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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经济形势范文1
1.离岸金融市场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组成部分。离岸金融市场产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欧洲,七十年代后它在许多国家与地区获得了蓬勃发展,主要形成了以境外美元市场为主的欧洲货币市场、欧洲债券市场、亚洲美元市场等。离岸金融市场提升了金融城市在全球各国际金融中心成长中的竞争力,促使有些非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迅速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或使已有的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成为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的再度振兴,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在七、八十年代的崛起等。目前,离岸金融市场已成为当代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2.离岸金融市场是一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有效途径与方式。一国在全面开放在岸金融市场的条件尚未成熟时,可通过开设离岸金融市场来实行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并且,对于一些本币尚未国际化或国际化程度较低的国家来说,它也为之提供了在其境内开展国际性金融业务、发展跨国性外币金融市场的机会。因此,它是一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有效途径与方式。离岸金融市场的这一特性,既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面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之前,发展国际金融市场提供了可能途径;也为非世界货币国家在本币缺乏国际化条件之下,建设国际金融市场甚至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市场业务的基础。
3.离岸金融市场将有效增强一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在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金融风险往往具有超国界特征,甚至超出单个国家或者国际性金融机构所能预测控制的范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并且对各国防范金融风险、加强监管提出了挑战。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作为一块“试验田”,能够增强东道国管理金融、控制金融风险的能力,增强国际收支平衡能力。
二、离岸金融市场形成的路径及对我国的借鉴
离岸市场基本上反映了不同的金融业发展水平和金融监管水平,从实践来看,各国都是根据自身的条件,主要是经济对外开放程度、金融业发达程度、金融监管严密程度等,选择不同类型的离岸市场。从区域选择的视角分析,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可归纳为三种路径。
(一)不划定区域,放宽准入推动形成离岸市场
此路径以美国的IBF(国际银行设施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ity)为代表,与传统的离岸金融中心形成路径相比,其不同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分布广泛。IBF的发展并不局限于某一州或城市,只要符合条件的银行都可以开展。IBF在美国各州都有,但是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于一些大的金融中心。二是准入简单。金融机构不需要向美联储理事会提出申请或事先取得认可,只要在规定时间内通知联储理事会,设立专门帐户以区分境外美元和境内美元,均可以加入IBF成为其成员。任何美国的存款机构和外国银行在美分行皆可申请开办。三是管理严格。由于地理分布广泛,蕴含风险更大,为避免对国内货币市场造成负面影响,IBF的管理机制审慎。帐户设置要求严格的内外分离;存放款仅限于非居民(包括银行),没有证券买卖。
从美国发展的实践来看,拥有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国际金融活动活跃的大城市最终成为IBF的集聚地。例如,近半数的IBF和超过80%的资产集中在纽约。参照这一情况,如果我国采用IBF的运营模式开展离岸金融市场,上海很可能成为我国IBF集中的城市。
(二)设定有形的封闭区域,设立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
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都是采取划定区域、发展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中心的方式,东京和纳闽已经成长为世界上主要的离岸金融中心。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在金融业尚不够发达的情况下,构建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金融发展极不宜过多,否则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我国学者在总结金融中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离岸金融市场的“金融发展极”战略。金融发展极应是有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金融机构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聚集发展而形成的金融中心。金融发展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资本集中和输出,技术创新与扩散,产生规模效益和形成凝聚经济效果。
基于金融集聚效应和金融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在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初期,划定区域,将新批准开办离岸金融业务的中外资银行集中于区域之内,建立一个有形市场,有利于扩大影响,逐步积累客户,形成集聚效应。并且,划定区域便于管理,有利于最大限度的防控风险,降低新旧金融体制摩擦形成的负面影响。
(三)在特定区域设立避税型离岸金融市场
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是只有记账而没有实质性业务的离岸金融中心,又称“逃税型”离岸市场。 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开展金融业务可以逃避银行利润税及营业税等,且成本与费用较低。目前,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多为岛国或小国,地理位置偏离大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开曼群岛和巴林等地皆属此类。我国建立避税港型离岸金融市场的条件与国际标准的差距较大,特别需要在法律法规、税收优惠政策等制度建设方面大力推进。这是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吸引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上海建设离岸金融市场的可行性
借鉴金融集聚的相关理论以及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通过对地理位置、市场供求、路径依赖、政府推动等因素的分析表明,上海基本具备了建设离岸金融市场的基础条件。
1.地理位置因素。从全球来看,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与东京、香港、新加坡相邻或处于同一时区,也能与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纽约构建连续24小时的接力交易。从国内看,上海位于中国南北海岸中心点,长江和钱塘江入海汇合处,历来是内外经济接轨的重要枢纽。
2.路径依赖因素。上海是在近代中国经济中最大的金融中心,也是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发源地。上海深厚的金融城市历史为现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崛起提供了市场基础、历史声誉、经验与信心。当前,由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集聚效应,也成为企业选址的路径依赖因素。
3.交易主体因素。上海已成为我国中外资金融机构的最大聚集地,建立起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期货公司、票据业务中心等在内的类型齐全的金融机构体系及监管体系。特别是,上海外资金融机构数量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09年6月,在沪外资法人银行占全国总数的53.1%,外资法人银行总资产占全国的84.8%。继开展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后,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暨上海清算所于2009年11月在上海挂牌成立,为金融市场高效运行奠定了基础。
4.市场规模因素。目前,上海已经形成了以资本、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OTC衍生品、黄金、产权、再保险市场等构成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汇聚了世界上主要金融市场种类,金融市场的成交总额和规模连续大幅度增长。
5.经济总量因素。经济实力是离岸金融中心形成的核心要素。扩大的生产和贸易产生了对资金筹募和资本流通不断提出的新的要求,从而直接导致和促进了金融活动的集中和金融工具的发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经济增速远高于世界经济增速。2010年7月,我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经济圈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1.68%,大伦敦区在英国经济中的比重不过与这个份额持平,而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经济最发达的纽约大都会区,其GDP更是只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左右。
6.政府推动因素。建设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升级为国家战略,使原来以地方为主推动上升为集国家力量推动,中央、上海市和浦东区三级联动,形成政府推动合力,大大增强了协调建设的力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先后制定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也成为上海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推动因素。
四、启示与建议――上海建设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式选择
笔者认为,我国建设离岸金融市场的背景与伦敦、纽约、新加坡等国家既有共同点,也有显著的不同之处。因此,我国建设离岸金融市场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结合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不需要立即突破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并且为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开放进行尝试和探索。其次,要有助于弥补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利用外资实现经济发展战略。三是要有助于加快我国大陆金融体制与国际接轨,金融产品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国际金融准则的对接都可以在离岸金融市场来先行先试。四是要有助于国际金融人才的培养。在进行区域选择时,根据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空间布局,比较选择出具有金融产业集聚潜力的城市,并给以相当宽松灵活的产业政策进行发展配套,引导企业选址、投资的方向。避免战略布局不清晰造成的多中心、分散化,削弱离岸金融中心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按照内外分离型原则,在上海划定区域开展离岸金融市场试点,逐步建设我国的离岸金融中心是切实可行的途径。建设上海建设离岸金融市场可以考虑两种方案:
