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民营企业类型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民营企业类型范文1
关键词：金融关联;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关系
一、前言
尽管民营企业一直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但是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仍然很迅猛，这说明民营企业自有一套克服问题、保证发展的替代机制。通过研究发现，在大多数的民营企业中，众多的高管中总会有聘请的、具有金融背景的人员，这样一来，民营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就形成了金融关联。这种金融关联可以有效地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
二、金融关联与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金融资源都流入了国有企业，如银行贷款，而且在股票市场上，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这种现状使得民营企业出现融资困难的问题，而且也很难获得正规金融体系的外部融资。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在受到融资约束的情况下，金融关联可以在三方面对其产生影响：
第一，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当中，非常重视关系文化传统，而且中国人相信，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管理者如果有良好的社会网络和关系，那么企业的经营就成功了一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关系是一种可以调动和获得资源的资源。实际上，企业在运作过程中，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会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都产生联系，在民营企业中，聘请具有金融背景的人员来担任公司的高管，从而使民营企业与金融机构建立起金融关联。金融关联能够帮助企业管理者与金融机构等形成有效的关系网络，进而起到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问题。
第二，从信任的角度来看，关系和声誉机制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亲戚、朋友、生意伙伴之间的关系和声誉机制的好与坏会直接影响合作的持续性。对于企业来说，良好的声誉能够赢得银行的信任，增加融资的可能性，并且能够降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债务契约履约成本。民营企业实行金融关联，等于为自身建立了隐形的声誉，使得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信心大增。同时，金融关联在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改善了民营企业与外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了融资难的问题。
第三，在民营企业中，出现融资约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专业的金融人才，导致设计出来的融资方案缺乏科学性。而实行金融关联之后，具有金融知识的高管就属于金融专业的人才，这样一来，设计出来的融资方案就是量身为民营企业定制的，也对缓解融资约束有利。
通过以上的结论，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民营企业的金融关联程度越高，则融资约束越弱。
三、金融关联同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研究
（一）研究样本以及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研究样本对象为上市的民营企业，但是在选择具体的民营企业类型时，排除了下面几种类型：其一，买壳上市的民营企业，在这个类型的民营企业中，高管可能已经建立了政治关联和金融关联，而且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形成稳定的管理层。其二，金融和保险类民营企业。其三，极端值样本类的民营企业，极端值样本主要表现在两方面：数据、信息披露不详细，相关的财务数据在1%和99%分数位之外。排除了这三种类型的样本之后，总共选取了250家民营公司，获得了800个样本观测值。
本文的数据来源均具有可查性，金融关联的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色诺芬CCER金融数据库。
（二）检验模型及相关变量
在上文中，提出了相关的假设，为了验证假设，构造出了下面的检验模型：
I=C+β1CF+β2FIN+β3FIN×CF+β4CONTROLS+β5YEAR+β6INDUSTRY+δ
在这个模型中，涉及的变量有很多，其含义分别是I：当年资本支出水平;CF：当年经营性现金净流量;FIN：金融关联程度;CONTROLS：其他控制变量;YEAR：年度控制变量;INDUSTRY：行为控制变量。
（三）研究结果
通过检验模型对样本对象数据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在我国，47.8%的民营企业都存在着金融关联现象，而且关联程度各不相同;在民营企业的高管人数中，具有金融知识的高管人数占总人数平均比重为5%，而这其中，所占比例值最高可达40%;在金融关联的多种形式中，最多的是证券公司关联和银行关联，二者占据总样本的比重分别是29.9%、22.3%;在民营企业中，至少都会有一名金融高管，多时则会达到5～6人。
在利用检验模型来检验上述假设时，采用的方法为OLS回归方法。通过对当面经营性现金数据分析可知：CF系数为正值，说明在我国的民营企业中，融资约束问题是非常严重的;FIN×CF系数为负值，说明在我国的民营企业中，金融关联越强，则融资约束越弱。由此，证实了上面的假设，也说明金融关联能够有效地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
金融关联有不同的模式，银行关联和证券公司管理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模式，对于银行关联与证券公司关联与融资约束关系的验证，同样采取回归模型来检验。经过检验发展，在民营企业中，拥有银行与证券公司工作背景的高管人数越多，融资约束越弱。
金融关联和融资约束之间可能会存在内生性，为避免这一特性，本出了进一步的检验。在选取的250家上市民营企业中，有28家最开始是不存在金融关联的，通过对这28家上市民营公司分析可知：在未建立金融关联之前，这28家上市民营公司的融资约束为0.599，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在建立了金融关联之后，融资约束减小到0.101，而且在进行显著性检验时没有通过10%。这说明，内生性并不会对本文提出的假设产生显著性的影响，所以检验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结论
对于企业来说，融资是其发展的重要保证，外部融资会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企业的发展。然而在我国，大部分的外部融资全都流入了国有民企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融资约束的制约。在很大一部分民营企业中，都会有至少一名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这就使得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建立起了金融关联，提升了民营企业的信誉。经过一系列的检验之后，得出了本文的结论：金融关联能够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且金融关联越强，融资约束越弱。
参考文献：
[1] 邓建平，曾勇.金融关联能否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J].金融研究，2011（08）：78-92.
