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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经济形势范文1
2010年中国经济实现10.3%的快速增长主要归功于投资、净出口及消费的快速增长。在三大经济增长引擎中，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4.8%，推动GDP增长5.6个百分点；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7.3%，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7.9%，拉动GDP增长0.8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依赖投资拉动。
从财政政策方面看，2010年中国政府继续推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表现为保持政府公共投资的力度。2010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为83080亿元，同比增长21%。2010年全国财政支出89575亿元，比上年增加13275亿元，增长17.4%。财政政策初衷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但从实际效果看，由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GDP，仅有6000亿元的赤字，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并不积极，扩内需效果并不明显。
货币政策方面尽管2010年央行声称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从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包括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和两次加息的实践看，货币政策并不宽松。央行连续采取量化紧缩政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主要目的在于抑制过热的房地产投资，10月和12月两次加息则是出于控制通胀的考虑。2010年央行实施新增信贷总额7.5万亿元的额度控制政策，并对银行的放款节奏进行严格控制，从结果看额度已被突破，实际约为8万亿元。货币政策的调整使M2增速控制在20%以下，远低于上年28%的水平，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流动性泛滥的加剧。
2010年央行对银行业的监管力度加大，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信贷额度及放款节奏进行监管，并通过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进行惩罚。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更加严格，要求银行对房地产贷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过剩产能企业贷款、“两高一低”行业贷款等风险进行严格控制和排查。与此同时，银监会对资本充足率、存贷比、不良率等指标监管更加严格，并将监管指标达标与机构网点设立、业务产品创新审批挂钩，对四大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监管严于城商行和农信社。
2011年经济金融形势预测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长期存在，2011年CPI可能升至6%。2010年12月CPI为4.6%，较上月回落0.5%，连续6个月突破了政府3%的通胀底限，上升之势明显。从数据看，导致本轮通胀的主要因素是食品类、居住类商品和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的过快上涨，比如12月食品类商品价格上涨9.6%，居住类商品价格涨幅为6%，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上涨4%，据此，可以视本轮通胀为结构性通胀。但是，结构性通胀不久将演变为全面通胀，即成本推动型通胀。尽管由于政府价格管制及其他行政性措施的实施，2010年12月CPI小幅回落，但由于行政手段不可持久，甚至会导致短缺引发价格更大幅度的上涨，鉴于粮食、棉花、蔬菜、房租、大宗商品等价格涨幅巨大，在房价没有明显回落之前希望它们价格下降是不现实的，因此，成本推动下的中国通胀将持续较长时间，我们预测2011年CPI可能达到6%，期间创下单月更高水平也有可能。
“稳健”之名下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率将交替进行。货币政策被凯恩斯主义视为逆风挥舞的魔杖，以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的波动。针对经济过热或衰退，货币政策可分为紧缩性和扩张性两类。目前中国央行声称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确实令人费解。但从2010年以来央行七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和两次加息的实践看，中国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紧缩性的，已由宽松转向从紧。
由于中国经济V型反转之后，恢复增长的基础并不稳固，更多依赖投资拉动，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相对较小。加息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即使通胀加剧市场仍预测央行不会加息，只可能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是，央行在2010年10月和12月两次加息，尽管总共只有50个基点，令市场颇感意外，中央工作会议声称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回归稳健，结合对于通胀的预测，我们预期中国经济基本已进入加息通道，2011年央行将加息50～100基点，加息约2～4次；与此同时，由于存款准备金率已创下历史新高，我们预测央行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3～5次，约提高150～250个基点，使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超过20%。
《十二五规划建议》出台为国内金融业发展指明方向。《建议》第十部分“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一条中首先提出“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设想。宏观审慎就是从金融系统性稳定的角度出发，在保持微观健康的前提下，考虑宏观总体的系统性稳定和健康，其重点是逆周期性的政策。目前，国际上对于金融监管的基本共识是，以两个维度来设计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一是时间序列维度，即逆周期监管措施；二是跨行业维度，即控制或降低某一时点上金融机构的关联性和共同风险敞口。宏观管理者在经济下行时期要考虑到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可能发生的风险集聚，从而动态地、持续地运用审慎监管指标监管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银行监管也是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建议》中还明确提出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对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了阐述。周小川表示，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过程，需要培育各方面的条件，下一步要根据“十二五”规划的要求，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动利率市场化。
房地产调控效果不明显，新一轮调控可能出台。201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再创纪录，高达2.7万亿元，约占到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3，土地财政的特色愈发明显。没有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地方政府收支状况难以想象：不仅无力偿还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更无法加大投资实现保增长的宏观目标，也不能履行提供社会保障，维持社会稳定的职能，因此土地出让金对中国政府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而巨额土地出让金源源不断流入政府囊中的前提是房价的坚挺甚至上涨，因此，2010年号称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更多的是虚张声势，地方政府更多的是阳奉阴违，因此房价保持涨势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经济房地产化严重，土地财政不容争辩，尽管最近欧洲爱尔兰、西班牙地产泡沫不断破裂，但中国政府决不会自断财路而刺破房地产泡沫，因此，房地产政策未来即使有第三轮，也难有实质内容，中国房地产泡沫只能指望市场力量来刺破，连续加息最有可能担当这一重任。
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对银行业影响
为抑制通胀加剧，尽管央行推行稳健（加息幅度可能不会太大）的货币政策，但稳定物价作为政府重要职责，央行仍然会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从而影响银行业的经营。另外，“十二五”规划在产业、区域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导向性政策建议，也将对银行业发展产生影响。
连续非完全对称加息使银行存款定期化加剧，资金成本上升，银行长期存贷款利差收窄。2010年的两次非完全对称加息，主要表现为保持活期存款利率0.36%不变，而其他定期存款利率及贷款利率相应上调。通过两次加息，活期存款与3个月定期存款的利差由135个基点上升至189个基点，如果央行继续实行非完全对称加息，活期存款将向定期存款转化。由于定期存款利率较高，一方面银行存款定期化趋势导致资金成本上升，增加银行的利息支出；但是另一方面，存款长期化也增强了银行稳定的资金来源，降低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本轮非完全对称加息的另一个表现是中长期贷款加息幅度小于中长期存款，这意味着央行并不愿意把所有加息成本转嫁给借款人，银行承担部分加息成本。数据显示，两次加息之前，五年期存贷款的利差为2.34%，目前此利差降至1.85%，如果考虑到按揭贷款利率约25%的下浮，长期存贷款的利差已由0.86%降至0.25%，如此小的利差不仅不能覆盖风险，甚至连基本经营成本也无法收回。
2009年个人房贷不良率为0.6%，看起来很低，主要原因是2009年新增房贷高达1.4万亿元，增幅为48%，新增房贷一定程度上稀释了违约率。根据国际经验，个人住房贷款违约一般在贷款发放后3～8年出现，因此，未来个人住房贷款风险可能上升。央行仍可能继续坚持这种非对称加息50～100个基点，银行的资产负债期限应当向短期调整，减少长期负债和长期存款，提升资金配置效率。
不断创历史新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将加剧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削弱了银行业的盈利能力。要真正实施从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需要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额度和节奏，更需要央行控制基础货币投放。但是，由于中国吸引外资政策及出口退税对出口的鼓励，中国贸易项和资本项长期保持巨额盈余，由此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快速增长，强制结汇制导致外汇占款不断上升，基础货币投放过快增加。为了抑制货币供给过快增长，央行倾向于用存款准备金替代央票回笼货币，这导致存款准备金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并创下新高。
未来央行是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不仅取决于CPI，更是取决于外汇占款增长的速度。由于热钱流入等因素，未来外汇占款仍将快速增加，加之CPI仍将上升，因此，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上调可能。高达18.5%的存款准备金率使银行业约12万亿元存款以1.62%年利率存于央行，此利率比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低113个基点，由此导致商业银行的利息损失约1300亿元。另外，不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商业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上升，需要以牺牲部分收益为代价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从而满足监管部门的要求。
