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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基金管理范文1
内容提要: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法定原则。基金法律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应当优先于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员工的利益。其是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份额持有人整体利益的相应优先，但并不适用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同时受托管理的多个基金的持有人之间。并且，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一般来说可以扩张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参与的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然而，如相对人的利益涉及社会公益时则持有人利益并不当然优先；而其利益的优先也不构成对其他相对人债权的根本否定。
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管理人是独立的专业受托人，由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其勤勉、谨慎的积极行为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实现和基金制度存续、发展的基础与保障，并且，在信托机制与投资需要下其依法拥有“绝对”的权利而不受基金持有人的约束。因此，基金法制必然以基金管理人的法律规制为重点与中心。同时，证券投资基金制度中存在着基金持有人与基金受托人之间天然的利益冲突，并且还会因基金管理人的营利本质及相关制度设计的负面影响而愈加严重，从而基金制度理论价值的实现必然依赖于客观有效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
在基金管理人的法律规制体系中，基金管理人的内部公司治理具有内因性和基础性之价值与功能，具有治理成本与信息上的优势，是基金制度价值得以实现的核心组成。并且，在我国现有的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与外部约束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的内部治理更具有相应的时代价值。为实现上述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基础价值与功能，法律法规设置了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优先的基本治理原则，并以此指导着相关法制与实践。然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在具体意义上应当如何适用呢?也就是说，该原则所规定的究竟是绝对的优先还是相对的优先呢?如果是相对的优先，那么其相对于谁、适用范围有多大?这些尚需要加以充分的研究与论证。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基本内涵与法律依据
我国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与目标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证监会颁布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均在保护基金管理人股东利益的同时，要求保护其他相关当事人，尤其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即“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司股东以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并且，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即：“公司治理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公司章程、规章制度、工作流程、议事规则等的制订，公司各级组织机构的职权行使和公司员工的从业行为，都应当以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员工的利益与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2]而其他诸如《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等规章中亦有充分且明确之相应内容。可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法定基本原则，其贯穿于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相关规范的始终。其本质是要求在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中要充分体现基金持有人的意志，要优先考虑持有人的利益，在发生冲突时应当以持有人利益为首要选择和基本中心。
从理论分析上来看，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不仅是对传统公司治理中股东利益至上主义的摈弃，而且也是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重大演进，即基金管理公司不仅需要在治理中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且其中某一个（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优越于其他包括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说，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于基金管理人的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优先于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利益，并且，要求后者在持有人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发生冲突时，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二、基金法律关系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法律边界
证券投资基金是通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资金以形成独立的基金财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的投资组织。信托制度构建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原理与法律基础。基金投资人之所以将其所有的资金以及相应的全部的经营管理权利均交付给基金管理人而仅保留了受益权与剩余财产分配权，是在于其相信基金管理人具有足够的专业技能并且会尽忠职守、勤勉谨慎地为其谋取利益。基金管理人因信托制度与投资需要而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利，其通过自己的行为而使委托人的权利与利益发生改变；而委托人则必须接受其管理和投资行为的法律后果，同时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对其行为加以完全的控制或者有效的监督。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实质上而非法律上的不平等，法律必须要对基金管理人课以信赖义务，以防止其滥用权利以及损害持有人的利益。基金管理人无论是基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信托法律关系，还是其特殊企业经营组织性质，无论其地位如何重要、权利如何广泛，作为受托人与经营者，其一切行为都必须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服务。因此，该优先原则首先必然是在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下的优先，并且应为相对的优先、整体意义上的优先，而非绝对的优先、个体意义上的优先。
首先，基金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中相对于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员工的优先。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的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法规明确规定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之原则，而在此基础上，相应地涉及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督察长、投资管理人员、基金经理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亦要求上述主体应当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利益，“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在其利益与公司利益、股东利益、自身利益以及基金托管人、“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机构和个人等”益发生冲突时，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因此，从法规的相关文字表述上来看，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是相对于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员工的要求，是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之中对相关当事人信赖义务的具体规范。
其次，基金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基金份额持有人整体利益的优先。进一步来看，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是抽象的整体概念，是由具体的众多持有人的利益所组成的。我们所说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是针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整体利益而言，而非个体利益。或者说，即便出现对个体利益的考虑也必然是在符合整体利益的前提之下。必须承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可能会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并不一致的情形，从而可能会产生对个体利益的限制。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制度正是通过集体决策的相关机制对此加以协调与解决。基金份额持有人亦仅得自行行使部分在性质上归属于自身而与整体无涉的权利。
最后，基金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并不适用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同时受托管理的多个基金的持有人之间。同一基金管理人依法可以同时受托管理多个基金，而在这些基金之间，无论其受托时间先后、资产规模大小、采取开放或封闭形式等等，其持有人利益之间均无优先与劣后之分。不同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证券投资”，不得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3]“公平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和客户资产”[4]是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而在同一基金的具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之间，其利益亦应平等，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否则，即构成基金管理人的违法、违约之行为。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扩张——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否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及其他公司直接利益相关者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管理公司并非等同概念，基金管理人由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但基金管理公司仍可从事其他非基金业务、参加其他法律关系。如前所述，在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具有相应的必然性与正当性。然而，由于相关法规直接将此优先原则规定为“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5]那么，该原则是否可以扩大化地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非基金法律关系中的交易相对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呢?
