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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税法基本结构体系范文1
关键词：电子商务；税收制度；应对策略
在世界范围内，对电子商务的征税有着比较大的分歧。就主流趋势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典型的免税制策略，主张不对附加税进行征收，避免了对网络贸易的干预，也使得网络贸易的发展不受局限；另一种是以欧盟为典型的扩大税制策略，认为网络贸易是未来经济趋势的必然发展，必须要对电子商务履行纳税的义务，并要强化原有税种的征税范围。我国应该充分结合电子商务的实际情况，重新审视税收管理制度，并创建电子信息形式下的税收新模式。
一、电子商务的特点
（一）交易主体、活动和商品的虚拟性。
在电子商务中，整个交易体系完全建立在虚拟的市场之中，在这一类市场中没有具体的销售人员、商场等名词概念，企业只需通过自己的商务网站就能够与消费者完成对接，实现交易。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税收机构无法对电子商务进行有效地制约和管理，这就使得我国的税收制度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同时，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所设的办事机构与分支机构逐年减少，而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网络贸易的交易数额急剧上升，这就加大了区域税收的差异化，对整个国税以及地税的收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在整个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趋势下来看，源于本国的非个人企业将会实现收入的急剧增加，但对于其相关所得税的认定将会更加困难。此外，大量的实体商品被网络化，比如电影、音乐、电子图书等。随着这些数字化的商品不断增多，相应的税收拟定也就越来越棘手。而相较于传统的商品，数字商品通过下载、订购等方式进行交易，更具传播性和推广性。在这样的虚拟特征下，使得我国税率及税种的认定更加边缘化、模糊化。
（二）电子商务活动的全球性和开放性。
电子商务活动的全球性和开放性表现在数字商品在国界上并无本质区别，交易的整个过程都处于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模式中。如网络中的音乐、书籍、软件、游戏等都可以直接越过海关进行交易和消费，而在交易中产生的费用则是通过网银结算。因此，电子商务的活动具有全球性，并且交易程序更为自由。而在传统的贸易体系中，本身就没有了海关的安检，关税就无法独立作为一门征收税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电子商务与征税方的潜在冲突。对此，以欧盟为代表的主张扩大税收的派别提出了将电子商务作为劳务税征收的观点，通过对劳务税的征收规避纳税义务方逃税的行为，使得税源由高向低流动，有效减少了各国财政的损失。
（三）电子商务活动的隐蔽性。
在计算机的账户中，同一台计算机的IP地址能够动态分配，因此可以拥有不同的网络地址。而不同的电脑也能够在动态的分配中拥有相同的网络地址，这就使得各用户之间可以利用匿名信箱以及匿名昵称等掩藏网络地址、邮箱地址、ID身份等网络信息。在实际的纳税中，所针对的纳税对象在电子商务的隐蔽性中被模糊化了。纳税人及纳税地无法确定，使得纳税工作开展更为艰难。在对外贸易中，电子商务的隐蔽性遮掩了用户的真实信息，交易的发生时间和输出地点也变得更加灵活，纳税体系中的关口税也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再加上纳税人本身所采用的授权、加密等保护手段，使得交易信息不断被掩藏，导致传统的税收稽查和管理失去了追踪审查的凭证。
（四）电子商务活动的流动性。
在电子商务的具体活动中还有着流动性的特征，只需要在一个交易主体的前提下（比如手机、电脑），就能够灵活地开展网络贸易活动。在信息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手机、笔记本等数码产品的普及，使国家的互联网体系更加完善。而在电子商务活动中，这些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网络贸易的发展，并赋予了电子商务灵活操作的流动性特征。传统的税收制度在进行纳税地登记时，由于无法准确把握网络交易位置，使得货款来源和货源途径的查清也更为困难，无形中增强了对我国税收体系的冲击。
二、电子商务对传统税收管理制度的挑战
（一）税源流失问题。
电子商务本身快速发展使税务管理部门在应对策略上缺乏了及时的研究，更缺少了系统规范的制度对电子商务活动进行约束，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税源流失问题，尤其表现在消费税、海关征收税以及增值税的流失。电子商务在其自身的交易活动中会不断缩小各交易主体在区域上的差距，从而大幅提升了跨国交易的数额，这就逐渐变化了商务交易的形式。当企业中的交易形式转变为个人消费与企业的分散交易时，就加大了对进口商品征收劳务税的难度，导致商品税源不断流出。
（二）应税行为和所得无法界定。
在网络贸易销售活动中，商品本身的性质受数字化的影响，在界定时缺乏一定的标准和依据，而商品交易的性质直接决定税收政策在商品中的运用。对网络交易活动中所存在的信息供给行为，如邮箱免费提供、软件免费下载等服务，这些信息服务是否应该纳入征税行列，就成了我国传统税收政策中所含混不清的因素。根据现有税法明确规定，货物抵债、赠送、以物换物等行为都应该被认定为“销售”，并要进行有关应税。但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却没有对网络商品的性质做出有效判别，导致无法有效实现依法征税。
（三）导致税收管辖权出现问题。
税收的管辖权是政府对个人纳税实施管辖的权利，明确税款征收与管理的分工职责，能够填补管理上的漏洞，使征税机构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彰显。在目前，各国政府以属人与属地两种原则将税收的管理权限分为了两种：一种是居民管辖权，而另一种是来源地管辖权。在现行的税法政策中，又利用居住地、常设机构等概念将纳税人的活动联结起来，同时以此执行税收的实际管辖。但在网络贸易活动中，因为其虚拟的性质使常设机构的概念变得非常模糊。企业在活动的过程中只要通过网站的设立就可获得收入来源，其经营活动摆脱了固定营业场所，变得更加灵活。这也就使得税收管辖部门在进行税收的有关管理时，工作变得更为复杂。
（四）税务稽查弱化。
税务机关要进行稽查征管，就必须要先了解纳税人实际情况，并掌握应税事实的证据和信息，以此作为税务机关稽查税务数据的有效依据。从目前各国的税制结构上看，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以流转税为税务主体，而发达国家则是以所得税为税务主体。电子商务税务纳收的有效执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较小，但却对发展中国家的整个税务结构起到了巨大的冲击。因此，面对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我国整个税务稽查体系受到了严峻考验。
三、电子商务环境下传统税收管理制度应对策略
（一）构建电子商务税收优惠制度。
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利益，在电子商务活动发展的初级阶段，应该给予实时征税优惠政策。网络商品的税率要小于实际商品税率，以此保障我国电子商务网络交易的健康发展。同时，要鼓励企业加大投资，推进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的有效建设，并不断将生产型的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而在所得税方面，应该实行产业税相关的优惠政策，并解除在工资扣除以及投资抵免上的限制，使企业的税收制度更为合理。
（二）建立健全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
电子商务税务登记的主要功能在于对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人身份进行判别，并依法实施税务管辖权。纳税人在进行电子商务活动之前，必须要进行税务登记，并提交相关的电子邮箱、EDI代码、企业网址、服务器地址、支付方式以及清算银行等具体的资料。而税务管理机构应该对纳税人所提供的资料进行严格审查和记录，并要求电子商务纳税人将登记号码长期展示在网站中。另外，还要对纳税人数字信息加以确定，保证纳税人真实身份，以便于纳税部门有效管理。
（三）加强税收协调。
电子商务的开放性和全球性决定了其在国际税收问题中的作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跨国偷税、漏税、逃税等方面。要有效解决电子商务这一问题，就必须加强各国之间税收的协调合作，进行税收信息交流，并积极参与国际征税稽查。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全球性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为国家利益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四）加强对数字化商品的分类和界定。
数字化商品的性质模糊是制约我国税法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必须加强对数字化商品的有效分类和界定。首先，要规范消费者的网络消费行为，杜绝产品复制；其次，对于网络中的信息服务，要将其视为劳务易活动。而电子商务中相关合同、订单等需要有效的销售凭证；最后，税务机关还应加强税收体系的信息化建设，掌握各电子销售的特点，并对电子订单、电子支付等网络手段实施有效监控，最大化适应网络信息环境下的税收管理需求。
四、结语
电子商务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下的产物，也是未来商品交易形式的趋势走向。对电子商务中税收管理进行研究，有利于保护我国税收经济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税法管理需要立足于基本国情，充分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推动我国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邢丘丹，史国丽.电子商务对传统税收制度的冲击与对策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0.5.
［2］张中帆.我国电子商务税收管理体系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J］.时代金融，2015.11.
［3］易竞.电子商务税收管理探究［J］.智富时代，2015.12.