(一)依托上海洋山港,开展低税型为主的多元化离岸金融市场
洋山港开展离岸金融业务试点的优势:一是其市场潜力巨大。洋山港将建设成为世界最大规模集装箱港区之一。未来10年至20年间,赤道环球线中心港将成为世界航运体系的核心层。洋山港既与国内市场相联系又与国际市场相衔接,具有广泛的市场基础和资金来源。二是政策优势明显。洋山保税港区集目前国内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三方面的政策优势于一体:国外货物入港区保税;国内货物入港区视同出口,实行退税;港区内企业之间的货物交易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等。在洋山港保税区开展离岸金融试点,在放松金融管制和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上易于实施。三是其地理位置相对封闭,便于管理。不会对整体经济金融造成明显的冲击;有利于最大限度的控制风险。实践证明,当金融管制严格且实施有效时,离岸市场操作就难以影响或冲击在岸市场;当管制放松或者不能有效实施时,离岸市场操作就会影响和冲击在岸市场,影响到在岸市场货币政策的实施及其汇率稳定。
此方案的缺点:一是大部分金融机构需要新设,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二是难以集聚国际金融人才。我国不是把洋山港作为避税港而发展,而是要以服务国际贸易、实体经济发展为目的,因而需要大量的国际化金融专业人才。而洋山港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商业配套还不完善,交通成本高,成为吸引金融人才的瓶颈。
笔者认为,如果选择在洋山港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可以包括三部分,即离岸银行业务、期货保税交割和离岸再保险业务。具体措施是:大力吸引国际金融机构落户,集聚国际资本;允许国内企业开设离岸账户,为其境外业务提供资金结算便利,从而使上海成为重要的离岸人民币及其衍生工具的全天候交易结算中心,成为国内外金融机构、海运保险和再保险机构开展离岸业务的运作平台。研究加大对航运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航运融资、航运保险等金融服务,研究组建主要面向航运业的专业性保险机构、融资租赁公司以及航运产业基金。
(二)依托陆家嘴金融商贸开发区,实施“一区两制”,逐步建设成为多层次的离岸金融中心
此方案的优势是:有利于发挥陆家嘴金融核心区的集聚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品牌效应,依托现有的中外资金融机构,减少沉淀成本。一是陆家嘴金融商贸区金融机构集聚。目前,功能区汇集中外资金融机构515家,占浦东新区的92%。从国际化程度看,拥有19家外资法人银行,53家外资银行分行和52家外资银行代表处,合资保险公司数量全国领先。二是金融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环境比较完善。陆家嘴金融商贸区集聚了众多各具特色的高端建筑,金茂大厦、世界金融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已成为金融城的地标性建筑,加速金融资源汇聚。同时,功能区加快了交通、商业、餐饮、文化、居住、娱乐等配套环境建设。三是金融人才集聚,将成为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创新的智力支撑。
此方案的缺点:一是陆家嘴金融商贸区目前的商务成本较高。为了吸引更多外资金融进驻,政府需要在税收等方面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二是如果给予离岸金融业务以最宽松的管制、优惠的税收政策和最低要求的信息披露,则势必会对在岸金融机构产生较大的冲击。因此,要把握税收等政策的优惠程度。三是监管难度相对较大,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笔者建议,如果划定陆家嘴金融贸易开发区作为离岸金融市场区域,应该严格审批准入、逐渐放开。要求区域内的金融机构必须实施严格的离岸业务与在案业务的分离。具体措施是,首先,对于中资银行,只允许区域内的分行设立专门的离岸业务部门,申请离岸业务执照,总行对其承担法人责任。重新审批区域内外资银行的离岸业务资格,符合条件的才可开展业务。其次,允许国内企业开设离岸账户,为其境外业务提供资金结算便利。逐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探索实行美元计价、净价交易、保税交割进行原油和金属期货的交易模式。三是引进境内外金融机构,在区域内试点开展离岸再保险业务等。
近期的经济形势范文2
关键词：专业市场 经营性质 商户分化 专业市场转型升级
本文在对广州市部分专业市场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专业市场上商户经营性质的变化及其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
专业市场经营性质的演进及原因
专业市场是一种以现货批发为主，集中交易某一类商品或者若干类具有较强互补性或替代性商品的场所。本文仅讨论专业市场上的商户经营性质的演进状况，对专业市场的管理者不予涉及。商户主要是进行买进卖出活动、赚取买卖差价的批发商，他们从生产厂家或上一级批发商购入产品，然后销售给用户或下一级中间商。这些商户承担着中间商的职责，主要开展批发活动。从形式上看，这些商户都是从事买进卖出活动的中间商，从始至今都没有差别，与近代的中间商也没有差别。但从性质上来看，专业市场上商户的经营性质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这种经营性质的变化可以用下述的几种类型的“替代”来说明。
（一）“有专业市场”替代“无专业市场”
第一种类型，专业市场起补充作用，可看作是“有专业市场”替代“无专业市场”。改革开放前后，专业市场上商户的经营活动是对国有和集体商业企业经营活动的补充。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公有制经济制度，不允许私人所有和经营的企业存在，商业活动只能由国有和集体商业企业操办。尽管国有、集体商业企业相对实力强大，组织严密，但集中计划式的商业企业，只能粗疏地满足大块头的市场需求，总会留下大量无法涵盖的旮旯缝隙，即存在部分市场需求不能有效满足的现象，这为个体私营经济的产生提供了机会，专业市场也就在公有制经济的夹缝中产生并存活下来了。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允许个体私营商业的发展，但强调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有、集体商业企业的力量依然很强大，从经营实力、经营效果、经营的品种等多方面来衡量，专业市场都只是一种补充。这种补充，主要体现在公有制商业企业照顾不到的地域、经营的商品品种等方面，因而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有”对“无”的替代。出现这种补充的原因，是行政干预起了主要作用，从限制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到强调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人为地限制了专业市场的发展，使其只能起到补充作用，因而是行政干预的羁绊限制了专业市场的形成，行政干预的松动则成就了专业市场的发育和成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专业市场这种商业业态一经产生，就再也没有回缩的迹象，而是越来越走向繁荣和富有竞争力。
（二）专业市场替代公有制商业企业
第二种类型，专业市场替代公有制商业企业。严格地说，这是专业市场上的商户对国有、集体商业企业的替代，是经营效率更高的企业替代经营效率较低的企业。进入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尽管公有制商业企业也得到了较大较快的发展，但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弊端日益显现。公有制商业企业管理不善、经营机制僵硬、产权关系不明，市场竞争力弱，其功能被其他形式商业企业替代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随着专业市场上商户的成熟和发展，便逐渐替代了部分公有制商业企业，将部分公有制商业企业挤出了市场。给人的实际感受，就是专业市场上的商户数量增多了、业务量扩大了、涉及领域拓宽了；反之，国有、集体商业企业的个数减少了，经营规模缩小了。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前后，国有、集体商业企业生存困难，纷纷退出市场或被改制、改组了。在这种情况下，专业市场上商户的交易手段和经营方式都还比较粗陋，依靠技术、品牌、管理等模式进行经营的情形还非常少见，从总体上看，只是其经营效率高于公有制商业企业，因而才得到较快发展。
（三）专业市场替代生产企业的销售部门
第三种类型，专业市场替代生产企业的销售部门。专业市场发展起来后，众多商户进一步向处于上游的生产企业进军，将生产企业的销售部门也纳入自己囊中，包销生产企业的部分或全部产品。原本由生产企业进行的销售活动，现全部或部分改由专业市场上的商户来进行，专业市场上商户的经营替代了生产企业的部分或全部销售活动。在专业市场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企业销售部。这些销售部，部分是生产企业在专业市场上设置的销售部；部分虽然挂牌是某生产企业的销售部门，但其实在产权、管理、人员、资金等方面，与生产企业无任何关系，双方只是通过契约关系进行联接。在服装、食品、建材等众多行业，均可见到这种替代现象的发生。这种替代，是交易成本更低的企业或企业的经营环节替代另一种交易成本更高的经营环节，是专业市场上的商户或商户的经营环节替代生产企业的经营环节。对于商户来说，是扩大经营规模，增加经营品种；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则是减少经营管理的环节或部门。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替代关系，一是出于专业化的考虑，生产企业将销售环节部分或全部让渡给专门化的商业企业后，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生产专长，将有限的资源更多用于生产环节；相反，专业市场上的商户更专业、更熟悉市场，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了解得更为充分，对市场需求理解得也更为透彻，从事商品的买卖活动比起生产企业更有优势，搜寻客户、获得市场信息的成本也更低。二是生产企业获得了稳定的分销渠道，丢掉了销售的包袱，节省了管理成本、销售成本，能以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商户则能获得较高的利润留成，提高了交易效率，节约了交易费用。这种替代是双方自主自愿进行的，符合市场经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发展方向。这种替生后，分销渠道上下游环节的联系更加紧密，信息沟通更为充分和顺畅，彼此形成“产销联盟”的格局，有利于双方进一步做专、做精、做强、做大。
（四）专业市场替代生产企业的经营管理
