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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行情范文1
对于“5.19行情”的启动，時任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在回忆录中讲得很清楚：
“1999年年初，中国证监会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请示国务院。经过方方面面的协调和修改，1999年5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份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回购股票的试点等6条主要政策建议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说的‘搞活市场六项政策’。由此引发了著名的‘5.19’行情。我在任期间曾两次组织撰写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第二次肯定了股市的恢复性上涨，把握了時机，推动了股市的发展。”
同時，中央政府监管机构负责人和党报破天荒的高调出面直接讲话推动证券市场持续上升。
《人民日报》在6月14日发表的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陈耀先讲话中提到，“当前股票市场的上升行情是一种恢复性的，是证券市场整顿规范以来，显示市场成长性的一种表现”。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刊出了题为《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的评论文章，肯定了证券市场的作用和地位，对当前行情进行了良好的评价，并公开了市场盛传的几大利好政策。
6月22日。周正庆指出，“目前我国面临的不仅是一轮市场行情，而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次重大转折。对这一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市场参与各方都要倍加珍惜，共同推进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这些带有强烈宣示性和引导性的言论，是这轮行情被冠以“跨世纪行情”的直接因素。
1999年9月8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法人配售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三类企业”入市（这是在两年前由中央政府明令禁止的）；1999年10月25日，国务院又批准保险公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这是2000年和2001年股指创新高的资金面的背景。
这些行为的背后都反映了当時政府监管部门在1997年以来一系列举措的体制轨迹。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虽然危机被挡在了中国证券市场之外，但危墙不远。因为尽管当時的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开放，但在证券市场，全国统一的监管体制也尚未建立起来，存在不少非法的场外交易，证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证金，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频频发生，金融风险随時可能爆发。
在此期间，中国证券市场进行了自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清理整顿。这其中最为困难的就是清理场外交易。据统计，当時约有300万股民在这种场外市场进行交易，涉及的股票共有300亿元的市值。如何做到既关闭场外交易又保证这300万人的利益。是很考验智慧的一道难题。
当時的做法是，用正庆和陈耀先一起与各地方政府研究解决办法，除了一定要保证股民的分红权之外，对于关闭这些非法交易场所过程中引起的股价下跌，采取了具有“周正庆特色”的特殊干预方式。
几年以后。周正庆悠然自得地这样回忆：“股票的价格跌呢，就让它缓缓下降，不能让它直线下跌。什么道理呢？这都是我找一些专家研究出来的。比如说这只股票你花5元钱买的，然后4.9元你卖了，你赔一毛。如果我4.9元买，卖出去4.8元，不断地倒手，最后形成一个市场收购价——1元多钱。这時就要求发行这人股票的上市公司拿1块多钱把股票收回来。在这个过程中，股民受损失了吗？受损失了，但是损失大家均摊了。这是一个高招，一般的不是行家不知道啊。”
同样，由于国家审计署在1998年对证券公司做了一次大范围的审计，当時的审计结果表明，证券公司普遍存在违规吸收社会资金、挪用客户保证金以及违规从事同业拆借活动，涉及金额达1000多亿元。当時审计署审计了88家证券公司，所有的证券公司都挪用保证金，没有一家不挪用的。
对此，周正庆同样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对于挪用得不是很严重的证券公司，大部分给了一个整改期。同時给出两条政策：第一，你可以增资扩股，把挪用的客户保证金补上；第二，在市场好转的情况下，通过当年的利润把窟窿都补上。
证券市场行情范文2
关键词：投资连结保险；选股能力；择时能力；投资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2－0049－05
一、引言
投资连结保险（下文简称为“投连险”）是一种既有保险保障功能，又有投资功能的寿险产品，它将客户的收益与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挂钩。 保险公司的投连险产品一般按不同的投资风险设置不同类型的投资账户， 账户的运作方面近似于一般的投资基金，账户的价值随着市场情况上下波动，净值每日公布， 投保人最后获得的投资回报基本取决于账户的市值情况。 投连险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将资金在多个账户中灵活转换， 这与基金相对单一的投资结构有很大不同。在投资市场发生变化时，投保人还可以在账户之间进行资产的转换。在牛市行情下，客户可以将资金从债券型账户转换至激进型账户； 而在股市震荡、市场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投保人也可以将资金转换至混合型或债券型的账户，回避风险。
截至2011年10月，我国已有投连险账户179个。 ① 投连险的规模和数量的不断扩大， 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为投保人提供寿险服务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在过去的十年里，投连险随着股市的起伏经历了“两起两落”。1999年10月22日， 平安保险公司发售了国内第一个投连险产品“世纪理财”，并一度发展迅猛，到2001年，随着股市行情的下跌，投连险的投资收益下降， 退保事件迅速席卷全国。2003年前后，各保险公司被迫停售部分投连险产品。 而随着2006年牛市的到来，投连险再次迎来了一次迅猛发展，直到2008年股市低迷，投连险又经历了巨大的退保冲击。因此，可以看出投连险是与资本市场的行情紧密相连，投资业绩不稳定，高风险高收益的一种投资品。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 正确评价投连险账户的投资业绩，有利于了解我国投连险的账户运作能力，为投保人对投连险产品的选择提供科学的依据。 本文拟以我国市场已发售的投连险账户为研究对象，借助资产组合绩效评价的T-M模型，分别从牛熊市、账户投资风格和不同寿险公司的角度， 对比研究我国投连险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 以期研究结果能够对投资者和监管层提供一个借鉴。
二、研究方法与计量模型
