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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1
宏观调控是认识与运用经济规律的生动实践
面对近年房价疯涨和房地产投资过热,中央及时调控,采取“管严土地,看紧信贷”等宏观调控措施。*年又出台一系列旨在稳定价格的调控政策,有效抑制了房价涨幅,今年全国房价平稳,房价涨幅逐季回落,一季度上涨幅度是12.5%,二季度涨幅是10.1%,而一到三季度涨幅是8.8%。房地产市场正朝着遏制盲目投资、引导合理消费、稳定住房价格的预期方向发展。
房地产只是宏观调控的领域之一,中央还对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某些产业局部过热、煤电油运形成瓶颈等问题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有保有压、区别对待,使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低水平扩张势头得到抑制,煤电油运和农业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投资得到加强。
不少经济学家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成功实践,不仅使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增强了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本领,而且使我们得到一些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的经验和启示:坚持把又快又好发展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坚持把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则;坚持把着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式;坚持把推进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实现总量平衡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坚持把维护群众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制度经济学也正在取得突破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长期以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政府作为一个“理性人”,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特殊主体;另一方面,政府又是居于市场经济之上的“驾驭者”和“调控者”。该怎样确定政府的职能呢?伴随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学界形成以下共识——政府主要提供公共产品,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这类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在*年开始逐个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人们越来越注重从制度的角度来深入思考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制度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市场机制固然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要素在部门间、地区间等的流动来调节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市场机制在本质上并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制度建设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在制度改革中,政府职能改革、企业改革和财税金融改革将成为三大主要方向。今后的改革将更强调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强调将改革的措施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微观经济学全方位开花
*年还被称为“中国股市改革年”,受人瞩目的股权分置改革终于启动,以股改为代表,政府频出新策,力促投资者对股改在总量、时间、价格等方面形成稳定预期。除此之外,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迈向真正有弹性和可浮动的汇率制度方面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些生动的改革经验正在丰富中国社会主义金融学的内容。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稳定增长平台，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宏观经济基本态势较好，为加快各项关键性改革提供了宽松的经济环境。在这样的有利时刻，我国关键领域的改革攻坚力度正在加大，用改革的办法克服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巩固宏观调控成果，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这些改革经验又将成为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素材。
我们也看到，经济学界开始更多地研究企业、城市居民、农户等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金融学、财政学、税务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和劳动经济学等学科，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庞大的学科群。
经济学是一门经验性、解释性的科学，也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当代中国经济学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分析支配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经济关系、运行机制、调控机制，探寻其中的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因此正在变得丰富而有深度，中国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因此正在不断深化。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稳定增长平台，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宏观经济基本态势较好，为加快各项关键性改革提供了宽松的经济环境。在这样的有利时刻，我国关键领域的改革攻坚力度正在加大，用改革的办法克服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巩固宏观调控成果，增强经济
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这些改革经验又将成为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素材。
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2
