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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论文范文1
(一)真情流露的本色之美
明代通俗文学批评之美在于，对图书内容以真情评介，以抒发自我情感为主，做到了以情唤情。比如，针对于《玉茗堂批评焚香记总评》，汤显祖谓之“其填词皆尚真色，……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可见，批评的内容为真情所致。在《(太霞新奏)序》中，冯梦龙也表达出“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的看法，主张批评要以“真”为要则，做到真情流露。明代批评家在“真情”理念的支持下，推动了当时文学的发展。在明代批评家而言，“真情”并不仅仅是指实情感，更多的是对自然物的追求，可谓是对宋明理学的对抗，也突出了明朝通俗文学中倡导人性解放的一面。
(二)寓教于乐的娱情之美
明代通俗文学批评所强调的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看法，更多地体现为教育性，但是却具有娱乐色彩。比如，在对《隋炀帝艳史题辞》批评中，委蛇居士提出了文学批评不仅要“振励世俗”，还要“娱悦耳目”。但是，在批评家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的时候，会从主观的角度出发进行评述，根据文学作品的性质选择批评的侧重点。批评家如果对于文学作品以娱乐定位，在批评论述中就会以风趣幽默的语言阐述。比如，在《水浒传叙》中，汪道昆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通俗小说的特点是大众化、通俗易懂，因此为“太平乐事”。佚名在《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中对于通俗文学的定位是“以豁一时之情怀”，可见明朝时期小说的娱乐功能是浓重的[2]。娱乐是手段，教育是目的，这就是明朝通俗文学的特点。因此，明朝文学批评的主要作用是教化。
二、明代商品经济将通俗文学批评推向繁盛
明代通俗文化的重要支撑者是市民阶层，随着城镇经济的壮大，人们开始注重精神追求，但是基于通俗审美情趣的定位，所喜爱的文学既不倾向于政治经济，也不像儒生那样附庸风雅，而是以文学为乐，陶冶身心的同时，可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明朝的商品经济推进市民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静雅的文学作品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特征，更为被市民所接受的责任娱乐性强的作品。当文学与通俗紧密相连，就使得文学更为接近大众群体，并将人们的审美情趣体现出来，且对于市民起到引导性作用。文学批评在通俗文学作品中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鉴赏能力与文学作品思想的衔接，特别是使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更能够对于读者发挥提示的作用，引导读者选择适合于自己阅读的作品。
文学批评论文范文2
关键词：学术形态；批评文体；中国古代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3-0093-05
中国历史上每个时期均有其独特的学术形态：先秦的子学、汉代的史学和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宋明的理学等。学术形态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传承性和辐射性，不仅会超越时代继续发展演变，而且能顽强地渗透到新出现的学术形态中去。它们共同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影响着批评文体的创造与选择。
笔者认为，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的“传”、“注”与“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一、子学之“对话”与批评文体
先秦诸子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为后世学术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后世的文学、文论深得诸子学说的滋养，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与文论。
何谓诸子学说?《文心雕龙・诸子》曾云：“诸子者，人道见志之书。”刘勰眼中的诸子学说是一些“人道见志之书”，这里的“道”，应该是指诸子们认识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总结出的规律。
先秦诸子由于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其思想主张千差万别。思想理论的自由，诸子个性的张扬，使得子学文本的言说方式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姿态。然而细观诸子文本，发现不同的文本表现出的对话模式却是惊人的一致，诸子们喜欢在主客问答的对话中表达他们的思想，阐述他们的理论观点。
诸子学说都是在游说、讲学和论辨中产生的，诸子文本多为这些活动的真实记录，对话理所当然成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论语》是孔子和当时一些统治者及其门徒、朋友谈话的记录。很多章节写出生动的谈话场面，人物对话口吻、神情态度都写得十分逼肖。《墨子》是墨翟及其门人的言语记录。其中《耕柱》《贵义》等五篇是对话体，语言朴实明晰，条理清楚，富有逻辑性。《孟子》也是对话体，是孟轲游谈论辩的记录，在语言文字上已相当铺张。孟子能言善辩，善于向别人陈述自己的主张，语言明晰流畅，意无不达，形象生动。《庄子》是庄周一派著述的辑录，其中不少是庄周和时人或者弟子谈话的记录。《庄子》中，不仅修养极高，神通广大的至人、神人、圣人时常妙语连珠，就连缺臂少腿、形貌残缺丑陋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之流。甚至形形，离奇古怪的动植物，也不时在进行对话，以此来阐明庄子及其后学形形、离奇古怪的思想。《荀子》《韩非子》基本脱离了对话体，表现了专题论文的完整形式。尽管如此，藉对话形式阐述理论观点仍时有存在。从《论语》到《韩非子》，我们可以窥见诸子文本中主客对话形式由实(真实)到虚(虚拟)发展到虚实相间，然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议论手法的历史过程。不管是描写还是议论，主客问答即对话形式是先秦诸子文章中采用得最为普遍的表达方式。对话体既有着极强的思辨性，更具有鲜明的审美特性。论证形象直观。行文极具审美张力和雅俗共赏的审美魅力。由“说”成“论”于是成为子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论”与“说”本来就存在互相融合的可能性，“论”之理论性与“说”之教谕性、“论”之感情性与“说”之形象性，成为了互相融合的内在依据。先秦诸子学说的对话模式以及由“说”成“论”的学术形态对中国古代文论著述产生极大的启示作用，古代文论长久呈现的“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就是一个显著的证明。
汉代以降虽然没有先秦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文人士子也逐渐丧失了高昂的精神魄力。但他们骨子里对立德立言的追求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先秦诸子人格精神的向往也从来没有终止过，历代士子无不崇尚诸子，他们读子书、研子学、习子体，这股研习诸子的热情延至近代都没有消退。刘勰深刻地洞察到这点，他在《诸子》篇说：“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以扬雄的《法言》为代表的那种用“言”、“语”来立“论”的言说方式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扬雄他们的著作大多标榜“咸叙经典，或明政术”，但正如刘勰所说：“虽标论名，归乎诸子。”这些著述沿承子学文本的对话模式，在“或问”、“或曰”等拟设虚构的对话中，文学批评思想得以形象呈现。从文本言说形态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诸子对话影响下的鲜明印迹。
