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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的顶层设计范文1
关键词：电子信息产业 产业链竞争力 竞争力结构要素
电子信息市场价值的创造能力，能有效决定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强弱，通过简要分析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六要素，其中包括：政府影响力和产品吸引力、市场价值和学习与沟通、商业模式和人才竞争力等[1]，探究电子信息产业中，哪些竞争力结构因素相对较强。
1、构成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六要素
假设在产品竞争中，产供销人财物是其主要内容，那么，政府影响力和产品吸引力、市场价值和学习及沟通、商业模式和人才竞争力等方面，便是电子信息产业链间相互竞争的关键内容，换句话说，上述提出的六个方面，是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主要六个要素。
（1）产品吸引力。产品本身具备的吸引力，是产业链间竞争的关键，产品只有具备吸引力等特点，才能完成销售，使企业获取利润，从而才能发展壮大产业链[2]。
（2）商业模式。它是指将公司价值传递与对客户价值予以创造的系统，此模式的包括以下几方面：关键流程和赢利模式、客户价值主张和关键资源。
（3）学习和沟通。因产业链存在相互价值交换与上下游关系，所以，不同个体间学习和沟通，都能对整个产业链的协调发展产生影响。
（4）人才竞争力。能对产业链和企业竞争的成败起到关键性决定因素。
（5）市场价值。产业链市场营销的大小取决于市场价值大小，若市场影响力较强，产品则是很容易被消费者理解与认同。
（6）政府影响力。通过法律法规的颁布、制定政策和直接干预等手段，能严重影响电子信息产业链的竞争，此外，政府影响力还包括：资本市场、法规法律和政策等。
2、构成电子信息全产业链竞争力的要素
和电子信息联盟产业链竞争力模式，以及电子信息平台产业链竞争力模式比较，在产品吸引力方面，电子信息全产业链竞争力模式相对较弱，除此之外，在商业模式方面、市场价值方面和人力竞争力方面等，都相对较弱，但在政府影响例方面，具有较高的竞争力。
（1）产品吸引力较弱，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对电子信息全产业链而言，产品与技术是最大的技术独特性；第二，不同功能产品的指导与设计，在产业链上都有不同企业承担。
（2）商业模式竞争力较弱，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实施行政手段，对各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予以显著，实现低成本交易；第二，缺乏沟通频率，放慢市场反应[3]。第三，组织文化与战略目标较为统一，具有较差的产品竞争性，无不同文化的创新交融。
（3）学习和沟通竞争力较弱，具体表现以下几方面：第一，因信息流动属于前向反馈单向流动，使其不能及时把市场需求与竞争态势变化反应出来；第二，调整系统产业链规则，易导致厚此薄彼现象发生，使产品制造与设计难度增大；第三，因沟通方式属于单项信息流动，易降低内部学习机制竞争力；第四，和外部接触的成员除分销成员、终端产品制造和集团顶层外，与其他成员的交流都相对较少，从而降低学习机制竞争力。
（4）较弱的市场价值竞争力，具体体现以下几方面：第一，和市场接触成员只有终端产品制造成员及组织顶层成员，导致其他成员接触市场接触相对较少，使市场影响竞争力整体降低；第二，传统营销方式的应用，易缩小市场影响面，降低忠诚用户数量。
（5）人才竞争力较弱，具体体现以下几方面：第一，因人力资源数量相对较少，使其很难形成庞大的知识流；第二，因技术能力与知识结构较近，很难使产品研发能力与及时具备创新性与前瞻性；第三，因管理方面具有集权特点，易造成人力资源治理弹性缺乏。
（6）较强的政府影响力，具体体现以下几方面：第一，因电子信息全产业链企业能够推动社会就业，以及带动产业发展，所以，对于产业发展，政府都是有针对性的扶持与规划；第二，依照发展阶段的不同，为其制定针对性的优惠财税政策；第三，政府提供低息贷款、增发融资和资本注入等支持。
3、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探究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六要素，发现：在电子信息全产业链竞争力中，产品吸引力和学习和沟通竞争力、商业模式竞争力和人才竞争力以及市场价值竞争力等，都相对较弱，只有在政府影响力方面相对较强。
参考文献：
[1]刘烈宏，陈治亚.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构成要素分析[J].电子技术应用，2015，41（02）：18-22.