第四种类型，专业市场替代生产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是商户对生产企业在管理上的替代，即：商户拥有产品的品牌和定价权，在经营过程中，商户进行产品的设计，将生产业务进行外包，向生产企业下达生产订单，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什么时间生产、以什么方式生产等均由商户决定，生产企业只是被视作商户的一个生产车间，为商户进行贴牌生产，无权决定产品的品牌、产量、价格、销售地域等。在有些情况下，如出于保守商业秘密、保证产品质量等目的，商户也会自己组织商品的生产，或者自己投资建造生产车间，或者租赁设备进行生产，或者并购既有生产企业。这种替代的情形，在酒类、服装、鞋帽等产品市场上，比较常见。比如，在我国白酒市场呈饱和状态、知名老品牌较多的情况下，近年来，消费者仍能时而见到某个酒类的小品牌，它们在某个区域或某个群体的市场上，能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小品牌，部分就归专业市场上的商户所拥有。这种替代是更具经营优势、管理效率更高的商户替代具经营劣势、管理效率更低的企业或企业的管理环节。这种替代从根本上颠倒了产销关系，形成产销并不对等的格局，以前是生产决定销售，生产企业处于主导地位，这里则是销售决定生产，商户处于主导、主动地位。这种替代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是我国买方市场形态出现后，市场进入了品牌消费时代，消费者更加注重商品的品牌，品牌在市场交易中的作用进一步突出，拥有品牌的一方，所能拥有的交易价值更大。“渠道为王”的作用在我国市场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专业市场上的商户具有稳定的客源，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比起生产企业，具有分销渠道上的垄断优势，部分具有更高管理、营销效率的商户，自然不会将利益拱手让人，于是便通过拥有品牌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并通过分销渠道和品牌的双重优势，反过来“操控”生产企业。二是商业企业更熟悉、了解市场需求状况，由专业市场上的商户组织货源、向生产企业下订单的方式，更能克服产品设计、产品结构等方面的盲目性，使得产品也更适应市场需求，并能根据市场状况适时地对产品种类、性能、价格等做出调整。
综上所述，专业市场自从开始出现以来，其经营性质就一直处于演变之中。这种演变尽管发生时间有先有后，有层次高低之别，并不断向高级化方向演化，市场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又不是梯次、鱼贯发生的，而是以一种叠加的方式出现和存在着，即在一定时期内，两种经营性质几乎同时出现和存在于现实市场经营活动中，特别是后两类替代，更是如此。
专业市场经营性质演进所带来的影响
专业市场上商户经营性质的演进，是经济形势、市场变化以及商户自身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其经营性质改变后，又会造成一系列的影响，导致商户出现分化和专业市场的转型升级，并最终引起整个专业市场趋于消亡。
一是专业市场经营性质的演进，会造成商户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导致商户发生分化的原因有许多，有经营实力、经营能力、经验甚至运气等，但经营性质的演进会影响到商户的分化，这一点则是确凿无疑的。专业市场经营性质的演进并非在所有商户中同时发生，而是呈阶梯式、不规则地发生于部分商户中。管理效率更高、经营成本更低的商户，或从它业改行而来的商户，才有可能产生经营性质的变化。当商户的经营性质发生改变之后，会进一步突出和固化其既有的经营优势，要么使其管理效率更高，要么交易成本更低，要么能获得更多的客户资源，其经济实力更强、在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能力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商户发生分化也就不可避免了。当分化发生后，部分经营效果好、赢利多的商户，会进一步发展成为独享式的销售组织；部分商户保持原状；部分经营效果差的商户，则被淘汰出局。这样的分化现象，在各种类型的专业市场中会经常发生。在每个专业市场上，每年都会有一批商户搬离，部分因为经营有方，另寻风水宝地开展独立的业务活动，部分则因为经营不善而暗淡离市。
二是经营性质的演进，会引起专业市场的转型升级。如果说生产部门的转型升级是指企业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生产经营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从高能耗高污染向低能耗低污染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那么，商业部门的转型升级则是企业充分发挥品牌、管理和技术等因素的作用，提高产品的交易价值。每当经营性质发生改变之时，涉事的商户都要相应地改变商业模式，以使自己的资源禀赋符合经营性质演变的格局。商业模式的创新，又会引致商户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实施品牌经营以及持续提高产品的交易价值，而这些都是商业部门转型升级的标志。
在整个市场上，当众多独享式销售组织的总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从组织上替代专业市场，独享式销售组织将逐渐挤占专业市场上商户的市场份额，引起专业市场的市场份额趋小；同时，由于专业市场的转型升级，品牌化趋势将逐渐加快，品牌产品将扩大占领市场份额，发生未拥有品牌的商户被挤出专业市场、大品牌挤走小品牌的现象。这两方面的合力作用，将会导致专业市场的消失。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市场广阔的国家，而且专业市场的业务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因而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专业市场还在持续着繁荣景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专业市场总有一天会被替代，只不过这个时间会相对比较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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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经济形势范文3
关键词：圈地运动；农业革命；工业化；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12―0011-08
圈地运动是英国经济发展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关于这场运动，广为流传和认同的观点是由马克思提出的，并经后世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不断强调和修饰。这种观点认为，圈地运动是一个剥夺农民土地、践踏农民合法权利的过程，是农村中的统治阶级使用暴力掠夺和欺诈性的方法剥夺农民土地、驱逐农民离开农村的过程。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和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对农村居民断断续续的、一再重复的剥夺和驱逐，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暴力和欺诈是圈地运动的特色”。这一观点虽然揭示了圈地运动的某些方面，但是远远不是事实的全部，也不是其主要方面。事实上，长期以来，圈地运动的消极后果经常被过度夸大了，而其积极作用往往不为人们所重视。本文试图通过对圈地运动史实的考察，揭示圈地运动的本来面貌，并从经济学的视角解释圈地运动兴起的原因及其在英国农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圈地运动的本来面貌
在英国，圈地早在11世纪就有发生，但被称之为“圈地运动”的主要是指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这一段时期。其中，从15世纪末至18世纪初为早期圈地运动，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为晚期圈地运动。圈地一般包括三种不同的活动(约翰・克拉潘，1980)，一是圈围广大敞田，二是圈围正规的公地，三是侵占森林地、沼泽地以及其他荒地。
早期的圈地运动伴有把耕地转化为牧地的现象，这一现象遭到了许多同时代人和后来的许多同情乡村劳动者的作家的强烈谴责。他们认为这一现象导致农村人口衰减和大量村舍被拆毁。托马斯・莫尔用“羊吃人”来描述圈地运动的恶果，他写道“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但是，我们不能无条件地相信这些人对圈地的批评，这种认为圈地造成人口减少和耕地荒废成为英国农村中普遍现象的观点，是没有充分证据的。事实上，早期的圈地运动不但范围有限，而且规模很小。早期圈地运动主要集中在英国中部平原地区，据统计，1455年至1607年，英格兰被圈占的土地大约有50万英亩，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3％。年敕命委员会的调查表明，1485年至1517年，在调查的任何地区中，农民被驱逐的情况都为数极少，在诺福克所调查的一大片地区中，只有76所房屋和一个小村庄曾被拆毁，此外再也没有了。
在早期的圈地运动中，除了圈占大片土地作牧场外，还有一种形式的圈地是为了更有效地耕作而对小块土地的圈占。在后一种圈地运动的进程中，农民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自耕农表现得尤为积极。早期圈地运动中，有大量的土地是农民出于，更好地耕作而进行的，通过这种对小块土地的圈占，农民拥有的土地规模平均起来有显著增长。在14世纪，有四分之一的农民拥有多达30英亩的土地，到17世纪，拥有40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则占有更大的比例。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98)的研究表明，在那个渴求土地的年代，没有人对土地的渴求比自耕农更贪婪。自耕农是擅自圈占少量土地的最活跃分子，他们热衷于圈占少量的、但价值很高的荒地和沼泽地。在16至17世纪，经过这种对小块土地的圈占，自耕农所拥有的耕地面积一般在30英亩至200英亩之间(约翰・克拉潘，1980)。自耕农作为土地的蚕食者，由于其圈地主要是为了耕作而不是用于牧羊业，他们没有毁坏任何农家房屋，却增加了食物的供给量，因此他们没有受到反对圈地运动的作家的批评。
早期圈地运动确实存在使用暴力驱逐农民的现象，但并非像反对圈地的作家们所说的那样普遍。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许多圈地活动是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下采用协商方式和平进行的。英国学者比尔斯福德把早期的圈地运动称为“协议圈地”时期。这一时期采用协议圈地并不只是一种局部的、个别的现象，而是在英国各地广泛存在。例如，1589年在约克郡布雷德福荒原进行的圈地时，所有的佃户都聚集在荒原上，他们一致同意达成了一项圈地协议。1608年利瑟姆庄园的32个居民同庄园领主达成协议，领主同意让他的佃户拥有与持有地同等面积的公有荒地，并另外再加100英亩，使租户接受圈地。在威斯特摩兰郡，从1640年至1750年共进行了55次协议圈地，到1750年，该郡85％的土地都是以协议圈地的形式完成圈占的。又如，在伊丽莎白王朝(1558-1603年)末期，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在获得诺福克一个庄园的佃户们同意后，以领主的身份圈进了一些公地，每个佃户也得到了一份他应得的公地。131287
在整个圈地运动的进程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地主和农民都纷纷向荒地进军，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农业用地显著增加。在16世纪，英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被灌木丛和杂草覆盖的广阔的荒地以及大片的长满芦苇的沼泽地，在英国的最北部150英里内全部是一片荒芜，看不到一块耕地。到16世纪末，英国仍有相当数量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发或使用率极低。据统计，17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未开发或使用率甚低的土地仍占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然而，到18世纪后半期，有300多万英亩曾经的荒地和沼泽地被圈占用作耕地，农业用地大大扩张了。到1830年，在英国曾经被称作荒地的土地已不复存在了。
圈地运动受到众多责难的一个原因是，圈地造成大量的农民背井离乡流向城市，成为英国工业革命所需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圈地运动并未造成农村人口绝对数字的减少，反而增加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圈地运动最严重的地区实际上居民人口增加幅度最大，从1750年至1830年，英国农业县居民人数翻了一番(戴维・兰迪斯，2002)。圈地并没有减少劳动机会而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圈地本身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据统计，1750年英国农业就业人口大约为135万人，1801年为170万人，到1851年达到210万人。英国学者布朗在1794年谈圈地对人口的影响时说：“那些从圈地使人口减少的概念出发，力陈圈地失策的人们，必定是根据很表面的理由处理这件事的……由于在圈围的土地上取得丰产收益，增加的资本得到它的利润，因而需要更多的人手”。[12162-63工业革命后备劳动力的产生主要不是剥夺农民和圈地运动的结果(费尔南・布罗代尔，1993)，的自然增长才是工业革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悉尼・波拉德，2004)。㈣据统计，在1750年至1851年，
