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伤人法律依据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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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伤人法律依据

故意伤人法律依据范文1

[关键词]相沓；累论；故意犯罪；过失犯罪

《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之案例六“暨过误失坐官案”的主要内容如下：江陵丞暨因为粮仓失修、不当傅籍者却被傅籍、判处案件出现失误等问题，被检举告发了八次，因此被判“累论”，即诸种罪行相互累加、数罪并罚。暨进行申诉，第一次申诉判决结果如同首次判决，即数罪并罚；暨进行了第二次申诉，认为暨所犯过失非有意所为，判为“相沓”，即以多重惩罚中最重的惩罚为最终惩罚。

本文将对暨三次判处所受到的不同判决的依据分别进行探讨，由于前两次判决结果一致，遂分两种情况来分别讨论。

一、前两次判决

何为“累论”？岳麓简（叁）整理小组注：“累论，累积论罪，即每一行为算一罪并判一刑，也就是将多种‘过误失’作为数罪处理。”也就是说，累论，即数罪并罚。同一个人犯两种以上罪行，把诸多罪行相互累加，则表现为所受惩罚的强度重于其中任何一个罪名所受的惩罚。

材料一：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049：“诬人盗直（值）廿，未断，有（又）有它盗，直（值）百，乃后觉，当并臧（赃）以论，且行真罪、有（又）以诬人论？当赀二甲一盾。”

材料二：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050：“上造甲盗一羊，狱未断，诬人曰盗一猪，论可（何）■（也）？当完城旦。”

在材料一中，该人犯了诬告他人和盗窃两种罪行，将两项赃值合并论处，罚“二甲一盾”。■谷至先生在《秦汉刑罚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秦律的赀罪是以赀一盾、赀一甲的武器为单位的，有四个等级，由重到轻依次为赀二甲赀一甲赀二盾赀一盾。”可见赀二甲一盾的罪行是非常之重的。

在材料二中，上造甲犯了盗窃和诬告他人两种罪行，对其惩罚是“完为城旦”。甲为上造，秦律中对于有爵位之人的惩罚会有相应变通。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185：“内公孙母（无）爵者当赎刑，得比公士赎耐不得？得比焉。”整理小组注释：“《汉书・惠帝记》：‘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及刑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注：‘内外公孙，国家宗室及外戚之孙也。’据此，内公孙即宗室的后裔。本条与《汉书》这段文字可以互相参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对上造甲的论处也应视其身份有所减轻。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006：“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系）一岁，复丈，高六尺七寸，问甲可（何）论？当完城旦。”对比该条材料与材料二，上造甲的罪行在经过减轻之后，仍与犯盗窃罪的成年男子所判处得罪行等同，可见上造甲所受罪行之重。

在“暨过误失坐官案”中，暨受到了“八劾”，即：“劾不传戍令”、“劾■”、“非系”、“劾■窗、豕”、“劾弩”、“坐丹”、“劾偃”等（还有一劾因简残缺，无法确定）。

根据上文分析，在秦律中有对犯多种罪行之人实行“数罪并罚”的情况，因此，前两次判决对暨实行“累论”是具有法律依据的。

二、第三次判决

在第三次判决中，对暨的惩罚方式是“相沓”。何为“相沓”？岳麓简（叁）整理小组解释“相沓”为：“相沓，罪状相及、相关，罪状相关的“过误失”都合并为一罪，仅判一刑”。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犯有数罪，处罚时，按照其所犯的最重的一个罪进行处罚”，即“重罪吸收轻罪”原则。

材料三：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131：“把其■（假）以亡，得及自出，当为盗不当？自出，以亡论。其得，坐臧（赃）为盗；盗罪轻于亡，以亡论。”

材料四：睡虎地秦简《效律》简01：“为都官及县效律：其有赢、不备，物直（值）之，以其贾（价）多者罪之，勿赢（累）。”

在材料三中，该人犯了逃亡罪与盗窃罪，盗窃罪轻于逃亡罪，因此按照逃亡罪论处。

材料四是说，都官和县在核验物资和财产时，有超出或者不足时，应以价格最高的来定罪，不要把各种物品价值累加在一起定罪。

对比材料三、四可知，在秦律当中，也存在犯有多种罪行时以最重的一种罪行来论处的情况，而非“数罪并罚”，因此，在“暨过误失坐官案”中，第三次判决也是符合秦律的要求的。

三、出现不同判决的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知，前两次的判决结果较重，而第三次判决较轻。那么，出现这两种不同判决的原因出在哪里呢？

在“暨过误失坐官案”中，在诘问暨为什么认为自己不应“累论”时，暨说道：“不幸过误失，坐官弗得，非敢端犯■（法）令，赴隧以成私■（也）。”其大意是说，暨并不是故意违反法令的，是其一时疏忽所致。

秦律中对犯罪实施者的主观意图是十分注重的，并按照其主观意图，将犯罪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西田太一郎在《中国刑法史研究》中说道：“‘过失’是用来表示广义的无犯罪意图的犯罪行为术语。”同时又指出：“对于‘志善’者即动机是好的犯罪者减免处罚，而‘志恶’即动机坏的即使犯罪未遂也要根据相应的法令给以刑罚。”

在睡虎地秦简中，就有相关记载。

材料五：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047：“甲告乙盗牛，今乙盗羊，问可（何）论？为告不审。”

材料六：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036：“甲有罪，吏智（知）而端重若轻之，论可（何）■（也）？为不直。”

材料七：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043：“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今乙不盗牛、不伤人，问甲可（何）论？端为，为诬人；不端，为告不审。”

材料五中指出，甲控告乙盗牛，但是乙是盗羊，因为不是故意所为，即是过失犯罪，所以作为控告不实。

材料六中指出，吏明明知道甲的罪行，而故意从轻或从重判处，这就是一个故意犯罪的例子。

从材料七中可知，如果甲是故意所为，则判为诬告罪，若不是故意所为，则作为控告不实。可见秦律中对于故意犯罪的论处要重于过失犯罪。

再看“暨过误失坐官案”，暨不经意犯了错误，对于部门内部坐官一事没有及时察觉，总之，违背法律一事完全出于无意。根据秦律中对于过失犯罪的处罚予以适当减轻的原则，在论处暨时，采用多种罪行中按最重的一种来进行处罚的判决也是符合规定的。

四、对秦汉间法律思想转变的认识

从“暨过误失坐官案”中可以看出，在秦统治时期“数罪并罚”与“重罪吸收轻罪”两种论处方式并行。但是在汉统治时期，发生了变化。

材料八：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简99：“一人有数罪■，以其重罪罪之。”

材料九：《春秋公羊传》庄公十年传：“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书其重者也。”何休注：“明当以重罪者罪之。犹律（汉律）一人有罪，以重者论之。”

由此可见，在汉初，就已经废除了数罪并罚的原则，而采用了“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秦则是向“重罪吸收轻罪”这一原则的转化时期，“重罪吸收轻罪”与“数罪并罚”虽然并存，但是“重罪吸收轻罪”逐渐占据了上风，这也是在“暨过误失坐官案”中，在对暨的最后一次审判时采用“重罪吸收轻罪”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这一法律原则的转变，与其法律指导思想的转变是密不可分的。秦以法家思想为治国之道，法律严苛，随着国力衰微，国家控制力的减弱，秦之初所创设的严刑酷法无法得到全面贯彻。且随着大众的反抗不断增加，统治者势必会对自身统治政策有所改变。直至汉的建立，汉初推崇黄老之术。这样一来可使国家和百姓得以休养，二来也是对秦二世而亡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3] 谷至.秦汉刑罚制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曾加.张家山汉简法律思想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8.

