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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方向论文范文1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产品多样化,低制造成本及短制造周期等需求日趋迫切,传统的制造技术已不能满足市场对多品种小批量,更具特色符合顾客个人要求样式和功能的产品的需求。90年代后,由于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机械与控制设备的发展,制造业自动化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技术日臻成熟。柔性制造技术已成为各工业化国家机械制造自动化的研制发展重点。
1基本概念
11柔性柔性可以表述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系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可用系统满足新产品要求的程度来衡量;第二方面是系统适应内部变化的能力,可用在有干扰(如机器出现故障)情况下,系统的生产率与无干扰情况下的生产率期望值之比来衡量。“柔性”是相对于“刚性”而言的,传统的“刚性”自动化生产线主要实现单一品种的大批量生产。其优点是生产率很高,由于设备是固定的,所以设备利用率也很高,单件产品的成本低。但价格相当昂贵,且只能加工一个或几个相类似的零件,难以应付多品种中小批量的生产。随着批量生产时代正逐渐被适应市场动态变化的生产所替换,一个制造自动化系统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在很短的开发周期内,生产出较低成本、较高质量的不同品种产品的能力。柔性已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柔性主要包括1)机器柔性当要求生产一系列不同类型的产品时,机器随产品变化而加工不同零件的难易程度。
2)工艺柔性一是工艺流程不变时自身适应产品或原材料变化的能力;二是制造系统内为适应产品或原材料变化而改变相应工艺的难易程度。
3)产品柔性一是产品更新或完全转向后,系统能够非常经济和迅速地生产出新产品的能力;二是产品更新后,对老产品有用特性的继承能力和兼容能力。
4)维护柔性采用多种方式查询、处理故障,保障生产正常进行的能力。
5)生产能力柔性当生产量改变、系统也能经济地运行的能力。对于根据订货而组织生产的制造系统,这一点尤为重要。
6)扩展柔性当生产需要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地扩展系统结构,增加模块,构成一个更大系统的能力。
7)运行柔性利用不同的机器、材料、工艺流程来生产一系列产品的能力和同样的产品,换用不同工序加工的能力。
12柔性制造技术柔性制造技术是对各种不同形状加工对象实现程序化柔性制造加工的各种技术的总和。柔性制造技术是技术密集型的技术群,我们认为凡是侧重于柔性,适应于多品种、中小批量(包括单件产品)的加工技术都属于柔性制造技术。目前按规模大小划分为:
1)柔性制造系统(FMS)
关于柔性制造系统的定义很多,权威性的定义有:
美国国家标准局把FMS定义为:“由一个传输系统联系起来的一些设备,传输装置把工件放在其他联结装置上送到各加工设备,使工件加工准确、迅速和自动化。中央计算机控制机床和传输系统,柔性制造系统有时可同时加工几种不同的零件。国际生产工程研究协会指出“柔性制造系统是一个自动化的生产制造系统,在最少人的干预下,能够生产任何范围的产品族,系统的柔性通常受到系统设计时所考虑的产品族的限制。”而我国国家军用标准则定义为“柔性制造系统是由数控加工设备、物料运储装置和计算机控制系统组成的自动化制造系统,它包括多个柔性制造单元,能根据制造任务或生产环境的变化迅速进行调整,适用于多品种、中小批量生产。”简单地说,FMS是由若干数控设备、物料运贮装置和计算机控制系统组成的并能根据制造任务和生产品种变化而迅速进行调整的自动化制造系统。目前常见的组成通常包括4台或更多台全自动数控机床(加工中心与车削中心等),由集中的控制系统及物料搬运系统连接起来,可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实现多品种、中小批量的加工及管理。目前反映工厂整体水平的FMS是第一代FMS,日本从1991年开始实施的“智能制造系统”(IMS)国际性开发项目,属于第二代FMS;而真正完善的第二代FMS预计本世纪十年代后才会实现。
2)柔性制造单元(FMC)
FMC的问世并在生产中使用约比FMS晚6～8年,FMC可视为一个规模最小的FMS,是FMS向廉价化及小型化方向发展的一种产物,它是由1～2台加工中心、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及物料运送存贮设备构成,其特点是实现单机柔性化及自动化,具有适应加工多品种产品的灵活性。迄今已进入普及应用阶段。
3)柔性制造线(FML)
它是处于单一或少品种大批量非柔性自动线与中小批量多品种FMS之间的生产线。其加工设备可以是通用的加工中心、CNC机床;亦可采用专用机床或NC专用机床,对物料搬运系统柔性的要求低于FMS,但生产率更高。它是以离散型生产中的柔性制造系统和连续生过程中的分散型控制系统(DCS)为代表,其特点是实现生产线柔性化及自动化,其技术已日臻成熟,迄今已进入实用化阶段。
4)柔性制造工厂(FMF)FMF是将多条FMS连接起来,配以自动化立体仓库,用计算机系统进行联系,采用从订货、设计、加工、装配、检验、运送至发货的完整FMS。它包括了CAD/CAM,并使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投入实际,实现生产系统柔性化及自动化,进而实现全厂范围的生产管理、产品加工及物料贮运进程的全盘化。FMF是自动化生产的最高水平,反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化应用技术。它是将制造、产品开发及经营管理的自动化连成一个整体,以信息流控制物质流的智能制造系统(IMS)为代表,其特点是实现工厂柔性化及自动化。
2柔性制造所采用的关键技术2.1计算机辅助设计
未来CAD技术发展将会引入专家系统,使之具有智能化,可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当前设计技术最新的一个突破是光敏立体成形技术,该项新技术是直接利用CAD数据,通过计算机控制的激光扫描系统,将三维数字模型分成若干层二维片状图形,并按二维片状图形对池内的光敏树脂液面进行光学扫描,被扫描到的液面则变成固化塑料,如此循环操作,逐层扫描成形,并自动地将分层成形的各片状固化塑料粘合在一起,仅需确定数据,数小时内便可制出精确的原型。它有助于加快开发新产品和研制新结构的速度。
2.2模糊控制技术
模糊数学的实际应用是模糊控制器。最近开发出的高性能模糊控制器具有自学习功能,可在控制过程中不断获取新的信息并自动地对控制量作调整,使系统性能大为改善,其中尤其以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自学方法更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2.3人工智能、专家系统及智能传感器技术
迄今,柔性制造技术中所采用的人工智能大多指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专家系统利用专家知识和推理规则进行推理,求解各类问题(如解释、预测、诊断、查找故障、设计、计划、监视、修复、命令及控制等)。由于专家系统能简便地将各种事实及经验证过的理论与通过经验获得的知识相结合,因而专家系统为柔性制造的诸方面工作增强了柔性。展望未来,以知识密集为特征,以知识处理为手段的人工智能(包括专家系统)技术必将在柔性制造业(尤其智能型)中起着日趋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目前用于柔性制造中的各种技术,预计最有发展前途的仍是人工智能。预计到21世纪初,人工智能在柔性制造技术中的应用规模将在比目前大4倍。智能制造技术(IMT)旨在将人工智能融入制造过程的各个环节,借助模拟专家的智能活动,取代或延伸制造环境中人的部分脑力劳动。在制造过程,系统能自动监测其运行状态,在受到外界或内部激励时能自动调节其参数,以达到最佳工作状态,具备自组织能力。故IMT被称为未来21世纪的制造技术。对未来智能化柔性制造技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正在急速发展的领域是智能传感器技术。该项技术是伴随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人工智能而产生的,它使传感器具有内在的“决策”功能。
24人工神经网络技术
人工神经网络(ANN)是模拟智能生物的神经网络对信息进行并处理的一种方法。故人工神经网络也就是一种人工智能工具。在自动控制领域,神经网络不久将并列于专家系统和模糊控制系统,成为现代自动化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3柔性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
31FMC将成为发展和应用的热门技术
这是因为FMC的投资比FMS少得多而经济效益相接近,更适用于财力有限的中小型企业。目前国外众多厂家将FMC列为发展之重。
32发展效率更高的FML
多品种大批量的生产企业如汽车及拖拉机等工厂对FML的需求引起了FMS制造厂的极大关注。采用价格低廉的专用数控机床替代通用的加工中心将是FML的发展趋势。
33朝多功能方向发展
由单纯加工型FMS进一步开发以焊接、装配、检验及钣材加工乃至铸、锻等制造工序兼具的多种功能FMS。
4结束语
柔性制造技术是实现未来工厂的新颖概念模式和新的发展趋势,是决定制造企业未来发展前途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届时,智能化机械与人之间将相互融合,柔性地全面协调从接受订货单至生产、销售这一企业生产经营的全部活动。
近年来,柔性制造作为一种现代化工业生产的科学“哲理”和工厂自动化的先进模式已为国际上所公认,可以这样认为:柔性制造技术是在自动化技术、信息技术及制造技术的基础上,将以往企业中相互独立的工程设计、生产制造及经营管理等过程,在计算机及其软件的支撑下,构成一个覆盖整个企业的完整而有机的系统,以实现全局动态最优化,总体高效益、高柔性,并进而赢得竞争全胜的智能制造技术。它作为当今世界制造自动化技术发展的前沿科技,为未来机构制造工厂提供了一幅宏伟的蓝图,将成为21世纪机构制造业的主要生产模式。实现了按端口、MAC地址、应用等来划分虚拟网络,有效地控制了企业内部网络的广播流量和提高了企业内部网络的安全性。
4结论
刑法方向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 立法模式 刑事政策 刑事立法