英国非农业工人人口增长了560万人，农业劳动力流出数为110万人，只有大约1／5的非农业的追加劳动力直接来源于农业劳动力转移。
始于18世纪晚期的圈地运动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法律框架内，以议会通过圈地法令进行圈地的。议会圈地经历了私法圈地和一般圈地法圈地两个阶段。1151144-1z~私法圈地总体上是公正细致的，但在立法程序和实施过程中往往符合大地主的意愿而损害部分农民的利益。从19世纪初开始，议会圈地改为通过一般圈地法案进行圈地，议会颁布了程序更为公正、实施更为科学的全国通用的圈地条例，同时还赋予了那些自认为在圈地中遭受损害的人可以向郡法庭上诉的权利。一般圈地法为圈地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和保障，使这一时期的圈地运动能在一种平和的气氛下从容而不断地开展。晚期圈地运动的规模很大，据特纳(Turner，1980)估计，从1760年开始，议会通过了5000多个圈地法案，圈占的土地占英格兰土地总面积的20.9％。与前期圈地运动不同，晚期圈地运动主要是为了取消敞田及使用率极低的公地，变共耕的公地为大块相连的农场，以采用新的比较科学的耕作制度进行规模化经营。在这一时期，一百英亩以下的农场显著减少，而三百英亩以上的农场则显著增加，1740年至1788年，农场数目减少了四万个以上。圈地运动为英国农业飞跃发展和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二、圈地运动兴起的原因
圈地运动引起了英国农村土地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这一运动的兴起是一系列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1)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提供了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激励；(2)敞田制存在着现实和潜在的不适应性，因而有进行制度改进的必要性和机会；(3)英国农村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企业家精神为这一运动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供给。
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主要来源(North and Thomas，1973)，相对价格的变化使拥有谈判优势的个人或利益集团预期能改善自己的状况，他们便投入资源去重构更高层面的规则(诺思，2008)。[181115-119早期的圈地运动是由羊毛需求的刺激所诱导的。16世纪，英国国内外市场对呢绒品需求的不断增加刺激了毛纺业的迅猛发展，羊毛价格持续攀升。从16世纪20年代到17世纪20年代，一个世纪中英国羊毛的平均价格上涨了319％，生产谷物不如生产羊毛有利可图，许多地主和自耕农纷纷圈地养羊。17世纪20年代以后，羊毛相对价格没能继续上升，因而将耕地转化为牧地的刺激下降了。进入17世纪后，人口持续增长成为英国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17世纪英国人口增长了25％(North and Thomas，1973)，到了18世纪人口进一步暴涨。据费尔南・布罗代尔(1993)的估计，英国人口在1700年为583.5万，1730年略高于600万，1760,年达666.5万，1790年为821.6万，到1820年为1200万，1850年接近1800万。克拉潘(1980)的估计与布罗代尔略有不同，他认为1700年英国人口应在500万至550万之间，1750年约为650万，1821年为1200万。但总的情况是，从1750年至1820年英国人口增加了一倍。人口暴涨导致新增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土地价值相对于劳动工资上升了，农产品需求日益增加，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据统计，从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小麦价格平均上涨70％以上，大麦价格从1780-1794年至1795-1814年上涨了45％-48％，其他粮食价格也有类似变化。肉类的价格从1750年至1840年，平均上涨了约76％，奶制品的价格在1780年至1849年平均上涨达80％以上。农产品价格上涨提高了土地的相对价值，促使地主和农民把公地围圈起来，用为耕作种植，以获取更高的利润。
敞田制的低效率和不适应性为圈地运动兴起提供了另一来源。在敞田制下，田地混杂不堪，星罗密布，每个农人必须按照共同的惯例就何时犁地、栽种和收获以及种植何种作物进行协作耕耘，大多数田地都耕种得很坏，“耕地虽有休耕年，但被同类的庄稼无变化的轮种所耗竭了；几乎任其自流的牧场则长满了灌木和金雀花”。1730年以后，经农业理论家和实践者所倡导和实验的作物轮种、选育优良家畜品种、更好地排水和施肥以及更为集约地耕作等农业改良方法在英国广为传播，这一切大大刺激了地主和农民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采用新的改良方法进行耕作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然而，这些新的方法必须在宽敞不受限制的土地上才能进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个人分散占有土地的散在式农业已经成为了提高作物产量和改进喂养家畜的绊脚石。政府也注意到了敞田制的低效率及其不适应性，并加大了立法圈地的力度。1797年颁布的《土地法令》中写道“开阔的和公有的土地和公有草地分布得如此零散和混杂，以致不能方便地和有效地加以利用；再者，这些土地和草地以及所述的公有地、沼泽地、荒地、未开垦地，以及公有的森林、田地和场地，采取围圈就能获得很大的改良”。敞田制下的散在式农业由于阻碍了农业技术改良，使农业增产面临极大困难，在人口增长和物价上涨所反映的与日俱增的农产品需求压力下，散在式农业逐渐向圈地式农业转化，圈地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英国农村中积累起来的企业家精神是从供给方面推动圈地这一重大社会变革的重要源泉。英国农村很早就成为国内市场的一部分，市场经济和商业精神支配着整个英国农村社会，农业同工商业有着相互渗透、密切往来的亲缘关系。结果是，英国农业表现出旺盛的企业家精神，具有强大的赚钱和创新的动力。农村中的大地主和农场主是圈地运动的主角，他们是对农村中根植于土地制度框架内的激励作出反应的企业家。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2000)的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革除了需求方面之外，还有供给方面，文化禀赋对制度创新的供给具有很强的影响，它能降低制度变革的成本。速水佑次郎和拉坦的制度变迁供给模型比较适用于对圈地运动的分析。英国农村中的大地主和农场主都是以真正的企业家身份而出现的，大地主主要经营非农产业，他们往往把土地租给农场主经营，自己兼任工厂主或矿产主；农场主则把农业视之为企业，他们精确地计算其成本和利润，并按照市场需求和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把农场变成生产农产品的工厂。农业中的企业家精神减少了动员圈地的阻滞成本，促使土地制度的供给曲线从散在式农业向右移至圈地式农业，小农家庭式农场逐渐被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式农场所取代。
三、圈地运动的历史作用
圈地运动为英国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它是推动英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催化剂和加速器，是历史的进步。圈地运动为英国农业革命扫清了道路，促进了农业飞跃发展，由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进步推动了工业革命和城市化。
(一)圈地运动导致了英国农业革命
圈地运动为农业组织革新和农业技术改良创造了条件，伴随着敞田的围圈、小块土地的合并以及
大农场的建立，从18世纪初开始，一场令人欣喜的“农业革命”在英国悄然兴起，这一革命彻底改变了英国农业和农村的面貌。
1.农业组织方式革命。圈地运动引起的土地制度变革，促进了土地的流转和集中。伴随着敞田的围圈和公地的瓜分，土地日益向大地产集中，小地产因其经济效益低和适应能力差，纷纷被大地产所吞并，小地产日渐没落。摆在小地产所有者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是购进地产得以生存下去，就是出卖土地以谋求别的出路。在18世纪下半期，英国农场的数目大大减少了，1740年至1788年有四万个以上的小农场被大农场所兼并。土地集中的例子不胜枚举，多塞特郡的某一村庄，在1780年还有30个左右的小农场，到1795年这个村庄被掌握在两个大农场主手里；在哈福德郡的某一教区里，三个地主把24个小农场兼并在自己手里。小农场合并为大农场的过程，引起了农业组织方式的革命，大农场在经营性质和劳动力使用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英国农业走上了以规模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供求为导向，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企业组织方式优化配置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农业生产的资本主义农场化经营道路。
2.农业技术革命。圈地运动废除了敞田制，为技术改良铺平了道路。从18世纪初开始，一场农业技术革命在英国农村广泛开展起来。马代替了牛作牵引的动力，使用马耕地的生产率比牛提高了25％-50％；土地不再休耕，人们普遍用轮耕法种植大麦、小麦、芜菁、三叶草等作物，芜菁和三叶草都能反肥入土，还能用作家畜的冬季饲料，牲畜粪便则用于施肥，必要时还在土地中加放泥灰土以提高土壤肥力；牛羊的选种使它们的重量增加了一倍以上；传统农具得到改进并引进了新农具，犁的样式和结构得到改进并增加了铁的使用，长柄镰刀代替了短把镰刀，播种机代替了散播。这些革新都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
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革命使农业产量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18世纪，英国的农业实际产出增长了大约43％，1870年英国农业的粮食产量比1700年高出300％，而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的数量只增长了14％。琼斯(Jones，1981)的研究表明，1700年英国一英亩地能养活0.18人，一个农业生产者可养活1.7人。到1800年，一英亩地能养活0.26人，一个从事农业的人可养活2.5人。一个世纪中，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7％。这一时期，土地生产率也出现了空前的提高。据统计，从13世纪至16世纪中叶，英国小麦单位面积产量一直在平均每英亩6蒲式耳的水平上徘徊，进入16世纪中叶以后，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开始直线上升，到17世纪中叶达到12蒲式耳，一个世纪中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翻了一番。㈣到17世纪末，小麦每英亩产量平均已达到18蒲式耳，18世纪末达到24蒲式耳，19世纪中叶达到27蒲式耳，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英国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又提高了50％。马克思虽然强烈地批评了圈地运动，但他也肯定了圈地运动的积极作用，他在论述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时说，“虽然种地的人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
(二)圈地运动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1.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革命为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粮食供给。农业革命促进了农业生产率前所未有的提高，农业生产的巨大进步为工业化进程中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物。1750至1820年间英国人口增加了一倍，而粮食产量也增加了近一倍，跃进的农业走在工业化的前面，为工业的扩张创造了条件。
