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古代文学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1
我们应该重视汉语言本科专业的本科教育的根本性质。汉语言专业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承担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的责任。所以，汉语言本科专业教育与我们的汉语国际教育还有一些区别，即它更应该具有大学本科教育的系统性以及育人性。崔永华老师在其论文中非常有见地地提出了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的美育教育和德育教育，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文章认清了留学生汉语言本科教育与单纯的汉语国际教育即汉语教学的区别。对留学生进行美育和德育教育是我国大学教育的要求，而中国古代文学中优秀的文学篇目可以给学生这样一种熏陶和培养。“在古代文学中学习中国语言之美，学习中国文人忧国忧民，淡泊致远的精神操守，这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触及中国文化的灵魂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
二、对比国外高校的中文专业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的重要性
在国内大学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课或者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是一门专业必修课，是中文专业的重中之重。该课程一般有两学年的教学任务量，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中文专业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国外大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欧洲，开展汉学研究较早的大学里，教授很重视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甚至很重视培养学生对古文原典的解读学习。在近邻韩国，中国文学课在很多高校的中国语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韩国大学里开设中文本科专业的学校现在超过了一百所，各大学的专业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作中国语言文化专业，有的称作中国语专业，还有的是在中文系下面设立不同的专业方向，比如中国通商、中国语言文化等。这里谈的主要是中国语言文化方向的中文专业的情况。笔者 2012 年曾在韩国庆南大学中国学部讲授一年汉语，了解了庆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课程设置。在大二和大三两个学年中，学部为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分别开设了中国古诗选读、中国古代散文、中国古代小说和中国古代文论四门课程，学时与其他专业基础课等同，均为每周 3学时。通过对这四门课程的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比较系统分项地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阅读了经典的原典，同时对中国文学的特质以及主要的文学类型的发展有了大致的了解。学生们学习的文本是繁体汉字，这样可以一边学习古代文学一边实现认知繁体汉字的目的，这对于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很有必要的。韩国的其他高校也很重视古代文学课程。韩国学者文大一在其文章中列举对比了首尔大学和成均馆大学的中文课程。其中首尔大学在一年级开设中国古典文学探索，二年级开设中国历代诗歌讲读，三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文学类课程占总课程的 47%。成均馆大学二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三年级开设中国名诗鉴赏、中国小说概论、中国诗曲的理解等课程，文学类课程占总课程的 26%。有的学校在专业学习的初级阶段概括介绍中国的文学概况，随着学生汉语学习的不断深入，在三四年级开设文学、诗歌等文献阅读课程，此阶段倡导学生阅读中国文学原著，切身感受中国文学的魅力。朱锦岚老师提到韩国加图立国立大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取消了毕业论文，代之以 5 门课的毕业考试，而这 5 门课中，有 3 门是必选课，包括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2007 年毕业考由 5 门减少为 3门，即中国语、汉字和中国文学史。可见，在对中文专业毕业生的学科知识要求方面，中国文学史的内容绝对不可缺少，是在课程体系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专业课程。同时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言专业与中国学生学习外语语言文学专业相类似，都是以学习母语以外的其他语种的语言文化为基准的四年制本科学习。从国内外语专业的名称来看，我们的外语专业的名称都是语言与文学并重，如: 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等，专业的名称就体现出了学习的内容，即要学习该门语种的语言也要学习用该语种成就的文学。例如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课程就一定要开设英国文学选读、美国文学选读或英美文学史这类课程。学生们通过对这类课程的学习，可以学习到经典英语作品，真正掌握该语言在文学方面的体现和运用，进一步增强其对语言的领悟。因此，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言专业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古代文学是留学生探寻中国文化内核的一把金钥匙
