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商业模式创新方法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商业模式创新方法范文1
该解决方案结合了采用先进科技的爱克发印前热敏及光敏成像CTP设备――天龙星：AvalonC系列高性价比热敏制版机及Nautilus鹦鹉螺高稳定性紫激光制版机，配合商业用流程爱普极数码工作流程：Apogee AGA Prepress 8.0及报业用流程所包含的全球领先的高效拼版系统、色彩管理系统、：Arkitex Optilnk节墨系统、软打样及纠偏系统，同时使用爱克发全球领先的热敏版：Aiyinda702及光敏免化学处理版N94VCF，将给全球用户带来增值、减排的双重效益。特别需要强调的是，Nautilus鹦鹉螺高稳定性紫激光制版机是爱克发针对商业印刷和报业印刷市场需求所精心研发的产品，在2400dpi的分辨率下，每小时可输出18张1030mm×770mm的印版，印版适应多种印刷机。
以往印前环保概念的提出，背后隐含的高成本、低效率以及实际印刷效果差强人意，往往令客户望而却步。而爱克发提供的涵盖热敏及光敏两种技术的增值、高效的绿色环保解决方案则从根本上解决了客户的后顾之忧。
爱克发不仅生产环保产品，同时也一直持续努力减少自身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爱克发在全球每个生产基地都取得了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和OHSAS18001（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体系）认证。2011年，爱克发推出了可持续发展和节能减排计划，并在其全球各生产基地严格执行，以获得最佳的环保表现。
商业模式创新方法范文2
一、企业创新的概念及内涵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Schumpeter，1912）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组合”，“创新”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这些新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采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和引入新型的工业组织。
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能，创新驱动的主体是企业，在涉及创新主体的研究中，既有把企业家看作是创新主体，一些专家学者如熊彼特等人，研究发现企业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促使他们采用新的技术、发明或生产工艺创造出新产品，这个过程推进了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承担创新活动，新产品由企业来投放市场。可以把企业的技术创新看做创新驱动的焦点、核心力量和最有成效的方法。加入创新的各企业家们一起实现了创新的过程，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企业必然是它的主体。
在创新过程中，由开始的决策，到研发资金的投入，科研专家组的成立和最终成果实现，企业发挥了主体作用，有了企业这个主体才创造了科研成果。菲达环保30多年来就是依靠不断采用技术创新，获得了我国环保界的领先优势和地位。企业作为创新系统和体系的核心，企业的技术管理和创新组织等共同构成了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企业创新的动机、原因分析
企业获得创新的动机是竞争。熊彼特在他的创新理论中认为，创新与企业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创新的机制使得经营者转变为创业者或企业家，创新相当于是企业家推动的制度、产品、技术和市场创新。之所以认为是企业家推动的创新，是由于大企业对技术进步有所贡献，因为只有大企业能够承担技术创新所带来的高成本。其次，大企业拥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一旦创新成功，可投入的应用范围也更广，因此也就有更大的动力进行技术投入与创新；再次，为了维护大企业的垄断地位，大企业要一直进行技术发明与创新。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大，不论是从深度和广度上竞争都有所增强。然而大多数企业管理层没有发现科学技术正快速发展，促使企业的技术水准日益加强，提升了产品的技术含量，也没有意识到产品正趋于走多样化道路，如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和功能的多样化。他们对技术性人才不够重视，企业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导致许多人才没有生产积极性，甚至流失。也没有重视员工的技术的培训，认为花钱进行员工的技术培训不仅不能为企业带来效益，还会增加企业的负担。因此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重视创新。
三、企业创新的方式
创新方法系统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次是自主创新，第二个层次是协同创新。自主创新可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里最根本的创新是原始创新。协同创新则是对自主创新方法的整合和提升。
首先，原始创新是前提和基础。原始创新是指从来没有过的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原理性主导技术等创新成果。在创新方法系统中，原始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首创精神是最可贵的，可以开创颠覆性的变革。
然后，集成创新由原始创新发展而来，通常情况下大部分原始创新成果处于基础研究范围，可通过集成创新的方式来运用技术。具体是指对现有的产品或知识进行重组和搭配而形成新的产品或事物，形成新的功能和作用。
再次，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是常用的一种方法。首先利用先进技术和产品存在时空差异，引入并学习其关键技术，掌握有用部分，再适时将核心技术进行转移，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并适合本土的技术和产品。
最后，协同创新突破了以上三种模式的主体屏障，把创新资源和要素进行集聚和整合，充分系统的运用创新方法，使创新能量尽可能的大量释放。更加注重协同创新，一方面要注重整合创新方法； 另一方面要注重整合创新主体。
四、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和措施
企业可采用以下几种路径来促进创新：
1、提高企业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能力
我国产品业技术水准不是非常高并且装备先进程度不够，应尽快引进新技术同时变更或改造成先进设备。大力度的推进信息技术，使技术装备水平和企业信息化融合起来。国际服装企业的发展壮大给我们一些启示：采用信息化为关键的高新技术，对传统企业进行整改，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首先，因为信息产业和传统产业相结合，会创造出新的生产技术和能力。然后采用ERP系统，对供应链进行支持和管理，集中和协调了制造资源，创造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采用的营销方式也变为传统营销和网络营销相结合，不再是单一的传统营销，对扩展市场份额、实现用户个性化的需要以及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有着显著作用。
