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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范文1
关键词: 经济发展 就业增长 就业弹性
一、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1962年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用来近似地描述失业率和实际GDP之间的交替关系。其内容是,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约1%。即该定律说明了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二者呈反向变化的关系。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奥肯定律”似乎“失效”了。有论者指出指出,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是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我国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
利用1978年-2001年中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数据,龚玉泉、袁志刚(2002)发现,尽管随着劳动要素市场配置机制的作用不断强化,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程度在不断下降,同向变动的趋势逐渐明显。但是经济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相关性一直不明显。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具有明显的向下“刚性”。从GDP就业弹性来看,自1978年以来基本上呈下降趋势,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GDP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他们提出,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挤就业的。
然而有的学者坚持认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无就业增长”。高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带动高就业率。通过对就业增长与GDP增长的回归分析,这些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9年),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315;第二阶段(1990年-2000年),高经济增长率与低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112。
二、经济发展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机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在对就业弹性的具体测度上存在差异,但学界普遍持有的看法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非一致性。进一步地,围绕这种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
早期,对于两者之间的这种非一致性,有论者利用技术进步加以阐述。虽然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其内在的创新和扩散机制不断扩张经济社会的生产力前沿边界(即GDP潜在增长率)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但利用技术进步因素来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就业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来看,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是双重的。从技术冲击的短期效应来看,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同量产品和资本的所需的劳动力投入会逐步下降,从而产生技术进步的就业挤出效应。但从技术进步的长期影响来看,技术进步能大大增加社会产出,提高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并导致社会消费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尤其是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技术进步在长期又具有就业增长效应。其次,从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数据实证来看,以高技术和新经济著称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GDP就业弹性明显高于中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韩国,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高,而在大多数年份,其GDP就业弹性几乎是我国的2-3倍。
龚玉泉、袁志刚(2002)认为,上述的解释并未对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阐释。他们指出,要正确理解和识别中国经济增长和实际就业增长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和衡量劳动投入,尤其是名义劳动投入和有效劳动投入。有效劳动需求量是指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约束下、以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价格(工资成本)为原则的劳动力使用量。有效劳动需求量反映了就业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名义就业人数反映了企业中在编人数的多少,仅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数量概念。在我国,统计上的从业人员是指名义就业人数,统计上的就业增长也是以此指标计算出来的。在我国,有效劳动需求量和名义就业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和在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实行安置型就业的计划经济时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往往小于名义就业人数,其表现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低效率使用、人浮于事、“有职无工”,即隐性失业;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有效劳动需求和名义就业人数的数量偏差逐步缩小,而当经济增长带来有效劳动需求量增加时,名义就业人数并不一定随之增加,而是表现为企业对冗员的充分利用,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名义就业人数的增长;当市场经济改革完全到位时,经济增长与有效劳动需求量就会出现协同变动,而且所有就业人数均为有效就业者。
胡鞍钢等(2004)认为,从1992年至今,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的中期。这一时期全面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需要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在这种部分行业、部分经济类型出现衰退,另一部分行业和经济类型不断崛起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调整,所以这一时期的就业形势显著地表现出“创造性摧毁”的特点,同时也进入了高失业、低就业、高增长阶段。一方面在新兴产业(指IT信息服务业、旅游业、金融保险业、文教卫等)、新兴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另一方面在传统正规部门中(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大量摧毁旧的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典型的“创造性摧毁过程”,但创造的速度远远低于摧毁的速度,造成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
三、结论性评论
我们看到,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进行了具体和系统的研究。这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价值的。具体而言,对于中国的就业弹性是否偏低,以及导致其变化的原因,仍存在广泛的争论。我们认为,从一般的角度看,最为关键的是要对“就业弹性”的概念以及它的适用范围有更为清晰、明确的认知。
我们相信,在正确看待“就业弹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和制度变迁,才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关系有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进而,才能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明确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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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关系
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而对于国内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相当重视，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尽早找出存在于经济增长中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正确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经济生活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经济增上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能力的增长，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物质方面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经济发展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经济结构的改变，即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以及经济形态的变革。经济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国家财富和经济机体量的增加，意味着质的变化；而经济增长在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一些问题的产生，而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是经济效益问题，也就是农业生产力的匮乏、能源和工程的成本较高等；生态环境问题，也就是说我国人均GDP处于低谷时期，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是国家和人们必须面临的挑战；资源消耗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煤电油紧张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分配不公问题，我国城乡的贫富差距的拉大速度相当快，同时随着人口增长、城乡之间的差异以及结构调整导致的就业压力等原因，都会导致分配不公问题的扩大；道德建设问题，因腐败问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逃税漏税和乱收费等问题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影响。由上述情况可知，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上升期，而要实现高速度的增长往往要注重内涵也就是质的提高，这就需要我们着眼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必须深刻了解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联系与区别，才能正确解决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增长重在数量，而经济发展重在质量，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数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侧重于经济质量的提高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经济增长与发展共同构成数量与质量，结构与总量的统一；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包含、相互促进。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追求好快省的方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为持续有效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经济增长是基础，经济发展是结果，离开了经济增长就不能谈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体现社会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的增长，而实现社会经济进步的充分条件是经济的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
首先，二者的理论基础不同，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而经济发展则依据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均衡发展理论等；其次，二者的目标取向不同，经济增长着眼于经济的短期变化，而经济发展则关注的是经济的长期变化；再者是衡量的指标不同，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总量以及人均GDP等，而经济发展除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衡量外，社会个发展指标、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以及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等也是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二者对于实现路径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经济增长方式追求的是在增长中求发展，侧重于先实现经济增长，而后再谈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则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有效改善经济结构，必须从发展中求增长。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与发展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结构。
