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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研究报告范文1
力推LNG燃料船舶技术应用
“我们认为到2015年，以LNG为燃料的新船订单将达到500艘，到2020年将达到数千艘 。”2011年11月29日，在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海事会展上亮相的DNV亚太及中东地区首席运营官Remi Eriksen表示， LNG作为一种清洁且高效的船舶燃料受到的广泛关注，不仅对整个航运业提出了倡议，也为将LNG作为船舶燃料更快引入各个领域打下了基础。
2011年11月28日，DNV在上海了一份有关中国液化天然气市场现状与前景的报告。这一自2010年以来进行的系列调研后报告，是继东南亚、孟加拉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后完成的第五个研究报告，明确了挪威和中国公司有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包括：提供液化天然气再气化解决方案、液化天然气小规模分销、液化天然气船用燃料、液化天然气贮存及船对船传输、航运技术（推进和燃料仓技术）以及标准化活动等。
据“十二五”计划预测，在中国的初级能源结构中，天然气的比重将在2015年从2010年的4%提高到8.3%。为了达到这一宏伟目标，中国在2015年将需要进口大约500-600亿立方米天然气（包括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进口），大致相当于欧盟目前的进口水平。据中国船舶经济研究所预测，中国2015年的天然气进口将需要14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终端和65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舶提供支持。Remi以DNV已经完成研发的数个LNG燃料船的设计概念为例，认为DNV已经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来开发以LNG作为燃料的船舶概念，聚集了优秀的船舶工程师们一起开发新的概念，这些概念船展示给船东、船厂、监管当局和业界其他利益相关方，以共同激励创新和推动实际进展。
据悉，挪威船东此前已向中国江苏的船厂订造了两艘LNG为燃料的新船。在推进与中国的合作方面，DNV以及其它挪威公司将利用其独特经验，为中国公司提供助益，并可在先进航运技术联合研发方面发挥引导作用。同时随着中国液化天然气价值链标准的迅速提高与变化，挪威公司还可以在改善安全和环境风险管理等方面提供咨询服务。
首家三种类型船舶燃油效率新指南
2011年11月29日， DNV在上海三份内容分别覆盖油轮、散货船和集装箱船的提高燃油效率新指南。这是继2011年4月推出针对散货船的燃油效率指南后，又一引导船舶设计方、船厂和船东的重要指标性文件。
据了解，去年4月DNV了散货船燃油效率指南的第一版后，“收到了来自散货船船东和运营商的良好反馈，推动了我们更新这份指南以覆盖更多领域，提供更多细节”，DNV散货船部经理Michael Aasland先生表示，由于低迷的市场租金和不断上涨的油价，目前对这种客观性指南的需求非常强烈。除了更新散货船燃油效率指南，DNV针对油轮和集装箱船，制定了两种船型的燃油效率指南。
为适应IMO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通过和批准的新船能效设计指数（EEDI）、能效营运指数（EEOI）的要求，上述新指南包括不同节油措施分别对EEDI和船舶能效运营指数（EEOI）的影响。如油轮燃油效率指南，包括现有船舶和新设计船型，对不同节油措施的选择及其具体的操作特点提供了简明的概述。同时，其附加的相关投资回报率分析计算器以及DNV的咨询服务，将为油轮的设计方、船厂和船东提供高度相关的补充和决策支持。而集装箱船燃油效率指南则为低速航行和减少箱量提供正确的措施降低油耗。
DNV表示，为了进一步帮助船东，三份指南还附加了免费的投资回报率计算器，可基于未来油价、利率、降低油耗的评估以及投资和维护成本进行经济效益分析。计算器给出来了所选节油设备的净现值、回报率和回报周期。DNV将为船东和运营商提供咨询服务，从最初的设备筛选到设备效果的验证，帮助船东和运营商更容易做到节约成本、改善环境绩效，并在艰难的市场环境中具有竞争力。
设立大中国区技术咨询服务中心
“随着行业快速增长以及面临的新环保挑战，中国海事行业需要越来越多的技术支持。” DNV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国区主席姚伯乐介绍说，“在中国设立专门的技术咨询部门是DNV的战略举措，符合我们对中国的长期承诺―即支持中国船舶和海洋工程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DNV大中国区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将针对船舶和海洋工程领域提供一系列的技术咨询服务，包括结构分析、运动和波浪载荷、噪音和振动、动力机械设备、延寿评估、现状评估、创新和技术论证，以及其他根据客户要求定制的服务。
海洋经济研究报告范文2
美国是目前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工业革命早，农业生产集约化、自动化，农业经营产业化、组织化，农产品市场化运作、电子化交易，农业物流系统化，农业服务社会化、企业化，农业管理公开化、透明化，深入分析美国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信息化的特色对我国这方面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作为世界电子信息产业的第一大国，农业信息化是在信息技术和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与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同步发展的。美国政府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从农业信息网络建设、农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全方位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构建了以国家农业统计局、经济研究局、世界农业展望委员会、农业市场服务局和外国农业局等五大政府信息机构为主体的国家、地区、州三级农业信息网，形成了完整、健全、规范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
建立了强大的农业网络和丰富的数据资源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农业信息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美国政府每年拨款15亿美元建设农业信息网络，进行技术推广和在线应用。2007年，美国配有互联网接口的农场数量从2005年的51%上升到了55%；拥有计算机或租用计算机的农场数量从2005年的55%上升到了59%。美国农村高速上网日益普及，其中使用拨号上网的比例从2005年的69%下降到了目前的47%。ADSL、光缆、卫星和无线上网更加普及，ADSL上网人数已占农村网民的27%，比2005年增长了1倍，光缆、卫星和无线上网人数也增至 7%。
——农业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随着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美国利用自动控制技术和网络技术实现了农业数据资源的社会化共享。美国在农业数据资源采集及存储方面采取以政府为主体，构建规模和影响力较大的涉农信息数据中心（库），全面采集、整理、保存了与美国及国际有关的大量农业数据资源。以美国的AGNET系统为例：该系统是目前世界闻名的农业计算机网络系统。该系统于 1975年由内布拉斯加大学创建，现有200多个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应用软件为开发者所有，覆盖美国46个州，联通美国农业部、15个州的农业署、36所大学和大量的农业企业。用户通过家中的电话、电视或微型计算机，再加上一个专门的装置，便可同主机连接并共享AGNET的数据和软件资源。此外，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的AGRIS，存有10万份以上的农业科技参考资料；信息研究系统CRIS可提供美国农业所属各研究所、试验站、学府的研究摘要；全国作物品种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储存有60万份植物资源样品信息，可在全国范围内向育种家提供服务。另外，美国还有国家农业数据库（AGRICOLA） 、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数据库（NOAA）、地质调查局数据库（USGS）等规模化、影响大的涉农信息数据中心（库）。这些数据库实行“完全与开放”的共享政策，给美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
农业决策支持系统得到广泛应用
——农业专家系统。COMAX/GOSSYM是美国最为成功的一个农业专家系统之一。该系统由美国农业部和全国棉花委员会于1986年10月研制成功，用于向棉花种植者推荐棉田管理措施。它是一个基于模型的专家系统，有一个模拟棉花生长发育过程和水分营养在土壤中传递过程的模型GOSSYM。该模型给出施肥、灌溉的日程表和落叶剂的合理施用方法，给出棉花生产最佳管理方案，已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和南卡罗来纳海滨等棉产区应用并获得巨大成功。在棉花收获时节，这些地区正值雨季。通过系统准确告知棉花成熟日期，农户可在雨季到来之前将棉花收获完毕，以获得最高的产量。近年来，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对COMAX做了进一步的改进。他们在最初阶段研制的CALEX系统用于棉花的生产管理。该系统在加州的450个农场得以应用，称为CALEX/COTTON。之后，他们又研制成功了用于桃园管理的CALEX/PEACHES，以及用于水稻生产管理的 CALEX/RICE。其中，CALEX/RICE可以通过因特网从气象数据库和加州的农药数据库检索数据。
——计算机模拟决策系统。目前，美国已开发了一些计算机模拟决策系统，并用于农业生产，如：美国的作物模拟系统，除了模拟土壤水分变化、作物生长等，还可以模拟发芽日期等发育过程；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研制了将作物模拟模型与GIS相耦合的农业和环境决策支持系统AE-GIS；夏威夷大学研制开发了DSSAT系统，该系统可以综合管理作物、土壤和气候数据，利用模拟模型技术来评价不同管理措施，评估不同措施对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此外，美国农业部的GPFARM系统基于模拟模型，综合考虑经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为生产决策者提供决策支持。
——现代农业智能装备技术日趋成熟，逐步市场化运行。美国农业装备设计制造技术已趋于成熟，农业装备迅速向大型、高速、复式作业、人机和谐与舒适性设计方向发展。多种定位变量作业智能型农业装备，如收获、播种、施肥、施药机械已进入国际市场。美国 Trimble公司的EZ-Guide系统和AutoSteer系统能够实现农田作业过程的智能导航和自动驾驶；美国Mid-Tech公司的CenterLine Guidance Lightbar系统能够以直线和曲线方式导航，该公司作业控制和自动驾驶系统FieldPilot可以根据需要配置成精准变量施肥、变量喷药等作业控制系统，同时实现作业工程的智能导航和自动驾驶；此外，Beeline Technologies公司的Beeline系统也实现了自动驾驶功能，在北美的大型农场中得到应用和好评。相对于其他精准农业作业系统而言，农田作业导航系统技术应用简单明了，不需要进行事前的信息采集、数据处理和决策分析工作，而且全自动导航系统应用效果确定、明显，因而易于为从事规模化商业种植农户采用。从1995年起，一些地区农场开始采用装备了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联合收割机。通过电子传感器和全球定位卫星，这些农机在收获季节可以不间断记录下几乎每平方米的产量及其他信息。农场就可以据此绘制出农场各地块产量的地图，从而剔除一些产量低的作物品种。1996年，美国有29%的农场服务商提供使用GPS的网络取样，到2002年已提高到50%。美国普度大学2007年的一项调查表明，76%的被调查者使用了精准农业技术，其中有64%的人使用了GPS导航系统，20%的人使用了地理信息系统和卫星/航空影像数据，10%的人使用了GPS自动驾驶系统和土壤电导率测定系统。
建立了完善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
美国农业信息服务体系主要有4个主体构成：政府部门的农业信息收集系统；政府支持下的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系统；融科研、生产、 推广于一体的公司系统；以农场为主体的民间自我服务组织系统。
——政府部门的农业信息收集系统。美国农业部认为，如果大量的市场和生产信息不由政府部门来组织，就无法保证信息使用的公平性、及时性、真实性。所以，尽管有很多私人公司向社会市场信息，但农业部仍然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市场信息网络，收集和官方的信息。美国农业部从1862年成立至今，已形成了庞大、完整、健全的信息体系，建立了手段先进和四通八达的全球电子信息网络。美国的农业信息体系由五大部门组成：①国家农业统计服务局及各州的农业统计办公室；②经济研究局；③世界农业展望委员会；④农业市场服务局；⑤外国农业局。它们分别负责收集、处理和加工全美及全球农业信息，协调美国农业部的商品预测项目和遥感工作，提供市场研究报告、现状和经济统计数据和专题报告，为美国农业提供全面、准确、客观的官方农业信息和服务，以确保美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政府支持下的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系统。该系统主要包括两个部门：一是联邦农业部的农业研究服务，下设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和国家农业图书馆。国家农业图书馆建有全国农业网站信息中心、农业数据库和技术标准库。二是以赠地大学为中心，与县合作推广体制。科研成果推广主要通过赠地大学与先合作建立的农业合作推广站进行。
海洋经济研究报告范文3
[关键词]产业升级;路径选择;绿色低碳经济;新型产业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9-0077-06
程宇航(1957—),女,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区域经济、金融。(江西南昌330077)
鉴于传统工业文明“高消耗、高增长、高污染”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对生态的损害已经危及人类的生存条件,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在深刻反思发达国家所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后逐渐认识到: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是引发全球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的罪魁祸首,21世纪人类正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以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绿色低碳经济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新选择。
一、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人类的探索与共识
