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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范文1
一、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回瞻
1.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制度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马克思的提法是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组织和运行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这对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2.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流派的论述
（1）模型派
他们认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他们将各种增长要素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为因变量，确定函数关系，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最著名的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倡导的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些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是说明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力求使得产出决定的总需求的增长要与生产产品的总生产能力匹配，逐渐强调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结构派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既是一国经济量（总量与均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也是一国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主要有刘易斯等的“二元结构论”；纳克斯的“贫困循环论”；由“投资不可分性”而产生的罗丹的“大推进论”；钱纳里等人主张的“发展型式”理论；以及“两缺口理论”，以及“平衡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等等。在这一流派中，已经隐含着制度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尤为明显。因此，有人甚至将刘易斯划为新制。
（3）阶段派
代表人物是罗斯托，他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难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来越明显。
（4）因素派或起源派
这一流派中，丹尼森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成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细分为八个方面，（有人归纳为7个）即：使用的劳动者的数量及结构；工作小时；使用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存量的规模；知识的状态；分配到无效使用中的劳动的比重；市场规模；短期需求压力的格局和强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几个西方的经验》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习惯称为丹尼森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引发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通过模型进行计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将这些因素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二个问题：将应该计算的因素计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谓“剩余溢出”，那么，这些“余值”应该归入到哪个因素？
而库兹涅茨强调需求结构的高改变率对现代经济增长中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影响巨大。它会引起创造新产品的技术高新与发明，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最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
（5）新增长理论派
主要有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鲍依德的“动态联合体资本增长模式”；阿温杨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不仅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总结出了一套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场上的大的扭曲等。
（6）劳动分工演进派
杨小凯为代表的这一学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即，将社会的产业结构或分工状态当作固定不变的因素，然后研究资源在其中的最优配置，然后构建了分工演进模式解释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当人们经验不多时，生产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费用，人们只有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实践学习，生产率提高，能够付得起交易费用，因而，人们开始选择高一级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而这种通过专业化学习会加速学习速度，从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这个正反馈（良性循环）将使劳动分工自发地演进。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产力正是因为专业化造成了某种信息不对称，卖者对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知之甚多，而作为买者却知之甚少。
杨小凯等人的分工演进理论模式给我们有两点启示：
启示一：促进分工与交易以及知识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极为重要。
启示二：一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朝促进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发展。
（7）“反增长”或“零增长”派
以米多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主张反增长或增长价值怀疑论；米多斯将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连接成为一个“反馈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为了避免世界末日来临，就必须使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实现“零增长”，因此，该理论被称为“增长极限论”或“零增长论”。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论点
1.诺斯的观点
（1）制度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是诺斯。他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简明扼要，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据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完备的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条件和零成本的运行过程。人们在市场交易的过程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就连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也不存在了。在这一模式分析逻辑下，其它一些协调组织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和“组织”被看成无足轻重。如果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无法解释1600年到1850年海洋运输业在技术上并无多大进步的情况下，生产率却有较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视。制度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
诺斯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既然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那么，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体及其知识技术出路的增长率。诺斯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将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展等等归入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使潜在的外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认为，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进而，诺斯对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分析，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达到制度均衡。这种制度均衡的实现条件是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mr＝mc。据此，诺斯提出了构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标准或原则是使得新机制（制度）下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国家并非“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而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代价都极为昂贵，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以维护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最终对造成经济的增长、发展、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意识形态是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减少了“试错”成本。
第二，意识形态会通常与个人观察世界时对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会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作出选择。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评价等。
第三，当人们原有的观念或经验与意识形态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试图其意识形态，来发展一套更加适合其观念或经验的新的理性选择。
因此，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安排和经济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寻租。