央行将通过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将影响银行的信贷规模。2010年央行实施了新增信贷额度（7.5万亿元）控制措施，同时对放款节奏进行控制，但由于监管难度和成本较大，今年央行目前还没有制定信贷新增额度控制目标。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未来要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所谓差别准备金率制度，是指对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指标挂钩。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理论上可以制约资本充足率不足且资产质量不高的金融机构的贷款扩张。但目前城商行、农商行、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和不良率指标都明显落后于股份制银行，如果差别准备金率制度严格执行，那么最应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就是农信社，但这又与支持三农的金融政策相左，所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在实践中会很纠结。
“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导向将对银行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积极有序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如果政府能够就银行在这些行业的贷款进行监管、税收、财政等方面的倾斜，比如对这些行业贷款给予银行一定财政补贴、降低贷款的风险权重或不受存贷比限制等，引导银行业贷款流向这些产业。当然，银行业要在收益覆盖风险的前提下进入这些产业。
配合政府的区域开发战略，动态调整银行的信贷区域政策。“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发挥资源优势和生态安全屏障作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商业银行可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调整区域业务政策，加大对优质的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提供融资和金融服务，实现低风险、高收益和高增长的发展目标。
国内的经济形势范文2
[关键词]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9-0051-04
块状经济（Massive economic）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形成的一种产业集中、专业化极强的，同时又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区域性产业群体的经济组织形式，在强化专业化分工协作、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吸纳劳动力就业、提高产业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块状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一些素质性、结构性矛盾，尤其是产业层次低下、创新能力不强、规划引导缺失、平台支撑不力等问题也逐渐显现。推动传统块状经济的转型提升，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区域竞争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般理论认为，块状经济具有地域的集中性、要素的根植性、企业的关联性、生产的专业性等特征，其转型升级可归结为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的转型与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取附加值能力的提升。就此问题，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全球价值链理论（Global Value Chain）、技术创新理论（Technical Innovation）、产品生命周期理论（Theory of Product Life Cycle）等多种视角进行了研究。结合已有的理论成果，本文着重从实证角度，考察国内典型区域推动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做法（见表1），分析和归纳其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一、转移一般生产环节，发展特色总部经济
块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人力成本上升、土地紧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引导块状经济中的企业将一般性成产环节转移到人力和土地成本相对较低、基础设施相对较好、产业配套相对完备的其他地区，使作为块状经济“头脑”的企业总部和作为“身体”的生产基地在物理空间上分开，这样既能以较低的成本价格取得信息、人才等战略资源，又能获得转入地的土地、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常规资源，实现两个不同区域的资源在块状经济中的优化配置，依托区域块状经济培育特色总部经济的趋势逐步呈现。
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台湾信息产业集聚地新竹，受土地成本、人力成本和环境承载等因素的影响，将大量的信息产业生产环节转移至大陆长三角和珠三角，成功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使新竹逐步成为中国台湾高新技术产业的“摇篮”和“龙头”，成为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又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加工制造为主的珠宝企业开始发迹于深圳罗湖区水贝，目前已经有超过3 000家珠宝企业及珠宝配套企业集聚于此，形成了“世界珠宝看深圳，深圳珠宝看水贝”的局面。但近年来，随着地租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越来越多的生产加工制造企业陆续搬迁出去，水贝珠宝产业链逐步向研发设计、展示交易、品牌经营等产业链高端延伸，目前已有超过80%的“深圳珠宝”区域品牌成员企业入驻，并拥有水贝国际珠宝交易中心、金丽国际珠宝交易中心、水贝玉器批发市场等众多高水准、专业化的大型珠宝展示交易平台，奠定了深圳作为中国珠宝之都的地位。
某种意义上来说，块状经济是没有“围墙的园区”。要推动块状经济的转型发展，必须始终注重塑造自身高端化的特色优势。加快发展特色总部经济，推进主导产业向产业价值链高端延伸，并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推进块状经济相关资源的整合，是形成块状经济发展新优势的基本原则。
二、针对性地嫁接外资，提升产业链竞争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块状经济完全依靠内生增长和自我更新，已经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少地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把土生土长的块状经济放到国际化的背景下，通过“嫁接”外资来做强和提升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从而实现产业的突围和升级。由于不同块状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属性以及产业发展程度的不同，在嫁接外资的方式上也各不相同。
一种是拉长型嫁接。例如，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嘉善第一大块状经济——以胶合板为主、占全县产值达30%的木业发展速度开始趋缓。为保持木业块状经济的先发优势，嘉善通过多方努力，引入了国际家具业的龙头企业——台升家具。该项目的引进，带动了家具、化工、五金、包装、玻璃等10多家配套外资企业的进入，意味着嘉善木业块状经济的产业链得以拉长，从而促使嘉善木业向国际家具制造中心发展。另一种是补缺型嫁接。从1997年开始，海宁大量引进国外各类先进经编设备，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经编产业生产基地和市场集散地，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40%。但在原材料提供、经编产品后整理等关键环节上，海宁本地企业显得力不从心，这严重削弱了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此，海宁将弥补产业链弱项作为引资的重中之重，并成功引进专门生产经编布原材料的项目，从而大大改善了经编产业链中原材料供应不足的问题。
总而言之，无论有多少种版本，块状经济“嫁接”外资的关键在于，利用块状经济极强的技术吸收和低成本生产组织能力，实现外资的本地化。这个过程也是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实现产业融合的过程，两者分别居于产业链中的不同位置，互为配套，外资对提升当地产业链竞争力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三、改造提升专业市场，引导块状经济发展
专业市场是块状经济起步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想实现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的转变，最终必须依靠市场，通过大量企业的衍生与扎堆而形成。当前，生产能力过剩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产能过剩必然带来产品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企业利润减少和亏损增加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此时，通过完善商品交易的专业市场建设，缓解产品的销路问题，无疑是很有效的途径。
在此方面，义乌是一个典型。义乌的块状经济多数是在商品交易市场的带动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即是“以商促工”的结果，并无先发优势可言。而随着产业规模的壮大，义乌又不失时机地推动传统市场的改造提升。一方面，积极运用电子商务、连锁配送、信用交易等方式扩大经营，努力推进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的结合；另一方面，加速发展公证、咨询、会计、法律等中介服务业，逐步实现专业市场从交易平台到服务平台的质变。正是通过商品交易市场的这种先导作用，为义乌块状经济的转型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拥有40万余种交易商品的全球规模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而专业镇经济发展的广东，也大力推进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获取市场和技术信息。比如，佛山市乐从镇建成首个“国家级电子商务试点镇”，中国塑料网、家家易、中国国际家具网、中国家具之都网等迅速发展起来，近八成企业都加入行业电子商务平台，引发了乐从钢铁、塑料、家具三大专业市场经营模式的重大变革。2011年，乐从实现了70多亿元的电子商务交易额，带动了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
由此可见，专业市场对块状经济的带动效应非常大，可以使市场信息、产品制造、销售渠道、服务产业等有机结合在一起。在传统领域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加快完善与块状经济相配套的专业市场建设，有利于进一步集聚信息、物流、金融、营销等各种生产资源，是促进块状经济转型提升的重要基础。
四、龙头企业带头引领，推动技术创新升级
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低，低水平重复竞争突出是块状经济的通病。块状经济的转型升级、提升发展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提高块状经济的核心竞争力。由于块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区域内一批龙头骨干企业的带动和发展。因此，引导和扶持块状经济龙头骨干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之成为创新型企业，对引领和带动块状经济内企业、产业的技术创新，加快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例如，面对国内外纺织品服装市场激烈竞争，上海纺织提出了“科技与时尚”的发展理念，实施科技先导，确定了走高端纺织之路。在这一思路引导下，由龙头企业上海联吉合纤公司成功地研制开发出葆莱绒保暖纤维新品，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随后，该纤维品牌先后与上海第十七棉纺织总厂、上海东纺科技进出口公司、上海三枪（集团）公司、上海幸福纺织印染公司等企业进行相关产品开发，以市场化方式把纺织产业链连接起来，形成以葆莱绒为核心的新专利集群，从而推动上海纺织产业的提升。又如，在认识到代工的局限性以后，深圳电子信息行业的民营企业开始持续自主创新。华为、中兴通讯等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主流标准的制定，在国际市场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华为在全球123个行业标准组织中担任148个领导职位，中兴通讯已加入了70多个国际标准化组织，获得NGN、光传输、信息安全、网关及3G终端等领域的国际标准起草权席位。这些技术创新直接服务于企业，同时又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使技术创新成果影响到周边的中小企业，深圳信息产业集群的全球竞争力也由此得到提升。
