虽然使得贫富地区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但是，在互联网的渗透率等方面，贫困地区依旧相对落后。因此，首先，要完善网络通信设备，提高手机、电脑等设备的普及率，提高互联网的接入率，增加贫困人群获得信息的渠道。其次，不仅要为贫困人群提供更多的硬件设施，还要使其对手机、电脑等工具的使用更加深入，对贫困人群使用网络进行技术指导。
加大互联网在教育扶贫中的投入。教育脱贫是文化扶贫中的重点，也是扶贫治困的治本之策。加大互联网在教育中的投入，能有效改变贫困地区知识水平落后的现状，为贫困群众灌注发展、创新、奋斗的观念。
第一，可以通过网络创新教育模式，实现资源共享，打破贫困环境的限制，使贫困地区的孩子也能接受远程教育，享受优质的现代教育资源。第二，互联网本身具有实时交流的优势，利用这一优势，开展城乡互帮互助工程，增加贫困地区学生与社会的交流和沟通，为其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拓宽视野，改变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贫困观念。第三，通过网络平台，为贫困地区的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课程，帮助学生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提升自身素质。
帮助贫困人群树立互联网思维。政府可以通过各项政策加大互联网在文化扶贫中的投入，社会各界也需发挥自身力量，不断提高贫困地区的现代化水平，但这些都是“外部推动式”扶贫，是一种“输血式”的扶贫方式。只有帮助贫困人群树立互联网思维，使其能够自发学习互联网技术，并在文化学习过程中运用互联网，才能真正实现互联网助力文化扶贫。
第一，建立互联网培训基地，普及互联网思维，提高贫困人群运用互联网的能力，对贫困群众进行科学指导，例如电脑的操作方法，帮助群众更好地利用电子设备，从而在文化学习过程中加以使用。
第二，开展集体文娱活动，提高贫困群众的自身素养。文化传播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学习，更多的是通过学习文化，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贫困观念。互联网带来的也不只是学习上的便利，现代娱乐活动更是离不开网络平台，举办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娱乐活动，采取更具吸引力的方式，可以有效满足贫困人群的精神生活。
第三，打造高素质的“互联网+”文化服务队伍。要想帮助贫困人群树立互联网思维，提高自我发展能力，需要不断完善“软环境”，选派任用相关专业人才，引导贫困人民树立互联网思维，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互联网+”文化扶贫中，不断增强贫困人群自我学习、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能力。
（作者分别为陕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陕西科技大学思政部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陈琦、宋雯：《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②王家华：《决战2020：拒绝贫困》，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
脱贫攻坚概念范文6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摆脱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仍然任重道远，各国政府虽然采取了大量措施消除贫困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绩效依然不尽如人意。普遍而持续的贫困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客观事实和不得不面对的巨大挑战。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和贫困不断加深的现象广泛并存。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市场机制驱动的经济会自发实现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过程，并渐进的实现经济发展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然而现实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却并未出现主流经济学家的预言。我们将这种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有贫困的进一步加深，甚至是自我强化使得贫困在一定的时间里持续存在的现象称为贫困陷阱。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信息不完全、腐败猖獗及国内政策制定的原因，导致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甚至强化贫困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形成贫困陷阱。
二、贫困陷阱理论
1、贫困的定义
贫困是一种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等领域，复杂而综合的社会现象。贫困最显著的特征是收入水平低下，教育医疗卫生严重不足，难以满足最低生存标准。近年来对贫困概念的研究在不断深入，研究贫困的视角也在不断变化。因而要对贫困给出一个全面而准确的定义是相对困难的事。我们在此给出世界银行对贫困的一个描述性概念：贫困是一种人们想逃避的生存状态：贫困意味着饥饿没有栖身之地，缺衣少药没有机会上学，更不知道如何获得知识。贫困是因为缺少清洁的饮用水而导致儿童生病甚至死亡。贫困是失业，害怕面对未来，生命时刻受到威胁的一种状态。贫困就是权力和自由的丧失。
2、贫困的标准
贫困测量有不同的标准。（1）贫困的收入标准。1979年联合国确定的国际收入水平的贫困标准为人均年收入200美元（1970为基期）。（2）贫困的营养标准。1979年世界银行提出了贫困的国际营养标准，即每人每天摄入2250卡路里。（3）贫困的人文标准。由于购买力等因素决定了维持生存水平的收入标准，且在各个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都存在不同的标准，因而发展中国家贫困程度的测量要采用综合标准测量。有学者提出度量一个国家的贫困范围和贫困程度可使用婴儿死亡率、人均寿命、知识和生活体面程度、文盲人数和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数来反映。
3、贫困的分类
采取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将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生存贫困和发展贫困。英国经济学家Rowntree和Booth最早提出了绝对贫困的概念，认为人们拥有获得相对财富和服务的权利，当缺乏或失去一定程度的财富和服务或这种能力时被称为绝对贫困，但他们的概念中忽略了人们对社会地位、自我心理和文化修养的需要。相对贫困则是指人们的收入低于一定时期人口平均收入相对比例时被称为相对贫困。这个定义并不是采用固定标准来定义穷人，而是使用整个社会成员的相对收入作为标准来衡量。在实际中通常将低于平均收入水平1/2的人或把收入分布中最后5%占比的人定义为穷人。我们将绝对贫困也称为生存贫困。发展贫困则是指在一个国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当穷人的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穷人就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用以抵御贫困。当穷人的收入水平低于这一标准时，国家就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来扶持、补助穷人，让他们达到发展贫困水平以上，从而缓解和消除贫困。
三、我国扶贫工作的难点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索扶贫模式。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将生产要素向落后地区转移，向贫困地区输送生产力来消除和缓解贫困。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当贫困人口的发生率低于10%时，市场作用将显得微弱。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消除贫困，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来消除和缓解贫困。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并充分重视建立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走开发式扶贫路线，通过培训贫困人口使其自主摆脱贫困。
2、加强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及科学技术增进扶贫。总体而言，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育程度还很低。儿童入学率很低，教育在扶贫中的作用并未显现和义务教育推广中依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医疗卫生事业还相当的落后，国家对贫困地区医疗保障的设计制度安排以及地方病的防治都存在严重的问题。科学技术问题主要集中于科技进步贡献率低、科学技术在贫困地区扩散缓慢无法发挥其生产力的作用。
3、劳务输出问题。在专著《中国劳务输出扶贫研究》中，吴国宝发现199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量45%和贫困下降率70%的贡献来自劳务输出。这表明劳务输出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近年来，全国出现的农民工潮，很多农民工在城市的打工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也成为贫困地区人们改变生活水平的主要途径。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劳务输出人员的素质培训、技能知识和组织问题，国家的社会保障及居民户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