民营企业类型范文2
关键词 民营企业 档案管理 发展
一、相关概念与范畴界定
（一）民营企业
在我国法律术语表达中并没有民营企业这一概念，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发展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特有产物。民企的概念主要分成两种：一种观点认为，按照我国公司法规定，根据企业类型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即不包含国有资产在内的企业都可以称为民营企业。另一种观点认为，民营企业主要是指生产资金、动产和不动产都属于个人。本文认为，民营企业主要是指除国有独资、国有控股以外的其他所有企业。
（二）民营企业档案
民营企业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民营企业对档案工作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这也间接促使民营企业快速发展。企业档案按照分类划分，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科研档案、产品档案、员工档案、合同档案等类型。在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档案就是企业成长的历史，是企业发展的基础。通过建立工作档案，可以将其中蕴含的资源充分挖掘，使民营企业管理日趋完善。
档案是企业管理的基础，真实反映了企业的发展现状，对于维护企业利益具有参考作用，也是企业改革成功的参考依据。作为快速发展的民营企业，更应当认识到档案对民营企业工作的意义。档案工作的目的是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保障，从而使企业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使企业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获取最大利润。
二、当代中国民营企业档案管理的优势与劣势
民营企业自诞生以来就具有自身特点，所以民营企业的档案管理工作也具有固有的优点和缺点。
（一）民营企业档案管理的优势
目前，我国经济正在转型，民营企业依靠其灵活的经营方式不断与外部环境相磨合，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道路。
民营企业是自主经营的法人单位，在经营过程中具有独立性。因此，民营企业在档案管理时也拥有自。民营企业在进行档案管理时坚持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则，这是民营企业与国有大型企业在机构设立时的主要区别。国有大型企业以高标准要求设置档案管理机构，以便更好地进行档案管理；民营企业由于规模有限，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适当降低管理等级，由企业其他部门兼管档案工作。
（二）民营企业档案管理的劣势
我国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拥有自，国家对民营企业未进行过多干预，所以民营企业具有一定弊端，这种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营企业的劣势。
我国民营企业发展较晚，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规模还较小。虽然我国的一些民营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但是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还存在档案管理问题。例如，一些民营企业不重视档案管理工作，认为档案管理工作无关紧要，没有投入足够人力、物力。很多民营企业都是家族企业，通常使用家族管理办法，管理企业由一家之长决定，任人唯亲的用人制度影响了档案工作的顺利开展。很多民营企业家在创业之时都是凭借冒险和开拓精神，但是缺乏专业知识和长远的发展眼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往往被临时的利益所诱惑，忽视企业内部管理和综合能力培养，根本不重视档案管理。
三、民营企业档案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关于民营企业管理者重视程度的问题
第一，对档案管理意义认识不深刻。在我国，民营企业主要依靠灵活自主的经营模式和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进行运作。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领导者不仅是企业决策者，同时还兼顾企业的部分管理工作。因此，他们对档案管理的重视和了解程度直接影响着民营企业档案管理质量。很多民营企业员工只有在领导重视档案管理工作之后才会加强档案管理工作，然后将档案管理工作纳入企业整体规划，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同步进行。
很多民营企业领导者往往只重视短期利益，没有看到档案管理的长期效果，认为企业档案管理无关紧要。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以下情况：很多企业认同档案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在具体落实时却一直没有得到实施。在民营企业进行档案管理的过程中，民营企业档案管理工作者应当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需要由肤浅认识向深刻认识转变，并影响企业领导，共同形成档案管理工作非常重要的意识。
第二，档案管理的资金投入不充足。在民营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经费投入不足又是另一种表现。企业始终将获取利润作为使命，管理投入与企业收益比是企业管理者首先考虑的问题。现在，许多民营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不能给企业带来效益，许多民营企业因为资金不足，对档案工作也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客观情况。许多民营企业在分配资金时，常常将资金投入生产经营环节而忽视了长远利益投资，如档案管理投资。
（二）关于民营企业档案管理人员问题
民营企业常常追求利益最大化，要求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利润。在这种理论影响下，民营企业工作者常常在人员配置方面力求达到兼顾的效果，使工作人员身兼多职，工作量非常巨大而且业务非常繁杂。管理档案的工作人员常常也身兼数职，难免会造成顾此失彼的现象，使档案管理工作不能够落实到位。而且档案管理工作者往往缺乏档案管理专业知识，面对日益增多的资料缺乏装订整理等基础技能，使得民营企业档案管理杂乱无章。
另外，民营企业工作人员流动性大，每年新招聘员工占绝大多数，职工在入职、离职前都可能存在档案调动现象。同时，档案管理工作者如果调出本企业，往往不能与接任者对接工作，致使民营企业档案管理工作问题百出。
四、做好民营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档案人员职业技能的培养
随着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企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档案管理，档案管理又要求企业管理人员提升专业素质。企业档案管理人员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必须从源头抓起，在招聘上必须选择专业对口或者接受过专业教育的人员。在民营企业档案管理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加强立卷工作，还需要加强对档案的利用和开发工作，充分发挥企业档案的作用，为企业效益添砖加瓦。例如，企业可以专门聘任对档案管理具有实践经验的管理者，这样可以提升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
（二）员工业绩与档案工作挂钩列入考核指标
在绩效工作管理体系中加入档案工作，可以提升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充分挖掘职工工作潜能。在档案管理工作中，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档案管理工作分解到各个部门，由部门专门人员对档案进行管理。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分工，使档案管理工作有专人管理。
（三）提高民营企业档案管理人员的职权
在民营企业机构设置中，档案管理部门常常处于边缘地位，职权不如财政部门和人事部门，因此容易受到企业管理者的忽视。在实际工作中，管理者常常会遇到很多困难，影响档案工作。因此，企业应当提升档案管理部门的地位。各部门负责人都需要接受档案知识培训，加深对档案管理重要性的认识，熟悉档案管理的基本流程，e极配合档案管理工作者的工作。
（作者单位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参考文献
民营企业类型范文3
[关键词]民营企业 劳资冲突 产生原因 解决手段
一、民营企业概念界定
民营企业这一企业类型的范围，不同的学者持不同的观点，本文所采用的观点是：民营企业是由国有民营企业、个体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组成。
二、劳资冲突的产生原因
（1）内部原因
1．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家族化行为。民营企业发展初期，市场经济环境不规范，民营企业在产权结构、企业决策、用人机制等方面不同程度地采用家族式治理方式，这是企业面对无序市场的一种自我保护。家族化管理引起劳资冲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在家族式管理的民营企业中，家族制度和商业制度共同存在，且两者经常相互排斥，影响民营企业经营与发展，从而使员工利益(如在晋升、薪酬等方面)受损。
②伴随市场环境的根本变化和家族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企业制度在处理劳资关系方面的局限性逐渐显现，突出表现为任人唯亲与专业管理的矛盾。任人唯亲是家族企业制度的固有特征，企业中所形成的压制甚至欺负外来人员的文化氛围，是引起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2.劳资双方实力的差异。在实践中，民营企业的经济实力是其在劳资冲突中最重要的筹码。通过经济力量的发挥，个别劳动者几乎难以对抗雇主在法律、管理权上的优势地位，唯一的策略是整合多数劳动者的力量与企业抗衡。但民营企业中工会力量薄弱，甚至难以建立工会。实践表明，经济发展速度与工人地位成反比，这表示如果不加干预，民营企业中劳资双方的实力差异将逐步扩大。
3.利益分配。为了创造最大经济效益和利润，私营企业主竭尽所能降低劳动成本，激发出最大、最高产值的劳务。这严重违背了劳动者以较少的劳动交换最高的薪酬福利的愿望。当劳动者的不满情绪爆发时，不同规模的劳资冲突便会发生。
4.相关制度不健全。这主要表现在劳动安全保护机制、公众利益诉求机制、解决冲突机制、正式的沟通渠道等方面。正是缺乏有效机制，使得一些私营企业长时间拖欠员工工资，劳动条件恶劣，劳动者的健康得不到保障。
（2）外部原因
1.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劳动关系双方选择冲突还是合作，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由于私营企业所需的大部分劳动者技能要求较低，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供大于求的现状，这导致我国劳动关系中强资本、弱劳工状况，并使劳动争议主要围绕劳动者权益被侵害而发生。
2.政府认识不足。缺乏政府的有效干预和有力保护，三方协商机制难以真正发挥作用，这也成为民营企业中劳资冲突时有发生的重要原因。
3.法律不健全。我国劳动立法对于各类、各种规模劳资冲突的界定及处理方式规定不明确，罢工这一劳资冲突在法律上的规定甚至是空白。缺乏处理劳资冲突的专项立法，这给劳资冲突的解决形成了一定的约束。
三、劳资冲突解决手段