2.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革命为工业化创造出了必要的劳动力供给。虽然圈地运动本身没有导致农业人口绝对的减少，但是18世纪中叶以后，在由圈地运动导致的农业革命的作用下，英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新增的劳动力中越来越多的人流向工业。1750年以后，英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了。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5％，1801年下降为35％，1851年下降到只有16％。18世纪中期后，农业人口开始大规模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移，这一不可逆转的社会变革为英国现代经济增长创造了活动的舞台。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是城市化的飞速发展，英格兰和威尔士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751年为22.7％，1851年上升到54％，1901年进一步上升到78％。1750年后，英国人口重心开始向城市移动，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大的工业城市。1901年，英国人口在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总共有29个，其中有3个是五十万以上人口，14个是二十万以上人口。曼彻斯特是大工业城市兴起的典型，1727年它的人口不超过1万人，1790年有5万人，1801年扩展到9.5万人，到1901年迅速增长到54.4万人。
3.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革命为工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农业进步使英国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不断增长，跃进的农业不但成功地养活了城市居民，而且还为扩张中的工业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纱、麻布、粗毛织品这些原来由农民家庭生产加工以供自己消费的生活资料，现在成了工业的产品，农村地区正是这些东西的天然销售场地。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革命使农业成为炼铁工业的最佳主顾，农具的改进和新农具的引进以及大量使用马匹和为马打铁掌，这些使农业对铁的需求量相当大。据估计，农业革命期间，农业用铁占铁的总需求的30％-50％，1780年有人估计英国每年在生产农具方面消耗的铁多达二、三十万吨(费尔南-布罗代尔，1993)。伴随圈地运动而来的农业发展导致对工业品需求的增长，为工业革命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刺激。
圈地运动使英国农业先于工业实现了健康发展，跃进的农业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使农业生产率大于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口粮标准，生产相同数量的粮食只需投入更少的劳动力，农业产生了足够的剩余，这为工业部门的扩张创造了条件。正是由于圈地运动，英国才成功避免了李嘉图陷阱。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通过对圈地运动史实的重新考察和分析表明，圈地运动并非完全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用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通过对农民进行残暴的掠夺和驱逐而完成的。早期圈地运动范围有限，规模较小，并且许多是以协议圈地的方式进行的，对农民的影响程度较小；晚期圈地运动主要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为了取消旧土地制度残余而进行的土地集中。整个圈地运动并未突然地、迅猛地驱逐农民离开农村，农业人口真正的大规模转移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及圈地运动结束以后。
圈地运动是一系列经济因素变化的结果，它为英国农业革命扫清了道路，促进了农业的飞跃发展。由圈地运动而引起的农业进步使农业能够产生出充足的剩余以支持工业扩张，而充足的农业剩余正是工业化成功进行的最基本前提。因此，可以说没有圈地运动英国农业革命就不可能那么容易实现，工业化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完成。总之，圈地运动不是英国遭受的诅咒，而是使它得到了拯救，如果没有圈地运动，英国也许就不能那么容易轻松地避开李嘉图陷阱。圈地运动是英国农业现代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的进步。
圈地运动对怎样看待我国现阶段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流转及补偿以及与农民的土地矛盾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一国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付出代价。圈地运动在促进英国农业现代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圈地运动而出现的农民失地、失业现象是英国社会转型这一历史大潮中的小浪，不能因为圈地运动造成了部分农民的失地、失业，就全面否定圈地运动的历史作用。我国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也必然要付出代价。现阶段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出现的征地纠纷和与农民的土地矛盾等问题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副产品，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农业和农民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付出了代价，需要进一步的解决。但是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问题就停止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
第二，一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有不同的模式，成功的模式能以较小的成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圈地运动是在市场驱动力和政府顺势推动力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的土地制度变革。早期圈地运动许多是由私人之间的自愿交易完成的，晚期圈地运动是以议会立法的方式进行的，在整个圈地运动过程中，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土地交易，这大大减小了农民与政府的冲突。我国现阶段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农地征用主要是由政府独家垄断土地征用权，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交易来实现土地的转让，农民在农地非农化进程中没有土地转让权，由此造成了征地权力滥用、征地补偿不合理、侵害农民的土地权益等问题。圈地运动对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征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我国下一步征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转让权，进一步发育土地市场，让市场价格机制来合理配置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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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一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离不开农业的健康发展，农业的飞跃发展是一国成功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基本前提之一。圈地运动引起的农业进步为英国工业化铺平了道路。我国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农业的发展，以牺牲和剥夺农业的方式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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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经济形势范文4
关键词：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结构设计；方法分析
中图分类号：TM4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064（2017）06-0149-02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各种有害物质的排放给全球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压力，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已经成为全世界都在探讨的主要话题。我国作为世界上能源消耗增长最快的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更应该深刻的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具有损耗低、节能效果高等优势，在电力领域中的应用非常广泛。但是，传统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在设计过程中主绝缘结构的距离过大，大大提高了变压器的制造成本，不利于变压器产业的经济发展，还需要不断进行完善。
1 非晶合金变压器的基本介绍
非晶合金变压器最早由美国研发，是一种节能型的变压器，在电力企业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倡导“节能减排”的大环境下，非晶合金变压器更是受到了市场的高度关注。但是，从目前非晶合金变压器在市场中的销售情况来看，其产业的发展状况却不是非常乐观，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非晶合金变压器的价格普遍较高，很多企业都因为无法负担昂贵的成本而选择了放弃。面对传统型非晶合金变压器行业产能过剩的困境，国家开始鼓励发展节能型、智能化、经济化的非晶合金变压器，对非晶合金变压器主绝缘结构的设计作出进一步的改进，并且制定的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激励制度促进变压器产业的发展，满足电力企业对变压器的各种需求，从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企业的经济利润，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保障[1]。
2 传统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传统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在电力企业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在保护环境、节约能源方面的效果都比较显著。但是，传统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探索与完善。传统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相对于普通的配电变压器来说，其节能效果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但是，传统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磁性材料的饱和磁通密度和叠片系数比普通的配电变压器要低，因此传统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一般都比普通的配电变压器要大，在安装和使用上都不是非常的便捷。而且，传统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的体积过大，就会导致其主绝缘结构之间的距离过大，大大的提高了传统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的制作成本，其经济性和过载能力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占据稳定的地位。