由此可见，在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浪潮中，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带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引导龙头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力度的同时，还应加快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建设，组织实施产业重大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努力形成龙头+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创新发展模式，以点带面，提升集聚区域的整体创新能力。
五、政府优惠政策安排，助推高端产业聚集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政府设立产业功能区，并采取制度性安排予以强力推动，是部分高端产业园区形成集聚效应的主要动力。这种制度安排涉及的政策是系列性的、系统集成化的，政府对这些产业功能区块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项目的支持领域、布局规划安排、资金的支持方式、财政政策的倾斜、海关优惠政策及人才的激励政策等，发挥了较强的支持引导作用。
例如，苏州工业园区建设就是政府组织型产业集聚的一个成功范例。作为中国和新加坡政府的合作项目，多年来园区开发建设一直保持着持续快速发展的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幅达30%左右，利用外资连续多年名列中国开发区第一，2013年在全国90家国家级开发区评价中位列第二，也是我国吸引国外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搞得最好的开发区之一。依托这一优势，苏州工业园区诸如电子信息、机械制造、光电、纳米技术等产业也得到快速集聚式发展。此外，无锡物联网产业的集聚发展也具有典型意义。当物联网技术在国内刚刚兴起之时，无锡市政府果断引进中科院等相关科研力量，充分运用“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的政策支持，迅速实现了物联网产业从无到有的集聚过程。当前，无锡物联网企业已经增至608家，包括传感制造、共性平台、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和运营服务等各门类的物联网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基本形成，区域配套能力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突破10万人。初步估计，2012年无锡物联网企业总营业收入突破600亿元，物联网及相关产业产值超过千亿元。
实践表明，虽然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政府在推进块状经济的转型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包括为块状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通过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解决块状经济发展中的各类难题等。总而言之，其目的就是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及公共服务，为提升块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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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ical Chinese Domestic Regions' Experience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ssive Economy and Its Enlightenment
Song Binglin1，2
（1.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Institute of Department Economic Research，Shanghai 200235，China；
2. Ningbo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Ningbo 315000，China）
国内的经济形势范文3
关键词：商业银行；国际银团贷款；操作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9-0033-03
一、香港银行银团贷款业务操作要点
(一)评审内容及指标
总体来看，香港银行普遍把银团贷款作为一种主要的贷款形式，广泛应用于公司融资、项目融资、搭桥贷款、杠杆融资(如管理层收购)等领域，其项目评审的方法标准和非银团贷款区别不大，只是在牵头行的评审报告中，增加对银团分销方案分析的内容。以牵头行编写的项目融资银团贷款评审报告为例，主要包括借款人信用评审、项目风险评估、分销策略三部分。其中：项目评审主要考虑政治风险、资金风险、行业风险、市场风险、汇率风险、经营风险、项目财务测算、担保结构等。[1]财务测算模型以现金流预测为主，通过计算项目年度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DITA)对当年本息的覆盖程度(即偿债覆盖率)、流动性比率、项目全部负债对项目估值比率以及项目收益作为再投资的比例控制等。此外，要求借款人作出一系列限制性承诺，如分红限制、其它负债限制、投资和不抵押保证以及借款人重组、资产出售等方面的要求等。
(二)定价方法
银团贷款的定价由客户部门与银团贷款管理部门共同完成，客户部门主要考虑回报率的因素，而银团贷款管理部门主要是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定价决策。
在作为牵头行的情况下，银团贷款的定价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贷款的市场因素，另一方面是银行的资金成本及其回报。由于牵头行负责承销贷款，贷款利率水平直接关系到能否被市场接受，因此贷款市场及同业定价水平是银行在定价时考虑的主要因素。
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定价模型，主要是依据借款人的信用评级及各项财务指标测算，其中荷兰国际集团(ING) 采用RAROC 方法进行定价，中银香港采用与贷款风险挂钩的成本法进行测算，巴克莱银行主要根据银团的结构及银团贷款策略进行定价。但是这些测算价格只是一个参考，银团贷款部门会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以确保分销成功。
一般情况下，在定价时要考虑项目所在的国家风险等级、市场条件、客户关系以及银团策略(是否转让)等因素。例如：同一借款人最近完成的融资的价格，类似借款人最近在市场上完成的融资的价格水平，其他银行对同一借款人贷款的价格等方面。可以说银团贷款的定价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定价是一门艺术”，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需求及不同的市场条件。
大多数银行会在评审报告中对所定的价格进行详细说明，以说明定价的合理性。
(三)决策程序
香港银行开展银团贷款业务一般都专门设立机构和人员，各项机制比较健全，标准化程度较高，因此决策周期相对较短。一般牵头行完成评审报告后在2-5个工作日内都可以完成内部审批。根据决策机制的不同，可分为两种决策模式。
1.外资背景的银行(如花旗、巴克莱)决策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对银团贷款设立专门的审批人，由于具有充分的授权，不同级别的审批人具有相应的审批权限，贷款决策直接由2-3个审批人组成的审批小组(依据项目的不同而不同)完成，该小组可以根据项目的进展随时开会讨论并投票决策，一般项目从上报评审报告到作出决策可在48小时内完成，急的项目最快可以在24 小时内完成。
2.华资背景的银行(如东亚银行、中银香港)决策模式。这种模式的特征是：由一个固定的决策委员会完成所有项目的审批，银团贷款只是其决策范围的一部分，该委员会专司信贷审批任务，一般一周开会两次，会上讨论并投票，得出初步结论后再报相应的副行长、行长审批。一般从评审报告上报到决策完成约需5个工作日的时间。
(四)合同审查
一般在银行承担牵头行职能时，会外聘律师起草贷款文件并协助参加谈判，在银行内部则由银团经理及银团行经理负责审查贷款协议的商业性条款，而客户经理负责对贷款协议中与委托书中不符的条款进行审查。在通常情况下，银团贷款的协议文本均采用APLMA(亚太贷款市场协会)的标准文本，因此不需再经过行内律师的审查。[2]如遇到一些较为复杂的项目时，银团经理及客户经理会请行内律师对一些法律条款，如抵押、收购合并等提供意见。
一般做法是，在协议文本条款与委托书或贷款条件书中的条款一致时，不需再向上报批或由银行内部法律部门出具意见，可直接签署协议。在不一致时，需根据审批权限逐级上报在获得批准后签署协议。
二、香港国际银团贷款操作的主要经验
总的来看，银团贷款作为信贷市场上的主打产品，标准化程度较高、流动性较好、收益性较高，可有效地分散风险。香港银行经过多年的积累，建立了成熟的银团贷款的决策机制和操作程序，值得境内商业银行借鉴。
(一)建立专业化团队是成功开展银团贷款业务的关键所在
要成功高效地开展国际银团贷款业务，必须有一支高度专业化的业务团队作为支撑。花旗、巴克莱、ING等主要以牵头行身份开展银团贷款业务，这些银行都设有专门的银团贷款业务团队(根据机构设置的不同，在全球贷款部或企业银行部)，其工作范围包括融资结构设计、贷款定价、银团组建、贷款分销、融资文件制作等银团贷款业务最核心的内容。这支队伍具备丰富的金融专业知识和经验，熟悉项目融资、并购融资等不同业务品种的操作，深谙银团贷款业务的各个环节，而且具有十分敏锐的市场感觉，能够对银团贷款市场的潜在容量和价格水平进行整体把握，并对市场各参与者的业务经验和优势以及承贷能力和意愿作出较准确的判断，从而能够综合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和利益，设计出既满足借款人需要又能被市场所接受的融资结构和银团方案，确保银团的成功组建和贷款的顺利分销，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获得合理的回报。
(二)差别化的业务处理是开展银团贷款的普遍做法
香港银行在作为不同角色参加银团时，内部业务的办理程序有较大差别。作为牵头行时，一般会对项目有较早的介入及深入的了解，银行会对项目进行各种风险评估并聘用行业专家及律师进行尽职调查。而在以参加行身份参与时，会较多依靠牵头行所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与判断。如自己掌握的企业、市场等情况与牵头行提供的资料有较大差异时，会要求牵头行反馈企业予以澄清和解释。
(三)职责和权限划分清楚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前提
银行权责划分清晰主要体现在银团有关部门之间权责和总分行决策权限划分清晰两个方面。
作为银团贷款牵头行时，主要有发起部门(Originator)、分销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决策委员会参与银团贷款的运作。[3]发起部门主要负责客户关系管理、融资方案设计和评审报告撰写；分销部门配合发起部门进行融资方案设计、合作银行关系管理、分销报告撰写和分销有关事务管理；定价则由发起部门和分销部门共同决定；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对本行所持有份额的贷款进行风险审查和所承销份额的分销风险进行把控；决策委员会负责方案的最后决策。作为参与行时，银团分销部门则不需参与其中。
银团贷款的审批权限在总分行之间也有着清晰的划分。权限的划分主要按类别和额度两个维度。比如杠杆融资类银团贷款(LBO)，都需要由总部审批；而对于公司融资和项目融资则按额度区分是由总部还是分行决策。
(四)评审和审查相互配合是提高决策效率的重要因素
基于明确的职责分工，香港银行在贷款决策过程中，前后台始终保持充分的沟通。在评审阶段，后台人员(如合规审查、法律审查、定价审查、合同审查等)提前介入，在完善贷款条件、解决评审中遇到的问题和应对客户需求变化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避免了由于审查、评审立场不一致产生的内部反复。在审议阶段，前台人员(评审人员、贷款分销人员、行业分析人员等)可列席审议会议对决策层汇报并解释，保持评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避免信息传递的衰减和失真。因此，大大提高了决策效率，为客户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服务。
三、香港国际银团贷款操作对境内商业银行的启示与借鉴
在开展国际银团贷款业务方面，境内商业银行在信用评级、评审方法和标准等项目本身风险识别方面与国际先进银行差距不大，但在审批程序、内部授权、专业队伍建设等方面与香港银行仍有一定的差距。
(一)区别对待，按银团角色制定不同的决策流程
作为牵头行安排的国际银团贷款，客户信用评级、贷款评审方法标准及审批程序可按正常贷款项目执行。作为参加行的国际银团贷款，可按照实际牵头行的信用等级不同差别化处理。
1.在评审和决策阶段。对于银团牵头行信用等级较高的(如：穆迪信用评级在A1级以上，或《银行家》杂志排名前50的银行)，可以适当简化评审要求，采用牵头行的评审结论(有异议的部分可单独评审)；审批权限上，一定额度内的审批可授权分行执行。对于银团牵头行信用等级不高时，信用评级、贷款评审及审议程序可按正常贷款项目执行。
2.在合同签订阶段。作为参加行时，可不需再另行聘请律师对牵头行提供的合同文本进行审查并出具意见。对于采用APLMA银团贷款标准文本的合同，可不需行内法律部门的审查，直接由业务主管部门进行审查即可。