评价投资组合绩效有很多种指标和方法， 其中较为成熟的有：收益率指标、三个风险调整指数、T-M模型、H-M模型、C-L模型、 三因素模型和四因素模型等。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操作上的可行性，本文选用T-M模型对我国投连险账户的选股、 择时能力进行评价。
（一）T-M模型的基本思路
Treynor和Mazuy以传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出发点， 将投资组合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明确分离和准确量化，在牛熊市的不同环境背景下，进行账户业绩评价和投资能力分析。
证券市场行情范文3
[关键词]证券公司；融资；融券
融资融券交易是境外证券市场普遍实施的一种成熟的交易制度，是证券市场基本职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融资融券交易机制具有提高市场流动性、缓冲市场波动、发现市场合理价格的积极作用，是完善证券市场机制，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我国融资融券业务的逐步开展，对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提高投资者参与市场的积极性并促成券商经营模式的转变、增强证券公司盈利能力具有显著意义。
一、融资融券的含义及特征
根据《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中的定义，融资融券业务，是指在证券交易所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进行的证券交易中，证券公司向客户出借资金供其买人证券或者出借证券供其卖出，并由客户交存相应担保物的经营活动。根据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实施细则中的规定，融资融券交易，是指投资者向具有上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证券公司提供担保物，借入资金买入本所上市证券或借入本所上市证券并卖出的行为。融资融券交易的特征有：双向交易、保证金与杠杆。融资融券结束了我国A股市场只能进行单边交易的格局，为投资者提供了卖空渠道，改变现有盈利模式和市场结构。同时保证金模式为投资带来杠杆效应，当然也带来相应的风险暴露。
二、发达国家或地区融资融券市场发展状况
(一)美国融资融券市场发展状况。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证券卖空交易开始发展成为大量日间交易的、由专业机构服务的市场。华尔街上许多龙头公司不仅获得了跨越式的利润增长，而且激起了1929年崩盘及以后一系列的萧条之后大量极佳的投资机会。飞速发展的经济燃起了华尔街上的证券投资热情，大量的个人投资者和退休基金冲进了市场，许多公司利用股价的上涨而发行混合型证券，如可转换债券，有的公司利用上涨的股价作为资金而参与市场并购浪潮，也带动了套利交易的发展和AmericanDepositaryReceipts(ADRs)的流行。
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于期权交易的繁荣和B－S期权定价公式在资本市场上的广泛运用，以及基于期权的股票借贷行为管理，使得卖空交易得以进一步发展。另外，在供给面上，70年代美国证券托管银行开始为保险、公司投资组合和慈善基金提供证券出借服务，很快法律也允许养老金参与证券卖空来获得更高的收益。到了80年代中期，美国大部分的机构投资者都使用卖空交易，证券卖空也已经完全制度化。1980～2007年纽约交易所客户信用交易融资余额由1470亿美元增长到39787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12.5％。美国采用的是分散化的信用交易模式，也是典型的市场化融资融券模式。由于美国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货币市场和回购市场，因此美国对信用交易主要依靠市场因素，对券商的借贷关系并不积极主动地干预，采取了市场化的授信模式。美国《1933年证券交易法》规定了市场化的授信模式，券商可以向任何一家合法的联邦银行借款借券。纵观美国融资融券的悠久历史，融资融券制度为完善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稳定市场波动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市场化的分散信用交易制度下，金融机构间的合作优势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从证券公司的角度来看，融资融券业务的稳定发展给证券公司提供重要的利润来源；但是关于卖空交易，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待于完善。
(二)日本融资融券市场发展状况。日本于1951年推出保证金交易制度，保证金率及相关的管理由大藏省进行。1954年日本通过了《证券交易法》，在规范了之前的买空交易的同时，又推出融券卖空制度。很快又成立了日本证券金融公司，专门负责提供信用交易的资金。这标志着日本的卖空机制正式确立。1960年，日本规定允许证券金融公司向客户提供债券交易融资，这成为证券金融公司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债券交易融资规模一直不断上升，使原本占主导地位的股票融资交易发展呈下降趋势，80年代末跌至最低。90年代后融资融券交易占市场总交易额的比例一直在20％左右。在1997年、1998年和2001年，日本又分别对信用交易规则进行了大量的修改，虽然日本股市一直低迷，但是融资融券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而且个人投资者占信用交易的比重呈不断上升之势。
日本是典型的集中授信模式，由于日本金融体系上的主银行制度，为防止银行资金在证券市场中可能的渗透性，日本实行了以证券金融公司为主的专业化授信模式，日本《证券交易法》专门规定了集中的授信模式，日本现在主要有三家证券金融公司，即日本证券金融公司、大阪证券金融公司和中部证券金融公司，这三家公司在日本信用交易市场中处于完全垄断的地位，他们提供股票抵押贷款、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方面的融资融券服务，而券商在信用交易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中介客户融资融券，并且可以从证券金融公司得到融券资金或借款。日本融资融券发展历史也较为悠久，由于采取了政府专门监管下的专业证券金融公司经营，从而避免日本主银行体制可能带来的过分渗透。另外，债券的融资融券交易是日本的一个特色。
(三)香港融资融券市场发展状况。1994年1月，香港的融资融券机制正式出台，联交所推出受监管的股票卖空试验计划，选择了17家总市值不少于100亿港元及流通量不少于50亿港元的股票进行卖空，采取类似美国的报升规则，规定其只能以不低于当前最优价的价格卖空。1996年3月，联交所推出一项修订计划，增加可卖空股票的数目至113只，并取消卖空的报升规则限制。1998年9月，限制卖空规则又被恢复，同时规定豁免此规则限制的情况。香港证券市场的成熟度较高，其融资融券的主要模式是分散的信用模式，具有信用交易办理的券商可以利用自有资金或银行抵押贷款为客户提供借贷资金。香港的授信中介是中央结算公司，它提供自动对盘系统对卖空交易进行撮合成交。中央结算公司建立了股票借贷机制，首先选择可供借贷的证券，建立借贷组合，然后提供给信用交易办理券商，再由券商提供给投资者融券服务。中央结算公司在融资融券交易中具有较强的中介和管理作用，但并不直接向投资者服务，而是由券商向投资者提供服务，所以，香港市场是一种分散化的市场授信模式。
三、融资融券业务的推出对证券公司的影响