宋代，一种独立的批评文体――“诗话”出现。诗话自诞生始，就带着诸子“对话”影响的痕迹。诗话最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行之于文字变成书面文本时。就成了那些口头诗歌创作与谈诗论赋社交场景的追想性记录，保留了许多文人讨论诗作诗法有趣对话的原始记录。生动有趣的对话模式，奠定了诗话“以资闲谈”的基调和轻松活泼的漫谈风格，如果说诗话最初确实是凭借着欧阳修在文坛的声望发展起来的。那么最终它能成为古代文论使用最广的一种批评文体，靠的还是自身独特的魅力。诗话不仅著述繁富，蔚为大观，还带动了一系列类似文体，诸如赋话、词话、曲话的出现。形成中国文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追寻诗话的历史根源，应该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诸子学术，其“以说为论”的对话形态在诗话里得到发扬，而诗话亦凭借着“以说为论”的形态使其自身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尽情彰显了它独特的风格趣味。
二、史学之“实录”与批评文体
在中国所有学术中，史学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与其它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又是其它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基石。每种学术史都是一种史学，因此史学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有了以史为鉴的初步意识，《诗经・大雅・荡》就有了这样的诗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夏商史事为借鉴，周代人才能更好地处事。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史为鉴意识变得愈发强烈了，《战国策・赵策一》提出：“前事之不忘，
后世之师。”史学虽为历史记录之学，但其所蕴含的经世致用精神，透过历史记录表现出来。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史的现实作用，把前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变成治理当今现世的明鉴。
中国的史学产生于春秋时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溯史传体之源，称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亦视《尚书》、《春秋》为滥觞：“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要；《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是最早的编年体国别史。而“务于寡要”、“贵于省文”则是它们的语体特征。这也就是《文心雕龙》反复论及的《尚书》辞尚体要、《春秋》一字褒贬。《尚书》《春秋》的体势及体貌，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
史学与史官密切相连，从上古时代的南史与董狐等被称为良史以来。确立了中国史学据事直书的传统。这种据事直书的精神，以后则成为以儒家价值观为中心之传统史学的重要标准。也提高了中国史学表述的客观性，因此中国史书皆是一个事件接着再叙述另一个事件的形态，在事件之间似乎没有联系性，但实际上。那些史料是经过一番筛检，按照一定原则整理出来的事实。史书体裁基本上可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种。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反映出各历史事件的关系。纪传体的重要特征是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呈现出记言与记事结合的状态；纪事本末体以记事为主，详细叙事历史上各大事的来龙去脉，完整叙述整个事件的过程。
史书的实录性叙事极大地影响了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尚书》与《左传》关于“诗(乐)言志”的记载，实为古代文论叙事性言说之滥觞。语出《尚书》的“诗言志”和语出《左传》的“季札观乐”，都是在历史叙事的语境中出场的。《尚书・尧典》对“诗言志”的记载，有人物(舜与夔)，有事件(舜命夔典乐)，有场景(祭祀乐舞)，有对话(舜诏示而夔应诺)，叙事所须具备的元素一应俱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吴公子札来聘”实为“乐言志”，与舜帝的“诗言志”相映成趣。季札观乐而明“乐言志”，也是在历史叙事中生成的。之后司马迁著名的“发愤著书”论也是诞生于历史的叙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详细地叙述了著《史记》的前因后果，描述了自己的家世和人生遭际以及发愤著书的过程。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序跋最初是作者在文章或著作写成后，对其写作缘由、内容、体例等加以叙述、说明。明代徐师曾解释说：“《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但他又说序文“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文体明辨》)。也就是说，议论与叙事本来就是序文的两种功能，两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大量的序跋在议论中叙事，在叙事中议论，彼此交融。
“诗话”之体远肇六朝志人小说，而“诗话”之名却近取唐末宋初之“说话”或“平话”。“说话”是小说，是文学文体；“诗话”是文论，是批评文体。“民间说话之‘说’，是故事，文士诗话之‘说’，也一样是故事；二者所不同者，只是所‘说’的客观对象不同而已。”“说话”与“诗话”，虽然叙事内容有别，但叙事方式却是相同的。当然，“说话”(文学叙事)可以完全虚构，“诗话”(文论叙事)则以征实为主，后者与中国史官文化的信史传统及实录精神血脉相联。北宋欧阳修早年撰写过《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史书经世致用的实录型叙事，深刻地启发了他晚年的诗话创作，那些“退居汝阴”之后写下的“以资闲谈”的诗话，秉承的就是历史追忆性的微小叙事传统。欧阳修之后，司马光也同样进行两类叙事：史学实录和文论叙事，前者有《资治通鉴》，后者有《温公续诗话》。
除此之外，史学著作的体例对古代文论批评文体影响也极为深巨。“论赞”是史著一种独特的评论方式，史学家往往详记史实后在篇末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进行直接评述，《左传》“君子曰”成为史论之滥觞，之后司马迁《史记》有“太史公曰”，于是这种形式遂成定制。班固《汉书》用“赞曰”，范晔撰《后汉书》除用“赞曰”，另加“论曰”，陈寿《三国志》用“评曰”，来表达对史实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国古代史著这一体例影响了后世文学评点，其篇末论赞是评点这种批评文体篇末或回末总评的直接渊源。明代历史小说评点，还直接保留了“论曰”这一形式，如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论曰”、《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题“玄真子论曰”、《列国前编十二朝传》题“断论”等，带着明显的史著体例影响的印记。
三、经学之“传注”与批评文体