语言是工具，是载体，文学以语言为工具，展现丰富的人性以及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中国古代文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一种映现。它对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增加人的文化底蕴有重要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失去文化精华土壤的语言是苍白的，也是没有深度的。季羡林老先生曾写道: “离开了内容，离开了语言的内涵，根本谈不上什么语言。不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习等等，语言是学不好的。这是学习语言的基本原理。凡是学习外国语言者，都必须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中国文化的内核追求平和、含蓄、中庸，中国文人高洁的品性，忧国忧民的情怀，谦逊重义的处事准则都体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这些承载着中国宝贵文化的文字都传承着中国文化的血脉。“文学语句中包含着汉语本身的文化内涵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中国古代文学以生动具体的方式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及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古代文学作品中深深地蕴含着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脊梁。外国学生学习中国文化，一方面体现在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等方方面面，更多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精髓中。中国古代文学课就是这样一门让学生体会文化精髓的课程，它承担了审美鉴赏与性情熏陶的美育任务。黄爱华老师认为“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透过语言的外衣深入到一个民族的精神，这才是文化重要性所在。”诚哉斯言! 通过朗读并学习陶渊明的田园诗歌可以让学生在平淡醇美的自然风光中见诗人心情的恬静，淡泊名利，在率真的白描中透显深远的精神境界，让学生体会中国文人的精神情怀; 在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中与诗人一同体会平民百姓的艰难生活，从而也培养学生对劳苦大众的深切的同情心和情操;在易安词作中领悟含蓄蕴藉，词的委婉曲折并留有无限想象，好似中国水墨画般悠长。这些都是属于中国的文化经典，是中国文化的骄傲。
四、从中国古代文学的世界性意义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2
以下为求学网为您编辑的：“古代文学论文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程建设之我见”，敬请关注!!
古代文学论文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程建设之我见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古代文学论文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程建设之我见”，更多内容请点击求学网论文频道。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3
第一，将师德建设作为教学团队建设的核心。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教师的灵魂，也是教师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在一个优秀的教学团队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师德风气，便很难形成集体凝聚力。应该看到，当前我国高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是好的，大部分教师都能秉承着自己的师道尊严，为人师表，这样的师德风气在我国教师队伍中占据主流。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依然有部分教师在面对金钱、地位、名利考验时，丧失了教师应有的职业道德，学术腐败，弄虚作假，等不齿行为在高校依然存在，这严重影响了我国高校教师的形象，这些人的存在腐蚀着我们的教师队伍，给高校抹了黑。“古代文学”传递的是中华传统文明，“古代文学”的教师团队更需要具备高尚的师德，如果教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自己首先言行不一，这会让学生寒心，让教育寒心。
第二，营造良好的团队协作风气。如今的高等教育早已经告别了各自为政，单打独斗，千里走单骑的时代。个人的眼界、学识、经验往往是要受到历史局限的，只有把个体放到集体的大熔炉中，才能发挥其作用，实现其价值。团队协作就是要在共同目标、共同理想的作用下，发挥每一个成员的作用，最终将集体的力量整合重拳出击。尤其在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教师的学术能力和眼光非常有限，因此更需集体的力量、团队的力量来提升我们的整体素质。
第三，培养好的团队带头人。对于一个出色的团队来说，没有一个灵魂人物、核心人物是无法想象的，这个核心人物即团队带头人。针对“古代文学”课程来说，应该由在这一领域具有一定造诣和学术眼光的教师担任。
第四，建立有效地奖惩机制。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变法其实就是最早的刺激－反应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高校教学团队的建设离不开这种机制的支撑。落实到“古代文学”教学团队建设上，高校可通过具体的刺激来使教师做出反应。
第五，相应的资金配备。。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强调了科研水平、学术能力在高校中的作用，将资金向科研大量倾斜，才使得很多教师将精力过多地投入到了科研工作中，写论文、申报课题、出书成为了高校教师工作的三步曲。众所周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校在对教师奖励上、薪酬上、培训方面都需要大量资金做支撑，如果没有资金的支持，这些工作必定无法完成。“古代文学”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一门基础课，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所有文学课中，它是涉及知识最多，领域最广的一门。这一领域民间学会最多、每年举行的相关学术会议最多，申报课题人数最多，科研成果也最多。因此，教师参加培训、会议、调研、考察、访学机会也很多，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配备，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保证，“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团队便失去了建设的动力。