(一)融资融券业务推出的积极影响。一是信用交易的推开将增加证券公司的利息收入。在融资融券业务推出的初始阶段，证券公司利用自有的资金及证券，通过为客户提供融资融券服务直接从中收取利息；而在此后，随着证券金融公司的介入和“分散信用”模式的推进，证券公司可以从更大规模的交易中赚取利差。因而，融资融券业务的信用交易为证券公司增加了新的盈利渠道。据相关资料显示，美国融资融券业务所带来的利息收入约占证券公司全部营收的15％左右，日本、台湾等国或地区的融资融券业务所带来的利息收入也占到全部营收的10％左右。从我国内地开展试点以来的情况看，若以8％作为融资融券的统一利率水平，日交易额为1000万元，每年250个交易日，则融资融券业务每年可带来2亿元的利润，若以6家试点证券公司及另外5家参与试点联网的证券公司净资本的20％为融资融券年交易规模计，则每年可带来约30亿元的利息收入。
二是融资融券业务促进了证券交易活跃，将增加证券公司经纪业务佣金收入。在融资融券业务推出之前，我国证券市场一直都是“单边市场”，缺乏有效的做空机制。当行情出现持续下跌时，投资者则纷纷远离市场，证券公司佣金收入也随之大减。融资融券业务的推出，在为市场提供做空机制的同时，还可与股指期货相配合，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完备的套期保值渠道，能够降低投资者参与市场的风险，提升投资者参与市场的积极性，极大地吸引了场外资金进入市场交易。因此，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的佣金收入也必然增加。特别地，在行情看跌时，若没有融资融券这一做空机制，交易活跃程度将受到较大冲击，但利用融资融券工具，投资者可以将融入的证券先卖出，在价格下跌后再买人证券用于偿还以实现盈利。因此，交易的活跃程度将不会受到显著影响，从而证券公司的佣金收入也将得到较大保障。
三是融资融券业务推动投资者专业性程度的上升，将增加证券公司的中间业务收入。由于融资融券业务要求投资者对市场行情能有较为准确、全面的把握。因此，投资者在作出并执行融资或融券决策前必然会寻求相关专业建议，这将给证券公司为投资者提供更专业、优质的咨询服务创造新的契机。同时，证券公司在融资融券业务中还可提供专业的财务顾问服务、资产管理服务等，这些中间业务的提供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证券公司的中间业务收入。
(二)融资融券业务推出的潜在风险。融资融券业务对证券公司带来的潜在风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融资融券业务的操作风险。主要指证券公司在动用自有资金或者证券为投资者融资融券过程中由于市场行情判断措施所引起的风险，例如股票上涨误判为下跌时，错误融出资金。这种风险主要是由于证券公司对此业务的研究不够深入以及相关人员对市场行情判断出现较大偏差产生的，是一种或有损失。理论上讲，如果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业务量充足，则其资金的融入融出和股票的融入融出可以实现动态平衡，因此在整个业务的发展过程中实现股票风险和资金风险的自我对冲。但在我国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试点期间，由于只允许证券公司利用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从事融资融券业务，因此，证券公司很难具有充足的资金和股票规模，同时其研发能力和研发素质较发达国家相关机构相差甚远，因此潜在的操作风险较大。
二是证券公司的流动性风险。融资融券的信用交易特征具有放大证券交易量的效应，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所需资金主要是自有资金和依法筹集的资金，当资金向客户融出时，在一定时期内就被客户所占用，在现阶段，由于证券公司从外部获取的资金规模有限，且期限有严格限定，因此随着融资融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如果到期资金被客户大量占用，而证券公司无法扩展其他有效的筹资渠道，将会造成资金流动性风险。
三是客户的信用风险。信用风险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客户在其账面损失超过缴纳的保证金后由于实施违约行为而产生的风险。在融资交易中，证券公司以自有或筹措的资金提供给客户使用，希望获得相关的利息和手续费收入，客户则希望通过融入的资金获取股票市场中的收益，证券公司和客户是在承担巨大风险的前提下获得这种利益的。如果证券市场出现大规模的下跌或投资者操作出现失误，通过信用融入资金的投资者将会遭受超过保证金数额的亏损而不履行还款协议，因此证券公司将存在可能无法追回巨额款项的可能。
除此之外，融资融券交易对证券公司的内部风险管理是一次考验。作为一项新业务，其推出必然会对证券公司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形成冲击。若证券公司不能对内部风险管理体系进行及时有效的完善，则可能对证券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四、完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的对策建议
一是战略上要充分重视融资融券业务。由于融资融券业务无论是对整个资本市场，还是对证券公司的经营模式、经纪业务竞争格局和投资业务、营业收入等都有相当的正面影响，因而，证券公司必须在准确把握其风险的基础上，从战略高度对此业务予以重视。
二是证券公司应努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并积极寻求外源性融资扩大自身规模。对于非试点证券公司，由于营业网点相对较少、经纪业务规模小等原因，应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并以此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规划；与此同时，积极实施股份制改造，寻求外部融资并选择合适的时机实现首发上市，同时大力拓展经纪业务的规模和质量，搞好综合投融资业务，并据此转变自身的经营模式，为融资融券业务的大规模展开创造坚实基础。
证券市场行情范文4
【关键词】高职证券投资 模拟交易教学
一、课程设置的目的与教学目的
（1）课程设置的目的。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和规范，证券市场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日益显现，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支点，是金融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设本课程是为了培养适应四个现代化需要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全面了解证券投资及市场的基础知识、掌握证券投资分析的基本方法和技巧、正确进行投资决策的现财能手。使该课程能够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能和本领域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相结合。
（2）课程教学目的。通过课程的学习，按照公司管理的职业工作实际要求，结合现有的条件，要求学生从市场分析能力、总结归纳能力来进行实践教学，预期效果能实现独立自主的分析市场能力并能较准确的判断市场的波动，并能够进行股票、债券、期货等相关金融证券的投资和融资业务。
二、以培养有理论、懂管理、会实践的高素质技能型应用人才来进行教学改革
（1）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原则，以增强职业能力为核心进行课程建设与改革。
（2）课程教学改革后的学生的知识能力和基本技能要求。 证券投资是一个理论丰富、实践性非常强的行业，证券投资学课程的教学，对相关理论的教授只是其一，还必须强调其实践性和创新性。结合我国特殊国情研究中国证券市场的运作及改革方向，了解证券业的业务流程和实际工作的特点，解决实际工作中面临的问题，提升其实战能力和创新能力。这只是知识能力的要求。而技能的要求则是必须能独立进行金融市场的分析判断，对金融市场的波动形成自己独特的认知，最终能进行股票、债券、期货等相关金融证券的投资和融资业务，以及相关的资本运作。