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儒家典籍的地位也相应地上升至经典的位置，“经”成了所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经学是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通过阐释儒家经典的思想内涵，用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实践。经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就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典籍“十三经”。从个人角度言，学好儒家经典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从政权角度言，儒家经典确立了君权的绝对权威，令天下士子臣服在他的脚下，甘愿为大一统的政权服务。这样来看，儒家经典的价值确实是无与伦比的。经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揭示这种价值，从而发挥儒家学说的治世效能。清代学者朱彝尊的《经义录》，著录两汉到清初的经学著作8400余部，经学家4300多名。据此，不难想见古代经学的繁荣状况。
经学研究者在不同的时期走着不同的治经路径。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订，其学术特点是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务实求真，不尚空谈。宋明理学旨在阐发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义理，褒贬议论，重视发挥。可见，经学是不断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以原始儒家的思想理论为核心，以学术研究为方式，为统治阶级建构一种政治理论体系的活动。
无论如何，汉代最为流行的解经形式“传”、“注”与“章句”，成为历代经学最基本的研究方式。根据《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分类，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诗》类，《毛诗》传、笺各一种；《书》类，《尚书》传一种；《礼》类。《周礼》注一种，《仪礼》注一种，《礼记》注一种；《春秋》类，《春秋公羊传》解诂一种；另外还有不属于六经范围而被后世视为“经注”的《战国策》注一种。《孟子》章句一种，共计九种。西汉经类传注的产生与不断出现，是适应了当时经学传布需要的。让更多的人准确把握儒家思想的“微言大义”，从而揭示和发挥儒家经典中所隐含的义理。进而达到诠释经学义理和揭示儒家经典宗旨的目的。
治经的学者采用“传”、“注”与“章句”形式细致而充分地阐释经文，一方面对字、句的意义加以解释，包括句读点勘；另一方面又对经书作分章阐
说，从而对经书获得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层面的理解。这种方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可以说，“文学评点中的总评、评注、行批、眉批、夹批等方式，是在经学的评注格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经学的点勘评注，发展到魏晋，在经注之外，子、史、集三大门类的典籍都进入了注释的范围，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等在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再历经唐宋，直至明清，从唐孔颖达注《五经正义》、李善注《文选》到吕祖谦《古文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再到明代中期唐宋派诸家的评点选本，评点这一文学批评形式被文论家广泛运用，之后运用于戏曲与小说这两种文学样式上，更是蔚为大观了。
经注对评点形式的影响主要在体例上，“经注一体”是后世评点注文与正文一体的体例之源，经学家将传注或附于经文之下，或附于整部经文之后，或附于各篇各章之后，甚者将传注与经文句句相附，这些方式都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评点中的央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于是运用文字、音训等治经方法以进行文学批评已然成为时尚。
四、玄学之“得意忘言”与批评文体
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对魏晋这个时代有个著名的论断：“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从汉末开始，社会动荡不安，大一统的观念瓦解。正统的儒家思想失去了约束力，魏晋士人看透社会的黑暗，开始以一种出世的心态和追求来面对多变的社会，于是在思想、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统一的生活规范，到各行其是、各从所好，任情。
魏晋玄学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在刘宋时，玄学与儒学、史学、文学并称“四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代表着魏晋的时代精神，它把人从两汉繁琐的经学中解放出来，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天地万物存在根据的本体论问题。从思想发展上看，玄学是对汉朝学术的一种扬弃。相对于两汉经学来说，它对人们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用形而上的“本体论”取代了形而下的“宇宙论”；但它又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而是对先秦老庄思想的一种发展，玄学纳入《周易》，调和儒道。
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出现。其在内容和方法上必定是创新的。魏晋玄学在内容上主要探讨“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的关系问题，摈弃有名有形的具体事物，而专言形而上的抽象本体和绝对精神。汤用彤先生曾总结说：“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之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针对如此抽象的本体论问题，玄学家们必然要提出思考问题的新方法，王弼的“得意忘言”之法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得意忘言”语出《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这段话强调在言意关系中，“言”是工具，“意”是目的；“言”的目的在于“得意”，即在于表达意思，因而不能拘泥和执著于作为工具的“言”而忘却了“得意”的目的，相反，只要意思表达清楚，能够使人领悟，忘却了“言”也无妨。“得意忘言”成为玄学家们思考问题、阐述观点的基本方法，也揭示出唯有透过丰富而具体的语言，才能理解玄学抽象问题的本质所在。因此隐喻成为玄学论著中常见的修辞格，隐喻作为一座桥梁。引渡人们通向意义的彼岸。花草虫鱼、山川景物成为喻体，但它们所喻的对象不是某一个概念或事物而是一种完整的思想，所喻的意义包含在对喻体的整体理解之中。隐喻使人们对这种崭新而抽象的哲学思想的特点有较为深刻和准确的把握，从而为玄学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玄学对魏晋文论影响深远，玄学中著名的“有无”、“本末”、“才性”、“言意”之辨，直接促进了魏晋文学理论的产生。且受玄学“得意忘言”方法论影响，在富于诗和哲理色彩的中国古典文论中，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他们既然无法直接地坚实地把握住文艺作品中言和意、形式与情感等变动不居的现象关系，求助于隐喻是最佳途径。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历代批评家通过构筑鲜明的意象来隐喻批评意旨。晋陆机《文赋》论创作云：