(二)加强沟通，建立前、后台协调机制
在评审阶段，评审部门应随时与后台审查部门(或风险控制部门)以及总分行之间保持沟通，提前消化分歧因素。在合同签订阶段，作为参加行的，合同审查部门应提前介入，与客户经理共同对文本提出修改意见。
(三)培养人才，逐步由参与行向牵头行过渡
建议加大银团贷款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训力度，尽快形成一支熟悉银团贷款业务的队伍，同时提高风险管理部门和业务审批部门人员的专业水平和业务经验。先期可考虑在总行成立国际银团贷款专业指导小组，指导总分行银团贷款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积累经验，逐步在分行建立银团贷款部门，同时增强实力，逐步尝试牵头组建国际贷款银团，以更积极主动的方式发展银团贷款业务，扩大国际信贷市场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邹小燕.国际银团贷款[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国内的经济形势范文4
[关键词]内外失衡；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3－0007－05
近年来，泡沫经济已经取代经济衰退成为经济增长的梦魇。从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至今的十几年，日本经济一直在不景气中挣扎。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引发的次贷危机直接导致了大批金融机构的亏损甚至破产。当前我国经济也出现了以股票和房地产为载体的资产价格暴涨，尽管货币政策当局已经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资产价格反倒出现了逆势上扬的现象。本文研究我国当前资产价格飙升是否存在泡沫，以及其形成机制，进而提出调控建议。文章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分析我国当前资产价格飙升和泡沫泛起；第二部分研究当前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机制和根本原因；第三部分分析当前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可能影响和后果；最后一部分是调控建议和措施。
一、中国当前资产价格飙升和泡沫泛起
中国以股票和房地产为载体的资产价格持续飙升已经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现象。股票市场自2006年初以来更是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各种股价指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涨了将近5倍。关于当前资产价格暴涨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前资产价格暴涨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资产价格暴涨说明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泡沫。一般来说，资产价格泡沫是指资产价格严重偏离实体经济，暴涨然后再暴跌的过程。Kunio Okina，Masaaki Shirakawa和Shigenori Shiratsuka(2001)在研究日本泡沫经济中指出，泡沫经济包括三个基本要素：资产价格的快速上升，经济过热以及货币和信贷的大规模增加。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中国当前资产价格暴涨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我们就可以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资产价格泡沫。
我国股票市场资产价格的飙升始于2006年初。2005年底以上证综合指数衡量的股票价格仅为1161点，但自2006年初起股价指数一路飙升，至2007年9月，已经增至5552点，上涨了将近5倍，而以深圳成份指数衡量的股价指数上涨速度更为迅速，从2005年底到2007年9月上涨了将近7倍，资产价格上升速度远远高于日本1985-1990年泡沫经济产生和膨胀时期日经指数的上涨速度（见表1）。从股票市场市盈率来看，2007年5月上交所A股平均市盈率为42.8，其中工业股为37.9，商业股为74.2，公用事业股为49.3，房地产类股票为70.4，综合类股票为44.8（张俊伟，2007）。这远远要高于日本泡沫经济发生和高涨时期的市盈率（见表1）。而我国房地产价格自2003年以来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其价格在政府调控中逆势上扬，2007年11月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同比增长10.5%。
中国经济一直着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尤其是2003年以来GDP增长速度均保持在10%以上。2007年初以来经济过热趋势日益明显，CPI持续攀升，2007年11月CPI同比增长6.9%，是11年来的最高水平，而同期美国和欧元区通货膨胀率基本保持在2%-3%，日本CPI同比增长率基本维持在零或负值的水平。从2001年以来我国货币供给M2的增长率一直保持17%左右。商业银行信贷水平几乎和货币供给M2保持着同样的增长水平。尤其是房地产贷款增速更甚，2000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宅贷款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5.99％和59.19%，远远高于同期金融机构贷款13.06％年均增速，也远远高于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房地产贷款的增长速度（见表2）。
表1 和表2数据表明当前我国资产价格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GDP增长速度，以2006为例，GDP和M2增速分别为10.7%和15.67%，CPI同比增长1.5%，而股票价格指数在2006年一年内则上涨了212%，这说明当前资产价格增长速度已经超过经济基本面的支撑，偏离了实体经济的增长。通过与日本泡沫经济时期资产价格上涨速度已以及宏观经济数据比较，本文认为我国当前资产价格上的涨速度已经超过日本泡沫经济时期，这说明中国资产价格飙升中隐藏着严重的泡沫。
2007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六次提高贷款利率，但资产价格仍然还在逆势上扬，这进一步说明我国资产价格泡沫正处于非理性的迅速飙升和暴涨阶段。
二、我国当前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机制
一般说来，泡沫经济的形成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宏观经运行良好，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主体对于经济发展有一种乐观的预期。第二，经济体有大量的过剩资金，这些资金可能源自国内也可能源自国外或者兼而有之，这是泡沫经济膨胀的基础。第三，引发泡沫经济的条件，这可能包括经济环境的变化，政府政策或者外资的涌入等（三木谷良一，1998）。
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所营造的乐观预期为泡沫经济的泛起提供了温床。而经济内外失衡则成为泡沫经济发生的根本原因，经济内外失衡表现为内部超额储蓄以及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这就使宏观经济充斥着过剩的流动性，在缺乏有效投资渠道以及较强投机心理的作用之下，过剩的资金使得泡沫经济的形成具备了基本条件（见图1）。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多年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化则为泡沫经济膨胀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直到2007年CPI大幅上升以后，我国货币政策当局才开始紧缩货币，受时滞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对当前泡沫抑制作用有限。这也说明仅仅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泡沫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研究泡沫形成的根本原因，采取各种措施从源头抑制泡沫的膨胀（见图1）。
图1描述了当前我国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机制。具体说来，我国当前以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泡沫经济泛起和膨胀是以下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我国国民储蓄持续走高
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从1990年开始就一直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而且从2000年后急剧升高，到2005年已达到48%，将近占国民总产值的一半（见图2）。高额储蓄为泡沫经济形成提供了大量的过剩资金，只要资产市场具有良好的预期，追逐高额利润的巨额过剩资金就会进入资产市场。尤其是在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远远低于资产市场投机收益率的情形下，巨额过剩资金更是大规模进入资产市场。
高额储蓄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经济转型期的制度缺失造成社会保障体制、医疗保障体制以及教育体制改革的不完善，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增强，居民只得进行预防性储蓄降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转型经济过程中对微观主体的投资限制较多，以及有效投资渠道的缺乏，导致大量的资金只得进行储蓄。
第二，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带来外汇储备的增加
根据宏观经济恒等式，与国内高额储蓄相对应的是贸易顺差不断扩大。贸易盈余带来外汇储备的增加，至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063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远远高于“适当”规模。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之下，外汇储备增加导致基础货币增加，尽管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各种冲销措施，但是对于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来说则是杯水车薪，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之下，货币供给成倍增加。根据中国经济景气月报的统计数据，2007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3.5%，其中，出口同比增长27.1%，进口同比增长19.1%。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增长758亿美元，同比增长68.97%。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472亿美元，同比增长10.9%。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14336亿美元，同比增长45.1%。只要顺差在增加，外汇储备就会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增加，流动性过剩的程度就会进一步加剧，这就为泡沫的泛起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基础。
第三，国际资本净流入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相互强化
贸易盈余的不断扩大，导致美元等外币资产的供给增加，这就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使得人民币面临着升值的压力和预期。尤其是当前美中存款利差收窄将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这种背景之下，国际游资不断流入中国，这些资金进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推动着中国股价和房价的上升。统计数据表明，房地产业利用外资已经占到全国利用外资比重的五分之一。这些进入房地产行业的外资利润高达100%以上，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之下，更多的外资涌入中国，这对国内房价的上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宋勃和高波（2007）对国际资本流动和房地产价格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推论。由于股票具有交易便利等投资特性，更是成为国际资本的投机对象。2007年1-9月，国际资本净流入达到1243亿美元，占同期贸易顺差的66.82%（见图3）。国际资本净流入加大了对人民币的需求，进而强化了人民升值的预期，形成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际资本净流入的正向循环。