（1）企业
1.改革家族治理的管理改革。为了解决劳资冲突问题，企业需要加强“以人为本“的观念，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想象力和创造力。
2.健全劳动安全制度，树立正确劳动保险观念。在现代民营企业管理中，安全工作往往是一个容易被忽视、产生问题并导致劳资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民营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安全预警制度，强化企业安全防范管理。
3.内部纠纷处理机制。平等协商和集体谈判是解决劳动关系冲突的一种重要机制，协商谈判的过程，就是双方、逐步达成共识、解决矛盾和分歧的过程。
4.利益分配共享。树立企业与员工共赢的观念，以人为本，利益共享。同时，建立集体协商的报酬制度。多方协调，友好协商，报酬合理，实现多赢。
（2）员工
1.提高劳动者自身素质，增强维权意识。劳动者要懂法、用法，对工作期间的相关权益、薪酬福利、劳动时间、工伤待遇等方面有清楚的认识，并通过合理渠道维护自身权益。
2.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工会在劳资冲突中的作为，建立企业劳动关系预警机制，在劳动关系排查和预警工作中承担第一知情人、第一报告人的责任。
（3）政府行政措施
1.转变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自身职能。政府必须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另外，政府应该成为劳动争议的调停者，建立一套迅速而有效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2.建立健全劳动关系法律法规。健全劳动关系法律法规，建立处理各类劳资冲突的专项立法，可有效解决民营企业的劳资冲突。
参考文献：
[1]应焕红：家族企业制度创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程延园：劳动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鲁道夫·特劳普—梅茨、张俊华编：劳动关系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4]权衡，杨鹏飞：劳动与资本的共赢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李亚：民营企业公司治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
民营企业类型范文4
2012年的进出口情况，从企业类型来看，增速最为强劲的还是民营企业，出现下降的是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增长不明显，而且所占比重回落到一半以下。
在进出口方面，国有企业被民营企业超速已经不是新鲜事了，每年都有一些省市的进出口统计显示民营企业进出口值超过国有企业。太原海关的2012年山西省进出口数据显示，民营企业首次超过了国有企业；兰州海关对2013年1月份甘肃省的进出口统计也显示，民营企业在进出口总值方面首次超过国有企业。这样的状况在2011年前也频频出现。从数字来看，增速减缓的同时，国有企业在进出口方面的比重在缩小。
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的数据显示，2012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2210.6亿美元，增长19.6%，高出我国外贸总体增速13.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7699.1亿美元，增长21.1%；进口4511.5亿美元，增长17.2%。
同期，国有企业进出口7517.1亿美元，下降1.2%。其中，出口2562.8亿美元，下降4.1%；进口4954.3亿美元，增长0.3%。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8940亿美元，增长1.8%，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9%，所占比重较2011年回落了2.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0227.5亿美元，增长2.8%，占我国外贸出口总值的49.9%；进口8712.5亿美元，增长0.8%，占我国外贸进口总值的47.9%。
从2012年民营企业增长19.6%和国有企业下降1.2%的对比来看，国有企业在进出口增速方面是趋弱的走势。那么，从人世后十几年的变化来看，国有企业一直是拉动我国进出口增速向下的主力，而相反，民营企业恰是拉动进出口增长的向上力量。
当然，由于在加工贸易方面，中国的人口红利效应渐失。近几年来，低端制造业外移、高端制造业回流，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增速下滑也日渐明显。不过，在这里，暂且不去比较外商投资企业——因为在进出口方面，加工贸易有其贸易的特殊性——而更多地来观察民营企业的增长与国有企业的趋弱，进而分析，国有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中，竞争优势在哪里，或者说在整体的进出口中更应该担当些什么。
在全球经济不振，欧美贸易需求萎缩的这两年，民营企业由于“身子轻”，迅速调整，恢复较快；而国有企业无论是从公司机制还是决策、生产等，都要沉重复杂得多，也就难为得多。因此。在全球经济出现复苏迹象，贸易回暖的时候，能够首先从中获益的一定是民营企业，这在2013年之初的统计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海关总署对2013年1月份的进出口统计显示，集体、私营及其他企业进出口1240.9亿美元，增长55.4%。其中出口789.2亿美元，增长49.8%；进口451.7亿美元，增长66.3%。国有企业进出口641亿美元，增长5.1%。其中出口217.4亿美元，下降0.7%；进口423.6美元，增长8.4%。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574亿美元，增长19.4%。其中出口867亿美元，增长15.2%；进口707亿美元，增长25%。
民营企业的增速是国有企业的十倍。不过，也不用因为“55.4%”这样的增长数字称民营企业为进出口的黑马。它们对市场变化的敏锐度和在贸易调整中的执行力已经决定了，在全球贸易稍有回暖的时候，它们便是反应最快的收获者。显然，再仔细看进口和出口分开统计的数字，国有企业出口呈现下降尤其鲜明——下降0.7%，虽然数字不大，但还是提醒了国有企业需要尽快加深改革力度，增强应对国际市场变化的能力。
另一个能够说明在进出口方面“民进国退”的便是“中国外贸企业200强”的统计。国有企业在2012年出口企业200强中占了39个席位，与2011年持平，进口企业在200强中的位数由68减少至64。从进入前200强的数量来看，国有企业在排名中还是占有优势，但也正在被发展迅速的民营企业逐步紧逼。国有企业首先失去了“快”的优势，如果连“大”的实力也保不住，着实是令人焦虑的。
其实，在中国人世前，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国际贸易的主体力量，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国企是国际市场的最早试水者，那时候外贸经营权还有管制。但随着外贸经营权逐步向民营经济开放，民营经济在这方面的增长速度就越来越惊人。在进出口方面，民营企业显然是国有企业面对的强有力的竞争力量，这就要求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持续推进，加快深入。
关于国企改革是个大的话题，就外贸领域而言，可以从十报告中分析应深入的方向。十报告中关于对外贸易的描述：“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
那么国有企业就应该在“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方面有所担当，成为“走出去”的先锋。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是主体，要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国有企业就应该改变现在金融、地产、资源等行业业绩远远好于同是国有企业的钢铁、运输、电子、纺织等行业产业的局面；改变在垄断行业、优势资源领域独占的局面。在竞争中，全面提升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在国际贸易中培育国际竞争力，才能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规划企业的发展。
国有企业在外贸领域不一定要占量的优势，更应该是打造质的地位，做引领的先锋。在国际贸易的市场上，国有企业应该主动、有意识地与民营企业形成不同的“层”，错层发展，有竞争，但更多的是各自抢占不同的市场空间。国有企业对于民营企业应该有更强的示范与带动作用，比如在品牌建设与推广传播方面。最终，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真正的竞争者，应该是与之同等的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
入世十多年之后，品牌应该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重要的筹码。“中国制造”普遍低端的印象应该得到改变，这是对中国企业的挑战，更是对国有企业的挑战。在国际市场上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品牌，是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要实力，也需要信心。这方面，国有企业更具有优势。但另一方面，已经习惯了国内市场中垄断优势的国有企业又缺乏在国际市场上树立品牌的意识。因此，在国内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垄断市场的开放，引入竞争者，尤其必要——至少先期可以在国内市场练兵。
民营企业类型范文5
关键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OFDI ；股权主体；区位选择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11010707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OFDI）的日益增加，其区位分布问题也日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成为最新研究热点。由于区位选择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距离和心理等诸多复杂因素，要做到全面解释OFDI的区位选择非常困难。目前，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OFDI的内部动因、外部环境、进入模式及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等方面。
从中国OFDI的内部动因来看，李辉基于对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的扩展，认为中国 OFDI的发展将在未来呈现加速增长趋势，会对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产生重要影响。刘阳春对中国 OFDI的动因进行了分析，提出相关假设并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其进行检验，得出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是驱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因素，此外，拓展市场，寻求自然资源，获取技术与跨越贸易壁垒等原因也推动了中国企业OFDI的发展。同时，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的OFDI因东道国的经济水平不同而异，如Cheung和Qian 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受中国对其出口的影响较大，且投资资本以分散的区位形式存在，中国对发达国家的OFDI受中国持有其外汇储备的影响，且投资资本以相对集中的区位形式存在，但总体来说，中国对二者的OFDI都具有寻求市场与资源的动机。