（2）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首先，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而扩展了人类的选择，即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制度“矫正价格”的努力成效，即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和长期贡献。再次，尽管技术创新会推动经济发展，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依赖于促进创新、界定产权和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
（3）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创新需求产生于经济中无效率的增多、技术变化、市场特征以及确立个人与集团维护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给依赖于立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及寻找可选择目标的知识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确立以立法秩序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塑造市场力量以驱动创新。
（4）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人力资本的供给、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订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以权谋私和欺诈行为，为市场经济运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才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简单的评述及问题
1.诺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应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2.新制度经济学派方法的应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原来对制度不以为然的经济学家广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方法，普遍认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资金筹集、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的改善等等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更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上。
3.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的范围内，大大扩大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视野，而研究对象也由以前的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小国家或地区为主转向发展中的大国。
4.几个应当深入研讨的问题
（1）在许多人看来，制度仍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制度因素进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怎样才能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发展。
（3）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获取已经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石之一的交易费用的地位是否会动摇。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许多观点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上述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新制度经济学派及其追随者，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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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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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悦：《产业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范文2
【关键词】经济增长；旅游业发展；城乡收入差距；海南
引言
随着海南经济增长和旅游业的发展，海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变得日趋严重。从城乡收入指标来看，差距越来越大：198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6倍，以后各年差距总体趋势渐渐扩大，到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2.95倍。虽然在接下来的两年，相对数有所减少，但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数继续增大，按照1978年不变价格，城乡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262元增加到2012年的2333元，14年内增长了8.9倍。从城乡消费指标来看，其差距也越来越大：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是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2.2倍，以后各年消费差距几乎稳步加大，到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是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3倍。收入指标和消费指标都是衡量居民福利水平最为重要的指标。从居民储蓄水平来看，1987年城镇居民个人平均储蓄是农村居民个人平均储蓄的14.4倍，到1995年，城镇居民个人平均储蓄是农村居民个人平均储蓄的26倍，到2009年，城镇居民个人平均储蓄是农村居民个人平均储蓄的12.4倍。在1995年之前，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收入太低，农民将增加的收入（相对城市居民而言）更多地用于消费而无力用于储蓄；1995年之后，储蓄差异的相对数逐渐减少，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具有更多的不稳定性。二元经济结构的日趋严重，不仅仅影响社会的公平，也会导致效率的损失，甚至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解决海南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已经成为摆在政府与经济学者、社会学者面前的日益凸显的重大课题。
1.文献概述
最早将二元结构概念运用于分析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是荷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J.H.伯克在1953年出版的《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1954年刘易斯在他的《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该模型由一个弱小的现代部门和一个强大的传统部门组成。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日益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当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与工业达到一致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就消失了。刘易斯的追随者拉尼斯、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但从实质来说，这些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描述的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从农业向工业转化、用传统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我国学者对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二元结构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剖析，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跳出农业看农业”，用大中城市带动广大的农村 。如林毅夫教授认为，把农民转移到有竞争力的产业就可以解决二元结构问题。中外学者提出的这些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各种模型几乎都是描述了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用工业现代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虽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应用于我国实践的过程中，缺陷非常明显。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最为核心的问题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归根结底是收入分配问题。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Simon Kuznets根据经济增长早期阶段的普鲁士（1854-1875年）和处于经济发展后期阶段的美国、英国和德国萨克森地区（1880-1950年）收入差距的统计资料，在他的论文《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中提出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倒U假说”，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之后中外不少学者企图验证这一假说或者研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些学者研究旅游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间的关系（刘长生，2008-10）、旅游业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赵磊，2011-12）。由于使用的数据不同，条件不同，使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千差万别。本文想利用一系列模型来分析海南旅游业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为解决海南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2.模型的构建与基本分析