商品税法基本结构体系范文2
1.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不能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从形式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都是33%，但两套税法无论是在法律效力，还是税前扣除项目标准和资产税务处理规定、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外商投资企业的窄税基、多优惠和内资企业的宽税基、少优惠直接导致两者实际税负的差距，据统计，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实际平均税负一直在10%左右，而内资企业则在25%以上。实行内外有别的两套税法，既违背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税负、平等竞争原则，也不符合国际惯例，中国已经加入WTO，外资企业将进一步进入我国，成为我国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的企业也将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对企业所得税在内外资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实现统一提出了迫切要求。
2.税基界定不规范，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限制过严税法对税基的确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与企业会计制度的关系不协调，由于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在职能、目标和核算依据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近年来，为适应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会计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且不断处于调整之中，而税法没有建立一套独立的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有些规定甚至在沿用老的会计制度，如对销售收入的确认、对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二是税法对界定税基的一些概念比较模糊，如对业务招待费、支付给总机构的管理费都以收入的一定比例为计算依据，收入净额和总收入是会计概念还是税务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有多大，并不明确。三是对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项目列支标准规定过严，如内资企业计税工资标准，广告性支出的限额、对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的严格限定等，使得为取得应税收入而发生的许多费用不能在税前足额列支，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规律，也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健康发展。
3.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明确，税收优惠形式单一一是税收优惠政策不能有效体现国家宏观调控需要。内资企业的优惠比较少，且多属照顾性，或是替代财政支出性的优惠，税收优惠偏重于解决机制转换过程中的临时性困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引导不足。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其效果偏重于鼓励吸引外资总量，不能有效调节外商投资的方向。二是税收优惠方式单一，政策效果不确定，容易引起企业偷税、避税现象。所得税优惠政策以直接优惠居多，间接优惠较少，主要是减税、免税和低税率。这些优惠措施，容易诱使企业通过频繁注册新企业、人为安排获利年度、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定价调节企业间的利润水平，钻税法的空子。目前，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有79个，已经生效的65个，而有税收饶让条款的国家只有30多个，我国给予外商投资者的低税率和减免税等直接优惠措施，外方需要在母国补缴税款，实际转化成了投资者所在国的税收收入，并没有使投资者最终受益。三是优惠政策的实施主观性、随着性大。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每年都有一些优惠政策以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形式出台，加上各地区为了本地区利益，无视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用减免税优惠政策作为招商引资广告，随意扩大优惠范围，越权减免税，采用地方税先征后还、即征即退等形式变相减免税，搞低税优惠竞争，扰乱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我国已经加入WTO，这种有失公平、公正、多变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可能面临外国投资者的诉讼。
4.企业间税负差异过大，部分企业税负过重我国现行税制对同一经济行为在各类主体之间税收待遇上的差异性，尤其是在所得税上表现最为明显。如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上市与非上市公司、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公司之间在适用税率以及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税收待遇不公现象非常突出。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制所存在的上述弊端亟待通过所得税制改革来完成。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的今天，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税制改革不能脱离国际主流税制的发展方向，不能莫视税制的国际惯例，不能莫视税制差异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所得税制的国际借鉴，对探讨我国所得税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二、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及趋势分析
1.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一是纳税主体的认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司所得税，一种是企业所得税，国际上通行的是公司所得税类型，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改征个人所得税。在税收管辖权方面，以企业登记地或以实际管理机构或控制管理中心地为认定标准，划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分别承担无限纳税义务和有限纳税义务。
二是税基的确定。在应税所得与会计利润的关系处理方面，在“不成文法”国家，如美国、英国等，会计准则通常是由会计师协会等民间组织制定，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差异也大，在“成文法”国家，因为会计制度以官方的法规为主体，应税所得和会计利润相当接近。
三是税率结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比例税率，有些国家仍保留累进税率，主要出于财政上的原因，企业所得税的大头由大企业缴纳，税率高了，小企业难以承受，税率低了，难以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在比例税率的运用上由于各国货币制度、政府政策及所得税的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有的国家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如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而更多的国家实行差别比例税率，主要是对小型公司的所得税采用较低税率。
四是对成本费用的列支。对存货的计价，许多国家都允许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多种方法之间选择，但要保持连续性。有些国家则明确不能采用后进后出法，如法国、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等，有不少国家还允许采用市价与成本孰低法，如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在折旧的提取方面，各国为了鼓励资本投资，纷纷放弃传统的“直线法”计提折旧，实行“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采用高折旧率对固定资产进行第一年基础摊销，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通常短于实际可使用年限，有的国家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摊提额规定可以大于固定资产原值，许多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的税收抵免，额外给投资者一笔税收补贴。
2.低税率、宽税基是国际所得税制改革的趋势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进行了所得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充分利用企业所得税在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的功能与作用，通过规范、完善和调整税收政策，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收鼓励措施，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刺激投资，达到增加供给、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美国于1986年进行了税制发展史上涉及面最广、调整幅度最大的税制改革，以“公平、简化和经济增长”为政策目标，以“拓宽税基、降低税率”为基本内容，美国公司所得税的基础税率实行15%、25%、34%三档累进税率，最高税率由46%降低到34%。美国的税制改革无疑对西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奥地利、新西兰、荷兰、日本等国，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以减税为核心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注：财政部税制税则司：《国际税制考察与借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在税率形式上，大多累进税率演进为比例税率，到1990年，除美国、荷兰外，经合组织的其余22个成员国都实行比例税率。在降低税率的同时，通过取消一些减免税优惠措施拓宽税基，如美国取消了净资本所得的优惠、股票回购支出的扣除、购买设备投资的10%的减免等。
西方国家税制改革的结果大大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总体税负水平。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在降低，这不仅体现在一般所得的边际税率降低导致的税负降低，而是整个税率制度决定的税收负担降低。因为，一方面是当代各国经济的开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当代政府的管理理念与政府目标是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再一方面，公司所得税是直接对资本的投资所得征税，与投资报酬成消长关系，所以各国为了吸引外资，解决本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都竞相降低公司所得税。
三、统一企业所得税法几大原则性问题研究
1.企业所得税的功能定位问题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的设计、优惠政策的制定都不能回避一个基本问题，即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它涉及该税种在组织收入中的功能定位，还涉及该税种在调节经济中的功能定位。企业所得税在一国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多大为合理？企业所得税能征多少，既要看流转税已经征了多少，后面的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种还要征多少，相互间需要衔接配合。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征管水平、政府对公平效率目标的侧重点以及对经济管理模式的选择都会影响企业所得税占一国税收收入的比重。税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税种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有着不同影响，一般认为，选择性商品税和差别商品税是非中性，会影响资源配置，所得税和统一商品税是中性，不会扭曲资源配置。但是，中性的税收不一定有效率，非中性税收不一定无效率。如果一个社会市场功能十分健全，不存在垄断，不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那么非中性税收只会妨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但现实情况是存在垄断，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需要政府的经济调节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这时，起矫正作用的非中性税收是有效率的。政府运用所得税税收政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发挥调节作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通过所得税优惠政策，影响投资报酬率，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动。