支持企业持续增加对科技的投入，鼓励行业中的大企业或领军企业加强研发投入。国家规定的关于高新技术类企业研发支出应为销售收入的百分之五，重点企业为百分之三，一般企业为百分之一，应充分实施。鼓励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要落实，增加对于自主创新投入的得税前抵扣力度，支持企业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突出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引导和支持大中型企业设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或院士工作站等创新研发平台，推动“四个一百”工程，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举办产学研合作对接活动，实施重点科技项目。加大力度吸引外资研发机构进入，使外资企业研发活动与地方特色相结合，建设一些科技资源的合作机制，把国内外科技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2、品牌创新
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同类产品的外在差别已经越来越小，然而品牌具有不可替代性，个性化并且可以传承，有延续性，可以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不过由于市场的竞争，许多品牌已经为人所知，所以企业应该想到一个独特的品牌让大众消费者更能够认识到企业的创新特别之处。所以，多数企业已发现，绿色品牌可以使企业获取巨额利润，同时赚取了声誉，使客户认为企业是把握绿色品牌的标杆，荣升为重点绿色龙头企业。把绿色品牌当作是一种珍贵的战略资本，通过建立自身的绿色品牌来加强自身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企划鼻祖史蒂芬金曾如此评价品牌：“产品是工厂生产的东西，品牌是消费者购买的东西。”产品非常容易被淘汰，但好的品牌能够持续长久，尤其有自己绿色品牌的企业，能够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企业在采用成功的品牌战略同时，需要关注或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对品牌的培育应当高度重视，着重培养企业向绿色品牌的发展，并且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发展战略；企业可通过参考自己的发展水平，把握品牌应有的市场定位；采用整合营销，制造出一些有受众的绿色产品，可以提高品牌的知名度，还可以让客户认同绿色品牌。这样也会给企业带来实现一次大的发展的新机遇；绿色品牌更加能够满足并适合用户的消费理念，企业要积极提升产品的品质，特别是用户对产品的认知质量；积极开展关系营销，大力培养和维护消费者的绿色品牌，推广健康绿色的产品忠诚度；适时进行品牌的延伸，当然要考虑企业自身的实力和状况。
3、商业模式的创新
商业模式的创新，它也是企业创新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成功实现创新就要贴合市场，结合市场的同时，若想实现创新的价值，就要有商业模式的创新。
比如微软公司，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必然和创新有关，但这绝对不是它成功的充分条件，它的充分条件还必须有一个比尔・盖茨对市场的把握，他的一个集成，他的WINDOWS操作系统，让即使不太懂计算机的用户，也可以比较轻松的学会使用，同时微软和英特尔公司合作，及时抓住了市场，扩展了公司的市场份额，让消费者对WINDOWS操作系统产生依赖。
另外苹果公司的成功，很重要一点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比如之前的IPOD，它构建了一个多媒体的生态系统。起初使用起来有些复杂，当时中国市面上已经有很多MP3，使用简单，和电脑连接，下载歌曲就可以了。而IPOD，还需要使用itunes系统，相对麻烦一些。仔细观察后发现，itunes系统相当于提供用户一个媒介和平台，通过它来下载曲目。由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管理越来越严格，下载歌曲就变为了收费，平台顺应了此时市场需求，把开发音乐，制作音乐，听众等集聚在一起，有了商业往来，形成一个生态系统，这是一种开放式的、集成式的创新。
如今互联网金融发展壮大，同时进入了大数据时代，数据变为了重要资源和生产力，能够创造价值。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随着大数据到来，也在日益改变，云计算、物联网这些新技术和大数据相互融合，对提升企业竞争力发挥重要作用。我国正在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鼓励企业使用大数据来创新商业模式，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启示，可以实现更高效、更绿色的发展。
4、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
随着企业自身不断发展需要组织结构创新，外界环境也会迫使企业思考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结构和运营模式。此创新涵盖企业的很多方面，如集权和分权、管理层级和幅度、制度化程度、工作流程等等。因此，结构创新可促使企业成长，提升核心竞争力，和产品创新相配合，有利于实现战略目标。结构优化不但包含了结构模式的创新，还有企业行为模式的创新，整个运行流程和运作效率的改进和提高。
在组织结构创新方面，宝洁公司可作为成功典范。它新增了“外部创新主管”这样一个职位，组建了创新侦察员团队，在世界几乎大部分角落都有分布，使用精密高端的搜索工具，全面撒网，用“大海捞针”的方式为公司寻求适合的重大技术突破和研发人员；宝洁还在2001年与Nine Sigma公司合作，是一家专门为想获取外部技术的用户提供平台的公司，最终使宝洁拥有了50多万名独立发明家，成为了公司的创新服务提供商；之后还加入了，通过这个网站招致了世界一百七十五个国家的十一万名各界专业人士，如生物学家、化学家、工程师等，对宝洁公司面临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予指导和建议。宝洁和礼来公司共同建立了，将退休的科学家充分利用起来，请他们提供相关的咨询。
5、企业制度的创新
制度创新应该和科技创新或技术创新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它们都是创新的关键内容，共同促进着企业进步发展，扩大着创新的范围和空间。好的制度创新给企业会带来新的生机，推动着企业提质增效。
那么制度创新应建立一个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非常必要的，是企业明智的选择。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部分，它对于企业组织的运作、内部的协调和有效制衡都至关重要。企业能否做出正确决策，执行是否到位都取决于有效的公司治理。管理者的行为会受公司治理的影响，比如一些内部和外部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经理人市场、市场竞争等，最后会决定企业的绩效，因此，改善和加强治理结构是势在必行。
其次是经营机制的改善。通过优化或转换经营机制，才能实现企业绩效的改善提升。因为体制作用于机制，机制影响了效率，之后决定了员工的行为，而员工的表现最终决定了企业目标能否实现和效率的高低。所以即便在公司治理方面有所完善，得到良好进展，由于没有机制的保证，企业也会缺乏活力和竞争力，不能高效运行。优化和改变经营机制，可采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岗位灵活――可上可下、员工收入弹性增大――可高可低的制度改革，同时，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使企业在用人和薪酬方面的调整更加顺应市场化和国际化要求。