赵德海教授、和淑萍副教授主编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已于2010 年 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是第三版。该书基于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引入大量具体的宏观经济管理案例、特别是引入了我国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情况，以中国实际发生的经济事件为主要阐释对象，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出来，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该书受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它的出版无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还是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核心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现实中，要想从“我听说过”进入到“我懂得”的境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翻阅《宏观经济学》一书时，给我感受深刻的是以赵德海、和淑萍为首的编写团队甄选相关案例的良苦用心。其实对读者来讲这更是抛给我们很多富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相信此书无论是对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对政府工作管理人士，都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3
亚当·斯密为什么有这样的经济理论主旨，我们通过分析其推理前提就不难明白了。因为，其理论主旨是其推理前提的自然结论。而斯密的推理前提则是他的基本哲学假说：“利己心是人的本质”的哲学伦理“假说”，“经济人”假说； 自然秩序优于人造秩序的哲学“假说”，即“看不见的手”假说；“分工、交换”可以裕民富国的哲学“假说”。
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第一，“利己心是人的本质”的哲学伦理“假说”，即“经济人”假说。
孟德维尔是近代较早提出“经济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每个人自由地进行利己的活动，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繁荣，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会里，如果（被认为的）劣行和奢侈风行，那么这个社会就繁荣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认为的）道德和简朴，那么这个社会就冷落衰退。他还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恻隐之心，不是装模作样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这本性是使他能够适合于这个最大的、世俗地说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最必要的条件。
边沁和休谟对人性的探讨也影响了斯密。边沁（1748—1832年）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功利主义学说的主要代表。在边沁看来，人类如同自然，也有规律。自然把人类置于两大主宰即苦与乐的统治下，所以，求乐避苦就是人性的规律。这一规律支配人们的一切行为，同时又是评判人们行为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按边沁的解释，所谓功利就是一种外来事物给当事者求福避祸的特性。人们的行为价值就应该用苦与乐的实际结果来衡量，而不能用天赋人权等抽象原理来进行评价。据此，边沁提出了计算苦乐的标准和方法，即根据苦或乐的强度、远近、持续性、真确性以及影响的范围来判断某一行为产生快乐的价值。边沁把这种功利主义“人性论”既运用于政治又运用于经济。在政治上，他认为立法者在立法中必须计算苦乐的相对价值，一项法律或措施给人们带来的乐大于苦，那就是好的，否则就相反。在经济上，乐的重要内容是获得和占有财富，个人利益至关重要，每个人只为自身功利而最大限度的自谋，通过冲突和抵消，结果最终达到平衡，反而最有利于公共利益。这正是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滥觞。
斯密的良师益友，同样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休谟曾经不无深刻地指出：“所有各种科学都或多或少地与人类本性有关，而且无论其中的某几种科学从表面看来距离人类本性有多么遥远，它们也都仍然要通过某种途径回到这种本性上来。甚至数学、自然哲学，也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认识范围，并且要由他们的权力和能力来判断。”我们无从得知斯密是否受到休谟这种思想的直接影响，但是可以看出，斯密是这种思想的积极实践者。
在斯密的著作中，对人性的探索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斯密认为，人类行为自然地由六种动机所推动：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以物易物及以此易彼的倾向。他这里所讲的“自爱”，即利己心。他注释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就主要关心自己”。斯密“利己心”假设在《国富论》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说，“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人们的这种行为，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
斯密认为，利己是所有人的本性，好的经济制度就是顺应人类本性的制度，好的政府就是顺应人类本性的政府，而满足人类利己心的最好途径就是实现经济自由。因此，这一假设成为斯密取舍臧否经济制度和政府的标准。
斯密的“利己心是人的本质”即“经济人假设”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成为一个公理，成为他们经济分析的一个前提。为此，熊彼特评价：“正是通过斯密的著作，18世纪关于人性的思想才传到了经济学家手里。”
第二,自然秩序优于人造秩序的哲学“假说”，即“看不见的手”假说。
斯密信奉自然秩序，这是那个时代时髦的哲学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自然秩序(不管这种秩序究竟是什么)，这种秩序要比人类人为地造出的秩序优越得多，即自然秩序优于人造秩序。
斯密观点并不是创新，其直接来源是法国重农学派。重农学派(一个认为只有农业才真正地创造财富的学派)坚持自然秩序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自然规律所统治的，而自然规律永远不是统治者的独断法律所能改变的。他们具体阐述了自然规律的内容，即享受财产所得的权利，从事劳动的权利，以及享有不妨碍他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把自然秩序翻译成现代语言，即是说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其各个因素之间深藏着一种动态平衡关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斯密与重农学派魁奈和杜尔阁过从甚密。在《国富论》里他把自然秩序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阅读《国富论》可以发现，字里行间都渗透着“自然秩序”的思想，以至很难单独把其中的一段话引出来作为他对自然秩序的论述。
同时，斯密显然是牛顿理论的信仰者，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将牛顿对于天体的理解，移植到经济社会中。在牛顿力学的体系中，世界像瑞士的钟表一样和谐有秩序，它或许由上帝操控。斯密说，不管是面包师还是铁匠，他们只要专心追逐自己的利益就足够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将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由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斯密反对以各种形式对工商业一般事务进行干预，主张保护私人产权，主张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扮演自由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
