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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核心思想范文1
【论文摘要】 本文综合微观经济学说与微观经济研究方法，运用需求和供给曲线分析归纳经济单位活动内在客观规律，提出了微观经济进深理论和更为实际的研究方法。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对人类行为的目的与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强调了资源的稀缺与选择的问题。人们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必须做出多种多样的选择，使绝对稀缺的经济资源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合理利用。根据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的不同内容，可将经济学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本文就微观经济学研究进行一些综合性的探讨、论析。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体经济单位，诸如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者、单个市场等。通过研究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价格分析是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价格理论。在微观经济学中，任何商品的价格都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应用分析，通常被当作微观经济分析的出发点，而微观经济学分析所涉及的经济变量都是个量，主要从分析单个消费者和单个生产者的经济行为、分析单个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分析所有单个市场均衡价格的同时决定三个层次上逐步深入的。这种由个别到一般再到全部的总结、推导，形成了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合乎理性的人”完全理性、完全信息、完全竞争三个基本假设是整个微观经济研究的前提。两种分析方法均衡分析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相对稳定，二是相对最佳。各种理论所寻找的最佳答案，最终都是在某种均衡状态确定了它。对于边际分析的方法，要想确定问题的最佳解答，必须考察经济变量在原有水平即边际上所发生的微小变化，以明确事物向最佳状态发展变化的趋势或方向，直至达到极值。需求曲线、供给曲线确定单一变量，各种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得到供求定理的过程，以及弹性概念的提出及应用都为各种问题的研究、解决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需求曲线斜率为负值、供给曲线斜率为正值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基本特征，它表明了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量成同方向变动的规律。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相互影响构造出了市场的均衡状态，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分别是以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分析作为依据的。效用论分析需求曲线背后消费者的行为，并从中推导出需求曲线，因而效用论也被称为消费者行为理论。分析供给曲线背后生产者的行为理论，从生产者行为的分析中推导出供给曲线。将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结合在一起，并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结果表现为产品市场中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相互作用及结合结果，即可分析出产品市场的均衡状态。
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运用效用论中基数效用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分析得出基数效用论的消费者均衡条件，即消费者应该使自己所购买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运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可推导出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同时可得出消费者剩余的概念，表示一种愿意支付与实际支付的差额，代表着一种状态。效用论的序数效用论从消费者偏好进而应用无差异曲线细化分析出消费者消费行为。应用无论在函数形式上还是在曲线特点上都非常的相似的长期生产理论等产量曲线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无差异曲线，再由边际技术替代率和预算线共同推导出序数效用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即所购买两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两商品的价格之比与之对应，由等产量曲线和等成本线（企业预算线）推导出既定成本条件下产量最大化，既定产量条件下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生产要素组合；以及原理相对应的消费者的价格—消费曲线、收入—消费曲线，生产者的扩展线，规模报酬及规模报酬曲线，而规模报酬的变化又是规模经济与不经济的一个特例。商品价格变化所引起的该商品需求量的变化（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再由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到市场需求曲线，补充了不确定性下消费者的行为。生产者行为理论从企业的本质分析各种类型的生产函数，再由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分析得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短期成本变动的决定因素正是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与之对应的长期成本可推论出长期生产技术的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呈U型的决定因素，而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特征又决定了长期边际成本也呈先降后升的U型特征。长期成本曲线是在短期成本曲线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规模，选择最优后推导出来的。
完全竞争市场和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内容构成了市场结构理论。市场论的中心是分析不同类型市场中商品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的决定。在各种市场的类型以及划分市场类型的四个主要因素中，第一市场上厂商的数目和第二产品的差别程度是最基本的决定因素，第三个因素对价格的控制是第一、二因素的必然结果，第四个因素进出一个行业的难易程序是第一个因素的延伸。市场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取决于市场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决定了市场的需求曲线，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决定了市场的供给曲线。收益取决于市场对其商品的需求状况，成本取决于厂商的生产技术方面的因素，收益和成本决定了利润。不同类型的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是不同的，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最有效率的市场类型，为其他类型市场的经济效率分析和评价提供了一个参照对比。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和供给曲线及行业的短期供给曲线推导得出完全竞争行业的长期供给曲线、完全竞争市场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三种类型中，垄断市场的垄断程度最高，寡头市场居中，垄断竞争市场最低。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即论证市场经济能够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微观经济学以需求、供给和均衡为出发点，通过效用论研究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推导出消费者的需求曲线，进一步得出市场的需求曲线。生产论、成本论和市场论主要研究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推导出生产者的供给曲线，进而得出市场的供给曲线，就可以决定市场的均衡价格。完全竞争市场最优，垄断市场最差，而垄断竞争市场比较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寡头市场比较接近垄断市场。在所有个体经济单位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一个经济社会如何在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经济资源的配置，是我们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寻求最优值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第一宗旨和目标，而微观经济学说和微观经济研究是总结、指导、实现这一宗旨和目标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但是，认知和研究的局限性、人类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影响因素的多元性，决定了对现实经济不能简单地以帕累托最优理想状态应用“看不见的手”原理去研究、推理每一个家庭都具有一系列反映该家庭对两种物品的偏好的、向原点突出的无差异曲线及一系列代表生产任何一种产品所需的劳动和其他投入品的有连续性或平滑的等量曲线，存在经济中任何一个部门的一系列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存在生产过程中一切投入品的一系列的边际物质产品曲线。我们只有以客观、辩证、唯物的方法，深入市场经济社会实践，总结、认知市场经济社会内在的运行和发展规律，反过来指导、推动市场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方能达到微观经济学说和微观经济研究的真正初衷。
【参考资料】
[1] 钟世洪：微观经济学教程[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
微观经济学核心思想范文2