商业模式的顶层设计范文2
我国处在新旧产业和动能转换时期，“互联网+”是转型的核心动力。过去20多年，互联网经历了爆炸式生长，互联网技术影响了各行各业，但以国家战略推动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全面嫁接，这是首次。以历史眼光看，这是一场国家推动的新技术革命，具有历史开创性。
国家推动新技术革命，政府必然要主动迎接和适应新技术浪潮，甚至勇立潮头。“互联网+”所带动的经济和社会的升级改造，使整个产业的生态、甚至社会形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手段当然要与此相应。特别是顶层设计之下，互联网的自然生命力被整合为国家力量，服务于各行各业的信息化转向，政府作为设计的执行者、推动者，必然首先要改变自己的角色。
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角色改变。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既是管理者，也是各行各业的直接生产经营者；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时代到来，政府开始厘清和市场的边界，成为市场秩序维护者、宏观调控者；“互联网+”时代，几乎可以定义为一个新的时代，政府定位面临一次系统性的重新调试。会有什么改变？答案也许是开放的，但一个基本方向已经隐现：政府的职能组织方式要实现数字化。
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在全世界带来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互联网+”既是信息化的纵深发展，也几乎是一场全新的新技术革命，可以预言它会催促新的政府理论产生。这是趋势，不可避免，主动迎接和有所准备，是极速抢滩，乃稳抓时势之举。这一次，我们不再是等待和吸收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我们已经主动谋划、顺势而为并站到了历史潮头，看待这一改变，必须有历史的眼光。
商业模式的顶层设计范文3
翻阅科特勒关于价值驱动――营销3.0时代的论述时，满心欢喜。在科特勒看来，消费者所寻找的产品和服务不但要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更希望能发现一种可以触及其内心深处的体验和商业模式。换句话说，营销3.0已经把营销理念提升到了一个关注人类期望、价值和精神的新高度。然而把书本一扔，回到现实，一切都变了味。
不久前发生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中国企业的表现，让本已不堪的中国企业的信任资产几近负数。回想近期有关国内企业恶斗、诚信缺失的案例，以及公关业遭遇的社会负面评价，真不知道到底是公关助长了当下市场经济中企业行为的丑陋，还是我们有特色的市场经济环境把公关拖下了水。我感觉科特勒营销3.0，不属于我们的时代！
记得若干年前，一位公关理论界的学者在比较广告与公关时表述道：广告的调性基本是斗争的，公关本质上应当是和谐的。言外之意，在市场经济中，广告强调自我，以我之长来比人之短，颇有斗争意味；而公关则强调彼此共识共赢，所以和谐当道。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掉进了逆反的逻辑。公关似乎愈来愈具有杀伤力和干预性，公关公司的身影总是在风口浪尖上辗转腾挪。在很多人看来，公关公司要么是一堵防火墙，要么是隐蔽的第三只手。以公关为业的道德焦虑已然成为考验从业者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时，公关业在公共价值层面的合理性遭遇普遍质疑。
尽管公关业的GDP在一年年突飞猛进，但是，公关业却真的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一个行业危机管理自我拯救的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如何作为？这让我联想到今年两会期间很热的一个话题――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何谓顶层设计？改革开放30年总体是实用主义原则，摸着石头过河，缺乏整体战略设计。由于后发优势我们速度确实很快，但回头一望，社会整体依然坑洼不平、疏漏甚多，甚至有些课题相互纠缠形成死结，对未来发展构成严重滞胀拖累效应。现在要补课――即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通过所谓的顶层设计，站在新的战略高度重新设计梳理。
回顾现代公关业在中国近3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有同样的感受。从公关业态来看，现代公关业态应当是国家公关（公共外交）、公共事务传播、商业公关的集合，然而，20多年来我们几乎完全浸泡在商业公关的利益世界中。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公关存在的合理性在于拥有一个均衡开放的价值观，在于达成一个利益与意义的共同体，不能只会坐在客户的另一端，这样公关业无法向社会整体输出价值。
由于缺乏顶层设计，立业之本、价值输出、专业素养、行业规范乃至社会认同均严重落后于我们的GDP。公关何为？公关为何而为？这些本质上的大问题早已被忙得昏天黑地的公关人摒弃在日常思考之外，大部分人将事务障碍当作问题，问题却不再是问题。
商业模式的顶层设计范文4