而各国所得税制度和税负水平的差异，使得低税负国对资本、技术、劳务、人员等资源产生高吸引力，影响资源在国际间的流动。由此可见，我国企业所得税需要在与整个税收体系的协调中设计税负水平，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导向出发设计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2.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的原则性差异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都是企业收益额。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会计利润的计算依据是企业会计准则，它的服务对象是投资者、债权人和相关的经济利益人，应纳税所得额依据的是税法规定的各项税法条款，它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其功能是直接调节征纳双方的经济利益关系，两者对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对收益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存在差异。确定应税所得的原则与会计利润存在某些共同之处，如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划分收益性与资本性支出原则等，但也存在明显差别：一是税法不承认重要性原则，只要是应税收入和不得扣除的项目，无论金额大小，都需按税法计算应税所得；二是税法有限度的承认谨慎性原则，而强调确定性原则，如合理估计的或有负债允许在计算利润时扣除，而不得在税前列支。三是会计利润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外在的表现形式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实质时，应以反映经济实质为原则。这时会计利润的计算融入了人们的主观判断，从某些意义上修正了确定性原则。而确定应税所得时，有时更侧重于形式的规定，如计税收入和税前扣除的确认，税法必须以某种标志性的凭证取得为依据确定是否计入当期应税收入，是否允许税前列支，这也是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的客观要求。四是税法强调合理性原则。税法规定各项成本费用的列支标准和对关联交易非公允价格的纳税调整实际上是对会计利润确认原则中实际成本原则的修正。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企业所得税法的设计，既要注意税法与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衔接，又要体现税法的相对独立要求。
3.设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目标与原则一是充分重视税收优惠在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也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WTO组织和制度的构建以尽量不干预市场机制运行为宗旨，同时，WTO也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对对外贸易的干预和对本国产业实行合理与适度的保护。我们在履行对WTO成员国承诺义务的同时，应充分利用WTO规则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例外条款和优惠待遇，培育和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区别税收优惠与财政支出的不同功能。税收优惠和财政支出都能体现政府的政策意图，但两者又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由于税法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对于一些时效性强的政策鼓励适宜使用财政支出形式来解决。三是注意税收优惠要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时效性和制度调整的适应性问题。
四、统一企业所得税法的政策选择
1.关于税率的选择目前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对于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来说是偏高的，应当适当降低，但从目前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看，不应使企业所得税的总量下降，企业所得税收入规模过小，会导致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空间非常有限，不利于所得税政策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同时，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应与国际水平，尤其是周边国家税率水平基本保持平衡，我国周边14个国家或地区，10个国家（地区）的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在30%以上，为了有利于吸引外资投资，我国应取中等偏下水平。综合上述因素，企业所得税税率应在25-30%为宜。
2.合理确定税基，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和范围，统一资产税务处理的方法和标准建立一套完整的独立于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企业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税法应对计税收入的确定、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作出具体规定，形成统
一、独立的税法体系。具体来说：
一是计税收入的确定。由于会计利润旨在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理应严格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的实现，而纳税义务的发生，直接引起企业的现金流出，本着税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顺应企业发展规律，建议在应税收入确定时，适当兼顾收付实现制原则。如对应收未收的销售收入、对金融企业应收未收的利息收入、对接受非货币性资产的捐赠、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所取得的经济利益等项目，可以在限定条件下适用收付实现制。这里的限定条件很重要，如对金融企业超过规定的期限以上的应收未收利息才按实际收到利息计算应税所得，对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部分，金额较大的，可按期分摊计入应税所得。
二是提高内资企业税前扣除标准。办法是与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靠拢。如取消计税工资，取消对公益性、救济性捐赠的限额；在融资利息方面，对不同的借款形式，如发行债券、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等，只要是合理合法，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选择的筹资方式，其发生的利息支出，理应得到足额补偿，不宜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水平加以限制，但对关联企业之间相互借款的利息水平应加以限定。
三是规定对资产的税务处理。调整对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政策，在折旧年限、折旧方法上采取更灵活优惠的措施促进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无形资产的实际有效期限将越来越短，原税法规定的不得少于十年的摊销期限应该调整；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的开办费，一律规定在不短于5年的期限分期摊销不合适。
3.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和调整一是调整税收优惠的政策导向。税收优惠政策应体现国家产业政策，体现鼓励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税收优惠应从原来的地区性优惠为主转向以产业倾斜为导向的税收优惠，考虑到产业政策具有政策性、时效性强的特点，税法只对税收优惠的原则加以规定，具体应由国务院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纲要和产业政策制定，并适时调整。
二是减少税收优惠，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对原有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加以清理，取消政策目标不明确以及已经不合时宜的临时性优惠措施。如对发展第三产业、乡镇企业的税收优惠，对校办企业、民政福利企业的减免税转由财政支出解决；取消地区性优惠税率；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对产品出口企业的特别减税措施。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否需要启动现在应该取消的经济特区所采用的“避税港”模式，值得商榷。
三是实行税收优惠形式的多元化。税收优惠由单一的直接减免税改为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对技术开发费的加计扣除等多种优惠措施并举的多元化税收优惠形式。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应关注税收饶让条款，让投资者能真正享受到我国所给予的税收优惠。
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度性调整的适应问题。两法合并，必将带来各经济主体的利益调整，直接影响投资收益水平。为了保持税收政策的延续性，为经济主体提供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需要安排制度变迁的过渡性措施。如对原税法规定的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对外商投资企业取消特定地区税率优惠后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超税负税收返还的过渡性措施等。
统一企业所得税法不是简单的两税合并，而是对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过程，新的企业所得税法，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需要与财政体制与财政政策的整合，需要与其他税种的相互协同，需要税收征管的配套改革。而所得税制的改革又伴随着经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企业将面临税收环境的制度性变迁，并引起企业主体行为的适应性调整，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1]沈玉平.所得税调节作用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
[2]唐腾翔.比较税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商品税法基本结构体系范文3
[关键词]税收制度；银行业税制；税制改革
一、银行业税制设计与改革的实践——中外比较和启示
(一)银行业税制的中外比较
1.税制设计原则。国外一般是以保证整个经济链条的稳健运行、确保税收征管链条完整、尽量减少税收产生的超额负担和保持税收中性为目的，同时兼顾促进本国银行业竞争力的需要。而我国更加注重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和持续增长，对促进银行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考虑相对较少。
2.税种结构。国外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企业或公司所得税(或称利润税、利得税等)为主体的税制，如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和巴西等；另一种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如印度以消费税为主体税种”。从发展历程来看，国外都已经或正在逐步从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
我国对银行业征收的税种有15种，其中，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合计约占银行业所纳税额的80%左右，且2004年以前以营业税为主。随着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股份上市的顺利完成，我国银行业利润大幅度提升，企业所得税增长迅速，占比逐步上升，并在2005年以后占据主导地位。
3.具体税种。
(1)流转税方面。首先，绝大多数国家不对银行业征收营业税或类似的税收，即使征收也一般实行较低的税率或较窄的税基，例如，法国、荷兰不对银行业征收营业税。我国对银行业征收的营业税包括金融保险业、服务业下的租赁、销售不动产和转让无形资产四个税目，税率均为5%，其中，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的范围包括贷款利息收入、中间业务收入、金融商品买卖价差等。此外，对内资银行还要以营业税为税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根据经营机构所在城市的不同有7%、5%和1%三种税率)和3%的教育费附加。其次，有一些国家将金融业务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但仅对非主营金融业务征收。比如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大部分国家对银行业实行增值税和商品劳务税制度，将银行业的金融服务项目细分为货币结算、存款业务、贷款等27大类，并针对不同的金融服务制定不同政策，主要包括四类：征税；免税，但是不能抵扣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增值税；实行零税率，在免税的同时允许抵扣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的全部增值税；金融服务不作为增值税的征税对象。