奥地利学派奠基人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来，特别是W·贾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与杰文斯及瓦尔拉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1977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所说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1884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1889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页注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认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者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经济学的思想敌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了的剩余理论。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剖析了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20—1940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还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
1903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
“（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见施特赖斯勒，1986年）。
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维塞尔：1914年）。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密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战后的奥地利学派
第一次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处境与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庞巴维克与世长辞。门格尔在退休后的长期隐居中，曾不时在校接待青年经济学家的来访，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虽然维塞尔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至1926年去世，但学术中心已转向年轻一辈经济学家。其中突出的有庞巴维克的学生密塞斯和维塞尔的学生及教授职位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Mayer)。密塞斯只是维也纳大学（不领薪俸的）“特约”教师，从未真正取得过教授职位。他的学术影响主要在大学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战前受教育）著名学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Strigl）、埃瓦尔德·沙梅斯（EwaldSchams）和莱奥·舍恩菲尔德（LeoSchonfeld）（以后还有伊利（Illy））。面对这些变化，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新的著作发表了，一大批年轻学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许多人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Machlup）、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Morgenstern）和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PaulN．Rosenstein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奥地利学派在两个相互交叉的团体里展开了热烈的经济学讨论。一个在维也纳大学以汉斯·迈耶为首，另一个聚集在密塞斯周围，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行著名的“私人讨论会”。密塞斯的讨论会不仅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也吸引了诸如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艾尔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Voegelin）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就是在这一时期，维也纳的学术热情对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种接触的极为重要的结果是罗宾斯1932年发表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罗宾斯，1932年）。主要是通过这部著作，奥地利学派的好些基本观点被汇入了20世纪英美经济学的主流。1931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去伦敦经济学院讲课，此后即受命主持该学院的图克讲座。
哈耶克来到伦敦促进了“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的发展，并使它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对该理论作过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页）。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是因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资源错置的，是生产者预期一部分公众愿意将消费推迟到与时间偏好的真实格局实际上相违背的程度，于是便发起新的生产过程。而继后放弃难以维持的生产项目就构成了周期的下降阶段。密塞斯强调，该理论来源于威克塞尔(Wicksell）和更早的英国货币学派。事实上，密塞斯很难为这一理论被贴上奥地利学派标签提出申辩（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这个理论已经牢牢地贴上了奥地利标签了。哈耶克热情阐述并广泛发展了这一理论（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还（通过这一理论）向英国公众介绍了庞巴维克资本学说的远见卓识，这无疑使这一发展完善的学说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记，并使经济学界认识到该理论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鉴于所有这些发展，我们显然必须认定：从许多方面讲，30年代初期是奥地利学派对整个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时期，然而，这种辉煌的业绩却是短暂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无裨益。这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同一个30年代初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决定奥地利学派命运的几乎是致命的转折点。在短短数年中，除了作为经济学派史上重要但已过去的一页，独树一帜的奥地利学派学说竟从经济学界销声匿迹了。虽然汉斯·迈耶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战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边的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们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国大学。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内瓦，以后到了纽约。由于哈耶克去了伦敦，维也纳再也不是生机勃勃继承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中心。而且，该学派中的许多学者确信，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已被经济学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论经济学优势地位的出现，以及历史学派和反理论学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失势，无疑使奥地利学者相信他们已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没有必要再发展独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了。密塞斯在1932年说过的话道出了这层意思。在谈到通常把经济学理论分为三派，即：奥地利学派、英美学派和洛桑（Lausanne）学派时，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话强调说，这些学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表达相同观点的方法，他们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术语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学说的本质”（密塞斯，1933年，第214页）。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保存并发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这主要是通过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马克卢普曾几次（马克卢普，1981年）列举二次大战前奥地利学派的6个主要观点。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这些观点确实表达了1932年时人们所理解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方法。这些观点是：（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请不要与政治上或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混淆，而是指它主张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到个人行为中去探寻）；（2）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参考有关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3）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的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5）机会成本（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时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之机会）；（6）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表明时间偏好和生产率的“迂回性”）。