在有关东道国对中国 OFDI 影响的研究中，学者们大致从经济因素与环境因素两方面进行考察，Buckley等发现，特定所有权优势、资本市场不完全性以及制度安排等三种特定因素是影响中国 OFDI 的主要因素，进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OFDI 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政治风险、汇率风险、地理距离（1984―1991年）、文化距离与资源禀赋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此外，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具有不完全性的特点，一些企业可以根据特有的所有权优势在较长时期内相对容易地获得低于一般市场利率的资本。胡博和李凌[5]综合分析了影响中国 OFDI 区位选择的因素，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区位优势在于丰富的资源禀赋和巨大的市场潜力，而发达国家在于其所具有的较高的科技水平，由于发达国家市场竞争激烈并且进入壁垒较高，因此其市场内部潜力对中国OFDI 起到负相关效应。韦军亮和陈漓高研究了政治风险变量这一因素对中国 OFDI 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道国所具有的政治稳定性会对中国 OFDI 产生重要影响，近几年中国也确实在政治风险高的国家有较多投资。项本武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 OFDI 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双边贸易关系与汇率波动对中国OFDI 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对于中国企业的OFDI 表现出显著的负效应。
有关中国 OFDI 进入模式选择的研究，黄速建和刘建丽基于“成本―收益”框架，认为中国企业进行OFDI 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东道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学习，而企业自身的战略动机则决定了企业 OFDI 模式的选择。Cui和Jiang[9]认为拓展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并非中国OFDI的本质与动因，其实质是拓展国家的核心竞争优势，因此，中国企业并不是基于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来考虑企业的OFDI，而是在模式选择上倾向于海外建厂生产的绿地投资方式，以此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优势扩张。
综上所述，目前学者对中国 OFDI 区位选择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有关中国 OFDI 区位选择的研究仍然局限于宏观层面，对于从企业微观层面进行研究的文献还较缺乏，这直接导致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与研究数据存在较大的偏误，并忽略了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现有的样本大都直接采用中国官方公布的OFDI数据，而没有采取更详细的微观数据。最后，目前国际OFDI的一般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来自新兴经济体的OFDI问题，所以需要将理论进行延伸来诠释新兴经济体企业的OFDI行为。本文在传统经济因素的条件下整合了体制因素，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国企业在进行OFDI时如何进行区位选择的问题。
二、中国企业OFDI的新特征
随着中国OFDI的不断发展，企业投资的产业结构、区位选择也在不断改变，这些变化使得OFDI呈现新的特征，其相关研究也更有意义。
第一，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额大幅增加。2013年，中国的OFDI流量达到了1 0784亿美元，与2012相比增加了2004亿美元，同比增长228%；中国的OFDI存量达到了6 6048亿美元，与2012相比增加了1 2854亿美元，同比增长242%。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公布的《2014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FDI流量为15万亿美元，年末存量为255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数计算，2013年中国OFDI流量额占全球当年流量额的74%，居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3位，OFDI存量额占全球当年流量额的26%，居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1位。可见，中国OFDI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这种高速增长的现状值得学者深入研究其动因。
第二，中国OFDI的目的地发生变化。自1991年以来，中国OFDI的地理分布发生了明显改变，20世纪90年代，中国OFDI的400%集中在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但从2003―2013年间投资在北美洲和大洋洲的比例下降到不足50%，投资大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吸引的投资占近800%，在2005―2013年间，中国的OFDI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比重从2005年的363%上升至2013年的701%，可以解释为亚洲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似，且人口众多，由此引发的相似需求更能吸引中国企业对其投资。
除了洲际分布发生改变外，中国的OFDI也没有流向常规的投资目的地。中国的OFDI倾向于流向避税天堂如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和中国香港等地区，其中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在中国OFDI目的地排名中一直位居前列。
第三，中国OFDI的产业布局发生改变。在21世纪初，中国OFDI中制造业占了近200%，但到2013年下降到67%，采矿业也由2003年的484%下降到2013年的230%，但服务业的OFDI却呈现出上升趋势，特别是商业服务在2013年达到了251%，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处于转型升级过程中，服务业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这一基本国情有一定程度的背离。
正是由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因此对影响区位选择因素的研究也显得更为重要，本文的目的就是研究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尽管已有学者[10-11]做过相关方面的研究，但一方面由于缺少中国企业OFDI的数据，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使用OFDI流量的数据类型不同，如Cheung和Qian及Buckley等使用的是官方认可的OFDI流量，而Cheng和Ma[10] 以及Kolstad和Wiig使用的是实际OFDI流量，所以学者倾向使用案例分析法来解释中国企业OFDI的动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论的适用性。本文主要是利用上市公司微观层面的数据来解释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问题，数据资料包括各个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地点，同时也将企业的性质进行了划分，即在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中加入了企业的股权主体这一条件，因此文章的内容可能更加丰富详实。
二、变量设计、数据来源与模型选取
（一）变量设计
之前有关中国OFDI的研究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具有描述性质，主要是解释国家为什么进行OFDI。第二种类型是战略层面的分析，主要利用中国知名企业的案例来解释中国企业OFDI的动机。第三种类型是使用宏观层面的数据来说明投资区位的选择和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因素[3-4]。为了使研究内容更全面，本文合并了后两种类型并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来研究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决定因素。
1中国企业OFDI的动机
Dunning[10]的折中理论可以解释发达国家企业OFDI的动机，如基于效率（或降低成本）或资源（或战略资产）动机。之后Chakrabarti为寻求市场才是发达国家企业进行OFDI的最强动机，经典的折中理论是否能作为解释发展中国家进行OFDI的动机还有待商榷。本文认为现有的FDI理论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中国企业进行OFDI的动因，原因如下：（1）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完善，一方面国有企业普遍具有较高的储蓄率，而资金却缺乏专业人才的管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的贷款利率较低，因为资金的获得成本较低，所以这些企业普遍缺乏风险意识，乐于将资金投向风险较高的项目。（2）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很大，政府根据国家的政策导向实施审批制度、汇率管制等来限制或分配企业OFDI的项目和地区。
此外，自然资源也是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需要大量廉价的、容易获取的自然资源。Buckley等认为，中国的OFDI是为了寻求自然资源，而且被高政治风险国家（如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等）的自然资源所吸引。Cheung和Qian及Bhaumik和Co却不认为如此，他们认为二者之间虽然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太小，没有实际经济意义。与大多数的研究一样，本文使用东道国矿石和矿物的出口额来测试自然资源对OFDI的吸引力，提出如下假设：
H1： 中国企业的OFDI被吸引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
和自然资源相关的问题是中国企业是否受到高政治风险国家的吸引。Buckley等认为，大多数中国企业的OFDI是政府主导的，所以企业规避风险的意识不强。但相关研究并不能证明中国的OFDI和不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关。本文使用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之一政治稳定程度来衡量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提出如下假设：
H2：中国企业的OFDI被吸引到有政治风险的国家。