(2)企业所得税方面。(a)税率。目前，从各国的普遍情况看，企业所得税税率呈进一步下降趋势，并且对内外资企业基本上一视同仁。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税率低于我国，如日本和英国基本税率为30%。但也有少数发达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比我国高，如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35%。我国银行业的企业所得税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定为33%，其中国有商业银行税率为55%(1997年下调为33%)。此外，对外资银行给予了一系列优惠，其实际适用的税率为15%或更低。(b)呆账准备金的税务处理。国际做法不尽相同，但都遵循税收中性原则，即进入成本费用的呆账准备在税前扣除的时间和数量方面都应与银行贷款的实际经济损失相一致。我国银行业在准备计提时基本上是根据五级分类结果进行，但税法要求限额扣除，允许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二本年末允许提取呆账准备的资产余额×1%-上年末已在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余额。(c)企业所得税法规体系。通过给予所得税优惠吸引外资是国际通行做法，但这些优惠一般被置于国家统一的所得税法之下。我国为鼓励外资进入，将内资企业和外资(或含有外资成分的)企业区别对待(内外资银行业也如此)，分别适用并行的两套差别很大的所得税法。
4.税收负担。同国外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总体税负水平偏高。目前，国内商业企业所得税、营业税金及附加合计与税前利润的比例大致在50%-60%之间，与营业净收入的比例在15%-20%之间。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巴西等国税收支出占税前利润比例为20%-40%，与营业净收入比例基本在5%-15%之间；瑞士、荷兰、比利时等欧盟国家的商业银行实际税率已经降低到20%以下。西方各国主要银行税收负担情况如表1所示。
(二)国外税制改革及其启示
1.国外税制改革的主要特点。美国税制发展大体经历了以关税为主体的间接税阶段，以商品税为主体的复税制阶段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复税制阶段。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后进行了重大税制改革，具体包括：完善所得税制，将独立的基本所得税和附加所得税合并，实行统一所得税，并统一使用累进税率；引进增值税取代购买税等。俄罗斯于1991年12月27日成立之初就进行税制改革，主要包括：将周转税改为增值税(征税对象为所有商品和劳务的增加值，2001年1月1日起，已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在入账后就立即可以抵扣)和消费税；将利润上缴改为利润税等。总体来看：都是逐步向以所得税为主体的复税制演进；对银行业征收流转税较少，即使有，也主要是消费型的增值税且免税条款较多，注重通过降低流转税来促进经济发展；都是逐步简化税制，拓宽税基；在税制设计上考虑整体性和系统性。这些特点既是各国税制改革的一般规律，实际上也代表了目前税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2.国外税制改革对我国银行业税制改革的启示。我国银行业税制建设起步较晚，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税制的完整概念，且主要偏重于考虑统一内外所得税、降低营业税，相对忽视对金融产品品种的税制建设。国外税制改革经验已经证明，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更有助于商品流通和劳务服务的发展，从而产生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因此，我国应考虑实现税制结构的转型，逐步由所得税和流转税并重向所得税为主体转变。考虑到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对经济的重要媒介和推动作用，国外普遍对银行业征收较低或不征流转税，并且多以消费型增值税的方式体现，对促进金融服务的活跃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国也应考虑对营业税进行改革，采用降低税率、改革税基或将银行业务纳入增值税链条的方式改革银行业的流转税。
二、我国银行业现行税制分析——辨证视角
从1994年的税制改革到现在的13年内，我国国民经济连续多年保持稳定快速增长。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现行税制中一些过去并不显著的问题开始突出，制约了我国银行业特别是内资银行业的发展，阻碍了我国内资银行竞争力的提高。总体而言现行银行业税制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税收制度合理性
1.税制设计思想偏重保证财政收入，未能充分考虑银行业发展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由于银行产权全部或部分国有，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与政府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一度作为国家的附属机构存在。这使得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把银行业尤其国有银行当作国家的“钱匣子”对待，银行业税制一直偏重为国家财政服务。站在银行业依靠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大规模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现在反思过去的税收政策发现，在过去数十年中从银行业获得的有限税收，实际上已经通过注资和不良资产剥离的方式全部回流到银行业的改造中，而且数额还远远不够，需要在今后若干年内动用银行业，甚至其他行业获得的税收收入来消化，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
2.税种结构过于依赖营业税，不利于促进金融服务发展和资本流动。现行税种结构中以营业税为代表的间接税占很大比例。由于营业税对营业额征税，同类的金融服务流转一次就要增加一次税收，形成重复征税，导致资金流动次数增加到一定数量之后，有限的利润空间就会转变成税收支出。这阻碍了金融服务市场的活跃，制约了商业银行进行金融服务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促进金融服务发展和资本流动。
3.部分税种税基设计不合理、重复征税或税负过重现象突出。(1)营业税方面。一是对贷款业务以营业额全额计算征收营业税，不允许抵扣相应的贷款资金利息支出，实际税负偏重；二是自用房地产在转让时，不但要按照建筑业税目缴纳营业税，还要以销售额全额按照销售不动产税目征收营业税，造成重复征税。(2)抵债资产税负方面。在抵入、持有和处置过程中涉及过多税费，具体包括：对房地产抵入时需缴纳契税、印花税，保有期间需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处置时需缴纳营业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土地增值税等税费，购买方还要缴纳一次契税、印花税；对抵入货物在销售时要缴纳增值税且不能进行进项税额抵扣；对抵入无形资产处置时需缴纳营业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税费。过高税费的存在直接降低了抵债物的变现价值，甚至有些抵债物全部处置收入还不足以缴纳处置过程中税费。这既不利于债务企业通过债务重组进行脱困，也打击了银行通过以物抵债方式消化不良资产，加快存量抵债资产处置的积极性。(3)所得税税基中呆账准备方面。我国相关财务会计标准要求银行根据贷款预计损失提取准备，但在现行银行业税制下，内资银行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不得超过年末允许计提呆账准备风险资产余额的1%与以前年度税前扣除呆账准备余额的差额；外资银行可以逐年在税前按照年末放款余额计提不超过3%的坏账准备。现行的税前扣除政策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低于人民银行规定的计提比率，无法形成对银行及时、足额计提专项准备的政策激励，不利于银行加速消化不良资产，稳健发展。
商品税法基本结构体系范文4
关键词：税制结构公平和效率改革措施
一、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发展与演变
总体上看，西方，国家的税制结构经历了由以直接税为主体到以间接税为主体，再到现代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发，展过程。
1.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这是早期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实行的税制模式。在当时自然经济处于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处于从属地位的情况下，国家无法从其他方面课征足够的税收，只能以土地和人口作为征税对象，采用直接对人或物课征的人头税、土地税、房屋税、户税等直接税形式保证政府取得必要的收入。这些简单、原始的直接税，大多按照课税对象的部分外部标志来规定税额，如：人头税按家庭人口课征等。此外，也有非常有限的市场税和入市税作为辅助税种。
2.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资本主义发展之初，西方国家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主要遵循中性原则，把追求经济效率作为首要目标。一方面对国内生产、销售的消费品课征国内消费税，以代替原先对工商产业直接征收的工商业税，从而减轻了资本家的税收负担；另＿方面，为保护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国外制造和输运的进口工业品课以关税。这时的税制结构，一般称为以关税为中心的间接税制。
3.以现代直接税（所得税）或间接税（增值税）为主的税制结构。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以关税为主的间接税制逐渐暴露出了其与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保护关税成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和向外扩张的桎梏；对生活必需品课税，保护了自给的小生产者，不利于资本主义完全占领国际市场；间接税的增加还会提高物价，容易引起人民的反抗，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更满足不了战争对财政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资本义经济的高度发展，也带来了所得额稳定上升的丰裕税源，为实行所得税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第﹁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各国相继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少数国家（法国等）则建立了以先进的间接税（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4.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困境之中。西方国家普遍认识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虽然有利于社会公平，但高所得税抑制了纳税人储蓄、投资和风险承担的积极性，抑制了经济增长。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西方国家在供给学派思想指导下，再次把税收政策的目标转向经济效率，各国纷纷开始了大规模的税制改革，80年代中期以后，普遍开征了增值税，许多国家逐步扩大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出现了税制结构重返间接税的趋势，形成了所得税与商品税并重的税制格局。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税制改革与创新
1985年5月29日，美国总统里根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税制改革的咨文，由此拉开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规模税制改革的序幕。1986年美国政府提出了堪称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税制改革方案。此后，西方各国纷纷效仿，形成了以“低税率、宽税基、简税制、严征管”为特征的全球性税制改革浪潮。此次税制改革是半个世纪以来税制原则的一次重大调整，在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上，由全面干预转向适度干预；在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的权衡上，由偏向公平转向突出效率；在税收公平原则的贯彻上，由偏重纵向公平转向追求横向公平；在税收效率原则的贯彻上，由注重经济效率转向经济与税制效率并重。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1.大幅降低所得税税率，特别是减少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档次、降低边际税率。税制改革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由11%～50%的15档税率减少到只剩15%和28%两档税率，最高边际税率由50%降为28%.公司所得税也由原来的15%—46%的5档税率减少为15%、25%、34%的3档税率。英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改革前的6档，改为现在的25%和40%两个税率档次。其他西方国家的所得税税率档次都从以前的10多个档次减少到不超过5个档次，还普遍降低了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至此，西方国家基本上不存在边际税率超过60%的所得税。
2.提高增值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扭转了长期以来重视所得税，忽视商品税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国家在减少所得课税的同时，加强和改进了商品课税，主要是普遍开征了增值税。从1985年起，土耳其、葡萄牙、西班牙、新西兰、希腊、日本、加拿大等国先后开征了增值税。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提高了增值税的税率，扩大了增值税的税基，OECD国家增值税的平均税率由开征时的12.5%提高到了1996年的17.5%.