刑法立法模式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在进行刑法立法时所采用的标准样式。刑法是一种观念体系，在客观上，由法律条文、司法实践予以表现。从本源意义上说，刑法立法模式不是简单的由立法者设想出来的，必须基于经验，来源于历史传统、立法者理念和现实状况和对未来的预计。除此之外，立法工作需要对国内与国外各类可能对法律执行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应当说，刑法立法是逻辑的演化，但同时也必须立足于最广泛的刑事司法实践，否则就是简单的形而上学，不具备引导社会关系向合理方向发展的功能和作用。
一般来说，学界对于“立法模式”一词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尽相同的定义：一是立法机关在立法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法律形态。二是指立法的形式和方法。三是指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所采取的过程形式。这主要是指法律产生的方法以及结果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我们认为，第二种观点与通常所表现的立法模式最为切合，应当作为立法模式的基本概念。
立法模式涵盖了法律的表现形式与创制方式。表现形式是法律的形式渊源，是法律的外在形式。一般来说，可以表现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与行政规范。不同的法律形式具有不同的位阶，上位法高于下位法，除非有特殊的规定，下位法不得违背上位法或应当以上位法为依据。法律的创制方式是立法者起草、颁布法律的方法。具体来说，立法者应当通过调研对需要采取法律规制的领域形成基本认知，然后通过文义解释，形成法律的初步草案，经过论证和立法机构认同，最后颁布。此外，也有将国际惯例和习惯认定为国内法的情况。立法方法是决定法律质量和实施效果的决定因素。立法模式必须以法律和立法方法为基础发展，好的立法模式，在法律表现和法律创制方面都是具有较好水平的。
立法模式是一个系统，系统必然具备完善化、体系化、协同化、目标化与发展化。所谓完善化，是指体系应当是针对重要问题都有所应对的，而不是存在明显漏洞。对于刑事立法来说，应当从总论到分论都有所涉及，并且针对每个可能出现刑事法律问题的方面都有所回应。体系化是指刑事法律的立法应当互相配合，彼此呼应，不应当在形式上存在明显的冲突和矛盾。协同化是指刑事法律之间的设计与制定应当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应当是合力的姿态，不是彼此各自为政。目标化是指刑事立法应当有所指向，比如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惩治不法行为，引导人们从事法律允许的行为，禁止人们从事法律不认可的行为。发展化是指法律必然有其不周延性，不可能将所有情形都面面俱到予以规定。刑事立法涉及人权，其规定应当比较灵活和科学，留有与时俱进的余地。符合这样的几个条件，刑事立法模式才能比较合理与稳定。
一、立法模式产生原因的基本研究
一国刑法立法模式的形成与一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状况都有密切的关系。以权利为基础产生的西方法制与以权力为基础产生的东方法制在刑事立法方面区别极大。刑事立法是管理社会，形成稳定秩序的重要方法，从历史传统的角度看，一国的法律传统对刑法立法模式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通过比较分析我们看到，最典型的立法例证是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采用成文式、法典化的立法模式，而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都采用判例式、非法典化的立法模式，不同立法模式的形成取决于其长期形成的理念传统和法律传统，在形式上也有较大的不同。
从现实的角度看，一国刑法立法模式的形成则取决于其现实的需要，现实的需要可以对法律传统形成的定式进行变更，但这种变更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是形式的而不是根本的，因为一国长期形成的法律传统不会轻易被改变，因此，刑法立法模式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还是法律传统。由于世界法治建设发展的协同与交互，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基本立法模式已经相互影响和渗透。英美法系国家开始大量的适用制定法律，通过制定法规制社会现象。反观大陆法系，法官在司法审判过程中逐步转变了以往单纯的中立角色，开始结合法律适用制定判例，引导和影响后续的司法判决。毫无疑问，两大法系的发展都是符合时展需要的。但是，基于基本的哲学理念的法律体系和形态没有发生变化。唯理哲学和经验哲学的思想仍然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基本立法模式指导思想。目前，在两大法系中，法典法与判例法仍然是刑事立法模式的最主要的形态。
影响立法者刑事立法模式选择的核心因素是犯罪态势，通过犯罪态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立法模式和刑事政策，从而实现国内社会秩序稳定的结果。如果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犯罪态势平衡，罪案的出现相对恒定，，没有大的变动，不至于影响到当时的稳定和人民的权益，刑法就不需要频繁的修改，因为现行的刑法已经基本满足了社会的需求。但是，如果犯罪态势比较严峻，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原有的刑法规定已经无法予以应对，震慑力相对较弱，这时候，修改刑法典或者单行刑法就成为了必须要进行的工作，从而需要通过立法机关制定特别刑法。这时候，特别刑法就成为了主要的刑事立法模式，解决最迫切需要关注的刑事犯罪问题。
二、单一法典型刑法立法模式
以一部刑法典规定所有的犯罪及其刑罚，无疑具有以下优点：由于刑法典具有较大的威慑力，从被动的防范角度来看，对犯罪行为具有较强的理念预防作用。由于刑法渊源集中、统一，从功能上看有利于司法机关进行适用，降低了司法适用的成本。但是，刑事立法的集中性、统一性的立法方式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当前很多国家和地区，在以单一制刑法典模式为基础之上，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以弥补因刑法典的不周延性导致的问题。
单一的法典型立法模式对欧洲大陆乃至亚洲影响较大，学习德国法律体系的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奉行刑事立法的法典化。法典化的优点在于能够明确客观行为的法律后果和刑事处罚程度。对司法人员来说，依据法典判决案件，绝大多数案件都能够比较准确的涵盖进法典的规定中，提高了司法效率，减少了出现错案的可能，有力的维护了司法公正。
三、特别刑法立法模式
特别刑法是仅适用于特别对象的刑法，主要包含针对特定人和时空条件。一般来说，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属于特别刑法。因而特别刑法立法模式包括单行刑法立与附属刑法两类立法模式。单行刑法立法模式是指立法机关针对特定的情况，以命令、决议、补充、修正等方式作出的规定，对完善刑法相关规定具有促进意义。单行刑法在形式上独立于刑法典，属于广义的刑法，其主要内容为规定犯罪与刑罚，针对新型犯罪和复杂犯罪做出规制，针对性比较高，更加有效防范特定犯罪行为，因而有着较为独特的优势。这一优势决定其更加准确，更加完备的适用于新型和特定类型的犯罪，可以更加有效的起到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的再次发生。
附属刑法是指规定于其他法律，由其他法律予以规定的罪刑规范。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是指国家在非刑事法律中规定犯罪和刑罚的，结合非刑法法律规定事项中出现犯罪的领域提出的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一种法律规范。从刑事立法实践的角度看，附属刑法在立法实践中出现频率较高，一般都是适应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而提出的，是保障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法律文件。
特别刑法立法模式比起单一法典立法模式更加具有针对性，由于自身散见于不同法规中，在系统性方面不及法典型立法模式。但是，由于社会问题往往复杂多变，依靠一部刑事法典将所有可能出现的刑事法律问题全部涵盖是不太现实的。同时，由于法典和单行法不可能同时制定，一些涉及社会重要领域的单行法律的制定要晚于刑事法典，因此，在刑事法典中将最新的犯罪行为予以规制不太现实。这样，通过附属立法的模式，可以应对法律空白问题，使刑法能够及时规制相关的社会领域和社会问题。
四、判例型刑法立法模式
判例法作为刑法的渊源是英美法系国家独特的法律传统，在英美法系国家，作为刑法的主要渊源，判例法是指由法院在审判案件过程中创设的先例，基于同案同判原则，先例要求以后裁判的法院在办理同类案件时必须尊重先例并做出相似的判决。判例法制度是经验主义的产物，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但是体系性有所欠缺。近代以来，随着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融合，判例法的体系化程度越来越高，适用质量也大幅提高。判例法并不是要求以后的判决完全依据先例，而是要将先例中蕴含的审判原则和精神传承下去，影响相似案件的判决。判例型刑法立法模式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将法院在特定刑事案件审判中确定的原则上升为普遍适用的刑法原则的刑法立法模式。
判例法是英美法系最主要的法律形式，注重实用主义风格。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只有在司法适用中总结的原则才是真正能够产生效果的原则。因此，判例法的立法模式具有独特的哲学和社会效应。在我国，受到苏联立法模式的影响，法典模式一直是主要的法律渊源之一。尤其在刑事审判领域，出于种种因素的考虑，参考前例并没有得到合法地位。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对部分复杂案例和新型案例，参考权威判决，无疑对有效处理该类案件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法治空白领域来说，参考先在判例无疑是最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方式。