再次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做到政府和企业或政府和资金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开来，就应该更全面、深层次的完善资产管理体制，为了顺应新时期的特征，满足深化企业改革的需求，一定要主动实行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创建资本运营公司或投资公司，使出资人制度更加完备，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提高运作效率。
最后是健全国有企业的监督体制。对大部分企业来说，会遇到这些难题，如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出现的“内部人控制”现象，还有不明确的产权制度、不够完善的公司治理等腐败问题，所以要强化监督和管理，制止腐败现象。改善和创新资产监管制度，保障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商业模式创新方法范文3
关键词：破坏性创新；弱势品牌；品牌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1月3日
一、引言
在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今社会，品牌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品牌竞争也成为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主流手段。行业先入者由于进入市场的时间早、占有当前市场份额大以及客户资源丰富等优势形成了独有的品牌效应，而弱势品牌面对市场中的强势品牌，提升企业的品牌竞争力已成为了弱势品牌的首要任务。破坏性创新是一种非连续的技术、产品、方法或商业模式创新，一般通过打破低端市场平衡和需找新兴市场等独特方式进入非主流市场，建立起新的客户价值结构，改变市场现有的竞争规则，破坏强势品牌的竞争优势基础，为弱势品牌实现品牌跨越式发展，冲击和赶超强势品牌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2015年，全球著名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了“2014年全球最佳100强品牌排行榜”，其中显示美国占了54%的比例，其中前6个品牌都为美国品牌，苹果和谷歌分别为第一和第二，中国“华为”品牌价值43.13亿美元，位居94位，成为榜中唯一的中国品牌，这也是中国品牌首次闯入百强。华为科技有限公司1987年创立，当时为一家香港公司销售生产用户交换机，那时的华为尚还不能称之为品牌，在过去的20多年里，华为更多的是维持性创新。华为通过两大架构式的破坏性产品创新在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获得成功，一个是分布式基站，一个是SingleRAN，SingleRAN被相关技术专家称作“很性感的技术发明”。华为通过破坏性产品创新从弱势品牌逆袭成为全球最佳100强中的一员，为其他弱势品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二、文献回顾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藤森（Clayton M.Christensen，1997）在《创新者的困境：当新技术导致大企业失败时》一书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破坏性创新的概念。书中提到维持性创新的概念，即对现有主流商品未做性能上的本质改变，只是对产品性能进行升级。而破坏性创新打破了维持性创新的概念，在企业所提供的技术性能供给超过用户对技术性能需求的条件下，率先进入低端市场或新市场，放弃主流市场，避开主流市场用户重视的绩效属性，通过长期占有低端市场或新市场，从而在低端用户或新用户中形成新的绩效属性，属性组合产品或服务，再逐渐达到破坏或取代现有主流市场产品或服务的一类创新。Christensen研究的一个主要观点就在于破坏性创新将会打败维持性创新，最终会成长到主导市场的地步。
许晓明等（2008）认为只要新进企业率先进入了新市场，那么市场中的竞争规则就将会被彻底改写，强势品牌将被迫使实施以破坏性创新为起点的市场新规则。苏启林（2006）认为中国产业成长的关键在于用破坏性创新开发庞大的非消费市场，这将是推动 “中国制造”模式向“中国创造”模式转变的现实新途径。孙启贵等（2006）指出，面对冲击世界汽车行业的新一轮破坏性增长浪潮，充分利用破坏性创新机制并发挥其战略性是中国汽车业做大做强的可选之路。杨雪滢、白俊峰（2011）研究了破坏性创新对我国自主品牌竞争优势的意义和影响方式，通过深度剖析破坏性创新的理论框架，并结合破坏性创新对我国自主品牌的影响方式，寻找中国自主品牌企业的破坏性机会。以期利用其后发优势，提高自主品牌创新能力和水平，推动自主品牌竞争优势的形成，实现跨越式发展。王朝辉（2005）从市场营销的角度分析破坏性营销的六个步骤，研究了弱势品牌从各个层面分别进行破坏，从而超越市场中的强势品牌，建立自己的品牌竞争力。
目前，从破坏性创新的理论视角研究我国品牌发展的学者大多从自主品牌出发，研究我国自主轿车品牌，如比亚迪、长城汽车、奇瑞等。另一部分学者从手机行业研究我国破坏性创新，主要以小米、山寨手机研究为主。较少的学者从整个弱势品牌角度研究我国破坏性创新对品牌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从品牌的技术创新和弱势品牌的破坏性创新两个方面分析我国弱势品牌通过破坏性创新侵入主流市场、进行低端市场和新市场破坏性，探讨通过破坏性创新方式提升我国弱势品牌竞争力的对策，同时为我国弱势品牌实践和应用破坏性创新战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三、基于品牌的技术创新
通过技术创新来促进品牌的进一步发展已成为当前企业的共识。根据当前众多学者的观点，技术创新按照创新技术强度与创新市场结构变化可分为维持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现有品牌发展大多通过“引进――消化――再创新”的维持性创新来促进品牌发展，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技术更新速度加快，破坏性创新的“非竞争性”、“初始阶段的低端性”以及“颠覆性”等特点，使得主流市场的强势品牌很难及时做出恰当的反应。破坏性创新在造成无数强势品牌消亡的同时，也为新进的弱势品牌提供了技术赶超的契机。
（一）维持性创新。克里斯滕森将传统创新模式称为维持性创新，因为这类创新旨在维持企业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而不是颠覆其地位，通常由运作良好的行业领导企业开发。维持性创新主要满足主流用户需要，对已有技术的渐进式改进主要按照主导市场中的大多数用户所重视的方面进行，沿着主流市场主要顾客的需求曲线改进已有产品的性能。
我国品牌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家电品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家电技术的维持性创新对国际家电市场进行技术跨越和替代。然而，90年代以后，随着大多数行业技术趋于成熟以及网络和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市场上技术变革不断加速，通过维持性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采用维持性创新进行技术跨越的传统创新思维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我国品牌的发展。