20世纪60年代后,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传统发展观造成的恶果开始显现,关于传统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成果开始涌现。其中的代表作有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的生态学名著《寂静的春天》。该书通过对化工产品污染物迁移、转化的描述,揭示了人类同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论证了环境污染对生物圈及人类的影响。《寂静的春天》犹如黑暗中的一声春雷唤醒了人类自我陶醉的心灵,环境问题由此开始得到重视,生态平衡理论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学”。他把地球比作一个有限空间和资源的宇宙飞船,认为以往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是一种无视资源、环境问题的发展模式,合理的发展模式应是对自然物质循环利用,使有限的空间和资源得到合理和长久的利用。1972年,受罗马俱乐部的委托,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等人提出了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个研究报告一出版,就在全世界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梅多斯等人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主要因素即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的共同特征是呈指数增长,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经济增长将达到这种极限,人类必然陷入危机。为了应对这个危机,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环境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份报告《只有一个地球》指出:“当前大多数环境问题都是来自于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错误行动。”会上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揭开了人类共同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序幕。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对世界环境和发展关键问题进行为期3年的全面调查研究基础上,发表了由当时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研究的专题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其中指出:当代危机是环境与发展相互割裂的结果。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采取保证使今后世世代代得以持续生存的决策”,“当代人必须从现在开始行动”,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在社会和环境方面具有持久增长能力的新世纪。”这一报告的发表,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形成。1989年,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一书中首先提出了“绿色经济”概念。绿色经济是以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为目的发展起来的经济形式,是以科学节约能源、资源为特点的一种平衡式经济模式。绿色经济将众多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并通过对环境无损害的经济行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的出现及其在世界各国的蓬勃发展,标志着人类对高碳经济增长模式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在生态平衡中谋求发展的愿景。
进入90年代,人类的探索逐渐从理论层面进入实践操作层面。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02位国家首脑出席了这次“地球高峰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1997年,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又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气候异常的《京都议定书》,明确提出了发达国家减排的目标和义务。
进入21世纪,人类对极端气候变化对生态的影响的理论认识更加清晰、深刻,因此,国际社会正从各个方面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节能减排,探索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路径。2003年,英国政府在其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英国政府为低碳经济发展描绘了一个清晰的目标: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基本建立低碳经济社会,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同;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科特牵头完成的《斯科特报告》明确揭示,全球每年以gdp的1%投入节能减排,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尼巴厘岛通过决议,制订了世人关注的“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将温室气体减排20%至40%,“巴厘岛路线图”为推动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之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2008年“世界环境日”(6月5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2008年11月26日,英国议会批准了《气候变化法案》;2008年12月17日,欧洲议会通过了《欧盟气候变化协定》; 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它要求美国以2005年排放水平为基准,到202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减少17%,到2050年减少83%。
在我国,向生态经济、低碳经济转型早已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点,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通过,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1983年,我国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七五”、“八五”及以后的各个五年规划中都分别强调了环境保护的内容。1992年,我国参加了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会后认真履行会议通过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1994年我国在发展
二、产业层次低:我国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的一大制约因素
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是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也是我国实现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我国毕竟是一个发展
首先,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上看。我国正处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阶段。我国需要将更多的投资用于刺激经济增长和解决广大群众的民生问题。2008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5.7%,预计2020年将达到60%左右,2025年达到75%左右。在此期间,重化工业化阶段也还将持续约20年左右。同时,伴随着人口在城市的大量聚集,对物质、能源、住房、基础设施的需求将会大幅度增加,并将与重化工业发展呈现相互支撑的态势,这必将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这种“高碳”特征突出的“发展性排放”是我国可持续发展不可回避的一大制约。
其次,从我国的能源结构与能源技术看。“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十分有限。我国原煤产量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超过70%,对煤的依赖性远大于世界其他国家。在化石能源当中,煤的含碳量最高,煤富含碳基的特性决定了煤炭在使用过程中排放大量温室气体的问题不可回避。与此同时,我国的能源技术特别是绿色能源技术的研发能力远低于发达国家。“重引进,轻消化”导致了目前一些节能减排的关键核心技术仍旧受制于国外。我国在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难以在短期内明显改变。
再次,从我国的产业结构分析。2009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335 353亿元,比上年增长8.7%,从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5 477亿元,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156 958亿元,增长9.5%;第三产业增加值142 918亿元,增长8.9%。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0.6:46.8:42.6。“十一五”前四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源消费的主要部门是工业,而工业部门的“重化结构”和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又加重了我国经济的“高碳”特征。资料显示,1993—2005年,我国工业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8%,工业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0%。我国是世界上煤炭、铁矿石、氧化铝、水泥消耗量最大的国家。2005年,我国gdp占世界的5%,但钢材消耗量占世界的27%,水泥消耗量占世界的50%。这带有明显的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具有一定客观性。但必须看到,与重化工业、“两高一资”产业迅猛发展相比,我国的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品牌建设不足,产业整合度不高,而创意、设计、技术、服务、管理、品牌、营销等环节恰恰是高附加值、高收益的环节。这个问题,我们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的分析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第一产业,从耕作方式到产值构成,现代的、近代的、古代的技术并存,从老牛拉犁到现代机械耕作并存,传统种植、养殖、靠天吃饭到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生态农业技术并存,多元结构明显,但传统种养结构仍为主体。第二产业,以机器体系大规模生产为主体的传统的技术结构支撑着传统的产业结构。我国经济中能耗资源消耗高而产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而其基础性、结构性的根源就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低度化。从我国2008年在gdp增长速度前14位的省份的经济分析中可以看出,其共同特征是能源、原材料及关联产业在其经济中占有明显比重,钢铁工业、有色冶金工业、金属材料工业、煤炭、石油、天然气、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等重化工业规模大、增长迅速。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重化工业比重过大,“重重轻轻”的产业基础是我国经济当前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大的结构性原因。第三产业,传统商业、服务业、餐饮业、医疗卫生、金融保险、通讯等服务业,仍占主体。现代服务业(现代金融保险、现代网络、现代物流、研究与开发、法律、咨询、会计审计等生产和现代医疗保障、社区服务、文化休闲等现代消费)发展滞后。
最后,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当前我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总体上仅仅处于国际代工的角色,多数企业只承担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资源密集的、劳动密集的生产、加工、装配的一端,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材料采购以及品牌、营销渠道等高价值环节,大部分掌握在外商手里,我们赚取的仅仅是廉价的加工费。这种产业结构低度化的内核是技术结构的低度化。我国工业的产出水平不高,产品档次不高,世界知名品牌不多,在全球高端市场竞争力不强,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技术结构、技术水平不高。因而造成我国产品出口数量大,大多是低附加值的资源能源消耗型初中级产品。这种低度化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形成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生态化转型的基础性制约因素。
三、在产业升级中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产业结构作为以往经济发展的结果和继续发展的起点,对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具有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决定性影响。当今世界各国竞争的基础在经济,而经济实力的基础在产业,产业竞争的关键则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否优化并不断高级化。产业结构优化、高级化的内涵,首先是能源和各产业的绿色化、低碳化,即按绿色发展要求采用清洁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并按生态循环与平衡原理,优化产业布局,按照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方向推动产业升级,在发展中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二是产业的高技术化、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即在产业中广泛应用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提高加工深度,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三是产业高集约化,即产业组织合理化,有较高的规模经济效益;四是产业关联协调化,即各产业间量的比例和质的匹配平衡协调,互相适应。由此可见,绿色低碳经济需要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作支撑。实现产业的低碳化、绿色化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题中之意。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建立一个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化的新型产业体系。
(一)在国家战略层面,全力推动绿色低碳技术自主创新,建立绿色低碳技术支持体系
推动我国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的根本推动力是技术结构的绿色低碳革命。当前,“
(二)发展绿色低碳能源,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
以煤为主体的高碳能源结构及其技术基础是我国产业结构绿色低碳化转型升级的关键性制约因素。根据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难以在短期内明显改变,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及其颗粒悬浮物排放占我国有害气体排放的70%以上的客观现实,我国发展绿色低碳能源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研发和推广以煤、石油等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先进节能减排、循环利用、清洁生产技术,提高能效,减少废弃物排放。我国的能源效率目前只有欧盟和日本的1/4,美国的1/3,未来提高能效潜力巨大。比如在电力生产领域,我国现阶段依然以火电为主,通过大力淘汰小机组,采用超临界以及超超临界发电机组等,能有效降低单位发电量的排放量;在水泥、造纸、化工、钢铁等高能耗高排放行业,也存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先进技术推广应用的巨大空间;此外,在建筑领域,采用建筑节能减排设备和技术,将能大幅度提升建筑节能潜力;在交通领域,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和新能源汽车,提高燃油经济性和废气排放标准,将能大量减少交通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应高瞻远瞩地继续加大力度发展可再生能源。近几年,我国在风能、太阳能和水能利用方面发展迅速,技术水平大幅提高,成本也在不断降低,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为今后更好更多地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今后必须进一步加大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以及核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的投入,攻克技术难点,提高新能源转化效率,降低新能源成本,培育和壮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