（3）课程组织形式与教师指导方法。课程的组织形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教师以案例分析方式，指导学生进行学习与实践。湖南科技经贸职业学院校园网全覆盖，每个教室网络教学设施一流，为通过证券实时交易平台进行讲授课程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首先要运用多媒体课件、VCD录像等现代教育手段开展互动式教学，不断吸收国内外证券投资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阐释证券投资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同时立足中国和湖南资本市场，通过案例等分析讨论，突出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其次提供金融实验室开展证券模拟投资大赛，锻炼学生的投资分析能力与心理素质，同时使学生在学校就能进行证券投资活动；最后，还可利用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等实习基地，通过与专业投资人士的交流，进一步加深对市场的理解。
（4）实验实训实习教学的内容。①理论课比重：30%----40%；②实践课比重： 60%----70%；③具体内容
三、以证券投资学模拟交易教学模式来进行教学改革
证券投资模拟交易教学指的是通过互联网接入交易所的实时行情，运用各种行情分析软件，对证券交易进行动态观察，并结合教学内容进行模拟分析和判断，对证券投资学课程的主要内容进行实际验证，从而达到理论和实际的有效结合。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设备，增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现代化的技术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教学手段，网上实时行情和资讯在课堂上的展现，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这门课程在课堂上的生动效果。
首先，学院要组织专业教学团队编制的《证券投资学实验指导书》，用来界定证券实验模拟投资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三大部分：①前言，主要介绍课程性质、实验目的与实验的基本内容；②行情阅读与股票分析软件的使用，主要介绍行情阅读的各类指标与方法，世华财讯行情分析系统、恒泰证券分析系统的学习与使用；③证券交易模拟，这部分安排五大实验，包括证券交易模拟实验、K线及K线组合分析实验、形态分析实验、技术指标分析实验、综合分析实验。
其次，要解决教学案例的连续性和联系实际活学活用的问题。证券市场是变幻无穷的，每天的行情数据时刻变化，因此，金融实验室要全程跟踪大盘指标股和有代表性股票。保障学生面对的就是以股票市场为中心的资本市场，而通过互联网，课堂上随时可以浏览世界各地的证券、期货、外汇等市场行情。
再次，通过对所选择跟踪的证券的价格和价值的对比，认识价格的市场特性。证券投资价值分析涵盖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金融衍生工具等诸多内容。由于课时有限，课堂上不可能一一进行尝试和验证，只能选取个别重点内容进行验证性试验。债券的价值验证比较直观，通过验证，要让学生把握各种因素对于债券价格的影响。
然后，结合实盘讲评。这里的讲评主要由学生完成，是实盘案例在课堂以外的延伸，是强化实盘案例教学效果的重要一环。内容上包括三个方面，即基本分析部分和技术分析部分的专门讨论课以及市场热点的临时性评论。技术保障就是使得每个学生通过模拟交易，在交易帐户上的盈亏变化将综合反映学生的操盘能力，而这种操盘能力是学生在运用书本基础知识上的综合表现。
参考文献：
证券市场行情范文5
关键词：投资组合 管理业绩评估
投资组合管理业绩评估的目的在于：作为证券投资者选择投资公司或投资基金的依据；作为证券投资者选择投资管理人的依据；作为证券投资者增加或减持某一投资基金股份的依据。一般来说，投资组合业绩评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证券资产业绩评估，二是投资组合管理人员能力的评估，本文主要阐述证券资产业绩评估。
一、引言
投资组合是投资者同时投资于多种证券，例如股票、债券以及其他形式的证券。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评估证券投资组合的管理业绩，这对于每一个证券投资者来说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评估证券投资组合的运行状况是投资管理者经常要面临的问题，传统的评估投资组合管理业绩的标准较单一，仅仅比较不同投资组合之间收益水平的高低。然而，一方面，收益水平的高低不仅与管理者所掌握的技能有着密切关系，还可能与当时市场的运行环境相关，因而不能排除投资组合管理者无视风险、盲目决策带来的偶然成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已经实现的投资组合的收益水平达到或超过投资组合管理者在期初所设定的收益目标，那么，即使已经实现的收益水平较低，却也是合情合理。正因如此，评估投资组合管理业绩应当本着“既要考虑投资组合收益的高低，又要考虑投资组合所承担风险的大小”的基本原则，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投资组合管理业绩评估者提供了实现这一基本原则的多种途径。例如，可以考察投资组合已经实现的收益水平是否高于其所承担的风险水平相匹配的收益水平；也可以考察投资组合承受单位风险所获取的收益水平的高低，这就是评估投资组合管理业绩的风险调整法。下面介绍的三种指数就是基于上述风险调整法思想而建立的专门用于评估证券投资组合业绩优劣的工具。
二、证券投资组合管理业绩评估方法
（一）詹森（Jensen）指数
詹森指数是一种用来测定证券投资组合经营绩效的指标。它是以证券市场为基数，其指数值实际上就是证券投资组合的实际平均收益率与由证券市场线所给出的该证券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之间的差。即：
Jp=E（γp）-{Rf+[E（Rm）-Rf]βp}
其中，Jp：詹森指数；E（γp）：证券组合P的实际平均收益率。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詹森指数就是证券投资组合所获得的高于市场的那部分风险溢价，其风险系数由β系数来测定。从直观的角度来看，詹森指数值代表证券组合与证券市场线之间的落差。投资者可以通过参考詹森指数来比较证券市场的期望收益与基金投资的期望收益，如果某一证券组合的詹森指数为正，则其位于证券市场线的上方，绩效评估为优，如果詹森指数为负，则其位于证券市场线的下方，绩效评估为劣。通过计算詹森指数，还可以推导出估价比率，估价比率是用资产组合的詹森指数α除以其非系统风险，测算的是每单位非系统风险所带来的非常规收益。非系统风险是指在原则上可以通过持有市场上全部资产组合而完全分散掉的那一部分风险。估价比率越高，说明投资管理者在增加投资组合超额收益的同时，使投资组合的非系统风险增加的比例降低，投资管理者的水平越高。
（二）特雷诺（Treynor）指数
特雷诺（Treynor）指数是1965年由特雷诺提出的，它给出了证券组合单位系统超额收益率的算法，用公式表示为：
Tp=（Rp-Rf）/βp
其中，Tp：特雷诺指数；Rp：考察期内证券组合P的平均收益率；Rf：考察期内平均无风险收益率；βp：证券组合P的β系数。
由此可见，某一证券投资组合的特雷诺指数在直观上就是连接证券组合与无风险证券直线的斜率。当这一斜率大于证券市场线的斜率时，证券投资组合的绩效优于证券市场的绩效，此时证券投资组合线位于证券市场线的上方；当这一斜率小于证券市场线的斜率时，证券投资组合的绩效劣于证券市场的绩效，此时证券投资组合线位于证券市场线的下方。
虽然詹森指数与特雷诺指数都是以β系数来测定投资风险，但是β系数并不能用来测定证券投资组合的风险分散程度，β值也不会因为证券投资组合中所包含的证券数量的增加而有所降低，因此，当证券投资组合的风险分散程度提高时，特雷诺指数可能并不会由此而变大，所以，特雷诺指数运用的是系统风险而不是全部风险。因此，当一项资产只是某个资产组合中的一个部分时，特雷诺指数就可以作为衡量绩效表现的恰当指标加以应用。
（三）夏普（Sharpe）指数