（二）破坏性创新。破坏性创新描述了挑战或彻底取代已有技术、创新或设计平台。回顾整个品牌史，这种技术破坏性周而复始地发生，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已有技术被“新一波”的破坏式技术淘汰的情景。20世纪80年代的磁带后来被MP3所取代，现在苹果的ipod和iTunes又给音乐消费和视频消费带来了新模式。
破坏性创新将带来产品新性能、成本急剧降低、市场结构变化等改变。技术具有破坏性通常表现为通过成本更低的做事方式带给人们变革性改变，当这一技术成为主流，就会改变人们的做事方式。例如，360杀毒软件对一些基本功能免费提供，这对于传统消费杀毒软件是一种破坏。所以，破坏性创新挑战传统的做事方式，在市场上创造新的市场定位。对于维持性技术无法充分解决或迅速解决的问题，破坏性创新引入创新方式以使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破坏性技术提供了已有产品的替代选择，并且更灵活、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鼓励人们大胆尝试截然不同的方法，新方法的成功会对强势品牌的地位产生威胁，威胁的持续增加也会导致市场领导者的更替。破坏是一种持续发挥作用的力量，当新“价值网络”出现时，新的破坏者又会出现，随着新技术快速发展，破坏性技术也将会越来越多。
相比强势品牌，弱势品牌更容易实现破坏性创新。面对破坏性性技术挑战，强势品牌和弱势品牌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强势品牌为了维护其在市场中维持性技术的优势，保持行业领先地位，通常会选择坚持维持性创新，他们更加侧重对主流市场的分析，更重视开发已有技术的能力，造成强势品牌更容易失去通过破坏性创新获得新的市场份额的机会。而弱势品牌更容易对破坏性创新做出反应，有利于抓住破坏性创新机会，抢占新的市场份额。
四、基于弱势品牌的破坏性创新
根据对众多学者观点的梳理及对文献的总结可以得出破坏性创新从市场的角度可以划分为“低端市场破坏”、“新市场破坏”和“混合型破坏”。低端市场的破坏性创新令强势品牌逃避攻击。新市场的破坏性创新诱使强势品牌忽略攻击。
（一）低端市场破坏。低端破坏是指为无需高端市场看重的所有性能的目标消费群体提供破坏式产品。在产品过度满足特定消费者市场需要的情况下，产品改进速度超过消费者采用新性能的速度，破坏性技术以其提供性能比不上成熟产品性能的产品打入某一特定细分市场。这一细分市场上的消费者不愿意为某些可有可无的产品功能支付高价。一旦破坏者通过服务于原有价值网络中的低端市场在市场上立足，就开始着力提高其利润。这种破坏并非开辟新的市场，但它冲击了原有行业的商业模式和产品――通过低成本来吸引原来消费能力低的客户群体。例如，上网本对笔记本电脑的破坏。
强势品牌通常容易忽略利润低或无利可图的细分市场。随着弱势品牌破坏力度加强，强势品牌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最终弱势品牌通过破坏性技术满足最有利可图的细分市场需要，赢得主流市场的认可，取代强势品牌。
（二）新市场破坏。新市场破坏是向未曾购买强势品牌的产品或服务的目标消费群体提供破坏性创新产品。当一个新概念能够开发出新技术改进已有技术，使缺少资金或技能的消费者可以拥有产品，或者使顾客更便利地使用产品，这一新概念就有潜力成为新市场破坏性创新。由于新市场破坏一开始争取的是新顾客，在破坏性创新没有赢得主流市场之前，强势品牌将很难察觉到。
新市场破坏是通过发展挖掘新用户的消费能力，构造出新的客户价值曲线，以其不同于主流市场消费群体的新的初始消费者，开拓潜在的全新客户市场。佳能的台式复印机对施乐复印机的破坏就属于新市场破坏。
（三）混合型破坏。在实际生活中，破坏者除了只进行“低端破坏”和“新市场破坏”外，还很有可能同时进行低端破坏和新市场破坏，这种破坏就属于混合型破坏。混合型破坏是向未曾购买强势品牌产品或服务的目标消费群体提供性能不及已有产品的产品。这样既有可能是因为是新市场而使强势品牌忽略攻击，同时也因为破坏性创新产品的性能较低而迫使强势品牌逃避攻击。
克里斯滕森认为很多的市场破坏性创新都是混合型破坏性创新，是低端市场破坏和新兴市场破坏的组合体。例如，传统电视广播媒体面对分众传媒的破坏性冲击案例。分众传媒首创了中国户外视频广告联播网络，它最初的定位是在商业楼宇视频媒体，目标锁定于中高收入的商务群体，着重覆盖25～50岁之间的核心消费人群。产品线逐渐扩充到卖场终端视频媒体、公寓电梯平面媒体、户外大型LED彩屏媒体、手机无线广告媒体、互联网广告平台及数据库营销渠道等多个网络渠道。分众媒体以其精准的受众定位，有效的多网络营销得到了广大消费者和广告客户的肯定，对传统媒体形成了破坏性冲击。
五、基于破坏性创新的弱势品牌竞争力提升对策
（一）破坏性产品创新。破坏性产品创新是性能更佳或价格更低的破坏性产品或服务替代已有的产品或服务。破坏性产品创新对市场中的消费者和产品生产者都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它树立了新的服务标准、成本以及生产周期，完全改变了主流市场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破坏性产品创新主要是由多个技术创新整合而成的新产品创新，是由技术可能性与市场选择相互作用下为消费者接受的满意产品。弱势品牌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应该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弱势品牌可以通过扩大新兴市场的规模来降低成本，从而实现提升品牌竞争力这一目标。
（二）破坏性技术创新。某些新技术取代已有技术，使价格更优、性能更能满足客户的基本需要，这种新技术就是破坏性技术、颠覆性技术。破坏性技术的成功运用要求破坏性技术创新者要具备识别未满足细分市场的能力。
弱势品牌可以通过确定“低端市场是否存在某些客户，他们愿意用较低的价格来购买性能较差但足够好的产品？是否存在某些非消费群体可以成为我们的用户，使得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市场？对于有上述两种可能的市场，我们需要做什么来满足潜在用户的需求？”等来确定市场定位。一旦确定了目标市场，弱势品牌就可以通过破坏性创新技术取代已有的新技术，以更简单、更低价、更易用等新价值为市场带来全新的选择。
（三）破坏性方法创新。破坏性创新方法优于传统方法，通过提供性能更佳或价格更低，使品牌具有竞争优势。破坏性方法创新是以破坏性技术创新为基础，品牌通过拥有破坏性技术采用新的营销方式，降低经营成本，使竞争对手处于劣势。
（四）破坏性商业模式创新。在许多新的或现有的行业领域，以破坏性技术、破坏性产品或破坏性方法为基础，都能催生出一种新的破坏性创新，也就是破坏性商业模式创新。一般来说，商业模式的破坏是指销售什么产品、如何制造、如何分销和提供支持、产品卖给谁或不卖给谁等方面的破坏。依靠这种破坏性商业模式创新弱势品牌可能对强势品牌商业模式形成挑战或超越。
六、结论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品牌现有竞争优势只是暂时的。破坏性创新成为了弱势品牌实现地位赶超强势品牌的重要手段。强势品牌大多坚持维持性创新以保持其在行业中领导地位，而弱势品牌则更容易进行破坏性创新，进而通过破坏性产品创新、破坏性技术创新、破坏性方法创新、破坏性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超越强势品牌，使自己成为主流市场的领导者。
主要参考文献：
[1]Christensen，C.M.The Innovator’s Dilemma：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M].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Boston，MA，1997.
[2]许晓明，宋琳.基于在位企业视角的破坏性创新战略研究综述及应用模型构建[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8.12.
[3]苏启林.破坏性技术、组织创新与产业成长预测[J].中国工业经济，2006.11.
[4]孙启贵，邓欣，徐飞.破坏性创新的概念界定与模型建构[J].科技管理研究，2006.8.