[5]西田太一郎.中国刑法史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故意伤人法律依据范文2

关键词：安全保障义务；补充赔偿责任；抗辨事由；连带责任

问题的提出

2005年5月5日原告吴文景、张恺逸与受害人张渊等17人参加了由被告康健旅行社组织的牛姆林二日自驾游。进入景区游览时天色变阴，原告一行建议导游调整行程，但导游坚持带队上山。不久下起了暴雨，导游没有就近安排避雨，而是要求大家原路返回，致使张渊在返回的途中被一棵折断的马尾松砸伤，经医治无效死亡。法院认为，旅游服务机构及其导游负有保障游客安全的责任，本案导游不顾恶劣天气坚持带游客冒险进入林区的错误行为，被告牛姆林公司管理不善致使马尾松折断伤人，事件发生后又未尽最大救助努力，这3个因素均是导致被害人张渊死亡后果发生的原因。判令被告康健旅行社承担10％的赔偿责任，赔偿原告55051.58元，被告牛姆林公司承担90％的赔偿责任，赔偿原告495464.22元。这是法院运用安全保障义务确定景区赔偿责任的典型案例，本文以该案为切入口，研究和探讨旅游景区安全保障义务。

一、旅游景区安全保障义务

安全保障义务是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负有的合理限度范围内的照顾、保护他人免受人身损害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首先确认了安全保障义务，是司法解释发展法律的重要成果，是调整景区经营管理者与游客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法律依据。旅游景区是指任何一个可供旅游者或来访游客参观游览或开展其他休闲活动的场所，是旅游者参观、游览的主要场所。旅游景区以其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和愉快轻松的环境带给游客愉悦的心理感受和体验，成为主要的旅游吸引物。旅游景区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空间受到各种人为或自然因素的影响，使旅游景区的安全备受考问和挑战。安全是旅游的生命线，旅游景区发生的这些旅游安全事故不仅给游客的人身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也严重损害了景区旅游形象。

游客进入景区与景区经营者建立旅游服务合同关系，景区应按合同提供相应的旅游设施和服务，满足游客的旅游休闲需求和精神满足。为何在合同之外规定景区安全保障义务?一般认为基于以下理由：

(一)危险控制理论

经营者开发经营旅游景区，其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社会经验使他们比一般游客更了解设施、设备的性能、状态，景区内部及周边地区的情况，包括社会治安状况、气候、地质地貌、相关法律规定、文化状况等等，具有预见损害的信息优势，更能采取更低成本的避免和减轻损害的措施。因此，“在属于不作为责任原始形态的对他人侵权行为之责任领域内，监督者控制潜在危险的义务通常来源于他对危险的控制力”。

(二)信任理论

游客进入环境优美、景色宜人、文化厚重的景区，获得愉快的精神享受，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景区凭借其经验、知识、职业要求能发现潜在的危险，并采取措施避免和制止危险。这种基于双方的合同关系及一系列宣传的信任关系是旅游景区承担安全保护义务的又一理由。

(三)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理论

旅游景区经营者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并从中获得收益。而景区人员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危险，景区应从其收益中支付安全成本，维持安全的旅游环境。服务安全成本是现代社会商务成本的构成要素之一，就其支付方式而言，可分为积极支付和消极支付。积极支付是经营者以性能可靠的安全设备和周到严密的管理，主动保障游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消极支付就是经营者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对游客的人身、财产损害予以赔偿所支付的费用。积极支付与消极支付呈反比关系，积极支付多则消极支付少，反之亦然。虽然资源保护型景区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但一般靠收取门票作为管理和维护费，也应承担维护安全的成本。

我国安全保障义务确立的直接原因是，社会公众在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场所遭受第三人侵害，因侵害人无法确定或无力赔偿使受害人无法得到救济，同时经营者未采取措施制止侵害行为具有不作为的过错，而对不作为侵权行为的法律依据缺乏使某些相同类型的案件因法官认识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裁判结果。为统一相关案件的裁判尺度，我国以德国侵权法中的一般安全注意义务理论和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程度为基础，以利益平衡为方法论在司法解释中确立安全保障义务。最高法院的《解释》列举的经营者未包括旅游经营者，但一般认为这里的经营者采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认定方式，即指从事社会活动并从中获利的人，因此，应包括旅游经营者。

旅游景区安全事故类型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李洪波、郑向敏将旅游安全事故根据景区类型分为自然资源类旅游目的地安全事故和人文资源类旅游目的地安全事故。张进福、郑向敏将旅游安全形态总结为犯罪、交通事故、火灾与爆炸、疾病或中毒及其他意外事故。根据发生原因，侵害游客人身权益的安全事故，分为人的行为造成的伤害、景区旅游服务设施设备造成的伤害、自然灾害(包括动物)造成的伤害、游客自身疾病。景区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防止上述侵害后果或防止侵害后果的扩大。由于景区的义务是与特定的时空特征、环境条件相结合，因此景区义务范围受到诸种因素的影响，如可预见性(损害事件的现实可能性)、可能结果之严重性、导致损害发生行为的社会价值、避免危险的费用、社会的合理期待等。

1　可预见性。是指“被告能合理预见到他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会对原告造成损失或损害，那么被告就被认为存在注意义务”。景区经营者应对其能预见到的损害承担保障义务，如景区能预见到景区栏杆破损未修理，游客可能会掉下悬崖，就负有维修栏杆的义务。对于不可预见的危险如罪犯在景区对游客突然实施抢劫杀人行为，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具有突发性、不可预见性，不可能让景区承担责任。如若课以景区防止犯罪发生的义务，景区不堪重负，将危及行业的发展。虽然景区没有防止犯罪发生的义务，但在事故发生后有积极救助、报警的义务。

故意伤人法律依据范文3

本文先对体育竞技致伤责任进行了概述，首先详细描述体育竞技致伤责任的构成。其次在体育竞技责任的承担上，通过一些抗辩事由排除其刑事责任。最后具体分析了体育竞技致伤民事责任，包括纠纷解决方式、承担主体及赔偿范围。

关键词：体育竞技；致伤事故；抗辩事由；责任承担；民事赔偿

1.体育竞技致伤责任概述

竞技体育是指在全面发展身体、最大限度的挖掘和发挥人在体力、心理、智力的基础上，以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创造优异运动成绩为目的的训练和竞赛活动。竞技体育的多数项目有很强的竞争性和对抗性，在激烈的比赛中，运动员往往会有十分剧烈的身体接触，相互之间的伤害在所难免。严重的体育伤害，对受伤运动员而言往往意味着将从此失去参赛机会，自身经济价值一落千丈；对培养单位而言，则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整体竞技水平的下滑。对体育竞技致伤有必要进行研究，以便追究致伤者的法律责任以及对受伤运动员进行相关补偿。

体育竞技致伤责任，是指体育竞技致伤事故的行为人对于其造成的损害后果所应承担的责任。除了直接造成事故发生的运动员，有时在致伤事故的民事赔偿中，基于合同雇佣关系，赔偿主体可能还包括致伤运动员所在单位等。体育竞技致伤责任构成包括：

一是行为主体为运动员。体育竞技致伤责任的承担主体以及行为主体均只能是运动员，这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前提。运动员在体育比赛或训练出现的伤害事故，包括自伤和他伤。首先得排除运动员基于对抗对方运动员而致的自伤行为，其次在团队对抗比赛或训练中，对本方运动员造成身体伤害与致对方运动员伤害一样，都应当承担致伤责任。

二是造成损害后果。为了追求观赏性或者挑战人类身体极限，体育竞技比赛往往具有高度的风险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轻微伤害追求侵权责任的可能性。当运动员的行为造成另外一方轻微伤害时，运动员一般不会追究对方的侵权责任。只有发生严重的身体伤害，甚至受害方的运动生涯可能因此终结时，运动员才应寻求法律的帮助。实际上，在足球、篮球、赛车、拳击等比赛中，经常出现严重致伤事故，但是就此向致伤人追究责任的现象很少见。

三是致伤行为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指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只有致害方的行为造成被害人伤害或者给被害人伤害的行为提供便利，才能视为二者具有因果关系。而比如在足球比赛中，某个患有心脏病的运动员在与对方相撞后发病死亡，如果是合理冲撞，另一方运动员无需对其死亡负责，只需对行为在体育范围内可能造成的致伤后果负责。

四是基于过错造成的。从主观心理上分析，致伤行为应是运动员基于故意或过失的心理造成的。如果运动员既无故意，也无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应归为意外伤害事故，运动员就无需承担责任。比如在篮球比赛中，球员扣篮后，篮筐、篮架倒塌砸伤其他球员，扣篮的球员也无需承担责任，这种事故也并非体育竞技致伤，根据情况可能是意外事故或场地所有者责任事故。