第四，长期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确立了“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政策，与此对应，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奉行低利率扩张性货币政策。在低利率政策之下，由于储蓄收益较低，尤其是在当前CPI大幅上升之下，居民储蓄存款利率实际为负，一旦国内资产市场有比较好的投资机会，大量高额储蓄和国际游资就会进入股市和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甚至一些原本用于实体经济投资的资金在资产高额回报率的吸引之下也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为泡沫经济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第五，银行信贷扩张
每一个泡沫经济背后都一定有大量的银行借贷资金的支持，它是泡沫经济形成的助推力。尤其是商业银行的房地产信贷，是造成其房地产泡沫过度膨胀的重要原因。如果银行持有大量的房地产，或者是以房地产为抵押品的资产，那么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将提高银行资本的规模，从而改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盈利状况。因此，银行将进一步扩大对房地产业的信贷供给，而这又进一步提高了房地产价格。这一过程循环往复，使得房地产价格日益偏离实际均衡价格，统计数据表明，房地产类贷款占金融机构全部贷款的比重，从2000年的6.04％上升至2005年的15.5%，已经超过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房地产贷款占全部贷款12.1%的比率。这一方面为资产价格飙升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风险向商业银行的集中。
上述各种因素都增加了国内资金的供给，提高了流动性过剩的程度，为泡沫经济形成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在预期乐观的情形下，过剩资金涌入资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泛起和膨胀，这就导致了投机资本的高额利润，致使过剩资金进一步进入，在自我强化的预期之下，资产价格泡沫逐渐膨胀。
三、我国资产价格泡沫崩溃的可能影响
在紧缩的经济政策之下，如果泡沫失去了资金的支持，其可能会迅速走向破灭。根据我国当前泡沫经济形成机制，如果泡沫破灭，势必会对中国金融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长期发展带来重创。
泡沫经济时期，房地产贷款占商业银行信贷较高比例，因此房地产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最大的受害者是银行，而银行又会将危机传递给整个社会。泡沫经济崩溃可能带来如下的恶性循环：泡沫经济破灭―经济不景气―低利率―资本外流―需求低迷―银行呆账和坏账增加―维持低利率―资金不回流―需求更低迷―银行危机―经济衰退。IMF(2000), Bordo和 Jeanne (2002), Borio 和 Lowe (2002)等的研究也表明资产价格泡沫会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造成恶劣影响。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带来的金融危机及其后的长期经济萧条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而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给美国带来了次贷危机，其直接影响是导致大批金融机构的亏损甚至破产，而间接影响则致使美国和世界处于经济衰退的边缘。
从当前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贷款看，2004到2006年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贷款占其贷款总余额比例不断上升，个别银行房地产贷款总额已经占到贷款总额的20%以上（见表3）。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如果我国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必将会带来大规模的不良债权，泡沫破灭对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危害可能要远甚于日本。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从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转变。而这一转变能否完成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消费的可持续增长。近年来，我国消费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下降更多，2005年已经降至38.7%。我国消费率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远远低于印度水平（见表4）。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在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广东、四川、甘肃、辽宁等8个省市抽样问卷调查结果，房地产已经成为居民家庭价值量最大的财产。如果当前我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我国居民就会面临着资产大幅缩水，这会导致已经持续降低的消费水平进一步下降，使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尤难实现，并将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调控资产价格暴涨，我国当前泡沫经济膨胀的形成机制以及日本等国家泡沫经济破灭的经验教训，本文提出如下的调控建议。
四、调控建议
（一）促进经济内外均衡的实现，这是阻止泡沫经济恶化的根本途径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泡沫经济的迅速破灭就是因为没有采用有效措施从根本改善内外失衡，而是直接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将泡沫挑破。针对我国当前经济特点，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点着手促进内外均衡的实现：
第一，完善制度建设，促进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
当前的重点是完善公共支出体系，进一步建设包括社会保障体制、医疗体制和教育体制等在内的制度，降低经济主体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和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消费需求。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此当前我国消费增加的渠道主要在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促进低收入者消费的提高，进而增加总体消费需求。只要总体消费需求增加了，储蓄水平就会自然下降，外贸顺差也会得到缓解。
第二，逐步解除进口管制，从增加进口角度缓解外贸顺差的日益扩大
有人提出通过征收出口税来控制产品出口以抑制顺差扩大的建议，但是本文认为这种干预手段只适用于特殊产品出口管制，不具有普遍意义，而且不利用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较之于控制出口缓解顺差的扩大，从增加进口的角度缓解顺差的持续扩大是一个更好的渠道和方法。通过降低甚至取消进口税，逐步解除进口管制实行自由进口（当然，少数特殊产品仍需进口管制！），一定会促进进口的增加，而进口的增加不仅会缓解顺差持续扩大，而且如果进口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则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国民经济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
（二）深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
由于当前经济中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还存在诸多限制，导致居民有效投资渠道的缺乏，在预期良好的前提下，居民在银行的存款逐渐转向股市和房地产，尤其是在股票供给有限和金融产品缺乏的前提下，股价和房地产价格的暴涨是必然结果。因此，减少对微观投资主体的投资限制，完善金融市场，尤其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为经济主体提供多元的投资渠道和丰富的金融产品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之上，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对居民的投资行为进行正确的引导，完全有可能将积累的财富引向实质生产部门，推动产业升级、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制定适当的汇率政策，发挥汇率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从当前来看，由于国际收支顺差以及源自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着困境。一方面，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可能会使得中国出口企业竞争力下降，而且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偏低，人民币升值可能会带来顺差的增加而不是下降。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不升值，我国将会面临更加强大的国际压力，而且会使中国顺差进一步扩大和升值预期进一步增强。鉴于各种因素的考虑，本文建议在无预期的前提下将人民币一次升值5%，这也是出口企业能够承受的一个升值水平，目的是达到抑制升值预期，减缓热钱流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实现。汇率政策本身也具有时滞效应，甚至会产生 “倒J”曲线效应，因此对于升值以后国际收支顺差没有缩小要有心理准备。
在近于固定的汇率制度以及人民币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国际收支顺差必然带来货币供给的大量增加，这就制约了当前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应。从长远来看，应该实行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改革强制结售汇制度，实现人民币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
（四）加强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协调，提高货币政策在熨平经济波动中的有效性和灵活性
货币政策的过度扩张和突然紧缩都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过度扩张可能为泡沫经济形成埋下伏笔，而突然紧缩可能会挑破泡沫，产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因此货币政策应该是稳健和圆润的，从而提高其熨平经济波动的效应。实际上，面对经济泡沫，如果只是简单地收缩银根，必然会对正常的经济活动造成破坏，“就好比城里有房子失火，消防队不是像房子喷水，而是决堤淹城一样”（三木谷良一，1998）。因此，在紧缩货币的同时，必须采取其他政策如产业政策、财政和税收政策等配合，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五）加强监管，增强商业银行风险意识和规避风险能力
在泡沫经济迹象出现以后还需要大量的后续资金才能把泡沫越吹越大，这些资金可能来自于国内，也可能来自于海外，为了防范泡沫经济的急剧膨胀，需要加强资金流向监管。对于金融监管当局来说，在资产价格迅速膨胀的危险时期，必须加强对商业银行信贷的监管和调控。与此同时，商业银行自身必须增强风险意识和风险规避能力，才能在泡沫破灭时将损失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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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unio Okina, Masaaki Shirakawa, Shigenori Shiratsuka．The Asset Price Bubble and Monetary Policy：Japans Experience in the Late 1980s and the Lessons[R]．Monetary and Economic Studies (Special Edition)，Februar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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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俊伟.我国会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覆辙吗？[J]. 经济研究参考，2007,(61).