第三，“分工、交换”可以裕民富国的哲学“假说”。
在《国富论》中，斯密是从分工开始论述他的经济理论的。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就是原来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品，或者是用这些产品从外国买进来的物品。在提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即劳动价值论）这一观点以后，他马上分析了分工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一个国家只是一所巨大的工场，在这里每个人的劳动不论性质如何不同，都能增加大家的财富。
斯密以分工在个别工业中的效果为例证，证明财富增长是分工的结果。这一例证即著名的“扣针制造业”例证。斯密指出：一个工人没有经过这种业务的训练(这种业务由于分工的关系已形成一种特殊的行业)，也不熟悉这种业务上使用的机器的用法，尽管他十二分勤恳，也许一天也做不出一枚扣针，当然更造不出20枚来。但若进行分工，一个拉金属丝，另一个人使之平直，第三个人把它截断，第四个人把—端磨尖，第五个人把另一端磨平以便装上园头。做圆头需要二三道工序，装上园头是一种特殊的操作，镀白又是一种工作，甚至将针插在纸上也是另一工种。这样，扣针的制造业就大致分为18道不同的工序，在有些工场里，这些工序的操作都由不同的工人担任。这类小工厂有的只雇用了10个工人，他们必要的机械设备虽然简陋，但他们如果尽力干活的话，一天也可以做成12磅扣针。
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4
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一旦出现经济衰退，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但是，这也意味着经济资源会从私人部门流向公共部门，无疑会对私人消费产生影响。正因如此，财政政策扩张是否会影响私人消费以及如何影响一直为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所关注。这个问题在中国尤为重要。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困扰中国政府及学者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内需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不足，而恰好政府的财政政策在这段时期内频繁使用刺激经济和拉动内需的调节手段。因此，研究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在中国就显得更具现实意义。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已有文献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根据传统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的分析，财政支出扩张通常会导致产出和消费的增加。但是，由于其缺乏微观基础，所以随后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主要基于持久收入假说的框架。早期的研究发现，在价格弹性的新古典模型中，财政支出增加会挤出居民消费。基本的传导机制是，对于非生产性政府支出的增加，政府会通过当期和未来的税收进行融资，这就意味着居民当期及未来的收入下降，进而导致消费的下降(即负财富效应)(Aiyagari et al.，1992；Baxter & King，1993)。但是，通过施加不同的识别条件对数据进行SVAR分析，大多数经验研究并不支持新古典模型的结论，而是发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明显的挤入效应(Blanchard & Perotti, 2002; Mountford & Uhlig, 2004; Gali et al., 2007)。
为了与经验事实相一致，已有文献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能够缓解甚至抵消负财富效应，从而使财政政策挤入居民消费的机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献将政府支出引入效用函数，突出了其与私人消费的互补性(Bouakez & Rebei，2007；Ganelli & Tervala，2010；杨子晖，2006)，或将政府支出引入企业的生产函数强调其生产性(Linnemann & Schabert，2005；王文甫和朱保华，2010)；第二类文献主要通过引入深度习惯，产生逆周期的成本加成的机制使财政政策扩张引致居民消费(Ravn et al.，2007)；第三类文献则通过引入居民的异质性产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Gali et al.，2007；李永友和丛树海，2006)。但是，上述文献大多假定财政政策是外生的。
Leeper(1991)首先讨论财政政策规则，根据税收是否对政府债务做出反应，主要考察财政货币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决定。随后，文献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考察了财政政策规则。基于美国的情况，大多数文献认为利用规则形式所刻画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其自动稳定器功能，政府主动采用“逆周期”方式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微乎其微(Taylor，2000；Auerbach，2002)。目前，国内关于财政政策规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贾俊雪和郭庆旺(2011)从增长的角度研究了财政规则对政府债务的影响，发现不同的规则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明显的不同影响。贾俊雪(2012)基于1992-2009年的季度数据发现，我国税收存在对宏观经济走势和政府债务规模系统性的反应，且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政策态势。总体上讲，上述大多数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为税收政策规则，主要从自动稳定器的角度去理解财政政策规则，将政策工具对目标变量的反应参数用于衡量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大小，而将政府购买性支出作为外生过程给定。但是，对财政政策规则性质的讨论取决于所考察的政策工具。本文的分析表明，上述讨论无法很好地用来评估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实际效果。①
本文着重从财政支出的角度考察当政府主动对经济进行调节时，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将政府的购买性支出设定为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反应函数，强调政府调节经济的主动性，并考察随着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强度的变化，居民消费将如何反应。本文之所以从这一视角考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基于中国的财政实践。