2.体育竞技致伤刑事责任抗辩事由

在法律责任不同标准的分类中，最常见的是根据不同的部门法所确立的责任种类将法律责任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违宪责任。其中，违宪责任是一种政治责任，与体育竞技致伤无关。由于体育规则通常由具有行政职能的机关制定的，如国家体育总局或其管辖的中国足协等，我们这里体育竞技致伤是在体育规则的范围内实施的，故无需承担行政责任。刑事违法行为通常伴随着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而体育竞技致伤也经常出现严重的致伤后果，那为什么还不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总结了一些学者提出的排除体育竞技致伤犯罪性的抗辩事由：

2.1正当业务行为说

所谓正当业务行为，理论界通说认为是指根据本身所从事的正当业务的要求所实施的行为。业务是指由于行为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而持续经营的事务而言，广义的业务行为包括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但正当业务行为不是直接依据法律和命令实施的，而是根据所从事职业的要求而实施的。

关于体育竞技中正当业务行为致伤与刑法规定的矛盾可以用“排除社会危害性的正当行为”论来解决。“所谓排除社会危害，是指外表上似乎符合某种犯罪构成，实质上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行为。”正当行为是刑法领域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国刑法理论一般将其称为排除社会危害，外国刑法中将其称为阻却违法事由或合法辩护事由。

应该说，运用正当业务行为理论作为体育竞技中致伤行为正当化的根据，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毕竟很多体育竞技行为本身即是一种职业化行为，这种体育竞技行为作为人们反复继续从事的工作确实是一种业务。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社会生活中还有相当多的体育竞技行为并非是一种职业化行为，也缺乏反复继续实施的特征，很难称之为业务。如果用正当业务行为理论解说所有的体育竞技行为便不够充分。

2.2被害人承诺理论

也称为权利人承诺理论，是指经作为有权处分自身利益的被害人的承诺，侵害被害人或者权利人利益的行为应排除违法。

卡斯东·斯特法尼教授指出：体育竞技比赛中的伤害行为可以依据传统习惯，以法律允许的名义，以被害人承诺为理由而使得犯罪消失。林山田教授也持相同的主张，剧烈的运动竞赛项目而造成的运动伤害，如果得到参与人的承诺，并且不违反善良风俗，那么就应当认定不具有违法性。因此，也可以依据被害人承诺理论排除刑法制裁。

2.3社会相当性说

所谓具有社会相当性的行为，是指在社会生活中，根据历史上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秩序而允许的行为。社会相当说将体育竞技中的致伤行为作为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通过证明体育竞技致伤为历史上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秩序所允许而具有正当性。既然具有违法性阻却事由，体育竞技致伤自然不能适用刑法。

该学说由于具有较大的包容性，确实存在一定的理论优势。但是，其标准过于抽象，不能精确地对犯罪的成立进行限制，在解释的过程中有被滥用的风险。

3.体育竞技致伤民事责任

通过上面几种抗辩事由，可以得出体育竞技致伤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为什么还要承担民事责任呢？我认为，伤害确实由致害人造成的，依据法律最基本的公平、正义理念，就应当追究致害人的民事责任。

实际上，体育竞技致伤只会产生民事责任。当然，体育竞技致伤责任并不等同于其民事责任，只是致害人只需承担民事责任，而无需承担其它责任。追究致害人的体育竞技致伤民事责任是受害人享有的权利，也是可以放弃的，取决于被害人。目前，还很少出现该类案件，主要是由于被害运动员法律意识淡薄、学界还存在很多争议等。那么如何合理追究体育竞技致伤民事责任，我将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3.1纠纷解决方式

首先可以采取诉讼方式。既然体育竞技致伤是特殊的侵权行为，那么就应当适用特殊的体育法律。但是，目前我国的体育立法主要只有1995年8月通过的《体育法》，这其中也没有关于体育竞技致伤具体的规定。在实际处理体育伤害事故方面，主要依据的是《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一些地方法规，但总体对体育竞技致伤只做了覆盖面小、不完整的规定，这给受害人在主张权利时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作为解决纠纷的最主要主体，法院在遇到该类案件时，往往因为缺少法律依据或者查无先例而难于判决，甚至以这些理由不予立案，即使立案，也在证据采集等方面遇到诸多问题。原本体育竞技致伤的受害人就很少追究致害人，即使因为种种原因下定决心诉诸法院，也在遇到这种情况后，无奈地撤诉或者一直无法得到理想的结果。

随着体育法律研究的增多，相信在以后，体育立法，尤其是体育侵权方面的立法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而法院有了法律依据后，能够更好地进行裁判，其实在现阶段，即使法律依据和先例少，法院作为保护人权的司法机关，也应作出创造性的判决保障受害者的权益。

其次，还可以采用体育仲裁及其它方式。我国《体育法》第33条规定：在竞技活动中发生的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可以看出，我国立法提倡运用体育仲裁的方式解决体育竞技纠纷。但是，我国现在没有体育仲裁机构，也没有具有专业知识的体育仲裁员，这条法律只能流于形式，而没有实际意义。现阶段无法运用体育仲裁，大部分运动员只能选择运用与体育仲裁类似的方式，即向所属的国内或国际体育协会请求解决争端，但其决定由于不具有强制性，往往无法得到认可。此外，受害者与致害人还可以协商解决纠纷。

3.2民事责任赔偿主体

由于体育竞技致伤的特殊性，其责任承担方式只能是赔偿损失。而作为体育竞技致伤行为的唯一主体，运动员自然是民事赔偿的主体。随着体育运动的流行，体育比赛的奖金也越来越多，运动员大部分已经具备了承担赔偿的经济能力。

一些学者认为，与致害人有雇佣关系的单位，如俱乐部，基于雇主责任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他们看来，作为雇主的单位通过运动员的比赛赚取利润，同时形成了体育风险，从公平角度来讲，应当由单位承担责任，这样的风险责任实际上单位在发生之前已经作为成本预见并考虑到了。当然，雇主承担的只是替代责任，体育竞技致伤的受害人有权选择由谁来承担责任，或者选择其一，或者将其作为共同被告。

赔偿主体的扩大有助于更好的对受伤运动员进行赔偿，以及时进行治疗或获取损失。所以，我也赞同把致害人所在单位纳入赔偿主体。

受伤运动员还可以通过与自己所在单位的合同关系或体育保险获得赔偿，但那不属于民事责任的范围内，这里不做讨论。

3.3民事责任赔偿范围

首先，受害人可以要求人身损害赔偿。体育竞技致伤事故造成的伤害可能会使受害人住院接受治疗，无法进行体育比赛，因此，受害人可以要求致害人支付医疗费、康复费、交通费及误工费等。若造成对方运动员死亡，则需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

其次，受害人还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表明了侵犯健康权时仅对于造成残疾的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我认为，对于运动员而言，应当特别对待。运动员刻苦训练，把体育运动当成自己的第二生命，如若在体育竞技致伤事故中受伤，达到无法继续体育运动的程度，应对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另外，造成受害人死亡的事故中，受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作者单位：福建省平和县人民检察院）

参考文献

[1]韩勇.体育与法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145-213.

[2]汤卫东.体育法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45-252.

[3]庄郑芳.竞技体育侵权行为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8：3-31.