(三)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坚定不移地走新型绿色工业化道路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化是迈向现代化强国不可逾越的阶段。整理
海洋经济研究报告范文4
【关键词】新能源；产业政策；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新能源概念与范围
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爆发，人们开始意识到能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遏制作用，以及化石能源使用带来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对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担忧迫使人们开始关注替代能源的发展。新能源一词是1981年8月联合国在内罗毕召开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上提出的，会议对新能源进行了界定，即“新的可更新的能源资源。它可以通过新技术和新材料加以开发利用，而且消耗后可得到恢复和补充，不产生或很少产生污染，对环境无多大损害，有利于生态良性循环”。
目前，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范围基本一致，较有争议的是核电和大型水电的归属问题。有些研究认为，由于水电技术已较完善，而且大型水电对生态环境影响范围广，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核能中，核裂变技术已被人类大量应用，而且核废料及发电过程的环保任务艰巨，不应属于新能源。总结现有研究文献，已形成共识的新能源范围包括可再生能源（大型水电除外）和尚处于研究阶段的核聚变。
二、国外研究
国外学者对新能源领域的研究较早，目前涉及新能源产业政策的文献也较多。为体现不同发展时期产业政策的对应性，以下按新能源产业链延伸顺序进行政策综述。
（一）对新能源研发阶段政策的研究
Hillring（1998）认为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技术至关重要，而政府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通过支持研发、鼓励信息传播、制定有效的行政政策和经济刺激等措施，促进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Graham等（2003）提出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政府应加大对技术、设备研发和信息交流等环节的财政投入和补贴。
Martine等（2006）用市场模拟的方法对欧盟的新能源技术进行了考察，认为政府投入将有助于风能与生物质能快速发展，并通过预测模型得出，政府在技术领域的投入将使每单位新能源电力（RES-E）的价格将下降1～8美分/度。Taichen Chien等（2006）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分析了可再生能源使用对技术效率提高的作用。
他们认为，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会增进经济体的技术效率，相反，增加常规能源的使用会降低技术效率，而提高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政府政策的促进作用至关重要。从研发阶段的文献来看，研究者普遍认为技术的突破是新能源能否得到快速发展的关键，而且，研发阶段是需要政府加大政策支持的领域。
（二）对新能源生产阶段政策的研究
Lawrence和Stanton（1995）对新能源的外部性进行研究，认为新能源的政策应以公共利益为核心，通过减免除税费征收和适当补偿使新能源的生产成本能分摊到所有能源产品中。Wiser（1998）指出由于在制定政策时没有考虑到产业具体的融资过程和产业政策的不稳定性，使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融资受产业政策的影响很大，政府可以采取财政保障等措施以减小产业投资风险。
Rave（1999）认为金融机构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还需要一个理解的过程，建议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投资。而国家对能源的需求和相关的环境政策可以引导各类投资市场的形成。Catherine等（2004）对降低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生产成本进行了研究，提出通过价格竞标来争取发电合同的政策，不仅可以获得必要的投资启动资金，还能促进竞争性市场的形成，并逐步降低生产成本和电价。
Reiche和BeChberger（2004）总结了欧盟若干国家成功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开发应用的条件：对投资者的长期规划保证，对不同绿色电力技术的回报，在电力供应系统（电网延伸，良好的接入条件等）领域的巨大努力以减少当地对可再生能源电力项目的抵制等。
（三）对新能源市场化阶段政策的研究
新能源市场化阶段的政策研究涉及收益分配、产品定价、消费补贴等多方面。Cheri等（1997）对促进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可再生能源加速发展的一个有效措施――系统效益收费（SBC）的分配途径进行了研究。Suani（1999）分析了生物质能利用中存在的障碍，认为促进生物质能发展最根本的政策是将外部性引入到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中。Soubbotina等（2000）提出丹麦风电发展速度变慢的原因之一是对于未来财政激励机制的不确定性的顾虑。Berry（2001）对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欧盟成员国经验进行总结，探讨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实施模式和具体措施。
Niels和Anne（2003）认为对可再生能源项目实行经费补贴政策，如风电机安装，以实现其设备容量和总产出率的有效放大，可以减少其市场化的价格阻力。Langiness等（2003）介绍了美国各州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特点，并针对风电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实现进行了评价。Morthorst等（2003）对美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绿色证书制度的实施细则进行探讨。Ryan等（2006）研究了政策设计中需要考虑的若干因素，包括总体原则和各种设计选择，认为可再生能源配额标准应保持长久性和动态性，随时间逐渐增减并加强责任落实和有效监督。
（四）对新能源政策效果的研究
Daryll（2000）研究了政策的实施对生物质能产业的影响，并运用POLYSYS模型研究农业与其它因素相互作用后对生物质能产业以及当地经济的影响。Nwaobi（2004）以尼日利亚为例，建立了一个分析减排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般均衡模型。Weidou等（2004）对中国现有的能源供应和消费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现有政策无法保持中国社会和能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Lewis（2006）研究了国家和地方政策对全球风轮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回顾不同国家在国产化大型风轮机制造业发展中所走过的道路的基础上，研究了建立风电产业之后的推动机制，表明将稳定的风电市场支持政策与国家风电专项激励政策相结合，便有可能在当地建立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风电产业。Vera等（2007）认为要达到社会、经济、环境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国家能源指数体系，更好地帮助统计学家、政策制定者分析3E（能源、经济和环境）的有关问题。
Pablo del Rio，Unruh G（2007）分析了西班牙风能和太阳能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提出国家应该制定适当的优惠政策以鼓励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
三、国内研究
我国学者有关新能源领域的研究较早，但“新能源”一词使用频率较少，“可再生能源”出现较多。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对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
（一）介绍国外新能源产业政策
随着我国开发新能源进程的加快，有关新能源领域的政策研究开始增多，起初单纯介绍国外新能源政策的文献占很大比例。戴炳然（1981）对欧共体的新能源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丹东（1981）的《日本怎样寻求新能源》一文，介绍了日本政府的“阳光计划”以及“新能源综合开发机构”的情况。
曹文伯（1983）发表了国外开发利用新能源的一个途径――发展甜高粱生产，较早地介绍了国外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情况。过启渊（1985）介绍了当时美国新能源开发战略，认为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使全部能源消费量三分之二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美国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因而美国不但加快了国内能源资源的勘探与开发，而且开始重视新能源的开发。
周文超（1987）介绍了美国新能源工业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当时新能源工业成为美国的一个新兴产业；并对加州能源委员会的成立及新能源技术进行了介绍。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增多引起的温室效应和酸雨，使得欧洲国家对新能源的开发日益重视。
李水清（1994）介绍了英国发展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的政策与战略。张正敏等（1999）介绍了国外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经验及措施。吴中华（2000）介绍了日本在彻底推行节能的条件下，推广新能源的政策措施。
2000年德国通过了一项新能源法，在较短的时间内，相关政策对降低太阳能光电并网发电的成本起到明显的作用，孙颖等（2003）发表了《德国新能源经济法及其对该国电力市场改革的影响》，对德国为鼓励新能源发展而实施的新能源法进行了评价。盛立中对2005年美国总统签署的能源政策法案进行分析，此法案已成为正式法律，明确了美国能源 “节能和洁能”的主攻方向。王培（2008）介绍了美国、法国、荷兰等政府对新能源汽车进行大量的补贴政策。
（二）我国对新能源产业政策的研究
随着我国能源结构问题显现，我国针对新能源的研究开始出现，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1．20世纪80～90年代。20世纪末我国学者对新能源的研究成果大多限于新能源的概述层面，深入分析的文献较少。乐如良（1985）对新能源发展的必要性及新能源设备发展趋势进行了阐述。有些文献涉及对新能源领域国际合作的研究，例如，石定寰（1989）呼吁重视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并强调要加强国际合作。90年代以后，关于新能源的研究开始增多。
朱世伟（1990）的《我国新能源发展战略》在对我国发展新能源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当时我国发展新能源战略的框架。尹炼（1993）认为我国是基本以煤为单一能源结构的耗能大国，必须从战略转移的角度来看待21世纪新能源的前景和意义，并应及早做出相应的决策部署。
陈文七（1997）对我国新能源的投资市场做了分析。90年代末，可持续发展的兴起对新能源领域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将新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文献开始出现，例如，余善庆（1999）从我国能源资源现实情况出发，认为开发新能源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略的需要。对新能源地区性发展的研究也开始出现，李昌善（1986）对内蒙古生物质能的利用提出了建议。王翊等（1986）对沿海地区新能源开发进行了研究。
王忠宏（1995）分析了甘肃省南部地区无油、缺煤、少电的劣势，提出应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实际出发，加大新能源开发利用。陆得彬（1996）以浙江省新能源发展为例，认为国家应该制定优惠政策促进新能源的发展。
2．21世纪以来。21世纪的十年是我国在新能源领域研究比较集中的阶段。第一，将新能源政策研究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
任德新（2001）分析了美国的新能源政策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政策领域的建议。樊杰等（2002）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特点和实现过程进行了分析。唐恒等（2003）对我国新能源领域专利技术的情况及发展对策进行了研究。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报告”课题组了《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报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了《我国能源供求中长期发展趋势及可持续发展战略》。
2005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十一五”能源发展思路和战略重点》中，新能源日益得到重视。2006年中国科学院能源战略研究组出版了《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专题研究》，报告对我国新能源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新能源发展战略和建议。在资源和环境制约日益增强的形势下，我国现有能源价格、投资、财政、税收和环境收费等许多政策领域需要调整或改革。许多研究机构已经开始了有关能源税的研究。
2006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在对我国能源税、机动车燃油税、碳税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正向推动”和“逆向限制”结合“交叉补贴”的财税政策框架，即通过对化石能源加大税收和清洁能源给予税收优惠的方式，抑制化石能源使用和推动清洁能源发展，研究认为碳税等实施可能促进国内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课题组也对能源税收政策进行了研究，2007年针对我国能源税收体系缺陷提出了税收政策改革的一些建议。
第二，对具体的新能源产业进行了深入研究，随着对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重视，我国新能源产业蓬勃兴起。唐振华等（2005）针对我国能源供应的紧张和化石能源储量的不足的现实，提出发展新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的建议。牛微等（2005）分析了我国在太阳能、水能等领域发电技术现状及发展情况，苏明（2007）对发展可再生能源、核能等领域的财税政策做了深入研究。最近几年，对新能源汽车和光伏电池领域的研究开始增多。
欧阳明高（2006）认为我国的资源和能源状况适合发展新能源交通动力系统，并提出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对策和建议。李金津（2008）认为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和汽车消费国，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对夺回市场主动权，同时对保证国家安全、降低能源风险具有特殊意义。