从理论上讲，财政政策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经济及居民消费：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②尽管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看，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更为直接，但是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一国税收制度的累进性。Taylor(2000)通过对美国的情况进行研究发现，由于其税制的累进性较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自动稳定器功能发挥作用，政府主动调节经济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从总体上讲，我国税收体系的累进性很弱。这是因为以增值税为代表的商品课税在税收体系中占据了主体地位，这些税种大多采用比例税率，几乎不存在累进性。同时，在我国的所得税中，除了针对工资薪金所得采用了累进税率之外，个人所得税的其他税目以及企业所得税也均采用比例税率，累进性同样非常微弱。所有这些就决定了财政政策无法通过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对经济进行自动调节(项怀诚，2001；金人庆，2005；谢旭人，2008)。也正是考虑到这种实际情况，伴随着分税制改革的推进，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加，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财政政策日益成为政府主动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并逐步表现出对经济系统性的反馈：1998年政府实施了扩大政府支出规模的积极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随着2003年之后经济的逐渐过热，积极财政政策逐步转型为稳健财政政策，政府对财政支出规模进行了有效控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在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再次采用了积极财政政策，推出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据经济形势，主动调节财政购买性支出规模已经成为我国政府使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之一。③因此，如果我们要考察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那么就必须将政府主动地对经济进行反应这一要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本文将以产出和通货膨胀为反应变量的财政支出规则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中，讨论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我们需要强调一下本文与已有文献的区别。尽管从建模方法上讲，本文也采用了与文献类似的做法，利用规则或反应函数(reaction function)刻画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反馈。但是，由于政策规则的经济含义最终依赖于所研究的政策工具，所以在经济理解和分析重点方面，两者存在明显区别：那些以税收或政府转移性支出 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献，自然应该将其理解为财政的自动稳定器功能。由于政府购买性支出的变化不可能代表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所以当我们将政府购买性支出设定为产出的反应函数以刻画政府主动对经济的系统性反应时，仍然照搬文献中的分析视角和理解显然有失妥当。基于此，本文与已有文献存在两个方面的差别：在模型设定上，将滞后期的产出作为目标变量以考虑政策时滞等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本文从政府主动调节经济的角度，重点考察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力度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而已有文献则基于自动稳定器的理解，将相关政策工具对目标变量的反应参数视作给定。
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第一，通过对一个具有价格粘性的DSGE模型进行数值实验，对比外生财政政策与财政政策规则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差别；第二，通过在一个高度简化的代表人模型中求出居民消费的解析解(closed form solution)，非常清晰地展示了以规则形式出现的财政政策影响居民消费的核心机制。
分析结果表明，在引入财政支出规则后，财政政策会通过两条途径影响居民消费。第一条途径是现有文献中讨论的财富效应，即财政支出增加会导致税收增加，通过减少居民未来的预期收入挤出消费。第二条途径则是本文所发现的财政支出规则的预期效应。当政府采用盯住产出等变量的财政支出规则时，一旦产出下降，居民预期政府将采用扩大财政支出的“逆周期”方式对经济进行调节，经济在未来可能出现复苏，由此会阻止居民未来收入的进一步下降，从而导致居民消费增加。不仅如此，财政支出规则的预期效应还取决于其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尤其是产出)的反应程度。当反应程度较小时，尽管居民预期到政府会采取提振经济的措施，但是提振的力度不足以阻止产出的进一步下降，其理性的反应就是减少消费。相反，一旦财政支出对产出的反应程度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居民预期到政府不仅会提振经济，而且提振经济的力度足以挽救经济的颓势，居民消费就会上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政策拉动经济的力度越大越好。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拉动经济的力度超出了一定限度，那么过分增加的税收会有损于居民的未来收入，负财富效应的增强会抵消甚至超过预期效应，居民消费反而有可能下降。
为了尽可能清晰地考察上述在规则形式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在分析的过程中抽象掉了文献中所讨论的财政政策有可能挤入居民消费的其他机制。正因如此，通过引入财政支出规则，本文所发现的其影响居民消费的预期效应不仅区别于既有文献中的其他机制，成为财政政策扩张挤入居民消费的又一重要原因，而且还突出了财政政策对居民预期的重要影响。
基于理论上的分析结果，我们在经验分析层面需要解决的两个相关问题是：(1)从中国的数据当中能否发现财政支出规则存在的经验证据？(2)中国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会有怎样的影响？由于理论分析过程中突出了居民预期的作用，所以我们想从经验分析中评估这一作用的大小。本文基于中国1996Q1-2011Q4的季度数据，对这两个问题分别做出了解答：第一，在样本期内，财政支出对产出具有明显的负向反应，并且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短期内产出的变动有助于预测财政支出的变动，而财政支出变动对于预测产出的变动却没有什么帮助。第二，总体上讲，在样本期内，中国的财政支出扩张对居民消费有正向影响。此外，本文采用Blanchard et al.(1993)提出的回归分解法，利用估计得到的财政支出规则对财政支出变量加以分解，由此刻画预期在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中的作用。结果发现，财政支出规则部分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规则的部分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负，经验分析得出的结论与理论分析一致。
二、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理论模型④
我们在一个具有价格粘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政府财政政策规则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了简化起见，本文的模型仅包括家庭、企业以及政府三个部门。
(一)居民
我们假设经济中存在一个存活无限期的代表性居民，通过选择消费、投资、劳动供给以及政府债券的持有量实现自己一生效用最大化。在进行优化选择的过程中，其收入来源包括：资本收益、劳动报酬、持有政府债券的收益、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从企业中得到的分红，因此其决策问题如下：
(四)参数校准⑧