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清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其中每一个意象都发挥着隐喻功能，联结起来就是对整个创作过程的隐喻性描绘。
用“象喻”说诗也是唐代文论最常用的话语方式。如果说作诗用“象喻”肇自，那么论诗用“象喻”则盛于李唐。据《旧唐书・文苑杨炯传》，初唐张说叙论当世之诗人多用象喻，诸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丽服靓妆，燕歌赵舞”等等，一连串的象喻评说一系列的诗人，佳句如潮，颇具规模和气势，令人应接不暇。
唐代论诗诗中用隐喻最为绝妙者当属《二十四诗品》。《二十四诗品》用诗歌的风格和意境说诗歌的二十四种风格和意境。在《二十四诗品》中，“象喻”繁多，司空图用来品貌诗之风格意境的，既有人物形象，亦有自然景象。唐代诗文理论的象喻之法，至唐末表圣蔚为大观。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是最为典型的隐喻式言说。严羽在推举盛唐诗之“兴趣”时，使用了诸多禅语来喻指，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金翅擘海，香象渡河”等等。严羽藉禅的意象来隐喻诗境的灵动之美、虚实交合之美以及韵味无穷之美。金人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使隐喻批评文体有一个大的转折，他注重画龙点睛式的精细批评，如论建安诗歌：“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用“坐啸虎生风”这样颇具力量的形象来隐喻建安时期诗歌风格的刚健与豪放。清代刘熙载《艺概》也使用隐喻，如：“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诗不出此四境。”用四种“景”隐喻四种“境”，此种隐喻式言说，形象而简洁，深刻而生动。
文学批评论文范文3
文学批评在文化发展的早期时，它们几乎都是以句子的形式寄生在先秦的古籍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古代批评性文体的寄生性。古代传统批评的这种特点在作品中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文学批评与文学文本(即批评与对象)二者合二为一，二者一起构成了文学批评文本。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评点式的批评方式。评点式的批评是对诗文和小说、戏曲作品进行的评赏。它们迥异于现代纸媒批评的长篇大论以及逻辑性的思维和思辨性的语言，首先它篇幅短小，有时候甚至只是一句话;其次它不对文章做深入探究，只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世界，由直觉出发来点评。所以他们写出来的批评大多是是一种对文章的欣赏或者赏析，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读后感。在正统文学批评中，这种短小、灵动的文学批评已经绝迹，但是在新兴的网络文学批评中我们又可以看到这种文学批评方式的复活。例如下面对沧月的《七夜雪》的评论:“我喜欢妙风。他不争不抢，却是最后陪薛紫夜到人生终点的人。我喜欢他的和煦温润喜欢他的与世无争喜欢他的风雅冷傲。我知道他是幸福的，他在薛紫夜的故居走她走过的路，他不会后悔。其实我不喜欢这样的结局，我不希望他救瞳(薛明介)，他是一只从一开始就抱着反噬之心的毒蛇，他会成为霍展白的敌手，会领导西域魔宫掀起再一次的武林血腥。我更恨他带走我最爱的紫夜，你们不会明白，我到底有多喜欢那个凶恶霸道的死女人。她有雪怀，有那个抱着她给予她最后温暖的男子。她有霍展白，有那个陪她喝酒一醉方休划拳直至尽兴的过命蓝颜。她有雅弥，有那个永远带着一脸和煦如春风的微笑的人，他会一直爱着他直到生命终结。所以她是幸福的。我知道她是。”［6］这种点评式的评论方式已经成为网络文学批评的主流方式，它没有了学院式文艺批评所宣扬的鸿篇论述与严密分析，剩下的只是一种读者本身的切实感受。因此，古代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批评具有一些共同点:首先在篇幅上，二者都相对较短;在结构上，它们都崇尚自由松散;在创作方法上，二者都是以叙述、抒情为主。但二者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古代传统文学批评其文本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它们在欣赏别人的作品的同时其自身也成为了一部作品来供别人欣赏，比如说，苏轼在《评韩柳诗》中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7］严羽说:“诗者，吟咏情性也。……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相比之下，网络文学批评虽然偶尔也能出现如此佳作，但是在总体上却很难达到这样的高水准。这主要是因为两者批评主体的文化程度差异所致，古代文学批评主体是精英阶层，而网络文化批评的主体则主要是从一般群众中诞生，两者的文化层次决定了批评水准的不同。再者，专业文学批评家所谓的精英意识与网络文学所宣扬的自由精神是矛盾的。这样一来，专业文学批评家是很难融入到网络文学批评里面来的，网络文学批评没有了专业文学批评家的参与，自然就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批评家。再者，网络文学批评其本身就具有反权威、反理论的特点，它重在对网络文学做一种感性的批评，伴随而来的便是缺乏一定的理性分析，从而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批评家。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专业的文学批评家有意识地进入网络文学批评领域。正如葛红兵所言:“一个有眼光的批评家应当有发展的视野，应当能透过事物发展的点滴迹象窥见它未来的可能性。网络文学目前正是需要这样的批评家。”
二、意象化的诗性语言
与西方所宣扬的认知、思辨的批评方式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更加注重一种体验式的感悟，这种感悟与需要妙悟的诗歌有着许多的相通之处。西方的文学批评更多的是需要条分缕析的逻辑性语言，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则通常需要意象化的诗性语言直指作品最本质。因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诗歌，即便明清时期小说也加入到了其中，但是诗歌自始至终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受这一主体对象的限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语言主要为诗性的语言。如司空图有名的《二十四诗品》，其本身就是耐人咀嚼的诗篇，如其第一品:“大用外排，真体内充。……持之非强，来之无穷。”这种感悟式的语言一般不会直截了当地将批评者内心的感受说出来，它需要读者再去进一步地感悟，通常对于批评者的批评读者也可以得出几种结果出来。这种批评方式是受到禅宗思维的影响，以佛祖拈花一笑为例，摩诃迦叶会心一笑，但是迦叶究竟明白了什么，这是语言说不破的。禅是作为一种个人体验存在的，若以名言相传，即使存在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采用了意象化的语言去表现自我的感受，这也就形成了文学批评如诗歌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这其中的奥妙也不是言语所能演绎得出来的，必须“自家实证实悟”。正是由于用意象化的诗性语言入文，使得古代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一种作品，显得玲珑剔透。如朱权《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云:“商政叔之词，如朝霞散綵。范子安之词，如竹里鸣泉。徐甜齐之词，如桂林秋月。杨澹齐之词，如碧海珊瑚。李致远之词，如玉匣昆吾。郑庭玉之词，如佩玉鸣金。刘庭信之词，如摩雲老鹘。吴西逸之词，如空谷流泉。