首先，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可以优先于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及其股东、员工的利益。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之规定，基金管理公司依法可以担任基金管理人，并且，只有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可以担任基金管理人。而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完全取决于其自愿以及积极行为，并且，我国基金的设立、销售等亦依赖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与工作。那么，在以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为核心价值的私法视野下，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也必须遵守基金制度的基本“游戏规则”，必须把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原则与规范，事实上可以理解为是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要件与要求。因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上位原则，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与其股东、员工均应予以遵循。
具体就公司的股东和员工的权益而言，其作为公司法人的具体构成，是特定的法律拟制人格的实际行为的必要因素。法人的行为客观上就是其内部主体的行为或行为的集合。基金管理人为抽象的法律拟制之人，从理论上来说基金管理公司之重大决策决定于公司的股东，但是，基金管理人的任何行为在客观上最终都必然是通过其员工的行为与选择来实现。基金管理公司自愿申请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行为也不例外。正是员工的相应具体行为才能使拟制的公司法人担任基金管理人。其不仅完全可以预见行为的法律后果，并且，只有其愿意接受这样的责任与约束，才会有上述的选择与行动。进一步而言，公司的股东、员工都具有相应的选择权利和退出渠道，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亦为保护其利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反之，当股东、员工不选择退出时，由于其自身的意愿与选择其必然应对公司负担起具有相应特殊内容的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而不得违反。进一步来看，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的实现，也最终要落实到基金管理人的内部主体的具体行为之上。也就是说，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基金管理人的内部主体的一系列的具体行为。因此，基金管理公司法人及其内部主体应当承担起遵循基金法制基本要求的义务和责任，将自己的利益放置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之后。可见，公司的股东、员工的利益与个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相互比较，前者的选择与行为决定了其利益的实现应以基金制度的存在、发展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实现为前提。这是市民社会中自由主体自愿选择与法人制度客观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如基金管理公司未担任任何基金的管理人、未参加任何基金法律关系，则即无遵循上述优先原则之必要与可能，也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其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能否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需要具体分析和判定。
目前来看，我国基金管理业务与管理人身份是基金管理公司最为重要的经营领域和法律地位，也是其最为主要的利润来源，并且，从目前的客观实践来看，并不存在不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2008年61家基金管理公司的营业收入为360.04亿元，其中主要的是管理费收入，为313.45亿元，占营业收入的87.06%。[6]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基金管理公司依法可以从事其他盈利活动并取得的利益，其可从事其他非基金业务、运用固有资产进行投资、参加到其他各类法律关系之中。目前，这些非基金业务正呈现日益发展的态势。就社保基金管理业务而言，截止2008年底，共有博时、长盛、国泰、南方、招商、华夏、嘉实、鹏华和易方达等9家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社保基金管理资格，管理的社保基金总规模达2377.55亿元。就企业年金管理业务而言，共有海富通、易方达、南方、华夏、广发、工银瑞信等12家基金管理公司获得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人资格，管理的企业年金总规模达到435.46亿元。[7]就其他如专户理财业务（基金一对一、一对多）、咨询业务等其他业务而言，亦有着大幅的增加。
可见，基金管理公司的非基金业务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客观存在，且处于不断发展之中。那么，就这些脱离了基金法律关系的活动而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可否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上述相关的其他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之利益呢? 其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原则上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债权人等直接利益相关者。
理论界对“利益相关者”的内涵与外延有着诸多不同的观点和诸多分类方法，然就其利益与公司及公司行为是否直接相关为标准，笔者认为，可以分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和间接利益相关者。前者既包括物质资本出资者，如股东、债权人，也包括人力资本出资者，如各级员工。公司及公司的经营行为直接影响着其客观、具体的利益是否能够实现或者是否能够完全实现，反之其行为亦对公司利益具有直接的影响。后者则是指诸如社区、政府、社会公众、环境和资源、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等与公司经营行为有着间接利益联系的主体。也就是说公司及公司的行为并不会直接给其带来利益或者说具体地给其某种利益造成损害，但从长远、整体或间接的角度而言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直接利益相关者应当是公司治理所应考虑的必要因素，并且，可以是公司治理的参加者。间接利益相关者由于其利益在因果上和内容上的间接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即使公司治理要对其进行考量，但一方面无法确定其考量的成效和界限以及考量到什么程度方为足够；另一方面也无法与其他主体的利益加以真正或具体的比较，其至多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或者是无法确定履行的宣言而己。其进而无法获得立法上的切实的制度性支持，而受制于诸多主体、诸多行为的影响，甚至更多的是经营者的价值取向、个人偏好等随机因素。[8]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利益权衡与比较在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中应只存在于直接利益相关者之间。对基金管理公司相关主体的利益比较时亦不例外。