为了求解和分析模型，我们需要对模型的相关参数进行校准。在校准的过程中，我们着重考虑两个因素：(1)保证模型存在唯一的稳定解；(2)尽可能与已有文献取值相一致，对于无法利用文献进行确定的参数，我们利用中国的宏观数据加以确定。此外，本文还通过贝叶斯方法估计了模型的参数，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在文中报告相关结果。
居民部门的参数包括｛β，γ，ε，δ｝。国内大多数文献对居民主观贴现率β和资本折旧率δ的取值较为一致，分别为0.98和0.025，这一数值对应于我国资本的季度收益率在2%左右，资本的年折旧率为10%(李春吉和孟晓宏，2006)，故本文也采用这两个数值。同时，我们取γ的基准值为1.5(林细细和龚六堂，2007)，并令ε等于2(Miao & Tao，2011)。
财政政策方面，根据“中经网数据库”，我们将转移支付与产出的比例Z/y设定为0.02，并将政府债务同产出的比重B/y设定为0.025作为基准值。⑨
三、模型求解与结果分析
给定模型的参数值，本文使用Uhlig(1999)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这部分主要讨论：(1)引入财政政策规则之后，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比较其与无规则情形的差异；(2)在一个高度简化的代表人模型中得到了居民消费函数的解析解(closed-form solution)，清晰地展示出财政政策规则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⑩
(一)引入规则形式后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讨论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文献大多将财政政策设定为外生的过程。考虑到外生财政政策为财政政策规则的特殊情形(即反应参数为零)，一个十分自然的问题是：对于那些不考虑财政政策内生反应的模型，其对政策效应的分析是否会存在偏误，或是否会存在模型设定误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固定货币政策的类型，然后将外生财政政策与财政政策规则两种情形进行对比，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别。 我们首先令
从图1中我们能够发现，如果政府支出不对产出变动做出反应(=0)，那么当发生财政政策冲击时，居民消费会出现明显下降，然后缓慢地回到稳态水平，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比较持久。这种情况下，模型表现出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即政府支出的增加将社会中的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最终导致居民消费的减少。(12)在引入政府购买性支出的反馈机制之后，居民消费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反应有所改变：如果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规则(｜｜＞1)，表明财政支出的反应程度要大于产出的变化程度，那么居民消费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反应为正，此时财政政策具有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如果政府采用消极的财政政策规则(｜｜＜1)，那么财政政策的“挤入效应”会更大。不过，这一结论并不具有一般性，当财政政策“消极”到一定程度时，其挤入效应会逐渐减弱并最终转化成挤出效应，原因将在下文中进行分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出，对财政政策的不同设定会在不同的方向和程度上影响居民消费。因此，若不考虑财政政策的内生反应将导致模型设定的偏误，其所得结论值得商榷。
为了更加全面地考察在给定货币政策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何随着其对产出反应程度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对取不同的数值，观察居民消费初始反应的变化。从图2中我们能够发现，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随着其反应程度的不断增强而增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当财政政策不对产出做出反应时(=0)，财政政策冲击会导致初始居民消费减少，当财政政策对产出反应程度的绝对值小于0.6时，减少的程度随着财政政策对产出反应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在=-0.6处，这种趋势发生逆转。随着财政政策反应程度的进一步增加，初始的居民消费开始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会随着财政支出反应程度的增强表现出递减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不依赖货币政策的类型。这意味着“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反应程度应该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反应程度过低会导致居民消费出现绝对量的下降，而反应程度过高则会使得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弱。
(二)传导机制分析
我们通过在一个高度简化的代表人模型中得到了居民消费函数的解析解，分析财政政策规则影响居民消费的核心传导机制。
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我们抽象掉了价格粘性和企业的决策，假设仅存在一个代表性居民进行消费储蓄决策。政府会对居民征税并将收入用于开支，为了简化起见，假定政府满足平衡预算的要求。居民的决策问题为：
上式表明居民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而持久收入由两部分构成：当期资产带来的收益和居民基于当期信息所预期的未来可支配收入的现值。此处值得强调的是，当期的信息集中不仅包含未来随机冲击的分布函数，而且还包含政府所采用财政政策的形式。换句话说，财政政策规则形式包含在了居民借以产生预期的信息集中。这一点对理解模型的机制非常重要。
从(3c)中能够很清楚地看到，给定随机冲击的实现值，在引入财政政策规则后，居民消费对财政政策的反应取决于两种效应：第一，(3c)式右边的第一项刻画了居民预期到政府按照财政政策规则行事时，由于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会导致未来产出增加，从而有可能导致消费增加。我们将财政政策规则通过影响居民对政策行为及未来收入的预期，最终导致消费的增加这一传导路径称为预期效应；第二，上式右边的第二项刻画了为了对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融资，政府会向居民增加税收，从而可能导致消费减少，即负财富效应。居民消费的最终变化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
显然，财政支出增量ΔG是政策反应参数φ[yG]的函数，且给定产出的变化，两者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因此，当财政政策的反应程度增大时，ΔG会相应增加。但是，由于财政支出增量对产出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所以财政政策规则对消费的影响最终呈现非线性的关系。图3对这种关系进行了较为直观的描述。
这意味着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应该保持适当的程度。随着财政政策负财富效应的增强，过分加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程度反而会导致居民消费的减少。
四、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经验分析(16)