今年年初，经有关部门推荐，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组织有关专家对吉林金塔集团进行考察和专家评审以及公示认定后，授予该集团“中国辣椒第一家”荣誉称号。调研中，专家们对公司采用“公司+农户+基地”的先进种植经营模式，以及公司建立从辣椒育种、育苗、种植基地到产品收购、初加工、精深加工、物流、销售为有机整体的全产业链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个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带动一个行业的发展变革；一个典型案例的理论升华，可以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丰富的启迪。管理学家德鲁克曾经说过，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商业模式是企业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形势，需要企业系统地进行战略选择和模式设计。通过调研，我们认为吉林金塔集团辣椒全产业链模式从八个方面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一）创新性、差异化：吉林金塔集团辣椒全产业链模式是中国辣椒产业中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企业经过近10年的发展，具有显著差异化特点，其竞争优势对手难以模仿。
（二）盈利和抗风险能力：吉林金塔集团辣椒全产业链模式具有平滑盈利的波动性，尤其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种模式可以带来较高的、持续的、稳定的、成长性好的盈利。
（三）战略协同效应：吉林金塔集团整个公司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价值链各环节之间、不同产品之间实现战略性有机协同。产业链涵盖的辣椒种苗培育、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科研全过程，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了金塔在品种、品质、质量、规模、成本、安全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四）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吉林金塔集团与3.5万户骨干椒农建立了以信托为基础的合作关系，保证辣椒生产基地的规模和辣椒产量、质量的稳定，体现了明显的上游供应链的优势。
（五）信息传递顺畅：吉林金塔集团辣椒全产业链模式可以快速反映消费者的信息，促进上游环节的创新与改善，使整个企业对市场的反应更敏感、更及时。
（六）食品安全：吉林金塔集团辣椒全产业链模式可控度高、可追溯性强，食品安全更有保障；集团对3万亩现代化农场生产全过程实施机械化作业、信息化管理，搭建覆盖“从农田到餐桌”食品链全过程质量安全可控及可追溯平台，确保辣椒的质量和安全。
（七）行业领导力和产业优势：吉林金塔集团辣椒全产业链模式以终端消费引领产业链，可以形成产业领导力与产业优势；几年来，公司创造了优质品牌辣椒种植基地规模、辣椒粉生产能力、冷冻辣椒出口量和辣椒红色素单机日产规模等4个全国第一。
商业模式的顶层设计范文5
随着旅游大众化时代的到来，以及移动通讯、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为了更好地满足大众旅游消费群体的需求，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多样化、个性化的旅游服务，“智慧旅游”应运而生。
一、现状与问题
无锡智慧城市建设起步早，成效显著，作为国际IEEE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已经形成独特的“无锡模式”。在此基础上，无锡先后成为全国首批18个“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之一，江苏“智慧旅游城市联盟”成员，智慧旅游建设快马加鞭。
从总体建设进展来看，基于顶层设计理念的较成熟完备的智慧旅游框架体系尚处于研发阶段。在具体构建上，存在着多角度出发的各类模型。到目前为止，无锡市还没有明确的建设主题和框架结构，换言之，就是缺乏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已经存在相关部门和旅游企业单位各自为政、条块林立、信息孤岛的现象。
二、智慧旅游顶层设计理念
（一）立足城市与区域。“立足城市与区域”首先，在“智慧无锡”和“智慧江苏”建设的大背景下，无锡市智慧旅游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顶层设计就应最大程度地整合各种资源，将其发展战略、建设目标和建设举措等方面与之相呼应，避免重复建设。其次就是要结合江苏和无锡的实际情况、符合无锡的城市特点、凸显无锡的城市个性、文化内涵，坚持从城市与区域出发，又回归区域与城市的理念。
（二）面向市场与产业。首先，智慧旅游作为一种经济行为，也要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智慧旅游项目的产业化运营。充分利用市场和激活各类资源要素，为智慧旅游项目运营提供有力的市场支持。其次，要避免项目静态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从产业体系层面进行设计，拓展智慧旅游空间，催生智慧旅游产业链，拉动智慧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良性互动，希望早日建立无锡市智慧旅游产业联盟，为全省乃至全国智慧旅游建设提业模式借鉴。