五、结语
刑法方向论文范文3
论文关键词 环境犯罪 恢复性司法 生态伦理
加强生态司法、加大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刑事处罚是当前司法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在环境犯罪中，适应世界范围内建立和谐关系的司法趋势，适用恢复性司法是处理相关案件的一个值得尝试的方向，学者已经进行了一些探讨。本文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环境司法的最新发展，对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中的具体使用问题进行研讨。
一、环境犯罪领域适用恢复性司法的实践与问题
从目前各地的司法实践看，近年来，各地法院在运用法律武器保护生态环境上进行了一些积极的尝试。截至2013年底，全国法院共成立了近80家环保或生态资源审判庭，确立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司法机构，对生态环境类案件实行专业化审判，以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司法水平。同时，还有一些法院成立了环境保护合议庭等审判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司法水平的提高。个别法院（比如福建长汀县法院）设立了“生态服务车载法庭”，将巡回开庭、现场勘验、现场调解、现场宣传、现场调研合为一体，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生态司法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各地法院在处理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中，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指导，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司法尝试。福建省基层法院在这方面进展较大，主要是法院在审理破坏森林资源案件中，采取判处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侵权人承担修复森林、生态环境责任，采取承担劳务、给付货币、亲友代植等方法，补植补种林木相应面积，恢复森林生态功能的复植补种措施，以抵偿财产刑和赔偿经济损失。其最早起源于柘荣县法院，探索出“复植补种”案件审判模式，具体方式是：法官居中协调，让失火案件被告人与受害林农间达成谅解，签订由被告人在过火地补植树苗或播林种，达到相应面积和成活率要求，并履行相应管护义务的协议。协议履行情况由法院林业庭与乡镇林业站联合验收，作为被告人量刑悔罪情节来认定。2010年开始，福建各地法院开始对此经验进行借鉴运用。2010年以来，福建省此类案件积极尝试恢复性司法，共判结270件，复植补种面积达8649.7亩，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
此外，贵州省清镇市法院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在办理生态环境类刑事案件时，该院对部分较轻的犯罪在判处刑罚的同时，责令被告人采取恢复生态环境的举措，如对于盗伐林木的犯罪案件，在依法对被告人适用刑罚的同时，要求其补种树苗，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以补救犯罪行为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危害。
从总体上看，目前各地法院在环境犯罪领域使用恢复性司法进行了一些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但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恢复性司法措施的合法性问题。现行立法尚未对以责令补植为代表的恢复性司法措施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以植换刑”的做法就类似于引起社会争议的“以钱买刑”一样，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这就使得法院采取的相关措施没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地方司法机关只好联合出台规范性文件作为权宜之计。2010年，福建寿宁县公、检、法及有关部门联合就“复植补种”司法措施出台意见，但在此后3年的实施过程中，因文件效力层级较低，存在自行“立法”之嫌，引发质疑。
综上所述，环境犯罪领域中恢复性司法的应用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尽量其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实践效果良好，急需加强的是具体制度建构，以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笔者认为，相关重点问题有两个：适用恢复性司法的可行性；适用恢复性司法的主要法律问题。
二、环境犯罪领域适用恢复性司法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目前在环境犯罪领域适用恢复性司法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具体而言：
（一）恢复性司法理念已经为理论与实务界所接受
2000年后，恢复性司法理念逐步为我国学者所关注。从目前国内学者近年的诸多著述来看，虽然学界对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运作模式以及移植可行性等热点问题存在一定分歧，但多数学者对恢复性司法持肯定态度，实务界也早已开始将恢复性司法理念运用在司法实践中。如2001年5月，石家庄长安区出台《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下达社会服务令，推荐到社会公益性机构，由检察机关聘用的辅导员对其进行思想感化教育，并在规定时间内从事有益的无偿工作，对社会作出一定补偿，使其重拾自尊，早日回归社会。2003年6月，北京市在东城区、房山区和密云县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从我省的情况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也曾联合颁发了《关于当前办理轻伤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3条规定：轻伤案件在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具备下列条件的，经审查属实公安机关可以撤案、检察机关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1）当事人双方自愿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一致，形成书面协议；（2）当事人双方和解，被害人书面要求或者同意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3）犯罪嫌疑人本人确有悔罪表现，社会危险性己经消除，不需要判处刑罚。201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为加强和创新特殊人群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其理论基础即在于恢复性司法理念。
（二）环境犯罪的特性决定其具有损害恢复余地
生态环境类犯罪是典型的法定犯，其与杀人、等自然犯相比，并不是天然就具有违反人类伦理的属性，而是随着时展，在出现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出现之后才逐步被法律规定为犯罪。生态犯罪是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后，才迫使立法者从刑法上作出的反应。从生态环境犯罪内在机制看，行为主体对该类行为的实施往往并不是为了对环境施加影响，也不是有意对环境加以破坏，其行为真正的动机和目的是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对这一群体依法采取缓和的刑罚措施与非监禁刑罚，无论从社会效果还是伦理效果都是值得尝试的，也有助于培养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环境刑法条文价值功能受限
现行《刑法》分则第6章中规定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是一种传统模式的环境犯罪理念，这种立法理念侧重于对个人人身、财产性法益的保护，只有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造成人类生命及人体健康的损害，才适用相应条文，课以刑罚。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看，目前环境刑法法益设置不周全，刑法对于生态价值的评价缺失。更为重要的是，生态刑法条文重人身罚、财产罚，轻影响生态恢复的行为罚，对于生态犯罪己经给环境造成的损害，传统生态刑事司法给予的回应不够，严重制约着生态刑事司法价值目标的实现，有必要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加以改善。
三、环境犯罪领域恢复性司法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适用范围问题
适用范围是环境犯罪领域实践恢复性司法的首要问题。针对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问题，一般认为，我国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应包括自诉案件以及公诉案件中的轻微刑事案件。从实践中看，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在我国的推广，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恢复性司法制度的适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由最初的轻伤害案件扩展到盗窃、抢劫、重伤害以及过失刑事违法等案件，并特别适用于未成年人刑事违法、在校大学生刑事违法等案件中。