本节基于中国1996Q1-2011Q4的季度数据从经验分析的角度考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之所以选择这段时期作为样本期，主要是因为财政支出政策在该时期内表现较为活跃，为经验分析提供了足够的变化。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本文用于经验分析的数据全部来自中经网宏观月度数据库。结合研究目的，财政政策方面所选择的变量有国家财政收入(Fiscal_rev)、国家财政支出(Fiscal_rev)、财政资金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Infra)。由于在我们的模型中没有区分政府级次，所以在选择财政收支指标的时候，也不进行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区分；衡量居民消费的变量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nsumption)；价格方面的变量有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以及61—90天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interest)，选取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主要用于计算通货膨胀率和将相关的名义变量转化成实际变量(17)，而选择61—90天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则是为了在分析中控制货币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2001年之前统计资料中仅包含CPI的同比数据，而此后新增了对其环比数据的报告，所以我们以2001年1月为基期重新计算了样本期内的CPI。(18)我们还选取了国内生产总值(GDP)。除国内生产总值之外，其他变量的原始数据均为月度数据，因此我们分别对国家财政支出(Fiscal_exp)和居民消费(consumption)进行累加求得季度数据，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取几何平均数求得相应的季度数据。在此基础上，将名义变量转换成实际变量后取对数，并通过X-12的方法及HP滤波去除数据中的季节因素及趋势因素。
(二)估计财政政策规则(19)
我们对财政政策规则(2)式中的参数和进行估计。由于在(2)式中，相关的变量都是经过对数线性化之后产生的，所以为了与模型一致，我们必须对选取的变量进行变换。首先，由于财政的相关变量以及国内生产总值都是在取对数之后进行HP滤波处理的，所以得到的周期部分就对应于模型中对数线性化的变量。其次，注意到通货膨胀率不存在趋势，我们将其均值 理解为稳态值，并求解通货膨胀率相对于其稳态的变化率得到用于分析的变量。
估计结果表明：第一，无论采用哪个变量作为因变量或者采用何种模型设定，滞后一期的财政支出变量都是显著的，这说明政府采取的财政支出政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第二，当模型采用不同的财政支出变量作为因变量时，估计的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当模型以总财政支出作为因变量时，无论是单独考虑国民生产总值或通货膨胀率的当期和滞后期，还是同时考虑国民生产总值及通货膨胀的当期和滞后期，其估计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但是，从统计上可以拒绝两者联合对财政政策没有影响的假设。当模型以财政基建支出作为因变量时，我们通过对不同的模型进行估计发现，财政基建支出对滞后一期的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反应，而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在统计上不显著。由于我们的估计结果为参数的下界，所以不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最后，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表明，短期内(1—4期)产出变动有助于预测财政支出的变动，而财政支出变动却无法用于预测产出的变动。
(三)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我们利用SVAR的方法研究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影响。参照Blanchard & Perotti(2002)和Ramey(2012)的做法，估计模型的基本框架为：
我们采用Choleski分解来识别财政政策支出冲击。由于财政基建支出对产出会做出更明显的反应，所以我们在分析了财政总支出之后，进一步讨论财政基建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总体而言，经验分析的结果同前文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当财政政策的反馈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其对消费的正效应会抵消挤出效应，从而出现消费和产出上升的情况。
在引入财政支出规则之后，居民对财政政策的预期会对其消费产生较大影响，故此我们对预期的效果进行定量考察。基于Blanchard et al.(1993)的做法(20)，先利用相对较为稳健的回归分解法(regression-based decomposition)将财政支出变量划分为两部分：被预期到的部分(记为)和未被预期的部分(记为)，然后将这两个变量放入(4)式中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财政支出的规则部分发生变化时，尽管财政扩张存在挤出效应，但是由于居民预期未来的产出和收入会增加，所以消费也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相反，财政支出的不规则部分发生变化时，由于其不对经济的变量做出反馈，所以挤出效应会显现出来，进而导致居民消费减少。
JEL Classification: E20, E60, H30
注释：
①限于篇幅，文中对文献的讨论非常简要。读者可向作者索要更为详细的文献综述。
②此处的相机抉择与文献中的含义并不一致。我们指的相机抉择与自动稳定器相对应，而文献中的相机抉择(discretion)主要指discretionary optimization，与承诺(commitment to a rule)相对应(Kydland & Prescott，1977)。这两对概念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只要存在政策对经济变量的系统性反应，均可以用规则加以刻画。
③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联邦政府也采用了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救市政策，但是从资金的最终流向看，并未用于政府消费与投资，而是用于了减少地方政府债务(Taylor，2011)。
④限于篇幅，我们略去决策问题的一阶条件，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⑤为了避免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对分析的影响，我们将相关的税收变量设定为外生过程。
⑥是我们主要进行讨论的参数，对也可以做类似的讨论，该参数的取值不会改变分析的结论。
⑦限于篇幅，我们略掉对竞争均衡的定义，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⑧限于篇幅，我们只是简要地讨论了参数的校准过程，更为详细的讨论可向作者索要。
⑨我们令该参数在(0.025，1)均匀取10个点，结果发现其对本文的分析结论没有影响。
⑩我们还分析在完整的DSGE模型中，财政政策规则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传导机制，在基本的结论保持不变之外，我们还发现，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力度会对财政政策效果产生影响。
(11)φ[，π]＜1的情况与此类似，此处从略。
(12)教科书中对挤出效应的定义为政府支出的增加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减少私人投资。此处我们借用挤出效应这一概念来描述居民消费由于政府支出增加而下降的现象。
(13)简化起见，我们假设市场利率为常数。
(14)一个例子是，当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较低时，政府的财政投入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比较明显；但是如果政府支出继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致使出现过剩时，那么财政支出的拉动效应会明显减弱。