3.税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一是跳出了供给学派“单向”减税以刺激总供给的框架，强调应该通过减税与增税“双向”调节社会经济活动。这在美国克林顿的新税收政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增税主要包括对最富有阶层增收所得税，扩大针对有关医疗保险的工薪税税基，提高联邦汽油税等，而减税则主要针对中低收入家庭与小企业，并扩大对劳动所得税额扣抵的范围。其他OECD国家也有类似情况。二是在效率与公平原则及其他政府目标的结合与轻重权衡上，普遍调整了片而追求效率、忽视公平及其他政府目标的做法，努力促进各原则目标的协调。三是不片面强调追求“理想优化状态”和使用绝对中性的“非扭曲性”税收工具，强调对各种约束限制条件的研究，注重“次优状态”的获取。四是更注重改革的循序渐进，注重经济行为主体的反馈信息，并没有刻意追求一步到位。
三、我国现行税制及税制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行税制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形成的，其基本原则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实行的是以增值税为第一主体税种，企业所得税为第二主体税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这种税制结构实行近10年来，成效显著，但由于税制改革方案出台时间较仓促，使新税制从一开始就存在某些先天不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使现行税制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
历史地看，现行税制在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系统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就系统性缺陷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是从财政意义上进行的，难以充分体现供需总量调节的要求，对宏观税负水平缺乏科学论证和界定，不同税种间的改革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影响了整体功能的发挥。就功能性缺陷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以成熟的、理想化的市场模式为主要出发点，而且是在经济发展处于高速度和高通胀并存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改革的内容以统一税制集中税权为核心，基本放弃了税收对经济的主动调节激励功能，使税制缺乏适应变化的灵敏性和灵活性，制约了税收职能的全面发挥。
现实地看，税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并产生了新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税制的结构性缺陷上：（1）主体税种名不符实。所谓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的税种模式事实上一直处于“跛足”状态，近10年来，流转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而所得税的比重不足20%.（2）辅助税种调控乏力。两大类12个辅助税种占收入的比重不足10%，调控作用与理想设计相去甚远，社会保障税、财产税长期处于缺位或半缺位状态。（3）税负结构失调。从税源区域、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课税对象等角度分析，我国税收主要来源于东部，其次是中部；主要来源于第二、第三产业；主要来源于对商品流转额和所得额的课税；许多税种未能及时立制开征，导致税源遗漏。（4）税收管理体制不规范。1994年建立的分税制，主旨在于提高中央税收收入比重，而且是在承认地方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导致税权的划分未能充分体现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也没有理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由此引发了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使得政府收入渠道混乱，形成了以“费”挤税、甚至“费”大于税的局面。
发展地看，现行税制不能很好地适应国情变迁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主要体现在：1994年税制改革出台之际，正值通货膨胀高峰时期，而目前，改革时的“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的局面现已被供过于求、买方市场的局面所替代，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与此同时，随着国家之间贸易交往与合作的加强，经济全球化、税收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国与国之间的税制差异日益缩小。世界各国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税率的水平与结构以及税种的格局等，均呈现出趋同的倾向。
四、我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及对策措施
（一）科学选择主体和辅助税种
1994年的税制改革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现行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并重的税制结构。这种税制结构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基础上，形成了层次性的税收分配调控体系，从总体上看是合理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税制结构的进一步优化，需要在主体税种和辅助税种的选择与完善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
1.主体税种的选择。目前对我国主体税种的选择有多种观点。我们认为，主体税种的选择不仅要注重其所筹集收入在整个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大小，还要重视其对实现税收政策所起到的调控作用。因此，我国主体税种的选择应继续坚持流转税（主要是增值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增值税征税范围广，涉及生产流通的各个阶段、各个领域，对社会经济生活起到普遍的调节作用。增值税征收管理的特殊性，使其具有较强的聚财功能，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我国现行增值税是生产型增值税，而世界大多数实行增值税制的国家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购入固定资产发生的增值税能否给予抵扣。我国长期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主要原因是财政实力有限，并把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作为控制投资膨胀的重要政策手段。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方式已经发生转变，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条件已初步具备。从所得税来看，所得税具有自动稳定经济的作用。从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过程看，存在着经济波动，需要运用一定的政策手段熨平这种波动。同时，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在实行累进税率的情况下，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调节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实现税收政策的公平目标。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通过所得税取得的收入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也会相应增加。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员、服务、资本等跨国流动速度的加快，会使居民个人跨国收入和非居民个人本国所得都相应增加，这必然要求强化所得税及其管理。
增值税与所得税具有不可相互替代的功能和特点，只有二者相互协调配合、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主体税种，才能有效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如果仅以流转税为主体，存在难以解决的诸多问题；而如果仅以所得税为主体，为保证财政收入，同样会导致过高的所得税税率或较高的累进性而抑制劳动者工作、储蓄、投资和风险承担的积极性，阻碍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不利于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等负面效应。
2.恰当地选择具有特定功能的辅助税种。为补充主体税种在实现税收政策目标中的不足，应根据税收环境的变化，对现行税制中的辅助税种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使之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1）适时增设我国税收体系中缺位的税种。比如，在比较适合的领域开征环境税；本着谁受益谁纳税的原则，适时开征一些属于受益性质的税种，如对原始森林的复植、道路维护等开征森林维护税、汽油税等；从社会公平和调节收入分配的角度，结合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开征社会保障税，稳定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适时开征财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税种。（2）取消那些设置不当或已失去意义的税种，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屠宰税、城乡维护建设税、筵席税等税种；合并房产税与城市房产税、车船使用税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
（二）优化主要税种的内部结构
就增值税而言，（1）应扩大增值税的范围。理想的增值税制应将所有商品和劳务纳入课征范围，并在商品生产、批发、零售及其他各类服务的所有环节征税。我国1994年实行的增值税制仅将征税范围扩大到所有商品生产、销售和进口环节，而劳务基本被排除在外。：西方国家的实践表明，增值税实施的范围宜宽不宜窄。（2）合理调整增值税的税率结构。我国现行增值税基本税率为17%，略高于实行增值税最为普遍的欧共体国家，远高于亚洲国家，并由于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扣除范围小，税基较大，使增值税税收负担水平偏高。就消费税而言，应从有效调节消费行为、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调整现行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对轮胎、护肤护发品、普通化妆品等免征消费税；对目前的一些高档消费、奢侈消费，应征收消费税。就营业税而言，我国现行的营业税和增值税都是我国流转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值税主要以商品流转额为课税对象，营业税则主要以非商品流转额为课税对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存在相互转换的情况。要真正解决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基划分问题，应该实现营业税向增值税过渡，最终实现流转税制的统一。就个人所得税而言，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实行分类课征制，即区分不同的所得项目适用不同的税率，存在着难以衡量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不利于税收公平的缺陷。理想的方法是实行综合课征制，但又由于我国居民收入较低，且分配方式复杂，隐性收入较普遍等问题，缺乏必要的纳税人基础和税收征管体系。因此，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课征模式较为可行。当前，应针对综合课征制的一些缺点和个人所得税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采取相应措施完善个人所得税，如适当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减少税率档次，适当拉大税率级差，扩大适用最低税率的征收面等。就企业所得税而言，主要是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减少和取消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中过多的税收优惠，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相同的税收待遇，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实行比例税率。