（三）基于系统开发与运营。首先，智慧旅游作为“智慧无锡”和“智慧江苏”大系统的一部分，在进行顶层设计的编制时，应当以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指导和考量，确保智慧旅游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结构性，进而提出无锡市智慧旅游系统的概念和技术架构图。其次，智慧旅游系统的开发和运营过程中，要系统地对涉及的各类软件进行规划设计。
三、基于顶层设计理念的无锡智慧旅游发展路径
（一）以无锡智慧城市平台大数据体系为基础，设计和构建无锡旅游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目前，无锡市已基本形成了“一中心（城市大数据中心）+四平台（电子政务服务平台、经济运行综合服务平台、城市管理综合服务平台以及民生综合服务平台）”的智慧城市建设基础信息平台布置格局。无锡旅游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必须依托城市和?^域的大数据生态体系，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通信技术为基础，建立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旅游公共信息服务云平台和数据库，实现旅游行业信息的收集、分类、处理、的自动化。
（二）以行业建设规范标准的顶层设计和研究制定，推动旅游业态“智慧旅游”服务体系建设
需要顶层设计、进一步优化的智慧旅游规范标准涵盖旅游业主要业态，包括智慧景区、智慧饭店、智慧旅行社、智慧乡村旅游建设的规范化标准化要求。在此基础上，以行业要求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推进智慧旅游景区、智慧酒店和智慧旅行社试点示范建设，强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在景区、酒店和旅行社中的应用，促进和提高其智能服务水平，提升其智能服务质量；推动和逐步完善旅游乡村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进一步引导旅游乡村旅游环境与公共服务建设，促进旅游乡村电子商务建设和推广。
商业模式的顶层设计范文6
但翻译成中文的智慧城市后，这个概念就被广义化了，通过信息通讯等现代技术的帮助提升城市整体的效率、生活质量逐渐成为共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过：“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那么，城镇化与高科技相叠加，则将迎来智慧城市的大趋势。 回归城市发展本源
从智慧城市概念提出以来，世界各国的主要城市都在相关领域有所尝试，但由于各国家、各城市发展阶段的不同，其发展模式和侧重点也各不相同。
发达国家由于已经处于城镇化后期阶段，城市管理、运营水平较高，制度较完善，所以其智慧城市建设更多是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其公共设施与服务效率或实现绿色低碳等目标。例如，英国在《智慧伦敦规划》中就明确了要通过发展智能电网提高能源效率，通过技术应用减少交通污染50%等;而巴塞罗那则通过建设无处不在的传感器来实现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优化和提高。 在“互联网+”时代，商品交换、思想交换方式的变化产生了新的业态，以及新的城市空间组织模式。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自2012年以来逐年升温，从城市规划机构到IT厂商到通信公司，各行各业只要能沾上边的，都拿出了自己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和产品，而各地方也纷纷上马智慧城市项目，“大数据产业园”“云计算中心”建设此起彼伏。但由传统IT企业主导的智慧城市建设热潮却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果，由于大部分项目并未基于城市具体的需求和问题，缺乏对市场的考量，将技术落地作为目的，再加上自上而下地按照传统基础设施的行政命令进行建设，缺乏明确的基于城市产业发展、服务提升的目标和战略指导。
要回答未来智慧城市如何发展，会出现哪些业态等问题，还要回归城市发展的本源，正所谓“欲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城镇化本源是二三产业和人口向城镇的集聚。而人到城镇主要就是做两件事情：一是交换商品，二是交流思想。智慧城市将对这两件事都带来极大的变革。
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就对传统的商品交换带来了颠覆式的变革，让城市商品的交换变得极其便利，不再需要面对面交易，给传统零售业带来了极大压力。
与此同时，思想交流也迎来了变革。在互联网兴起之初，曾有人预言大城市将因此衰落，因为即时通讯工具让人们不用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流。但现实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全球的大城市都迎来了进一步的人才和资源聚集――因为真正有深度有价值的思想交流一定是要面对面进行的。肢体语言、眼神沟通传达的信息没有通讯工具能取代，而通讯工具却让人们能够更加便利地安排、组织面对面的会面。