夏普指数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夏普于1966年提出的另一个风险调整衡量指标，它是以证券市场线为基础，指数值等于证券调整组合的风险溢价除以标准差，即：
Sp=（Rp-Rf）/σp
其中，Sp：夏普指数；Rp：考察期内证券组合P的平均收益率；Rf：考察期内平均无风险收益率；σp：证券投资组合的标准差。
从直观上看，夏普指数就是连接证券组合与无风险资产的直线的斜率。当这一斜率大于证券市场线的斜率时，此时证券投资组合位于证券市场线的上方，证券投资组合的绩效优于证券市场的绩效；相反，当这一斜率小于证券市场线的斜率时，此时证券投资组合位于证券市场线的下方，证券投资组合的绩效不如证券市场的绩效好。夏普指数调整的是全部风险，这是它与特雷诺指数的最大不同之处。因此，当某一个组合就是某一投资者的全部投资时，通常可以用夏普指数作为衡量绩效的适宜指标。
三、经风险调整的测度指标的选择
在根据投资组合风险来调整收益的方法中，最简单最普遍的方法是与其他类似风险的投资基金进行收益率的相互比较，但是，这种评估管理业绩的方法并不十分准确，这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投资者往往可能会更加注重投资组合中的某一部分资产，而这样的投资组合特征就不再具有可比性。在不同的投资情形下，不同的业绩评估指标具有各自的适用性，投资者在选择投资组合作为自己的投资对象时，不仅要看到收益，而且要区别这种收益的源头在何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公正合理地评估投资组合的业绩。为了准确评估管理者的投资业绩，就需要更为精确的经风险调整的测度指标。使用詹森指数、特雷诺指数以及夏普指数评价组合业绩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也不能忽视这些评估方法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三大指数均是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基础，而后者隐含与现实环境相差较大的理论假设，可能会导致评估结果失真。其二，三大指数都含有用于测度风险的指标，而计算这些风险指标有赖于样本的选择，这可能导致基于不同的样本选择所得到的评估结果不同，因此也不具有可比性。其三，三大指数的计算均与市场组合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现实中用于替代市场组合的证券价格指数具有多样性，这同样会导致基于不同市场指数所得到的评估结果不同，因此也不具有可比性。
上述三个指标所衡量的风险与收益水平各不相同，这也决定了它们各自适用于不同情形之下的投资组合业绩评估。（1）在投资管理者将其全部风险投资均投入某一个投资组合时，夏普指数是衡量投资管理者业绩的最佳指标。（2）在投资管理者将自己的组合与市场组合混合成新的组合时，估价比率是衡量投资管理者业绩的最佳指标。由于投资组合P要与市场组合相互混合，所以投资者最关心的应该是该组合因承担市场风险之外的个别风险所获得多少额外的风险报酬，而估价比率最能反映这一要求。（3）在投资管理者自己的组合只是一个大型投资基金的众多投资组合之一时，特雷诺指数是一个适合的业绩评估指标。由于大型基金拥有众多的投资组合，从而每一个投资组合的个别风险对整个组合风险的影响可以被忽略不计，这时就要求每一个投资组合实现单位系统风险的高收益率，从而使整个组合的绩效最优，因为特雷诺指数所衡量的就是承担单位系统风险所得到的风险报酬，因此它是最恰当的业绩衡量指标。
四、证券选择和时机选择能力评估
（一）证券选择能力的评估
本文主要介绍业绩贡献分析法，即将实际的投资组合与某个基准组合进行对比，然后将每类资产的贡献分解为资产配置的贡献和证券选择的贡献两个部分，并以此来计算各类资产对整体业绩的贡献，由此就可以测度出投资管理者选择证券的能力，具体方法有：1.构建一个可比较的市场基准，如选择指数组合作为市场基准。2.比较实际投资组合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差别。3.将每类资产的贡献分解为资产配置的贡献和证券选择的贡献两个部分，并以此来计算各类资产对整体业绩的贡献。
（二）时机选择能力的评估
投资组合的平均收益率与其β值密切相关，同时也取决于市场组合收益率与无风险收益率的对比关系，据此，作为一名优秀的投资管理者，在预期市场行情将上升时，应当选择β值相对大的证券组合；在预期市场行情将下跌时，则应当选择β值相对小的证券组合，调整β值有以下两种基本途径：一是改变投资组合中风险证券与固定收益证券的比例；二是改变风险证券中高β值证券和低β值证券的比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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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行情范文6
关键词：证券分析师；价位预测；准确性
文章编号：1003-6636（2013）02-0007-08；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世界证券市场上，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上市首日普遍出现正收益现象。Loughran and Ritter（2004）研究表明，1996 年美国证券市场IPO的平均首日收益率为17%，1999年为73%，2000年为58%，1999—2000年间网络股的平均首日收益率则高达89%。在法国、德国、英国等许多国家均发现首日正收益现象。[1]在中国同样存在首日正收益现象。汪宜霞（2007）对1990—2006年间中国证券市场1108家IPO上市首日数据的统计研究表明，IPO的平均首日正收益率高达22577%，远高于美国以及欧洲各国，也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更高于同期的市场基准利率。[2]
由于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及分析即将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报表、招股说明书等资料需要较高的成本及专业能力，所以投资者很难自己独立分析上市首日的股票价位。IPO上市首日价位的预测信息成为投资者急需的重要资料。在中国，该预测信息最主要的来源是各证券公司卖方证券分析师提供的预测信息。证券分析师的主要作用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即将上市的公司进行全面分析，再将分析结果传递给投资者以提高其投资质量。
中国的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发展亦不够成熟，证券分析师的专业素质和分析水平尚有待加强。此外，中国证券市场上投资者的投机倾向远远高于投资倾向，无疑增加了分析预测的难度。因此，研究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测偏差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对投资者选择有效预测信息和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在欧美等国，证券市场成熟已久，证券分析师行业起步也较早。作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信息的沟通者，证券分析师预测在西方国家得到了系统研究。
在证券分析师价格预测方面，Brav and Lehavy（2003）认为，证券分析师预测的目标价格涵盖了市场信息，是有价值的。[3] Asquith et al（2004）的研究支持了前者的结论，发现在荐股评级和盈利预测都修正的条件下，预测价格将涵盖新的市场信息，因此，证券分析师的价位预测是有价值的。[4]