在基金管理公司中，其直接利益相关者除了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股东、员工以外，还存在着基金公司在从事其他非基金业务以及运用固有资产时，与之发生相应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这些当事人从法律性质上可以归于债权人范畴，而基金份额持有人亦同为基金公司的债权人。在市民社会中，各种私法性质的法律关系之间并无谁更重要之分，公司在各种性质的法律关系中均可能负担有法律上的义务，而这些义务也没有轻重缓急之分。然而，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却打破了上述私法的原则，其强调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公权力要介入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相应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这一更高层次的法益，限制和牺牲某些私人的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将在所难免。由于基金的法律特性，众多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或者说集团利益与基金管理公司普通债权人、股东、员工的普通债权相比较而言，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对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具有更多的影响和意义，因此而产生的两者的不平等具有相应的经济法视野下的正当性。并且，就字面意义而言，这种经济法意义上的不平等性也己在相应立法中有所明确规定而非仅仅是理论分析。
从抽象意义上来说，公司所从事的任何经营行为都存在着利他才能利己的情形，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与公司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具有长远上和整体上的一致性。从之前的数据分析来看，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营业收入来源于管理费收入，是基金管理公司偿债能力与利润水平的客观保障。因此，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证基金制度的长期的有效发展，是对其他债权人的真正、客观的保护，符合其根本的长远利益。而如何保障相关当事人能够理性地认识长远利益、服从制度的基本原则并且予以正当行为，则需要一定程度的法律介入。以法律的形式建立其客观的长远利益原则与标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需要强调或强制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实现。
进一步来说，由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制度缘起、功能定位与社会现状，甚至是其企业名称、经营范围等均使公司的其他债权人在与其发生相应法律关系时可以充分预见其基金管理人之身份或者是成为基金管理人的可能与必然，能够充分知晓其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优先的制度特性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与损害。即便此时该公司可能还未成为基金管理人，但是，基金业务仍是基金管理公司的最为基本与核心的业务，是投资人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首要目标，而且，在实践中尚不存在不管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因此，从一般社会认知角度出发，仍可推定其具有预见的可能与必然。并且，在法理上，如法律对某种行为或某项权利有明文规定，那么，即可认定当事人在实践之中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而目前的基金管理公司的相关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其应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为治理原则，暂且不论相关法规的真实意思或者说是否正当，至少仍可以此认定基金管理公司的交易相对人应当知道基金管理公司的相应特殊性。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其他债权人在与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交易时，其明知交易相对人为基金管理人、负担着法定的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义务而仍与之交易，已充分享受了法律和事实所赋予的自由选择和自我救济的权利，因此，其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相应的后果。或者说，其他债权人在与基金管理人进行其他交易时，即默视地附带了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优先的限制性条件。而此条件并不影响债权人的认识能力与选择自由，不构成对其真实意志的妨碍。除非特定当事人能够充分证明其没有认识到交易对象与基金现有或可能的关联，或者说其有足够、充分的善意。此时，则应由执此主张的相对人负担举证义务，以获得相应的撤销权、赔偿请求权等权利。然而，现有的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似乎可以排除其证明的可能。并且，客观上，普通债权人的利益仍可以通过私法自治而获得相应的保护，公司法制也认可并且通过相应制度保护公司债权人的相应利益。
如上所述，基于对经济法视野下社会本位的思考，以及对基金管理公司各方利益主体共同之长远利益的实现和其他债权人的交易时的认知与选择等性质的分析，结合基金法制的价值目标与法律特性，笔者认为，原则上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也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债权人）。在基金管理公司的公司治理中必须充分考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问题，在其利益与其他公司直接利益相关者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为重。
其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原则有例外与限定。
如上所述，原则上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可以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司的股东、员工和其他债权人。然而此优先亦非绝对的优先，其适用应当符合相应的条件，或者具有一定的例外。
第一，在基金管理公司所从事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具有公益目的的受托管理业务中，由于事实上投资人或受益人的权益也具有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色彩，因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并不能适用于此情形以及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形。从管理人的性质上来说，基金管理公司在受托管理社保基金与企业年金时亦承担着或多或少的由于彼此之间在地位、权利、信息方面的不平等而产生的信赖义务。如此可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可以在一定限度内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而对于其他基金管理公司直接所涉的公共利益、社会利益而言，则应至少存在平等的关系，或者依其法益之高低在发生冲突时予以平衡。此应为上述优先原则的除外特别情形。
第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仅适用可能直接影响持有人具体利益实现之情形，不构成对其他债权人债权的根本否定。由于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基金财产与其固有资产之间并不相同，且依法需要严格划分与相互独立，那么其他债权人在依法行使到期债权时，除非从根本上直接影响到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具体利益，或者说将客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正常履行基金管理职责和活动，方可依据持有人利益优先之原则加以调整。而在公司仍得以正常经营时，或者说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影响更为间接或抽象时，则不应适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并不否定其他债权人的债权，也不排斥其他债权人权利的行使与实现，更不否定债权在本质上的平等性。举例来说，如其他债权人主张债权可能导致公司破产时，应当充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谨慎地考虑是否可以宣告破产，是否可以采取其他措施，必要时可以限制其他债权人的破产申请等权利，但是，在宣告破产后，其他债权人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无特别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仍享有同一顺序的平等的受偿权利与机会。