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商品交换、思想交换方式的变化产生了新的业态，以及新的城市空间组织模式。例如，国内传统商业中心越来越多从商品的贩售中心逐步转变为体验式的交流中心。而强调体验、交流的新业态无疑会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主流方向。更进一步讲，与商品交换是“一物换一物”的零和交换不同，思想交流了，大家都同时拥有了彼此的思想，可以充分共享，而思想的交流还能产生新的思想，是1+1>2的交换。这样势必会为城市带来全新的发展模式和产业模式。而这正是在“互联网+”时代智慧城市发展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冷静看待顶层设计
在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以及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中，市场的作用至关重要。国家明确提出了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让企业发挥主导性作用，让政府发挥引导作用。所以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从政府来讲，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智慧城市发展思维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低层次思维解决不了高层次问题。所以首先政府要转型，要从计划经济下追求大包大揽的大政府思维转到市场经济下法无授权不为的小政府思维。这方面中国在“互联网+”的探索中已经付出了一些代价，换来了一些经验教训。例如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建设的人民搜索，以及一些交通主管部门主导的路况信息系统，今天已被市场机构完全取代。所以政府明确在智慧城市发展中“做什么，不做什么”至关重要。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政府在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要打破地方一亩三分地的行政壁垒，打通城市间的数据孤岛，发展互联互通的智慧城市。中国正大力推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典型案例。
智慧城市发展的核心是需要解决产业在城市里更智慧发展的问题。在城镇化过程中，不同产业有不同的发展规律，产业的空间变迁、人口的空间移动在智慧城市发展中都会有新的规律出现，如何把握这些规律是政府面临的很大挑战。
创新驱动、创新主导是大家的共识。而创新来自针对不确定性的冒险，在发展智慧城市中更是如此。但不少城市仍然希望将一切都确定下来，自上而下地安排智慧城市要怎么建，如何“科学”地实现智慧城市的发展，缺乏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性的基本认知。
“科学”的决策和安排往往意味着中庸、意味着保守，而市场上出现的真正的变革与创新，都来自于企业家在不全面的信息和高度的不确定作下做出的战略判断和决策。
政府要倡导创新驱动、创新主导，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从传统的将一切经济资源配置都“确定”下来，“科学”规划的计划经济思维，转化到市场经济下把市场的“不确定”交给市场，让市场去配置资源，这是当前诸多地方都面临的难题。人类已经用20世纪100年的计划经济实验表明了，一旦经济进入高度确定性的状态就将毫无活力，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引导作用，政府的引导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规划。这就涉及到智慧城市领域的热门词汇――顶层设计。而我们亟须的是冷静看待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实际上是来自于软件科学的工程词语，其使用的必要条件是边界条件明确。当边界明确时，使用这种自上而下的框架设计可以实现整个系统效率最大化。但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在不断转型升级，人口在向城市间流动、聚集、分散，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城市的边界条件是高度不确定的，从而顶层设计的思维其实并不适合智慧城市的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的判断是对战略城市未来发展价值观的判断，来自综合各方面考虑的目标导向的价值选择。所以做智慧城市战略规划的核心不是解决怎么做，而是做什么。
未来智慧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物质的交通网络和虚拟的互联网络二网有机融合，让物质和信息在城市的流动更加便捷高效;如何让符合城市发展的产业在空间上效率更高，让各种要素在城市空间内组织、配置更高效更便捷。 企业面临着新挑战
智慧城市战略规划要处理的核心关系，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如何通过制度设计解决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行为边界，明确两方的角色和职能：哪些领域该让企业充分发挥作用？哪些领域是政府必须的责任？哪些领域应该双方合作？回答好这些问题才能做好智慧城市的战略规划。这对政府是责无旁贷的责任和极大挑战。