万钢（2008）对当前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方海洲等（2009）认为发展新能源汽车正面临诸多困难，税收优惠政策是当前国家调节经济的一种强有力工具。我国在光伏领域发展较早，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相关研究明显增多。陈庆春（2009）认为太阳能在中国的高普及率和高替代潜力，尤其在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新能源战略更具现实意义。吕天文（2009）在对新能源产业的研究中，分析了光伏产业的有关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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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研究报告范文5
学术界明确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Ann P. Kinzig and Daniel M. Kammen 1998）。[1] 但国际社会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低碳经济”的是英国的《能源白皮书》。在这个官方文件中，低碳经济首先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被定义为“通过尽可能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尽可能轻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尽可能多经济产出”。当然，作为国家战略文件，《能源白皮书》更看重的是“低碳经济是英国追求更高生活标准和更好生活质量的手段，也是英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为其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机会的途径”，同时为了解决英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发展低碳经济为英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按照《能源白皮书》的设想，到2050年英国将在1990年的基础上，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2]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和他的团队在低碳经济的研究上做出了世人公认的贡献，著名的《斯特恩报告》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气候变化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气候变化为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因为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面临的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市场失灵现象。该报告给出的忠告是：如果人类社会不尽快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整个世界的GDP将遭受5%-10%的损失，其中穷国的损失会更大（Stern，2007）。[3]斯特恩团队给出的研究报告还描绘了整个世界碳排放问题的路线图。按照这个路线图，要使大气的温室气体浓度在50年后不超过550ppm，所有的国家，无论发达还是不发达，必须一起做出努力，令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在2023年之内达到拐点，从这个拐点之后全球的碳排放应该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只有如此，全球的碳排放规模才能在2050年之内实现比现在的水平降低约25%的目标。斯特恩报告给出的政策含义就是，各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
经济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为什么会关注碳排放问题呢？在这个问题上，诺德豪斯教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认为“任何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都必须借助经济系统才能发挥作用，而气候的变化也会反过来对经济系统发挥反作用，例如，极端天气会影响粮食的产量”。诺德豪斯198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虽然不长，但却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开创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权威著作。在他的论文中，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征、世界范围内减排的国际合作、减排中政府的角色等问题都有所论述。诺德豪斯的重要贡献是将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整合在了一个模型中，即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碳排放，碳排放使得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生态系统的变化再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经济活动。目前学术界广为推崇的研究气候变化的主要工具，即“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就是在他在1982年《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考虑到低碳经济模式存在的前提并不是让人类社会倒退，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会牺牲现有的福利换取碳排放的降低。那么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能否不断降低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这里，具有重大影响的是“脱钩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只要政策有效，一国经济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下降并存”（Sturluson，2002）。[4] 坚持脱钩理论的学者试图建立起一系列有效的脱钩指标，借助这些指标检验一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有效性，并努力发现可能造成“脱钩的因素，用以指导一国政府制定脱钩政策的依据”。考虑到动力、压力等因素，Tapio（2005）[5] 设计了一套指标体系用于反映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关系，他认为当一国的碳排放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现出不平行的现象时，该国便发生了脱钩现象。本世纪初，OECD国家通过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力求发现究竟哪些国家可以做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下降同时并存。他们的研究发现，“环境与经济脱钩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工业发达国家之中，并保持着进一步脱钩的可能”。所以联合国经合组织得出结论：“在经济发达的国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双赢，以往彼此间的冲突己经得到有效的控制，而且在这些国家脱钩的积极效应还在扩大。他们的研究作出的展望是，随着经济的发展，OECD国家以往存在的环境与经济的冲突，完全可以得到有效地解决”（OECD，2002）。[6]
碳排放具有典型的外部溢出效应。按照科斯的理论，只要产权的界定是清晰的，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人类社会是可以消除碳排放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外部溢出效应的。目前国际上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项目就是想通过《京都议定书》中明晰的排放权（即产权），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的碳排放交易。在《京都议定书》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各国的初始排放权的分配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原因很简单，一国排放权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其国民福利水平的变化。特别是对资本存量尚不充足，人文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碳排放权的减少就意味着发展速度的降低。因此，碳排放权分配的研究，特别是如何界定初始排放权的基数才能做到既有公平性，也有可操作性的研究吸引了大量的学者。根据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公平分配排放权”的主张可分为三大类，分别是：“继承祖父制”，“历史责任制”，和“天赋人权制”。第一种观点主张维持目前排放规模的现状，排放多的国家继续享有较多的排放权，原因是他们的经济总量大，需要更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这种观点会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通常小于发达国家，如果按照这种既得利益的原则，发展中国家丧失的就是发展的机会，显然是不公平的。事实上，由于各国经济存在着差异，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对“继承祖父制”的主张也存在着重大争议。按照“历史责任制”的主张，以往过多的碳排放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发达国家应该为此承担历史责任，从而应该得到较少的排放权，并且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天赋人权制”说的是排放权应该按人口分配，其理论依据就是“人人享有同等环境与发展的权利”。上述三种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在激烈的争论中，有的学者提出了基于以上三原则的折中方案，“即碳排放权的分配原则既要考虑到人口规模的因素，也要顾及到现有排放规模和已有的经济总量”（Smith，Swisher，1993）。[7]
如果说减少碳排放的目的只是顾忌资源的稀缺性（主要是能源的短缺），那么问题还算简单。重要的是，当人们还在为能源的短缺困扰时，同样是基于碳排放引发的污染问题也出现了，即二氧化碳在大气层中的累积所形成的温室效应，能够导致气候发生变化，进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更大的灾难。或许正是因为碳排放问题与环境保护高度相关，因此在研究低碳经济问题时，国外的研究文献经常会提及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20世纪50年代在收入分配研究领域出现了轰动整个经济学界的一个假说，即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兹（Simon Kuznets）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假说，在他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让后来的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即“即收入不均现象会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Kuznets，1955）。[8]后来的环境经济学家利用这一假说，直接演绎出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即环境的污染程度与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成反比。当一个国家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时，例如早期的农业社会，由于能源消耗，特别是化石能源的消耗规模不大，故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大量的化石能源被使用，重化工行业的发展，自然环境的净化能力逐渐下降，环境恶化程度会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不断加剧。“但是，一国工业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会出现一个拐点。在这个拐点上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的程度会逐渐下降，并最终得到有效治理”。（Panayoton，1993）。[9]对这个倒U型曲线假说，一些学者给出的解释是，“收入的增加导致了人们对环境要求的提高，同时收入的增加也会导致产业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即重化工产业的比重会明显下降，这些均会引起污染的降低和碳排放的减少”（Selden，1994）[10]。
库兹涅兹曲线理论假说提出后，吸引了很多学者进行实证研究，但结论却是多样化的，有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说，也有大量的文献对这一假说提出了挑战。Huang（2008）[11]分析了21个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发现只有7个国家符合库兹涅兹假说。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即便存在污染与收入间的库兹涅兹关系，那在很大程度也是国际贸易导致的污染产业分配效应。发达国家环境的改善是以低等收入国家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一旦国际间产业转移完毕，即便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提高后，也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从其他国家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因此库兹涅茨曲线 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过程（ Deacon， 2005） [12]。
鉴于低碳经济的提出源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因此我国学术界对我国是否应该发展和倡导低碳经济有过激烈的争论。例如，有的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低碳经济只是西方国家的一种恶意炒作，炒作的目的在于挽救他们逐渐失去的竞争优势。他们给出的证据是：发达国家希望从“碳关税”和“碳减排”入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设立“绿色贸易壁垒”。有的学者甚至指出，西方国家推崇低碳经济的目的在于“借助气候问题扼杀发展中国家生存空间，继续通过国际贸易盘剥发展中国家，持续地维持两极世界的格局”（勾红洋2010）。[13] “发达国家在出口技术和设备的同时，一定会制定一套全球最为严格的低碳标准，要想达标，你必须购买它们的技术和设备。今后碳排放标准极有可能成为新的绿色贸易壁垒。发达国家竭力推动节能减排，背后隐藏的“小算盘”不容忽视。哥本哈根谈论环境问题，表面是为了保护环境，而背后的实质实际上是在争夺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主导权”（郎咸平，2010）[14]。
当然，国内更多的学者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关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和必要性，多数学者主张，低碳经济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本质的变革，将比以往的工业革命意义更为重大（冯之浚）[15]。还有的学者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认为应该将低碳战略上升为基本国策，把实现低碳发展作为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一次重要契机（付允、马永欢，2008）。[16] 从长远的角度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符合我国当前和长远利益（孟德凯，2007）。[17]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我国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宋德勇，2009）。[18]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有着自己的优势，例如减排空间大，减排成本低等（金乐琴，2009）。[19]