四、小结
在相关立法中，存在着对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管理人概念的混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从其规定的内容与本质来看，应当属于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适用于特定的基金法律关系的相对优先。并且，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整体利益的优先且不适用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同时受托管理的多个基金的持有人之间。而该原则并不能简单地依法规的字面规定而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或者说，是否能够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需要加以法律的分析与研究。在不同的法律视角下加以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上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及其他公司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公司及其股东、员工应当时刻遵循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宗旨和准则，除非公司尚未成为基金管理人或没有加入基金法律关系；对于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即主要是其他非基金业务法律关系的相对人而言，原则上由于社会本位和长远利益的需要以及自身交易的选择等原因，亦应服从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之规定和原则。但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在与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司直接利益相关者之间并无优劣轻重之分，在无法衡量其法益高低之时应予以平等的对待。而且，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仅适用可能直接影响持有人具体利益实现之情形，不构成对其他债权人债权的根本否定。
注释:
[1]《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第一条。
[2]《证券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第二条。
[3]参见《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
[5]我国现行相关立法中虽均以“基金管理公司”为规范用语，但究其实质却是以基金法律关系为前提。而事实上，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管理人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客观实践中均无法等同。具体分析可参见奚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与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律辨析与现行立法检讲，楠京大学法律评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春季卷（总第33期）。
公司投资基金管理范文2
与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投资咨询服务相比，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咨询业务主要存在以下特点:
第一，投资范围较窄。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受基金管理公司自身特长所限。中国证监会的前述通知内虽然只字未提“证券”一词，不说“证券投资咨询”而说“投资咨询”，但从基金管理公司自身特长来看，也主要只就证券投资提供咨询，一般不就黄金､外汇､期货､保险等类型的产品提供咨询服务。二是受制于委托者的投资范围。在券商已经开展的和基金公司即将开展的特定客户理财业务中，投资范围主要受资产管理人即券商和基金公司自身的投资范围限制;在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咨询业务中则不同，投资范围主要受委托人的投资范围限制。
第二，服务对象限定为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前述通知，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咨询业务的客户仅限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保险公司及其他依法设立运作的机构等特定对象”。所谓“依法设立运作的机构”范围十分宽泛，一则不限于“法人机构”，从字面上理解，不仅包括法人机构的分支机构，未取得法人资格的机构例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也应能作为委托人;二则根据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门槛降低，具备条件的自然人还可以投资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可见，这一限制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并不构成多大法律上的障碍，只是个人投资者为了享受基金公司的专业服务还必须专门设立一个机构，由于机构设立的程序比较复杂，这会降低个人投资者参与此项业务的意愿。相比之下，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中的理财顾问服务的对象则仅限于个人客户，从而排除了向机构投资者提供服务的可能性。券商及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从事投资咨询服务的对象则无限制，个人和机构均可。
第三，不能承诺保本和保收益。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可以按照客户获取收益方式的不同，将理财计划分为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和非保证收益理财计划，非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又可以分为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和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其中，保证收益理财计划保证固定收益或最低收益;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保证本金支付。在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业务中，监管部门也没有禁止保本保收益，甚至还明确要求投资管理人从投资管理费中逐年提取高达20%的风险准备金用于应对投资亏损，保本的含义十分明显。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基金管理公司从事投资咨询业务在所享受的政策上并无优惠;从通知的具体内容来看，也充满了严格的监管要求。
从投资者的角度看，由基金公司从事投资咨询业务的风险主要是道德风险，具体有:
首先，基金公司在公募基金业务中所承担的金融产品供应方的角色可能与投资咨询服务提供者的角色相冲突，形成“自卖自夸”。实际上，相同的疑问已经存在于基金公司开展企业年金业务过程中。根据规定，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人在将所管理的企业年金基金财产投资于自己管理的金融产品时，须经受托人同意。笔者认为，企业年金对基金公司角色冲突的这种处理模式完全可以在投资咨询业务中加以借鉴，而不能因为这种角色冲突而因噎废食。