二、前景展望和反思
长久以来，“古代文学”课程一直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其内容包括了对千年中国文学史的诠释，涉及到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多种学科的内容。但由于其缺乏时代感，故长期以来备受冷落，加之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的特殊性，这种冷落在这类学校表现得更为明显也在意料当中。事实上，“古代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财富，浓缩了几千年中国人的智慧和品格。毫不夸张地说，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华儿女千年精神奋斗史，那些坚韧、坚忍、刚毅、刚强、大仁、大义的民族品质在古代文学作品中都可找到原型，这些品质恰恰是我们当代社会最缺失的，从职业类师范院校走出去的学子，更需要这些品质的涵养。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4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5
针对当前中国对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做出以下总结：
1．在教学中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古代文学的传统课堂教学内容包括作者生平简介、个体文学的讲授和介绍、代表作品的研究和讲解等，这种教学方式过于死板、拘于形式，没有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因此，当今的古代文学课堂教学应该注重学生全方位的发展。在具体的教学环节、教学内容以及教育理念中教师应着重注意学生的人格培养、情绪调适、意志培养、认知纠正等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2．在课外学习中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不仅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也要给学生布置适量的课外任务以提高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例如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和阅读、读书笔记、写作练习、撰写论文等内容。教师可以通过布置作业或是以心理健康为题让学生思考并创作论文，从而达到在课外学习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
3．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树立良好的榜样
无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课外与学生的相处中，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思想品德的发展，尤其是师范类院校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会成为中小学教师，这关系到中国教育事业的长久发展。因此，一名教师应具备乐观、积极向上的性格和高尚的品德，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积极活跃课堂氛围，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典范。
4．正确认识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虽然很值得研究和学习，但也有其消极的内容。每个人在研究其内容时，对其理解和感悟不尽相同。古代文学作品的主题大多是忧愁伤感、忧国忧民，而古代文人在文字中也透露了自身的性格特点，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给学生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使学生无意中开始模仿并形成这种忧患、多愁的性格。因此，教师在古代文学课堂的教学中应正确引导学生的思维，创新教学思路，一旦发现学生出现此种情况，应及时对其进行教育，并使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以积极的心态来学习古代文学，客观了解古代文人的写作思想。
二、结束语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6
爱国主义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以爱国主义为题或具有鲜明爱国精神的作品层出不穷，学者指出:“爱国主义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传统思想，中国历代的诗人、词人以其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唱出了感人肺腑、动人心弦的时代强音。”其传统最早形成于《诗经》时代，《秦风》之《无衣》、《墉风》之《载驰》等诗篇即不乏饱满的爱国激情。战国时期，屈原更以生命为此做了最好的诠释，成为文学史上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其作品不仅表达了一己之爱国，尤为可贵的是，对于那些捐躯战场的将士还进行了热情洋溢地揄扬与歌颂，“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九歌•国殇》)千余年后，女词人李清照则将其凝练成震铄古今的千古名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夏日绝句》)甚可以说，如将历代文学作品及作家履历稍作检阅，不难发现，多数作家大都具有不可割舍的家国情怀，如建安时期曹植，借《白马篇》之“幽并游侠儿”形象，抒发了慷慨为国，不惜捐生赴死的决心与理想。唐代国力强盛，版图广袤，帝国气象激励着文人效力边塞，卫国戍边成了众多文人挥之不去的情结，名篇迭出，佳制纷呈，如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岑参《从军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戴叔伦《塞上曲》:“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声气相求，唐代边塞诗在爱国主义精神烛照下气势恢宏，一如乐曲和声，催人奋进。他如南宋词人陆游、辛弃疾，宋末元初文天祥，元末明初余阙，明代中期于谦、戚继光，鼎革之际陈子龙等，爱国精神不仅付于诗篇，也见之于行动。