对于什么是低碳经济的内涵，国内不同学科的学者有着各自的解释，即便同在经济学界，人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多数学者还是认同低碳经济是一种发展模式，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革命。即“低碳经济指的是通过建立低能耗、低排放的经济模式，达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质就是提高能源效率和能源技术创新”（张坤民，2008）。[20]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强调了从动态的角度界定低碳经济。他们指出，低碳经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在农业社会，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费的规模很小，尽管社会总产出的规模不大，但可以忽略不计的碳排放使得碳生产率很高，即能源强度极低，可这不是人们理想的低碳经济状态。传统的工业化阶段，大规模能源的消耗，碳排放强度急剧升高，当然更不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低碳经济模式。只有到了以知识密集型为特征的后工业化阶段，整个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工业），人文发展水平、碳生产率都非常高，才进入低碳经济的形态”（潘家华、郑艳，2008）。[21]
考虑到低碳经济追求的是通过提高资源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产出，我国有的学者将低碳经济归纳为“以更多的经济产出为目标函数，以最小的二氧化碳排放为约束条件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程恩富，王朝科，2010）[22]，并且将这一经济形态与传统的“以更多的经济产出为目标函数，以私人成本最小化为约束条件”的高碳经济形态相对立。在究竟什么是低碳经济的问题上，何建坤（2009）[23]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低碳经济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发展模式的又一次巨大变革，它要求用尽量少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来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低碳经济的本质要求是提高碳的生产力，每单位二氧化碳的排放要产生更多的GDP。当然，分母究竟是否用GDP还可以继续讨论，但用尽可能少的能源提供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这一思路是符合经济学基本教义的。因此，从资源稀缺的角度看，与其说低碳经济追求的是碳排放的减少，还不如说它追求的是资源的节约。
我国的学者也从资源短缺的角度介入了低碳经济的研究，有的研究文献甚至得出了比斯特恩报告更为令人担忧的结论。例如有学者称，如果我国不采取严厉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到205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67亿吨标准煤，温室气体排放将达到122亿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会相当于GDP的7%-20%，如果不能改变现有的高碳经济模式，最终将导致GDP总量积累为零，甚至整个经济体出现崩溃（陈剑锋，2010）[24]。当然，这种危言耸听的结论并没有得到主流学派的认同。
国内学术界大量的学者参与了“碳排放权分配机制”问题的研究，针对发达国家的立场，我国的学者更看重碳排放权与人的生存权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中均加进了人口数量的参数。例如，有的学者提出了“碳排放权不能只按GDP界定，应该根据人口指标决定一国的碳排放数量”，“至少也应该按人口和GDP综合指标来分配碳排放权”，有的学者提出，“从公平与效率综合考虑，碳排放权的分配首先应该顾及的是人人都应有的体面的生存权，其次才是在保证体面生存的前提下追求碳排放效率。因此，世界范围内的排放权分配应该采用人均碳排放量和GDP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加权平均”。在这里，主张加权平均的学者首先看重的是“以人均碳排放量为基准”，然后在此基础上兼顾GDP碳排放强度。（陈文颖、吴宗鑫，1998）。[25] 有的学者基于人际公平的角度，通过对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回顾，首先计算了这些发达国家人均累积碳排放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史上的“贡献”，然后按照既定的发展轨迹预测了这些国家在未来排放总量中可能占有的比重。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分担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碳排放机制的设定必须综合考虑“各国的历史责任、现阶段的经济规模和未来的发展需求”。也就是说，历史责任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事实要求发达国家深度减排，未来的发展需求要求发达国家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因为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碳排放量的绝对增加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规模的碳排放符合其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为了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提速中尽可能少的排放温室气体，发达国家有义务，也有必要协助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进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潘家华，2009）。[26]
国内学术界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方面也做了较多的研究。走低碳经济之路的最终动力究竟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这是一个目前尚未充分讨论的问题。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应使人们更多地强调外部压力对碳排放实体的作用，而忽视了对排放者本身的研究。蔡等人的研究对此给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国际社会对我国碳排放的关注，并由此产生的压力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如果驱动中国低碳战略的动力主要是来自国外的压力，地方政府的节能压力主要来自中央政府，那么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就会遇到巨大的困难。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自身没有内在的要求，节能减排就会遇到严重的激励问题（蔡、都阳、王美艳 2008）[27]。在这里，我们进一步引申他们的结论，即如果企业的节能减排的压力主要来政府，那么同样也会遇到严重的激励问题。来自国家环境保护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利用“重点企业的监控资料”，构建了企业节能减排的五种驱动力量模型，分析了现阶段影响企业节能减排意愿的相关因素。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现阶段我国企业更多的还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进行节能减排，而并非来自企业的内在要求（但智钢等，2010）。[28]
二、低碳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实践与发展
众所周知，首先提出气候问题会威胁人类生存，进而倡导低碳经济的国家来自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欧洲。虽然在那里最初倡导低碳经济的力量来自民间组织，但在选票的压力下民间的诉求逐渐演变为政府的行为。当然，作为民间组织，它们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主要是出于减缓气候变暖的考虑，而作为政府行为，它们除了迎合选民的意愿外，最初还是更多地是希望借助低碳经济的理念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保护它们的能源安全。当然，政府在低碳经济上的行动客观上是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
无论是民间的倡导，还是政府的推动，低碳经济的兴起之所以始于欧洲，而不是其它地区，绝不是偶然的。欧洲是地球上地势最低的洲，它在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占其总面积的60%，整个欧洲的平均高度也只有海拔340米。欧洲的气候温和，绝大部分为海洋性气候，因此，和其他洲相比，它对气候的变化更为敏感。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估计：“气候变化会扩大欧洲在自然资源上的地区差异，增大欧洲大陆出现洪水的风险，至于欧洲海岸带洪水的发生机率会变得更加显著。气候变化会加重欧洲地区的海水侵蚀，整个山区将面临着冰川退缩的威胁，大范围的物种消失（在高排放的情景下，某些地区的物种将减少60%）；在欧洲南部，气候变化会使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条件更加恶劣，淡水会减少，水力发电的潜力降低，农作物的产量会普遍降低；同时，气候的变化也会加大人们健康的风险”（IPPC，2007）。[29]
欧盟2007年通过了欧盟战略能源技术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2008年12月，欧洲议会又通过了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这个计划包括：欧盟成员国配套措施的决定、碳捕捉和储存的法律框架、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修正案等内容。这个一揽子计划最具实质性的内容就是，“到2020年欧盟要在总体上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20%”。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能源消耗上将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减少20%。根据欧盟委员会2010年给出的低碳路线图显示，40年后欧盟要实现减排25%，温室气体的排放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0%。为发展低碳经济，今后的40年，欧盟平均每年需要增加2700亿欧元的投资，这相当于其成员国GDP的1.5%。
欧盟成为低碳经济的倡导者和先行者除了其特有的地理特征外，还与它的能源禀赋密切相关。西欧各国的能源分布很不平衡。德国与英国的煤炭资源较为丰富，而法国和意大利则相对贫乏。至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整个西欧的储量都严重不足。《BP世界能源统计》显示，到2009年欧盟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储量分别为8亿吨、2.42万亿立方米和295.7亿吨。它们分别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0.5%、1.3%和3.6%。按照2009年的化石能源产量计算，欧盟的石油开采的剩余期还不到9年，天然气开采的形势也不乐观，剩余的时间也只有14年，煤炭曾经是欧洲的主要矿产资源，但经过300多年的开采，所剩储量已经不多（BP，2010）。[30] 在以煤为主要能源的时代，西欧的能源尚能自给，但上个世纪50年代后，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后，西欧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地区。来自北非和中东的廉价石油曾经是该地区经济高速增长重要原因之一，但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到来，西欧的能源安全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第二次石油危机，给西欧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冲击。[31]2007年欧盟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50%。如果按照目前的能源强度，到2030年欧洲能源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5%，其中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高达93%[32]。
随着能源安全的问题日趋严峻，大多数欧洲国家开始考虑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问题。显然，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不仅能够缓解其能源安全的难题，而且与其应对气候问题的目标是重合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指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在于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欧盟的能源结构中80%来自化石能源，而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中又有80%来自能源的使用”（欧盟气候委员会，2009）。[33]因此，对欧盟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可以在降低其能源的对外依存度的同时，进一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远期目标。
欧盟发展低碳经济方面，英国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英国政府颁布《气候变化法案》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标的法律文本。其实，英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举措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对能源行业实施调整时就开始了。鉴于北海油田的发现和煤炭企业的效率低下，1988年撒切尔夫人决定关闭大量煤矿。从那以后，英国的煤炭产量从8400万吨减少到目前的1700万吨。撒切尔夫人还对大型国有能源垄断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提高了这些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对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贡献率为40%。[34]
英国是一个风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它的第一个海上风力发电站在本世纪的第一年结束时得到政府批准建设，短短不到9年的时间，英国已成为世界海上风力发电站最多、总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风力的利用使英国的能源结构得到明显改观。据统计，来自陆地和海上的风力发电站所提供的电量足够满足英国150万个家庭使用（2010年英国的人口总数为6200万）。其中，海上风力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20%。目前还有5所在建发电站，到2009年末英国的海上装机容量已经增加到了80亿瓦。据英国风能协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15年英国计划再增加250亿瓦的海上风能发电设备，到2020年，英国风力发电总量预计将达330亿瓦。如果英国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它在2015年后建成的海上风力发电能力就是全球市场的一半。为了到2020年实现欧盟所定下的再生能源目标，英国政府计划将陆上风电场的发电量增加到目前的六倍”。