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农问题上，而三农问题的核心就是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收入水平低。经济增长和旅游业发展在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是不相同的，就算是在同一群体的成员之间，其利益分配也会不尽相同。由于分配的不同，导致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的速度不一样，从而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因此，分析经济增长、旅游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2.1 分析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在分析方法方面，利用经典的OLS法和VAR模型。1980年C.A.Sims提出了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由此推动了对经济系统动态分析的广泛应用，是当今世界上的主流模型之一。从模型赖以建立的数据来看，经典回归模型建立在稳定数据变量基础上，对于非稳定变量使用经典回归模型，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等诸多问题。1981年Granger提出协整的思想，以适用于非平稳变量组成的关系式中长期均衡参数估计的技术。如果变量之间有着长期的稳定关系，即它们之间是协整的（cointegration），则是可以使用经典回归模型方法建立回归模型的。因此，可以通过对海南经济增长、旅游业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模型分析，找出他们的内在规律，并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以解决海南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在反映经济增长方面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化，因此，可以选择海南地区生产总值（海南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用G表示，单位为亿元。旅游收入是综合反映旅游业发展的指标，这一指标最具有代表性，用TI表示，单位为亿元。收入差距可以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数表示，也可以用相对数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单位为元，用IG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对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用IT表示；两者在反映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各有利弊。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对于时间序列分析的影响，所有的价值指标都用零售商品价格指数（按1978年价格）进行平减。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对有些指标数据经过价格指数平减后，再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并分别在前面加ln表示。上角标-1～-5分别表示滞后1～5期。指标数据除了2012年来源于海南省统计局官方网站外，其余数据均来源于各年度《海南省统计年鉴》，数据取值范围为1987～2012年。
2.2 海南Kuznets的倒U假说的验证
Kuznets的倒U假说描述的是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当经济发展开始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社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加深；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国民人居收入不公平程度逐渐缩小，使得整个Kuznets曲线呈现出倒”U”型的状态。也就是说，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均收入分配状况呈现出由不断恶化到逐渐平等的状态。考虑到海南的情况，我们采用海南GDP来衡量经济规模，用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数来表示社会分配的不平等，用最小二乘法可得下列方程：
（1）
t=3.4551 25.9996 -7.4501
R2=0.9957，Adjusted R2=0.9954，F=2685.454，T=26，DW=1.8397
这一结果非常好的拟合了Kuznets的倒U假说在海南经济社会的存在。将方程两边对时间求导，并令导数等于0，可得GDP=857亿元。也就是说，当海南地区生产总值大约达到857亿元时，海南的城乡收入差距才会开始减少。2012年海南按1978年不变价格的地区生产总值为493亿元，离开拐点值857元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所以海南社会的城乡差距的绝对数还会继续扩大。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也是一个影响社会经济效率、甚至有可能导致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问题政治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减少城乡收入差距。由于宏观经济变量通常都是非平稳的，为了进一步研究收入差距、经济总量和旅游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对变量进行系列检验。
2.3 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取了自然对数后，会改变变量的性质，所以，在取了自然对数的关系分析中，各变量的含义就是指该变量的增长率。为了表述方便，在文字表达时，不改变对变量的表述。在建立VAR模型的过程中发现，如果使用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数，会使得模型单位根至少有一个会大于1，即模型不收敛。为了能够正确建立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政策的时效性，模型选用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数，即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倍数来表示城乡收入差距。为了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做单位根检验。用（C，T，L）表示检验方程含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项情况，C或T为0表示不含截距或时间趋势，L表示滞后期，表示一阶逐期差分，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法对各序列进行检验结果如表l所示。一阶差分lnIT、lnG、lnTI都是平稳序列，即lnIT、lnG、lnTI都是1阶单整序列I（1）。有些自身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这说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上述的二阶单整序列I（1）经过1阶差分，变量是平稳的，也就是说其一阶差分的时间序列的某种线形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因此，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如果这两个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则说明他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下面采用Johansen的极大似然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lnIT、lnG、lnTI没有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而至多1个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接受，结合上文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lnIT、lnG、lnTI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这种长期均衡关系能保证变量的任何短期偏离都会因为协整而回到长期均衡状态上来。
2.4 海南经济增长、旅游业发展与收入差距的VAR模型
基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建立关于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旅游收入的VAR模型。首先需要确定滞后期P。当滞后期为5时，SC最小，AIC也最小，所以确定滞后期为5，建立VAR（5）模型，其中，lnIT方程如下：
lnG、lnTI不是lnIT的granger原因均被拒绝，且lnG、lnTI同时不是lnIT的granger原因也被拒绝，即lnG、lnTI都是lnIT的granger原因，且两者同时也是lnIT的granger原因。
为了验证模型的稳定性，我们对方程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从检验结果可知，根的模的倒数都小于1，都在单位圆内，所以该模型是稳定的。
为了考查政策时滞问题，可以引入广义冲响应函数。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是Pesaran和Shin在1998年构建的不依赖于VAR模型中变量次序的正交的残差矩阵。图2所描述的是海南收入差距对各内生变量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函数，滞后期为15。收入差距对自身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的响应在第1期非常微弱，到第2-3期迅速衰减，并达到最低点，然后迅速增长，到第6期达到级高点。一个周期大约为4年，其波幅呈缓慢衰减的趋势。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一个负向标准差新息的冲击的响应，开始时的就迅速衰减到极低点，然后迅速增加，到第4期时达到最大点。一个周期大约也为4年，且其波幅也是呈缓慢衰减的趋势。收入差距对旅游收入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的响应，开始时略有衰减后，便迅速衰减。到第4期达到极低点，然后迅速上升。一个周期大约也为4年，其波幅也是呈缓慢衰减的趋势。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差距对各内生变量的响应的周期性都非常强，且基本上都为4年，其波幅都是呈缓慢衰减的趋势。
3.模型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元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就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也就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海南社会正处于Kuznets的倒U假说中的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阶段。收入差距对各内生变量的响应的都非常强烈，且其周期性非常强，其周期基本上都为4年，而且其波幅都是呈缓慢衰减的趋势。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对自身以及经济增长、旅游业发展的冲击从长期说来都不会有明显效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表示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是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倍数来衡量的，因此，就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数而言，会随着经济增长和旅游业发展而不断扩大。在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背景下，海南旅游业已处于经济增长的核心地位，可是，旅游业的发展必须以其它产业的发展为基础，必须有农民的参与，然而，农村居民却没有从经济增长和旅游业发展中得到应有的好处。因此，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功能，立足于海南的实际情况，采取措施，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妥善处理好收入分配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合理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到旅游业开发与建设中来，让农村居民在经济增长和旅游业发展中切实得到真正的实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旅游业发展，才能打造完美的国际旅游岛形象，才能缓解甚至解决海南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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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范文3