在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影响因素方面，Angelo et al（2009）发现证券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受到其情感因素与上市公司CEO个人因素的影响。[5] Fischer and Stocken（2010）从证券分析师信息收集行为的角度考察了其预测的可靠性，认为由于证券分析师和投资者不存在利益瓜葛，因此，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报告的可信度值得怀疑。[6]
在证券分析师预测的“羊群行为”方面，Hong and Kubik（2000）发现，经验不足的证券分析师比经验丰富的证券分析师发生“羊群行为”的概率要大，因为前者要考虑自己的声望，而后者激进盈余预测的可能性更大。[7]Welch（2000）在检验羊群行为是否存在时，发现证券分析师在市场行情好时产生羊群行为的概率要比行情差时要高得多。[8]
在证券分析师预测准确性方面，Hutton et al （2012）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的盈利受到宏观经济情况影响时，证券分析师盈余信息的准确性比上市公司的要高。[9]Michael et al （2012）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在收集信息后时预测信息的准确性要高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10]
在中国，证券分析师行业起步较晚，但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关于证券分析师预测的研究日益增多。
在证券分析师定价预测方面，储一昀和仓勇涛（2008）以2000—2005 年间证券分析师定价预测的观测值为样本，分析了证券分析师定价预测的意见分歧与分析师人数对IPO首日股价的影响，发现分析师定价预测的一致性能很好地解释首日收盘价。[11]这表明证券分析师的价格预测是有价值的。肖萌和朱宏泉（2011）认为，分析师一致评级月变化和向前一月的月市场超额回报呈显著负相关，行业分析师一致评级月变化和向前一月的行业月超额回报呈显著负相关，分析师一致荐股意见对未来市场和行业超额回报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12]
在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方面，郭杰和洪洁瑛（2009）研究表明，分析师对公司盈余的预测行为是无效的，其原因不是分析师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或追求股票交易佣金的主观动机，而是分析师追求更高外在显示能力的主观动机和中国上市公司较差的信息披露质量。[13]公言磊（2010）发现，证券分析师倾向于乐观盈余预测的主要原因是证券分析师所在的制度环境存在利益冲突以及其自身存在的认知偏差。[14]伍燕然等（2012） 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认为只有情绪和利益驱动因素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解释卖方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偏差。[15]董耀武等（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传统的IPO定价偏低，不适合高科技公司的IPO估值。同时，由于中国现阶段股票市场噪声交易过多，从而影响IPO定价的准确性。[16]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证券分析师预测的研究涵盖了诸多方面，主要集中在对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方面以及预测行为方面，而对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的预测很少。因此，本文拟将参考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考察中国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测信息的准确性及其预测偏差的影响因素。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9—2012年726家IPO公司的证券分析师预测数据，其中上海A股IPO公司77家，中小板349家，创业板300家，考虑到证券分析师IPO价位预测分歧意见对预测偏差的影响，要求对证券公司进行预测的分析师数量至少要有两个，因而我们剔除了数据缺失的两家创业板公司，最终选取了724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和5713个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数据。中国证监会2009年6月《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之后重启的新股发行明显提高了定价的市场化程度。因此，选择此样本期间，对于研究分析师的IPO定价预测更有现实意义。
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测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腾讯网站以及东方财富网站，并由作者手工统计整理而成；首日收盘价以及首日行情指数涨幅来源于国元证券的行情数据；网上发行股数、中签率以及首日换手率来源于东方财富网站。
（二）判断依据
本文以证券分析师预测偏差率的绝对值 （EADPR）作为衡量证券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的判断依据，计算公式如下：
EADPR=ADPi-RP/RP （1）
其中，ADPi表示第i位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测区间的中位数，RP表示实际收盘价。EADPR作为衡量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测值对实际收盘价偏离程度的标准：该值越大，表明证券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越低，预测信息价值越低；反之则反。
（三）统计分析
1整体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如表1所示，根据对证券分析师关于724家IPO公司首日价位预测的5713个偏离值的统计，偏离均值为2548%，中位数为2267%，最大值为50427%，标准差为01984。从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偏差均值和中位数的差异可以看出，证券分析师对于上海A股的预测偏离程度最低，为2239%，其次为中小板，达2545%，最高为创业板，达到2741%，说明证券分析师对上海A股的预测准确性要高于中小板以及创业板。