Frankel[13]的研究表明，自然资源（石油，矿产和一些农作物）丰富的国家往往有“糟糕的机构，如腐败，不平等，阶级结构，长期的权力斗争，以及缺乏法律产权规则”。他认为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其政治风险越高，越有可能吸引中国的OFDI，即拥有丰富资源和政治不稳定的高风险组合更能吸引中国的OFDI，提出如下假设：
H3：在高风险的国家，中国的OFDI更倾向于寻求自然资源。
本文通过政治风险和自然资源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来检验这一假设。
此外，技术因素也会对区位选择产生影响，Deng[14]的研究认为，中国企业一般采用模仿战略，专注于低端产品制造，国内技术的落后促使公司通过并购获得先进技术，这意味着中国的企业会投资那些科技发达的国家，相关案例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如Buckley等将专利看做所有权优势进行研究，并显示出显著的结果。本文用东道国注册的专利数量，以及技术出口额在东道国的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这两个指标来测试技术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后者可以更好地代表技术和创新的适用性，提出如下假设：
H4：中国企业被吸引到有技术和创新优势的国家。
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利于技术开发和创新，政治稳定可以显著影响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 [15]，这意味着技术和政治稳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提出如下假设：
H5：在政治稳定的国家，中国的OFDI寻求技术或战略资产。
本文通过政治风险和技术水平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来检验这一假设。
2中国企业的所有权结构
中国法律允许以下六种主体持股：国家、法人、个人、管理者、员工和外商。后三种比例小于20%，前三种基于股权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制的157家上市公司，即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央企。（2）由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3）民营企业。
所以本文根据股权主体不同将它们划分为央企，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在上述三种企业中，央企的财务业绩最好，这是因为政府对这些企业的生产管理进行密切的监督，因为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国资委控股的企业在高风险国家也能够进行投资而不必担心遭遇风险。相比之下，地方国有企业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加之内部管理松懈导致企业效率普遍不高，但是和央企一样，地方国有企业也可以优先获取各方面的资源，在银行贷款、税收、福利补贴等方面获得特殊优待，因此，尽管地方国有企业效率不高但仍然有能力承担更高的风险，可以在风险较高的国家进行投资。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是三种企业类型中最高的，却不能享受同前两种类型企业一样的优惠待遇。此外，在2004年之前中国不允许民营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只有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才能获得批准，国有企业处于主导地位，优先获得政府资源并垄断生产权，而民营企业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和国有企业具有同等地位。在这种不平衡的竞争环境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OFDI的动机是不同的，国有企业更多地是出于国家战略目标的考虑进行OFDI，而民营企业则是为了避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为了规避在国内市场准入和自然资源方面受到的歧视性政策，而被迫寻求新的海外市场。此外，Liu等[16]还发现，中国的民营企业是风险厌恶者，而不是机会寻求者，这就导致这些企业进行OFDI时选择的是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对企业股权主体和区位选择提出如下假设：
H6a：国有企业被吸引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
H6b：国有企业愿意在政治风险高的国家投资。
H6c：在高风险国家，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寻求自然资源。
H6d：在政治稳定的国家，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寻求技术或战略资产。
H6e：民营企业是市场寻求者。
H6f：民营企业在区位选择上厌恶风险。
3 其他变量
除了前文假设，本文还包括其它控制变量，首先是文化变量，本文用中国人口在东道国人口所占的比重作为测量文化的依据。其次，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作为OFDI的决定因素。最后，本文还将流入东道国的OFDI占该国GDP的比重作为OFDI的动机。
（二）模型和数据
用模型（1）来测试上述H1―H6f：
FDIi = F（GDPi，GDPCi，GDPGi，CIMPORTSi，CEXPORTSi，EXTECHi，PATi，EXORESi，PRISKi，INFi，FDIPi，CHIPOPi，DISTi）（1）
由于H3，H5，H6c和H6d，也就是政治风险、自然资源禀赋和技术之间可能相互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估算模型（2）和模型（3）：
FDIi=F（GDPi，GDPCi，GDPGi，CIMPORTSi，CEXPORTSi，EXTECHi，PATi，EXORESi，PRISKi，INFi，FDIPi，CHIPOPi，DISTi，EXORESi×PRISKi）（2）
FDIi=F（GDPi，GDPCi，GDPGi，CIMPORTSi，CEXPORTSi，EXTECHi，PATi，EXORESi，PRISKi，INFi，FDIPi，CHIPOPi，DISTi，EXTECHi×PRISKi）（3）
表1是关于变量的使用和含义解释，大部分自变量选择的是Buckley等采用的变量。此外，距离变量也将引力模型引入到本文的分析中[17]。自变量采用的是2011―2013年间的平均值。本文模型的选择和变量的设计均参考Ramasamy等[18]的观点，研究对象是2011―2013年间中国上市公司海外投资的状况。
另一方面，因变量是基于2011―2013年间公司层面的数据，本文选取了2011―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布的OFDI金额排名前40名的公司，对他们的年度报告进行了调查，以确定他们是否进行了海外投资，同时假定，如果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没有对该项投资进行披露，本文就不对其进行分析。从这3年的年度报告中，本文总结出40家公司在2011―2013年度共进行了198次海外投资，横跨27个国家（在1个国家至少有1项投资），本文统计了这27个国家获得OFDI的投资频率。虽然只统计了40家企业，但这些企业在2011―2013年间的OFDI金额占到了当年投资总额的800%以上，数据的选取比较有说服力。
此外，本文也在年度报告中获得了这40家企业的股权信息，根据国资委、省、地方政府或私人的控股比例是否超过500%，将这40家公司划分成央企、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如表2所示，民营企业在2011―2013年间共有99个OFDI项目，而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分别有54个和45个OFDI项目。
之前的研究一般采用投资额作为因变量，本文采用的是泊松计数模型，因变量选取的是中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的项目数量而非投资金额。这样做的原因如下：（1）使用OFDI的金额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其结果容易受到极值的影响，因为一些为了获取资源而进行的投资项目属于资本密集型项目，这样的投资项目需要巨额资金，进而高估了东道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不利于模型的拟合和估计。（2）许多传统分析忽视了那些没有得到中国投资的东道国的样本选择偏差，与此相反，计数数据回归模型将这一点考虑进去，将那些没有得到中国OFDI的东道国的因变量设置为零，这样就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3）如果将对东道国的OFDI金额作为因变量，在把未接受OFDI的国家包括在内时，可以预期模型结果为偏态分布，此时基于OLS估计的统计测试可能出现问题，而计数模型能更好地解决偏态分布的变量。（4）以往的研究使用的OFDI数据有很大一部分是国有企业的OFDI总额[19]，民营企业进行的投资可能没有被官方渠道统计在内，而本文的样本中包含了近250%的私人企业，因此能更准确地反映中国企业OFDI来源性质的变化。
本文的分析是基于泊松回归模型。其概率函数如下：
Pr（yi）=e-λiλiyiy！ ， yi=0，1，2……
其中，y是一个随机变量，指的是已发生事件的频率（在东道国OFDI项目数量），λ是y的均值；λi=E（yi）=Var（yi）泊松分布假设自变量和λ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
λi=exp（Xiβ）
其中，Xi为表中的自变量，β为要估算的参数，模型用最大似然估计。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因篇幅所限，含有互动变量的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未被列示，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三）结果分析
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如果不考虑企业类型，自然资源、中国向东道国的出口占中国出口的比重和两国间的距离在1%的水平上显著。东道国的平均收入水平，技术出口和中国人口的比重等方面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东道国注册的专利数在5%的水平显著，但是负值。模型证明了中国的OFDI被吸引到政治风险高的国家，本文的整体结果与Ramasamy等[18]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实证研究结果证实H1，中国企业确实被吸引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中国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庞大需求。本文的研究结果也接受H2，中国的投资也被吸引到那些政治风险高的国家。自1992年开始，中国企业就开始有在高政治风险国家投资的趋势[18]。“互动变量”这一指标也不显著，表明政治风险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关系很小，研究结果拒绝H3，即不能证明中国的投资被吸引到高风险国家是由于该东道国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缘故。
研究结果也接受H4，中国企业被吸引到具有技术和创新优势的国家。同时研究结果也显示国家注册专利的数量（PAT）这一指标的系数是负值，这说明中国的投资可能不会被具有核心研究能力的国家吸引。而EXTECH为正值则表明中国企业被吸引到那些能够将核心研究转化为商业上可行的产品和服务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泰国），这是由于核心研究不一定能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这一点看中国的企业相当务实。“互动变量”（即政治风险×技术出口）的值也较小，因而 H5被拒绝。可见，没有显著的证据表明，中国在政治稳定国家的OFDI是为了寻求技术或战略资产。