【关键词】自然环境；污染；治理；经济发展；关系
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自然能源的极度匮乏早已摆在人类的面前，然而直到近几年，我们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逐渐有了环保意识。“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观念早已过时，尽管它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增长，但许多发达国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且环境代价是不可逆的，人们的生存质量乃至整个国家的长远、可持续性发展都将面对自然环境的严峻考验。大量的实证经验和教训终于让我们警醒――保护自然、治理环境刻不容缓，这关系到社会、国家的经济发展乃至全球人类的繁衍生息。
一、解析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宏观关系
“经济”与“环境”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彼此促进、互相影响。如何客观认识、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成为新时期下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改善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只有从理论上清晰、深刻地理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在实践中正确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治理环境，促进环境与经济和谐发展。
（一）环境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前提
共有两大类环境资源：一类是人工改造资源，即前人留下的财富，是人们的劳动成果，通常可量化，比如某个城市、乡镇或区域的存量资产；另一个类是自然资源，如气候、水、土地、矿藏等，它们尽管不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但却为我们的生存、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实现经济增长所需的原料、能源等都属于自然资源。如今，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都将自然资源当作国民财富来统计，自然资源的丰富与否，往往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资产状况与国民经济水平。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自然资源总量位居全球首列，但人均占有量却很低，比如：我国的森林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9、淡水资源为1/4、45类矿产资源占1/2、耕地资源占1/5，但却只占美国人均的1/10。
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为了保证经济增长，很多国家只能依靠从国外进口各类用于工业生产的资源，如铁矿石、石油和木材等。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来看，我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是巨大的，随着环境的日趋恶化，能够用于社会生产的资源日益稀缺，比如土地资源的贫瘠，适合人民居住和农耕生产的土地非常少，开采矿石的成本非常高，但矿石质量却不高，某些地区频繁发生洪涝、沙尘暴、干旱等自然灾害，给人们的生活、工作以及城市的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影响。如果盲目追求经济利润，当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后，为了满足生产需求，企业、社会乃至国家仍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用来治理环境，这种做法无疑是本末倒置，等于变相提高了生产成本。
（二）经济增长让自然环境不堪重负
自人类生产开始那天起，对物质、经济、财富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正因如此，社会经济、国家资产、人民的生活水平才得以提高。然而，任何事情都过犹不及，大规模、频繁的经济活动，直接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其一：大量废弃废物的排放严重超标，我国许多城市一年内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雾霾天气，严重的环境污染，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伤害；其二：自然资源被大量消耗，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尤其缺乏，正面临枯竭的危险，以至于影响到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能力，并且短时间内不可能恢复。日趋恶化的农业生态环境、持续变暖的气候、开采过度的森林、严重的水土流水及水资源的污染……这些都是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所给自然环境带来的恶果，当人们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那么所有的物质、财富也将变得毫无价值。当然，经济的增长离不开能源，只要生活在继续、社会在发展，就一定会消耗资源，如何节约自然资源，杜绝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才是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煤炭资源相对丰富，过度的煤炭开采早已严重破坏了国内的森林资源、土地资源，尤其是对气候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大量有毒有害的气体过度排放，使得人人自危，在严重的雾霾天只能停止一切工作与社会活动。如今，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温室气体排放，每个国家、公民都有义务保护自然环境，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对中国这样一个煤炭生产大国而言，必然将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社会各界、各大企业单位在环境保护领域，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三）经济增长是实现长期环境保护的物质基础
如果治理环境必须要停止一切社会生产活动，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那么，这在本质上与“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并无不同，都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如果顾此失彼，只能陷入恶性循环，最终既无法实现经济增长，也无法很好地治理环境。一个国家若想长期、持续性发展，必须要平衡好“经济”与“环境”二者的发展关系，让经济服务于环境的治理，让良好的自然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这才是国家在发展中的良性循环。2020年，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比现在降低40%～45%，这也是中国政府对全世界的郑重承诺。为尽快达成该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国家、政府部门、各企业单位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包括新能源的研发、排污设备的更新与升级等。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那么也就无法达到治理环境的目的，只有在物质基础的保障下，人们的环保意识才会提高，我们国家才会有实力来保护自然资源，为人们创造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
（四）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统一发展
正如前文所述，“经济”与“环境”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也有彼此促进、统一发展的一面。根据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只有先满足了基本的物质条件，才会产生非物质的需求，比如绿色生态、自然环境等，在这些非物质需求的趋势下，环境的治理才会有所成效，同时，经济也为保护生态环境、治理污染提供了允档淖式鸹础。而环境则给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只有在丰富的环境资源的支持下，人类才能更好地从事生产活动，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所以，“经济”与“环境”就像天枰的两端，只有将二者放在同样的高度，让它们保持平衡，人类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的双赢局面，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已经指明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探索一条环境、经济、资源、人口高度统一、协调发展的光明道路。
在国家、政府、社会、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如今的经济生产总值已仅次于美国，但是人均占有量却非常低，可见经济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悬殊，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人民，世代都挣扎在温饱线上，甚至很多贫困人口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所以，许多偏远山村、贫困地区并没有用于治理环境的资金，人们也没有保护环境的意识。立足于我国国情现状，必须要将发展经济作为基本目标，从而解决贫困地区人们的温饱问题，然而仍有很多地区为了经济增长至环境保护于不顾，饮鸠止渴般地超标排放温室气体、过度砍伐森林，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库兹涅茨环境曲线显示，全球各个国家在工业化生产的腾飞阶段，均会给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破坏，但是当经济增长到了一定水平，对环境的保护会起到促进作用。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却也已然达到了治理环境污染的条件，简言之，投入部分资金用于保护环境的同时，又能够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二、在发展经济中保护环境的有效措施
值得反复强调的是：“经济”与“环境”二者虽然存在矛盾，但绝不是二选其一、非此即彼的关系。以专业的眼光来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非不可兼得，以我国的国力和经济水平来看，完全有能力治理环境问题，并且通过环境治理来带动经济增长，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和谐、长期的发展。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绿色GDP”为目标
1、改变GDP的核算体系
在GDP核算中加入社会生产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如果存在污染问题，那么则扣除这部分的GDP，避免经济主体行为被现存GDP所误导，只有企业在生产活动中减少污染源，才能节约治污资金，如此核算GDP才能体现出社会生产的最终价值。“绿色GDP”的宗旨是促进“经济”与“环境”二者的和谐发展，扣除用于生产过程的环境成本，从而客观、真实地反映出企业生产所付出的代价、所取得的成果。哪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好、自然资源丰富，哪个地区的发展前景就越广阔。今后的社会竞争，一定是有关生命与科学的竞争，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共同发展。