不过，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评论似乎是适宜的。（1）大多数现代微观经济学都吸收了这6个观点，只是侧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这6个观点证实了前面引证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论断，即“所有”的经济学流派有共同基础。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的研究却暗示，这6个观点并没有“真正”全面概括奥地利学派。虽然，在当时（20世纪30年代早期）奥地利派学者中很少能证明奥地利学派还有其他观点，但在该学派的传统学说中事实上已隐含着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确阐述。由此来看，（4）一些重要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有别于微观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因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发展起来的。说明这些区别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来阐述，这就使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界仍保留其与众不同的“风貌”。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后期发展
汉斯·迈耶1932年撰文批评“功能价格理论”，并提倡使用“遗传因果”方法。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样理解经济学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别。在此文中，迈耶批评价格均衡理论没有解释导致市场价格的行为“顺序”。要理解这一顺序，就必须理解构成这一顺序的行为的最初原因。根据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撰写的论著，有理由认为迈耶当时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奥地利学派思想中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本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本身（和研究他们著作的人，如L·罗宾斯）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看来，发生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那次著名论战，即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中经济计算可能性的争论，帮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阐发了这一当时被忽略了的含义。仔细阅读一下这次论战的文献就会发现，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击他们的论敌——“主流”均衡派的论点时，阐明了奥地利学派在理解市场时强调过程、学习和发现（拉维（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说过，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学者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就和企业理论中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把价格作为参数一样），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哈耶克阐发了他对竞争性市场过程的解释，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见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时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场过程特征（他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强调知识的作用，而是强调了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参见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据密塞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发展（并且承认这些发展揭示了早期奥地利学派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思想。见：柯兹纳（Kirzner），1985年，及贾菲，1976年），我们有理由在马克卢普提出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观点后面再加上下述几条：（7）市场（和竞争）是学习和发现过程；（8）个人决策是在不稳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此处认定有关选择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上述两个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对奥地利学派传统学说再度重视的中心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该学派的传统学说。
今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由于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些含义至少是部分重选的，另一些则至少是部分矛盾的。为了理清楚这些不同的理解，列举80年代赋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不同含义，不无裨益。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目前的地位，不论是好是坏，完全是由时下这些理解体现的。
（1）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希克斯和韦伯（Weber），1973年；莱塞（Leser），1986年）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和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了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赖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年）。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如前述，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
（3）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类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论著的影响。密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N·罗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论著加强了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但是，另一些观察者会对如此定性奥地利学派提出疑问。虽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早期论著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思想尖锐对立的，但总的来说该学派保持一种超政治的姿态。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维塞尔，1914年，第490页）。虽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Wertfrei）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
（4）对于经济学界的许多人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对卡尔·门格尔以及早期奥地利学派思想，尤其是经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现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出现在美国，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主要包括默里·N·罗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尔·何兹纳（IsraelKirzner，1973年）、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马里奥·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罗杰·W·加里森（Roger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这一派的目标是突出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是一种过程的解释与主导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常常被理解为只有部分是准确的（见怀特（White），1979年，第9页），拒不采用现代数学和经济计量技术。而规范经济学则主要因均衡为方向而广泛采用这些技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的这批经济学家（有时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确自认为早期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赞赏市场有秩序的结果，但在理解这种结果实际是怎样取得时，又与新古典主义有分歧。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的原文和译文得到再版，在经济学界内外吸引了大批读者。
微观经济学核心思想范文3
[关键词]商业银行;财务资源配置;战略目标
一、商业银行财务资源的研究范围
(一)商业银行财务资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资源,商业银行在社会中承担着金融服务职能,其生存发展同样依赖资源。商业银行要创造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投入资本费用,管理好资金、人力,并拓展市场。因此,广义的财务资源包括银行创造价值过程中的资金费用、人力资源、市场资源等;狭义的财务资源主要以纳入财务报告体系核算的资金和经营费用为主。限于篇幅及研究范围。本文拟在狭义范围内进行探讨。