[5]杨雪滢，白俊峰.破坏性创新与自主品牌跨越式发展[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商业模式创新方法范文4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英国，是全球能源和原料最重要的买家。在成为世界工厂之后，中国意识到必须向更高层次的经济型态进化。于是，创新成了声调最高、标榜最有力的口号。
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年代。世界许多最赋活力和创造力的企业也来到中国加速这一演变。历史上的许多案例说明了中华文化在接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碰撞、冲突、最后都激发了智慧的火花。
上世纪30年代，多元文化的上海培养了中国首批流行音乐、现代文学、艺术和当代电影人才。中国香港输入英国的文化后，使得这个弹丸之地创造出丰富的电影工业，和完善的金融和法律系统。中国台湾融合日本文化，使得它传承的汉文明走向精致的路线，产生强大的文化输出力。曾任职韩国三星公司、现任TCL电脑公司产品设计总监的徐航说：“我最怕自己的经验局限，限制了自己和我周遭的人。”
中外创新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在过去150年当中，西方的商业跟随着工业革命已经建立了深厚的传统和经验。根据理特管理顾问公司(Arthur D Little)的调查显示，中国企业面临的创新障碍属于基础层次，即在外部组织、流程与职责方面没有建立适合创新的环境。而外企的创新障碍主要是内部资源匮乏。在创新的基础上，外企在计划流程与管理上已具备了相当的经验。
以索尼爱立信为例，一切以供需结果为创新标准判断以及推动革新。“我们会把丰富的想象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有一套残酷的标准，所研发的产品如果没有遵循这个供需价值，即使产品计划看起来再好我们也会选择放弃。”索尼爱立信全球研发中心中国区总监束灿说。按照这个原理，索尼爱立信所研发的产品，只有大约30%最终会上市。
创新流程的关键成功因素是创意管理，国内企业对产生创意和评估创新的方法尚没有足够的重视，甚至管理阶层不懂得如何经营创新环境。最能显示信息时代创新方法的，要以Google为代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创新方式，和工业时代创新的概念完全不一样。Google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说：“我们所推出的90%的服务产品，最终都因用户的不支持而告终。”
商业模式创新方法范文5
TRIZ的理论体系
TRIZ理论的主要体系包括技术系统进化法则、40个发明原理、39个通用参数和矛盾矩阵分析、物质―场模型分析、76个标准解和ARIZ发明问题解决算法。
1.技术进化法则
技术进化法则包括进化法则，1）技术系统的S曲线进化法则；2）提高理想度法则；3）子系统的不均衡进化法则；4）动态性和可控性进化法则；5）增加集成度再进行简化的法则；6）子系统协调性进化法则；7）向微观级和增加场应用的法则；8）减少人工介入的进化法则。这些法则主要是预测技术系统，产生并加强创造性技术系统。
2.矛盾冲突分析
矛盾包括技术矛盾和物理矛盾，技术矛盾是指一个作用同时导致有用及有害两种结果，也可指有用作用的引入或有害效应的消除导致一个或几个系统或子系统变坏。技术矛盾常表现为一个系统中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矛盾，处理这种矛盾一般是39个通用参数来解决技术冲突。物理矛盾是指一个物体或者系统中的子系统有相反矛盾的要求，处理这种矛盾主要应用分离原理，如空间分离、时间分离、条件分离和整体与部分分离。
3.物质―场模型
所有的功能都能分解成三个元素即两个物质一个场的作用，任何形式的物都可以作为物质，两个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看做是一个场。在物质―场的模型中，运用76个标准解进行创新方法的研究。
4.ARIZ
ARIZ（发明问题解决算法）是TRIZ的核心分析工具，是基于技术系统进化法则，针对非标准问题而提出的一套完整的问题解决程序和解决算法。
TRIZ在管理创新应用的制约因素
TRIZ在技术领域的应用取得了公认的成功，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探讨TRIZ在非技术领域，特别是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应用成为一个研究热点。Ellen Dom（2003）初步的研究得出40个创造性原理可以在商业环境中应用，并论证了TRIZ原理和工具在非技术领域运用的可能性。Bruno Ruchti和Pavel Livotov（2001）探讨出商业和管理中的12个原理，其中每个原理代表一对冲突，分析了12个原理与TRIZ的40个创造性原理之间的联系。Valeri Souchkow（2007）论述了TRIZ在经济和管理中的运用，初步得出TRIZ是可以运用到经管领域中。Jack Hipple（2006）提出了TRIZ理论应用在战略中，为TRIZ理论在管理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在国内，我国学者张东生提出了基于TRIZ的管理创新方法的一般过程和基本思路，吕荣胜、井辉、郇志坚等提出了应用TRIZ解决复杂管理问题的模式。
TRIZ应用于指导管理创新的可行性方面，国内外专家基本已经取得共识。实际上，从TRIZ理论产生之后，很多研究者就尝试把其应用于非技术领域，并取得了很多成功的案例。但无论如何，一方面由于TRIZ产生于对技术领域发明成果的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因为管理问题的非结构性和艺术性的特征，直接应用TRIZ于管理创新中面临一些制约因素，本文按照TRIZ解决问题的一般流程（图1）依序总结如下：
1.领域问题
企业管理创新不仅包含TRIZ一开始所设定的产品创新领域，而且还涉及企业战略、组织、制度、营销、生产、人事、商业模式、企业文化等诸多领域。发现领域问题的TRIZ工具包括问卷调查表、功能分析和裁减（trimming）、功能信息分析（function information analysis）和理想解等，这些都不能直接用于管理问题的发现。但由于TRIZ的这些工具实质上是一个调查问题、分析问题和确定问题目标以及评价依据的完整过程，而且这些工具与管理领域的方法和工具有非常相似的对应，所以只要针对具体管理问题进行改变，甚至直接可借用管理领域分析问题的方法和工具就可实现目标――确定管理领域问题。
2.标准问题
TRIZ的核心思想就是找到相应的矛盾（冲突），并与转化模型对比，矛盾（冲突）是TRIZ的核心概念。TRIZ认为，一个创新问题解决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对该问题的描述和标准化程度，描述得越清楚，问题的标准化程度越高，问题就越容易解决。TRIZ中，创新问题求解的过程是对问题不断描述，不断标准化的过程。TRIZ解决问题的第2步是要把领域问题转化为适于TRIZ方法可以处理的标准TRIZ问题，这是一个寻求冲突并进行冲突分析的过程。发明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冲突，未克服冲突的设计不是创新设计。在创新过程中，冲突是最难解决的一类问题。TRIZ理论定义的产品创新是以“解决或移走冲突，产生有竞争力的新解”为标志，影响TRIZ应用及其效果的关键制约环节（本文称之为瓶颈环节）就是发现和分析冲突，这一直是TRIZ理论的研究重点。
冲突理论是Altshuller发明的工具之一，应用这种工具，可使设计人员对任何给定的冲突找出多个解。冲突是通过冲突参数体现的。TRIZ专家们普遍认为，TRIZ中的40条发明原理大多可以用于管理领域，虽然要赋予它们不同的内涵；但39个技术参数却大多不适用，需要针对管理系统的特征来筛选相应的管理参数，以构造管理冲突矩阵。已有学者研究构建了管理参数（36个或其他）和相应的管理冲突矩阵，但这些仅仅是理论研究的成果而不是来源于管理创新案例（对应TRIZ中的发明专利）的实证分析，所以，他们能够真正用于指导管理创新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即使有了管理参数及相应的管理冲突矩阵，下一步就是进行冲突分析，要在功能分析、理想解分析和组织资源分析的基础上，明确解决该管理问题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技术冲突（指现有的工具和技术是否能够解决该管理问题，所使用的技术之间是否存在着冲突或潜在冲突）和物理冲突，即问题本身是否存在冲突、资源的使用是否存在冲突，明确管理问题解决过程中需处理的主要矛盾。为实现管理创新问题的冲突分析，最根本的是需要针对每一对冲突，筛选解决冲突的原理解和给出解决冲突的方向，这样才能把领域问题转化为标准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出现。
3.标准解
TRIZ通过对大量专利的分析研究发现，发明问题共分为二大类，即标准问题和非标准问题。前者可以用“标准解法”来解决，而后者需要运用ARIZ算法来加以解决。TRIZ中经常应用物-场模型来分析各种标准问题，标准解法是针对标准问题而提出的解法。标准解法共有76个，分为5级，各级中解法的先后顺序反映了技术系统的进化过程和进化方向。这些标准解来自于技术领域的创新特性分析，绝大多数不能直接用于管理创新，需要做出一些适应性的改变。另外，对于每一个标准解，TRIZ都有一些例子对其进行解释，而当前这些例子主要是在技术领域的。为了便于利用标准解求解问题，急需将管理案例补充进去。另外，为了便于基层管理人员使用这些标准解，还可以对这些标准解进行简化，减少标准解的数量，因为过多的标准解往往会使应用TRIZ的人感到无所适从。如Pentti Soderlin为了使标准解便于在管理领域使用，将76个标准解简化为16个。
4.领域解