为了实现能源白皮书的目标，2006年英国更新了《气候变化规划》，制定了详细的减排措施，其中包括：与世界银行合作进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与汽车制造商合作提高燃油效率；建立一个2000万英镑的基金，通过清洁能源投资框架（Clean energy investment framework）支持有关能效提高、可再生能源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采用提供信息和气候变化税的手段促进工业提高能源效率；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能源效率措施的“暖风宜居”计划；对25万个家庭安装隔热层提供补贴等12项措施。2007年英国了修订的《能源白皮书》。新的白皮书将采取以下4项措施确保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扩大能源效率承诺计划，制定2008年至2011年的减排目标；对大型商业机构制定强制性的减排目标；加强能源监测，促进企业和个人的节能信息传播，以及能源法案必须包括与上一年的分季度能源对照表。
2008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2008》，该计划要求英国到2020年降低34%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保证这一目标实现的具体途径是：首先是创造120万个绿色就业岗位；其次是实现超过150万个家庭可以自我利用可再生能源；再次是实现4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汽油进口量减少50%；最后是对700万户家庭进行节能改造和减少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截止到2009年，英国已经降低了21%的温室气体排放。目前，英国已经形成了以政府推动为主导，以市场激励为基础，以微观部门为主体的互动减排体系。已有的事实表明，英国在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制度创新的执行等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正如布莱尔在《能源白皮书》中表述的那样，对英国政府来说，低碳经济包含着深远的战略意义。“低碳经济是英国追求更高生活标准和更好生活质量的手段，也是英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为其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机会的途径”。此外，低碳经济也是英国政府摆脱经济衰退的一剂良药。为扭转居高不下的失业局面，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发展低碳经为英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低碳产业已经成了英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如果说欧盟是低碳经济的领导者，那么英国在欧盟发展低碳经济中就是“领头羊”（何毅亭等，2010）。[35]
以技术创新引领低碳经济是德国的基本特征。二战结束后，德国的国力被极大地削弱。但仅仅过了2年该国的工业就凭着雄厚的底蕴在马歇尔经济计划的支持下重新崛起。到上个世纪60年代，距战后不到20年，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工业化成功的同时，德国的国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该国空气、水土和森林资源受到了严重的污染，莱茵河一度成为鱼类的坟墓，大型工业区里呼吸道疾病蔓延。随着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愈来愈严重，人们开始走上街头，要求政府给予环境有效的保护（绿党时代）。德国政府顺应民众的要求，制定了严格的排放标准，最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德国是绿色运动的发源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各党派就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达成一致。1984年德国议会了《地球大气层保护》的报告，呼吁进行实质性减排。[36]为了应对气候的变化，2000年德国制定了《国家气候保护计划》，并于2002年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按照《京都议定书》中的规定，德国必须在2008-2012年间大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即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1%的排放。这远远超出了英国的努力（英国政府这一期间的承诺是降低8%）。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德国能源政策的基本内容。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德国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案》（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ct， EEG）。法案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提高到20%以上”。德国还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法》、《热电联产法》和《可再生能源供暖法》。这些法案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徐汉国、杨国安，2010）[37]
截止到2010年12月德国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2860万千瓦，2010年德国太阳能发电峰值占电力消费平均比重达15%左右，在太阳能装机密集地区比重则达到30%左右。德国政府设定的2020年太阳能发电装机目标为5200万千瓦至7000万千瓦，到那时太阳能发电峰值占电力消费比重将接近50%。
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德国目前正尝试着与企业签订协议，将企业是否得到税收优惠与企业是否实现现代化能源管理捆绑在一起。特别是考虑到中小企业能源效率提高的困难性，德国政府与复兴信贷银行建立了节能专项基金。该基金的使命是为中小企业采取节能改造提供资金。通过《热电联产法》的实施，政府对热电联产产生的电能给予财政补贴。例如，2005年以前更新的热电联产设备产生的电能每千瓦/小时可获得1.65欧分的政府补贴。德国政府计划每年提供2亿欧元用于地方基础设施改造，以挖掘公共设施的节能潜力；每年提供7亿欧元用于现有民用建筑的节能改造（邢继俊等，2010）。[38]
德国工业技术领先世界是举世公认的。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碳排放是德国在低碳经济领域领先他国的基本特征。例如，德国的汽车工业以技术精湛、质量可靠、舒适豪华著称。让汽车摆脱，至少是减轻对石油的依赖，一直是德国政府追逐的目标。目前德国正依靠在可再生能源开发中的技术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奔驰在不牺牲环境的前提下，拥有豪华、舒适和安全的品牌属性；通过零排放之路，奥迪E1全新的电动汽车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目前在所有的汽车中，德国新开发的E级Coupe轿车的风阻系数只有0.24，这在全球汽车工业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在未来5到7年，德国制造的柴油发动机可以降低30%的油耗，而汽油发动机可以降低25%。
法国缺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但铀矿资源丰富。法国在核电技术上拥有优势，除了在诺曼底正在建设的一座核电站外，法国现在已经拥有核电站58座。法国的能源生产与消费以核电为主，因此，它的一次能源碳排放较低，该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比欧盟的平均水平低21%。法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法国大力发展核电，并使核电在国家能源中的比重较高，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法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较低。法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GDP占全球的3%，碳排放量占全球的1.3%。在法国人看来，尽管他们人均碳排放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是却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法国电力产能的90%依赖于低碳技术，其中，75-78%来自核电，11-13%来自水电。
尽管法国在欧盟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是较低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它在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积极态度。1989年，正是在它与荷兰和西班牙的倡导下，才第一次在海牙召开了有80个国家参加的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39]2000年1月，法国政府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计划：2000-2020》包括2项主要措施：按照严格标准对能源排放征税；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建立供暖和隔热层建筑规范减少能源消耗。2002年，法国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法国要在2008-2012年间将温室气体排放的水平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为了超额完成目标，法国政府制定了《气候计划2004》。该计划承诺投入9000万欧元以期每年减少72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9000万欧元的支出主要用于降低交通运输部门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生物燃料的使用，鼓励购买更加节能的电器和房屋，鼓励空调可持续的使用，增加用于交通和建筑部门节能项目的研究经费。
目前法国政府已经承诺的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主要有以下6个：2008-2012年， 把温室气体排放水平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2008-2016年至少节省能源9%；到2015年降低能源强度5%；到2020年降低能源消费20%；到2020年，交通运输部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20%；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达到23%。2007年，法国政府重新定义了它的环境政策，提出在未来的4年内投资10亿欧元用于清洁能源的研发，并征收生态税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按照欧盟2008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揽子方案，意大利需要在2020年内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3%，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从2005年的5.2%增加到17%。这对意大利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意大利80%以上的能源需要进口，在欧盟重量级的经济体中，该国能源的对外依存度是最高的。意大利本国只产出少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绝大多数依靠从俄罗斯、北非等国家进口。2009年，该国进口石油总额为241.28亿欧元，进口天然气为172.32亿欧元，合计占其进口总额的14%。各类能源的进口量为1.49亿吨油当量，其中固体能源94%依赖进口，天然气的88.6%、石油的93.1%依赖进口。
在欧洲之外，日本也是低碳经济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日本是个能源极度贫乏的国家，95%的能源供应依赖进口。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因环境污染导致的公害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为突出的。公害问题引起的民怨导致政府颁布了很多法规，加上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对石油高度依赖的日本企业有了迫切节约能源和经济转型的动力。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银行接连倒闭。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政府提出了“循环经济”、“环境立国”和低碳经济的国策。1995年日本出台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其主要意图在于以金融危机为契机，通过技术进步和低碳发展，占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2008年5月日本环境省向国会提交的一份《面向2050日本低碳社会情境》研究计划。该计划设定了日本在发展低碳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领域中的长期目标。按照这一目标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50年要比2008年降低60%到80%。随着低碳经济战略的实施，从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在短短的30年期间，日本的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了37%。自1973年以来，日本的工业产量增长了3倍，但生产部门的能源消耗却实现了零增长。
过去长期对低碳经济理念持排斥态度的美国也开始发生转变。作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此前一直认为实行低碳经济模式会阻碍美国经济的发展，因为美国的碳排放总量不仅是世界之最，而且它的人均排放量也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美国政客们在碳排放问题上的敏感程度超出了大多数国家的预料，早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之前，美国参议院就提前采取行动，以95票对零票通过了“伯德・哈格尔决议”，这项决议的意图在于阻止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接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的减少碳排放条约。即便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区别对待”的原则是必须的情况下，美国国会还是坚持认为“区别对待”的碳减排一定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危害。在参议院之后，美国政府也给出了反对“区别对待”的理由，他们认为如果按照《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路线图，美国将损失掉490万个就业岗位，由此带给美国经济的直接损失是4000亿美元。基于这个判断，小布什政府单方面退出了《京都议定书》。然而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为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2009年美国政府提出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再次将低碳经济政策取向放在了明显的位置。为提供绿色的就业岗位，为确保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出口低碳技术和应对气候变化，美国政府决定投资7870亿美元用于支持美国经济在上述四个方面有所作为。《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出台可以看做是美国改变了最初恐惧低碳经济的态度，开始转向追求低碳经济的标志。
三、国外低碳经济发展对中国的战略启示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数百年，人们一直认为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无穷的。因此，通过资源的超长投入来获得更高的产出，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积累更多的财富是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人们将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经济模式称之为“高碳经济模式”。