另外，根据企业股权主体的不同分析影响他们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证实H6a，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如印度尼西亚，乌克兰和塔吉克斯坦）的国家对国有企业有吸引力，同时也对民营企业有吸引力。但是，在进行海外投资的矿业公司中，没有一个是民营企业。投资于资源丰富国家的公司主要是重型设备公司，如投资于乌克兰的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和投资在塔吉克斯坦的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这表明民营企业跟随相关国有企业投资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提供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研究结果接受H6b，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都有在风险较高的国家投资的倾向。正如前文提到的，民营企业相对地更厌恶风险，本文的结果也证实了这种观点（H6f），不像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多地被吸引到那些较近（如中国香港）的地区，他们排斥高政治风险。应该指出，国有企业对政治风险的态度不同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多地依赖于政府对政府（G2G）的关系作为其决策的基础，当投资是基于G2G时，基本不会存在合同失败的问题。
虽然当所有类型的企业被考虑在内时，互动变量并不显著，但当企业按照股权主体分离后，结果发生了改变，这表明国有企业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对于地方国有企业，“互动变量”是负的，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在其他情况下都不显著。即可以部分地接受H6c，在高风险国家，地方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寻求自然资源。同样，也可以部分接受H6d，央企的“互动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政治稳定的国家，央企更倾向于寻求技术或战略资产。
中国民营企业是市场寻求者（H6e），国有企业同样也是市场寻求者。事实上，国有企业更多地被吸引到较小的发达经济体，如国有金融机构中的中国工商银行选择中国香港、卢森堡和荷兰投资就属于该种类型。出口变量的高度显著性表明中国企业都热衷于投资对中国商品需求量较大的国家，这可能是出口替代效应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主要吸引的是民营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大型的央企则被吸引到更发达国家的市场。
在参数方面，中国进行OFDI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技术、品牌和管理经验等。企业OFDI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增强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也是为了保持国内的市场份额。一些行业（如公用事业和采矿业）在寡头垄断的市场条件下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所控制，竞争力并不强，为了抵御其他外国竞争对手的冲击，国有企业被吸引到那些有能力为他们提供竞争力的国家或地区（如韩国和中国香港）。但是技术优势并不吸引民营企业，可能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的国际化进程中，民营企业更热衷于本土竞争力的提升。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OFDI的区位决定因素因股权主体而异。地方国有企业被吸引到政治不稳定但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民营企业更倾向于规避风险，虽然他们也被吸引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民营企业更倾向于提供附加服务如资源勘探、井下作业等，而并非利用资源本身，央企则被吸引到政治环境稳定的国家并获取这些国家的战略资产。
本文研究结果的意义在于，一方面现有的OFDI理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拓展，企业按照股权主体区分后，政治风险、自然资源、先进技术等因素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民营企业是市场寻求者，它们通过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最大化来实现国际化，如果东道国吸引中国投资的目的是为打开本国的国内市场，那么民营企业将会是其目标。这个发现对渴望吸引中国投资的东道国政府可以起到启示作用。自然资源丰富但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对地方政府控股的国企具有吸引力，因此政府之间在省级水平上的战略合作将会更有效。至于央企，国家应引导其投资那些政治较稳定的发达国家以获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参考文献：
[1]李辉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7，（2）：35-39
[2]刘阳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与实证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77-184
[3]Cheung，Y，Qian，X The Empirics of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R]CESifo Working Paper No 2621 Munich，Germany，2009
[4]Buckley，P J，Clegg，L J，Cross，A R，Liu，X，Voss，H，Zheng，P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4）： 499-518
[5]胡博，李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08，（12）：96-102
[6]韦军亮，陈漓高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09，（4）：106-113
[7]项本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J]财贸经济，2009，（4）：77-82
[8]黄速建，刘建丽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9，（1）：108-117
[9]Cui，L，Jiang，F FDI Entry Mode Choice of Chinese Firms： A Strategic Behavior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8，44（4）： 434-444
[10]Cheng，L K，Ma，Z Chinas Outward FDI： Past and Future[R]Downloaded from http：//wwwnberorg/books_in_progress/china07/cwt07/chengpdf，2008
[11]Kolstad，I，Wiig，A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 [R] Working Paper Norway： CHR Michelsen Institute，2009
[12]Cai，K G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novel Dimension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y[J] The China Quarterly，1999，160（4）： 856-880
[13]Hong，E，Sun，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Outward Investment： Chinese Corporations s Trategies [J] The China Quarterly，2004，187（12）： 610-634
[14]Deng，P Investment for Strategic Resources and Its Rationale： The Case of Outward FDI from Chinese Companies[J] Business Horizons，2007，50 （1）： 72-81
[15]Rui，HC，Yip，G S Foreign Acquisitions by Chinese firms： A Strategic Intent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08，43（2）： 213-226
[10]Dunning，J H Trade，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A]Ohlin，B，Hesselborn，P O，Wijkman，P J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C]London：Macmillan，1977 395-431
[11]Chakrabarti，A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ensitivity Analyses of Cross-Country Regressions？[J]Kyklos，2001，54（1）： 89-114
[12]Bhaumik，S，Co，C Y Chinese States Economic Cooperation Related Invest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Its Direction and Some Implications for Outward Investment[R]Working Paper Number 966，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2009
[13]Frankel，J A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A Survey[R] NBER Working Paper 15836，Cambridge，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0
[14]Deng，P Why do Chinese Firms Tend to Acquire Strategic Assets in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09，44（1）： 74-84
[15]Waguespack，D M， Birnir，J K，Schroeder，J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Patenting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J] Research Policy，2005，34（10）： 1570-1590