2最佳中小市值研究机构IPO首日价位预测准确性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2011年新财富排行榜中的最佳中小市值研究机构（中信证券、申银万国、国泰君安、东兴证券及平安证券）关于中小板以及创业板IPO公司的预测数据，并对其预测准确性进行判断。选取的原因在于本文样本中的中小版和创业板的数据占主要部分，属于中小市值的范围，并且被选取的研究机构对中小市值上市企业的研究较多，投资者对其关注也较多。本文以预测偏差率10%和20%作为划分节点① ①此标准主要是参照了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盈余预测的相关规定以及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申报价格的相关规定。中国证监会1996年的《关于股票发行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和1997年的《关于做好1997年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规定，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的盈利预测报告应符合实际，具体要求是实际利润数低于预测盈余的10%至20%，该上市公司和聘任的注册会计师需在股东大会及指定报刊上公开做出解释，且该上市公司需向投资者公开致歉；低于20%以上，不仅要公开做出解释和致歉，还要停止该上市公司两年内的配股资格，并且中国证监会事后审查，如果发行公司有意进行虚假性盈利预测报告以吸引投资者投资，依据有关法规予以处罚。此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在买卖无价格涨幅限制证券的连续竞价阶段，申报价格不高于即时揭示的最低卖出价格的110%，且不低于即时揭示的最高买入价格的90%。深圳证券交易所则规定在买卖无涨幅限制证券时，连续竞价和收盘价的有效竞价范围为最近成交价的上下10%。故本文选取了10%和20%作为划分的节点。，将研究机构预测准确性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合理预测，标准为证券分析师预测偏差率的绝对值小于10%；第二层次为相对合理预测，标准为预测偏差率在10%至20%之间；第三层为不合理预测，标准为预测偏差率超过20%。具体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和表1可见，依据三个层次的判断标准，基于均值和中位数并考虑最大值、最小值及标准差，对5个研究机构的IPO首日价位预测准确性的判断如下：中信证券分析预测准确性要低于整体样本平均水平，但高于创业板的平均水平，按均值和中位数来判断均属于不合理预预测；申银万国高于整体样本及各板块的平均水平，按中位数来判断属于相对合理预测，按均值判断属于不合理预测；国泰君安的分析预测准确性要低于整体样本平均水平仅高于创业板水平，但均值和中位数来判断均属于不合理预测；东兴证券的分析预测准确性要高于整体样本平均水平仅低于上海A股水平，但按均值来判断属于不合理预测，按中位数来判断属于相对合理预测；平安证券的分析预测准确性要高于整体样本及各板块的平均水平，但按均值和中位数来判断均属于不合理预测。
表3列出了按层次划分的IPO首日价位预测准确性的统计。总体来看，目前中国的证券分析师对中小市值IPO公司预测水平不高，4783个预测数据中合理预测的数据仅占2197%，相对合理预测也只占2131%，不合理预测却占5672%，说明证券分析师的首日价位预测对投资者的价值非常有限。同时，最佳中小市值研究机构的预测数据要明显好于总体水平，合理预测与相对合理预测之和所占比例接近50%，但也是差强人意，其预测信息价值同样有限。其中，申银万国比其他四家证券公司的预测准确性要高，合理预测高达3058%，不合理预测最低仅为4466%左右。国泰君安的样本最大为391个，但其合理预测仅为2097%，相对合理预测也仅为2327%。国泰君安的最大预测偏差为50427%，有可能受极端值的影响。但是本文在对剔除偏差率绝对值大于1的极端值后，样本为390个，合理预测以及不合理预测所占比例无明显提高，说明其受极端值的影响很小。
四、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基于Hong and Stein（2007） [17]的方法，本文将影响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测的因素分为以下几种：证券分析师自身的特征、宏观经济情况、目标公司的特征、目标公司所在行业的特征、证券市场的行情以及证券分析师同行业的情况等。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以下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上市公司规模。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说，上市公司的规模不同，对二级市场筹集资金的重视程度就会不同，因而的信息质量也会存在差异。一般来说，公司规模越大，提供的信息质量越高，从而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就越高。故提出假设1：上市公司规模与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测的偏差呈负相关。
投资者非理。参考杨德明等（2007）[18]的研究，中国的证券投资者对市场信息表现出非理性的投资行为，投资者在IPO上市首日的非理性投资行为主要表现为较高的换手率。与此同时，中国证券分析师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一些激进的价位预测。投资者的非理越高涨，换手率越高，股票被高估的可能性越大，股票价格与预测价位越接近。参考Garfinkel and Sokobin（2006）[19] 的研究，以首日换手率作为投资者非理的替代变量，提出假设2：投资者非理与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偏差呈负相关。
超额认购倍数。该因素表示一级市场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程度，超额认购倍数越大，机构投资者的关注程度就会越高。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中国处于弱有效市场的假设前提，机构投资者往往拥有大量的私人信息，他们的关注会刺激分析师提高预测的准确性。这是因为分析师要考虑自身声望，或者机构投资者可能会支付其更多的报酬以求得精确预测。故提出假设3：超额认购倍数与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测的偏差呈负相关。
市场行情。市场行情越好，股票交易量和交易价格一般都会增加。在行情好时，投资者激进的投资较多以及对分析师预测价位的参考，导致实际价位与预测价位较为接近。同时，基于羊群理论，分析师在行情较好时发生羊群行为的概率比较大，其预测时具有从众心理，预测结果会跟随一些预测比较准确的分析师。故提出假设4：市场行情与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测的偏差呈负相关。
证券分析师的数量。基于异质预期理论，证券分析师对IPO首日价位存在异质预期。对上市公司研究的证券分析师越多，说明预测数据涵盖的信息量越大，预测价格越能体现首日股票的实际价格。故提出假设5：证券分析师的数量与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测的偏差呈负相关。
证券分析师的意见分歧。基于异质预期理论，证券价格往往只体现了乐观投资者的信念，投资者的意见分歧越大，证券被高估的可能性越大。对于IPO首日价位预测来说，证券分析师的意见分歧越大，表明该上市公司的不确定因素越多，即风险越大，从而越难于预测。故提出假设6：证券分析师的意见分歧与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测的偏差呈正相关。
（二）模型设计
基于以上研究假设，本文设计了以下模型来检验相关因素对证券分析师首日价位预测偏差的影响：
ADPR=λ0+λ1LOC+λ2CHR+λ3OSR+λ4MPR+λ5NUM+λ6PSD+μ （2）
其中，λ0是常数，λ1、λ2、λ3、λ4、λ5和λ6是回归系数，μ为随机误差项。
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测偏差（ADPR）为被解释变量，ADPR=[（ADP-RP）/RP]*100。
其中，ADP=∑ni=1ADPi，ADPi表示同一家IPO公司第i位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测区间的中位数，RP的说明见式（1）。
解释变量包括：上市公司规模（LOC），使用上市公司网上发行的流通股数量（万股）表示，为了消除异方差而取对数；投资者非理（CHR），使用该公司在二级市场上市首日的换手率表示；超额认购倍数（OSR），用中签率的倒数值表示，由于超额认购倍数普遍很大，故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市场行情 （MPR），其中由于创业板指数时间比较晚，本文选取规模类似的中小板指数在首日变动幅度作为创业板指数的替代；证券分析师的数量（NUM），使用对该公司预测的证券公司数量替代；证券分析师的意见分歧（PSD），使用各证券分析师对同一家上市公司的预测上限与预测下限均值的标准差表示。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出，各板块的LOC差异不显著，这符合各板块股票发行规模的特点；CHR普遍很高，差异显著；OSR普遍很大（或者说中签率普遍很低），差异不显著MPR差异显著；NUM差异显著，说明分析师对不同股票的关注程度明显不同；PSD差异显著，说明分析师对相同公司的价位预测存在明显分歧。