故意伤人法律依据范文4

[摘要]旅游景区安全保障义务是民事法律为保护游客人身安全而确定的法定义务，该义务来自法律的规定及诚实信用的民法基本原则，具体内容包括提醒、警示、警告、疏导、制akrON的救助。景区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游客伤害-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景区不是对一切损害都承担责任，景区可举证明自己已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游客的故意或过失、第三人已承担了责任、不可抗力等情形予以全部或部分免责。旅游景区侵害行为与旅行社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损害后果，应承担连带责任；旅游景区侵害行为与旅行社过错行为间接结合发生损害后果，应根据各自过错大小及原因力比例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关键词]安全保障义务；补充赔偿责任；抗辨事由；连带责任

问题的提出

一、旅游景区安全保障义务

(一)危险控制理论

(二)信任理论

(三)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理论

1可预见性。是指“被告能合理预见到他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会对原告造成损失或损害，那么被告就被认为存在注意义务”。景区经营者应对其能预见到的损害承担保障义务，如景区能预见到景区栏杆破损未修理，游客可能会掉下悬崖，就负有维修栏杆的义务。对于不可预见的危险如罪犯在景区对游客突然实施抢劫杀人行为，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具有突发性、不可预见性，不可能让景区承担责任。如若课以景区防止犯罪发生的义务，景区不堪重负，将危及行业的发展。虽然景区没有防止犯罪发生的义务，但在事故发生后有积极救助、报警的义务。

2可能结果的严重性。有些危险虽然可能性很小，但一旦发生损害却极大，应责令经营者对此承担保障义务。如设置标志牌，虽然不设立发生损害的可能性小，但一旦游客误入禁止区域或迷路，损害就大了。

3导致损害发生行为的社会价值。有些旅游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因具有娱乐和教育功能而容许其存在。如儿童冒险游乐、攀岩、蹦极、海底探险等活动均具有发生损害的危险性，旅游景点对这些危险性活动应负有较高程度的注意义务。

4避免危险的费用。在考察预防措施的合理性时也应考虑经营者的经济负担，不能为保护游客使景区承担过重的负担。如果景区要防止犯罪的发生，必须建立严密的监控系统，每个路段派人站岗，对进入景区的人进行严密的身份审查；对随带物品予以严格检查。如果这样，景区将不是景区而是军营，这是景区不能承担的。不能将景区视为保险箱，而应在危险的可能性和预防危险的费用之间加以权衡，在景区能承担也应承担的范围内确定义务。

5社会的合理期待。游客进入景区，对景区的设施设备和服务的安全予以信任和合理期待，景区应在社会公众通常的期待范围承担义务。如游客相信景区不存在隐蔽危险，景区经营者应对这些危险予以消除、提醒、标示等等。

旅游景区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首先来源于法律法规规定，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风景名胜区条例》、《旅游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及地方旅游管理条例，都对景区的安全管理作了详细的规定。旅游经营者应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健全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和设施，建立安全的游览环境。安全管理规定是景区保障游客安全最低限度的强制性要求，违反该规定会招致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其次，安全保障义务来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道德观念的法律化，要求民事主体应善意地履行义务、行使权利，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景区经营者应以游客为中心，为游客所想，急游客所急，消除任何潜在的危险，为游客提供安全和舒适的游览环境。前例张渊案中，导游按行程带游客上山游览，没有听从游客的建议改变行程，应认为是一位尽职的旅游服务人员。但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导游应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危险，不考虑特定情形冒险带游客上山，将游客置于危险境地并最终致张渊死亡，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导游违反的不是法律规定，而是一个专业人员应尽到的善意的谨慎的义务。

旅游景区保障游客安全的义务总体上分为积极的防止损害发生的义务和给予提示、告知、警告等消极的防止损害的义务，具体包括：

(一)预防措施有效

1建立安全防范系统。景区必须配备与景区范围大小、等级相适应的安全工作人员，并配置相应设施设备。在景区内建立报警点、巡逻点，组建巡逻队，在景区值勤巡逻，及时发现潜在危险，维持良好的秩序。

2设施设备和交通工具安全、有效。景区内的游乐设施、防护栏、电力设施、消防设施、缆车、索道、交通工具等安全可靠，不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隐患，并能保证通畅运行。

3设置标志牌和警示牌。景区应在适当位置设置规范的景区平面图、示意图、线路图，使游客知晓景区地形地貌、景点布局、距离远近及自己所在位置。在游客集散地、主要通道、危险地带、禁止区域设置安全标志。安全标志应设置在明显位置，不可有障碍物影响视线，也不可放在移动物体上。

4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对景区的游览线路、设施设备进行巡查，一旦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消除。如清除有碍通行的各类路障，铲除游道旁松动的山体危石，对森林中的危树加固或拔除。景区服务人员对于游客不安全的行为应及时制止，如人员拥挤应积极疏导，不正确的操作应即刻纠正。

5旅游服务人员善意谨慎地为游客提供旅游服务。旅游服务人员本身就是旅游产品的一部分，除按职业要求完成职责外，应处处为游客想，为游客提供周到、细心和安全的服务。

(二)救助措施及时

事故发生后旅游景区应立即启动紧急救援体系，景区工作人员应立即赶赴现场，积极进行疏散，将游客带离危险区域。同时，医疗人员对受害游客进行及时的医治，尽量将事故损害降低到最小。

二、旅游景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责任

(一)法律责任性质

游客进入景区与景区建立旅游服务合同关系，在景区受到伤害的游客可提起违约之诉。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确立了景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景区未履行该义务，致游客伤亡，应承担侵权责任，为此，游客也可提起侵权之诉。

景区的侵权行为有两种类型，一是景区因有瑕疵的设施设备或不当服务行为致游客遭受人身损害，景区的行为与游客伤害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一是景区未能制止第三人对游客的伤害，景区的不作为行为与游客伤害之间具有间接因果关系。不管哪种情形，景区均对其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判断景区是否有过错的标准是看景区是否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安全管理，是否善意谨慎提供旅游服务。前例张渊案中，原告方提供的证据证明折断的马尾松顶端是秃的，从中心开始向外朽烂，说明景区经营者疏于对被折断的马尾松的管理，显然具有过错。虽然当时景区遭受历史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飑线)的袭击，．导致马尾松被大风刮断，但景区经营者不能以不可抗力为由请求免责。

(二)责任类型

景区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游客伤害，应承担的责任类型有：

1全部赔偿责任。景区经营者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被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是景区经营者对自己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2补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游客的伤害是第三人侵权造成的，由实施侵权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景区在提供旅游服务过程中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这种责任与全部责任不同：首先，游客的人身损害是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不是景区经营者造成的，按照责任自负原则由第三人承担责任。其次，第三人的侵害行为与受害者的损害后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景区经营者只是能够防止损害却没有防止，从而为第三人的侵害提供条件，加大损害发生的盖然性，其不作为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间接的因果关系。第三，实施侵害的第三人作为第一责任人，由其赔偿受害者的全部损失。只有在第三人无法确定或不能全部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由景区经营者在第三人不能赔偿的范围承担赔偿责任。第四，景区经营者的责任是过错责任。景区如果能够证明自己当时已经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可以不承担责任。第五，景区经营者在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实施侵害行为的第三人追偿。可见，景区经营者对由于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是对他人损害后果承担责任，似乎有背自己责任原则。但实际上经营者是对自己能够制止而没有制止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当然，安全保障义务也体现了侵权行为法旨在社会营造积极救助的人文关怀氛围的公共政策。

(三)抗辩事由

抗辩事由是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得以免除或者减轻责任的合法事由。事故发生后，景区经营者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和在何种情形下拒绝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的问题目前法律没有规定，而这点涉及准确认定被告赔偿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以下情况下可以减轻或免除景区经营者的赔偿责任。

1景区尽到了合理的保障义务

景区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有效的预防措施和应对事故的救助措施。游客伤害事故的发生不是由于旅游景区的设施和旅游服务，而是由于景区不能够预见和控制的其他事件造成的。景区对这些事件的发生没有过错，且在事件发生后积极救助。景区是一个公共活动空间，事件如犯罪发生的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及及时的救助，阻却了行为的过错性，景区不承担责任。

2游客的故意或过失行为

游客不遵守景区规定，不听从景区工作人员的指挥，实施危险行为导致损害发生，应由游客对其过错承担责任。游客作为理性之人也负有保护自己安全的责任，如果游客不遵守规定，使自己陷于危险处境，按风险自负原则应由游客自担其责，景区当然不承担责任。但景区要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游客明知危险却执意所为。

在实际旅游活动中，旅游环境状态与旅游者行为之间存在双向影响，且两者互为因果关系…。如果游客故意或过失行为与景区不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结合造成损害，构成混合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1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可以根据游客过错的大小减轻其赔偿责任。为保护游客利益，使景区尽最大努力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2条规定“侵害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为此，景区只能就游客故意和重大过失为由请求减轻赔偿责任，对游客一般过失行为不能要求减轻责任。如游客因景区工作人员未说明清楚危险活动的操作规程，游客操作失当致受到损害，就属于一般过失，不能减轻景区责任。