秦竹村之词，如孤云野鹤。馬九皋之词，如松阴鸣鹤。”这种意象化的语言在注重条分缕析的传统文化中很少见到，但是在网络文学批评中是可以寻到的。如:“读金庸的小说，很难放下，常常不自觉地发笑，读完后，一片轻松，便似雨后天空，更有十分的清澈。看古龙的小说，也很难放下，但却常常从小说中跳出来，自觉承不起主人公的寂寞和无奈。读完仍回味那乌云雷电的压迫。金庸的小说便如一首江南的采莲曲。古龙的小说似一幅塞北的孤旅图。”———十三少帅《读金庸看古龙》虽然网络文学批评中的这种语言还不成熟，水平远不及古代文学批评，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网络文学批评确实在有意无意地借鉴古代文学批评，并且结合当下文学现象，保留了自己的特征，就像金庸小说中的“北冥神功”吸取别人的长处又没有丢失掉自己的优势。在对待文学作品的态度上，两者却是一致的。它们都将文学作品视为一个整体，一个自由的整体，所以钱钟书先生才说:“这个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12］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两者进行的都是感悟式批评，这种批评作为一种个人体验，很难用语言说清楚或者说即使说出来别人也未必懂得，因此不如直接用一种来营造一种整体风貌，这种风貌不能用逻辑性、思辨性的语言来表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意象化语言的出现，而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依附于网络文学而产生的网络文学批评就一定会对古代文学批评有所继承，相对于前面提及的两个继承，这种语言的继承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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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一般遵循以下模式:其一，文学史串讲;其二，作者及其创作介绍;其三，作品的阅读体验;其四，运用文学批评方法解读作品。这种传统的程序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忽视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学生直接得到的是“鱼”，而非“渔”，致使作家用灵魂和生命书写的经典作品成为一堆需要死记硬背的基本常识、一串符码、一项智力游戏，文学的趣味和其传递的生命观、自然观、社会价值荡然无存。略萨说:“文学是一个人、一个公民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好的文学作品为我们搭建了桥梁，拉近了同其他文化、思想、宗教的距离，我认为这是文学非常重要的职能之一。一个现代、民主、公正、自由的社会，文学是完全必要的。”由此看来，不是文学无用，而是教的人和学的人需要重新审视文学这门崇高的学科，重新将文学拉回现实轨道，正视社会问题。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自古以来，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人并非自以为是的主宰者，而是依赖自然而存在并循环往复的。敬畏与禁忌是人在自然面前的唯一态度。然而，从笛卡尔时代开始，人类确立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势之后，便将自然物质化为可以征服并加以利用的对象。于是，人类开始高举理性的大旗，驾驭科技的战车对自然进行无尽蹂躏与索取，企图创造人超越自然的神话。终于，我们的大自然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时代，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海洋过度捕捞，沙漠扩展，淡水资源匮乏，物种加速灭绝……人类行为正在使自身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加速走向灭亡。而于20世纪末渐成显学的生态批评，则试图对处于自杀困境中的人类进行重新探索，重新梳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自闭樊篱，为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新的路径和可能性。
王诺认为:“生态批评是在生态整体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生态整体主义强调一种和谐的、整体的、多样化、互蕴共生的关系，是人类重新认识自然、定位自己的一种方法论。生态批评作为理论是新兴的，但是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和生态联系在一起的。从神话时代到宗法时代，再到现代时期，人类在世界整体结构中的角色始终是贯穿文学的一个主题。在神话时代，人是渺小的，只不过是宇宙世界最微小的造物而已。而每个民族的创世神话都是以神为本，讲述作为自然象征的神的故事，人对于自然世界不可窥知，不可操纵，只有顶礼膜拜。这个时期的文学样式如祈祷词、颂歌，甚至诗歌和戏剧等都讲述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在宗法时代，自然只不过化身为圣人、上帝、耶稣甚至真主等，而人与这种最高秩序之间依然延续下与上的关系。即使人类社会过渡到了以工业文明为主的现代社会，浪漫主义田园精神依然成为人类的理想家园。在我国有“采菊东篱下”的情怀，在英美有梭罗和华兹华斯对朴素田园生活的追求。由此可见，用文学的思想武器来重塑人们的自然观是非常可行，而且势在必行。当代大学生面临的是一个日新月异却又危机四伏的时代，他们或许无暇顾及那些与生活相去甚远的诸如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但却不得不正视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问题已成为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迫切问题。生态文学可以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现状，重新发现自然的崇高与瑰丽，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观念，从而实现人类的长远发展。作为在教学活动中起主导和引导作用的教师，应该将生态理念贯穿教学的始终。首先，教师要在介绍文学课程的过程中将文学的社会价值、文学作品的生态内涵灌输给学生，并简要介绍关于这门崭新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常用术语，如“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生态文本”“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等概念;其次，教师应不断更新知识，了解生态批评新动态，熟读生态文本，在教学过程中，旁征博引，理论与文本结合，有目的性地培养学生的“绿色”思维。再次，为了使文学适应社会，加之文学课时量的削减，教师可以对传统的内容，如作者简介、小说要素分析、文学理论少讲或省略不讲，而应选择一些比较典型的生态文本，引导学生品味鉴赏，仔细琢磨，用心感悟，从而启发其智性，陶冶其情操。
二、生态文本的挖掘与重读