(二)财务资源的配置
财务资源配置源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资源的基本属性。经济学认为资源是稀缺的,但资源又是可选择的,这使得资源配置成为必要。从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商业银行创造价值必先投入资本作为保障,提高人力费用吸引高端金融人才,加大营销费用开拓市场,财务资源的配置贯穿于银行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商业银行的财务资源配置,即各种财务资源在银行内的不同空间和时间进行配置,为银行创造价值服务。空间配置包括机构、部门、产品和客户;时间配置主要包括商业银行发展的各个阶段。财务资源配置讲求效果,通过完善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可以监测和考察配置情况。
二、战略目标导向的提出
(一)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1 根据委托理论,现代商业银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股东控制力逐渐弱化,股东目标与管理层目标极易出现不一致的状况。而依据行为科学理论,商业银行的员工行为也对战略目标产生较大影响,只有员工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协调一致,才能确保实现战略目标。因此,为传导银行股东的战略意图,明确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公正有效地配置财务资源,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将管理层目标、员工目标与银行的战略目标紧密联系起来,将银行的发展理念传达到每个层级和每一位员工,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保障。
2 许多专家学者非常重视财务资源的配置问题,余永定等(2002)从宏观层面指出资源配置是在不同的生产目的之间合理地分配与使用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不管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下,人们都不得不考虑或者面临的主要决策:一是生产哪些产品(或提供哪些劳务)并生产(或提供)多少;二是怎样生产(或提供);三是如何分配并且向谁分配这些产品(或劳务)。赵丽芳(2006)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对财务资源配置进行研究,提出存在明确市场价格的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条件是各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其价格之比。微观个体保持可持续的增长,才能为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合理化提供一个基础。周密、张曾莲(2005)从委托关系出发,指出企业集权或分权模式影响财务信息传递并影响资源配置。张正国(2005)从财务契约属性出发。认为财务契约是财务资源配置的工具,财务资源配置的结果体现财权在企业中的配置。有专家学者从企业存在的宏观和微观环境的角度进行探索,或者从企业自身经营管理的角度研究资源配置,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认为,研究财务资源配置的环境和方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未形成一个整体的框架,即没有系统地解决财务资源配置的基本目标、实施过程和配置结果等问题。财务资源配置离不开企业的财务活动,财务活动的目标和方法对资源配置具有指导意义。
(二)战略目标为导向的财务资源配置
迈克尔-波特有言:“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并非每个环节都创造价值,价值创造来自于某些特定的活动。即战略环节。企业的竞争优势实际上就是企业在某个特定的战略环节上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决定资源利用方式的基本变量。”商业银行必须以价值增值为目标,实施价值管理,唯有为股东创造实际的经济价值方能生存。而商业银行的战略目标就是规划银行的发展方向,发掘什么能增加银行价值以及如何增加银行价值。银行战略决定了如何把稀缺的财务资源分配给最有价值的活动,因此,本文提出以商业银行的战略目标为导向配置财务资源。战略目标回答了则务资源配置的基本目标:即实现银行的战略目标。通过预算管理,量化分解战略目标,将财务资源在银行中的机构、产品、部门和客户等四重体系中实施配置,通过绩效评价体系监测和考察财务资源的配置效果。
三、战略目标对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
战略目标对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表现在战略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在战略目标制定阶段。管理者必须考虑资源配置因素,而战略目标为资源配置指明了方向和基本原则。在战略目标分解和实施阶段。资源按照分解路径配置到各实施机构和部门,为战略目标的实施保驾护航。在战略目标考核阶段,前期配置的资源势必成为考核对象,是否达到投入产出的效果,实现的效果如何,都需要进行验证,当期的验证结果为下阶段资源配置提供参考。
(一)战略目标指出资源配置方向
商业银行制定战略目标的中心思想是立足于优势和机遇。消除弱点迎接挑战。规划未来的发展。优势和弱点属于银行自身竞争能力的内部因素,机遇和挑战属于金融环境、竞争对手等外部因素。明确了当前的形势和环境,商业银行要着重分析如何实现战略目标,即哪些产品、项目或部门在创造价值。他们的贡献度、发展潜力和不可替代性对价值创造产生何种影响,为保持和发展产品、项目和部门的竞争力需要配置哪些财务资源。战略目标的制定过程明确地指出,财务资源配置的目标是保持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创造价值的领域上。
(二)战略目标指明资源配置路径
商业银行财务资源的分配是通过分解战略目标以财务预算形式实现的。商业银行的战略目标通过财务预算的方式分解并传导,在预算过程中不仅明确责任权利。也对财务资源进行预算和分解。财务预算运用财务会计手段将战略目标与经营计划和具体的作业联系起来,将宏大的战略目标以解码的方式落实到具体的部门、机构直至个人。财务预算对财务资源的配置要与战略目标相匹配,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能够创造价值的产品和部门中,因此配置过程要经过反复的推敲论证和“讨价还价”。
在财务资源配置过程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产品价格,扭曲和模糊的价格必然影响资源配置的效果,商业银行通过比较应用存贷款利率、上调央行利率等资金价格,制定内部产品的转移价格,较好地解决了财务资源配置标准的问题。
(三)战略目标验证资源配置效果
商业银行财务资源配置的效果是通
过考核战略目标来实现的。对商业银行战略目标的考核同时也是评价资源配置效果的过程。现代商业银行普遍采用以EVA为主要指标的考核体系衡量辖属产品、部门和机构创造的价值。EVA指标中包含资金的成本、风险和人力费用、营销费用等资源,通过对比同行业和内部预算,可以衡量商业银行资源投入创造价值的比率是否合理、是否达到预期。从而为分析财务资源配置效果、调整资金和费用的使用思路提供支持和借鉴。
商业银行股权分散,机构庞大,股东与董事会、董事会与管理层以及管理层与基层之间存在多层委托关系。通过战略目标考核,商业银行建立了以财务资源配置为基础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将考核结果与奖惩措施紧密联系运用,一方面规范和约束人和员工的行为。另一方面发挥财务资源的激励作用,使得人目标与银行目标协同一致。通过考核评价各级人的完成战略目标的情况,使得财务资源不停留于表面上的配置,而把资源配置转化为人和员工的动力和压力,提升组织和成员的执行力,促使组织和成员达到目标。
四、启示与不足
战略目标指出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战略目标指导财务资源的配置。在执行战略目标的过程中,财务资源发挥保障和激励约束的作用,支持商业银行实现战略目标。两者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效配置财务资源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首先,战略目标要明确,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向和市场定位决定了财务资源总量;其次,财务预算管理要准确地将战略目标分解到具体的实施部门,预算过程决定了财务资源配置的份额;最后,财务考核要透明,考核结果一方面验证财务资源的配置效果,另一方面与商业银行管理层和员工奖惩紧密结合,起到激励和约束的作用。
商业银行的战略目标一般服务于银行的内部发展。而商业银行在社会中同样扮演重要的金融角色,为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承担相应的义务。完成与此相关义务同样需要财务资源的支持,如何配置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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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正国谈财务契约与财务资源配置[J]财会月刊,2005(11)
微观经济学核心思想范文4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 全球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 救市
一、凯恩斯主义理论
（一）凯恩斯主义的三种形态
1、正统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是基于凯恩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的统称，它本身就存在各种形态。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1926）和《通论》（1936）奠定了这种思想传统的基础。这种传统的核心思想在于：（1）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基本诊断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2）要修补制度的这些缺陷，政府就必须终结自由放任主义，采取积极的行动。这类行动的核心包括两个部分：运用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总需求管理，使经济走向充分就业的均衡；运用收入再分配政策，降低财富和收入的严重不均等程度以扩大有效需求。
由这种思想所引发的凯恩斯革命，诞生出正统凯恩斯主义。它以IS～LM模型作为凯恩斯理论的规范表达方式，曾在上世纪50～60年代统治着西方宏观经济学，并且对工业化社会在这一时期的政策有着巨大的良好影响，以至于有不少学者把二战后1950～1973年期间发达国家所享有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凯恩斯主义稳定化政策的直接结果。这确实是工业化国家的黄金时代，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较低，GDP增长率较高，经济周期得到控制。
2、新凯恩斯主义