3第三人已经承担了责任

如果游客所受损害是由于第三人的侵害行为造成的，应由第三人承担责任。第三人已经按照法律规定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作为承担第二位责任的景区就不需承担赔偿责任。

4免责条款的效力

免责条款是当事人以协议排除或限制其未来责任的合同条款。旅游景区可否通过门票上的免责条款来免除责任?免责条款是由双方协商的，景区未与游客协商自行拟定的要么同意要么走人的条款，为格式条款。约定免责事项的格式条款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才能生效，否则无效。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旅游景区下列免责条款无效：(1)免除造成游客人身伤害的条款；(2)免除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游客财产损失的条款；(3)格式条款免除自己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由此可见，景区不能通过免责条款免除自己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游客人身伤害的责任。

5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洪水、雷电等自然灾害伤害游客，景区自身没有过错，就不承担责任。但对于自然灾害，景区能预见而未预见或能采取措施而未采取措施，景区就有过错，就不能以不可抗力为由请求免责。张渊案中牛姆林景区遭受了强对流天气(飑线)袭击，出现雷雨、大风，树木被折断。如果树木长势良好被折断，是不可抗力所致，可以免责；但砸伤张渊的马尾松树根部从中心向外部朽烂，景区显有维护、管理不周之错，当然不构成不可抗力，不能免责。

三、影响景区责任的其他因素

(一)动物侵袭与责任

游客在海滨浴场游玩，被海蛰毒死的情况下，景区是否有过错?判断的标准是按通常情形下景区是否能预见及是否采取警告、制止的措施。如果该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海蛰，不知什么原因海蛰来到这里，景区不可能预见到，则景区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如果该地区出现过海蛰蛰人，而景区疏忽大意，既不告之游客，又不采取防止措施致游客受伤或死亡，景区就有过错，应承担责任。

(二)旅游景区与旅行社之间责任的划分

故意伤人法律依据范文5

关键词：交通肇事；逃逸；实质；类型

中图分类号：D9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076-08

收稿日期：2013-04-29

作者简介：陈可倩（1984―），女，重庆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交通肇事罪是我国最常见且社会危害严重的过失犯罪。“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下文简称“逃逸”）是1997年修订刑法时新增的法定情节，也是交通肇事罪中最常见的法定情节。本文中的“逃逸”是广义的概念，除刑法第133条规定中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两种影响交通肇事罪处刑轻重的情况外，其外延还包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决定犯罪成立作用的“逃逸”。

由于“逃逸”这一情节在现实中表现形式复杂，相关法律又没有界定其具体内涵，因而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该情节的实质、表现形式、认定标准等问题的认识都很不统一。考虑到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刑事法治的统一和刑事正义在具体案件中的实现，笔者拟在梳理、分析现有观点的基础上，以相关法律规定为根据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能对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一情节的内涵与外延起一点积极的作用。

一、“逃逸”的实质

从理论角度考察，“逃逸”的实质是人们对“逃逸”这一现象根本属性的认识，据此人们对所有的“逃逸”都能给予合理的解释；从实践角度考察，则是认定某一事实是否是“逃逸”的根本标准，据此人们可以判断某一事实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中的情节。换言之，正确认识“逃逸”的实质是合理解释、正确认定“逃逸’，行为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对“逃逸”实质的认识有错误，对“逃逸”的解释和认定也一定会出问题。

（一）现有观点的缺陷

关于交通肇事罪中“逃逸”的实质，尽管在刑法理论界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概括而言，大致可以分别归人“逃避法律追究说”和“不履行救助义务说”两类。

“逃避法律追究说”主要是行政、司法实践部门的主张。这种观点认为，“逃逸”是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或者“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

“不履行救助义务说”主要是一些权威学者的理解。例如，张明楷教授认为，“犯罪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对于犯罪人而言可谓‘人之常情’，是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行为”，刑法“将逃逸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是因为行为人对被害人负有救助义务”。

尽管上述两类主张都能对刑法第133条规定中的“逃逸”做出某些合理的解释，但都可能存在片面地理解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很难对实践中所有“逃逸”情节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实际上，仅就刑法第133条明文规定中的“逃逸”而言，就有是否发生“致人死亡”后果两种表现形式。对于没有发生“致人死亡”后果的“逃逸”，即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规定的情况，如果运用“逃避法律追究说”来解释，显然就比“逃避救助义务说”更加具有说服力，因为这里的“逃逸”并不以交通肇事受害人需要救助为前提。从法律逻辑上说，没有需要救助的被害人，履行“救助义务”就没有对象；没有需要履行救助义务的对象，就不可能存在“逃避救助义务”的问题。所以，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规定，就不可能用“逃避救助义务说”来做出合理的解释。

尽管“逃避法律追究说”能较好地解释交通肇事罪中没有“致人死亡”的“逃逸”，但是，在逃逸行为发生了“致人死亡”结果的情况下，即面对刑法第133条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规定时，“逃避法律追究说”就不可能不显捉襟见肘的尴尬。因为，只有在行为人负有阻止特定结果发生义务的情况下，法律才可能就某一结果的发生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由于“逃避法律追究”这一表述很难理解为包括要求逃逸人阻止“致人死亡”发生的内容，所以，运用“逃避法律追究说”就很难解释“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法规定。

（二）“逃逸”的实质

1.“逃逸”必须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为前提

如果目前通行的观点都不可能对刑法第133条规定中的“逃逸”做出完全合理的解释，那么，如何正确地把握交通肇事罪中“逃逸”的实质呢？

在刑法理论中弄清“逃逸”的实质，是为了帮助我们正确理解、适用刑法。就刑法的理解和适用而言，“逃逸”的实质，实际上是指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正确理解相关法律法规中“逃逸”的含义问题。考虑到现代法治中的法律应该是一个内部协调的体系，法律规范中的每一个文字表述都应该受到这个体系的约束，因此，当人们对“逃逸”的理解出现疑惑时，特别是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对“逃逸”的规定出现不同解释时，回到相关法律规定的本身，通过系统全面地分析相关法律规定，然后从中抽象出对交通肇事罪中所有“逃逸”情节都能做出合理解释的结论，这可能才是解决分歧最正确的方法。

本文讨论的“逃逸”，是依附于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而存在的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没有交通肇事罪的存在，就无本文讨论的“逃逸”可言。因此，在正确理解“逃逸”的实质之前，有必要正确理解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

根据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罪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根据这一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交通肇事罪成立的前提，任何作为交通肇事罪定罪处刑根据的事实，都必须是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结果。“逃逸”是影响交通肇事罪定罪处刑的情节，自然也必须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为其成立的前提和基础。

2.“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实质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中的义务性规范

如果“逃逸”的成立必须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为前提，那么，“逃逸”的实质自然就应该在与交通运输相关的法律规定之中去寻找，且必须系统全面地分析现行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然而，怎样才可能在“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中找到“逃逸”的实质呢？

众所周知，任何法律都以相关的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其中，关于权利的规定是关于主体可以如何行为的规定，无论主体是否选择依照法律规定的权利行为，都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问题。所以，所谓“违法”中的“法”一定不是以权利为内容的法，而只能是以规定义务为内容的规范。根据这个一般的法原理，所谓“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中的“交通运输法规”，应该是指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中的义务性规范。

如果说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必须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为前提，行为人能够违反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只能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中的义务性规范”，那么，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情节也必须以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中“不得（禁止）逃逸”的义务性规范为成立的必要条件。但是，当人们带着这个似乎应当是理所当然的结论，到相关交通运输法规中去寻找“逃逸”行为违反了什么具体的义务规范时，却不能不惊奇地发现：无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是在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关于“禁止逃逸”这样的义务规定，有的只是“逃逸”应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规定。