商品税法基本结构体系范文5
巨灾债券（Catastrophe Bonds）是20世纪9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金融创新，是巨灾保险风险证券化最受欢迎的方法。巨灾债券在我国尚属空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法律、税收、会计等方面的制度不完善。研究巨灾债券的税收理念与税收制度对于促进金融创新，增加巨灾保险供给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巨灾债券的运作结构
巨灾债券是一种混合性金融产品，不能直接适用传统金融商品税法规范。只有在充分揭示巨灾债券的全部运作结构，而不是强调证券化的某一环节才能对巨灾债券准确定性。因此，在研究巨灾债券课税规则之前，分析巨灾债券的运作结构是非常必要的。
巨灾债券的发行一般是通过保险人或再保险人发起设立的特殊目的再保险人（special purpose reinsurance vehicle，SPRV）进行的，巨灾债券证券化的流程借鉴了传统证券化的技术。巨灾债券的运作流程可做如下概述：第一，创立特殊目的机构（SPRV），并使其破产隔离；第二，SPRV向投资者发行债券，募集所需资金；第三，SPRV与创始机构（原保险人或再保险人）订立再保险合同，并收取保费；第四，将债券募集资金和保费用于投资；第五，确保SPRV及其投资运作安全；第六，向投资者支付本金及利息，如有巨灾事故发生时履行再保险合同下的赔付义务[1]。
二、我国巨灾债券的税收理念
（一）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分担巨灾债券交易主体从事金融创新的风险
巨灾债券问世至今不到二十年，其间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迄今为止，只有美国、日本、台湾等少数国家或地区发行过巨灾债券。巨灾保险风险证券化是借用了传统证券化技术将巨灾保险风险转移至资本市场的一项金融创新，制约该金融创新产品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产品定价、投资者的接受度、监管制度、税收制度等方面[2]。对巨灾债券参与主体来说，从产品的设计、证券化载体的设立、债券发行、资金管理等环节，均面临不同的风险。一方面，在具体巨灾债券设计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该金融创新可能无法取得预期的成果；另一方面，即使取得产品创新设计成果，由于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如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等，巨灾债券证券化的实施也有可能受到阻碍或使实施的经济效果严重偏离预期。金融创新的风险越高，市场主体从事创新的意愿越低[3]。 因此，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分担金融创新风险，增强巨灾债券交易主体风险承担的能力。
（二）运用税收工具增加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的巨灾债券的供给
我国主要运用财政资金对巨灾损失进行救助，至今仍未建立巨灾保险制度。我国是巨灾多发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能力有限，不能有效补偿巨灾给灾区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而政府主导型的巨灾保险财税政策模式一般适合经济发达、政府财力雄厚的国家采用。因此，我国加快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多层次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对于灾害预防和灾后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提供巨灾风险管理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应有之义。巨灾再保险是巨灾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年来巨灾再保险供给不足，以巨灾债券为代表的新型风险转移机制起到了很好的再保险补充功能。可见，巨灾债券的公共产品属性是非常强的。税收政策存在的正当合理性就在于通过税收优惠或税收惩罚，对纳税人的经济行为或其他行为进行干预和诱导，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由于保险与生俱来的公益性与社会保障性，各国对保险业一般都采取扶持的政策，对保费收入征收比较低的货物和劳务税[4]。巨灾债券作为替代性风险转移机制，通过设计复杂的交易结构与保险技术，运用资本市场广大投资者的资金为巨灾保险的被保险人提供保障，减轻了政府动用财政资金的负担，减少了全体纳税人的支出。因此，给予巨灾债券税收优惠有助于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不仅减少了巨灾债券参与人税收负担，也有利于灾区人民生产生活和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基于我国巨灾保险事业急需发展的客观现实，我国应尽快出台巨灾债券的监管及税收政策，区分不同产品类型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鼓励金融主体勇于创新，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巨灾风险保障产品。
三、巨灾债券投资者的税收制度
利息与股息的区分除关系到公司层面的可抵扣性外，也影响到接受者的税率。对于投资者收到权益型证券的偿付视为获取股利，机构投资者要缴纳所得税；而对于收到债权型证券的偿付则视为利息收入，金融机构的投资者除缴纳所得税外可能还要缴纳营业税[5]。SPRV定位于特殊目的再保险人，其组织形式一般是公司，巨灾债券的投资者则包括银行、保险及其他机构投资者。巨灾债券面世时间不长，尚无权威机构就巨灾债券的性质和税收待遇做出明确规定。巨灾债券的债务特征不仅对最大限度降低SPRV的纳税义务是至关重要的，巨灾债券的债务特征或权益特征的认定也是确定投资者税负的基础。
（一）债务与权益的区别
基于税收目的对巨灾债券进行分类时，须仔细考虑不同情况下区别债务和权益的不同标准。巨灾债券是债务性的还是权益性的定性问题主要依赖于投资者的经济风险和潜在收益的权衡结果[6]。美国关于债务或权益认定的规则主要体现在《国内税收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IRC）、美国国内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的规定及司法判例中。
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第385（b）节规定了如下五个方面需要考虑的因素：第一，是否存在无条件付款承诺，该承诺存在充分对价，依照要求或在指定日期按固定金额及固定收益率付款；第二，是否优先或从属于公司其他债务；第三，公司的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比例；第四，是否有可转换债券；第五，持股与获取利息的关系。美国国内税务局（IRS）就如何为债券恰当定性也作了相关规定。在的Notice 94-47， 1994-1 C.B. 357中，IRS指出，某具体证券是债务还是权益取决于证券发行的外部事实，以下因素是应该考虑的：第一，证券发行人是否有无条件付款承诺，承诺按要求或在将来可以合理预见的到期日付款；第二，证券持有人是否具有要求强制执行本金及利息的权利；第三，证券持有人的权利是否从属于一般债权人的权利；第四，证券是否赋予持有人参与发行人管理的权利；第五，发行人是否弱化资本；第六，在证券持有人与发行人的股东之间有否有识别标志；第七，在非税收目的情况下，包括为监管、评级、财务会计的目的，证券是否被视为债务或权益[7]。
在金融工具的定性上，美国判例法发展出一些被广泛援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其中部分已在Notice 94-47中得到体现，这些因素分别有：
第一，有权强制执行。债务与权益的一个关键区别是违约时是否有权强制执行。发行人未支付到期款项时，债权人有权起诉发行人，而股东一般没有起诉要求分配收益的权利。第二，收益的固定化。有权收取固定收益而不考虑盈亏是债务的显著标志。如果利息支付是不确定的，则该金融工具更像是股票。第三，确定的到期日。第四，权利的从属性。如果债券的权利并不从属于其他债权人的权利，则法庭倾向于认定为债务工具。第五，当事人的意图。可通过证券的名称及证券在纳税人账簿中的处理来考察。第六，对公司收益的参与程度[8]。
尽管债务与权益的区分有多种维度，但很难列举出一个全面的判断标准，也很难说哪一个判断因素是最重要的，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以“无条件付款承诺”判断标准为例，一般认为，本金保证型巨灾债券符合“支付一个确定数额的无条件的承诺”标准，而本金没收型巨灾债券不符合该标准，不属于债务融资，但有许多机构认为或有债权工具在缴税目的上可看作债务，最终支付的不确定性不能成为否定债务特征的决定性因素[9]。 对于或有债权工具是否应像固定收益债券那样来对待的问题，美国财政部虽承认债务数量是不确定的，但认为债务就是债务，并为持续增长的或有利息的扣除制定了规则。债务与权益难以划分的障碍主要有两点：一是同时具有债权和股权特征的混合型金融工具的普遍发展；二是看似固定利率的债权工具在金融业实践中具有高度变动性[10]。
（二）我国巨灾债券投资者的税制设计
税收工具可以调节资金流向，改变金融市场规模和产品结构。失当的税收政策会激化金融创新风险，对巨灾债券的税收政策干预应保持合理限度。首先，明确巨灾债券的定性标准。权益型证券和债权型证券的税务处理规则是不同的。我国立法应在考察巨灾债券不同交易结构的基础上，借鉴美国判断债务或权益的标准做出相应规定。其次，区分巨灾债券类型，实行差别税率。我国损失赔偿型巨灾债券基差风险小，有利于保险人经营稳定，而参数型与指数型巨灾债券基差风险较大，故前者的税收激励力度要大于后者。可规定投资者投资于损失赔偿型巨灾债券享受与投资国债相同的税收待遇， 即免征交易所得税和印花税；对投资于参数型与指数型巨灾债券的投资者给予免征印花税和减征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四、巨灾债券中SPRV税收制度
目前，巨灾债券证券化的载体大部分设立百慕大（Bermuda）、开曼（Cayman Islands）等低税区或免税区。2001年，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NAIC）为吸引保险风险证券化的载体在美国国内设立、运作，制定了《特殊目的再保险人示范法》（Special Purpose Reinsurance Vehicle Model Act），在目前看来，收效甚微，根本原因是缺乏相应的税收政策配套。由于离岸保险证券化（offshore insurance securitization）存在效率损失和监管损失问题，我国应在吸取他国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积极立法，便利巨灾债券证券化在我国的开展。
（一）SPRV的税收地位
美国关于在岸保险证券化（onshore insurance securitization）中SPRV的税收地位存在争论，对争议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我国进行SPRV的税制设计。美国有关SPRV税收问题的主要争议之一是SPRV在联邦税收方面是否可以享受过手（pass-through）税收优惠待遇。在岸SPRV的倡导者希望将SPRV支付的利息作为税收抵扣项目，从而使SPRV免于征税。在巨灾事件未触发时，SPRV不需要向原保险人支付款项，其应将本金及利息支付给投资者。为鼓励在美国国内设立SPRV，NAIC也赞成给予在岸SPRV免税实体的待遇[11]。反对SPRV享有税收优惠的观点认为，给予在岸SPRV特殊税收优惠将损害美国本土再保险公司在再保险市场上的竞争力，因而是不公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向SPRV投资者的利息支付非常近似于向再保险人的股东的股利支付，因此，为什么要给予不同的税收待遇是个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12]。
在传统再保险中，再保险保费对再保险人来说属于应税收入，原保险人则可以税前抵扣。如果再保险人依据再保险合同向原保险人支付理赔款，则该款项列入再保险人的经营成本，同时属于原保险人的应税收入。再保险人的应税净收入为收入与支出的差额。再保险人的税后利润可以分配给其股东，其股东也应纳税。就再保险人的股东而言，其承受两次纳税。