The Forming Mechanism and its Regulation of China Asset Price Bubble und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sequilibrium
Feng Cai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China）
国内的经济形势范文5
【摘要】 目的： 研究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患者行连续性血液净化(CBP)治疗时不同抗凝方法的抗凝效果，并对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进行分析。方法： 对ICU收治出现DIC并予CBP治疗的患者56例进行前瞻性观察研究，共行CBP治疗162例次;根据患者28 d病死率分为存活组21例，死亡组35例;根据CBP治疗时所选择的抗凝技术不同，分为小剂量肝素抗凝组、无抗凝剂组、肝素体外抗凝组和枸橼酸钠体外抗凝组;对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和不同抗凝技术的效果进行分析。结果： 与存活组比较：CBP治疗前，死亡组APACHEⅡ评分较高(P
【关键词】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连续性血液净化; 抗凝技术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anticoagulative measures during continue blood purification(CBP) on the patients with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 and analyz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prognosis. Methods： Of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56 cases with DIC were treated with CBP(162 times). The death group and survival group were differentiated by 28day mortality. According to anticoagulation， the patients were grouped as the lowdose unfractionated heprin(LDUFH)， nonanticoagulation， regional heparinprotamine anticoagulation(RHPA) and regional citrate anticoagulation(RCA). The curative effect of different anticoagulation and impact factors on prognosis was observ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patients in survival group， APACHEⅡ score was higher(P
[Key words]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continue blood purification; anticoagulation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是以全身性血管内凝血、纤维蛋白沉积并伴以继发性纤溶为特征的获得性血栓出血临床症候群，发生于严重疾病的病程中[1]。连续性血液净化(continue blood purification， CBP)治疗能有效清除血液中的有害物质、调节内环境平衡，同时具有组织间隙液的置换作用，从而稳定患者病情，为进一步治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2]。有效的抗凝技术是CBP治疗顺利进行的保证，但如果抗凝治疗过度会加重患者出血症状，最终会导致DIC患者出现广泛出血而死亡，因此抗凝治疗是DIC患者CBP治疗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我院ICU自2000年开展CBP治疗技术以来，治疗出现DIC的危重病患者56例，共行CBP治疗162例次，我们在给予该类患者CBP治疗的同时，也对如何选用合适的抗凝治疗技术进行了前瞻性观察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病 例
我院ICU自2000年10月至2009年3月接受CBP治疗的DIC患者56例，DIC诊断符合“第七届全国血栓与止血学术会议制定的诊断参考标准”[3]，共行CBP治疗162例次;其中男37例，女19例;年龄18～91岁，平均(55.80±21.72)岁。原发病：多发伤16例，重症肺部感染10例，重症急性胰腺炎4例，自发性颅内出血4例，胃癌4例，直肠癌3例，重症胆管炎3例，慢性重症肝炎2例，羊水栓塞2例，风湿性心瓣膜病2例，老年性心瓣膜病2例，外伤性肝破裂1例，左半髋置换术并发骨水泥反应1例，急性妊娠脂肪肝1例，急性肌溶解综合征1例。接受CBP治疗原因为：重症急性肾衰竭33例，顽固性心力衰竭8例，高钾血症7例，毛细血管渗漏征5例，肝衰竭3例。
1.2 CBP治疗技术
CBP使用德国产Fresenius Medical Care ADM08/ABM血滤系统或美国产BAXTER Accura血液净化治疗设备，滤器为Fresenius Ultraflux AV600(聚砜膜)或TS1.3U(日本东丽，聚砜膜)。采用连续性静静脉血液滤过(CVVH)、连续性静静脉血液透析(CVVHD)和连续性静静脉血液透析滤过(CVVHDF)，血流量200～250 ml/min，置换液流量35～45 ml·h-1·kg-1;根据中心静脉压(central venous pressure， CVP)监测结果，调整超滤率;对存在肢体水肿的患者，如果CVP
1.3 抗凝技术
根据CBP治疗使用的抗凝治疗技术不同，分为小剂量肝素组(肝素首剂为0U，维持量5～10 U·kg-1·h-1)94例次，无抗凝剂组46例次，肝素体外抗凝组(动脉端输注每125 U肝素，使用鱼精蛋白1 mg于静脉壶处输入中和)12例次，枸橼酸钠体外抗凝组(血流率200 ml/h，动脉端输注枸橼酸钠16.5～26.8 mmol/h，静脉壶处输入葡萄糖酸钙4～4.4 mmol/h)10例次;同一患者临床不同时期可能接受不同种抗凝治疗措施。根据所监测的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和凝血酶时间(TT)调整抗凝剂的用量，维持APTT和TT在正常值1.5倍或CBP治疗前水平;如使用抗凝剂后APTT和TT大于正常值2倍，改用无抗凝剂技术。所有接受血液滤过治疗的患者置换液均采用前稀释方式连接。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资料采用组间t检验，使用Microsoft Excel 200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2 结 果
本组患者接受CBP治疗前第二代急性生理学及慢性健康状况评价(APACHEⅡ)评分(22.51±7.51)分，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评分(10.76±3.45)分，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SAPSⅡ)(52.57±16.65)分;患者存活28天以上为存活组，共21例，CBP治疗79例次;28天内死亡者为死亡组，共35例，CBP治疗83例次。
2.1 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
与死亡组比较：CBP治疗前，存活组血清碱性磷酸酶(ALP)、γ谷氨酰基转移酶(GGT)和尿素氮(BUN)较低，肌酐(Cr)高于死亡组，全血白细胞计数(WBC)和血红蛋白(Hb)低于死亡组，氧合指数较高，呼吸频率、心率较低，危重病评分低于死亡组，血小板计数(BPC)较高，纤维蛋白原(Fib)较低，余各凝血指标两组并无显著差异。停CBP治疗次日晨[停CBP治疗(13.02±5.14)h]，存活组ALP和GGT仍较低，阴离子间隙(AG)较低，Cr较高但BUN较低，BPC较高，Fib较低，TT较长。见表1～3。表1 存活组与死亡组CBP治疗前相关检验指标比较表2 存活组与死亡组CBP治疗前危重病评分等比较表3 存活组与死亡组CBP治疗结束后次日晨相关参数比较
2.2 不同抗凝方法组抗凝效果的比较
CBP治疗前，血小板计数及凝血指标在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BP治疗后，小剂量肝素组血小板计数(66.76±25.16)×109，较治疗前的(51.42±20.66)×109升高(t=4.98， P
2.3 CBP并发症