其次，基金公司可能存在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基金公司的固有资产虽然也在不断积累和增加中，并且也已获准从事特定范围的投资，但其固有资产绝对额同其他金融机构如券商和银行相比，仍然是望尘莫及。很多人有强烈的规模意识，认为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越大，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因此对基金公司的偿付能力等方面存在疑虑。笔者并不这么认为。第一，基金管理公司的首要财富不是办公楼､办公桌和电脑等有形资产，而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严密的内控制度和优秀的投资研发能力。第二，正因为基金固有资产不多､没有自营业务，其主要收入来自通过投资管理而获得的管理费收入，因此其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最后，基金公司可能从事损害投资咨询客户和公募基金客户之中一方的利益，由一方为另一方高位接盘或低位抬轿。目前比较盛行的说法是基金公司可能会把公募基金的投资动向提前透露给咨询业务的客户，让其先进先出，而由公募基金后进后出，从而向咨询业务客户输送利益。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第一，基金公司从公募基金中提取的管理费远远多于投资咨询费，基金公司肯定会对此权衡利弊，不会舍多取少;第二，现在的基金绝大部分是开放式基金，已有的封闭式基金也将于近几年到期，在这种情况下，敢于从事上述违规行为的基金肯定会遭遇赎回，这都是基金公司所不愿看到的。
公司投资基金管理范文3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治理机制;改进建议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是依据《证券投资法》建立的契约型基金，其治理机制中包含了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三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由信托契约确立。这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基于信托法律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基金三方当事人之间的制衡治理机制。但从目前中国基金业的发展状况来看，由于基金内部治理机制存在缺陷，加之中国证券市场发育程度不高，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体系不健全等外部市场原因，致使中国投资基金的治理机制不能达到相互制衡的预想效果，不利于保障投资者权益，同时也影响了基金业的发展。本文对目前存在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治理机制方面的缺陷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有效引导证券投资基金健康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治理机制缺陷
(一)证券投资基金内部治理机制存在缺陷，形成制度性风险源
1.基金管理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第一，基金管理公司股权结构普遍存在“一股独大”问题，基金管理公司决策高层和管理高层来源于或受聘于公司股东，其股东背景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倾向，在基金投资者成为弱势群体和基金持有人的约束严重软化情况下，实际上基金管理公司行为的利益考虑当然地将公司股东利益置于最优先地位，偏离了证券投资基金兼顾基金投资者与基金公司股东二元利益平行的设计初衷。
第二，独立董事缺乏独立性。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董事和监事由大股东和高管提名选任，薪酬由董事会决定，其独立性难以保证。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很难发挥。
2.基金持有人利益代表缺位
第一，在基金日常实际操作中，代表基金主体的权利机构缺位。目前，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正进一步的被人们混同为证券基金管理公司。但是实质上，基金管理公司仅是向投资基金提供一项或者多项服务的机构。基金持有人大会是投资基金的权力机构，能够对外代表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但其并不是基金的常设机构，只会在发生某些重大问题的时候才召开。因而，在基金日常实际操作中，缺乏一个常设机构来处理基金的日常事务，对基金的运行进行监督。
第二，基金持有人大会功能虚设，缺乏可操作性。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督主要是通过持有人大会行使。但是目前基金持有人大会缺乏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措施保障，造成“基金持有人大会虚置”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基金持有人大多缺乏参加基金管理的热情，且人数高度分散，意见难以统一;监督上“搭便车”现象严重;而且基金持有人大会不定期，容易被忽视。
3.基金托管人职责缺失
在现行法规以及基金契约中，基金托管人除了保管基金资产外，还负有监督基金管理人的职责。法律之所以创设基金托管人这样一种角色，就是为了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制衡关系。但是由于托管人职责缺失，监督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破坏了其与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制衡关系。原因如下:第一，托管人地位缺乏独立性，必然导致其监督的软弱性。基金发起人往往最终成为基金管理人，有权决定基金托管人的选聘，经过证监会和人民银行的批准，还有权撤换基金托管人，从而导致托管人监督的软弱性。第二，监督能力有限。现行基金运作中，基金管理人直接通过席位到交易所进行交易，基金买卖交易指令下达之前不经过托管人监督，托管人只有在交易所闭市后进行数据分析后才能得知当日投资行为是否违规。并且管理人在重大交易前没有义务向基金托管人报告义务，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难以对管理人实施及时有效的监督，只能是事后监督。
(二)基金外部治理环境不佳制约了投资基金的发展
1.证券市场相对落后
第一，中国证券市场缺乏有效的避险手段。目前中国证券市场投资品种单一，基金的投资组合品种选择范围狭窄，通过构建多元化资产组合分散非系统风险存在困难。加之中国金融衍生市场发展相对落后，使证券投资基金难以找到合适的对冲工具，这降低了基金抵御风险能力，加剧了股市的波动。
第二，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差，可投资的优质企业有限。中国证券市场上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缺乏盈利能力，不具有投资价值，且国有企业比重很大，其多是抱着脱困的目的上市的，公司的质量不高。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是，拥有巨额资金的基金只能选择数量有限的少数有投资价值的股票，从而导致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组合雷同，多元化投资无法形成，加剧了证券投资基金的整体风险。另外，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主要来源于资本利得而不是红利，这就促使基金管理人在选择股票时集中于能获得资本利得的股票，这类股票通常价格波动幅度大，风险高于取得股利为主的股票，无形中加大了基金的风险。
2.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体系不健全
第一，基金业法律法规不完善，缺乏配套性。从法律法规体系的架构上看，中国目前调整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还比较单一、不完备，对一些投资基金中的棘手问题缺乏规定;同时现有法律法规之间衔接性差缺乏配套性，如《会计法》、《证券法》、《刑法》之间协调性有待深化;另外，政府监管手段偏于“政策化”，过多地干涉证券市场，因而容易因政策改变而大起大落，极不利于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第二，基金监管体系不健全，效能不高。基金监管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外部监管，主要指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组织监管;二是指基金内部监管，包括基金管理机构、托管人和基金持有人的监管。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成熟，政府监管力度日显不足，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要求;而作为基金监管体制中必不可少一环的证券行业自律组织监管缺失，组织建设和自律手段运用还存在许多不足，难以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至于基金的内部监管由于存在制度性缺陷，监督不力。因而目前中国基金业监管效能不高，导致基金组织运作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和问题，影响了基金业的发展。