如果给予SPRV过手税收待遇，由于机构投资者是SPRV的融资工具的所有者，是SPRV资本的主要提供者， SPRV在一个特定年度内取得的收入可以作为利润向机构投资者分配，并构成该投资者的应税收入。该机构投资者应就其净收入缴纳公司所得税，而该机构向其股东分配的股利，股东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假如向SPRV提供资本的投资者是个应税公司（taxable corporation），传统再保险与在岸SPRV之间基本不存在税收差异。如果不给于SPRV过手税收待遇，则会出现不公平，因为SPRV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不能抵扣，SPRV将纳税。因此，巨灾债券交易将需承担三层税负：SPRV所得税，巨灾债券投资者及其股东的所得税。相对再保险人的股东承担两层税负而言，在岸SPRV交易在税收上处于不利地位[13]。
好的税法应是简单、公平、中性。给予SPRV过手税收优惠待遇并不违反这些原则。为便利资产证券化交易，在美国税法典中，已经存在类似的安排。例如，信用卡应收账款证券化中的FACITs（Financial Asset Conduit Investment Trusts）、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化中的REMICs（Real Estate Management Investment Conduits ）以及共同基金中的RICs（Regulated Investment Conduits ）均就其收入享受过手税收待遇。在此基础上，赋予SPRV过手税收待遇并不会实质上增加税法的复杂性。IRS看待一个公司，注重其经济实质而不是法律形式。对于股权融资比例很低而债权融资比例很大的公司，IRS可能会认为债权人实质上是股东，进而会把本可以税收抵扣的债务利息支出调整为公司的应税收入。再保险人资本雄厚，即使发行很大额度的债务证券，也不会存在此种问题。SPRV注册资本较低，如果享受过手税收待遇，则不用追加股权资本也可以避免此种问题。赋予在岸SPRV过手税收待遇是中性的，不会导致不同风险转移机制的过度替代。只要税法规则设计得当，监管有效，在岸SPRV税收政策的调整不会损害传统再保险人的利益。理由如下：第一，巨灾债券证券化的首要驱动力是资本效率而不是税收；第二，监管者能够确保SPRV交易合法、目的正当；第三，财税主管部门有动力确保巨灾债券交易不会被滥用，规避税制[14]。 因此，只要科学立法，严格执行，在岸SPRV税制的改变不会损害传统再保险人。
（二）对我国巨灾债券中SPRV税制的构想
有学者提出减轻资产证券化SPRV的所得税负涉及以下因素： 一是SPRV 的组织形式；二是SPRV 的注册地是否为避税天堂；三是发行证券的形式[15]。巨灾债券与一般资产证券化存在诸多差异，资产证券化的减税途径难以为巨灾债券所用。资产证券化的组织形式多样，可以是合伙、信托、公司等。巨灾债券证券化所移转的巨灾保险风险，SPRV定位于再保险人，其组织形式一般是公司，故难以通过选择SPRV的组织形式来减轻税负。虽然在避税天堂（如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等地）设立公司可以免交所得税， 但鉴于离岸保险证券化难以监管、国际层面也在限制离岸管辖区的税收优惠行为及我国存在严格的外汇管制等因素，通过离岸巨灾风险证券化融资并不符合我国巨灾风险管理的长期目标。SPRV 通过选择发行证券的形式固然可以降低税收成本，但巨灾债券的交易结构及发行证券的形式应由经济效率所决定，而不应被税收制度所束缚。
商品税法基本结构体系范文6
关键词：三农政策；缺陷；弥补
中国的农村在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生活水平、经济状况与城市相比差距很大，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与其他产业相比非常低下，中国的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相比少的可怜（不足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1/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矛盾突出。“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屏障之一，若不加以解决，中国的小康社会将难以实现。目前尽管影响中国“三农”问题解决的因素较多，但财政支持力度不足、政策错位和缺陷较大，不乏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
一、“三农”上的财政政策缺陷
（一）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足，支农支出比重逐年下降
1950～1994年，国家直接来自农业的税收收入2733亿元（不包括正常收费、“三提五统”、“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等），同期向农业投入5346亿元，同期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间接取得大约20100亿元，加减后国家提取农业剩余净额达17487亿元，合计占农业GDP的25.5%.另据资料显示，1979～2000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1.6～1.8万亿元）、农村储蓄流失（550～600亿元）、土地资源直接损失（1.7～2万亿元）三项使农民为此付出了约3.4～3.9万亿元。由此可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是贡献最大的区域，农业是贡献最大的产业，农民是贡献最大的群体。中国“三农”积累受到盘剥，而对“三农”的反哺却很小，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受到严重的影响。据测算，目前我国农业的综合支持量只有2%，而许多发达国家对本国的农业支持水平很高，1996～1998年，美国的农业支持量为9.5%、欧共体为25%、日本为41%、加拿大为15%，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也达到了34%.1978年我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3.43%，2000年则降为7.75%（见表1）。如果把本来属于教育事业费的部分剔除，这一比例还会降低。2000年31个省区市地方财政支援农村支出为249.11亿元，仅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2.7%.
表1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
年份197819801985199019911992199519992000
数额(亿元)150.66149.95153.62307.84347.57376.02574.931085.81231.54
比重(%)13.4312.27.669.9810.2610.058.438.237.7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
（二）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农民直接受益的支出较少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开支部分大体维持在60%左右，教育支出和农业科技支出较少。2001年国家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只有19.38%，2001年国民经济按行业分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农林牧渔业仅占2.93%，其中更新改造投资仅占各行业总额的0.36%.在财政农业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大中型水利建设比重较大，农民直接可以受益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较小，况且水利、生态建设的受益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农业，财政用于这些方面的投资一直全部统计在农业投入中，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并且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多采用有偿的方式，增加了还款的负担。2000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预算拨款仅占全部经费的65.7%，农村教育费附加、农村教育集资和学杂费收入三项占35.3%.据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中国的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负担，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负担的比例分别占2%、11%、9%.若把乡镇上缴县级财政的收入计算在内，实际上最终由农民负担的义务教育投资约占农村义务教育总投资的80%～90%.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民素质提高滞后于科技发展速度。严重影响了现代农业对劳动力的需要，制约了农民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转移。农民素质低已成为现代知识经济、科技经济和信息社会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中国的农业已开始从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数量不断增长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转向提高农业生产收益，维持农业高速发展，满足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和种类要求，在此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经济将从物质经济转向知识经济。农业的转型，科技进步是必要条件。我国对农业的科技投入远低于对非农的科技投入。“七五”期间财政的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出从2.7亿元增长到3.11亿元，年均增长2.87%，同期整个科技三项费年均增长5%：“八五”期间财政的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出从2.93亿元增长到3亿元，年均增长0.47%，同期整个科技三项费年均增长13.2%.1979～1996年间，农业科技三项费占整个科技三项费的比重由5.35%下降到2.88%.1996年我国对农业科技投资强度不及发达国家平均数的1/10，也不到30个最低收入国家平均数的1/3.目前我国每年对农业的科研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0.2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3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7%～1%.在较少农业科技投资的条件下，投资结构又不尽合理，资源开发技术投资多于生态环保技术投资，基础研究投资多于应用研究投资。每年约有3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平均转化率为3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70%～80%.由于农业科技应用成本高于预期收入，加之农民资金短缺，农业信贷风险高而信贷支持不足，农业保险缺位，以及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机制不灵活，经费严重短缺，队伍不稳定，人员素质不高等，导致农业科技含量低，制约了农业的发展，进而制约了农民的增收。
（三）财政补贴方式不合理，农民得到的实惠较少
总体上来说，一个国家农业支持水平与支持力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对通过财政预算支持农业规模的影响程度更大。但是，从农业支持来源或者承担者来说，可能是纳税人，也可能是消费者。因此，除了财政预算途径支持农业外，还可以通过价格支持由消费者承担的方式对农业的支持，即实施农业补贴。通过价格干预实现农业补贴是很多国家支持农业的主要方式。以农业生产者为受益对象的农业补贴一般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实现：其一，通过财政预算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者，费用承担者是纳税人；其二，通过政府干预价格，使农产品销售价格对农业生产者有利，一般以国际市场为参照系，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差价部分，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由纳税人负担，也可以通过放开农产品的销售价由消费者承担。尽管主要发达国家在农业补贴方式的选择上总体趋于削弱价格干预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但目前价格干预仍然是这些国家实现农业补贴的重要途径。1999～2001年间，OECD成员、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韩国由消费者承担的价格干预而实现的农业补贴占对农业生产者支持总量的比重分别为：64%、9%、36%、90%、95%.日本农业生产者收入总额中有60%来自政府补贴；2000年美国对小麦的直接补贴每吨45美元，玉米为27美元，欧盟对每吨谷物的补贴为55美元。我国对农业的补贴主要是在流通环节，价格干预补贴农业生产者为负数，农业生产者受益较少，基本上是消费者受益。目前财政用于农村的支出约1/3是农产品政策补贴（粮价补贴和粮食风险基金），仅这1/3支出还多数是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最终落到农民头上的实惠不足50%.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2年第54号的数据显示，如果收购粮食一年内销售不出去，政府保护收购的补贴支出与农民受益之比为5：1；如果连续三年销售不出去，其比例上升到15：1.由此可见，财政支农支出比重低并下降，投入结构不合理，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的投资不足，财政补贴方式不当，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基础，影响了农民的增收速度。