[16]Liu，X，Wen，X，Huang，X Bounded Entrepreneurship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ndigenous Chinese Private-Owned Firms [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8，17（4）： 488-508
[17]Blonigen，B A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FDI Determinants[J]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2005，33（4）： 383-403
[18]Ramasamy，B，Yeung，M，Laforet，S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2，47（1）：17-25
[25]Maddala，G S Estimation of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 under Rational Expectations[M] Hand Book of Statistics，1993
民营企业类型范文6
[关键词]政府;非财务指标;关注程度;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F235.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2-0080-05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运用经济、法律等政策和手段调控国民经济运序,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并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调节不同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政府对企业的投入主要是赋予企业依法经营的权利以及提供各种公共设施。政府的利益主要关注的是有可靠不断增加的税收、企业能稳定社会秩序和稳定提供就业,提高社会公德水平[1]。政府的利益要求主要通过依法加强税收征管、依靠法律、加强企业道德建设来实现。对不同的利益要求和不同的实现方式,政府的重视程度是有差异的。政府对其利益要求的重视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有可靠不断增加的税收、企业能稳定社会秩序、企业能稳定提供就业、企业能长期生存与发展、企业能提高社会公德[2]。政府对其利益要求实现方式的重视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依法加强税收征管、依靠法律、加强企业道德建设、依靠社会、掌握企业就业情况[3]。
政府总是非常关注反映自己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国内外从事财务指标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但从事非财务指标研究的文献却非常少,且大都集中在非财务指标运用意义的研究和非财务指标在企业绩效评价中的构建和运用,系统地进行非财务指标研究的文献难觅踪影。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人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进行过非财务指标排序研究和分组研究。本文从政府角度出发,对政府所关注的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方面信息的非财务指标进行排序研究和分组研究。为了进行研究,笔者查阅了大量中外文献,收集了2,700多个企业非财务指标,这些非财务指标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企业各方面的非财务信息。笔者从中挑选、整理出1,217个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非财务指标,其中定性指标503个,定量指标714个。为了深入进行利益相关者非财务指标研究,笔者根据这些非财务指标所反映的信息,将这1,217个企业非财务指标划分为企业基本信息指标、企业效率指标、企业能力指标、企业管理指标等65个一级指标,并根据研究的需要,在一些一级指标下,分设有若干级子指标。为了深入了解包括政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对这些非财务指标的关注程度和不同类别的利益相关者对这些非财务指标的关注差异,笔者从2008年3月开始,至2009年1月期间,对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方面的非财务指标进行了实证研究。
本研究主要通过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两种形式取得,采用的方法是专家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两种。
首先,笔者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访谈的基础之上宽泛地罗列出政府所有可能关注的非财务指标,然后约请了先前85位来自企业界的经理人员和20位来自高校和研究所长期从事企业管理研究的专家,对政府可能关注的反映自身主要利益要求及其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进行评价,然后根据他们的评价制作反映政府利益要求及其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调查表[2] [3]。调查表中,非财务指标的入选依据是,如果笔者所提供的反映某一利益要求或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的专家入选率在50%以上,笔者就将其作为备选项目,列入正式的调查问之卷之中。
然后,笔者从2008年3月开始,先后在长沙、上海、深圳、广州、东莞、南昌等10个城市,对这些城市的42家企业的91名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了解这些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有何利益要求,政府希望如何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政府关注哪些反映自己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在进行了91 份的试调查以后,笔者从2008 年3月10日开始进行正式的问卷调查,截至2009 年1月22日完成,共历时10个多月。由政府对其所关注的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的关注程度进行排序。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填写者的基本情况、从关注程度角度对所给出的非财务指标进行排序、有无其他关注的非财务指标等。问卷调查范围包括四川、广东、上海、湖南、江西、云南、湖南、新疆、安徽等 13 个省市,调查范围主要以东部、中部和南部为主,涵盖了全国东南西北中五个地理位置。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865份调查问卷,实际回收调查问卷516份,问卷回收率为59.65%。有效问卷数为50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8.64%。样本回收公司531家,样本基本分布情况如下:
1.从所调查的企业发展阶段来看,创业阶段企业有 64家,发展阶段企业186家,成熟阶段企业197家,衰退阶段企业84家,分别占样本总数的 12.05%、35.03%、37.10%和15.82 %;
2.从企业性质来看,国有企业有182家,集体企业112家,民营企业123家,三资企业114家,分别占样本总数的34.27 %、21.09%、23.16%和21.48 %;
3.从企业上市情况来看,上市公司有195家,非上市企业336家,分别占样本总数的36.72%、63.80 %;
4.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有192家,中型企业238家,小型企业101家,分别占样本总数的36.16%、44.82 %和19.02%;
5.从企业类型来看,生产企业有281家、商品流通企业126家、服务企业124家,分别占样本总数的52.92%、23.73%和23.35%。
从样本的分布来看,样本量已经满足了进行统计分析的基本要求。本实证研究的主要资料和主要过程如下:
一、政府的利益要求及其实现方式及其相应关注的非财务指标
根据调查,政府对每类利益要求和每类利益要求实现方式都有着相应关注的非财务指标。
二、有效问卷调查对象政府的描述性统计表2. 有效问卷调查对象政府的描述性统计(N=506)
三、数据处理与分析
将问卷排序内容转化为数值型数据,录入SPSS13.0软件进行处理。
数据处理方法: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计算出政府的非财务指标关注程度得分均值,然后进行均值比较(compare means)和配对样本T检验(paired-samples T test),判断这些排序是否具有统计意义。
数据分析结果如下:表3.政府所关注的非财务指标关注程度描述性统计
注:某一类非财务指标得分值越小,表明政府对这一类非财务指标越关注、从而越重视。下同。 表4. 政府所关注的非财务指标关注程度
均值差异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
注:p**≤0.05,下同。
以上是SPSS软件的统计结果。其中,政府对非财务指标的关注程度被表达为得分均值,某一类非财务指标得分均值越小,表明政府对这一类非财务指标的关注程度越高,从而对这一类非财务指标越重视。经过以上非财务指标均值差异配对样本T检验,上述非财务指标均值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非常显著的统计意义。
四、政府非财务指标关注程度的排列整理
将政府对非财务指标的关注程度排列顺序整理成表:表5.政府非财务指标关注程度排列表
1.政府对不同类的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的关注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有关注程度之分。政府对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关注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①企业能力、效率、水平、竞争力指标;②企业贡献、社会效益、利益相关者保护指标;③企业战略、稳定性、人员流动、道德水平、社会责任感指标;④企业管理、领导班子、管理人员、员工素质指标;⑤企业形象、信誉、知名度指标。
2.政府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重要性的大小决定着政府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的关注程度和排列顺序。政府总是从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重要性的角度对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进行关注,并且总是按照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重要性由大到小的顺序对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进行排序。越是反映其重要性大的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越受其关注。越是反映其排列在前的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越受其关注。政府所关注的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的关注程度排列顺序同其所看重的相应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的排列先后顺序相同。
3.政府最关注的是企业生存发展状况指标。政府非常关注企业贡献、社会效益、利益相关者保护指标。政府对企业贡献、社会效益、利益相关者保护指标的关注超过对企业战略、稳定性、人员流动、道德水平、社会责任感指标和企业形象、信誉、知名度指标的关注。