TRIZ的标准解并非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它为创新者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向。在利用TRIZ工具给出标准解之后，需要再用类比方法及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得到领域问题的解，然后针对具体方向制定详细的改进计划。管理创新的效应取决于方案结合具体企业情景的权变适应，为有效地运用TRIZ，每个企业需要根据TRIZ解到领域解的各种情况进行具体分类，增强类比转化的可操作性，形成一整套系统化的领域解搜索和转换的思维方法及流程，既有利于使用者的应用，也为TRIZ得到领域解转化的计算机实现提供参考。
TRIZ在管理创新应用中的瓶颈环节
从应用实践来看，TRIZ指导创新工作最重要的是它的程序性，也就是它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只要按照TRIZ的程序化的方法进行思考，就能够得到创新性的成果。识别冲突并进行冲突分析是找到创新方向的关键环节，而冲突又必须用管理参数来表示，由此可以看出管理参数的重要性。
管理参数确定后，下一步就是构建管理冲突矩阵，针对每一对冲突给出可能应用的原理和革新方向，对管理创新而言，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企业管理水平相互间差异很大，加之管理和领导的艺术性特征明显，我们从众多实际的管理创新案例总结原理和方向，需要经验和专业知识，也需要有特殊的超专业的创造知识和技巧。
从理论上看，管理参数是TRIZ的两大基本理论（冲突解决理论与物质―场理论）在管理领域应用的理论基础问题。对管理参数及冲突分析的研究，反映了管理冲突是管理的本质所在，将大大拓展现有TRIZ冲突理论的内涵，将冲突从交互冲突延伸到管理参数的内在冲突，使冲突更具有一般性与本质性，从而可以将一切管理冲突概括为管理参数的自身冲突与参数之间的冲突，而管理的过程就是解决冲突的过程，之后我们就能够更广泛地利用TRIZ的相关理论算法与矩阵方法对这些管理冲突进行建模与求解，更深入地拓展TRIZ理论的研究广度与深度。
综上，本文认为构建以管理参数和冲突矩阵为基础的冲突理论，是TRIZ在管理创新应用中的瓶颈环节。从国内外的TRIZ理论研究来看，有关冲突理论的研究成果较少。国内学者纪建明、张东生研究提出了36个管理参数和相应的管理冲突矩阵，他们把管理参数分为一般管理参数和专业领域管理参数，把管理冲突分为三类，并提出了管理冲突树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由于在管理参数方面的理论文献较少，他们的研究是在借鉴已有资料并根据经验提出的管理参数，（他们也提出）这些参数有待进一步论证。管理参数是构建管理冲突矩阵的前提，所以他们提出的构建管理冲突矩阵的方法只是一种设想。
商业模式创新方法范文6
摘 要：基于商业模式创新中介效应，依据全国314家企业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考量网络嵌入性、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竞争优势之间关系，结果发现：关系嵌入性、结构嵌入性与竞争优势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商业模式创新在关系嵌入性、结构嵌入性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鉴此，企业应注重构建不同形式的网络嵌入，推动商业模式的调整与变革，以提高企业竞争优势。关键词： 网络嵌入性；关系嵌入性；结构嵌入性；商业模式创新；企业竞争优势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5-0108-07一、 引 言虽然企业可通过构建网络关系获取各种资源和能力来提升竞争优势已得到众多学者和企业家的普遍认可，然而，对于到底应以何种方式嵌入网络来强化竞争优势仍是困扰多数中国企业的难题，同时，相关的深入研究还比较缺乏[1]。一方面，以往研究多数选取从关系嵌入性或者结构嵌入性进行单视角研究，综合考虑网络嵌入性两方面联合作用的研究非常有限[2]，从而难以深入、系统的研究网络嵌入整体；另一方面，除少数特例外，多数学者忽略了对企业网络与竞争优势间中介机制的剖析，现有研究基本上仅识别出知识获取为主要的中介变量[3]。因此，研究网络嵌入整体对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仍有待通过更多实证检验予以探讨阐释。网络嵌入性的本质是价值性的资源，那么如何将资源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本研究借鉴Teece等人提出的动态能力理论的逻辑，认为企业为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一方面需要异质性的资源，另一面方则更需要对资源配置利用，而商业模式创新就是企业实现内外部资源的重组与优化的重要的新途径。网络嵌入性降低了企业获取异质性资源的难度和成本，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外溢资源支撑和成本优势，而商业模式创新是对企业内外部资源能力的重新组合配置，并使得企业嵌入于网络中，为实现各种资源能力价值提供了应用情境[4]。网络嵌入性和商业模式创新在联结内外部资源能力、重塑价值主张和实现整体价值协同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关联性[3]。因此，从商业模式创新的视角出发，探讨网络嵌入性与企业竞争优势间的关系已具备一定的理论与实证基础，但其中的机理尚缺乏足够的实证加以深入分析。基于此，本文将整合企业网络视角和商业模式创新视角，探索网络嵌入性、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做出了以下的理论贡献：首先，综合考虑了网络嵌入整体（包括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作用，深化和完善了网络嵌入机制在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其次，实证检验了网络嵌入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拓展了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最后，构建了网络嵌入性-商业模式创新-竞争优势的概念模型，补充和完善了对网络嵌入性与竞争优势间中介路径研究。二、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一）网络嵌入性与竞争优势的关系网络嵌入性是指由于以往的交往而在企业内部或企业间形成的稳定和日常化的联系[5]，本文对网络嵌入性维度划分沿用结构嵌入性与关系嵌入性的经典分析框架，分别探讨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如何影响竞争优势。1.关系嵌入性与竞争优势的关系。关系嵌入性指交易双方相互理解、信任和承诺的程度，关注行动主体间直接联系形成的二元交易关系，可通过三个特征维度刻画：信任、信息共享和共同解决问题[6]。企业通过关系性嵌入可以获取可利用战略性资源，为企业提供关系租金，从而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首先，基于合作伙伴间的相互信任，使得网络内互补性资源的深度交换和利用的可能性增加，企业在合作中更愿意承担风险；其次，信息共享使企业可能获取超过合同协议规定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有利于新知识、新技术及新创意等价值性信息传播推广，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最后，组织间共同解决问题的实践经历为彼此提供一个近距离观察和实践的学习平台，加深了彼此信任，提高了运营效率[7]。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1：企业间信任对企业竞争优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1-2： 企业间信息共享对企业竞争优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1-3 ：企业间共同解决问题对企业竞争优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结构嵌入性与竞争优势的关系。结构嵌入性主要关注的是企业在整个网络结构中的位置，用网络密度和网络中心性两个维度加以刻画[8]。网络密度是指行为主体之间的直接联系占所有可能联结的比例，反映了整体网络结构的疏密程度[9]。学术界关于网络密度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存在一定分歧。一方面，以Coleman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稠密网络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稠密网络至少能产生三方面优势：提升价值性资源的可获得性、促进资源共享和信任、产生声誉效应从而减少监督成本等；另一方面，依据Burt“结构洞”理论，部分学者认为稠密网络限制了从外部搜寻资源信息的开放性，容易产生集体盲区行为，而稀疏的网络能有效减少信息冗余性，为企业获取异质性信息和资源提供了渠道，从而更利于促进企业绩效。然而，一系列的研究表明，虽然稀疏的网络结构可以带来一定的异质性资源和信息，但通常获取这种资源的机会是不可持续的[10]，企业间由于联系弱化缺乏信任与保障，难以实现深度的资源的分享和合作，共同的价值创造和创新较难实现，不管是在稠密的网络还是稀疏网络中，推动企业创新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还是稠密网络带来的效应。因此本研究倾向于稠密网络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实现。