（四）农业税制显失公平，农业和农民得不到休养生息
我国现行的农业税制是在经济发展落后时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计划经济下设计的税制，从建立时基本上就是以获取财政收入和粮食储备为目的。随着农业收入通过税收、收费、工农产品剪刀差等形式转移到工业，促进了工业发展，工业很快占据了经济主导地位，但农业税制仍未改变，只是税收由实物税转向货币税（折征代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重新审视农业税制，农业税制与现代税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大相径庭，农业税收的超额负担（农民的相对负担过重和对农业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表现的尤为突出。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税率为7%，附加为20%，合计税负为8.4%，没有起征点，也没有扣除额，农民税负明显偏高。如果把农民上缴的税费看成是个人所得税的话，农民税负远远高于城镇居民的税负，城乡名义负担相差4倍以上。若从农民缴纳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税费、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综合计算，农业的宏观负担率（农业上缴的收入/农业GDP）约为25%～30%，而财政预算收入占整个GDP比重则在20%以下。农业税是一种四不象的税收。其一，城镇工商税收中的流转税收以商品销售额和非商品营业额（货币收入额）为征税对象，而农业税按农业总收入征税，农业总收入按常年产量核定，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无论是否实现销售，取得货币收入，都要按核定的常年产量折算成货币缴税。其二，城镇的所得税收，主要是以纯货币所得为征税对象，而农业税是以未扣除任何成本费用的总收益为征税对象。城镇所得税所得额的计算通常是取得的货币收入，工厂的库存商品在未销售之前，既不征收流转税，也不征收所得税。农业总收益的计算既包括货币收入，又包括实物收入，并且主要是实物收入。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即使放在家中，没有取得货币收入，也要计算总收益缴纳农业税。
二、财政政策缺陷的弥补
（一）增加支农资金的绝对量，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这一规定为增加农业投入提供了法律保障。现实情况下，关键是各级政府预算必须遵守《农业法》的规定，一是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加强人大的预算监督，确保农业支出的法定增长；二是科学界定农业支出的范围，把农业直接受益的支出列入财政支农的统计范围，剔除其他与农业非直接相关的支出或超出农业本身受益的支出，使农业支出和农民增收紧密的挂起钩来。三是把各级政府的各部门预算外资金（特别是农口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增加预算资金总量，做大支农资金总量，在遵循法定农业支出比例的基础上，增加支农支出的绝对量。同时应加快支农支出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防止和杜绝转移支付下的支农资金层层截留改变用途的现象，确保支农资金的实际使用量；全面实施支农支出的政府采购制度，节约支农资金，相对增加支农资金，提高支农支出的管理效率。
（二）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提高支农支出效益
在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上，一是大力压缩农业支出中的养人支出，增加农业建设支出。二是增加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支出，特别是增加农业科技开发和技术推广的支出，健全农村社会服务化体系并将之落到实处。据测算政府对农业科技每增加1元投入，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11.87元，减少农牧户9.35元投入；政府每增加1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可减少农牧户物质费用5.31元；而农牧户自身每增加投入1元物质费用，农牧业产值仅增加1.27元。三是增加增强农民增收本领的农村教育支出，包括义务教育和农民培训教育，改善农村的教育条件，提高教育质量，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我国农村的教育条件和教育水平总体上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的大学升学率极低，通过教育途径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速度非常慢。另外，“十五”计划纲要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国民终身教育体系，对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来说，可通过财政拨款解决培训经费；对企业来说，可通过没有成本的社会招聘和极少的培训费用解决人员素质提高问题，而对农村而言，农民只能固定在土地上，农民的继续教育是一个空白，除了落后的农村义务教育外，农民素质的提高基本上没有其他途径。通过增加农村教育支出，使更多的农民在素质上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符合从事非农产业的需要。据测算政府每增加1元农村教育，可减少农牧户物质费用6.64元。四是逐步实施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给予农民市民待遇，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增加消费刺激经济，增加生产投入，形成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
（三）在WTO规则的“绿箱政策”下，最大限度的对农业实施补贴政策
借鉴国际经验，必须加快农业补贴方式的改革。一是明确农业补贴的重点，减少流通环节的补贴，增加生产环节的补贴。二是将农业补贴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三是将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和流通环节减少下来的补贴中的一部分，转投到政府对农业的一般服务领域，加强农业的公共品的供给。四是把财政的直接农业补贴与农业的政策性保险补贴有机的结合起来，把财政预算途径由承担的补贴方式与非财政预算途径由消费者承担的补贴方式有机的结合起来。五是按市场规则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运用粮食风险基金保护粮食价格。
（四）改革农业税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税收体系
在税收上，要赋予农村的城市税收待遇，赋予农业的市场经济下的税收待遇，赋予农民的市民税收待遇。目前我国的农业税收入仅占2.17万亿财政收入的5%左右，政府已决定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具体来说：1.取消农业税，开征农产品增值税。一是符合市场经济改革的要求。把农产品作为商品，大力发展农业商品生产，使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改良品种，提高质量，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农业盈利水平，让农民在追求增加货币收入的目标中，自动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经营行为和自发调整组织形式，参与整个社会的竞争，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是市场经济所要达到的效果。农民生产的农产品通过市场销售，实现了销售收入，才具备了纳税义务，缴纳商品税。这就解决了农民口粮、农民自己储备粮、农产品作为深加工原料储备，尚未实现货币收入就缴纳税收的不合理问题。二是符合现代财政收入的形式要求。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下，财政收入形式是货币、实物、劳役，市场经济下，财政收入形式只有货币一种形式。农产品只有实现了销售，取得了货币收入，才能上缴财政收入，这就解决了农民尚未取得货币收入，却要将农产品折算成货币交纳农业税的不合理问题，解决了农民无钱缴税而不得不拖交和抗交税款的问题。三是符合税制公平原则。农业与工业都是生产有形商品的产业，实行商品课税，是市场经济下产业税制公平具体体现。农民作为生产经营者，开征与其他生产经营者相同的税种，也是税制公平的客观要求。应当指出，对农产品课征增值税时，不是以农户为纳税人，而是以生产并销售农产品，有增值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根据农产品的不同种类和不同盈利水平，制定不同增值税率的同时，应借鉴国外的做法，采取低税率、减免税和其他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我国目前应把粮食生产和流通放在首要的位置，实施更加优惠的增值税，确保人口大国的粮食供给，稳定社会生活。
2.取消农业税，开征农业纯收益所得税，按照从农业生产取得的货币收入扣除经营成本、费用和损失后的余额，计算征收所得税，体现了有所得交税，无所得不交税，所得的多多交税，所得的少少交税的税收公平原则。对于非农的经营所得理应按现行所得税制征税。鉴于农业收益水平低和农产品变现难的实际情况，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可对农业纯收益实行超额累进税率，或实行高起征点（或免征额）的比例税率，并且税率应低于非农所得税税率，以便体现产业间的税收公平原则。对农业纯收益征收所得税，应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区分开来。对于规模化经营、组织化程度较高、具有农业企业性质的单位实行企业所得税，对于单干的农民和农户实行个人所得税制。从中国目前的农民收入水平来看，绝大部分农民将被排除在个人所得税之外，这体现了城乡居民税收上的公平，同时也体现了农民非农收益和农业收益之间的税收公平。目前对农民外出务工收益可按城镇职工收益征税办法进行税收管理，对务农纯收益可借鉴国外的农业标准课税法，即以确定的标准农业所得作为基准，结合土地面积情况计算农业所得，作为课税的依据。
3.取消农业税，开征土地使用税。我国现行的农业税，从其征收方式上看具有土地资源税的性质，更象地租。但是农业税的计税土地面积通常是种植土地面积（不包括农民的自留地和不在册的土地—开荒造田），并且按常年产量征税，这与规范的土地税相比差距较大。从农业税的计税依据看具有混合税制的性质，既包括种植业的收入，也包括非种植业的农业其他项目的折算收入；既包括农业增值收入，也包括农业企业所得收入和农民个人所得收入。实施农业土地税制就是对农业征收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同时，对农业用地开征土地使用税。我国已对非农业用地开征了土地使用税，农业用地属于减免范围。取消农业税，对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水产养殖用地等分类分级分档征收土地使用税，符合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一是谁占用谁交税，征税对象明显易查，征收成本低。二是计税土地范围扩大，税源稳定，有利于财政收入。三是随着土地用途的改变和土地面积的核实，有效的解决现行农业税有税无地和有地无税的不合理状况。四是对农业用地实行较低的税额，有利于保护农业土地资源，促进土地的合理利用。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的实施，土地的集中和收益水平的提高，土地使用税将成为重要的资源税或财产税，我国的税收体系将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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