及至有清一代，内忧外患交织，爱国主义空前高涨，龚自珍《漫感》诗云:“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黄遵宪《赠梁任父母同年》更是沉痛地写道:“寸寸山河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字里行间流淌着外虏、山河破碎、朝廷无能的忧愤。爱国主义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另一层面上，则表现为爱民，因为在家国同构意识下，国(或朝廷)与家几乎就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历史上大凡爱国者多有一颗爱民之心。屈原爱国不止于忧心楚国之安危，《离骚》中作者上下求索，寻求美政，而目的则源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与效死疆场者相比，为民奔走呼号更可见作家之良知，故同样不失为爱国之音中强劲的音符，如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庶几用生命为民呐喊，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作者以如椽大笔直揭贫富不均的事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对比鲜明，掊击有力，遂成千古绝唱。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作者更以苦己利人的精神为天下苍生请命:“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作者一生落魄，穷病而逝，却也由此赢得后人尊重，为中国文学树立了人格标杆。他如聂夷中《咏田家》:“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白居易乐府诗《红线毯》:“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用两千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李纲《病牛》:“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于谦《咏煤炭》:“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如此等等，视角不同，而心系民生一也，皆可视作杜甫后继。也应注意，世易时移，古代文学因囿于汉族文人视角，所谓“爱国”有一定局限性，不同程度地带有较为狭隘的民族色彩，真正的爱国或者说具备当代意义的爱国则始于。然而，古为今用，无论近代或古代，时代所赋予的民族色彩在特定时代也是无可非议的，文人及其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爱国精神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是任何时代都值得肯定的，古代文学教学应当予以关注，注意并实现这一宝贵资源的当代转换，达到将古代文学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的适时对接，将古代文学教学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二、发掘传统“中和”思想，实现古代文学教学与和谐社会之间的对接
所谓“中和”，《礼记•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要求天地万物各循其位、中节和和的思想与当下倡言的“和谐”观不谋而合，盖由于当下所谓“和谐”思想以及所谋划构建的和谐社会，质言之，也即指构成事物的各要素以及这一事物与周围其他事物有序共处的趋势或状态。二者无论内涵抑或外延并无根本区别，或者说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一定程度上蕴含着新型“和谐”观的基本元素，比如:其一，“中和”以人为本与和谐思想对人际关系的强调庶几相同。“中和”思想发端于儒家，但由于春秋时代不尊一家，诸子并起，面对现实问题各抒己见，互相争鸣，故也就难免某些方面存在“所见略同”之处，如《道德经》第79章云:“天道无亲，恒与善人。”意同于《周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差别仅在于:前者泛化为常人，后者集中于君上，皆言以德感人，和谐至上。同书第81章，老子更进而指出:“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在他看来，“人之道”应该像“天之道”那样自然。道家这种以“天道”比附“人道”的思想，后被儒家概括为“仁者爱人”的思想，如《礼记•中庸》篇云:“仁者，人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颜渊》)心怀仁心，则恻隐之心不失，人人皆可相安，《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政，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从治国层面论述之，言以仁治国，则“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在政、刑、德、礼的规范约束下，整个社会知耻不辱，内修外睦，其人际关系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社会图式正是先秦儒家所推崇的“天下之达道”和董仲舒所希冀的“天地之美达理”(《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循此理路，及至荀子，则更从个人与群体关系的角度提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荀子•富国》)人不能离群，能否与群相处而不争，在荀子而言则必须“有分”。古代社会以宗法为主，家国同构，荀子所论实质上已触及人与社会乃至国家之间诸多层面。其次，“中和”不限于人，与当下“和谐”思想对自然万物的重视遥相呼应。比如孔子由“仁”出发，由人及物，曾言“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朱熹注云:“孔子少贫贱，为养与祭，或不得已而钓弋，如猎较是也。此可见仁人之本心矣。”无独有偶，《孟子•梁惠王上》记孟子与齐宣王辩云:“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将“远庖厨”与君子人格对举，并以之作为评判君子人格的标准，可见先秦儒家大师们对自然生命的尊重。