交通管理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交通肇事当事人“不得逃逸”的义务，但是，不论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还是刑法，都把“逃逸”规定为处罚或加重处罚的根据。在这一事实面前，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这是否意味着相关交通运输法规和刑法关于处罚“逃逸”的规定违反了法律责任都必须以违反法定义务为基础的一般原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下面的分析中将会看到，只有坚持责任与义务同在的原理，我们才能最终发现：交通法规中没有“禁止逃逸”的规定，却要处罚“逃逸”的根据，一定不在“逃逸”本身，而在于“逃逸”行为违反了相关的法定义务。

3.道路交通安全法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规定的义务内容

如果说“逃逸”承担法律责任的根据不在于“逃逸”本身，而在于“逃逸”违反了相关的法定义务，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逃逸”行为究竟违反了什么法定义务呢？

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是指交通事故当事人的“逃逸”行为。据此推论，“逃逸”行为所违反的法定义务，当然应该是指相关法律为交通肇事当事人规定的义务。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具体规定交通事故当事人义务内容的，主要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该条第1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

可以说，上述内容就是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的规定。尽管上述义务基本上是按当事人应当履行的时间先后进行排列，并且在内容上还有相互交叉的成分，但大致可以按义务的性质概括为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协助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查明事故原因的义务和防止事故结果扩大的义务。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第1款的规定，这里的“协助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查明事故原因的义务”（也可以简称为“协查义务”），主要应该包含以下内容：（1）发现已经发生人身伤亡的交通事故后，车辆驾驶人员应当“立即停车（不得逃逸），保护现场”；（2）“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3）“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这里的“防止事故结果扩大的义务”（也可以简称为“防扩义务”），主要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第1款中关于“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为内容。

道路交通安全法之所以要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规定以上义务，是因为不履行其中任何一项义务，都可能会极大地加重交通事故对社会的危害。例如，不履行包括救助义务在内的“防止事故扩大义务”，就可能会造成新的人身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不履行“协助调查（事故原因）义务”，不仅可能会增加交通管理部门查明事故责任的困难，增大司法成本，同时也会增加被害人的痛苦。所以，只要违反了其中的一项义务，都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在一般情况下，不“逃逸”是交通事故当事人履行上述义务行为的基本前提，只要当事人“逃逸”，一般就不可能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上述义务。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不论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是刑法，都把“逃逸”规定为交通肇事行为加重处罚的情节。

4.“逃逸”应当以交通事故当事人“逃避履行的法定义务”为内容

如果把前面的分析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其一，尽管“救助义务”的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规定的义务之一，但是，“逃逸”的外延绝不仅限于“没有履行救助义务”，交通事故当事人没有履行“协助查明事故原因”的义务同样会产生严重的刑事法律后果；

其二，尽管现实中的“逃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基于“逃避法律追究”的动机，但是作为刑罚根据的“逃逸”的实质不应该是“逃避法律追究”，而是逃避履行相关法律规定的义务；

其三，“逃逸（逃离现场）”本身不是行为人应否承担法律责任的原因，只有因“逃逸”行为而致当事人没有履行相应义务，或者说只有“逃避履行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法定义务”，才是加重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根据。

（三）“逃逸”的两种表现形式

在了解“逃逸”的实质是交通事故当事人逃避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之后，自然就会得出以下结论：从刑事责任根据的角度考察，当事人是否“逃跑”，是否“逃离现场”，与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尽管“逃跑”或“逃离现场”是“逃逸”最常见的形式，而且相关司法解释和交通法规也以“逃跑”或“逃离现场”来界定“逃逸”的内涵。这不仅是从理论逻辑上应得出的结论，就是从事实角度考察，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也有“逃离现场”和“不逃离现场”两种实然的表现形式。

第一，以“逃离现场”为表现形式的“逃逸”，是指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后，因当事人以驾车或弃车等方式离开交通事故的现场，而未能履行相应法律义务的情况。由于这种“逃逸”形式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形式，在认定时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1）不能简单地将交通事故当事人离开现场的行为，都认定为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如果交通事故当事人在离开现场前已经履行了除不得离开现场外的其他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即行为人离开现场时，已经履行了保护现场、救助受害人、及时向执勤的民警或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报告义务，在事后也不逃避接受相关部门的调查，其离开现场的行为就不得认定为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2）不能简单地将当事人“逃逸”的动机都限定为“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因为“逃逸”的实质是交通事故当事人逃避履行相关义务，只要没有履行“协助调查”和“防止事故扩大”等义务，即使当事人逃离现场不是基于“逃避法律追究”的动机，其行为在客观上也会产生与“逃避法律追究”动机完全相同的危害结果。如果将逃逸的动机限定为“逃避法律追究”，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完全可能得出明显违情悖理的结论。例如，甲在驾车追杀乙的过程中，发生了致丙重伤的交通事故，甲为了追杀乙而未履行停车救助丙等义务，最终导致丙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甲离开交通事故现场的动机显然不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但是，如果据此认为甲的行为不属于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并因此而不承担加重刑事处罚的责任，显然就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结论。

第二，以“不逃离现场”为表现形式的“逃逸”，是指在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后，当事人尽管没有离开事故现场，但拒绝履行相应法律义务的情况。在认定以“不逃离现场”为表现形式的“逃逸”时，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机械地理解相关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中关于“逃逸”的规定，即不能简单地以当事人没有离开交通事故现场作为排除交通肇事罪中“逃逸”情节的标准。由于只有逃避履行交通事故当事人的相应义务才是“逃逸”的实质，尽管交通事故当事人没有离开现场，但只要没有履行保护现场、救助受害人、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并如实说明事故原因等协助调查、防止事故扩大等义务，同样能够构成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而行为人是否离开了交通事故现场与“逃逸”的成立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某甲在驾车将行人某乙撞死、某丙撞成重伤后，尽管没有离开现场，但既没有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也没有采取抢救伤员的措施，交警到现场后也不配合调查，当然也应该认定这种情况为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

二、交通肇事罪的事实类型

在刑法分则的规定中，任何犯罪总是表现为与一定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事实类型。刑法分则的这一表现形式意味着：只有以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刑为基础对具体的犯罪事实进行分类，才可能保证刑法的正确理解与实施；如果不归入与某一犯罪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犯罪事实类型之中，任何事实都不可能进入刑法评价的领域。

作为刑法分则规定的交通肇事罪中的特殊情节，“逃逸”不仅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在不同情况下对交通肇事罪的定罪量刑也发挥着不同的影响。从适用法律的角度考察，任何具体的“逃逸”情节都不仅只能在纳入与交通肇事罪不同的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事实类型之中才可能具有刑法意义，而且还只有在交通肇事罪不同的事实类型中才可能有相对确定的内容，并对交通肇事罪的定罪量刑发挥不同的影响。换言之，正确划分与交通肇事罪法定刑幅度相应的事实类型，是正确把握“逃逸”这个交通肇事罪特殊情节应有内容及其作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划分“逃逸”的类型并界定其内容和作用之前，应该以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不同法定刑幅度为标准来正确地划分交通肇事罪应有的事实类型。

所谓的“事实类型”，是指与刑法分则规定的与某种犯罪的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犯罪事实（类型）。例如，根据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上述规定中，为交通肇事罪规定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三个的法定刑幅度，与这三个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事实，即“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就是交通肇事罪的三种犯罪事实类型。

一般来说，当刑法分则为同一犯罪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时，与这些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犯罪事实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即在更高法定刑幅度内处刑的事实，不仅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而且应当以符合适用较低幅度法定刑的条件为前提。按此逻辑，可以将与交通肇事罪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犯罪事实分为基本类型、情节加重犯类型和数罪并罚类型三种情况。

（一）交通肇事罪的基本事实类型

某种犯罪的基本事实类型，是指被刑法分则规定为某种犯罪成立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的事实类型。在这种犯罪事实类型中，每一个事实都是犯罪成立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根据刑法要求应当具备的事实犯罪就不可能成立，是这类犯罪事实类型区别于其他犯罪事实类型的主要特征。

交通肇事罪的基本事实类型，是指刑法规定的与交通肇事罪第一个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那部分犯罪事实，即“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那部分“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事实。