CBP治疗过程中因滤器/管路凝血而终止治疗或更换滤器/管路者，小剂量肝素组4/94例(4.2%)，无抗凝剂组10/46例(21.7%)，肝素体外抗凝组2/12例(16.7%);因出血终止治疗者无抗凝剂组2例(4.3%)，肝素体外抗凝组1/12例(8.3%)。
2.4 不同抗凝方法组临床疗效的比较
与小剂量肝素组比较，治疗前无抗凝剂组APACHEⅡ评分较高(t=2.96， P
3 讨 论
感染、创伤、病理产科等因素启动机体出现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进一步可发展为MODS;同时，也刺激血管内皮细胞和单核细胞的组织因子表达，从而启动凝血级联反应引起DIC。CBP不仅仅是替代、改善肾脏功能，以延长患者存活时间;而且具有对患者重要器官功能的支持和治疗作用，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的恢复创造条件。CBP还具有改善危重病患者凝血功能的作用[4]，可弱化炎症反应和平衡免疫功能，故将CBP作为治疗SIRS和MODS的重要辅助手段。没有一种药物可以纠正多器官功能障碍，只有CBP才可以全面、多方位地阻断炎症反应级联，改善机体内环境，提升机体免疫功能，继而改善器官功能。对存在高危出血风险的患者，合理的抗凝技术显得尤为重要，既要保证CBP按预定治疗方案进行，防止循环管路和滤器内凝血致使CBP治疗效果降低;同时，又要防止抗凝技术引起或加重原病灶出血而危及患者的生命。
3.1 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
本组资料显示，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除原发病能否得到及时有效地控制外，还受到APACHEⅡ评分、肝胆管炎性损伤程度(ALP、GGT)、全身炎症反应严重程度(WBC、Fib)和生命体征是否稳定(呼吸频率、氧合指数、心率)等因素影响较大;由于死亡组患者Cr较低，但BUN较高，因而认为机体的高分解代谢状态比Cr的绝对值对患者预后判定更有价值。CBP治疗后ALP和GGT并不能降低，提示CBP治疗并不能减轻肝胆管炎性损伤;死亡组患者CBP治疗后TT较存活组短，机体的高凝状态更加明显。由于CBP治疗对机体内环境改善作用明显，APACHEⅡ评分CBP治疗前死亡组高但治疗后两组间无显著差异。在ICU中传统的死亡预测模型是应用临床评分，部分评分又不包括凝血功能状况(如SAPSII 、APACHEⅡ评分等)[5];因此，CBP治疗后APACHEⅡ评分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患者凝血功能的改善。CBP治疗后死亡组患者AG较高，提示患者在CBP治疗期间微循环障碍较重，CBP治疗后酸中毒仍较明显，预后也较差。
3.2 不同抗凝方式对患者凝血功能的影响
观察小剂量肝素抗凝、肝素体外抗凝、枸橼酸钠体外抗凝和无抗凝剂CBP技术，CBP治疗后对患者凝血功能的影响。CBP治疗前各组间BPC和各项凝血指标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CBP治疗后次日晨，小剂量肝素组患者的BPC较治疗前升高，余3组治疗前后BP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DDi小剂量肝素组较无抗凝剂组及肝素体外抗凝组降低，与枸橼酸钠体外抗凝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前后DDi差值小剂量肝素组较大;余各项指标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表明，小剂量肝素抗凝对DIC患者是抗凝最为充分的治疗措施，因为BPC治疗后较治疗前升高、DDi无明显升高，提示在CBP治疗后患者血管内凝血和纤维蛋白溶解均减轻;而其他三种CBP技术，并无此作用。患者出血风险增加时，选用无抗凝剂CBP技术，使用前稀释延长滤器寿命，但该组患者在CBP治疗后DDi较小剂量肝素组升高明显，提示患者血管内存在凝血和纤溶亢进。如若无抗凝剂CBP技术连续治疗时间不能满足病情需要，则需选用枸橼酸钠体外抗凝技术或肝素体外抗凝技术[6]。由于我国无高浓度枸橼酸盐制剂，我们使用的是2%枸橼酸钠，浓度较低，每小时进入体内的枸橼酸钠液体量过多(300～400 ml/h)，配置也有一定的难度。尽管枸橼酸钠局部抗凝技术在活动性出血肾衰竭患者血液透析中的应用取得较好的抗凝效果[7]，但在CBP治疗过程中由于补充液体量过大和难以维持更长的时间而使其应用受到限制。局部肝素抗凝技术在使用中，患者的出血现象也时有发生。CBP的抗凝技术选择需要根据患者的特点且以简单易行为原则[8]。
CBP治疗过程中因为滤器/管路凝血而终止治疗或更换滤器者，小剂量肝素抗凝组发生率最低;无抗凝剂组并不能减少患者因出血终止治疗情况的发生。相比较而言，小剂量肝素抗凝技术对DIC患者治疗安全性较高，只要加强监测患者的凝血功能，及时调整肝素用量，可以减少滤器及管路内凝血，患者出血的并发症也不会明显增加。有研究发现与肝素体外抗凝相比，小剂量肝素化能使高危患者出血并发症的发生率从19%下降到10%[9]。但多变量分析显示，没有CBP相关的变量(模式、滤器材料、抗凝药物和处方药物)能预测患者在院死亡率[10]。
3.3 不同抗凝方式对临床疗效的影响
与小剂量肝素组比较，CBP治疗前，无抗凝剂组APACHEⅡ评分较高，枸橼酸钠体外抗凝组Cr和BUN均较高。由此可见，无抗凝剂组患者CBP治疗前病情较小剂量肝素抗凝组重，枸橼酸盐抗凝组由于患者出血倾向明显，初始CBP治疗时间偏晚。CBP治疗后，小剂量肝素组血清渗透压较无抗凝剂组低，单次CBP治疗时间最长，枸橼酸钠体外抗凝组最短。MODS评分CBP治疗前后差值以小剂量肝素组最大，提示小剂量肝素抗凝组的CBP治疗较为充分，溶质清除率较高。净出超总量枸橼酸钠抗凝组较少，与使用的枸橼酸钠制剂浓度偏低、操作难度较大、CBP治疗时间也较短有关。APACHEⅡ和SAPSⅡ评分治疗前后差值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r和BUN差值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些数据反映上述4种抗凝技术，均可以达到稳定机体内环境、清除小分子代谢废物的作用。肝素除具有保障CBP治疗顺利进行外，对阻止DIC的进程也具有重要作用，更有利于合并DIC患者的综合治疗，由于本组资料中，有的患者在不同时间选择不同的抗凝方式，所以无法计算不同抗凝技术对患者死亡率的影响。
DIC是危重病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也是重要的致死因素之一，凝血功能异常使患者的病情更加复杂，死亡率增加[11]。急性肾衰竭使得MODS患者的死亡率进一步提高，CBP治疗优于间歇性血液透析治疗[12]。肝素的使用可以降低患者的死亡率[13]，因其在保证CBP顺利进行的同时还可阻断DIC血管内凝血的病理过程，有利于改善患者疾病进程，改善患者的预后。因此，对合并DIC的危重病患者需要CBP治疗时，小剂量肝素抗凝技术安全有效，操作简便，可以作为首选的抗凝措施;对于有条件的单位使用枸橼酸盐体外抗凝技术也是安全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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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经济形势范文6
但在后奥运时期,在国内连续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后,我国经济运行面临异常复杂的局面。美国次贷危机在反复中终于演变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普遍下滑,主要经济体在衰退的边缘苦苦挣扎。在新经济形势的影响下,商务活动和旅游这两个酒店市场未来增长的主要因素开始进入了紧缩期。
虽然新的经济形势使得国内经济型酒店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在调查中发现,新经济形势也使得国内的经济型酒店遇到了变革创新的发展契机。如今,大部分企业、公司、单位、个人都感受到次贷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冲击,于是开始实施紧缩开支。商务活动以及文化旅游的群体开始明显排斥以前讲究的、相对比较奢侈星级高档酒店作为住宿场所,而偏好选择经济型酒店,特别是一些比较有特色的经济型酒店。
面对这一新形势的挑战和机遇,国内的经济型酒店如何在建筑设计上去变革创新,使其在讲究经济实惠的前提下,既提升酒店的整体品质,又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是建筑设计师需要重视和考虑的问题。
2国外经济型酒店的发展概况
2.1国外经济型酒店发展的阶段性十分明显
20世纪30年代末期到50年代末期是经济型酒店的萌芽与发展初期。20世纪30年代,随着美国大众消费的兴起,以及公路网络的发展,汽车旅馆开始出现,为平民的出游提供廉价的住宿服务。