综上，“轻微性”是恢复性司法适用的基本要件。在解释上，应视为犯罪人主观恶性较小的案件。这类案件主要包括犯罪人是初犯、偶犯、激情犯罪、过失犯、中止犯、胁从犯等。对于累犯、预谋犯、犯罪动机恶劣的犯罪人，一般不能适用恢复性司法。针对环境犯罪领域，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同样应根据此原则进行划定。在我国，过失犯罪一般存在于污染环境而构成的犯罪中，故意犯罪主要存在于破坏环境资源而构成的犯罪中。主观上存在过失、同时有较大悔罪表现的环境犯罪人，应是恢复性司法最有效的适用对象，而主观上出于故意的环境犯罪人，则要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判别，如果属初犯、偶犯、激情犯或其他主观恶性较小的犯罪人，则恢复性司法是可以适用的，但如果属于主观恶性程度较大的环境犯罪人如累犯、预谋犯等，造成大范围的环境损害，则不宜适用恢复性司法。从目前司法实践看，法院在生态环境犯罪领域适用恢复性司法也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也取得了较好效果。
刑法方向论文范文4
人们对于法律人性的探讨可以说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在西方的许多国家认为，如果把人进行分类，可以分为有理性和非理性的，但我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人性可以分为善和恶，我国建立法律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的非理性以及人们的恶性得到遏制。我国对于法律的人性化发展开始逐渐由专门化发展向普遍化发展，我国的制度现在是更加的人性化，我国的相关立法也是趋向人性化。我国对于人性的权利，比如对于人权的尊重、保护人权的合法权益以及人们对于政府的监督都有者相关权利，这与西方国家大多数的观念是一致的。总体来说，本论文所提及的法律人性化就是指，在我国的立法时，对于立法中的相关要求就要体现人性化，在进行执法的过程中，执法人员要充份的尊重人权，要保护人权。
人是社会的根本，人是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可以说社会如果没有人的存在，就不能称之为社会，因此，在进行执法的过程中一定要一人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人人类自身，我们要理解人的正常的情感以及人最基本的需求，我们要相互的尊重，相互的信任，要相互的关爱，还要培养有用的人才，要使我国的人们能够健康全面的进行发展。我们不仅仅只是把人作为国家、集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自己的，他还是家庭的成员，他有他自己的家人朋友，有自己的生活环境。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我国对于我国在立法方面、执法方面以及我国的司法方面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从这些改革措施来看我国的法律建设开始趋向于人性化价值取向，这也是我国法律发展的主要方向。我国在刑法中增加了缓刑、假释制度，这些刑法的增加无疑说就是法律人性化的表现。
二、我国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建造存在的问题
和谐社会的建造必须要依靠法律来进行维护，法律不是谁规定出来的，也不是谁说的算，它是听取了人们的意见才能够被制定出来，它的制定要接受人民群众对他的监督，同时他的制定要听取所有人民群众的意见才能执行，作为我国的公民就应该严格遵守我国的宪法以及我国的法律，而我国的执法人员也必须为我们的人民服务，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这不仅是对我国公民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我国相关执法人员的要求。在我国许多的刑事执法中能看到许多与构造和谐社会相违背的事情，许多的执法人员在执行法律时采用一些强制性手段，这些手段是与我国的法律相违背的。
(一)相关执法人员思想不端正
我国相关的法律还是非常的完善，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管理起来非常的复杂，这就导致了我国有一部分的执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有一些思想观念出现了误差，使得他们在执法的过程中误认为犯罪嫌疑人，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合法权利的，在整个的执法过程中，他们没有尊重犯罪嫌疑人的生命权以及人格权，尤其是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是犯罪嫌疑人，那么对于对待他们，就不需要像普通的人那样来进行对待，就导致了我国的执法人员对他们的监管不力，有的甚至对于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安全都不能进行保障，还有的执法人员，甚至出言辱骂犯罪嫌疑人，还有的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体罚，甚至牵涉到了犯罪嫌疑人的家人，不像犯罪嫌疑人的家人禀报事实。
(二)我国法律存在特权
我国法律都实行立法必严，违法必究。我国的相关的法律人员都认为自己是管理人员的人，对于犯罪嫌疑人不需要像正常人一样对待，他们认为犯罪嫌疑人是低人一等的，对于犯罪嫌疑人根本就不需要尊重。有些的执法人员认为自己有特权在进行犯罪嫌疑人审问的时候，一般对犯罪嫌疑人都是不尊重，甚至可能在审讯的时候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体罚，对于犯罪嫌疑人可以随意召唤，使唤，根本就没有按照我国的法律做事，进行执法的时候对于执法的程序没有按照规范来，在整个办案的过程中都是对于犯罪嫌疑人没有保护他的人权。
(三)我国相关执法人员素质不高
在我国大部分的执法人员都是高素质，除了极少数的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在进行我国法律执法的时候比较随意，对于证据的意识比较好薄弱。导致了我国的执法质量一直都比较低，而且我国有一些相关执法人员，在整个的执法过程中不全面、也没有科学的根据、更没有综合的运用所有的证据，对于我国进行执法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利用法律的手段，也不知道使用相关的技术手段来进行秉公执法，我国的有些执法人员根本就不知道有执法质量这一种东西，一直存在着先入为主的思想，他们认为，犯罪嫌疑人就是罪人，就可以对他随意的采取措施，甚至是采取一些强制措施，这些都是不利于我国法律的人性化价值取向的，更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
(四)执法人员没有体现人性的关怀
在我国大部份的执法人员在进行执法行为时，采用的执法方法都非常的简单，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态度都非常的冷漠，对于我国的人民群众是没有情感的，甚至对我国的人民群众缺少应有的关爱。对于我国人民群众所举报的内容都进行推诿、有的甚至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举报进行敷衍了事，尤其是对自己特别不喜欢的案件更是如此，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我国的人民群众对于我国法律的不信任。我国有一些执法人员他们的责任心一点都不强，对于事情总是不上心，对于群众的来信等等都不能进行及时的反馈，根本就做不到我国所需要的亲民、利民、为民着想的目标，这样就很难构建和谐社会。
三、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进步，我国对于法律的建设也日益完善，我国开始推行依法治国，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视，这些理念的提出就要求我国的执法人员要体现人性化关怀。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的法律必须要以人为本，要推进我国法律的人性化价值取向。构建和谐社会建设。
(一)实行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建设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人性可以说它既具有自然属性，它又具有社会属性，它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地位特点。本论文所提到的人性化执法，就是指的是在进行法律的建设时要按照人的本性去进行建设。要按照我们人类所通用的情感以及人们的理性来进行执法。所谓的人性化法律就是说我们的相关执法人员在执行法律的时候能够尊重我们犯罪嫌疑人，能满足他的要求，那么这就体现了我国法律的人性化。我国法律实行人性化价值取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二)实行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建设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社会现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依法治国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实行法律的人性化价值取向是最为重要的措施，也是推进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因素。我国的法律实行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个我们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有关的，开展我国的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和我们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都是有关的。可以说只有我国的文明发展与我国的法律发展能够同时进行发展结合那么对于我国的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四、结语