另外，传统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在设计的过程中，其主绝缘结构的设计也不是非常的合理，很容易造成传统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局部绝缘的损坏，严重影响了传统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效果的发挥。主绝缘结构是传统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影响传统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运行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由此可见，对传统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设计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设计人员在不影响传统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使用效果的前提下，选择成本比较低的原材料，从根本上降低传统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设计的经济成本，真正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2]。
3 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的优势
3.1 具有节能减排的效果
近几年来，环境问题、资源问题造成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全世界都加强了对于节能减排计划的重视，各个领域都积极的将“节能减排”的计划贯穿于企业经济建设的全过程中。尤其是在工业化进程飞速发展的今天，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更是要进行充分的落实。与传统型配电变压器相比，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具有空载损耗低、节省能源的基本特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其节能减排的效果更好。非晶金属材料本身就是一种节能效果比较好的材料，能够节省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电力消耗，从而减少电厂的发电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的排放自然也就减少了，对于降低环境污染、温室效应有着积极的影响[3]。
3.2 变压器运行效率高
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具有高超载能力和高机械强度，当非晶铁心在通过较高频率磁通时，仍具有低铁损及低激磁电流的特性，不会产生铁心饱和的问题，其耐谐波能力也比较强[4]。由此可见，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很少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只要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的质量不存在任何问题，它就能够始终保持着高速运转的效果，与传统型配电变压器相比，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的运行效率非常高。
3.3 降低电网线损情况
南纸锥挝夜配电网损耗的情况下来看，其中由于配电变压器损耗而导致的电网损耗占30%到70%，是造成配电网损耗的主要原因。在配电变压器损耗当中，占主要部分的是配电变压器空载造成的损耗。由此可见，要想降低电网线损的情况，必须要改善配电变压器空载造成的损耗。另外，从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自身性质的角度来看，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其运转温度比较低，主绝缘结构老化的现象非常缓慢，从而增加了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的使用寿命，对于降低电网线损有很大的帮助[5]。
4 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的设计
4.1 主绝缘距离的选取和结构设计
目前，电力企业和配电变压器制造业最关心的就是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的经济性问题，本文选择了2605SA1和2605HB1两种非晶合金带材进行分析，其饱和磁通密度分别是1.57T和1.64T，叠片系数为0.84。根据研究结构对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的设计进行优化，使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的主绝缘结构更加紧凑，从根本上降低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的制作成本。在选择主绝缘结构距离的时候，一般以油隙耐电强度为参考依据。从放电机理的角度进行分析，只有油中出现局部放电的情况，才可能会产生闪络放电的现象，因此其油隙耐电强度也就是爬电最开始的场强。
由此可见，如果是10kV等级的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其主绝缘结构之间距离的最小值为3.6mm。如果是35kV等级的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其主绝缘结构之间距离的最小值为18mm。在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设计的过程中，为了改善端部的电场分布情况，需要将铁圈到铁轭距离按1.5到4倍的主空道距离考虑，最大限度的减小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之间的距离，使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的距离更加的紧凑。传统型与紧凑型主绝缘距离结构的设计图1所示。
4.2 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电场计算
在主绝缘距离的选取和结构设计工序完成之后，还需要确定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设计是否合理，因此要对主绝缘结构进行计算验证。为了能够更加直观的了解到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的优势，本文将紧凑型与传统型的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进行对比。传统型与紧凑型的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的计算模型如图2、图3所示。
本文采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传统型与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的计算模型进行分析，需要进行计算的区域有两种，一种是变压器油，另一种是充分吸油的绝缘板。经过分析得出，变压器油的相对介电常数为2.2，而充分吸油的绝缘板的相对介电常数为3.6。传统型与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电场强度在不同的介质中其分布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而变压器油的相对介电常数比充分吸油的绝缘板的相对介电常数要低，所以变压器油所承受的电场强度相对较高。当电场强度从充分吸油的绝缘板进入到油隙后，其电场强度立即升高；当电场强度从油隙灾进入到充分吸油的绝缘板中，其电场强度立即降低。
4.3 主绝缘电场计算结构
为了验证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距离设计的可靠性，对各种不同主空道与线圈到铁轭距离组合的主绝缘结构进行有限元分析计算，经过计算最终得出结论：10kV和35kV绝缘距离组合分别为（3.6mm，12.5mm）和（18mm，40mm）是可靠的和紧凑的。
4.4 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设计特点
通过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与传统型配电变压器的相互比较，我们发现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很多的好处，不仅能够降低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的制造成本，还能够提高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的运行效率，实现“节能减排”的基本目标。在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设计过程中，如果是10kV的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设计，主绝缘结构之间的距离应该从7mm缩小至3.6mm；如果是35kV的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设计，主绝缘结构之间的距离应该从23mm缩小至18mm[6]。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在设计的时候，会在端部设置角环，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油隙的耐电强度，同时提高了油隙与充分吸油的绝缘板之间的闪络电压。由此可见，实现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的紧凑设计是可行的。
5 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系统模型与击穿电压测试
为了能够更加详细的了解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的实际效果，还需要对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系统模型进行分析，对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进行击穿电压测试。根据图1、图2来制作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系统模型，并且将模型保存在真空干燥箱中，当模型完全干燥之后，就可以开始对10kV和35kV的模型进行工频耐压试验和雷电冲击试验。在试验中我们发现，击穿是从局部放电开始的，对这外部施加电压的增加，局部放电的现象越来越显著，直到击穿模型为止。
6 结语
综上分析可知，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的应用能够带给电力企业很多便利，但是由于其造价比较昂贵，所以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并不是非常普遍。要想降低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的生产成本，又不会影响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的使用效果，就应该采用低介电常数、耐高温和高导热的固体绝缘材料，或者通过提高变压器油的相对介电常数的方式来缩小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的尺寸，从而获得更加稳定、可靠、紧凑的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
参考文献
[1]刘道生，杜伯学，肖萌.紧凑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主绝缘结构设计[J].高电杭际酰2014（10）：3199-3206.