二、完善证券投资基金治理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证券投资基金内部体制
1.优化基金管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在基金管理公司筹建审批时，要关注其股东出资结构状况，严格审核股东诚信记录等，以均衡股东权利和增加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使基金管理机构高管层不仅代表股东利益，更要维护基金持有****益，实现基金管理公司二元利益平衡格局的设计初衷。
为了避免内部人控制，还可以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员工持股制度。这既有利于实现股东多元化和分散化，而且化解了员工尤其是经理人员与公司股东的利益冲突，使得基金经理、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公司股东的利益达到最终统一。
2.增强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制衡机制
监管层要引导、支持和鼓励基金持有人依法启动持有人大会机制，切实发挥持有人大会对基金管理机构的制约作用。并应出台相关法规进一步扩大持有人的权力以事前监督基金管理人的行为，如减少持有人召集会议的所持基金份额等;为了增强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机构的实质话语权，建议对基金持有人适当的诉讼地位和追偿作出安排。
3.建立信托人制度
转贴于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治理中最大的缺陷是基金管理公司管理混乱，基金持有人代表缺位，无法实现有效监督和制衡。因此，最好的方法是设置一个直接代表持有人利益的常设机构以监督基金管理公司的运作。可以借鉴美国契约型基金的经验，在中国基金治理结构中引入信托人制度，即建立独立的信托委员会。信托委员会作为基金持有人的常设机构和代言人，监督管理人和托管人的经营运作行为。为了确保信托委员会的独立性，该委员会应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其组成人员中必须有2/3的外部独立人士，其与管理人、托管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职责除了日常监督外，主要在于对基金管理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监控。另外，信托委员会负责组建审计和监察委员会，建设独立的第三方审计制度，监管基金内控体系。基金持有人、管理人、托管人最终将在信托委员会的监督和协调中，取得较为理想的权利制衡。
4.完善竞争性的基金托管人市场
设立基金托管人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基金资产的独立性和监督基金资产运作的合理性和合规性。形成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和持有人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基金托管人除了保管基金资产外，更重要的一个职能应是会计监督。基金托管人的选择要有一个公正的程序，同时，基金的会计应由托管人负责，会计信息披露的责任人应为基金托管人，这样可增强基金托管人监管的主动性，同时加大托管人的监督责任，加大对托管人的约束性。
5.建立基金管理者最优激励和约束机制
第一，建立基金保证金制度。由于基金管理人违反职责给基金持有人造成损失需承担赔偿责任，为保护投资人的利益，防止基金管理人违反信托时无法赔偿信托财产损失，应当规定建立保证金制度。同时，参与决策的董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改革基金管理公司收费制度。改变目前基金管理机构管理费从基金资产中计提的做法，建立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最大的共同利益目标函数。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只能来源和体现在其运营带来基金净值不断增长中。这样就形成基金管理公司与投资者利益的一致性，从而能够强化基金管理公司保护基金投资者利益的内在激励和约束机制。
(二)优化投资基金发展的外部治理环境
1.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严格执法监督
基金业监管法律包括立法和法律的实施两个方面。立法应该覆盖基金业的内部监控、外部监控和信息披露等各方面。目前中国基金业适用的法律主要有《公司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以及一些部门制定的规范和指引，不够完备。还需要对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激励、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的组合形式、投资比例限制等方面进一步立法和规范，进而提高基金立法的延续性和可操作性;在法律的实施方面，对违法违规问题要及时、高效、公正和严格处理，硬化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力和严肃性。通过规范市场秩序，消除投机的制度根源。
2.加强证券市场的建设和完善
第一，提高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质量，增加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同时降低上市公司的上市门槛，允许优秀的民营企业挂牌上市，以优化证券市场的结构，增加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组合选择范围。
第二，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市场，为证券投资基金提供有效的风险规避手段。加大证券市场上金融产品的开发，尤其是进行反向对冲操作所必需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从而改善证券基金的投资环境，保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稳健运行。
3.构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
借鉴国外基金监管先进经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基金监管模式: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原则，在基金法律法规完备的基础上，通过基金市场主管机关的宏观指导和调控，完善基金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和基金内部监管体系。
第一，大力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现阶段政府行政监管的作用还必不可少。政府要通过行政立法、执法、运用行政职能，在立法和实践中逐步完善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政府行政监管。当前应着力提高证监会的监管效率，引导基金市场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建立基金行业自律组织。借鉴香港经验，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在组织形式上实行会员制。正式会员由各地基金管理公司自愿参加。自律组织的任务是制定中国投资基金执业守则、推广基金业务、监督基金的日常动作、仲裁有关基金方面的纠纷等。
第三，成立证券投资基金的评估机构。建立全国统一的基金评估机构对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的发展非常重要。资产评估有利于明晰企业产权关系，合理补偿资产，优化公司资产结构，维护投资基金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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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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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梅.构建有效的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J].现代商贸工业，2007，(2):33.