多数学者认为企业在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有利于提升绩效。网络中心位置意味着企业处于优势性的资源被需求者地位，拥有对其他节点资源流动的强控制力，具备更多的知识信息交流机会[11]；同时，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因具备良好的关系和强大谈判能力而更容易协调资源，故具有决策时机、战略控制和推荐优势，是企业竞争优势的独特来源。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1：网络密度对企业竞争优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2-2：位置中心性对企业竞争优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网络嵌入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1.关系嵌入性与商业模式创新。首先，商业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企业与相关的合作伙伴用来表达共同价值观的载体，在推进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中，组织间信任关系成为调节利益冲突的剂[12]；其次，组织间信息共享是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的有效途径，企业可以通过积极搜寻获取组织边界之外的创新资源，通过整合供应商、顾客以及其他合作企业或个人的技术、发明、创意、知识等，提炼出客户尚未被满足的价值需求，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外溢性的知识支撑[13]；最后，企业间基于共同解决问题的合作性沟通的态度，也是企业相互学习的过程。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3-1：企业间信任程度对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3-2：企业间信息共享对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3-3：企业间共同解决问题对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结构嵌入性与商业模式创新。一方面，稠密的网络结构意味着企业间存在着较多相互联系和信息共享规则，加快了网络内资源信息流动，有利于商业模式创新决策和行动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往往意味着具有较强的伙伴选择能力，可以及时准确的选择优秀的合作伙伴，并更有可能从合作伙伴中获取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资源[14]。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1：网络密度对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4-2：网络中心性对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三）商业模式创新与竞争优势的关系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成为一种新趋势，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商业模式创新是为了提供更好的顾客体验价值，实现新的价值传递和创造[15]。顾客的超预期的体验能有效的刺激顾客再次购买的欲望[16]，这必然会提升企业的认可度；第二，商业模式创新依赖于对组织内外资源的有效组合配置。这不但保障了商业模式变革的成功实施，同时也对资源要素和结构的配置与重构产生了协同效应，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和资源管理成本；第三，商业模式创新构建了竞争壁垒，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一种系统性的创新活动，需要对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等多方面进行全面的变革和调整，使得竞争对手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简单的模仿与跟进，提升企业竞争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5：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四）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商业模式创新是对企业内外部资源的重组与优化，以创新的经营逻辑完善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其起点是企业边界内外资源的流动和交换，终点是企业获取的竞争优势[17]。Wincent指出企业通过构建网络关系型商业模式，可以获取丰厚的收益进而增强企业竞争力[18]；Rogerio等以Metallurgy 公司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构架了创新网络-商业模式-战略目标的概念模型[19]。企业通过网络嵌入机制，降低了获取异质性资源的难度和成本，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外溢资源支撑，有利于资源要素和结构的配置与重构，进而有效的提升了企业竞争优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6-1：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间信任-竞争优势间起了中介作用；H6-2：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间信息共享-竞争优势间起了中介作用；H6-3：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间共同解决问题-竞争优势间起了中介作用。H7-1：商业模式创新对网络密度-竞争优势间起了中介作用；H7-2 ：商业模式创新对网络中心性-竞争优势间起了中介作用。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研究的概念模型构建如图1所示。三、研究设计（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信度与效度检验、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对有效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在正式调研前，进行了初始问卷的小样本预测，并分析了变量测度的有效性，然后以此为基础再收集第二次大样本数据。通过两次问卷的发放，本研究共回收有效样本334份，样本基本特征的分布如表1所示。（二）变量测度由于涉及的变量大多难以客观良好测量，故采用5点Liket量表来测量，5代表非常同意，4代表同意，3代表一般，2代表不同意，1代表非常不同意。1.自变量。（1）关系嵌入性。主要借鉴了McEvily&Marcus[20]，Gulati &Sytch[6]等学者的研究，其中信任子维度从商谈时实事求是、信守承诺、误导行为、利用弱点谋求收益等角度设计了4个题项；信息共享子维度从信息交换内容、主动提醒存在问题、提供彼此所需信息、分享未来发展计划等角度设计了4个题项；共同解决问题子维度从共同负责完成任务、相互帮助解决问题、共同协作克服苦难等角度设计了3个题项。（2）结构嵌入性。将结构嵌入拆分为两个子维度，网络密度和网络中心性。网络密度参考Burt [21]，李志刚等[22]量表，使用与顾客、供应商、竞争者、科研机构、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等联系的频繁程度来测度，共7个测量题项；网络中心性参考Powell[23]等研究，从合作企业联系建设需经过贵公司、使用网络新知识解决问题、网络内流动的知识和网络联系稳固性等角度设计了共4个题项。2.中介变量。主要参考Zott和Amit[15]对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测度，并借鉴郭海[24]提出的商业模式创新的量表，采用9个题项进行测量。具体包括为顾客提供价值更高的产品或服务、引入大量的、多样化合作伙伴、创新合作方式、创新交易方式、引入新思想、新方法和新商品、引入新的运作流程、惯例和规范、商业模式的开拓者角色及商业模式新颖度等。3.因变量。竞争优势从6个方面进行测度：以较低的成本为客户提品或服务；为客户提供多功能、高性能的产品或服务；以更加快速、有效的方式执行操作流程；能灵活地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并更快地做出反应；重视客户的需求；市场份额增长更快等题项。 4.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外生差异，本研究选取产业类型、企业性质、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等4个控制变量。产业类型分为一般制造业、服务业和高新制造业，分别赋值1、2、3；企业性质将其分为国有、民营、三资、集体和其他5类，分别赋值1、2、3、4、5；企业规模用企业员工人数来区分，员工人数越多企业规模越大，对应数值也越大，1代表员工人数为100～200人，2代表员工人数为201～500人，3代表员工人数为501～1000人，4代表员工人数为1001～2000人，5代表员工人数2001人以上；企业年龄为企业自成立起到2015年为止所经历的年数。四、实证分析（一）信度和效度分析首先利用SPSS13.