[2]胡贤德.10kV配电变压器和箱式变电站升压改造至20kV电压等级的研究[D].浙江大学，2013.
[3]齐府定.新型油浸式节能配电变压器的研发[D].浙江工业大学，2014.
[4]郭英.非晶合金铁心配电节能变压器优化设计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2014.
近期的经济形势范文5
一、后金融危机对县域农行的影响：
1、对外向型企业的影响。在全球经济放缓或动荡的阴影下，我国外向型企业还将受到严重冲击，一方面由于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降而导致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另一方面由于受国家的信贷紧缩的货币政策影响，各金融机构将大幅度减少信贷支持力度，导致部分企业因运营资金断链而引发新的金融风险。
2、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次贷危机始于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下跌，县域农行对于房地产贷款的风险暴露也不容忽视。在房地产繁荣时期，各商业银行都把房地产作为一种优质资源进行大力支持，大幅增加房地产开发贷款，随着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融资、购房政策进行调控，房地产市场进入阶段性调整。近一段时间以来，住房销售在各大城市均出现萎缩姿态，许多城市的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房地产开发商也开始通过降价来刺激消费，然而降价未必能使开发商马上收回现金，因为消费者在调控和经济放缓的时期更趋于谨慎，投资需求亦会有所降低。
3、对零售银行业务的影响。全球金融风暴及全球经济下滑会引起人们对国内经济前景的担忧，证券市场行情会急转直下，代销基金等中间业务收入将大大减少。同时，在国内社会保障程度仍然较为欠缺的背景下，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意愿将受到极大抑制,银行信用卡业务面临的潜在风险正在加大，对银行的稳健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二、县域农行应对金融危机所应采取的措施：
面对后金融危机下的各种形态，作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农业银行来讲，既要按照现代商业银行游戏规则处理好各项事务，也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勇于在“危中抓机、危中择机”，积极顺应宏观政策走势，主动调整信贷结构，以积极心态迎接各种挑战。
1、紧跟国家经济金融政策，全力增加有效信贷投放。一是要直接介入政府投资项目。政府投资项目一般都是优良项目，尤其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下，政府投资项目更是风险较低而收益比较有保证的优质贷款项目。因此县域农行要强化与财政、税务、烟草、供电、科技、教育、信息、卫生、文广等政府部门合作的层次和深度，加大政府投融资平台基础设施项目的拓展力度，重点支持自身现金流充足、经济前景良好、还款来源有保障的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二是要积极介入政策支持领域。当前，由于经济形势比较严峻，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三农”问题等比较突出，农行作为服务“三农”的主办行，既要从自身稳健型经营的考虑，重点支持经营稳定、发展前景好的地方龙头骨干企业，又要全力履行农行服务“三农”的经营宗旨。要清醒地看到，随着中央关于“改善民生，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配套措施的陆续到位，会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对金融的需求将会大幅增加，这将为县域农行的业务经营带来部分商机，为此我们必须谨慎的、有选择的介入这些领域，通过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来实现自身业务的持续增长。三是大力拓展政策扶植行业业务。生态环境建设、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行业，业已作为政策重点扶植的对象，各项优惠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将陆续出台。就长远来看，这些行业虽然当前在我过属于薄弱行业，但是在政策扶持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预期下，这些行业有着相当广阔的发展前景，有着巨大的市场影响力。县域农行介入这些朝阳行业不但可以实现贷款规模的扩张，而且会培育更多的潜力客户，为我行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确立“品牌”意识，全面提升县域农行的核心竞争力。一是坚持特色定位。县域农行处在金融竞争的最前沿，如果没有建立独具特色的竞争优势的话，就难以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中经受考验。尤其在当前后金融危机时期，更应注重服务品位的提升，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超”，时时处处以先人一步、超人一拍的气势和胆略应对各种竞争的挑战，全方位地确立起县域农行同业竞争的比较优势。同时要结合自身的特点，明确界定自己的目标客户群体和目标市场，形成自己的品牌特色和经营定位，探寻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二是要提供特色产品和服务。银行的产品和服务对吸引客户，抢占资源极为重要，只有提供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才能够在竞争日益白热化的市场中赢得并留住客户。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客户对购买银行产品更加谨慎、对风险和收益的要求也更高，县域农行只有结合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开发一些符合金融危机下客户需求的特色产品，才能弥补中间业务和客户金融需求不足的消极影响，实现业务的平稳增长。三是要拓展特色业务。在实体经济增速下滑的形势下，银行业务蕴含的风险也在加大，县域农行不应该盲目的扩张业务，而是要根据自身的竞争优势，拓展符合自己市场定位、风险偏好的特色业务，经营自己所熟悉行业和领域的业务，这样才能够在危机中既保持业绩的平稳增长，又可以有效防范经济形势恶化所带来的风险。如当前我们可以建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为契机，以建立小企业金融服务“六项机制”为抓手，努力创新支持小企业发展的信贷品种、服务方式，为小企业提供便利快捷的金融服务；以创新适合“三农”特点金融产品为契机，在贷款期限、贷款种类、还款期限、贷款利率上进行探索，以满足县域“三农”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同时还可针对当前存贷利差缩小的大背景，依据风险可控、成本可算、信息透明原则，适时开发新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或创新新的经营模式和服务手段，以在不断满足客户多样化金融服务的同时，进一步调整农行业务的收入结构，增强发展后劲等。
近期的经济形势范文6
【主题词】：经济社会转型 住房公积金制度 价值属性 发展导向
一、相关背景
客观地讲，住房公积金制度自1991年在上海建立以来，发展蒸蒸日上，制度吸引力和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以上海为例，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13.58万个，缴存职工487.58万人，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和补充公积金3548亿元，向全市167.53万户职工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3008.67亿元，支持购房建筑面积1.52亿平方米，累计发放保障性住房项目贷款30.3亿元。仅2012年一年即发放共有产权房（经济适用住房）个人购房贷款41.10亿元，发放户数1.63万户①。住房公积金制度在支持职工住房消费、推动保障房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积极贡献。
尽管如此，当前社会各界对住房公积金制度持负面意见的人却不在少数：有人认为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富人俱乐部”，有“劫贫济富”之嫌，对其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有人认为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难以承担住房公积金的管理职能，应该改组成国家住房金融机构或合作制住房储蓄银行，或者合并到大社保体系，或者干脆取消，等等。在当前政治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公共管理出现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依据多样化、治理方式多维化趋势的社会背景下，应如何回应当前时代条件下社会公众对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要求，并客观理性地审视这些问题与挑战？
二、几个理论性命题