(15)即假定t+1期之后的经济回到了稳态水平。
(16)限于篇幅，我们没有报告这部分分析的技术细节、估计结果表格和脉冲响应图，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5
关键词：互动式教学；《旅游经济理论与实践》；案例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D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267-02
课堂教学是以教材、教学课件等为媒介，教师的讲授活动为主导，学生的学习活动为目标的三者互动的过程。大学生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通过互动式教学，可以充分挖掘大学生的学习潜力，培育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最大程度上提高学习效率。
一、互动式教学概述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是强调“如何教”的“填鸭式”教育，违背了课堂教学的“互动”性。互动式教学模式则要求在教师启发引导下，师生之间、学生之间采用对话、研讨和交流的学习方式，形成和谐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师生与环境互动的学习机制，以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启发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能力，塑造学生良好个性。
当前关于互动式教学的含义众说纷纭，张利云（2002）、杨瑞平（2003）、时光（2003）、周毕文（2007）、杨笑红（2010）、曾立荣（2010）等都对互动式教学做了界定。互动式教学应该是教师精心设计教学环节和教学方式，利用多种教学媒介，帮助和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参与，促进师生间和生生间的全面交流和集体学习，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一种教学模式。
互动式教学是包括师生间互动、生生间互动以及人境的互动的全面互动；是灵活多样的，是多种教学手段的综合，是课堂内外有机结合的开放的互动；是各种教学手段相互结合的综合的互动；也是包括引导、交流和应用三个步骤的阶段性的互动。
二、《旅游经济理论与实践》课程的互动式教学方式设计
《旅游经济理论与实践》是实践性和互动性比较强的一门课程，针对研究生教育，更应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旅游经济理论来思考实践、指导实践的能力，因此，需要根据互动式教学的特征和要求，结合《旅游经济理论与实践》课程特性对《旅游经济理论与实践》教学做精心设计。
在教学方式方面，由于研究生已经具备一定的自学和研究能力，可以更多的赋予他们自主学习的权利，激发其自觉学习的潜力。在教学方式的设置上，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实施“方法研究+专题设置+课堂讲授+案例分析”的方式，在教师的引导下，利用多种教学媒介，充分调动学生在知识获取、信息交流、思想碰撞、实际应用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学生和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以及人与情境之间的互动。
1．方法研究。课堂讲授摈弃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教师先集中阐释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本课程的展开做方法铺垫。“理论与实践”是本课程的方法论基础。“现象的本质+人的超常识性智慧=理论”，理论是由本质性概念与本质性规律组成。实践是人类认识自然界的活动，它不等同于案例。案例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设的；而实践，则一定是实实在在需要实地践行的。《旅游经济理论与实践》课程是用理论对应实践，用其在实践中取得的效果来反观理论。这是我们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在重新审视旅游经济学时，应确立一个研究方法前提，即“我思考的旅游经济学”。这种思考，包含几层意义：一是要尽量摒弃人云亦云的套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模式，理论与实践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时而会以理论来检验实践，时而又会用实践累积的经验来推导理论，以此得出可能不同于以往的结论。二是生活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情感的生活，它需要我们主动的“投入”进去，非如此不能感受生活，非如此不能理解生活的意义。“我思考的”，要求旅游经济学变成我们自己所理解和思考的那个样子，变成每个人用心去接触实践、亲自去感受现象的属于的那个样子，变成独特的“旅游经济学”感受的那个样子。在这三个“那个样子”的实现当中，每个人的角色首先是消费者、体验者，其次才是观察者、研究者。这也是我和大家要共同完成的角色置换，多看、多想、多收集、多思考、多论证，以此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2．专题设置。专题围绕本课程的学习目标来设置，根据旅游经济学的本身的特点和研究生教育的特点，本课程的学习目标有三：一是我的旅游经济学。留心身边的经济现象，思考现象本身与旅游的关系；二是快乐经济学。掌握旅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过理论与实践，开拓眼界，在未来毕业、就业工作中，举一反三，帮助自己和他人作决策，满足受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实现更大的快乐；三是创意经济学。创意经济与旅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做到“好玩、玩好”，从玩出发，从创意出发，使创意本身成为生产力。
研究生教学不需要从abc开始讲起，在已有学科基础上，分专题深入解析更具有针对性和深度。目前，各国对旅游经济的前沿关注和研究的主要集中在三个大的向度：理论和应用旅游经济学研究；宏观和微观旅游经济学研究；国际、国内和区域旅游经济学研究。由此，根据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基础，将对研究生的课程教育分为十五个专题，分别从三个大的方向进行专题研究。并由学生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基础选择专题，按顺序对专题进行研究准备，从研究简述、基础理论、发展趋势、案例解析四个角度准备PPT，于课堂进行演讲，占期末综合成绩的50%进入总评。
3．课堂讲授。采取“引入+演讲+讨论+点评”的方式。首先，按照课程设置的顺序，学生预先了解自己下节课将要研究讲述的问题，在上课之前，将自己制作的PPT发给教师，由教师指出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或研究的不足，为学生指定几种收集资料、获取信息的方式，或者提前下发相关资料，完成自学和自我准备的过程。其次，上课时先由选题学生进行演讲，再由教师提问，演讲学生主答，以此判断其对该问题的研究深度和理解程度。进而其他学生对演讲学生补充提问，或讨论式发言。最后，由教师做总体点评，并补充该专题的研究重点、研究热点，同时提出现有研究空白，供学生做深入研究。这种互动性较强的教学方法，很适合具有一定学科基础和研究能力的研究生教学，它抛开灌输式的传统方式，更多的是不局限于教材转换角色，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由听转变为讲，由动手转变为动脑，由输入转变为输出，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自主自发自觉地进行学习和研究。