刑法方向论文范文5
法学派———体育法方法论的向度研究
法学派———“部门法问题中心”下的向度研究法学派研究体育法多以规范分析为路径，以三段论(大前提—规范、小前提—事实、结论)的逻辑推演进行所谓的法规范分析，这样的研究被界定为规范法学下的方法论研究，其诸多流派中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麦考密克等人构建的分析法学奠定了规范法分析的根基。其中，以凯尔森的最为极端、最为“纯粹”。其理论核心最具特色的是“提出的一般理论旨在从结构上去分析实在法，而不是从心理上或经济上去理解它的条件，或从道德上或政治上对它的目的进行评价。”［3］概言之，凯尔森的纯粹法以法规范为前提，是从规范到规范的分析，仅在规范内部进行逻辑循环论证，是一个封闭、自洽的内部循环论证构造。我国法律体系自清末民初学习借鉴大陆法系成文法以来，基本的法律体系框架属于大陆法系一派，而大陆成文法系学术研究注重概念的界定，逻辑的推演，从法条出发，逐一对法条进行解释，力图构筑逻辑严谨，体系完整，内容自洽的法体系。以我国法的体系为例，“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主要的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律部门、民事法律部门、行政法法律部门、经济法法律部门、社会法法律部门、刑法法律部门、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法律部门。”［4］同时，在这些部门法之下还可以根据调整内容的不同再具体进行划分。我国体育法学研究较多受到这种研究路径的影响，诸多学者以成文法学术路径构建体育法的学科体系，一系列典型代表著作开始形成，例如董小龙、郭春玲《体育法学》、张厚福《体育法理》、闫旭峰《体育法学与法理基础》、韩勇《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张扬《体育法学概论》、汤卫东《体育法学》等著作。其中董著与韩著参照部门法的法律体系划分模式进行体育法体系构筑，张厚福等四位学者以传统的“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三分法为路径，以体育分类理论划分体育法学学科体系，并依照1995年颁布的《体育法》的逻辑结构进行路径研究。董著与张著为代表的两种体系模式，虽然在分类框架下存在不同，但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并无实质差异，都是采以“逻辑”为中心的法规范分析为进路。受此进路影响，我国学术论文的撰写也多采用用此种模式，例如周青山《体育法的概念与范围》、童宪明《体育法学的学科研究》等论文。部门法与三分法模式的比较分析对比两种模式，笔者认为以部门法问题中心为进路划分体育法学学科体系是一个不错的研究进路，但相较而言，体育理论三分法的“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模式(以下称三分法)则更为有利于学科体系的定位与发展。原因有三:第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文本来看，体育法立法设置为七章五十六条(现为五十五条)，其主体结构是以体育分类理论进行的法条归类。因此，以三分法的模式研究体育法，相较之下更为符合体育法研究的文本逻辑。再者，关于相关配套立法的研究，也多采用体育三分法为中心进行的相关立法。我国体育法著名学者于善旭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配套立法的研究》中，对体育法的学科体系有过精深的论述，其提出“以《体育法》为核心，建立体育法规体系，并将体育法规体系划分为两个层次10个部门法规的内容结构。［5］第二，从体育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看，体育部门基本是以三分法进行的行政机构划分，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其行政行为中，可能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问题，但其发生的领域仍在社会、学校、竞技这一场域之内，仍为该场域的主管机关负责协调处理。第三，体育法是体育共同体的法，制定体育法的目的是为体育共同体服务。体育社会领域内的规范对体育共同体最为有效力，相对而言，三分法的领域划分是已然事实层面的问题，部门问题中心主义却是应然层面的理论构想。从实践角度而言，“部门法问题中心”路径研究，是法学派围绕“法律定性”所设计的运行机制。申言之，是法官对于发生的案件，做法律性质的诊断，属于法律的“先决问题”，即属于民事、行政亦或是刑事哪一类的问题。经过定性后，再从事“找法”的工作。然而，法律定性的“先决问题”，仅仅是法官处理案件时遵循的逻辑推理和分类处理的思维进路，对于体育实践问题并无多大的实质意义。反观“体育三分法”的路径研究，从形式来看其也为一种归类研究，但三分法是以领域属性为“先决问题”的研究路径，而不存在法律定性问题，其制度设计主旨在于体育实践问题的分类管理，所处理之问题即便存在法律适用的情形，其首先做的也是一种直接“找法”的工作，即从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领域找具体法律规定的思维路径。就此而言，以体育领域问题为中心，无论从实然层面和应然层面，还是从实践操作角度而言，其都更为有利于体育法的学术研究。“部门法”模式与“体育实践”模式的体系差异就目前体育法的学术研究来看，利用法理论移植来观照体育实践问题之研究，现是学术研究的主要阶段。从1995年体育法颁布后，围绕体育法条文的法解释，到法学部门理论的全盘移植，被认为是体育法的实质所在。周青山在其博士论文《体育领域反歧视法律问题研究》中说到“我们要让体育法更像”法。［6］言下之意，现在的体育法还不能称作法，还缺少法学理论的根基，而这个根基可能指的就是上文所分析的“规范法学”方法论。周青山在其硕士论文《体育法的概念与范围》中，富有前瞻性的以“部门法问题”为中心，构建体育法研究的范畴，其主旨以体育与部门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展开问题研究［7］。简言之，如果体育领域内涉及到民事法律部门问题，就应适用民法及相关理论进行规范分析，对于体育特殊性的问题，可以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以此来丰富法学理论，但体育法涉及的民事问题，仅是特殊主体产生的民事问题，总体而言仍是民事问题，其他部门法问题以此类推。如按其构建的“体育实体法与程序法”模式，实践中起主要规范作用的体育规则，则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即否定体育规则的法意义，但实践中真正起到法规范作用的却又是这些体育规则，周著等于将体育规则排除在了“体育法”之外，但颇为有意思的是周著对于体育法的定义则采多元化、广义性的定义，由此来看周著划分的体育法体系与其定义的体育法概念实质是一个二律背反的伪命题，其所讨论的体育法仅是国家制定之法，排除了体育规则的存在。学者韩勇在其《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也以“问题中心”为走向，对体育法的学术进路做出了富有建树的探讨，但该文的“问题中心”不是部门法问题中心，而是以“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例如书的构架“体育与侵权、知识产权、伤害、纠纷解决等”［8］。其进路恰好与周青山相反，韩勇以“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不以部门法为前提，探讨具体问题中可能会涉及某一部门领域的法律问题，但不对问题框定范围。韩勇的“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的进路，同时在法律技术层面上解决了周青山构建的“体育实体法与程序法”命题困境，即体育规则的法律性问题。如果按照“部门法问题”中心的模式，其前提必然是部门法内的制定法，这样做的后果使许多真正起到规范体育秩序的“体育规则”无法涵盖在其之列。因为体育规则不具有法的形式特征，不能称其为法，所以自然也就排除在体育法之外。而韩勇以广义的体育法为前提，认为“体育法既包括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育法律规则，又包括体育各项目长期形成的规则(包括项目的竞赛规则、技术规则、管理规则、处罚规则);既包括成文的规则，又包括不成文的规则;既包括各国国内的体育规则，又包括国际体育规则;既包括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则，又包括依靠行业自律行使的规则”［9］。关于体育法的广义定义，学者郭树理在对体育规则与法律规则进行比较后，总结认为应采取广义、多元的“体育法”概念。其将体育法界定为“由体育运动的当事人自己创造的用以调整他们彼此之间的体育关系的习惯和惯例的总称，这类规则具有自治性、专业性、国际性、文化性、传统性以及非公力强制性的特点，但其中的一部分经过国家的体育立法程序，成为国家体育法律法规的一部分，则具有了公力强制力。”［10］韩勇采用的大体育法的定义，涵摄基本的研究范畴，其不同于以“部门法”为前提的体育法研究进路。应该说，韩勇的大体育法是一个涵盖范围更广，涉及内容更全面的定义。就体育法的研究内容来看，狭义的制定法并非是体育法研究的主要内容所在，反观体育项目长期形成的规则，由于对体育领域的影响力和实际规范效力，其则才是实然意义上真正的“体育法”。“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以“规范－规则”的二元路径，很好的解决了体育规则的属性问题，更有利于体育法学的学科发展。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荷兰ASEER国际体育法研究中心曾专门进行“Haguejointproposalonthedefinitionofsportslaw”学术主题研讨会。对于体育法上的“法”，国际体育法学界从公法(publiclaw)与私法(privatelaw)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认为体育法的研究兼具公私两面性，公法部分涉及与国家和国际立法相关的部分，包括法律、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决定、习惯法、判例法等。私法部分涉及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制定的规则、规章、体育习惯、体育纪律处罚、体育仲裁等内容。