2、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树立“保护生态、教育为本”的先进理念，面向全社会各行各业、各阶层普及环保知识，将中国民族勤俭节约、尊重生命、关爱大自然的优秀传统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相互结合，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平台等渠道大力宣传科学知识，在社会大众当中达成生态环保、节能减耗、了解国情、珍惜自然资源、造福后代的一致共识；鼓励以生态为主发展工业农业及服务产业；重视生态文化、生态居住环境的建设；提倡健康、节俭、环保的生活方式，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彻底摒弃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高消费行为。
3、提高“经济”、“环境”和谐发展的理念
自然环境、生态资源是开展一切社会生产活动的前提，在经济开发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该地区环境资源是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全面了解地区内的人口密度、开发项目的发展潜力，明确“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相关标准，树立起“自然环境就是生产力”的开发意识，从思想上认识到保护生态、节约资源就等于发展生产力，通过治理环境来促进社会生产，通过推进生态平衡来维持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终让所有的生产经济活动都遵循自然规律有条不紊地展开，继而达到社会、经济、环境各方面效益的综合提高。
（二）在政绩考核中引入环保指标
1、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制
建立起与生态发展、社会发展规律相符合的经济体制，将GDP的增长与否纳入政府部门、国家干部的政绩考核中，包括是否严格执行环保法、本地区的环境质量改善指标等。
2、综合评估建设项目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
所有工程项目的建设、改建和扩建，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后再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在施工中应严遵“环境影响评价”与“三个同时”制度――防治环境污染与工程项目同时规划、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尤其是规模大、工期长的建设项目，必须百分百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尤其要提倡有助于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特色产业。
3、大力推进“经济、环境”综合发展决策
适当提高生产活动中的环保资金投入，实现保护环境与社会生产的同步进行，做好环境监督与管理，让自然环境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构建起科技、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统一的发展框架，尽一切努力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三）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上百年的工业革命，自然资源几乎被消耗殆尽，为了求得长期、可持续性的社会发展，人们必须找到“新”资源的创造途径，比如众所周知的“废物利用”。以往的经济活动是一个从利用资源到生产产品，再到排放污染的单向过程，而“循环经济”是一个 “利用资源―生产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过程，最终解决了“经济”与“环境”相互矛盾、对立的一面。
1、通过循环经济促进GDP的增长
改革经济增长的核算模式，通过“绿色核算”模式来控制社会生产，彻底摒弃传统老套的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崭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循环经济体系。因为我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非常少，“先发展、后治理”的环境改善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国情，我国的资源不足以支撑高耗能、高污染的社会发展模式，充分整合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循环经济才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发展策略，比如长江城市群当中，很多企业都在想方设法地提高工业用水的循环利用率，以此节约水资源，减轻水污染。
2、推动产业的生态化发展
各大企业、工业园应制定有助于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在贷款、税收、土地使用的优惠政策中引入经济激励措施，以此提高社会各界开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同r制定出相关工作的实施步骤，逐步研究、探索、完善绿色经济核算模式以及评价机制。站在企业内部循环角度实行清洁生产、鼓励生态工艺；站在各企业间的循环角度，加强建设生态工业链园区；站在整个社会循环角度，大力支持资产回收产业、积极发展绿色消费市场，改善产业结构。比如皖江循环经济园区便采用了“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用最少的废气排放量、自然资源消耗量来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益，真正实现了社会、环境、经济的和谐统一。
3、从小事做起，改变消费观
循环经济不仅是国家、社会、大型企业的事情，它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循环”二字的意义是：消费活动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同时，又不会破坏自然环境，一边消耗资源，一边回收和利用资源。比如：生活中产生出的垃圾，其实就是一种放错地方的资源。促进循环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企业在“废物利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利润，就像安徽马钢集团，采用的工业生产能源是燃油、电能等，而不是煤炭。企业将除尘灰当作燃烧原料，通过高炉煤气的余热来发电，再把钢渣、高炉水渣当成生产原料销售给其它企业，每年就能创造出七千万左右的效益。除此之外，安徽马钢集团还回收了工业废水，每年节约九百万左右的水费，有机污染物的排放减少了四千五百吨以上。
（四）运用科技手段保护自然环境
重点研究环境保护领域的疑难问题，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手段来改善生态环境，让环境保护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点，加快环保的产业化进程，充分发挥出现代科技对环境所起到的作用，整合各方科技手段，攻克环境保护的技术难题。国家与政府对拥有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设施、装备应加大扶持力度，严格监督、管理市场运作情况，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环保技术，加大国内环保资金的投入。生产环保设备的企业应全面树立自主创新意识，努力提升品牌知名度，提高核心环保技术、设备的市场占有率，利用现代化科技加快环保技术体系的创新与建设，力争尽快攻克燃煤电厂脱硫脱硝、污水深度处理、汽车尾气净化、洁净煤等技术难关，在环境保护中提倡应用高新科技，尤其是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技术，更应加大保护力度、提高宣传推广力度，以此调动企业在研发、创新环保技术方面的积极性，积极开展环保技术示范活动，推广研究成果，全面提升环保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
结束语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同样重要，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鱼和熊掌”的关系。如今，我国正向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大步迈进，而且已经提前步入信息科技发展的新时期，在这关键阶段，我们既要保持经济增长水平，又要做好自然环境的治理工作，客观看待经增长与环境发展的关系，积极建设绿色生态，实现绿色经济，以此满足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所需。
参考文献：
[1]敦剑，冯霄，何畅等.煤制天然气酚氨废水汽提过程经济和环境多目标优化[J].化工学报，2013，64（12）：4313-4318.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范文4
直接金融（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
对于股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本上有以下两种观点：很多人都认为在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而在实际中，尤其是中国的股市跌宕貌似与中国GDP的增长没有多少明显或是规律的关系。所以，存在着另一种观点，一些人认为股票市场在风险分散和流动性方面的优势，使其替代产品的需求减少———人们的储蓄动机下降,从而股票市场发展会产生不利于储蓄率的现象，进一步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以上两种观点中,虽然说第一种观点具有绝对性的优势,但是实际上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确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笔者认为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没有规律可循而且是非常有限的。第一，我国的股市相对于其他金融发达的国家而言，起步较晚，各种市场机制和管理制度都还不成熟;第二,由于第一条我国股市历史客观上的落后，造成我国监管指挥当局决策行为常常比较滞后和失误率较高,政府在各个股市板块股票上市资格标准的制定上没有经验可参考，政策时松时紧、缺乏连贯性和依据性是导致我国股市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不规律的一项重要因素;第三,在影响股票交易量和股市价格的各种因素中，经济因素是一种主导因素,但是其他非直接、非金融因素同样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人们的心理预期、重大新闻事件、国内外政治因素、战争或是流言等等），尤其是在我国，非经济因素起到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第四,中国股市的异态，不仅是国民对股市理解不正确，“股民大于股东”的情况造成股市投机者心理跌宕。股市的另一参与主体，很多获准上市的公司将从股市筹措来的资金并没有用在生产项目或企业规模的扩大投资上,而是用于公司内部消费或再次流入股市进行风险性投资。另外,股市融资本身就是长期融资，上市公司利用发行股票把从股票市场上筹措来的资金投向的项目应该大多是长期投资的项目，其利润的获取大都是缓慢的、渐进的、长期的，首期获利很可能在1年以后,因此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显示出来。
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