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滞胀问题，彻底暴露出正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和在政策建议方面的无能。例如，1972～1982年期间，美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8.7%，失业率7 %，而GDP增长率只有2.2%，理想的菲利普斯曲线也消失了。再加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在理论上的批判，到20世纪70年代，正统凯恩斯主义结束了它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然而，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就此消亡。在与货币主义、以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争论过程中，凯恩斯主义在烈火中获得新生，形成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新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明出新的分析工具AD～AS模型，可以解释滞胀现象。新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最重要贡献是：第一，使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更加牢固，把各种价格和工资粘性的解释建立在个人理的基础上；第二，论证了市场的不完全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放大各种外部冲击对经济运行波动的影响；第三，细化总需求管理政策，把货币政策（只关注货币、利率等政策变量）拓展到金融政策，细化财政政策，把作为总需求政策组成部分的再分配政策和作为总供给政策组成部分的税收激励等区别开来。
3、后凯恩斯主义
同时，与正统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些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对凯恩斯传统的重点和核心思想的理解不同于正统凯恩斯主义，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它又分为欧洲阵营和美国阵营。前者比较重视凯恩斯所说的资本主义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这一缺陷；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不确定性以及货币金融对经济体的影响和作用方面。但是，后凯恩斯主义就是在其活跃的时期也处于学术边缘的地位，仅仅对欧洲国家的实践有微小的影响。
（二）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
凯恩斯革命的成功曾经使古典传统失去其在经济学中的风光地位。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古典传统又以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身份重新焕发出其学术魅力。与新凯恩斯主义不同，新古典主义试图通过建构一种从下到上的方式来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一套微观基础，其模型是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市场连续出清这三个基本假说的有机组合。
经过长期的争论 ，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间达到了某些共识 ，并共享主流的地位。其主要包括：（1）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及其两个基石，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并且都坚持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必须以法治为制度基础；（2）信奉自由市场具有一种内在的均衡和效率的机制；（3）新凯恩斯主义接受了新古典主义的2/3的假说，只是拒绝了市场连续出清的假设。而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第一，新古典主义认为，经济波动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的证明，而是个人最优化决策的产物，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在宏观上的表现形式；而新凯恩斯主义坚持认为，经济周期现象表明了某种重大的市场缺陷，要恢复到均衡，需要一个较长的调整过渡期。第二，新古典主义认为 ，政府不应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经济波动，这类政策努力不仅不可能达到所期望的政策目标，甚至会加剧经济的波动，从而减少社会的福利；而新凯恩斯主义则坚持认为，这类政策对于降低经济的波动是必不可少的。
二、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2008年金融危机从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带给国际社会深刻反思，连西方大国舆论都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价值观进行重新审视，并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现实和未来价值。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宣称要把社会主义扔进垃圾堆，认为世界历史已经终结。在这两种舆论反差中，国际社会不断地搜寻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总所周知，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0多年中，美国经济的运行相当稳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步入一高双低的良好态势，即实际GDP增长率高，而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之所以出现这种稳定状态，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良好的经济政策，具体说，就是宏观上的格林斯潘主义和微观上的里根主义。
但是，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的思想根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相互推脱责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干预市场运行是导致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危机再次证明“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这次危机标志着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里根主义”彻底破产。
要对这种相互指责的状态做出实事求是的解析，就必须分析支配近20多年美国政策的经济思想基础。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政策已经转换为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并用的政策形态。
（一）格林斯潘的新凯恩斯主义政策
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许多经济学家曾经把美国经济的相对稳定归功于格林斯潘。正是他关于利率和货币供给的决策，使美国经济保持在合适的轨道上，避免了深度的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失控。在这一点上，美联储尽到了职责，也符合凯恩斯主义如何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思想。
具体说，为刺激经济增长，1991～1999年间美联储把联邦基金利率从7%一度降至3 %。利率的大幅下调刺激美国企业不断增大设备投资，形成美国二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期（即新经济）。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裂，为刺激总需求，美联储由加息周期转为减息周期。但是，正是这一轮的低利率政策迅速刺激了美国房市的高度繁荣，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推高房价。这使得美国众多的金融机构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过分乐观，贷款条件不断放松，以至于没有任何信用记录的低收入者也可以获得房贷，从而最终给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若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只在于美国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从经济泡沫的培育过程看，格林斯潘一直使用有意含混不清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这种做法使得其理论立场也不甚清晰，人们常用“新货币主义”来指称这种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体，其实这正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本质。
（二）里根主义的新古典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权掀起新自由主义政策潮流，形成“里根主义”。这种“里根主义”的核心思想其实是新古典主义政策思想的核心，即小政府和经济自由化。小政府要求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经济自由化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应尽量取消对市场行为的约束。在美国的实践中，其后的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基本上都遵循着里根主义，这类政策对最近20多年美国的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美国过于相信自由市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能力，在金融领域也大力推行自由化，主观上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缺失和松懈。也就是说，以自由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也是导致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
三、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救市方案与实质
（一）主要经济体的救市方案
1、美国救市方案