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期,经济型酒店进入蓬勃发展时期。酒店数量迅速增长,而且产品形态呈现丰富的层次性,开始朝着多元化经营方向发展。连锁经营开始取代传统的分散经营模式,单体酒店开拓出快速发展的扩张途径,一些发展得比较成熟的经济型酒店开始并购整合单体酒店。同时,经济型酒店开始了国际化的发展,从美国传播到加拿大、中美洲、南美洲以及欧洲。这种扩张同时刺激了各地本土经济型酒店的兴起,尤其是欧洲的经济型酒店开始快速发展。到80年代末期经济型酒店已经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成熟酒店业态。
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末,经济型酒店行业开始进行品牌调整。经过长期的快速发展,经济型酒店进入了市场的成熟期,高速增长和大规模扩张的动力逐渐减弱。市场竞争淘汰了一些管理力量薄弱,资金运营不通畅的品牌,一些大而强的品牌则得益于资本实力和管理实力变得越发强大。竞争的加剧迫使企业转向服务质量管理和品牌建设。品牌建设、质量管理、市场细分、产品多元化等企业内部管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进入21世纪,经济型酒店步入了又一轮快速发展时期。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型酒店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拓和本土品牌的发展。在中国、东南亚等地区,经济型酒店的扩张非常迅速。世界著名的经济型酒店品牌宜必思、速8、假日快捷等都纷纷瞄准了亚洲市场。
2.2国外经济型酒店在不同地区的发展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美国:分布广泛
美国酒店业协会统计显示,美国经济型酒店约有6万家,约占旅馆总数的75%,客房平均出租率70%,经济型酒店的营业收入约占美国旅店营业总收入的65%。美国经济型酒店大都建在高速公路的出口处、机场和车站附近、城市边缘地区等交通便利的地方,往往几家甚至十几家旅馆汇集一起组成经济旅馆群。收费比高档星级酒店低得多,但基本服务周到齐全。每间客房约30平方米,一般分吸烟房和无烟房。而且,绝大多数经济型旅馆都提供免费停车、免费早餐、免费上网等项服务。
匈牙利:精打细算
在匈牙利的经济型连锁旅馆中,法国雅高集团旗下的“宜必思”(ibis)经营模式较为典型。“宜必思”精打细算,如床头灯、电视机“小巧”,不占太大空间,家具多采用“板式”结构。在用工方面,“宜必思”也极“节省”,一家酒店全部员工只有16人。
新加坡:四字秘技
新加坡颇有名的经济型酒店“飞龙酒店”,经营秘技可以用4个英文字母A、B、C、D概括:A(affordablerate),指价格合理,普通人住得起;B(baby-sit),并不是字面“照顾婴儿”的意思,而是指酒店把所有的顾客都当成婴儿般细心照顾;C(cleanroom),指提供干净、舒适的客房等设施;D(dealing),指酒店员工使用恰当的方式和顾客交流,尽量满足顾客的需要。
3国内经济型酒店的设计现状及发展趋势
由于经济型酒店这种新兴业态对市场的广泛适应性,中国本土的经济型酒店品牌也同时开始发展起来。自1996年上海锦江集团开始酝酿旗下的经济型酒店开始,中国的经济型酒店品牌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据初步估计,迄今,我国经济型酒店连锁品牌近100个,全国目前拥有近1000家经济型酒店,客房数量超过10万间,成为一种全新的综合业态,可快速复制的商业模式(图1)。尽管如此,经济型酒店在我国发展空间依然很巨大。根据欧美成熟酒店市场结构,经济型酒店为70%,截至到2006年底,我国经济型酒店市场份额仅为7.5%,且从替代低档酒店静态角度分析,至少有10倍以上的发展空间。
3.1国内经济型酒店的设计现状
在我国,经济型酒店的设计呈现两极分化的现象:
一方面,我国国情致使现代全服务酒店与国内需求的契合度还不够,经济型酒店的恰当身份使其得到蓬勃发展,品牌化、连锁化的经济型酒店在不断的涌现。这些经济型酒店的经营者在设计上也十分注重,他们需要建筑在设计投入使用时不光讲求“经济”,而且力求标准化、品质化。另外,在现代全服务酒店的影响下,国内的经济型酒店在设计上也在不断地模糊与星级酒店距离。
另一方面,国内传统住宿业在经济型酒店的优势面前曝露了极大的弊端,使得传统住宿业在受到不断的冲击下纷纷盲目寻求转型。然而,在转型设计时,业主往往只看重短期内的经济利益,大部分设计都照搬照抄,或者仅限于门头更换,内部设计也草草了事,使得酒店的设计缺乏变化。经济型酒店应有的系统化、标准化都得不到有力的实施,更谈不上个性化、特色化的设计了。
3.2国内经济型酒店的发展趋势
第一,经济型酒店正成品牌化、连锁化的发展趋势。对于经济型酒店来说,规模是管理的基础,品牌高于有形资产。只有在若干个知名品牌的旗下聚集了一定规模的企业群,才可以说经济型酒店已经发展到了相对成熟的业态。
第二,经济型酒店的标准化要求越来越高。对于连锁企业来说,全面的质量控制和质量管理是企业的品牌和声誉的保证。同时,标准化程度越高的酒店所体现的时代感越强。
第三,经济型酒店越来越具有个性化。“一个主题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但喜欢的人却会特别喜欢,这符合个性时代的要求。”这应该成为今后经济型酒店发展的一个趋势。
4新形势下国内经济型酒店的设计思路
在分析国外经济型酒店的发展概况和国内经济型酒店的发展趋势后,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经济型酒店在我国还处于比较初期的阶段,要发展完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在这个新的经济形势下,我们尝试着摸索国内经济型酒店的一些设计思路。
4.1以标志性方法处理经济型酒店的外部空间,创造经济型酒店的个性化和易识别性
外部空间是大部分建筑向人传达的“第一印象”,在建筑要素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酒店作为一类特殊的建筑,更需要在设计时很好在表达其外部空间。
酒店类建筑历来都十分注重外部空间的利用。在古代,我国的酒馆都以立于建筑旁边的木杆酒旗作为标志性构件来表示建筑的身份特征,而且也以迎风飘扬的酒旗来吸引顾客(图2)。在现代,全服务酒店以其高大的建筑体量以及豪华气派的入口来处理外部空间,使得顾客在比较远的距离就能得到信息,从而达到吸引客源的目的。一般经济型酒店都是体量比较小,外部空间相对也比较狭小,如何处理才能达到表征身份和吸引客源双重目的呢?在国内现有的连锁经济型酒店中,已经有比较优秀的例子作为设计思路的导向。例如,“7天”连锁酒店就把“7”字十分巧妙地体现在建筑立面处理上,并统一立面色调,在表征身份和吸引客源双重目的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图3)。
4.2抓住潮流元素塑造个性的内部空间,在讲求“经济”的同时使经济型酒店更具时代感
由于受经济疲软的影响,商务及旅游的客源开始从全服务酒店转向经济型酒店。这时,经济型酒店就可以对内部空间做适当调整。
相对于商务客源,其对高科技的通讯设施的需求增加,酒店就可以参照一些全服务酒店,在酒店客房内增设网络服务,还将一些高科技潮流元素加进来,如可以将酒店内部空间的主格调设计为高科技体验空间或者外太空空间之类,这样不仅仅改变以往简约、明快的“经济”格调,还可以使酒店别具一格,形成自己的特色。对以文化旅游和软探险活动为主要客源的经济型酒店,内部空间的变化则有更多的选择。国内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这些酒店将其内部空间以水果为主题,将住宿的房间设计成“苹果”之屋、“草莓”之屋等等,这样在以水果为统一主题下,每个房间的感觉又不相同,既形成了自身特色,又起到吸引客源的目的(图4)。还有一些酒店针对特定客源将酒店内部空间设计成特殊的形式,如田园风光、水下世界之类,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都可以是经济型酒店内部空间设计变革的参考。
4.3把握当地文脉,将地方文化融入设计,创造出带有地方特色的经济型酒店
国内经济型酒店的蓬勃发展之势使得经济型酒店不再局限在主流大城市,地方城市的经济型酒店也如雨后春笋。从客源角度分析,对于旅游者来说位于文化或遗产地的位置比品牌更重要。进入地方的经济型酒店应该把握当地文脉,将地方文化融入设计之中去,形成有文化特色的酒店。我国的地方文化丰富多样,在不同地方的酒店可以根据当地文化来变革酒店的主格调。这样酒店不仅融入当地建筑文化中,还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型酒店,为经济型酒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5结语
随着住宿市场的不断发展,随着市场的细分化,随着差异化、个性化潮流的涌动,在中国住宿市场多元结构的环境中,面临新经济形势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经济型酒店的设计应该抓住各个要素,在讲究经济的同时,又让酒店更具有时代感、个性化和特色化,开创出中国经济经济型酒店的新时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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