（三）回归分析
1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检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对其相关系数进行统计。统计发现各板块的六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较小，其中最高的是上海A股的CHR与OSR之间的相关系数，但也仅为045左右。这说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2单变量回归分析
由表5可见，所有变量的系数符号基本符合预期假设；在各板块中CHR和OS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测偏差具有显著影响；上海A股板块中PSD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显著影响，显著因素拟合优度较高；中小板板块中PSD和LOC分别在5%、1%的显著水平上具有显著影响，显著因素拟合优度较高；创业板板块中在NUM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显著影响，拟合优度不高。回归系数中OSR系数最大，对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测偏差影响最大。
3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2）的多元回归结果见表6（1）。由表6可知，只有CHR和OSR的t检验值在1%显著性水平上在各子样本均显著；LOC、MPR、NUM和PSD回归系数的符号尽管符合预期，但t检验值无法通过所有子样本的显著性检验。
进一步地，本文对模型进行逐步递减回归，各子样本依次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同时，运用Testdrop 检验，没有发现剔除相关解释变量对模型造成不利影响。最终的回归结果见表6（2）。
结合表6，本文重点考察以下4个假设：
投资者非理（CH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投资者的非理越高涨，证券分析师的预测偏差率（ADPR）越低。原因可能是，证券分析师所在的证券公司的奖惩措施，往往会导致证券分析师一些激进的价位预测来刺激投资者投资，以便为证券公司谋求交易佣金；同时，投资者在IPO首日发行存在严重的非理。投资者的非理越高涨，股票被高估的可能性越大，股票价格与预测价位越接近。这符合研究假设2。
超额认购倍数（OS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OSR反向地影响证券分析师预测偏差率（ADPR）。OSR是中签率的倒数，代表的是投资者对股票的预期信念。OSR越大说明对该公司股票看好的预期越大，或者对上市首日的价格预期越乐观。这会激励证券分析师对该公司各类信息的关注和分析，使得预测区间能够涵盖更全面的信息，从而使得价位预测越接近实际价格。这符合研究假设3。
在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回归中，证券分析师数量（NUM）的回归系数同样显著为负。这说明NUM的值越大，证券分析师的预测偏差率（ADPR）越低，准确性越高。原因可能是，每个证券分析师都有自己的信息渠道以及信息处理方式，因而在进行IPO价位预测时可能会忽视一些信息，所以NUM越多，IPO首日价位预测区间涵盖证券分析师的信息就越多，所忽视的信息研究越少，并且对信息的处理方法越全面，从而预测偏差率就越低。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证券分析师的羊群行为所致。如果一般水平的证券分析师在价位预测时采用羊群行为而跟随高水平的分析师，那么即使分析师数量很多，也会降低整体预测偏差。这符合研究假设5。
在上海A股和中小板的回归中，证券分析师的意见分歧（PSD）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证券分析师的意见分歧（PSD）与证券分析师预测偏差率（ADPR）呈正相关。原因可能是，证券分析师对某家上市公司的信息掌握的情况不同，或者对相同信息持有的观点不同，这都表明该公司存在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导致PSD越大，预测偏差越大。这符合研究假设6 。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测的准确性以及证券分析师预测偏差率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得出下列结论：
目前中国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测的准确性总体不高，中国证券分析师的IPO首日价位预测对投资者的指导意义是比较有限的。对2011年新财富选出的最佳中小市值研究机构的预测数据分析发现，尽管五家研究机构的预测精确程度要高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但还是差强人意。
影响中国证券分析师IPO首日价位预测偏差的因素有很多，各板块的影响因素也不完全相同。除了证券分析师的意见分歧与预测偏差率呈正相关外，其余均为负相关，投资者非理性、证券分析师的数量、超额认购倍数和证券分析师意见分歧对其影响显著，但发行规模和板块行情的影响不显著。此外，中国证券分析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具有激进价位预测的倾向，并且在IPO的价位预测中具有从众心理，存在羊群行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发展第三方证券分析师评级机构，对证券分析师的行为进行评级。评级可以分为两类：信用评级和能力评级。信用评级主要针对证券分析师以及其所在证券公司或咨询公司的背景进行评级。评级机构可以对证券分析师的收入水平、证券分析师的薪酬分配方案、与上市公司的关联程度、所属证券公司或咨询公司规模及其结构、所属证券公司或咨询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年报为基准并参考季报）设置权重从而对证券分析师的信用进行评级。能力评级主要针对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水平进行评级，即对证券分析师的教育背景、工龄、年度预测的准确性和季度预测的准确性设置权重进行评级。
二是建立证券分析师信息的官方平台，统一管理和规范证券分析师的信息，并赋予其对证券分析师的监管职能。该平台的预测信息应保证该证券分析师预测信息的准确性，禁止信用评级或能力评级不合格的证券分析师预测信息。同时，该平台对信用评级及能力评级不合格的分析师提供教育或培训，直至由第三方评级机构评级合格，才能从事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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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t Accuracy of Analysts’ Forecasts on the First-day Price of IPO？
HUANG Shunwu，WEI Dong
（School of Economic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Anhui 230009，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