［11］我国学者贾文彤也提出“我国体育法体系应该包括软法和硬法两大板块，它们按照法规范的公共性高低和刚性强弱顺序排列进行组合，实质上形成了一个谱系结构。［12］学者谭小勇、姜熙在《全球体育法引论》中也提出了法的多元创制催生全球体育法，并引证尤根•埃利希的“活法”来论证全球法的合理性。［13］2法学派———“普通法”判例问题中心下的向度研究普通法是指发源于英格兰，由拥有高级裁判权的王室法院依据古老的地方习惯或是理性、自然公正、常理、公共政策等原则，通过“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则，在不同时期的判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具备司法连贯性特征并在一定的司法共同体内普遍适用的各种原则、规则的总称。［14］其与大陆法的主要不同是大陆法主要是由大学教授完成的，“professor－made－law”(法学家法)，而普通法则是从法院对形形的案件所作的一系列判决中不间断地抽出的“judge－made－law”(法官法)。［15］体育法的方法论研究受到判例法问题中心的较大影响。以郭树理和黄世席两位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两位学者以“国际体育仲裁”研究为视角，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利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即将举办北京奥运会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法律实证研究。郭树理在其著作《体育纠纷的多元化救济机制探讨———比较法与国际法的视野》内，对一个个鲜活的司法案件进行解读和分析，不断归纳出体育法所具有的独特原则，以此在“体育实践”问题中涵盖体育法的研究内容和体系范围。［16］黄世席在其著作《国际体育争议解决机制研究》中，对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多个代表性经典案例进行归纳分析，也对体育法的基本原则、体育法的学科性质等问题，从比较法的层面给予了一定的分析。［17］两位学者的研究，具备一定的高度和水准，丰富和开阔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他们的著作让我们了解到体育法的形成、成长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让我们清楚的在具体鲜活的案例里，了解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的仲裁员在无先例可供选择而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时，是以什么原则指导其对处理案件的原则进行的选择，是什么力量迫使仲裁员必须遵循先例。具体来看，两者的研究是从案件事实出发，以问题为中心，利用案例、判决书、统计数据、体育机构政策的改革和效果等事实进行分析，有别于大陆法系，从“法条”出发，以概念为前提，进行法体系内部逻辑的推演。相较部门法问题中心的大陆法研究路径，判例法问题中心的研究更具体、更真实，更有利于体育法的现实发展。
体育学派———体育法方法论的向度研究
体育学科是一个综合研究学科。其涉及到运动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自然学科的内容，也涉及体育管理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法学等人文社科的研究内容。体育法学作为体育人文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使用法律的手段调整和规制体育，从法规范的严格意义上说，应从学校体育说起。如果从韩勇的大体育法来看，则从体育规则的起源就可以算起，但笔者这里主要拟从规范的法沿革算起。体育领域为何会出现使用法律作为调整的现象出现，而且直至今日已成为主要的手段，这与体育运动的发展密不可分。体育理念———发展与变迁的历史沿革我们知道体育运动经历了几次大的发展。从顾拜旦到罗格为首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变迁，让我们认识了不一样的体育，例如体育的军事说、教育说、社会说、娱乐健身说、文化说等体育理念的认识变化。我们对体育的本质认识逐渐发生着改变。有如学者熊欢所言，“可以说体育是从身体的运动到社会的运动之嬗变，在这一变化中我们看到了体育，不仅从教育的角度所具备的功能论，还可以从体育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体育是一种政治制度，体育是一种经济现象，体育是一种传媒方式，体育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折射，体育是一种全球一体化的当代人类实践活动等，所显示出的体育作用论。”［18］从功能论到作用论，折射体育的发展变迁。而对于体育法的研究来说，在体育法的本体“体育”的变化下，体育法的学科研究也从学校体育法令走向社会体育法令与竞技体育法令之场域变迁，体育功能的扩大使得体育法的研究主体和范围也扩大。认识体育的本质，是认识和研究体育法研究的逻辑起点，因为，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因体育而生之法，而不是制定体育之法。现许多法学派研究学者，在未认清体育发展之本质时，便从先验之形而上开始以“法本位”构造体育法，规范体育法，这种不以体育问题为中心的“先验概念”主义研究，往往导致理论研究与实践相脱节。因为，再完美的理论也是要为实践服务的，否则其永远也只是空洞的“教条”。当下我国体育法的尴尬境地，其本本的纸面法，鲜有落地转化为实践法的现状，可能就在于未能立足于实际问题，以至于被学界长期诟病。体育毕竟是一种身体社会实践活动，一切法律应来自体育实践活动的需要，这才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理念提出的真实要义，而不是概念之下的问题中心。体育学派———体育法方法论的向度研究体育法的发展在体育领域内，不能逾越一个藩篱，即体育法是体育所生之法。体育问题是体育法的前提所在，没有体育问题的法，就不是体育法，仅是臆造法。体育法应以体育问题为中心，构造体育法。体育现象是体育问题的征表，以经验事实为出发点，对体育现象进行实证的分析是体育学派的主要研究方法。体育学派学者研究的方法注重对现象、成因、对策的分析，喜欢对历史沿革、体育体制、成因、对策进行论证，但如此的研究，多少给人有缺乏理论逻辑分析的空洞性感觉。这种研究方法到最后，逐渐演变成了学者们倚重的价值、伦理、心理的应然分析，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体育学内常常有学者在论文中高频率地使用“应该”二字。这种研究方法并非不可取，而是要在分析的过程中，以具体的经验观察和分析，实证研究主要依靠的就是经验分析，研究不能仅现象探讨，在现象背后更需要做的是本质的分析和理论的归纳。法学研究也注重现象、成因等问题的探讨。例如从法学流派的研究来看，存在自然法学派、法社会学派、历史法学派等诸多学派的学术进路研究，这些研究为丰富和提升法学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围绕法的解释提供诸多有价值的素材，各派研究之间仅存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不同，但都是研究法的生成条件、法的起源、法的变迁、法的功能、目标。法学研究在注重现象、成因的分析下，更注重现象背后的理论构造，不论英美法系以“判例”为逻辑起点，亦或大陆法系以“法规范”的法条为起点的逻辑构造，两派都非常注重现象背后的理论构造。以纯粹法学派的凯尔森最为突出，其研究注重规范体系内逻辑自洽的推理，强调体系性的构建。从这点来看，其对体育法理论的未来研究，有较大的指引和借鉴价值。
刑法方向论文范文6
【关键词】法律高职院校 刑法课 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2C-0050-04
基于刑法地位特殊、应用广泛等因素，高职刑法课易突出应用性、实用性，但是，受高职教育政策、社会认可度、法律高职学生的就业前景、高职学生自身素质以及刑法课自身特性等因素影响，高职刑法课的吸引力仍显不足。高职刑法课必须以学生为本、面向刑事司法，从提高师资水平、优化教学内容、普及实践教学、推行多元考核等方面着手，开展一体化建设，增强课程吸引力，提升法律高职学生就业竞争力，实现法律高职人才培养目标。
一、提升师资水平
作为课程的建设者和实施者，教师的师德风貌、理论知识、实务经验等直接决定课程的质量，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这同样适用于法律高职教育。但是，培养具备法律职业能力和法律职业素质的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法律高职教育的目标定位，基础比较薄弱、综合素质不高的高职学生，对师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只有加强课程师资一体化建设，提升高职刑法课师资水平，才能满足社会和学生需求，才能增强课程吸引力。
（一）师德、素质一体化
刑法关乎人的生死存亡，对刑法课教师的师德和素质要求更高。刑法课教师应加强学风建设，提高师德修养。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制度约束、实践力行等，提高职业道德修养。刑法教师应始终胸怀正义、充满爱心、严谨正直、诚实守信、满怀激情、循循善诱、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爱岗敬业。拥有这些，可以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和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做言传身教的榜样和教书育人的楷模，从而以人格魅力感召学生，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包括诚信品质、纪律性、敬业精神、责任感等，进而增强刑法课吸引力。除了加强师德修养，还要提高教师业务素质。一方面，丰富理论知识，提高专业水准；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实践，丰富实务经验。
（二）理论、实务一体化