1．英美文学作品的重读当前，英美文学课程普遍面临课时削减、内容压缩的现状，而文学课程的性质决定其必须进行外延的扩展。笔者所任教学校英美文学课每周2课时，且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各开设1学期，实际授课中只能挑选其中一部分作品进行讲解，对于其余作品都要求学校以观看电影或课外阅读的方式进行。比如笔者在讲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时，引导学生重点欣赏总纲里的环境描写:“春雨给大地带来了喜悦，送走了土壤干裂的三月，……美丽的自然撩拨万物的心弦，多情的鸟儿歌唱爱情的欣欢。”自然催生万物复苏(包括人)，而万物相互依存，和谐欢快，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由此可见，乔叟是一位具有自觉生态整体观的诗人。莎士比亚作品繁多，思想深刻，但一般只重点讲授《哈姆雷特》，引导学生阅读欣赏主人公的“独白”是重中之重，以此认识人文主义者宣扬的虚妄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视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幻象最终只能导致报复和悲剧。弥尔顿《失乐园》中对地狱丑陋不堪、悲苦绝望的描述难道不是人类失去家园后的预言吗?人类岂不是真正需要敬畏上帝、敬畏自然吗?而鲁滨逊的经历却又一次让我们目睹了人类如何占有土地，挖掘自然，利用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神话。及至最亲近自然的浪漫主义作家，“自然崇拜”被“视觉化和原型化”了，读者通过阅读欣赏以自然为主题和意象的诗作，可以真正体悟自然作为人类向导和保姆的功能，体验自然的瑰丽与伟大，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重续被工业文明割断的本真的关系。从奥斯汀以后的文学主要以小说为主，无论是《傲慢与偏见》还是《简爱》，虽然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审美，但依然可以凸显自然之美对故事发展的重要性。现代主义作家基本都具有反现代文明倾向，劳伦斯笔下的男女主人公都是自然之子，只有在和自然的交融中人才能流露出其本真完美的状态，而工业文明束缚下的人都是畸形扭曲的。美国文学虽然只有400年历史，却因独特的经验，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浓郁的生态或反生态气息。在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和梭罗笔下，生命与自然、自然与精神合二为一。
虽然两者审美取向不同，爱默生更倾向于借助自然表达思想，而梭罗却是将自然本身视为生活的本质，视为他的亲人和朋友，他的《瓦尔登湖》不单是为在物质文明中迷失方向的人指明道路，也传递着和谐的生态主义整体观。《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和海斯特只有在森林里、在河边才不需要清教主义的遮羞布，表现的是真实的自我，而代表文明和科学的齐林沃斯却是虚伪、狂妄、灵魂的谋杀犯。《白鲸》和《老人与海》两部小说都可以作为反生态文学中的经典，并且交相呼应，尽管两部作品在最后都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做了毁灭性的预言，但其立场和主旨却基本是反生态的———人类都企图通过征服生养自己的自然的方式来彰显其价值和尊严(亚哈对白鲸的疯狂报复，圣地亚哥老人与马林鱼和鲨鱼的搏斗归根结底都是为弘扬“人”的价值，是人类违背自然规律、企图主宰世界的妄想)。马克•吐温和维拉•凯瑟都映射了人与自然应该相融相契。《荒原》更是将现代文明的荒芜推到极致，人类面临的不单单是赖以生存的家园的丧失，更是精神世界的支离破碎，艾略特为现代文明奉上一曲挽歌，更为生态破坏后无处依存的人类进行了预言。“文学和批评的功用绝不仅仅是局限在人类内部，它还可以通过人而作用于非人类，作用于整个世界。”文学就是要通过其语言魅力和思想内涵唤醒人类沉睡的灵魂，启迪人们的智慧，实现文学与社会接轨。
2．生态阅读的误区当前生态批评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可以进行生态审美，对于一些生态或反生态思想突出的作品和作家似乎已经形成诸多的固定模式。比如，《圣经》是奠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思想根源，是具有反生态倾向的;莎士比亚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杰出代表;海明威用自己的人生和作品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虚妄与残暴;《瓦尔登湖》是一部最好的生态文本。这种定式思维固然可以启迪学生，但却大大限制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也忽略了每一位作家和作品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生态视角的重审和重评应当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传统文学经典，避免孤立化、简单化和以偏概全的片面倾向。”作为课堂的引导者，教师必须以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一方面要充分考虑作品的创作语境，另一方面要全面顾及作者思想的多面性和矛盾性。每一部作品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表达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圣经》和古希腊神话被认为西方文明两大源头，渗透到每一部文学作品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圣经》在宣扬人类中心论的同时也具有浓郁的生态意识，上帝毁灭罪恶之城索多玛、诺亚方舟、自然万物有灵论等等不都传递了人应善待彼此、善待土地、善待非人类生物的生态意识吗?古希腊罗马神话通过神和英雄的故事张扬了人的力量，也反映了原始氏族时代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热爱。哈姆雷特作为人类中心主义代表的悲惨结局难道不是一个反讽吗?鲁滨逊凸显了人的理性与征服欲望，但鲁滨逊热爱自然，并未以毁灭自然为代价满足自己膨胀的欲望。经典文学作品蕴含丰富的思想，教师在进行生态解读时，不能一叶蔽目，忽视其本身的文学意义和社会价值;不能断章取义，将作品孤立化、简单化;更不能被定式思维束缚，片面地看待问题。“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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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由罗兰?约菲执导的影片《红字》改编自美国 19 世纪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同名小说。电影以17世纪美国清教殖民地社会为背景，讲述了男女主人公阿瑟?丁梅斯代尔和海斯特?白兰二人从偶然相识、逐步相恋到排除万难最终相伴的爱情故事。影片播出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方面，人们感动于男女主人公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并最终迎来了好莱坞式的完美结局;另一方面，因为它在细节甚至是结局上与原著的诸多不同而遭到谴责。目前，对该电影的研究主要涉及宗教文化、女性主义、反讽手法、颜色及某些事物（如刑台）的象征意义等方面，主基调是批判当时的清教压迫，肯定主人公勇敢追求爱情等。本文试图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分析这部作品，综合考虑故事发生的背景、清教社会固有的伦理原则或伦理秩序，并以此界定人物的行为。
2004年聂珍钊教授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1]。以此为基础分析这部电影，我们发现，海斯特?白兰和阿瑟?丁梅斯代尔二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是整个故事的伦理线，而连接该线的两个伦理结分别是主要人物伦理身份的变化和他们兽性因子的凸显。海斯特的丈夫可能身亡的消息传来，她与牧师阿瑟苟合，导致其伦理身份的改变;阿瑟本是受人尊敬的牧师，与海斯特发生关系后，又变为人人喊打的奸夫;海斯特的丈夫在安全归来之后，为找出妻子的奸夫，隐姓埋名，化名罗杰?奇林沃思，以医生的身份生活了下来，其伦理身份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兽性因子的驱使之下，海斯特与阿瑟发生性关系，并怀孕生女，拒不说出奸夫;阿瑟在经过漫长而又痛苦的挣扎之后，站在人前，与海斯特相伴而终;而罗杰在确认奸夫后，设计了一次谋杀事件，但杀错了人。兽性因子的主导地位导致各主要人物伦理身份的变化，最终体现了人性的迷失。
二、主要人物伦理身份的变化
（一）海斯特伦理身份的变化