笔者得出这个结论，主要有以下两点依据：（1）从事实的角度考察，刑法第133条中与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相对应的事实，都是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成立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没有因违反交通法规而发生“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重大事故”，其行为就不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2）从法律逻辑的角度考察，“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中的拘役，是刑法为交通肇事罪规定的最低法定刑。在刑法分则中，与某种犯罪最低法定刑相对应的事实，都是刑法关于该种犯罪的基本类型或者犯罪成立基本条件的规定。例如，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由于其中与“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相对应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刑法分则为诈骗罪规定的最低法定刑幅度，所以，“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这一事实类型，就作为诈骗罪成立基本条件的基本事实类型。

（二）交通肇事罪中的“情节加重犯”类型

犯罪事实类型中的“情节加重犯类型”，是指超出某种犯罪成立基本条件的事实被刑法分则规定为该种犯罪加重处罚条件的情况。这类犯罪事实类型中可能包含多个刑法规定为加重处罚条件的事实，只要具备该类型中的任一事实，就具备了依法加重处罚的条件。

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加重类型，是指与刑法第133条规定的第二个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那部分犯罪事实，即“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那部分事实。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刑法第133条规定中的情节加重犯，应该是与交通肇事罪最高量刑幅度相对应的情节加重犯，构成这一情节加重犯的事实是依法应处交通肇事罪最高法定刑的事实。这一结论依据主要有以下两点：（1）从语言逻辑的角度分析，无论在日常用语还是法律语言中，刑法分则中的情节“特别恶劣”或情节“特别严重”，都是关于某种具体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已达到最高级的表述形式。（2）从事实的角度考察，我国现行刑法分则中使用情节“特别恶劣”这一表述的共有11处，使用情节“特别严重”的共有139处，与这些情节相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中都包含了相应犯罪的最高法定刑，无一例外。如果没有特别的立法说明，我们就不应该得出相反的结论。

（三）交通肇事罪的数罪（并罚）类型

犯罪事实类型中的“数罪（并罚）类型”，是指与已经成立的某种犯罪有紧密联系的事实被刑法分则规定为新的犯罪的情况。

交通肇事罪数罪（并罚）类型，是指与交通肇事罪第三个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犯罪事实，即“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中的事实部分。其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构成新的交通肇事罪的条件，其中的法定刑部分则是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所构成的交通肇事罪与逃逸前的交通肇事罪应该如何并罚的规定。

关于刑法第133条中“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成立新交通肇事罪的条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证，这里主要讲以下三点理由：

1.从刑法分则规定的基本逻辑角度考察，与交通肇事罪第二个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是“情节特别恶劣”的犯罪事实类型。由于“情节特别恶劣”是刑法分则中关于犯罪危害程度已达最严重程度的表述形式，“情节特别恶劣”的犯罪事实类型中应该已经包含了（单一）交通肇事罪中罪行最严重的情况，与这种犯罪事实类型相对应的法定刑即“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应该已经包含了交通肇事罪的最高法定刑。刑法第133条为“逃逸致人死亡”规定的最高法定刑为15年有期徒刑，比最严重（“特别恶劣”）的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还要高出整整一倍多，这一规定显然超出了单一犯罪中的情节所能包容的范围。换言之，将“逃逸致人死亡”这一事实解读为新的犯罪，应该是根据刑法分则逻辑分析后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2.从刑法基本原则的角度考察，在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过失犯罪中，法定最高刑一般都没有超过7年有期徒刑，就是那些客观危害最为严重的过失犯罪，如过失爆炸、失火、过失决水等可能造成数以万计人员死亡的过失犯罪，法定最高刑也在7年有期徒刑范围内。刑法第133条为“因逃逸致人死亡”规定的法定刑最高达15年有期徒刑，比社会危害最严重的（单一）过失爆炸和失火等过失犯罪还高出了整整一倍多。在不否认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的情况下，如果认为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相对应的事实没有超出单一交通肇事罪的范围，就不仅在技术上有悖刑法分则设定法定刑的基本逻辑，在价值上也明显不符合罪刑相适应这一刑法原则。

3.从事实的角度考察，尽管“因逃逸致人死亡”这一情节的具体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界定，但“因逃逸致人死亡”完全可能构成新的犯罪（如逃逸行为又引发新的重大交通事故），则不但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类型及其成立条件

前面提到，作为交通肇事罪中的特定情节，“逃逸”有千变万化的表现形式，只有在将它们归入以交通肇事罪法定刑为基础划分的各种犯罪事实类型之中后，才有可能准确地把握其内容与作用。因此，将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事实划分为基本类型、情节加重犯和数罪并罚三种类型后，我们也可以根据“逃逸”这一情节在这三种犯罪事实类型中的不同作用，将其分为“交通肇事罪成立条件的逃逸”、“加重处罚条件的逃逸”和“数罪并罚条件的逃逸”三种情况。

（一）作为交通肇事罪成立条件的“逃逸”

在交通肇事罪的事实类型中，只有基本类型中所包含的事实才可能成为交通肇事罪成立的条件。因此，作为交通肇事罪成立条件的“逃逸”，只能是包含在交通肇事罪基本类型中的事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罪的相关解释，如果具有“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这一情节，行为人只要对“致一人以上重伤”的交通事故“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就应“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如果没有“逃逸”这一情节，即使“行为人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也只有在“致一人以上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的情况下，才应该按交通肇事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换言之，对于只造成一人以上三人以下重伤并应该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交通肇事行为来说，如果有“逃逸”情节，该行为就应按交通肇事罪定罪处刑；如果没有“逃逸”情节，该行为就不构成交通肇事罪。这种情况下的“逃逸”，就是作为交通肇事罪成立条件的“逃逸”。

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解释，这一情节的成立必须具备“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行为人“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现场”（即“逃逸”）三个基本条件。由于这三个条件在现实中都包含了比较复杂的内容，笔者愿在此试对这三个条件做初步的分析。

1.“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

根据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这里的“致一人以上重伤”至少有正反两层意思。

从正面讲，这里的“致一人以上重伤”意味着已经发生了最终导致一人以上重伤的交通事故，既包括交通事故当场对被害人造成的重伤，也包括发生交通事故后因为行为人“逃离现场”等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引发的重伤。

从反面讲，这里“致一人以上重伤”还意味着交通肇事行为还没有造成致被害人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30万元以上财产损失的结果。因为在行为人应当负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情况下，只要交通肇事行为造成“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的结果，行为就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在这种情况下的“逃逸”，就不可能是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而只能是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条件了。

2.“负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

这里的“负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是指（“致一人以上重伤”的）交通事故“完全”或“主要”是由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引起的，或者说，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或主要原因。

必须注意的是：尽管在任何情况下，认定行为人应对交通事故负全部或主要责任，都必须以行为人实施了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行为和交通事故完全或者主要是由行为人的违章行为引起的两个事实因素为根据，但在“逃逸”的情况下，这种认定有着不同于一般交通肇事责任的认定特殊性。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上述两个因素都必须是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但在当事人“逃逸”的情况下，上述两个事实因素却完全可能不是由证据证明的事实，而是由“逃逸”行为本身直接推定的结果。例如，某甲驾车致某乙、丙二人重伤后“逃逸”，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该交通事故（主要）是某甲的交通违章行为引起的，但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其他人也应对该事故承担责任，就应该推定由某甲承担全部责任。即使在有证据证明交通事故是由他人引起的情况下，某甲也只是减轻而不是全部免除责任。

这里的“逃逸”，即逃避履行交通事故当事人义务的行为。作为交通肇事罪成立条件的“逃逸”，可能表现为前面已经列举过的逃逸的各种具体形式。既可能表现为交通肇事当事人违反协查义务为表现形式（如行为人在造成一人以上三人以下重伤的交通事故后逃逸），也可能表现为不履行防止危害扩大义务为表现形式（因逃逸而致交通事故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造成了一人以上三人以下的重伤）。

（二）作为交通肇事罪加重处罚条件的“逃逸”

在交通肇事罪中作为加重处罚条件的逃逸，是指应归入交通肇事罪情节加重犯事实类型中的逃逸，即在刑法第133条规定中，与交通肇事罪第二个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交通肇事后逃逸”。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这里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在发生已经足以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交通事故后，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据此解释，作为交通肇事罪加重处罚条件的“逃逸”，主要是以交通肇事人不履行协助相关当局查清事故原因义务为表现形式。