“双师型”教师是高职院校师资的特色。对于个人而言，“双师型”教师既是理论与实务一体化的体现，也是一体化的目标。“双师型”教师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从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两个方面来确定。理论水平包括学历、专业知识、教学科研能力等，实践能力包括社会服务能力、实务部门工作经验等。对于前者，必须不断学习，更新知识，吸取新的营养。刑法课教师可通过自学、定期读书讨论、学历教育、专业知识培训、教学科研活动等途径丰富理论知识，尤其是建构教师合理的刑法学专业知识结构，不断提高教师专业水准，从而使教师以渊博的知识影响学生，增强刑法课吸引力。对于后者，刑法课教师必须积极参与司法实践。为此，一方面，应定期安排专职教师到基层法律实践部门尤其是基层司法机关锻炼，丰富刑法课教师的实务经验。虽然目前高职法律院校部分刑法课教师具有律师从业经历和经验，但是在律师事务所的实践经验并不全面，并且部分专职教师未取得律师执业资格或未实际执业。另一方面，应外聘兼职教师，即从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律师事务所等法律实践部门聘请一些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理论知识的专家来担任兼职教师，让他们给学生传授实践技能。无论是请进来，还是走出去，都不能只停留于形式，要有实质性内容并形成稳固、长效的机制。教学实践证明，刑法课教师自己办理的案件对学生更具吸引力。
（三）个人、团队一体化
在高职院校甚至普通高校，刑法课教学都是由一名教师进行。这种传统的教学存在诸多缺陷，与刑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广泛性不匹配，与老师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差异性不匹配，与学生学习的开放性、拓展性不匹配。传统教学的弊端，促使我们提倡合作教学，加强教学团队建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通过校外兼职教师与校内专职教师、年长教师与年轻教师、非刑法专业教师与刑法教师的合作教学等，进而形成一支发展目标明确、业务水平较高、研究方向稳定、学术风气浓厚、教学经验丰富、团结协作良好、梯队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通过合作教学，向学生展示老师在理论把握、实务经验、思维模式、思考方法方面存在不同，可极大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师生共同思考、分析、讨论、交流，增强刑法课的吸引力。
二、优化教学内容
（一）与行业部门合作确定内容
与法律高职息息相关的行业部门主要是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含监狱劳教机关）和律师事务所等，法律高职就业岗位主要是公安派出所民警、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工作人员、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律师助理、司法警察、书记员等。法律实务部门面临的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刑事案件，办理刑事案件需要的知识是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不但需要实体刑法，还需要程序刑法；不仅需要刑法，也需要证据法、法律文书等。法律实务部门要求高职刑法课对刑事司法起到指引、推进作用，关键是培养学生对刑事法律规范的理解和适用能力，以及对刑事案件事实的抽象和归纳能力。法律实务部门的从业人员需具备职业道德、刑事法律知识、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技能。可见，法律实务部门对刑法课的要求是职业性的、应用性的、实用性的，而且综合要求比较高。这就对法律高职课程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能简单地机械地理解“必需、够用”。因此，法律高职院校应与法律行业实务部门一道，根据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共同确定课程内容。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我们的“产品”是“适销对路的产品”。在与行业部门合作确定课程内容时，注重发挥外聘兼职教师的作用。
（二）刑法课内容的分与合
1.刑法课的“分”。刑法课的“分”随处可见，将实体刑法与程序刑法分开，将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分开，将事实与证据分开，将定罪与量刑分开等。刑法课经常进行案例分析，但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期末考试，所给定的案例基本是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同学们无需利用证据证实，人为地将证据与事实割裂开来。课堂如此，一般的考试如此，从事司法实务工作必须参加和通过的资格考试――司法资格考试何尝不是如此。司法考试对刑事案例的考察，也是采取分而治之的方法，即将证据与事实分开、将实体法与程序法分开分析刑事案例。刑法课的分适应了学生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符合教育规律，但无法满足刑事司法的需要。
2.刑法课的“合”。刑法课的分的目的或者说分到一定程度，就应该是“合”，这不仅符合教育规律，而且最重要的是能满足刑事司法理念和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刑事司法本身就是合。面向刑事司法的刑法，即司法刑法应将刑事司法过程包括成案机制和定案机制纳入刑法学的视域。认识到这一点，刑法课应自觉的运用“合”，既包括刑法之中的合，也包括刑法之外的合。刑法之中的合，简单来说，就是定罪与量刑的结合，因为刑事司法无外乎定罪与量刑。通过个案的定罪量刑，可以把全部刑法知识串联起来。具体来说，对已经查证属实的案件事实进行分析研究，确定对有罪或无罪有重要影响的事实。对定罪有重要影响的事实主要有：法益、行为、结果、时间、地点、目的、动机、年龄、身份等；无罪的结论及理由：正当化事由、不具备个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刑法13条的“但书”等；有罪的结论及其处理。列出个案所有涉及的罪名，对疑似的犯罪构成进行分析；将案件事实与疑似罪名的犯罪构成进行比对，符合则确定构成该罪，不符合则不构成该罪；对确定的罪名进行量刑，量刑时首先考虑法定量刑幅度，其次考虑各种量刑情节，包括：法定量刑情节，如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从犯、胁从犯、防卫过当、自首、立功、累犯、数罪并罚等；酌定量刑情节，如被害人过错、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等，最后确定宣告刑。刑法之外的合，就是发现刑事案件，侦破刑事案件，收集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诉、审判乃至行刑。最后，将刑法之中的“合”和刑法之外的“合”结合起来。例如，从证据材料中捕捉细节，进行概括和归纳，形成构成要件事实或者量刑事实，并书写各种法律文书，包括意见书、书、判决书和辩护词等。这样，通过一个案件，把刑法、刑事诉讼法、证据法、法律文书等多门课程内容都调动起来了，即刑法课将刑法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教学放置于整个刑事诉讼案件的实践中进行，将实体法知识与程序法知识等结合起来，与司法实践所要求的实践能力对应起来，从而提升了我们培养的准法律人的应用能力和就业能力。
（三）刑法课内容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与行业部门合作确定刑法课内容以及刑法课内容的分与合，是就刑法课内容的一般性而言的。但问题是，具体的职业岗位不同，对刑法课内容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这涉及到刑法课内容的特殊性。如果刑法课内容不考虑因岗而异的特殊性要求，就不能解决一般性与特殊性这对矛盾，就不能满足社会真正的需求。特殊内容的确定，需要考虑刑法课程的重点难点、专业方向、社会实际等因素。这里以专业为例，合理安排课程内容。对于法律事务专业，在照顾刑法理论知识面包括刑法论、犯罪论、刑罚论和个罪论的前提下，着重讲授犯罪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以及侵犯财产罪等重点章节罪名，因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以及侵犯财产罪是常见多发的犯罪；就社区矫正专业而言，在照顾理论知识面的前提下，着重讲授刑罚论，尤其是刑罚执行部分，因为社区矫正属于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对于狱政管理专业，着重讲授妨害司法罪、贪污罪、渎职罪等与队伍建设有关的职务犯罪。如此一来，一般性的刑法理论和知识保证了我们培养的准法律人对刑法整体结构和基本理论的掌握，特殊性的刑法理论和知识尤其是与本职工作有关的理论和知识保证了我们培养的准法律人对刑法的准确理解和适用。
三、推广实践教学
（一）教学方法的选取标准
融“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方法，应符合一定的标准：普及性、实践性、技能性以及与教学内容的一致性。四者的有机统一，就是融“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方法。
1.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的一致性。教学方法是形式，形式要与内容统一。因此，选取教学方法首先要考虑教学内容。如前所述，为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刑法课内容必须实现“合”，即刑法课内容一体化。与教学内容相适应，教学方法也应体现“合”，体现一体化，即该种方法能够实现理论教学和技能培养一体化，既注重对学生进行刑法基本理论的讲授，又强调基本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以及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衔接。
2.教学方法的普及性。教学方法的运用必须有受众，因此，受众面或者普及面是选取教学方法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果某种教学方法只能由部分或者有限学生参与，则该种方法不具有普及性；相反，某种教学方法可由绝大多数甚至是所有学生参与，该方法就具有普及性。同时，该方法不仅学生参与，教师也参与其中，师生共同参与，共同动脑、动手、动口。