（一）转型是否已致使住房公积金的核心价值属性出现异化？虽然住房公积金制度具备很多属性，但学界和业界普遍认为强制性、互、保障性是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核心价值和根本属性。当代社会，转型意味着两种内涵：一是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由计划统管向释放市场力量转型；二是人们工作生活状态由相对静态固化的状态向流动多变的状态转型②。两种转型相互作用，成为形塑中国社会转型特征与走向的重要力量：前一种转型导致社会各阶层收入和财富出现快速分化，后一种转型则意味着中国人口大迁徙、人才大流动的历史潮流已经来临。转型之下，中央和地方迅速完成城镇房改的责任重构，房屋供给呈现出“去福利化、趋市场化”趋势。单位集资建房和福利分房已成历史，住房消费已基本属于个人的事情。在这种背景下，不少人开始对政府强制职工参与长期住房储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仅凭一部低于法律地位的“条例”中的规定似乎难以为住房公积金的强制性提供强有力的法理支撑，甚至有学者提出有公有权对私有财产权的干预之嫌③。从经济学角度看，个人可支配收入是影响住房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居民个人收入差距快速增大，必然造成不同阶层住房可支付能力的显著差别。在高房价的推动下，高收入者往往可以通过良好的资信和经济实力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而中低收入者则往往因买不起房而难以享受住房公积金的贷款支持。在这种背景下，不少人高呼住房公积金“劫富济贫”、“嫌贫爱富”，住房公积金的互和保障性价值属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甚至有人呼吁要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④。
（二）是否存在机构主体性质失当导致的功能错位与责权失衡？根据《条例》精神，住房公积金中心是“直属城市人民政府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的事业单位”。这就决定，各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既不是政府机构， 也不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或会员制法人实体，而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单位”。从住房公积金中心的管理职责看，它管理着庞大的长期住房储金，需要承担住房公积金存款缴存、贷款发放、贷款呆账管理等一系列金融功能。有人认为住房公积金中心自身作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的事业单位”，既没有自有资本金，又缺乏专业金融管理人才，与其管理的庞大资金量相比，更缺乏有效金融风险监控机制，没有规范的会计审计和信息披露制度⑤。现有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属性与职责功能客观上存在错位，责权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失衡，很容易导致运行效率低下，存在安全隐患⑥。因此，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改革的建议众说纷纭、不一而足：有人建议将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性质由事业单位改组为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国家住房银行；有人建议以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合作住房储蓄银行制度来代替现有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有人建议以住房津贴计划取而代之；有人建议并入商业银行按揭贷款体系；有人建议将住房公积金机构与养老、医疗、失业一起合并，并入大社保体系；有人甚至建议彻底取消现有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和住房公积金制度⑦。
（三）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应遵循政策导向还是需求导向？《条例》和《若干规定》对单位的责任、职工的权益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职责等均作出了明确规定，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也结合实际情况对缴存、贷款、提取等流程编制了操作细则。包括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内，不少人认为住房公积金的法律制度就是开展住房公积金所有工作的全部依据。只要法律法规制度有规定，归集、提取、投资、贷款，甚至执法工作按照规定操作便是有依有据、无可厚非。但作为顾客方的单位或职工却从自身的需求角度对相关法规、制度、规定的提出意见和诘怨，并从为适应不同时期需要而公布的住房公积金制度规定中指出前后规定的矛盾、制度的缺漏，质疑制度制定的合理性。从政策制定和机构管理者角度看，是选择主动顺应民众需求努力寻找制度改革的平衡点，还是选择在饱受诟病中被动地对政策加以修正，或者选择完全不顾民众的意见而在我行我素中坚守既定的政策？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到底要遵循政策导向还是需求导向，成为我们在探讨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瓶颈制约问题时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之一。
三、对上述几个理论性命题的浅论
（一）对住房公积金制度核心价值属性异化理论的回应。学界和业界有人喊出的“劫贫济富”、“嫌贫爱富”、“富人俱乐部”问题从本质而言不属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性范畴问题，而是公平性范畴问题。从保障的客观属性而言，保障不分对象、不分穷人富人，帮助“穷人”购房是保障，帮助“富人”购房同样是保障。历史和现实均已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个人住房消费和经适房、公租房、廉租房等保障房建设都发挥着积极的保障作用。况且，住房公积金制度在让符合条件的人（所谓的“富人”）获得贷款支持的同时，也通过支持经适房、公租房、廉租房建设的“曲线路径”对“穷人”的住房需求发挥了保障功能。由此可见，不仅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性属性毋庸置疑，而且也在功能上也体现了制度的相对公平性，不存在“劫贫济富”的问题。即使存在有人所说的公平性问题，也完全可以通过理性的制度完善来加以解决。从需求倒逼机制的角度对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三项价值属性进行反思不难发现：三项价值属性实为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其中，保障性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根本目的，互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必要条件，强制性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法律保障。从价值圈层来看，保障性应居于最核心圈层，互居于中间圈层，强制性居于外部圈层。因而，从制度设计层面分析，只要住房公积金制度没有偏离其应有的保障性价值属性，体现于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就应得以保持，以保障通过互构建起来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发挥应有的保障功能。
（二）对机构主体性质失当与责权失衡理论的理解。提出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主体性质失当与责权失衡理论的意图和目的不外乎三种：一是企图将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改为金融机构性质；二是将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纳入到其他体系当中；三是用其他机构取而代之或者彻底取消。对于改性，不管是改成国家的还是合作制金融机构，看似是一种新鲜的设想，实际上无非是在现有金融体系中增加一个新的金融机构；对于将住房公积金合并到商业银行体系，只不过起到给商业银行增资的作用，或扩大国家保障的范围。然而，不管是改变机构性质还是合并，或者将机构彻底取消，都回避不了谁来管理这笔庞大资金的问题。实际上，机构主体性质失当与责权失衡理论的核心实质不在于机构和责权本身，而在于如何来有效管理这笔资金。从这个角度而言，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机构如何改性、合并或取消，而在于如何整合现有的资源或完善现有的管理模式，包括专业人才的引进、监管体制的健全、资金的规范运作等等。
（三）对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导向理论的反思。从政策供给角度，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本质上应源自于适应社会需求的需要。因为从因果关系的本源看，需求是因，供给是果，需求是供给的原生动力。尽管从现实的眼光看，制度执行当然要遵守制度的规定。但用发展的眼光看，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的核心动力最终应遵循需求导向而非政策导向。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经过二十一年，经历了支持单位集资建房、支持个人购买公有住房、支持住房消费、支持保障房建设等四个历史阶段。不管是哪个历史阶段，住房公积金发挥的制度功能都与其所处的时代需求密不可分。而要面向未来研究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生命线路和发展走向，必然要研究其所处时代的社会需求。笔者认为，包括顶层设计的法律法规制定在内的住房公积金各级制度确立都应综合考量各方面的社会需求，包括当前或长远的需求、局部或全面的需求、个体或整体的需求。这样，住房公积金制度才更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①参见《上海市住房公积金2012年度运行分析报告》，上海住房公积金网，2013年2月1日。
②参见王星《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政策分析》，《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
③参见陈杰《中国住房公积金的制度困境与改革出路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0年第3期。
④参见田如柱《住房公积金制度需要改进和创新——访著名经济学家陈淮》，《经济参考报》，2013 年1 月17 日第008 版《思想·观察》。
⑤曾筱清、翟彦杰《我国住房公积金的法律属性及其管理模式研究》，《金融研究》， 2006.8.，154- 1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