（三）作为数罪并罚条件的“逃逸”

在交通肇事罪中，作为数罪（并罚）条件的“逃逸”，是指刑法第133条规定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况。

关于刑法第133条的这一规定，刑法理论中有不同的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这里的“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笔者认为，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第133条规定的内在逻辑，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应做如下理解：

其一，上述司法解释中的“交通肇事”，是指行为人在逃逸前已经造成至少一人以上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并应对其负完全或主要责任，或者至少三人以上死亡或者六人以上重伤并与其他肇事者应负同等责任的重大交通事故。换言之，刑法第133条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应该理解为在逃逸前的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况下，在逃逸过程中再度致人死亡。笔者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如果行为人逃逸前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其“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最多也只能构成一罪，即使属于交通肇事罪中社会危害最大的“情节特别恶劣”的情况，也只能归入交通肇事罪中“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节加重犯范畴，而不可能属于交通肇事罪的数罪并罚类型。

故意伤人法律依据范文6

关键词：家庭暴力危害成因对策

LegalAnalysisonFamilyViolence

DongXiaobo

（NanjingNormalUniversityJiangsuNanjing210042）

Abstract:.Familyviolenceisakindofviolencehappeningamongfamilymembers,whichdamagesseriouslythevictims''''health,infringestheirlawfulrightsanddestroyssocialstabilityanddevelopment,hascausedwidelysocialconcerns.Inordertoprotectthevictims''''rightsandinterests,all-roundsocialsupportsystemmustbebuiltup.

Keywords:familyviolencedamagecausemeasure

所谓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范围内的暴力行为。家庭暴力是古今中外家庭常见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丑恶现象，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家庭中的弱者,如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都有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家庭暴力根源是男尊女卑、父权制的传统陋俗，它严重危害妇女身心健康,侵犯妇女合法权益,破坏社会稳定和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我国2001年4月实行的新婚姻法对家庭暴力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制裁条款，如将家庭暴力作为受害方提出离婚的一个条件，受害方离婚时可请求损害赔偿等，还明确规定受害方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援助和居委会进行劝阻，因此，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而是一种法律予以制裁的行为。

本文试就家庭暴力内涵、危害、成因、预防与对策等方面谈一些拙见,以期人们从法律、社会、心理各层面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给予更全面、更具体、更适当的协助,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一、家庭暴力的内涵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得早,并经历了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如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男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们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之后对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从英国学者观点看出:“家庭”不仅指有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的生活共同体,而且还包括同居关系及婚姻关系终止后出现的暴力行为。行为方式不仅有直观性还有非直观性的。可见,家庭暴力是许多不同行为所体现的一种共同性,这些行为的共同目的都是施暴者为了实现对受害人的控制。[1]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性方面的行为。按其危害程度可分为重大暴力与一般暴力两类。[2]

因此，家庭暴力从形式上来看,可分为以下三类:

1）身体暴力:包括所有对身体的攻击行为,如:殴打、推搡、打耳光、脚踢、使用工具进行攻击等。

2）语言暴力:以语言威胁恐吓、恶意诽谤、辱骂、使用伤害自尊的言语,从而引起他人难受。

3）性暴力: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接触。

二、家庭暴力的危害

首先，家庭暴力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

其次，家庭暴力伴随着对妇女的精神摧残。由于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因此她们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只不过因为身体上的损伤是外在的、较为明显而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精神上的损伤是内在的、较为隐蔽而容易被忽视。精神的创伤往往比身体上的创伤更难以愈合,遭受暴力的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悲哀,有的悲痛欲绝,导致心情抑郁或精神分裂。在找不到正当的解脱途径的情况下,她们只好采取回娘家、出走,甚至自杀等消极反抗方式。当虐待超过了她们肉体、精神的承受能力时,有些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有资料表明：我国五成以上的女性犯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3]

第三，家庭暴力严重地危害社会安定、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社会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创造者。而那些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人,在其生命、生存及人身权利、人格、名誉等这些做人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暴力所侵害、所剥夺的情况下,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发展中去呢?家庭暴力不仅严重侵害了这部分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直接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严重地危害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很难想象,在一个充满暴力、充斥吵骂、怨恨和悲愤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会是幸福、快乐的。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女,深受家庭暴力的影响,其生理、心灵上必然会受到较大的伤害,也会给下一代人的心理投下灰暗、悲伤的阴影,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子女,大多数患有恐惧、焦虑、孤独、自卑、不相信任何人等心理障碍。在他们长大之后,如果其心理得不到及时诊治,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其中有的人甚至会成为敌视社会、报复社会的人,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一点,已为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案例所证实。

三、家庭暴力的成因

1.经济收入的不平衡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经济原因。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传统的择偶观是男强女弱。女方希望找一个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的男性,而自己甘愿默默奉献于家庭,一些男性由于有了妻子及其家庭成员的支持,因某些机遇而迅速致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所谓的“优越感”得到了体现,于是要求家庭成员绝对服从其意志,否则就恶语伤人,大打出手。此外还有政策的原因,妻子下岗,收入减少,重新就业困难,不得不暂时依赖丈夫,从而受到丈夫的冷落和歧视。

2.立法不完备和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是家庭暴力滋生的法律原因。我国目前尚无明文惩处家庭暴力法律规定,虽然《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禁止用暴力虐待、残害妇女,但由于有些家庭暴力事件与虐待罪事实之间有本质的差别,裁决起来缺少法律依据。

3.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是家庭暴力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男尊女卑”,夫权统治贯穿数千年中国历史;“三从四德”,将女性置于男性统治之下。对子女则实行惩戒之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推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礼教。掌握家庭经济权力的家长,对家属当然地享有至高支配权,从而使干涉与侵害妇女、子女的人身权利的行为合理合法化。直至今天,崇尚男性对女性暴力、父母对子女惩戒的历史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家庭。

4.司法的漠然态度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根源。，因为家庭暴力并非一般的治安问题,还涉及到感情因素。司法人员认为“清官难官家务事”，他们怕自己正儿八斤的去处理了,可当事人之间马上又和好了,反过来还怪自己多管闲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四、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的对策

首先，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框架来制止和处罚家庭暴力行为。我国现有关于维护妇女、老人、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散见于《宪法》、《民法通则》、《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中,要消除家庭暴力就是要逐步完善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受害者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例如：设立分居制度，它作为同居制度的一种补充，不仅可以缓解夫妻双方的矛盾，避免草率离婚，还可以对防止婚内暴力以及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有积极作用；在民法上，因从侵权的角度看待家庭暴力，赋予受害方民事赔偿请求权，受害方有权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包括精神赔偿）。

其次，建立多层次多机构的社会支持体系。1.充分发挥基层居委会等组织的调解作用。2.强调执法机关及时介入,有效制止的职责。3.建立类似于国外妇女庇护所性质的社会救助机构。以帮助受害人及时摆脱家庭暴力。

第三，加强道德教育,提高全民素质,树立良好风尚。通过多种教育活动形式加强国民的道德教育,促高社会道德水准,制止、减少甚至消除对妇女的家庭暴力。通过教育,借助舆论的力量,倡导良好的婚姻道德风尚等以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使不道德者受到应有的舆论谴责,同时也通过教育使每个人懂得彼此尊重对方的人格和尊严的重要,充分认识到只有尊重别人的人,才能获得别人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尊重。另外,通过多种渠道对弱势群体———妇女进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教育,使她们提高自身素质,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从根本上摆脱家庭暴力。

第四，构架家庭暴力法。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法。针对家庭暴力的长期性、复杂性与严重性,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家庭暴力法。1995年12月新西兰国会通过了《家庭暴力法案》，全面调整家庭暴力问题;英国也于1994年出台了家庭暴力法;新加坡对此也有专项立法;在我国台湾地区,1998年也通过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从刑事、民事、家事和防治服务多种角度,治理家庭暴力问题。由于我国家庭暴力有关的现行法规,均散见于各类法典,法条中并有许多的漏洞与缺失,并未提供根本防治及解决家庭暴力问题之途径,极不利于司法操作及社会实践。因此我国在今后的立法规划中,也应将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纳入其中,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的行动有专项法律可依,且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到统一的威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