为阻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美国国会参议院于2008年9月通过了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 美国国会众院否决了7000亿美元救市法案。现救市方案总额增至8500亿，10月3日在众议院投票获得通过。美国财政部和联储联手推出的救市方案，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发行国债收购主要金融机构手中的不良资产，挽救金融企业日益恶化的资产负债表，加强其资金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达到稳定金融体系的目的。美国本轮的救市计划事实上是想通过斩断金融崩溃中的关键链条来达到阻止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做法 ，这是面对金融危机所能做出的最优选择。这符合新凯恩斯主义债务型通货紧缩假说的精神。
2、欧元区国家救市方案
欧元区15国首脑于2008年10月12日在巴黎召开欧元区首次峰会并推出联合救市计划，以共同应对当前金融危机。此项计划的要点是：债务担保，欧元区成员国2009年年底前为银行5年期以下的新债务提供担保，以帮助增强投资者对收回投资及其回报的信心，降低银行借贷难度；银行资本重组，欧元区国家政府承诺以资本重组和其他“相应手段”救助陷入危机的大型金融机构；政府控股，政府可以购买优先股的方式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直接注资；会计规则，政府将寻求改变“按市值计价”的会计规则，防止银行因金融危机冲击而标价过低，从而加剧市场恐慌气氛。
3、中国救市方案
国务院总理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会议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二）救市方案的新凯恩斯主义本质
凯恩斯革命本来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在这种意义上，凯恩斯主义带有危机经济学或克鲁格曼所说的“萧条经济学”的性质。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看来 ，以上那些做法是理所当然的。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克鲁格曼的观点： 我们要以不惜一切代价扭转形势的精神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如果我们做得还不够，那就加大力度，改变方法，直到信贷开始流动，实体经济开始恢复。
因此，对于应对这场危机克鲁格曼提出的具体方案是：“首要的任务是金融救助以避免金融瘫痪，而要实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注入更多的资金，注入资金的系统应该包括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系统。如果注入资金效果不显著，可以对金融体系实施全面的暂时国有化。其次，即使信贷市场复苏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威胁仍然存在，必须采取素来高效的老药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措施”。最后 ，在经济呈现出恢复之势，则必须转向预防性的措施，改革金融体系以防止危机再次爆发。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救市政策方案开启的是危机管理机制，或者说各国的救市政策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应急政策。
四、基本结论
（一）凯恩斯主义是以需求导向型为主的经济模型
凯恩斯革命带来的永久性政策影响就是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提出和不断完善。只要是这类政策，就必然带有凯恩斯主义的性质。因此，二战以来凯恩斯主义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只不过是在不同时代影响实践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形态不同。同时，所有形态的凯恩斯主义都是自由制度的拥护者，它们反对的只是放任自由主义形式的市场制度。
（二）各经济体救市方案是一种凯恩斯主义式的应急政策
此次金融危机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关于资本主义未来模式的争论。主流媒体中出现一种主张反对市场经济的思潮，认为美国不得不干预经济，甚至于采取某些 国有化政策。这其实是把政府救市行动等同于国有化，进而等同于社会主义，是对自由市场制度的误解。危机时期西方国家采取一些类似国有化的措施，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会无限期地直接管理经济，而会在危机过后又重新私有化，并放松某些应急的管制措施。
西方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以财产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原则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它不会因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改变，但具体管理体制却会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在西方社会历史和现实中的自由市场制度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市场要受到大量的治理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影响，而是根据经济实际运行的时代要求，不同时代的政府管制的范围和干预的程度也不同。
（三）要正确认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有效性
救市政策不应该阻碍正常的经济调整，更不应该保护那些原本就应抛弃的落后的生产力部分。明智的经济政策既要考虑到短期的效应，也要考虑到那些必须预见到的效应――长期影响。总需求管理政策，运用得当可以抑制经济的波动幅度；而运用失当，它就会给经济埋下巨大的隐患。没有一种经济能够保持永远繁荣，波动是市场经济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处理繁荣时期所积累的问题。但是，每当经济面临衰退之时政策当局总是热心于扩张性的总需求政策，使繁荣人为地延续下去。这种政策，虽然在短期中有助于降低失业率和维持暂时的表面繁荣，但在长期中却容易使经济体滋生出各种经济泡沫，阻碍经济结构的正常调整。因此，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信条的政策执行者对总需求管理政策也应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对人们用一系列的短期目标管理长期经济的智慧持慎重态度。
（四）新凯恩斯主义的发展方向
新古典主义在学术上居于显赫的地位，但在宏观政策的实践方面却一直是凯恩斯主义或其变体居于支配地位。而新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宏观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其本身却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理论框架。全球金融危机，一方面使凯恩斯主义者更谨慎地审视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另一方面也会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行为的怀疑程度降低。借助此次金融危机，由于双方都是在微观基础上进行宏观政策的争论，而微观经济学是比较成熟。因此，凯恩斯主义可以强化其学术地位，并加快这两种主义走向新的综合，使得双方的差距不断缩小。
参考文献：
[1] 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M]，中信出版社，2009，第178页.
[2] 许经勇.萧条经济背景下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创新性和现实性[J].理论探索与争鸣，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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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 张秀娈，陈新岗.试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美国经济史的影响[J].山东社会科学，2007，（5）.
[6] 番薯.金融危机与政府救市[J].时代周刊，2008，（7）.
微观经济学核心思想范文5
【关键词】生态经济学；生态学；经济学；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的问世，标志着人类首次真正结合社会经济问题开展生态学研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类经济迅猛发展，可是用著名经济学家布朗的话来形容，这是“自我毁灭的经济”[1]，因为伴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众多环境问题，已严重的影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一、不容乐观的地球生态环境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给人类经济带来飞速发展，可是这也给环境带来的巨大的破坏。经济理论和经济指标并不能解释经济是如何影响地球的生态环境的。为什么中国西北部的沙漠化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南太平洋珊瑚礁大批死亡，为什么从南极冰原到北极冰盖冰雪融化无处不在，为什么人类已处在自恐龙灭绝后最大一次物种灭绝的早期阶段？以及日常报道的森林缩减、牧场退化、土地风化、渔业崩溃等诸多问题都在表明着经济发展与地球生态环境的激烈冲突。我们将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就是产生经济衰退的结果。
（一）全球气候变化
气候，即某一地区多年间大气的一般状况。[2]它包括大气的平均状况，也包括多种可能的统计特征及其极端状况。而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述，“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其本质为环境问题，但却给地球上所有物种的生存带来影响。它会影响经济增长、人口扩张、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管理等全球性的问题，同时也会受他们影响。”[3]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致命的。如上面提到的冰川融化，气象灾害频发，中国98洪水造成2.23亿人受灾，以及2005年的三场超级大西洋飓风，现在想起仍让人不寒而栗。
（二）物种多样性减少
地球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物种共同构成了地球的生态系统。然而，近年来人类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大量侵占动植物栖息地，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生物多样性锐减。在我国，上海的淡水河流、湖泊的河面率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1.10%减少到21世纪初的8.40%，减少了2.7%。[4]森林是巨大的基因库，地球上20%-40%的物种都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森林里，可在1969-1975年，巴西中西部和亚马逊地区的森林被毁掉了11万多平方千米，巴西的森林面积同400年前相比，整整减少了一半。[5]20世纪80年代，热带雨林国家的人口从15%增加到36%，而森林毁灭的速度几乎加快了90%。[6]面对如此现状，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在环境恶化并带来长期经济衰退之前扭转局势，避免重蹈覆辙。