在高碳经济模式下，一国经济要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尽可能地获取资源。例如，早期的列强通常都是一些工业技术发达，但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正是为了攫取更多的资源以支持它们的“高碳经济模式”，老牌的列强到处发动战争，抢占殖民地。二战以后，早期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布独立。这就使得依靠传统高碳发展模式的国家，例如英国、法国等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然而，这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高碳生产模式造成根本性冲击。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超越了以往的殖民主义格局，建立在高度发达技术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再主要依靠炮舰来攫取维持高碳发展模式的资源，而是通过一个更具全球性的，由国家构成的世界市场体系，即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得他们需要的资源。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就是世界市场体系形成的标志性事件。通过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规模，发达国家依仗科学技术的比较优势，长时期在国际分工中占有高端地位，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廉价石油、煤炭、矿石及其他战略资源继续维持着发达国家的“高碳经济模式”。导致发达国家反思“高碳经济模式”，并采取行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原因是不断发生的能源危机。从1973年到目前，石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升至100美元以上，不断高企的能源价格严重地打击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今天，我们应认真反思一下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验教训，这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是有益的。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本世纪最初的10年，我们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一些发达的省份在人均GDP上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然而，在获得这一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首先，我们陷入了资源全面短缺的局面。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工厂，担负着全球相当一部分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居民的工业品供应。[40] 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攀升，“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卖什么，什么就跌价”，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05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铜、镍和锌的消耗国，中国的企业买走了世界铁矿石的一半，世界铁矿石的价格翻了一番；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作为一个产煤大国，中国从2009年开始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尽管进口量只占世界煤炭贸易的12%，但已经对国际煤炭价格产生了重大影响。摩根大通的一份报告曾设想，如果没有中国和印度，国际煤炭的价格会跌去一半。总之，我们的工业原材料消耗增长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增长要快得多。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宣称：“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到2031年中国人将拥有11亿辆汽车，而今天全球只有7.95亿辆汽车，中国公路和停车场的数量将会达到天文数字！如果其能源消耗量赶上美国，那他们的日产油量必须达到9900万桶！而现在全球石油的日产量才只有7900万桶。煤也一样，中国现在煤炭的消耗量已经超过美国，照此速度，2031年中国煤的需求量可能会明显高于现在全球的煤炭供应量！到那时，仅中国一个国家排出的二氧化碳就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排出量的总和，如果中国的人均肉类消耗量也像美国人一样，那么全球五分之一的肉产量将被中国人吃掉”。
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上的路径依赖就将人类社会绑定在了化石能源基础之上。我国目前的工业化模式，基本上是在复制西方发达国家“高碳模式”的老路。但是，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模仿发达国家的老路，用高碳模式发展经济，我们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主要的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的高碳发展模式与以往发达国家高碳模式有着一个重要的区别，这就是以往发达国家高碳发展主要用于了本国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我国的高碳模式却未能有效地积累国内的财富。作为世界的一个加工厂，中国优质价廉的产品间接地补贴了发达国家国民的福利。与那些经济总量无足轻重的小国家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我国的生产方式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当我们以大规模消耗的方式推动经济的运行时，世界大宗商品的市场一定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波动。发达国家的国民已经拥有了雄厚的物质财富，国家的资本存量也已经足够大，而我们的国民远没有享受到同等的资源，我们的国家还面临着艰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欧美国家用了20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其工业化进程，而中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就走到了工业化的中期。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代价。实践表明，继续维持大规模消耗的生产方式已经失去了可持续性，我国必须审时度势寻求新的增长方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富国强之路，即低碳之路。低碳之路既可以帮助我国突破增长的极限，也有助于优化人类的生存环境，从而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在我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决策层，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实施低碳经济战略已经成为主流的观点。但是，在我国究竟如何发展低碳经济，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讨论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简单地照搬他国的经验肯定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一国发展低碳经济离不开其具体的国情，同样是走低碳之路，但国与国之间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国与国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都会导致特定国家的低碳战略具有自身的特色。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当我们努力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低碳发展模式时，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管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有着超越国界的共同特征，但这种共同的特征只有借助具体的实践才能得以实现。那么我国的低碳之路究竟有哪些特点呢？依据这些特点，我们又应该走什么样的低碳之路呢？
低碳经济的国别特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一国特定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例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有的比重要高得多。根据常识我们知道，煤炭燃烧所释放的二氧化碳要比石油和天然气高得多。据测算，一吨煤炭燃烧会释放4吨二氧化碳，较石油和天然气多出35%和75%。1978年我国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据了70.3%，30多年后，2012年这一比例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3.2个百分点。长期以来煤炭始终是我国的主体能源，而且今后的很长时期内也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
此外，一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所具有的碳排放特征也就不同。例如发达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后，资本存量已经满足了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需求，产业结构逐步转向轻型化，因此碳排放的绝对量就会持续下降。毫无疑问，随着碳排放量的绝对下将，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会不断得到改善，其国民的生存条件也会不断优化。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是将高排放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然后再通过国际贸易一方面继续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必须的高能耗产品，用于其本国居民的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将自己的低碳技术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这是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战略。发达国家低碳经济战略的基本特征是追求“碳排放数量”的持续降低。而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还未完成，高能耗的重化工产业还是我国必须拥有的产业。所以对我国来说，如果也是一味追求“碳排放数量”的降低，就会陷入发展的误区。因为碳排放数量的多少与一国特定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直接相关。
在这里我们给出两个基本概念，即“碳排放质量”和“碳排放数量”。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协调“碳排放质量”和“碳排放数量”之间的关系是问题的关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巨大经济体，低碳经济战略的基本特征应该是追求“碳排放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碳排放数量”的降低。在碳排放问题上，究竟是关注它的“数量”还是“质量”是个原则性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个原则问题前就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它们希望发展中国家和它们一道也追求“碳排放数量”的降低显然是不现实的，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当然也在情理之中。就我国的国情来看，无论是从发展阶段来看，还是站在资源禀赋的角度，我们都与发达国家没有可比性。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一点，盲目地顺应发达国家的思路，一味地追求“碳排放数量”的减少就会掉入“碳数量陷阱”。
提出关注碳排放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例如，如果不顾我国的发展阶段，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一味地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盲目地削减高排放产业就会严重地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还将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由此产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其规模是可以想象的。大规模的建设一定会对重化工产业提出巨大的需求。与那些经济总量无足轻重的小国不同，我国的经济总量如此之大，很难想象将我们的重化工产业移出国门，由其他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向我们提供那些高耗能的产品。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阶段性，这个阶段性会强制地体现在一国的在产业结构上。因此不切实际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并非明智之举。我国的产业门类齐全，又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定要尊重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切不可只为追求碳排放量的减少而不切实际地调整产业结构。所以，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碳排放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
当我们说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尊重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时，还有一层更深刻的经济学含义，这就是防止一国经济因产业空心化引发的衰退。在这方面，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教训。19世纪中期大英帝国之所以能成为日不落的经济强国，与它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世界工厂”的大英帝国从世界各地攫取资源，再向全世界提供制成品。当时大英帝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正是得益于它当时的“世界工厂”地位。然而，从上个世纪初，应该开始了产业转移过程，以致到20世纪中期英国在本土的投资远低于海外的规模。最终英国的制造业强国地位被美国和德国取代，随着制造业的萎缩，它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让位于日本。与英国所走的弯路一样，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也在上个世纪中期也开始了产业转移过程，大量的产业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由此带来的是制造业的萎缩和应对周期波动能力的下降。欧洲的债务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一些偶发因素导致的，但从本质上看还是“产业空心化”的结果。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保持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是一国技术进步的物质基础，技术创新、科技进步绝非只依靠现代化的实验室就能够实现。