4.政府对企业形象、信誉、知名度指标的关注不及对企业管理、领导班子、管理人员、员工素质指标的关注。
五、对反映政府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的非财务指标的关注程度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差异比较分析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了解不同性质、是否上市、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对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的非财务指标的关注程度是否存在差异。差异比较分析结果如下:表6. 政府所关注的非财务指标关注程度差异比较分析政府所关注的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的非财务指标的关注程度差异比较分析表明:
不同企业性质的利益相关者政府对企业贡献、社会效益、利益相关者保护指标、企业战略、稳定性、人员流动、道德水平、社会责任感指标、企业管理、领导班子、管理人员、员工素质指标、企业形象、信誉、知名度指标的关注程度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
上市与否的利益相关者政府对企业贡献、社会效益、利益相关者保护指标、企业战略、稳定性、人员流动、道德水平、社会责任感指标、企业形象、信誉、知名度指标的关注程度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对企业能力、效率、水平、竞争力指标、企业管理、领导班子、管理人员、员工素质指标的关注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
不同企业规模的利益相关者政府对企业贡献、社会效益、利益相关者保护指标、企业战略、稳定性、人员流动、道德水平、社会责任感指标的关注程度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对企业管理、领导班子、管理人员、员工素质指标、企业形象、信誉、知名度指标的关注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
不同发展阶段的利益相关者政府对相关指标的关注程度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不同企业类型的利益相关者政府对企业贡献、社会效益、利益相关者保护指标、企业战略、稳定性、人员流动、道德水平、社会责任感指标的关注程度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对企业形象、信誉、知名度指标的关注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性质、是否上市、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对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的非财务指标的关注程度差异,对以上差异进行分组均值分析,分析结果如下:表7.政府关注的非财务指标关注程度分组均值
分析结论如下:
1)从企业性质来看,对企业贡献、社会效益、利益相关者保护指标,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比民营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更关注,三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比民营企业、集体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更关注,民营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比集体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更关注;对企业战略、稳定性、人员流动、道德水平、社会责任感指标,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比民营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更关注,民营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比三资企业、集体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更关注,三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比集体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更关注;对企业管理、领导班子、管理人员、员工素质指标,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比民营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更关注,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比国有参股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更关注,国有独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比国有控股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更关注;对企业形象、信誉、知名度指标,民营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的关注程度超过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国有独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的关注程度超过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国有参股企业、三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的关注程度超过集体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
2)从是否为上市公司来看,对企业能力、效率、水平、竞争力指标、企业贡献、社会效益、利益相关者保护指标、企业管理、领导班子、管理人员、员工素质指标、企业形象、信誉、知名度指标,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比非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更关注;
3)从企业规模来看,对企业贡献、社会效益、利益相关者保护指标、企业战略、稳定性、人员流动、道德水平、社会责任感指标,大型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比中型企业、小型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更关注,中型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比小型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更关注;对企业管理、领导班子、管理人员、员工素质指标、企业形象、信誉、知名度指标,大型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比中型企业、小型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更关注;
4)从企业发展阶段来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利益相关者政府对相关指标的关注程度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5)从企业类型来看,对企业贡献、社会效益、利益相关者保护指标、企业战略、稳定性、人员流动、道德水平、社会责任感指标,生产企业、服务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比流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更关注;对企业形象、信誉、知名度指标,生产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比流通企业、服务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更关注,服务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比流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更关注。
对反映政府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关注程度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企业因素产生了政府同一类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关注程度差异。不同性质、是否上市、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企业的股东对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同一类的非财务指标的关注程度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发展阶段的利益相关者政府对相关指标的关注程度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总之,政府非常关注反映自己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企业对政府相关信息的充分沟通更易取得政府对企业的理解和支持合作。企业除应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规定信息的披露外,还应当根据本企业利益相关者政府的特点和政府对非财务指标关注的需要以及关注程度的差异对政府所关注的非财务指标信息对政府进行充分信息沟通,以满足政府关注相关信息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刘利.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正当性解说[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8,(4):83-87.
[2]刘利.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实证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8,(7):61-68.
[3]刘利.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实现方式实证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 学报,2009,(2):78-86.
An Empirical Study on Concern Extent of the Non-financial Indicator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Governments’ Interests and Their Realization Ways
Liu Li1,2
(1.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chool ,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2.Hunan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angsha 410205,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