首先，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便是经济增长。政府一般对计划期的实际GNP增长幅度定出指标，用百分比表示，中央银行即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用以达到特定或维持政策目标———比如，抑制通胀、实现完全就业或经济增长。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货币政策一般分为：积极型（扩张型）和消极型（紧缩型）。在经济萧条时，中央银行采取措施降低利率，由此引起货币供给增加，刺激投资和净出口，增加总需求，称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因此，当总需求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比很低时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合适。反之，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太高时，中央银行采取一系列措施减少货币供给，以提高利率、抑制投资和消费，使总产出减少或放慢增长速度，使物价水平控制在合理水平，称为紧缩性货币政策。因此，在通货膨胀较严重时（如当今的欧洲各国）采用消极的货币政策较合适。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早已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我国，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发行的银行、管理的银行，其货币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其重要的地位决定了它在经济的发展中关键性的作用。综上所述，金融发展确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本质上看来，金融发展要以经济的繁荣发展为基础和前提。所以，倘若我们将重点放在利率市场化、证券保险改革创新等金融深化、自由化的政策以提高经济增长，这将是本末倒置的一种方向。相反，我们应该重点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深化制度创新等，从根本问题上促进经济增长，比如在欧债问题的影响下，我们更多的要审视自己的经济结构和外汇制度，而不是单纯的关注金融制度和货币政策。或者说，在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种阶段下，我们应该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不能单纯通过金融扩张的手段来实现经济增长的规模，而应更多地注重金融发展的内在质量。首先，我国股市发展的规模和层次尚有不足。随着股票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吸引储蓄越来越多，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将不断显现，贡献程度也越来越高。希望通过发展股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提高股票市场效率,只有配置效率高、运行良好的股票市场才有可能促进经济发展。其次，我国银行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要强于股市，正确处理好落实稳健货币政策与支持地方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系；提高贯彻执行稳健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提高贯彻执行稳健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增加中小企业有效资金需求；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和配合、发挥信贷资金的杠杆作用、扩大货币政策效应；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宏观政策实施效应的评估和反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后，加强中央银行的各项职能，正确及时实施货币政策。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本文作者：肖渤海工作单位：滨州市滨城区财政局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范文5
关键词：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劳动就业
基金项目：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B498)；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9-ZX-208)；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刘瀑(1977-)，女，河南洛阳人，经济学博士，郑州轻工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劳动就业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F1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1-0025-05 收稿日期：2009-11-29
一、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劳动就业的耦合机理
经济增长的核心是一个结构变迁、不断升级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结构转换过程，并且主要依赖于产业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更替，实际上也就是产业的发展过程。因此，产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基础，并形成劳动就业的物质基础和架构实体。可以说，产业是连接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的桥梁。
(一).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统一于经济运行申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一国的经济发展绝不是单纯经济的增长，不是简单的总量扩张，虽然没有增长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但只有经济增长而无质的根本变化，同样对发展的意义不大。这种质的变化主要是指产业的发展。产业的发展正是以效率提高为基础，是劳动和资本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转换，变资源损失为资源收益，进而引起传统产业结构向更高的产业结构效率转变，经济总量就会由于资源重新配置而出现张力不等的扩展，这恰是经济发展之根本。正如熊彼特(1961)所说：“发展主要在于通过现存资源的不同使用方式从事新事业，而不考虑那些资源是否增长。”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也认为近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部门的过程。增长的序列不再仅仅是总量的运动，它成了在一连串的部门中的继起并依次关联于主导部门的序列。钱纳里等人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在要素边际生产率不均等的非均衡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长。麦迪森在更长的时间序列与范围内，同样证明了结构变化是增长的一个重要的独立源泉。因此，伴随着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其产业的配比关系必定会发生剧烈变动；反过来，这种产业发展带来的变动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累积性的作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累积性、双向循环式的作用机制(胡晓鹏，2003)。
(二)产业发展与劳动就业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
1、产业发展决定劳动就业
诸多的经济理论，如多马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奥肯定律以及学者们对我国经济的实证分析都充分表明了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条件，没有经济的快速增长，实现扩大有效就业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产业又是经济增长的主体，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产业的发展，只有通过产业的发展，劳动力资源才能与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结合，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生产要素，实现劳动者的就业。因此，产业发展是劳动就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它通过产业规模、产业结构和产业的提升决定着劳动就业的发展。
2、劳动就业影响产业发展
产业的发展与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各次产业要进行生产并取得产出，就必须有一定的投入。正是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生产要素在质、量方面的增加和有机结合，推动了产业发展：一方面，劳动力的丰裕程度影响着一国不同要素密集程度的产业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产业结构的演进速度和高级化程度。同时，劳动就业者的消费需求引导产业发展。马克思说：“需要的形成是由于在人类社会中生产着对象，因而，也就生产着需要本身。”人们正是通过劳动就业不断地把自然力合并为自身本质的力量，既扩大社会生产，又满足自身的需要，在新的基础上创造一个发展了的自我。这个循环发展的过程，形成了人的需要的多样性，也就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二、河南省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劳动就业的耦合分析
(一)指标和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取以1978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调整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y)作为衡量河南省经济增长的指标，以全社会的就业人员数(L)作为衡量河南省就业的指标。但用什么指标能够较全面地衡量产业在河南省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呢?在国内基本上使用两个指标：一个是产出结构，另一个是就业结构，且几乎都是以某一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作为衡量指标。如陈平(2000)、朱慧明等(2003)、陈华(2005)和王兵等(2006)用的是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数占社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纪玉山等(2006)采用的是第三产业的产值占GDP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本文认为，第一产业的产出和就业比重越小，或是第三产业的产出和就业比重越大，虽然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产业结构转换的速度越迅速，产业发展的程度就越高，但是以某个具体产业来衡量整体产业演进还是有些欠缺。因此，本文选择以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总变化值(X1)及其就业结构总变化值(X2)作为衡量产业发展的指标。
测度产业结构变动的指标一般有结构变动值指标和Moore结构变化值两种。周振华(1991)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一书中就用结构变动值指标来测算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状况，刘志彪(2002)、凌文昌等(2004)和周毅等(2006)都选用Moore结构变化值来测量中国产业产值结构的变化。通过比较，结构变动值指标可以刻画出一个系统结构相对于初始状态的总变化，但仅将各产业份额变动的绝对值简单相加，并不反映某个具体产业变动的情况，也不分辨结构演变中各产业此消彼长的方向变化，因此本文舍弃这一指标的使用。Moore结构变化值不仅考虑到两个年份间同一产业的产值比例的变化程度，而且体现出三次产业产值比例的平均变化程度，更细致、灵敏地揭示了产业发展的过程及其程度，故本文用它来衡量河南的产业发展状况(表1)。
Moore结构变化值计算公式
其中：M+i表示Moore结构变化值；Wi。表示t期第i部门所占比重，W2表示t期第i部门所占比重。整个系统可
分为n个部门，如将每一个部门当作空间的一个向量，那么.这n个部门就可表示为空间的n维向量。当某一个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发生变化时，它与其他向量的夹角就会发生变化。把所有的夹角变化累计起来，就可得到整个系统中各部门的结构变化情况。我们定义矢量之间变化的总夹角为θ，则有