3. 教学方法的实践性。教学方法必须借助一定的载体付诸实施，具有可实践性。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和做，可以在模拟法庭实验室、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事务所等校内外场所，按照法律职业岗位的角色、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进行，基本实现学生学习与实际工作的一致性，基本实现教学与就业的一致性。
4.教学方法的技能性。教学方法的目的是培养技能，因此，技能性也是选取教学方法时应着重考虑的问题。高职法律教育强调学以致用，关键是法律技能的培养，包括法律专业能力、法律方法能力等。通过恰当运用教学方法，可以锻炼学生各种法律技能，具体包括收集、运用证据认定法律事实的能力，运用法律思维模式分析问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辩论技巧，调查能力，审讯能力，笔录能力，法律文书的写作能力等。
（二）模拟法庭的推广运用
1.模拟法庭的选择。单就刑法课实践教学而言，可运用的教学方法众多，包括课堂讨论、观摩审判、模拟审判、模拟谈判、辩论、案例分析、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基地实训法律诊所等方法或者形式。但结合刑事司法实际以及前述教学方法的选取标准考量，模拟法庭是优先选择。刑事司法的要求是综合的，决定了刑法课教学内容的一体化，教学内容的综合性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涵盖面广的教学方法，模拟法庭可以满足此要求。模拟法庭具有可复制性，普及性强，受众面广。其他教学方法，比如法律诊所的受众面有限。模拟法庭可以锻炼学生的综合法律素质，其他教学方法如课堂讨论、课堂辩论只能培养学生的单项法律能力。加之人文社会学科不能像理工科那样，与行业部门职业岗位密切结合等，法学尤其是涉及人的自由乃至生命的刑法，几乎不可能通过与法律职业部门对接顶岗实习锻炼职业技能，即使现场观摩也要受到时间地点等限制。模拟法庭可以弥补这些不足，在法学教育与职业就业、实践岗位与工作岗位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此外，由于我国司法审判并非真正意义的独立，模拟法庭上可以完全摒除外界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而做一个纯法律的庭审。模拟法庭的“教、学、做”主要包括刑事法综合知识的教学及运用、阅卷笔录等法律文书的教学与制作、角色的工作职责工作程序工作技巧与角色扮演等方面。通过模拟法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扮演真实的案例中的角色，再现案例情境，同样给学生以真实、具体的情境感受，增强了刑法课的吸引力。因此，模拟法庭应当成为首选的教学方法。
2.模拟法庭的推广。基于模拟法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应加以推广。推广模拟法庭，应加强模拟法庭实验室、刑事案件卷宗库、专项职业能力训练、角色指导、审判前程序和执行程序等延伸训练的配套措施建设。这里着重介绍以下两项：
模拟法庭实验室建设。一是建立专门的常设的模拟法庭。目前，尚有不少法律高职院校仍然没有专门的常设的模拟法庭，需要时临时将其他场所进行改造使用，造成模拟法庭开展不便。二是设立多个模拟法庭。即使模拟法庭开展较好的法律高职院校，其模拟法庭数量也是有限的，一般只有一个，班级轮流使用，一个学期一个班级最多开展3～4次模拟法庭，远远达不到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据统计，全国基层法院3年半共审理各类刑案超过250万件。全国基层法院共3100多个，按照平均数，一个基层法院每年的刑事案件就有200起以上，平均每个月也要审理一二十起。通过增加模拟法庭数量，使学生开展模拟法庭的次数与刑事司法实际工作量相当或者接近，而不至于差距悬殊。三是按照法院的标准配备模拟法庭实验室，培养学生尊重司法、树立司法权威等基本法律素养。
刑事案件卷宗库建设。一是案件卷宗的来源。主要是到法院选取已生效的案件原始卷宗，由于案件卷宗是案件生成以及定案包括侦查、和审判等全程的信息载体，从教学需要出发，复印原始卷宗中的全部证据材料以及程序性材料，一般是从接报案登记表起复印至书，然后仅将其中的人名、地名加以修改，其他内容均保持不变，复印装订成册。二是案件卷宗的类型。选取的案件卷宗类型要全面，以满足刑事司法实际需要，包括自诉刑事案件卷宗、公诉刑事案件卷宗，包括单独犯罪刑事案件卷宗、共同犯罪刑事案件卷宗，包括一审刑事案件卷宗、二审刑事案件卷宗、再审刑事案件卷宗，包括没有附带民事诉讼内容的刑事案件卷宗、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卷宗，包括一罪刑事案件卷宗、数罪刑事案件卷宗，包括常见多发罪名刑事案件卷宗、发案偏少罪名刑事案件卷宗，包括一般程序刑事案件卷宗、特别程序刑事案件卷宗等。具体使用时，应遵从学生的认知规律，由易到难、由单一到综合，例如，可考虑按以下顺序选用：单独犯罪的一审刑事案件卷宗、共同犯罪的一审刑事案件卷宗、二审的刑事案件卷宗等。三是案件卷宗的更新。卷宗更新主要涉及案件卷宗的类型及数量变化，且主要是案件卷宗类型和数量的增加，当然也包括对一些破损严重的案件卷宗进行更换。卷宗更新一方面可以满足学生对案件类型的不同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学生间的相互抄袭。
四、推行多元考核
（一）多元考核目的
课程考核要与社会需求或者职业岗位要求相适应，要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相适应。高职刑法课是面向刑事司法的，考核也必须面向刑事司法。刑事司法不是纯粹理论知识的简单堆砌，而是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刑事司法不是依靠超强的记忆能力和背诵能力，而是问题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刑事司法围绕定罪量刑展开，主要是事实认定能力和法律适用能力的运用。高职刑法课程内容的优化整合以及实践教学的推广应用，体现了刑事司法的过程和逻辑，适应了刑事司法的需要，课程考核当然也要与此相适应，并一以贯之，着重考察实践应用能力。应用性考核的目的是多元的，包括：使教学评价更为真实、科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课程吸引力；培养和锻炼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当然，应用性考核目的侧重考核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多元考核体系
应用性考核表现为多元化考核，多元考核体系包括考核时间多元、主体多元、方式多元和标准多元等。具体到刑法课，应做到以下几个“结合”和“注重”。
在考核时间方面，做到平时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注重平时考核。学习是一个过程，平时考核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将学生的课堂课后表现、学习态度、学习纪律、学习方法、经历体验等均纳入平时考核。注重平时考核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可持续学习能力。
在考核主体方面，做（下转第80页）（上接第52页）到学生、教师与法律行业部门相结合，注重行业考核。刑法课的考核要有学生自己的参与，先由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价，接着由同学互相评价。刑法课的考核还要有法律行业部门的参与，行业部门的评价尤为关键，决定着我们培养的准法律人是否合格。行业考核时，外聘兼职教师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多元主体考核，使评价更为真实、科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行业考核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有利于实现刑法教学与刑事司法的无缝对接。
在考核标准方面，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践考核。理论考核就刑法课专业理论知识，主要包括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犯罪停止形态、共同犯罪、一罪与罪数、个罪的刑事责任等方面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对学生进行考核；实践考核就职业能力对学生进行考核，主要包括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能力、事实认定能力、法律适用能力、法律思维能力、法律文书写作能力等方面的法律职业能力。注重实践考核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专业技巧、能力和素质。
在考核方式方面，做到笔试与其他方式相结合，注重其他方式考核。单一的笔试考核难以体现学生真正掌握知识的程度，不利于引导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但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制下，笔试尤其是闭卷笔试依然不可少，有其存在的必要。其他考核方式包括开卷考试、案例分析、口试、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文书写作、模拟法庭测验、小论文等。注重其他考核方式运用，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例如，口试可以考查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与职场各种面试接轨。
综合刑法课多元考核体系，刑法课的考核构成为：总成绩=平时考核×70%（学习态度、学习纪律、仪表举止等20% +模拟法庭等实践考核50%）+ 期末考核×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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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2012JGA3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