公司投资基金管理范文4
一、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现状
1．证券投资基金制度建设。自证券投资基金进入我国以来，先后颁布了多项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证券投资基金：1997年11月颁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保护基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该条例于2012年被废止，由《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2012修订）》代替。随着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不断发展，将近二十年间，国家不断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修正，以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目前证券投资基金有国家法律、部门规章为保障。国家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部门规章如针对基金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针对基金从业人员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针对基金销售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其他针对基金运作、基金托管、基金评价、基金信息披露等方面也颁布了相关规章文件。2．证券投资基金规模扩大。自1998年证券投资基金正式进入我国以来，基金规模逐年呈增长趋势，不断扩大。截止到2017年4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09家，其中内资公司65家，中外合资公司44家；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资管子公司共12家，保险资管公司2家。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合计9．53万亿元。截至2017年5月底，按正在运行的私募基金产品实缴规模划分，管理规模在20亿元～50亿元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有505家，管理规模在50亿元～100亿元的有183家，管理规模大于100亿元的有166家。3．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增长。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包括货币基金、债券基金、股票基金、混合基金、指数基金（ETF基金）等，自证券化业务实施备案制以来，根据数据显示，每月发行规模与数量呈持续稳定增长趋势。
二、证券投资基金发展存在的问题
证券投资基金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与关注，在其稳步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1．证券市场金融产品单一，导致投资范围与选择有限。目前我国证券投资产品较少，而基金管理人由于资本利益等原因往往倾向于股票，未能良好的贯彻“多元投资，分散风险”的原则。2．证券投资基金的理性投资被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制约。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公司规模相对来说较小，盈利能力较差，不具投资价值，且往往在投资方面“扎堆”选择股票，导致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组合雷同。3．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不够健全。虽然自1997年以来，我国颁布了诸多法律条文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市场，但现有的法律法规仍不能满足发展迅速的基金规范需要，尚未建立较为完善的基金监管法律体系。4．证券投资基金内部组织管理结构存在诸多问题。如基金持有人大会虚置问题、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基金激励机制缺乏问题、基金托管人地位独立性等问题，而以上问题会影响基金投资及选择，不利于基金良好发展。
三、证券投资基金发展优化策略
1．创新金融产品，丰富证券投资基金市场。针对目前证券市场金融产品单一的问题，要加大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探索研究基金投资人民币远期交易及利率期货、汇率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的方式，同时拓宽投资渠道，扩大投资范围，丰富投资方式，坚持“多元化投资”原则，为投资提供更多选择。2．转变投资观念，引导基金投资者理性投资。要转变基金投资观念，投资者应认识到基金投资的意义，淡化时机选择，强调长期持有，不应抱着追逐暴利的心态投资基金，充分基金类型，理性投资。3．完善监管体系，提供有效制度保障。根据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新形式新情况，尽快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予以适时保障。同时要加强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切实履行监管责任，提高监管水平与效率。基金托管人也应履行其监督职责，充分发挥其基金持有人的作用，监管基金管理人。4．加强内部管理，做好组织及人员监管。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内部的管理，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一方面，加强基金管理人的职业道德建设，解决基金的委托问题；另一方面，从制度上着手，可通过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设立持有人大会常设机构等手段，切实加强基金持有人的实际权力，并形成“基金董事”的制衡力量，以加强对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约束。
四、结语
证券基金投资的蓬勃发展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但在市场经济中，如何把握好方向，促进其更好更快的发展———不但要从思想上转变，也要创新基金投资产品，丰富投资市场，更要从制度上予以保障与规范，加强管理，方能更好的服务于大众。
作者:刘有锦 单位: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参考文献：