4．案例分析。《旅游经济理论与实践》对实践的侧重甚至高于理论，应更多的采取案例教学法、模拟演练教学法、实践教学法。在知识传授时利用简单短小的案例使学生易于理解，产生兴趣。如讲述旅游经济现象无处不在，列举经济现象的普遍性，分析剩女存在的经济原理，两分看待，一种是实际已婚但因社会压力选择隐瞒已婚事实的“隐婚者”，从经济学上就是信息隐瞒行为，由此隐瞒，在性别歧视的社会中能够得到相应的工作机会和升迁机会等。另一种是真实的大龄“剩女”多为女博士、高级白领、事业有成的人，她们选择晚婚，实际是在进行比较优势的选择。30岁以前，容貌是比较优势；30岁以后，则资历和能力就成为比较优势。选择晚婚的女性，正是认为丧失“容貌资本”的机会成本远远小于丧失“素质提高”的机会成本，毕竟人生不是只停留在20岁里，因此他们才会因增加素质而增长年龄，为未完婚付出代价，这是机会成本的选择。同时，大龄带来婚姻机会成本的增大，选择婚姻也许意味着要放弃很多东西，但若不忍放弃、坚持好强的事业心，在期望值较高的情况下可选择的范围就越小，婚姻就越发不易，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用经济学的话说叫“路径依赖”。用这种生动的案例解释看似复杂的经济问题，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引起讨论，达到互动式教学的目的。
除了传统的“黑板+粉笔”的教学方式外，可采取多元化教学工具。如介绍案例时可采取发放案例材料、PPT演示、视频文件演示等方式；集体讨论除课堂讨论外，课下还可以通过QQ、邮件、面谈、电话等方式，每个小组可分别建QQ群或讨论组，实施资源共享。
三、《旅游经济理论与实践》课程的互动式教学考察方式设计
对研究生成绩考察采取“课堂表现+平时作业+期末论文”的方式，把研究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结合起来，把自学研究、PPT制作和课堂演讲时的表现作为重点，着重考察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和效果。
课堂表现占总评成绩的50%。其中40分为个人演讲评分，如没人有两次演讲机会评分，每次总分20分；10分为奖励项目，根据演讲人制作PPT的效果、演讲技巧、互动式表现酌情加分。
平时作业占总评成绩的20%。考察两次平时作业成绩，作业可以是知识收集、整理，也可以是案例分析，或者对日常旅游经济现象的分析等。
期末论文考察占总评成绩的30%。由教师出题，要求研究生围绕本课程的十五个专题，任选其一切入，结合旅游经济学理论，谈谈认识和看法。字数不少于8 000字，可以根据撰写情况考虑修改为论文投稿，必须遵守学生规范，在对某一旅游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进行阐述。
参考文献：
[1]曾立荣.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式课堂教学理念的价值及方法探讨[J].教育探索，2010，(3):70-71.
[2]谢少安.大学AIDAS互动式教学的心理过程及其策略[J].教育探索，2009，(8):125-127.
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6
其实，经济学有两个根源——一个是与纷繁复杂的计算和模型相关联的“工程学”方面的内容，另一个则是与人类现实生活和幸福相关联的“伦理学”方面的内容，而当今，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表现出了倾向于第一个方面内容的研究，而忽略了经济学诞生之初就肩负的“经世济民”使命。“现代经济学的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从传统的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那儿，我们看到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姻联，而如今，随着实证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走的越来越远，森叹息到：“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的确是经济学的困顿，也是伦理学的悲哀。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远使这两门学科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对“人”的界定也出现了分裂，由此，“经济人”和“道德人”成为了毫不相容甚至对立的两种人性。在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中，人被定义为永远只做理性选择的“经济人”，他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自利，经济学理论在这个“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进行各种经济模型的构建和研究。在森看来，对“经济人”的理性假设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类型的假设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错误”但问题在于，这种遵循“选择的内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的理性人，并不是经济学本来意义上所要表达的经济人，森说，经济学上对人的理性的狭隘规定其实是对斯密理论的曲解所造成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喜欢引用斯密关于肉商、酿酒商和面包商的论述来说明人类行为的“自利”本质。其实，当我们重新审视斯密关于理性人的思想时就会发现，斯密要说的恰恰是不能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一种单一的动机上。渗透在他文字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人，他的同情心和慷慨心的融合，主体情感与旁观者情感的统一。“斯密的理性人概念把一个人牢固地放在周边人群之中——放在他所属的社会之中。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行动都顾及别人的存在，个人并不是与‘公众’隔离的”。一个真正的理性人是既能考虑自身利益，又能站在“上帝”位置考虑整个社会正义的道德人。在这样的意义上，“经济人”与“道德人”本质上应该是统一的，然而，现代经济学则完全撇开了“道德人”这一方面，对“经济人”给予了狭隘的理性定义，这使得人类从此患上了滑稽可笑的“精神分裂症”并过着在经济领域和道德领域分裂式的生活。现代经济学对单纯的工具性价值的追求，而忘记了追求财富与利益的最终目的，使得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严重分离。经济学只做着研究怎样获取理论上的最大利益的工作，只做着指数计算精确的技术性工作，只做着让模型的变量越来越多而其本身越来越完满的工作。数字和模型摆在人们面前，但却很难改善人们现实的生活。其实，人的生活不仅仅是追求物质财富和自身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似乎更关心“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广泛的价值问题。森把它称为“伦理相关的动机观”。森认为，现代经济学直接假设了人类的目标，“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让经济学的研究变成了单向的坐标，也使许多经济理论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其实，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的更有说服力”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不仅对经济学，也对伦理学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现代经济学会出现伦理不涉，远离原点的“贫困”现象？为什么社会生活中形形的经济现象只引起了经济学家们从收入、财富和单纯的数字方面去研究它们？为什么哲学家、伦理学家进入不了主流经济学领域，获得一席之地，拥有发言权？种种疑问揭示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视角。正是由于经济学分析视角的单一，才使得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得出结论的偏狭。面对这个问题，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个宽泛的评价标准视角。
2自由视角下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