电影中的女主人公海斯特先于丈夫来到美洲清教殖民统治之下的马萨诸塞州，进行先期的准备工作。她独自一人带着新买的仆人住在远离居住中心的海边。她美丽、自主且坚强。与天主教徒对童贞和禁欲的尊崇所不同的是，清教徒提倡结婚，并且不主张夫妻两人分居两地。[2] 海斯特独自一人的操劳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尊敬。她处于社会阶级的上层。随着她与年轻牧师阿瑟?丁梅斯代的相识及联系的加强，二人对彼此的爱意逐渐加深。终于有一天，他们在海边相互倾吐了心声。但由于固有的伦理观念，二人决定要压制这种情感，不再见面。至此，海斯特的伦理身份并没有发生变化，理性仍处于上风。
但是，当丈夫可能遭屠杀的消息传来，海斯特内心压抑已久的激情爆发了。她与阿瑟发生了性关系。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其丈夫已死，按当时的律法规定，她需要为他守丧7年，所以，海斯特的这种行为导致了伦理关系的混乱，她的伦理身份随之发生了变化，成为婚姻的背叛者。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1] 作为妻子，在自己的丈夫生死不明的情况下，海斯特却与他人共赴云雨。尽管从原有的情节上我们了解到，海斯特与她的丈夫年龄相差很大，彼此之间也没有深厚的感情，而且海斯特与阿瑟之前已经互生爱慕，但海斯特的婚外性行为是不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圣经》对婚外性关系是谴责的态度，清教徒对婚外性关系也是反对的，认为它同杀人、偷窃等没有区别，是大罪，是奸。只有和婚姻联系起来，性才符合伦理道德。因此，海斯特和阿瑟的这种偷情行为违背了传统的道德和宗教教义，造成了伦理混乱。
（二）阿瑟伦理身份的变化
阿瑟本是受人尊敬的年轻牧师。他的布道充满激情，引人共鸣。在与当地印第安人的交流中，也起着巨大的作用，他用实际行动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与海斯特相识之后，尽管知道她已为人妻，仍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但他的理智尚存，所以在忍不住跟海斯特表明心迹后，依然决然地说出了“我要离开这里，永不再和你交谈”[3] 这样的话。之后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希望以此忘情。此时，他艰辛地守护着社会伦理道德观，言行举止都不敢超越道德的底线，其伦理身份并没有发生变化。但随着海斯特的丈夫可能身亡的消息传来，他忍不住以传递消息的名义又去见了海斯特。之后，在明知法律规定、了解海斯特此时并非自由身的情况下，他仍旧与海斯特发生了性关系，打破了伦理禁忌及法律的规定。这也造成了伦理混乱及其自身伦理身份的改变，他由人人敬仰的牧师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奸夫。
牧师本是负责管理教会工作、引导教徒日常言行、宣扬神的旨意以徒的思想的神职人员。他既是连接教徒与神的桥梁，也是教徒们的榜样。与普通的信徒们相比，社会伦理及宗教教义在牧师的心中有着更深的印记。因此，作为牧师的阿瑟打破伦理禁忌与海斯特偷情、在事发后虽然屡受心灵的煎熬但仍然没有任何悔意的行动，这种严重违背牧师的职业道德、违背社会伦理道德及宗教教义的行为的确应该受到谴责和批判，甚至是刑罚。
（三）罗杰伦理身份的变化
罗杰本是海斯特的丈夫。他在历经磨难之后终于来到马萨诸塞，却发现自己的妻子因为与人通奸正接受审判。作为被背叛的一方，如果他选择坦言自己的身份，是能够得到大家的同情与支持的，他的归来会使海斯特和阿瑟受到更为严厉的道德谴责与法律制裁，并且其伦理身份并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但是，罗杰选择了隐瞒身份。他化身医生，一边工作，一边窥探他人，试图亲手找出奸夫并给予其制裁。罗杰的这种选择使得他自己的伦理身份发生变化，由受害人变成了害人的人、由海斯特愧疚的对象变为其恐惧、憎恨的对象。在确认奸夫是谁之后，罗杰埋伏在路边，用印第安人的方式，割下他的头皮，残忍地将其杀害。这一行为完全使他自己成为一个杀人凶手。至此，罗杰由一个被同情者变成一个杀人犯。
基督教认为，上帝的律法使人自由，它是反对专制的有力武器，不管这种专制是来自个人、家庭、教会还是社会的。因此，任何人都无权对他人所犯的罪行实施制裁。罗杰的这种行为破坏了社会的伦理秩序，违背了律法精神，且激化了殖民当局与当地印第安人的矛盾，造成社会的动乱。
三、兽性因子的凸显
聂珍钊教授提出，兽性因子是人在进化过程中的动物本能的残留，是人身上存在的非理性因素。[4]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构成的斯芬克斯因子是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核心。一般情况下，人性因子能够控制兽性因子，使人具有理性或者说伦理意识，与动物相区分。而有时候兽性因子也会占据主导，使人在此过程中失去理性。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理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会影响到人物的行为和性格。[4]
影片中，人物的兽性因子在很多时候都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一开始就由那只红色的小鸟――兽的代表预示了出来。一只通体红色的小鸟停在海斯特劳作的地边树枝上，海斯特被它吸引，想要靠近它。小鸟就好像一盏引路的明灯，时飞时停，带领海斯特穿过树林、穿过独木桥，最终来到一个深潭边。潭里的水声引起了海斯特的注意，她躲在树后，看到一个裸泳的健壮的男性身体。影片的镜头一直追随着水中裸泳的人而去，直至他上岸穿衣，直至寻找海斯特的呼声传来，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去。此镜头即海斯特的目光。通过这些画面，她目光所及之处，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个健壮的男性身体深深地吸引着她，让她移不开视线。她的羞耻心等伦理意识荡然无存，兽性本能占据主导，这种本能在红色小鸟第二次出现时，彻底爆发了。
当海斯特的丈夫所乘坐的船只遭印第安人袭击、船上人员被全部屠杀的消息传来，海斯特和前来送消息的阿瑟都非常激动，认为是上帝听到了他们的祈祷，让这一切发生。当时的法律规定，在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一个人死亡时，他（她）的配偶需守丧7年才可以再次谈婚论嫁。尽管如此，二人仍激动地拥吻，并转移到仓库。就在这时，红色的小鸟紧随他们的身影再次出现在镜头中，并飞进了海斯特的屋中。在它的影响下，海斯特和阿瑟在仓库发生了性关系，而海斯特的女仆也在红色小鸟的注视下羞涩地脱衣沐浴，并抚摸自己，人的兽性本能得到充分展现。
在人的兽性本能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以爱的名义，海斯特在背叛自己的丈夫后，生下通奸的罪证――孩子;在受到惩罚佩戴红字A之后，她仍顽强地、积极地生活着;她甚至准备找合适的机会和自己的爱人、孩子抛弃世俗的一切，逃离他们被惩罚的地方，虽然之后因为罗杰的回归而未能成行。阿瑟也在海斯特的要求下绝不说出自己奸夫的身份，而是利用身份的便利，为自己的女儿洗礼;偷偷与海斯特见面并商量逃离事宜;在海斯特差点丧失女儿的抚养权时为她说话;甚至在因为巫蛊之术而受到牵连的海斯特被判以绞刑之时，“勇敢”地站出来承认自己奸夫的身份，从而恰巧因为印第安人来袭而逃离审判，“一家三口”团聚并移居他处。罗杰更是以医生的名义四处窥探他人的秘密，以此找出妻子的奸夫;最后甚至设置陷阱，野蛮地杀害了他以为的奸夫;在意识到自己杀错人后，他选择自杀，客观上为海斯特和阿瑟的爱情之路扫清障碍。