［1］张津，王卫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风格实证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01）．
公司投资基金管理范文5
“曲线”参与基金募集
目前，chinaVenture投中集团CVAwards2010年中国券商直司排行榜及相关统计报告，统计显示，自2007年券商直投试点开闸至今，年度投资规模已从2007年的1.51亿元升至2010年的6498亿元，目前31家券商直司注册资本总量达到225.1亿元。不过，相比2010年PE市场上千亿元的投资规模，券商直投投资规模仍相对较小。因此，在券商直司获批募集基金之前，国内券商机构已经通过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方式参与VC／PE投资。
2004年11月，海通证券合资成立海富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开展股权投资业务，目前海富投资旗下拥有中国一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海富金汇基金两支基金。2008年6月，中信证券组建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产业基金目前管理一只规模达90亿元的人民币基金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以及一只规模为9.9亿美元(约合64.4亿元人民币)的美元基金CPEChinaFund。ChinaVenture投中集团旗下数据库产品CVSource统计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VC／PE市场共披露16只券商参与成立的股权投资基金(含正在筹备中的基金)，披露募资目标规模600亿元，涉及券商包括海通证券、中信证券，中金公司，华泰证券，光大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国元证券、东方证券等(见表1)。
目前国内券商参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并发起投资基金开展投资业务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证券公司直接合资组建基金管理公司，如海富投资，中信产业基金和招商湘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二是通过其直投子公司与地方政府合资组建基金管理公司，如金石农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广发沿海产业(大连)基金、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上海诚朴产业基金管理公司等，均是由券商旗下直司注资组建，三是由直投子公司作为基金管理公司直接进行基金的募集，目前仅有中金公司的中金佳成获募集基金资格。
14家券商系企业上市
截止目前，上述券商参股基金中已披露投资案例的仅有三只：中国一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和湘江产业投资基金，所投资项目中有14家已成功上市――中比基金11家，绵阳科技产业基金2家，湘江产业基金1家。以企业IPO发行价计算，三只基金总计账面回报达42.02亿元，算术平均账面回报率为7.68倍。其中回报率最高的一笔为金风科技IPO后中比基金的退出，账面回报率达37.72倍(见表2)。
公司投资基金管理范文6
1999年上半年：在1998年基金成功试点的基础上，证监会又新批设了5家基金管理公司，并由这5家基金管理公司分别发起设立了5只规模仍为20亿元的封闭式基金，从而基本上完成了证券投资基金试点阶段的布局工作。
1999年6月15日: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率先发起设立了一只规模为30亿元的封闭式基金，由此揭开了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两只基金试点的序幕。其后，除嘉实基金管理公司外，其它8家基金管理公司也相继设立了另一只规模同为30亿元的封闭式基金，从而使新基金的数量达到了19只。后来设立的这9只新基金，除规模更大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这些基金开始在招募说明书中标明各自不同的定位和投资目标。9只基金被分别冠之以“平衡型基金”、“成长型基金”、“优化指数型基金”等不同的类型，从而标志着新基金在品种创新上开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99年10月下旬:在新基金快速发展的同时，监管部门开始着手对成立于1997年之前的原有投资基金（俗称“老基金”）进行清理规范。10只“老基金”经资产置换后合并，改制成为4只证券投资基金，率先加入到新基金的行列。改制基金的“加盟”，使证券投资基金在1999年底的数量达到了23只，年末净资产达到了574.2亿元。
2000年:在新基金的发展已初具规模的情况下，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转向对“老基金”的全面清理规范上来。全年未发行1只新的证券投资基金，“老基金”的清理规范工作在这一年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全年共有18只改制基金宣布成立，使证券投资基金的数量在2000年底达到了41只，净资产总值达到了869.8亿元。
2000年10月5日：正当中国基金业一路顺风顺水、期待更上一层楼之时，2000年10月号《财经》杂志发表的《基金黑幕》一文对当时基金交易中的不规范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石激起千重浪，新生的中国基金业第一次陷入到一种严重的全面信任危机之中。
2000年10月8日：中国证监会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虽然使开放式基金给人以呼之欲出之感，人们开始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开放式基金的发展。但是，几天前问世的《基金黑幕》一文给基金形象和市场人气带来的影响之大，使得中国基金业在此后一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处于止步不前的状态。
2001年9月：我国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诞生，标志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一年的规范整顿，中国基金业最终走出了“黑幕”的阴影。
2004年3月31日：截至当日，我国已批设基金管理公司超过50家。管理基金数量125只，其中开放式基金有71只，占基金总数的57%；管理基金净值规模2843亿元，其中开放式基金的净值规模为1880亿元，占证券投资基金净值规模的66%。经过近三年来的发展，目前我国开放式基金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资产规模上，都已全面超越封闭式基金而成为证券投资基金的主流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