这一思想经由庄子进一步被推而广之，在其著述中，庄子常常物我两忘，有关该命题的言论俯首皆是，不胜枚举，比如《至乐》篇“鲁侯养鸟”载鲁侯竭尽所能最终致使海鸟“三日而死”的悲剧正如其本人所云“此以己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称:“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中和”以人为本，且因中华民族复杂之构成，故中和思想还含有民族团结之意，这也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虽然这方面的论述较少，但古代文人推己及人，非常自觉地将“中和”思想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比如唐元和十四年，刘禹锡被贬连州，在任之际，十分重视地方文化建设，积极扶持后进，包括民族文人在内登科及第者之多，“仅次于韶州”，“居岭南各州前列。”据欧阳修《新唐书•王义方》记载，太子校书王义方被贬海南昌江，见其“蛮俗荒梗”文化落后，便“召首领，稍选生徒，为开陈经书，行释奠礼”，为提高当地民族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柳宗元贬谪柳州，充分“尊重少数族人的生活习俗”，毫无华夷偏见，在其任上，扶持经济，兴修水利，成为“较早关注西南民族问题的文人之一”。苏轼贬官儋州，身体力行，与当地民族打成一片，如《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诗云“华夷两撙合，醉笑一杯同”，在《劝农》诗中作者更坦言:“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忿劫质，寻戈相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降至清代，随着西北边疆的复归，流放文人多能立足于国家大局从民族团结的角度反映西域风物、人情，如祁士韵《西域竹枝词》《乌什》:“阊阖风宣万里疆，专城抚驭镇天方。”修仲一等注云:“此处以阊阖风喻朝廷恩泽，赞颂清朝政府抚慰南疆维吾尔族的政策已经深入人心。”或许正是由于华夷之间和睦相处，文化之间才有了不同程度的交集，从而导致不同民族有着大致相似的祖先崇拜，如对炎黄二帝、女娲等始祖神的信仰，这一现象正如学者所言:“祖先是民族之根，祖先的认同无疑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综上可见，古代文人早就意识到和谐的重要，只不过所谓“和谐”为“中和”替代而已，言为心声，古代文学无疑是这一精神的重要载体。和谐社会是包括人与社会、自然等多层面的和谐，民族团结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古代文人、文学的中和思想正是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典范，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自然亦是素质教育甚至包括民族教育在内应当关注的内容。
三、发掘“自强”精神，实现古代文学教学与完善主体人格的对接
古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白雪遗音•南词•十二时》)随着工作压力增大，竞争加强，“不如意事”亦愈来愈多，大学生自杀现象的增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高等教育人文关怀不同程度地滞后，甚至缺位。面对挫折，心理干预固不可少，而积极健康、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显然更为重要。古代文学系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具化，是其精神意志的凝聚。古代文人因不同环境使然，大都有过挫折与困顿，坎坷与艰辛，或宦海沉浮，或怀才不遇，抑或早年还曾为实现志向而埋头苦读等经历，日累月积，也就铸就并锤炼成中国古代文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这一品格肇始于《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将其融入“君子人格”并予以发挥，以为:“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礼记•中庸》)“君子人格”立足于个人素质的全面提升，故自强更多表现在修身、修业等层面，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曾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学者指出，“在包括进德、修业、徙义、改过在内的学习上，他总是抱有异乎寻常的紧迫感。”这种“异乎寻常的紧迫感”使得孔子乐此不疲，“好学不倦”，虽经颠沛流离之苦甚或面临“子畏于匡”、“在陈绝粮”之类的严峻考验，仍持之以恒，义无返顾，“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礼记•中庸》)由此他引颜回为同调，赞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种知难而进、好学不倦的精神正是其“君子人格”与“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诠释。孔子之后，儒学被定为一尊。儒家学说不仅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治国思想的来源，作为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也成为后世文人精神建构的重要支柱，儒家对人生价值的规定深深影响着后世文人的价值取向。比如东汉王符在“乾乾进德修业”(《周易》)基础上，将业修德进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其《潜夫论》“赞学”篇引《诗经•小雅•小苑》“题彼鹡鸰，载飞载鸣”后云:“是以君子终日乾乾进德修业者，非直为博己而已也，盖乃思述祖考之令问而以显父母也。”“《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是故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影响之下，历代文人前赴后继，及至明初，薛瑄循此超迈，论述尤详，如云:“天运行不息，君子恒法之。乾乾不自已，汲汲非所私。”(《薛瑄全集•文集》卷一)又云:“天德流行不息者，刚健而已，人虽有是德而不能无间断者，由有私柔杂之也;故贵乎自强不息。”(《薛瑄全集•读书录》卷一)“天之不息以刚，君子法天之不息亦以刚。”(《薛瑄全集•读书录》卷五)天德不止，刚健有为，生命的张力被挥洒得光彩淋漓。需要指出的是，自强精神不独儒学一家，道家也不乏此论，如帛本《道德经》第64章:“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而败之，故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矣。”文学史上颇具典型的个案当属司马迁，其思想，一般认为更倾向于道家黄老思想。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