当然，在海斯特和阿瑟开始互相吸引的时候，他们也意识到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海斯特尽量减少与阿瑟碰面，阿瑟也决定不再与海斯特交谈。在海斯特因为怀孕拒不说出奸夫而被关在监狱受苦时，阿瑟在大雨滂沱的夜晚，在刑台上折磨自己。在罗杰回归威胁海斯特的时候，海斯特为了爱人的声誉和前途，决定终止逃离计划…… 所有这些貌似也说明他们是有理智的，但结合整个影片的情节发展以及故事的讲述者――海斯特和阿瑟的女儿珠儿的陈述，我们发现，所有这些情节都是用来表现海斯特和阿瑟之间的真爱的：他们的爱情历经磨难，他们在爱情的道路上心性坚定，所以他们最终修成正果。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还创造了一个原著中没有的人物――培达，他对海斯特一见钟情，先是想用温柔的言行感动她，后来在海斯特怀孕生女后恼羞成怒，想要她，最终却被罗杰当做海斯特的奸夫给杀了。影片用这个人物来表明，海斯特并不是一个的人，她和阿瑟的所作所为只是因为爱，是情到深处的必然结果，否则她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因此，整个影片大肆渲染爱情的伟大，从而不惜改变原著的多处情节甚至是故事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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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乐论》)这就为情感的艺术戴上了理性的镣铐。作为“道”的具体表现的礼也就此产生:“礼起之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也,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真是一物降一物,相生相克,且这一套礼仪也顾及人的心理需要,颇富人情味,入情入理,可谓中肯。以上各种功用主义思想最早胎育于早期社会对美的观念。《国语·楚语上》中记载,楚国的政治家武举在回答灵王问他新造章华之台美不美的问题时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大小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陈伯海先生认为,武举给美下的定义,是文献录存最早的有关美的解说,其内涵深烙着功利性色彩。孔子发表过类似的主张,《荀子》记载:“子贡问于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为人下者乎?其犹土也。深拍之而得甘泉焉,树之而五谷蕃焉,草木殖焉,禽兽育焉,生则立焉,死则入焉,多起功而不德。为人下者其犹土也。”孔子以土为美的思想,正是一种功用意识的反映。孔子在解释子贡提问君子为什么贵玉而贱珉这个问题时说:“夫玉者,君子比德焉。
温润而泽,仁也;缜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荀子·法行》)由此观之,孔子是把万物之善性和美联系在一起,与其说在向我们申诉万物因善而美的道理,毋宁说以此为比况向我们昭示君子以德为美。所以我们可以说孔子将“善与美”统一起来了。问题不应仅仅停留于此,应该看到,这种“美善合一”论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十分巨大。在儒教成为国教之后,这种功用主义文艺观也就基本上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社会最具有说服力的文学批评思想。回溯历史,首先把孔子“美善合一”的功利主义思想理论化、系统化、政教化,并自觉运用于批评文艺的是荀子,后经扬雄、刘勰等人,把“明道”、“征圣”、“宗经”的文艺批评思想逐步臻于完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总体上是一部处理艺术与生活(政治)的关系史。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一旦被僵化和扭曲,其负面效应十分巨大。
首先,容易把文学变为政治的附庸,不宜于文学自身的独立。文学批评容易走向非学术的政治批评,从而导致文学批评在非本质的层面上游离,很难冷静下来作自身的、内在的本质建设。
其次,造成批评审美趣味的狭隘和单调。我们从孔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的态度中不难揣摩出,读诗就是为了在实际生活、工作中用得上,不然就毫无用处,完全排斥艺术的娱乐、审美功能。这种急功近利的观念显然不是对待艺术所应持的中肯态度。再如韩愈曾写过《毛颖传》、《杂说》、《石鼎联句诗序》等一类近似传奇小说的作品,表现为重视从民间文学和对新兴的文学体裁与表现方法中吸取滋养的积极态度。但却遭到裴度的批评,称之为“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这就极大地限制了题材、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活泼性。在“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的重负之下,创作与批评的丰腴性被挤榨殆尽,只剩下庄严肃穆的道德意识,无法轻松,更不能放纵。
再次,在深层的文化心理上养殖了文学价值取向上的退避心态,即征古文化心态。韩愈在叙说自己文学创作的经历时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这种征古文化心态促成了一代代声势浩大的复古浪潮,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横贯古今的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发展模式。转贴于
最后,对文学批评自身的束缚。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既丰富又单薄。所谓丰富,有浩如烟海的文学批评典籍为证,其诗话、词话、言、纪事、诗品、典品、精义、广记……可谓汗牛充栋。但与中国文学的实际相比,文学批评根深蒂固的道统思想和急功近利的功用思想,决定了在诸多的批评领域里无法客观公正地深入研讨,特别是对文学形成的研究尤显冷落。中国的诗学批评理论较发达,但相形之下,散文理论、小说理论、戏剧理论等则难以望其项背。
再看叙事文学样式,如小说、戏剧,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大最普遍的文学体裁,但中国文学批评对此一向较冷漠。《中国文学理论辞典》中关于小说、戏剧的词条几近于无,最具权威的郭绍虞先生的九十万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竟一字不提小说和戏剧批评。造成这种偏失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与中国文学批评观念中功用主义的道统思想有关。因为以“明道”为正统的文学观念十分反感虚拟,从功用角度看,完成经国大业的、体现道统的东西怎么可能是那种荒诞无稽的奇门道术之类的虚妄之体呢?所以批评家们一开始就定下原则:“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扬雄《法言·吾子》)
从现存的资料看,第一个对屈原作品作评价的是刘安,而第一个对屈原作品中浪漫成份表示不满的是扬雄,称其为“过于浮”。在其《法言》之《重黎》、《问神》、《吾子》诸篇中,皆流露出不容浪漫虚拟的思想。他在批评司马迁《史记》时认为,《史记》能够秉笔直书,在《淮南子》之上,这就是“实录”,但同时又批评《史记》的缺点在于“杂”和“爱奇”。他说:“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记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扬雄传》)受其影响,王充也十分反感虚妄。他在《佚文篇》中明确表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在谈到《论衡》的写作目的时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论衡·对作》)王充之所以对“虚妄”如此深恶痛绝,实乃基于其文学的功用思想,他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要使文章有补于世,就必须“真实”,要能证之验之。“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论衡·对作》)对于两汉功用主义的专制与霸道,罗根泽先生有段妙论,他说:“两汉是功用主义的黄金时代,没有奇迹而只是优美的纯文学书,似不能逃出被淘汰的厄运,然而诗经却很荣耀地享受那时的朝野上下的供奉,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的送给了它一件功用主义的外套,做了他的护身符。这件外套,不但不是一人所作,亦且不成于一个时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