cosθ＝M+i，即θ＝arccosM+i
两个n维空间向量wt和w的夹角θ可以看作时间区间[t1，t2]内结构变动值。θ越大，表明结构变化的速率也越大，其最大值为90度。
由于对数据取自然对数能够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异方差现象，并可通过回归分析估计变量间的弹性关系，回归结果具有很好的经济解释力，所以，在此分别对国内生产总值(Y)、产出结构总变化值(X1)、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总变化值(X2)和就业人员数(L)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并且分别用LY、LX1、LX2和LL表示自然对数的国内生产总值、产出结构总变化值、就业结构总变化值和就业人员数。
(二)河南省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劳动就业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1、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
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各时间序列变量是平稳的或者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首先基于上述数据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序列是否平稳的通常做法是单位根检验中的ADF(Augmented Dickey Fuller)检验。本文运用AIC标准来判断检验式的动态调整滞后阶数，用麦金农(MacKinnon)临界值来判断是否具有单位根，结果如表2所示。对时间序列水平值的检验结果显示4个变量的ADF值均大于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因此接受原假设，即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继续检验它们的一阶差分，结果显示4个变量一阶差分的ADF值均小于5％限制性水平的临界值，即拒绝原假设，各序列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所以4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VAR模型的建立
时间序列LY、LX1、LX2和LL经检验是一阶单整序列，虽然它们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这样的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称为协整(Cointegration)关系。
本文使用Johansen(1995)基于完全信息极大似然估计建立的似然比(LR)检验上述4个变量的协整关系。由于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所以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先确定VAR模型结构。本文采用对数似然值和AIC与SC信息量来决定滞后阶数。经过多次实验以及运用上述判断准则的检验后确定，滞后阶数p取2时最好，且在此情况下，各方程的拟合优度也最好。利用EViews5.0软件，得出VAR(2)模型参数估计值、各方程检验、整体检验结果(表3)。通过输出结果可看出，4个回归函数的调整拟合优度R2分别是0.993875、0.8781350、0.969743和O.995269，说明这4个回归函数拟合得很好。
进一步运用AR根的图表来检验VAR(2)模型滞后结构的稳定性。根据Lutkpohl(1991)，如果被估计的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则其是稳定的；如果模型不稳定，模型结果将不是有效的。从单位根图1看出，所有单位根落在单位圆内，表明所设定的VAR(2)模型是稳定的。
3、Johansen协整检验
运用Johansen和Juselius于1990年提出的用极大似然估计来检验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即Johansen检验。以表3的结果为基础，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设定形式采用VAR模型和协整方程(CE)都仅有截距项，不含线性趋势。另外，协整检验的VAR模型是基于误差纠正的VAR设定，即被解释向量是一阶差分形式。由于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2，因此协整检验的VAR模型滞后期确定为1。
根据表4的检验结果，似然比迹检验结果和似然比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均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均拒绝没有协整方程的假设，即变量LY、LX1、LX2和LL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河南就业、GDP、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在此采用恩格尔(Eng!e)和格兰杰(Granger)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对此进行分析。
根据协整检验的结果和无约束VAR的滞后阶数，对LJ、LY、LJG、LCG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设定形式的滞后阶数为2。
根据格兰杰理论，从表5得出：(1)GDP的变化可引起就业量的变化，而就业量的变化不能引起GDP的变化。这说明河南经济增长引起了就业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可能是不同步的)。(2)就业量的变化不能引起产出的变化，而产出结构的变化可引起就业量的变化。这说明河南产业结构的调整引起了就业的增长。(3)就业量的变化不对就业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而就业结构的变化对就业量的变化有影响。这说明河南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转移引起就业总数的增加，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结论(2)，即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就业总数的增加。(4)GDP的变化可引起产出结构的变化，而产出结构的变化也可引起GDP的变化。两者的互动影响说明河南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增长效应，通过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是可行的。(5)GDP的变化可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而就业结构的变化不能引起GDP的变化。这说明河南经济增长有助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转移，但我国劳动力过剩和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流动的现实，使转移速度缓慢；同时河南第一、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转移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增加与社会失业人数的增多，所以在Granger因果分析中就业结构的变化对产出增长没有什么解释力。(6)产出结构的变化不能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的变化也不会引起产出结构的变化。这说明河南产出结构的变化与就业结构变化的非同步性。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勾勒出河南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就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图2)。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范文6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1982-2009年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深化和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拉动，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尤其明显。银行信贷、经济货币化程度、金融深化程度和非寿险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但是寿险业的发展显著推动了经济增长，尽管这种推动作用很微弱。
关键词：寿险业 非寿险业 金融深化 经济增长
研究背景
自Adam Smith以来，经济学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的研究。Adam Smith较早地意识到银行活动可以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因而增加一国的产出。但是，真正系统地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于Goldsmith。在其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Goldsmith首次给出了金融发展的定义，并建立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的指标，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之后，McKinnon和Shaw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深化了Goldsmith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evine等人为代表的济学家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开创了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市场摩擦因素导致了经济对金融系统的内在需求，而金融发展则通过提高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和资本配置效率等渠道，促进经济增长。然而，无论是早期古典金融学者对金融发展问题的关注，还是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验证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了银行和股票市场上，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鲜有讨论，这一现象颇耐人寻味。
银行、保险和证券业并列为金融业三大支柱产业，然而一直以来，保险业的地位始终不及银行及证券业。这或许是由于保险业起步较晚，1720年才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保险公司，远落后于银行业及证券业的发展。所以尽管自20世纪以来，保险业发展迅速，保险资产在金融业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从绝对数值上来讲，保险业的资产规模仍显著弱于银行与证券业。而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经济、制度背景，因此，学术界对于保险业的相对忽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然而，也应看到，伴随其迅猛发展，保险在金融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2009年全球保费收入超过4万亿美元，保险业资产总额达22.6万亿美元，占金融资产约12%。因此，我们在对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中不应继续忽视保险业的作用。
文献综述