政府负担了极大的责任，企业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全方位转型升级的挑战。现在主导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企业都是中国过去30年成长起来的大型IT企业，这些企业的实力和资源不容置疑，但也要清晰地认识到，智慧城市的发展涉及到理念、模式、技术的全方位转型升级，这一过程中的首要挑战往往来自企业自身。
丰富的商业案例已经表明，上一轮竞赛的优势和资产会成为下一轮改革的障碍与负资产，正如当银行开放一个新的窗口，最先到达的往往是之前队伍中靠后的人。我们的企业在进行智慧城市发展探索中要时刻警醒自己。
商业模式转型的挑战。传统的智能城市项目，例如智能交通，企业主要为政府优化其内部职能服务，例如优化交通管理、监控违章、处理罚款等。而智慧城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政府公共物品和服务提供的优化，而这也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思路是契合的，是行业发展趋势所在。企业应明确这点，在为政府提供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时应改变传统商业模式，从城市问题出发，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优化升级出发。
技术主导思维转变的挑战。从几年前智慧城市的概念传入中国，IT硬件厂商就主导了智慧城市的建设。一时间大数据园区、云计算中心的建设遍地开花，但大部分的类似建设都是为了建设而建设，而未针对任何具体的城市问题或发展方针，将技术落地作为了智慧城市发展的目的。
但在事实上，技术只是手段而并非目的。在“互联网+”时展智慧城市，切忌就大数据论大数据的IT工程导向思维。要从城市产业发展需求出发，从城市的问题出发，从城市公共服务的提升出发。这样，才能发展出真正的智慧城市，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智慧城市产业才能更有竞争力，获得发展。
从产品供应商向服务运营商转变的挑战。智慧城市发展，光有信息技术和响应的基础设施远远不够，还需要有经验、有实力的运营商进行运营和维护。这正是智慧城市与以往城市建设升级的区别所在，也是关键的增值领域所在。
企业要把握机遇，从过去提供一次性的产品向提供长期服务转变，通过公私合作PPP模式的探索和应用，实现可持续的长期的政府企业合作提供公共设施与服务的商业模式，发展出一批有实力，有经验的智慧城市运营商。 中国智慧城市大有可为
“互联网+”时代，中国智慧城市的发展大有可为，对未来发展的判断至关重要。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新的经济学理论的诞生。互联网发展至今，在传统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领域，如信用、定价等领域都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例如Uber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考虑天气、交通等多种因素实时灵活定价，解决了困扰出租车领域多年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为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带来了诸多新的观察素材。
如何解释“互联网+”时代的经济现象，如何在“互联网+”时代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学有了新的待回答的问题，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分析，并指导行动。个人电脑出现的时候，美国经济学家就有过论断，将来成功的IT企业不是制造计算机的企业，而是利用计算机创造新的服务、新的价值的企业。梳理30年来IT行业的发展正是如此，戴尔通过革新销售渠道取得了成功，思科作为IT基础设施的“管家”取得了成功。新的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了滴滴、Uber以及Airbnb等，新的经济理论是什么？我们拭目以待。
全球经济版图的重构。过去30年，全球要素布局的版图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研发，非洲、南美、澳大利亚等资源国家输出资源能源到中国，在东部制造加工完成后进入到全球价值体系。中国承担的是中低端的制造业，高附加值产业基本还是由欧美、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占据。而产业的转型升级正是中国在新常态下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如何突破中国物流成本高、交易成本高、服务业成本高的束缚，如何走创新驱动的经济之路，智慧城市的发展建设会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城市治理将是重要议题。中国虽然很早就有了城市，但那更多的是基于农业商品交换的城市，真正的现代基于二三产业聚集的城市在中国只有很短的历史，我们的治理经验也相对不足，而这限制了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也限制了智慧城市的发展。国务院总理在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论坛上就强调，我们要多向欧洲学习，学习其城市治理的经验。发展智慧城市，利用“互联网+”的方式，解决好城市治理、优化公共服务体系，使之更加完善、更加强大，是重要的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