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实证结果汇总如表2所示。对各变量进行样本充分性KMO测试系数检验和Bartlett球体检，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KMO>0.7，且Bartlett统计值显著异于0要求，适合进一步做因子分析；对各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根据特征根大于1，最大因子载荷大于0.4的要求提取相应因子，结构嵌入性变量测度量表中题项14“贵公司与竞争者建立了紧密联系”和题项15“贵公司与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联系”出现了横跨因子现象，故将其删除。修正后所有变量测度题项均能按预期归入到某一因子，且各因子载荷均大于0.5，变量的累计解释变差率最低为62.37%。以上分析表明新量表设计合理，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然后，采用LISREL8.73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各变量的均达到χ2/ df 0.9；CFI>0.9；IFI>0.9；GFI>0.9的可接受标准。因此，各变量的量表拟合情况较好，其效度通过检验。综上所述，本研究设计的问卷科学有效，可以用来检测研究的概念模型。（二）相关性分析对各变量间关系进行相关性分析，实证检验的结果初步验证了上文提出的假设，接下来将采用回归分析对变量间关系做更精确的检验。（由于版面问题，具体结果未能呈现，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三）回归分析1.网络嵌入性对竞争优势的回归分析。运用SPSS13.0进行回归分析，步骤如表4中模型1～模型4所示。模型1检验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竞争优势的解释作用；模型2检验关系嵌入性与竞争优势间关系，结果表明两者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信任显著的正向影响竞争优势（β=0.209，p
参考文献：[1]徐建中，徐莹莹.企业协同能力、网络位置与技术创新绩效基于环渤海地区制造企业的实证分析[J].管理评论，2015，27（1）：114-125.[2]Inkpen，Tsang，E.Social， networks，and knowledge transfer[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5，30（1）：146-165.[3]张妍，魏江，彭雪蓉.组织间网络与创新关系研究述评[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5，27（2）：35-42.[4]Doganova L，EyquemRenault M.What do business models do？ Innovation devices in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J].Research Policy，2009，38（10）：1559-1570.[5]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M].Boston MA：Beacon Press，1944.[6]Gulati R，Sytch M.Dependence asymmetry and joint dependence in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effects of embeddedness on a manufacturer's performance in procurement relationship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7，52（3）：32-69.[7]陈熹，范雅楠，云乐鑫.创业网络、环境不确定性与创业企业成长关系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9）：105-114.[8]Gulati R，Khanna T，Nohria N.Unilateral commitments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ocess in alliances[J].Sloan Management Review，1994，35（3）：61-69.[9]Gnyawali D R，Madhavan R.Cooperative networks and competitive dynamics：a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1，26（3）：431-445.[10]Kreps D M.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J].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1990，（7）：90-143.[11]Edwards P，Mayernik M S，Batcheller A，Bowker G， Borgman， C.Science friction：data， metadata， and collaboration[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2011，41（5）：667-690.[12]Jones G， George J.The experience and evolution of trust： Implications for cooperation and team work[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2（4）：58-69.[13]易加斌，谢冬梅，高金微.高新技术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知识视角[J].科研管理，2015，（2）：50-59.[14]高展军，王龙伟，陈锋.市场导向与联盟控制对知识获取的影响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33（1）：69-76.[15]Zott C， Amit R， Massa L.The business model：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research[J].Journal of Management，2011，37（4）：1019-1042.[16]Ma R， Huang Y C ，Shenkar O.Social networks and opportunity recognition：a cul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1，32（11）：1183-1205.[17]王雎，曾涛.开放式创新：基于价值创新的认知性框架[J].南开管理评论，2011，（2）：114-125.[18]Wincent J.An exchange approach on firm cooperative orientation and outcomes of strategic multilateral network participants[J].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2008，33（3）：303-329.[19]Rogerio C，Fabio G，Gilnei M.Innovation networks：from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o business model reconfiguration[J].Technovation，2007，27（8）：426-432.[20]McEvily B，Marcus A.Embedded tie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competitive capabiliti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5，26（5）：1033-1055.[21]Burt R S.Structural holes[M].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56-62.[22]李志刚，汤书昆，梁晓艳，赵林捷.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7，27（8）：777-782.[23]Powell W W，Koput K W，SmithDoerr L.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the locus of innovation：network of learning in biotechnology[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6，41（7）：116-145.[24]郭海，沈睿.如何将创业机会转化为企业绩效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及市场环境的调节作用[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3）：70-83.[25]Baron R M，Kenny D A.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1（6）：1173-1182.（责任编辑：钟 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