二、生态经济学的兴起
（一）国外生态经济学的兴起
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麦肯齐（Mekenzie）首次在研究人类群落和社会时融入了植物和动物生态学，第一次将经济研究与生态学结合了起来。而在卡逊《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人类觉醒了，因此大批拥有生态意识的经济思想家如雨后春笋班出现。最终，在1966年，肯尼斯·鲍尔丁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这个概念。迄今为止，西方理论界关于生态经济的多种思潮学派，大体可基本分为以下三类。
悲观派：这一学派的代表是美国的米都斯及其于20世纪60年代末所著的《增长的极限》；英国生态学家爱德华、哥尔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蓝图》。悲观派学者认为，如果任由现在的经济和人口增长趋势发展下去，在今后的100年内地球上的有限资源极有可能被消耗殆尽，导致人类的灭绝。他们认为经济和人口的增长是造成现今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所以只有“零速增长”，即停止经济人口增长，停止工业技术的发展，才有可能解救人类。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人类应该回归到18世纪的田园式农耕生活来解决现今的危机。
乐观派：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代表作是《世界经济的发展——令人兴奋的1978～2000年》。以及朱利安·西蒙，其代表作为《最后的资源》。他们认为，目前的粮食、能源、人口问题只不过是出于“伟大转折（1800～2000年）”的过渡时期带来的结果，即产业革命到后工业化社会的过渡时期，人类由贫困到富裕的过渡时期。而由于科技的进步、人类资源的无竭性，生态环境会愈发好转，未来这些问题都会慢慢消失。
可持续发展派：悲观派过于强调人类经济活动的破坏性后果，乐观派则夸大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对解决生态问题的能力。经过时间的沉淀，两派人员都认识到自身观点的局限性，最终产生了观点趋同的趋势。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家熟知的赖斯特·R·布朗（Leste R Brown），其代表作为《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他们主张人类通过经济、法律、行政等正当手段干预生态经济，引导技术革命，使经济增长、资源开发、人口控制、环境保护朝着生态经济和谐发展方向前进，追求社会经济可持续稳定的增长。
（二）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兴起
生态经济学在我国起步较晚，至今不过三十余年时间。但是其发展很快，并已取得一定成就。1980年8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在青海西宁的一次会议上首次发出了建立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倡议。1982年11月在南昌市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生态经济学术研讨会。
1984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会上再次强调了生态经济学研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7]
经过30余年的研究讨论，我国生态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得到了迅速发展。在理论上，有对生态经济平衡理论的研究，对生态经济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对人与生物圈、生物多样性经济评估等学术成果；在实践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如生态经济预警研究，积极探索生态评价指标体系、自然保护区等方面的实践应用。
三、生态经济学的内涵
（一）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生态经济学”的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在他的重要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首次正式提出来的。[8]作者在此篇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协调理论”，指出自然生态系统是现代经济社会系统建立的基础，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活动都在大自然的生物圈中进行。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态经济系统，即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和地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二）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跨领域科学，从广义的角度探讨了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由这两个系统所组成的复杂系统的运动规律。它转变了人类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事实上，生态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系统理论及伦理理论都为生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石。接下来着重分析下生态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9]生物时刻改变着环境，环境为生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源，所以两者是共同进化的。因此人类必须意识到，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环境和资源的有限性，珍惜拥有的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学理论中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即为生态因子。生态因子对生物生长发育具有限制作用，同理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也受限制因子的限制，这时如何进行有效资源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
经济学是一门对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以及消费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10]其两大核心思想为，物品是稀缺的，以及社会必须有效地利用他们。传统微观经济学关注个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宏观经济学关注整个国家或者区域的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其中的许多理论都构成了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生态经济学探讨的人类经济发展规模不能所占地球承载能力百分比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资源的稀缺性问题，另一方面，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分配也为生态经济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四、生态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1989年，国际生态经济学会（ISEE）的成立以及《生态经济》杂志的创刊是生态经济学发展史上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而即便研究生态经济学变得越来越普遍和规范化，它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许多课题仍然尚处于摸索阶段，但我们确实可以通过其发展史看出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上所说，从西方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可持续发展理论已经成为主流，这其实就是生态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1990年首届国际生态经济学讨论会的题目与中心议题就是“生态经济学：可持续的科学与管理”，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讨论已经形成热潮。生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已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过渡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鲍尔丁及许多科学家过去认为经济系统隶属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下，人们应该努力寻找两者协调发展之道。但现在，生态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不仅仅是协调发展，如何通过经济法律等手段促进技术进步，使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资源利用都能可持续的进行下去，更为重要。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必将是未来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大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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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唐建荣.生态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22.
[9]Frodin.D.G.Guide to Standard Floras of the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72.
[10]Harper，Douglas.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Economy.http：///index.php？term=economy. 2013.8.2.