作为一个大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把握是需要战略眼光的。一些小国的确可以通过国家贸易得到自己所需的战略物资，并借助自己的比较优势游弋于大国经济之间，而且这些国家常常会为生活的舒适度高于他国感到自豪。但是，这绝不是大国经济效仿的模式。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要把老牌列强英国的教训引以为戒。在这方面发展中大国有必要借鉴一下美国的经验。同为工业强国，美国并没有简单地将“夕阳产业”转移出国外。在美国人看来，没有夕阳的产业，进入夕阳的只能是企业。对一些传统的产业，美国更注重于通过技术进步将其升级换代。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美国抗击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较强与此不无关系。
从“碳足迹”的角度看，地球是一个整体，发达国家将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移出国外，并不代表它们已经不需要这些产业所提供的产品了。例如欧盟为开发可再生能源电力需要大量的太阳能发电与风力发电设备，而这些设备的制造均来自重化工产业，因此它们只能依靠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既然这些重化工产业的产品还是人类社会必须的，我们就不能将其看做是“高碳产品”而加以限制。西方发达国家如果还想通过国际贸易得到这些产品和劳务，就应该尽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进步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碳排放，而不是一边享用着这些产品，一边指手画脚埋怨发展中国家排放了了过多的二氧化碳。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我们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不断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能源消耗，就没有必要顾忌发达国家的压力，不切实际地迎合发达国家的胃口去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保持一个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之举，也是我们技术进步与科技发展的物质基础。
（厉克奥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王红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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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研究报告范文6
关键词 科普场馆；质量管理精细化；调查
中图分类号 G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6）173-0106-04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今科技普及和交流的分支越来越细而且越来越突出。课堂外的非正规教育也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而成为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科普教育更加突出其全民性和终身性。科普场馆是担负起时代重任的新型社会教育阵地，致力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和素质的提高，造就符合时代要求的有科学意识、创造智慧、开拓能力的一代新人。因而，科普场将是适应新时代教育要求的最好场所之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普场馆教育资源的开发越来越丰富，功能的实现越来越多元化。科普场馆不再是一座单纯的科技展览馆，而是一个课堂，一个实验室，一个适合于时代和未来教育要求的特殊学校。它是学校等正规教育和正式教育之外的继续教育和补充。到科普场馆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在这知识的海洋中跳跃式地、自由地、积极主动地摄取科学的养分。科普场馆作为非正规教育的主力军，是以提高公众科学素质为目的、实施科普教育活动的常年开放场馆，主要的形式包括科学中心、科技博物馆、科技馆、专题科技馆等。在新形势下科普场馆要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对科技场馆的教育资源、队伍人才、展项研发、公众服务和场馆运营管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现运营管理的标准化基础上向管理精细化的迈进。精细化管理是标准化、精细化和人性化管理“三部曲”中的重要一环。实现质量管理精细化不仅能够提升科普场馆整体执行能力，更重要的是提高运营绩效，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但是，目前科普场馆的管理水平与具有更大社会化和更广普及性的公众服务需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弥补这些不足，科普场馆需要在运营管理中提供更多精细化、个性化、多样性和灵活性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公众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才能更有效地通过科技场馆的教育资源和教育产品激发公众主动自主去探寻科学奥秘，实现科学传播的功能，从而有利于科技场馆的长远发展。
1 国内科普场馆实施质量管理精细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为了准确地全面了解目前我国科普场馆实施质量管理精细化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包括从质量管理认证、队伍建设、展项自主研究开发、服务管理、安全管理等方面，我们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间对国内的科普场馆开展了《我国科普场馆实施精细化管理现状调查》研究。
本次调查主要通过对全国各地的科普场馆（以科技馆为主）的实地考察、电话调研和座谈会等方式进行抽样调查，在调查期限内最终共成功采集56个省、市级场馆和部分专业场馆的数据，其中省级场馆21家、直辖市场馆3家等。我们对数据进行了严谨的统计处理和分析后，形成《我国科普场馆实施质量管理精细化现状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中除了对接受调研的各科普场馆质量管理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外，还对科普场馆推进精细化管理总体状况进行了统计，因其内容较为繁复，故本文仅就与科普场馆实施质量管理精细化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论述。
1.1 对各场馆在实施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作的统计
在受访的科普场馆中，其中仅有5个场馆（约8.9%）完成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施工作并取得认证，而其余的场馆（约91.1%）则没有开始相关的认证工作（见图1）。
1.2 队伍建设精细化工作的统计
在科普场馆调研所设计的队伍建设精细化方面，我们从3个方向入手研究，分别是：岗位分级目标责任制、考核制度和评价机制及培训管理制度建设。（见表1）
首先，超过2/3的受访场馆实施了岗位分级目标责任制，即有41个场馆（约73.2%）有此项方面的相关制度或措施等建设，有15个场馆（约站26.8%）则没有；仅有1/3的受访场馆（19个场馆）同时开展了考核制度与评价机制建设，而约2/3的场馆（36个场馆，约占64.3%）只具备考核制度方面的相关建设，而有1个场馆则均无开展考核制度和评价机制建设（约占1.8%）；在培训管理制度方面，大部分的受访场馆（54个场馆，约占96.4%）都实施了相关制度或措施等建设。
1.3 展研究管理精细化的统计
在科普场馆调研所设计的展项研究管理精细化建设方面，我们主要以从自主研发方向入手研究，具体包括“有无系统成熟的展项研究管理办法”“有无自定年度展项研究计划”“有无跟进展项研究管理过程及时掌握研究情况”，以及“有无展项研究评价体系”。（见表2）
在受访的科普场馆中，1）在系统成熟的展项研究管理办法建设方面，仅有6个场馆（约占10.7%）有此项方面的相关制度或措施等建设。2）在自定年度展项研究计划方面，仅有11个场馆（约占19.6%）有此项方面的措施；同时另有5个场馆仅有展品的年度采购计划。3）在跟进展项研究管理过程及时掌握研究情况方面，有13个场馆（约占23.2%）此项的相关制度或措施等建设。4）在展项研究评价体系建设方面，仅有5个场馆（约占8.9%）具备。
从上数据可见，受访场馆在展项研究管理方面举措较弱，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的目前国内科普场馆的展项展品开发还是以通过采购市场上现有的产品方式为主，缺少对结合自身展馆特色和展教资源的自主研发、二次开发或功能拓展等。
1.4 在服务管理精细化的统计
在科普场馆调研所设计的服务管理精细化建设方面，我们主要以从3个方向入手进行研究，具体包括“有无系统规范的观众服务规程和指南”、“有无考核评价体系”“有无定期开展服务满意度市场调查”。（见表3）
从上数据可见，大部分受访场馆均较重视服务管理的精细化，有49个场馆（约占87.5%）具备系统规范的观众服务规程和指南建设；超过一半的受访场馆（31个，约占55.4%）具备考核评价机制措施；有44个场馆（约占78.6%）开展定期服务满意度市场调查，另有1个场馆开展了不定期的服务满意度市场调查工作。
1.5 在安全管理精细化的统计
在科普场馆调研所设计的安全管理精细化建设方面，我们主要以从两个方向入手研究，具体包括“有无制定合适的安全工作规章制度和指引”、“有无重大情况的应急预案”。（见表4）
以上数据可见，所有的受访场馆均重视安全管理，受访的56个场馆在制定合适的安全工作规章制度和指引建设、以及重大情况的应急预案方面，均制定了相关的措施。
2 结论
从调查的数据发现，目前大部分的国内科普场馆都在场馆运营质量管理标准化方面花费大量的投入和创建工作，而在质量管理精细化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从目前全国各地科普场馆管理现状来分析，基本上都把场馆物业管理工作中常规性的公共服务部分对外完全社会化管理，即委托专业物业管理公司、企业负责该项目工作，科技馆仅对其完成情况进行目标考核。对于和科普场馆的安全运营管理有关方面，重视程度尤为突出，“安全第一”的意识在受访的所有科普场馆中都能充分体现。关注公共安全，充分利用人防、技防及物防等手段来提供公共场馆的安全服务，为科技馆与公众提供舒适安全的参观环境。在服务管理方面，对于来访参观公众的服务意识还是蛮重视的，大部分的科普场馆均按各馆自定的规范规程和指引来提供相应公共服务、科普服务及一些便民措施，使观众能舒心地感受科技馆这个启迪智慧，传播科普殿堂的独特氛围。在队伍建设方面，对于各岗位设置、岗位目标责任制、人才培养、管理培训等都下了大功夫，均制定了相应的制度措施。
但在引入相关科学性或客观性的评价机制方面，如：队伍建设、展项研发、服务管理、服务效能和效率等，除了小部分的科普场馆已开始尝试性地自行开展此项工作外，目前大部分的场馆均没有开展此项工作。若从引进第三方机构和企业对场馆自身上述项目的建设，甚至从场馆管理和服务的效能、效率和效益（“三效”）三方面来进行相应评价或评估工作的考虑，目前基本上是还没有真正涉及或实施。在展项展品自主研发方面建设，对自身场馆教育资源的二次开发或深度开发还较为缺乏，资源的充分利用仍不足够。调查中发现，仅有极少数的场馆尝试自主研发展项展品。目前大部分的场馆主要是从市场上直接采购现成的产品为主。受访的大部分科普场馆对展项研发的评价机制的认知度普遍不高，缺乏对展项产品研发发展态势和国内外科技馆展项管理新方法等的常年性清晰准确的跟踪和关注。基本上他们都是根据过往采购展项产品的经验、或产品的欢迎程度作为评判和采购的标准。受制于多以展项展品采取对外采购来满足场馆自身的更新改造，故一般缺乏制定展项展品的年度研发计划工作措施。
从对各馆开展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施工作调研情况来看，虽然标准化管理是第一步，但调研结果却不容乐观，仅有5个场馆实施并取得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作的开展均与科技馆本身的体制、运营机制、财政支持度、管理层重视程度、运营经费投入和管理模式等有密切关系。认证工作的过程需要长期的人、财、物力投入和全程参与，同时也与场馆的各级部门和全体员工坚定和稳定的执行力有着长效性的关联。目前大部分的场馆对于《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的认知度和执行实施还是比较到位的，但对于在管理、服务和运营上标准化，以及质量管理体系实施精细化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更难以提及到实施人性化管理，这实际上很大程度也影响了我国科普场馆的发展和在可持续发展中的竞争力。
3 对策和建议
现代管理已经进入精细化管理的时代，正想人性化管理迈进。如果说，科普场馆还处于比较粗放式经营管理的境地，那么现在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和实施精细化管理，使科普事业迈向新的台阶。科普场馆要在不断丰富展教内涵、在展示上创新的同时，在管理和服务标准化基础上也应不断拓展、提升科学传播职能。但是，由于质量管理精细化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科普场馆人、、物力等，需要重细节、重过程、重基础、重具体、重落实、重质量、重效果以及整体执行力，而目前科普场馆在这方面的举措仍相当薄弱。基于对国内科普场馆的抽样调查分析，我们就科普场馆质量管理精细化开展提出以下的意见和建议。
3.1 善于利用现有的展教资源和展研力量，开展展项展品的自主研发与管理
科普场馆作为学校正规教育的有效互补，以灵活多样、生动有趣的展教形式向公提供传播科学知识，是提升公众科学素养、促进全民终生学习的科普教育基地。科普场馆通过对丰富的教育资源进行再次开发，展项展品自主创新开发，强化展项展品研发的学术理论和成果支撑，结合自身地域特点和资源优势创新展览的主题和内容，要在科普展览展示手段方面下功夫。尤其是科普场馆更新改造工程要注重科技创新集成的应用和展示，通过集成创新的传播方式、集成创新的科普内容、集成创新的运作模式，使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多的接触科学、了解科学，将科技馆打造成公众喜爱的最新科创成果集成展示基地。
3.2 充分认识引入相关评价机制的重要意义，加强精细化管理
目前我国科普场馆对评价机制的理论基础缺乏深入的分析，评价的范围和层次界定比较混乱，更缺乏相应的标准和指标体系，导致管理和服务的效能、效率和效益并未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此，把精细化管理的评价机制引入应用于我国的科普场馆建设和运营管理中，甚至通过借助第三方客观的评价和评估，有助于分析与揭示科普场馆在运行管理中的不足，以评促管，落实以服务评价和合理奖惩机制促进改善服务水平，发挥以人为本的管理激励功能。同时通过研究出一套具有我国特色的科普场馆的精细化质量管理的理论、模式和实务操作流程、规范，探索建立长效的创新机制，以此创立形成一个交流学习平台，更好地实现科普场馆的基本功能和社会效益，同时也为政府和管理机构提供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意义。
3.3 加强受众调查研究，准确把握科普场馆的角色演变与发展趋势，提高精细化管理前瞻性
科技馆事业发展好与否，其社会效益参考评价指标因素之一，就是公众对其喜好、参与度、特性和来访人流量如何等。科普场馆应联合相关的专业研究机构或委托第三方市场调研策划机构，进一步针对不同目标群体和公众的喜好和需求，分各类群体，结合科普场馆自身资源内容亮点，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和科学方法，科学的数据采集、复核、处理、分析，结合定量调查和定性调查结果进行深入研究。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市场调查和分析研究，了解国际上的新趋势、新理念、新技术、新经验，找出自身存在的不足，关注展教内容的社会效应和公众反馈，拓展教育功能的深度和广度，构建服务管理体制，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3.4 建立多元化的人才培养资源和专业化的人才评价体系，壮大精细化管理人才队伍
要在队伍建设上下功夫，发挥其专业优势。各科普场馆应建立一套专门的人才队伍培养和管理的评价机制或评估体系，通过对人才队伍其不同阶段发展和能力特性进行持续性的评价，实现动态化管理，从而适时调整和优化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方案，加大青年专业人才队伍扶植力度、加强管理层和员工轮岗交流力度。同时利用各科普场馆各自资源、地区优势，探讨馆际间的人才交流培养深造合作模式，启动各馆间的人才交流，有助于科普场馆实现人才资源共享和推动整体行业专业人才链发展，打造科普场馆高端人才的蓄水池，为科普场馆的可持续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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