经济学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分析与检验，以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探讨。Goldsmith（1969）最早定量考察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各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金融发展与经济水平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随后，King和Levine（1993）、Levine和Zervos（1998）、Beck、Levine和Loyaza（2000）均证实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这些研究未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Patrick（1966）指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两种可能：“需求追随”和“供给领先”。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供给领先”型金融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追随”型金融将居于主导地位。但是，Demetriades和Hussein（1996）、Esso（2009）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受到每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制度、法律、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关系模式。Bencivenga和Smith（1991）、Greenwood和Smith（1997）、Beck、Levine和Loayza（1999）、Rioja和Valev（2004）则分别从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流动性风险等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通过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或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国内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更多的学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韩廷春（2001）、伍海华和马正兵（2003）、樊胜和王晓黎（2003）、杨飞虎（2007）、袁云峰和曹旭华（2007）的研究均发现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金融发展未能有效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
已有的研究中，由于使用的计量方法、选取的指标和数据来源不同，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未得出令人信服的一致结论。此外，令人遗憾的是，以上的研究均未将保险市场纳入到金融发展的理论框架中。尽管Webb，Grace和Skipper（2002）、Min和Yung（2008）、Adams等（2009）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但是对保险发展理论的研究不足仍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因此，本文将保险市场纳入金融发展的框架中，探讨保险发展、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模型和数据
本文的研究采用Webb等（2002）修正的Solow模型。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Y(t)=A(t)K(t)αL(t)1-α（1）
其中Y(t)、K(t)和L(t)分别是t时期的产出、资本和劳动力，满足dY/dK>0，dY/dL>0，d 2Y/dK 2
Z(t)=Z(0)exp(Bankt+Lipt+Nlipt)（2）
Y(t) =Z(t) A(t) K(t)αL(t)1-α（3）
方程3两边同除以L(t)，得到人均产出方程，各变量取自然对数并对时间求导；（4）
其中，为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为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FAI），、和分表代表银行、寿险和非寿险市场的活动水平，Xit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εit为随机扰动项。我们用银行信贷占GDP比重（BANK）、寿险深度（LIP）和非寿险深度（NLIP）分别作为银行、保险活动水平的指标。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为出口占GDP的比重（EXPORT）和居民消费水平变化率（CL）。此外，我们还分别考察了Mckinnon（1973）所提出的经济货币化指标（M2/GDP）和Goldsmith（1973）所提出的金融深化指标（金融相关率）对经济的影响。实证检验采用我国1982-2009年间的宏观经济数据，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M1和M2的数据来自BVD宏观经济数据库，保险深度的数据来源于Sigma数据库。
实证结论与分析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对不平稳的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各序列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运用OLS进行回归，并对残差序列进行LM序列相关检验、ARCH LM检验和White异方差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J-B检验的结果显示残差序列服从正态分布。表1为方程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均资本存量、出口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均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证实了投资、出口与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的作用。其中，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尤为显著。寿险业的发展对经济的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影响程度较小，回归系数仅为0.02。非寿险业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比较小，且不显著。银行信贷占GDP比重、经济货币化指标和金融深化指标均对经济呈现出微弱且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中介在信息收集与处理上占有优势，通过对企业的调查，可以引导资金投向生产效率高的企业部门，从而促进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同时，通过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银行信贷规模扩张迅速，但是银行信贷与GDP的比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并没有出现显著增长，尤其近年来还呈现下降趋势，信贷扩张未能赶上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一方面是由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即在GDP增长率较高的年份，执行相对较紧的货币政策，通过紧缩银根，限制新增贷款发放来为经济降温。另一方面，国有银行改革以来，为了保障资产质量，普遍出现了“惜贷”现象，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系统内部，造成了经济资源的浪费。此外，我国银行体制不健全，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国有银行垄断，经营效率相对低下，利率市场化进程缓慢，信用非价格性分配现象严重，大部分银行贷款流向效率相对低下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则面临融资约束。因此，银行信贷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M2/GDP指标的应用最早见于Mckinnon（1973）对金融深化理论的开拓性研究。其后，国内外的研究普遍将其作为测度金融深化程度的指标。但是，M2/GDP实际衡量的是在全部经济交易中，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易的比重，即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M2/GDP的比值远远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但是M2/GDP比值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居民储蓄存款的迅速增加来支撑。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资产单一，市场结构失衡。居民可选择的金融产品少，只能以储蓄的形式存放于银行；另一方面，居民储蓄存款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的增长。因此，M2/GDP尽管在数值上不断创出新高，但是偏离了经济增长，对经济的影响甚微。此外，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上银行占据统治地位，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分额很低，因此金融相关率对经济的影响也不明显。
尽管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寿险业的发展显著地推动了经济增长。通过平滑居民生命期内的收入，并在一些未曾预料到的、不确定的支出发生时提供经济补偿，寿险为居民生活提供了保障。假设居民可支配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货币的形式持有，另一部分用于消费、储蓄或者投资。寿险产品的提供会降低预防性动机的持币需求，货币持有量降低会导致用于消费、储蓄或者投资的资金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寿险产品的期限一般较长，因此会有大量资金沉淀在寿险公司，这些资金由保险公司直接投向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或项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银行垄断的低效率，提高投资转化率。保险资金进入股票市场，则可以发挥机构投资者在信息与技术上的优势，改善资金配置的效率，机构投资者比重的提高也有利于整体市场效率的提升。而某些寿险产品的合理设计还可以起到刺激人力资本投入的效用，从而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因此，寿险业的发展对经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寿险业的绝对规模仍然是非常小的，所以这种影响也是很微弱的。
相对比寿险产品的保障功能，非寿险产品更多地表现为风险管理功能。从理论上讲，非寿险业的发展也可以通过促进产品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加强防灾减损降低社会生产总成本、便利商品贸易等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目前我国产险业务中80%左右为车险业务，企财险、责任险等险种占的比重非常低，因此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就无从谈起了。
参考文献：
1.Ian P. Webb, Martin F. Grace, Harold D. Skipper. The effect of banking and insurance on the growth of capital and output[J]. Center for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Working Paper 02-1
2.Goldsmith R.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1969.上海三联书店.1994
3.Hugh T. Patrick.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6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