微观经济学核心思想范文6
内容摘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确立了现代经济学形成、演进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勾勒了完全竞争经济条件下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一致的理论框架，论证了个体经济单位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路径，反映了完全竞争经济内生的经济高效率，奠定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 私人利益 社会利益 一致与背离
命题的提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
“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是斯密在论述自由贸易和自由经营的主张时提出的，是对经济自由主义深层次的说明。斯密（1972）表述到：“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定，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是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这段著名的论断成为对经济自由主义实现公私利益协调的经典论述，斯密说明经济自由条件下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性。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论证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模式是资源最佳配置的唯一方式，说明该模式在推进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增进社会福利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指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都受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自发调节和支配，无需国家（政府）的计划和调控。国家的经济作用仅在于保护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侵犯；严正的司法机关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建设并维持公共事业和某些公共设施。换句话，充当私人资本的警察和守夜人。
当代经济学家将斯密上述思想发展成为一个更加精致的“原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给定一些理想条件，单个家户和厂商在完全竞争经济中的最优化行为将导致帕累托最优状态。实际上，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是：任何竞争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同时，任意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也都可以由一套竞争价格来实现。
命题的展开：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性的基础
《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调节了个人和社会、私利和公利之间的关系，具有经济调节的职能，描绘了完全竞争性市场的理想状况。后来的学者一般认为“看不见的手”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市场提供一个由私利追求通达公利最大化的路径。公利（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路径在斯密研究的逻辑体系中建立在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在经济自由主义条件下的协调与一致基础上，即社会利益仅是私人利益简单的算术和。基于这一逻辑基础，在每一个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自然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进一步，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又植根于人的道德本性。
下文对完全性市场的理想状态进行解析。为构建完全性市场的理想状态，经济学建立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首先，第一层的假设是“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设：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第二层次的假设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包括了原子型结构市场、产品的同质化无差异、所有资源的完全流动性及完全信息。在这种假设框架体系之中，任何私人只能服从于市场，并且其行为是完全独立的和互不影响的，当然它既排除了外部影响的存在，也排除了任何经济个体对市场的控制和操纵，寻找到了私人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契合方式，形成了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化的平台。
假设的第一层次构建了经济个体行为最优化内生机制，出于利己的本性，每一个个体经济单位以最敬业、最负责的态度，精心算计着每一次选择决策的利得（并且假设的体系中也赋予他这种“算计”的能力），以达到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目的。
问题到此，仅是保证了私人行为的最优化。如在垄断市场条件下，并不满足完全性市场的理想状态的其他条件。如图1所示，假定平均成本等于边际成本且固定不变，它们由图中水平线AC=MC表示。当产量为q m时，实现了厂商利润的最大化，即保证了私人行为的最优化，而在q m产量上，价格Pm高于边际成本MC，因此，存在帕累托改进，并未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假设的第二层次构建了经济个体行为最优化的市场平台：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保障了个体决策中信息支持，避免了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或非对称而使决策偏离最优化的可能。内生私利动力机制与外部完全信息条件结合起来，构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效率模式的内核。
综上所述，私人的“理性”及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形成了完全性市场的理想状态，既保证了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又确保了私人行为的最优化，从而也就实现了在私人利益最大化前提下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命题的再展开：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背离
（一）市场结构的现实状态
随着生产的日益集中，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垄断、寡头垄断的市场支配已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普遍现实市场问题。不完全竞争市场，以垄断市场为例，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出现了背离：如图1所示，当产量>q m时，P>MC，表明消费者愿意为增加的1单位产量所支付的价格高于生产该单位产量所引起的成本，因此，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也即存在着社会利益增加的空间。只有当产量达到q*，价格为P*时，P=MC，才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它又偏离了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条件，即MR=MC。
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背离的原因在于其行为的非独立性，单个厂商的行为会通过对销售量的控制，继而对价格的影响，传导影响到其他厂商或消费者的选择。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前提下，社会利益不再是单个私人利益简单的算术和。
（二）外部影响的现实状态
在讨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时，还存在着一个隐含的假定：单个私人的经济行为对社会上其他人的福利没有影响，即其各自的行为是完全独立的。当然之所以称之为隐含条件，意味着当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时，这个条件是可以满足的。前述所论及的价格影响，也可以看作是外部影响中的一种形式。当然，外部影响的范围远不止于此，外部影响包含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两个方面。外部影响的存在，排除了私人行为的独立性，也就导致了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背离和不一致，也就无法寻找到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条件下的群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从而导致从群体层面上来看的资源配置失当。
如图2所示，假设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存在着生产的外部不经济。图中水平线D=MR是某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由于存在着生产的外部不经济，因此社会边际收益曲线（MC+ME）位于私人边际收益曲线（MC）的上方，两线之间的纵向垂直距离为ME，即边际外部不经济。从厂商私人利益的角度而言，完全竞争厂商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产量Q2，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产量应为社会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时的产量，即Q1。可见，由于生产的外部不经济导致实际生产超过了帕累托效率所要求的产量水平。
对于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或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背离问题科斯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科斯（1961）重新研究了交易成本为零时合约行为的特征，并论证了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即使外部影响存在，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指财产使用权，即运行和操作中的财产权利）界定是清晰的，则私人利益仍然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斯蒂格勒将科斯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命名为“科斯定理”。但科斯的研究仍然建立在两个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难以满足的条件基础之上，一是产权明确，并且这一泛化的产权明确必须达到对一切外部经济，其受益人必须支付成本，而对于一切外部不经济，行为人必须向利益损失者给予支付；二是交易成本为零，即不存在任何的交易摩擦。
此外，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还存在着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等现实状态。公共物品、公共资源与“私人物品”在排他性和竞用性上具有不同的特点，使得市场机制的作用丧失了基础，必须在其配置机制上，设计新的制度安排。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是现实社会存在的实际状况，事实上，在完全信息的假设中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理性人可以无成本地获取与其决策相关的所有信息；二是理性人具备完全理性的能力，即其具有吸纳信息的无限能力。“个人在吸纳信息（领会信息、传递信息和应用信息）上具备有限的能力”（柯武刚、史漫飞，2000）。现实的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必然导致多元化的选择结果，甚至是“逆向选择”，私人行为最优化的单一选择，被现实中的多样化选择所替代。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不再具有完全的共同指向，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或背离尽在情理之中。
结论
微观经济学从高度抽象的层面勾勒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想框架，“为私有制的企业制度提供了一幅安慰人心的图像”（罗宾逊，1978）。但抛开意识形态层面上价值取向来看，它构建了一个资源配置效率的样本，提供了一个经济效率的坐标，证实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当然，还应当看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我们既应当利用市场机制，通过利益导向，充分调动每一个经济个体的积极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同时也要意识到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并非完全的协调和一致，必须发挥制度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协调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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