三、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途径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增长的上升期，随着市场推动力的增强逐渐形成自主的经济增长机制，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首先，要将生产力的释放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其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来提高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使国民经济发展得到有效提高；循环经济以资源的充分利用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提高人的素质和知识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核心，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从而构建出和谐的社会。
当今社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来实现经济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真正解决经济增长背后的诸多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会议强调稳中求进，这体现了实现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因此，我们只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内涵有了更透彻、精准的把握，才能实现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最终实现稳中求进经济结构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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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文献综述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2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1912年,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被认为在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机构满足新兴企业信贷要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并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继熊彼特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 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 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着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着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
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2001)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宾国强(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韩延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
史永东(2003)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
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 & Coelli(1995)提出的随机边界模型以及中国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 间接度量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
随着现实的经济金融状况不断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虽然诸多的学者基于各种理论试图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但仍未能达成一致,不过,通过对以往成果的研读,可以使后来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更深层面的了解,从而在路径的选择上更好的决策,以指导中国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三、小结
从以上的综述可见,目前为止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金融”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特别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总是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因此,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就不好确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术手段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诞生到现在为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科研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仍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着计量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随之出现,未必现在认可的东西就永远正确。
所以,笔者认为进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
1.衡量指标和数据方面,随着理论上“金融”这一概念的不断发展,随着现实经济与金融创新的发展,着力寻找更全面准确和易于衡量的指标,以及质量更高的数据。
2.学科基础方面,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应该引起科研工作者相关机构足够的重视,要从制度上引导和促进其发展,以期更好服务于该课题和相关课题的研究。
总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亦是永无止境的。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借助金融创新.实现经济增长[J].农村金融研究,2006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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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党的十报告中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是对国有企业在国家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的总结和肯定。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国有经济成分在不断下降，特别是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中。比如，从不同所有制工业资产的比重变化来看，1998年，国有资产占比达77%，2002年降为69%，2007年为51%，到2012年时，不足一半，为49%。而要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又需要国有经济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因此，如何在国有经济成分下降的情况下，提升国有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数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1911年，熊彼得就指出金融中介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后来，King和Levine(1993)以80个国家1960年～1989年为样本分析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较为显著和稳健的正向关系。Rousseau和Wachtel(1998)对工业化时期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促进作用。我国在上世纪末以来，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探讨也比较多，谈儒勇(1999)，周立、王子明(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赵振全、薛丰慧(2004)的研究表明我国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显著。但王晋斌(2007)的研究则并未证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武志(2010)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进行经验研究，提出的新假说认为金融发展的内在质是由经济增长所引致。从这些文献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在逐渐深入，但这些文献重点在于从宏观上对两者关系的探讨上，而对不同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没有深入。金融危机以来，国有经济的重要性凸现，并得到认可，政府在干预经济时需要国有经济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国有经济的作用影响深远。国有工业经济作为我国公有经济的核心，在国有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试图利用1999年～2011年西部十二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国有工业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提出建议。
二、 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1. 国有工业经济发展变量。GDP是研究宏观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指标，本文采用地区国有工业总产值来衡量国有工业经济发展的水平，为了消除原始数据的异方差，本文将采用原始数据的对数形式予以代替。
2. 金融变量。金融变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非常多，常见的有金融相关比率(FIR)、麦氏指标M2/GDP。由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相对落后，西部地区企业的间接融资比重大，而且金融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贷支持上，因此本文采用贷款余额占GDP之比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测量指标，用FINit表示。二是金融支持水平。企业的经营需要资金支持，企业为了扩展经营规模，特别是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需要投入大量的被长期占用的资金，因此要通过长期负债来筹集资金。事实上，我国目前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国有银行将贷款大部分贷给国企，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因此，本文以长期负债占固定资产净值之比作为地区金融支持水平的测量指标，用SUPit表示。
3. 控制变量。影响国有工业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因此需要对一些主要变量进行控制来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首先，生产的发展，既要有物质资本的投入，也要有人力资本的投入。因此，本文以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表示物质资本对国有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用MCit表示，以地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来反映人力资本的影响，用HCit表示。同时，国有企业的发展，政府的作用巨大，因此本文以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额来反映政府行为对国有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用GOVit表示。对三组控制变量的数据取对数，以消除观测数据的异方差。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将采用1999年～2011年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所有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西部各省市自治区1999年～2012年的统计年鉴，部分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工业经济统计年鉴》《金融统计年鉴》。
三、 模型选择与计量方法
本文选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面板数据模型根据系数向量和常数项是否为常数，分为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一般通过构造F统计量进行协方差分析来予以判断。
查F分布表，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由于F2
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须先判断模型中变量的平稳性，以避免产生“伪回归”问题。面板单位根检验综合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特征，可以精确的判断单位根的存在情况。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见表1。
从表1中看出，除金融发展变量FIN在Fisher-ADF检验时处于10%的置信水平，其他变量均在5%的置信水平的前提下拒绝原假设，我们可以认为序列中不存在单位根，因此所有变量在水平状态下是平稳的。
四、 回归结果及分析
运用Eviews6.0，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2。
从模型估计结果中看，模型的R2值为0.893 320，F检验通过了置信度为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估计效果整体上较好，因此，本模型能较好地解释西部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情况。
解释变量金融发展水平FIN与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即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越好。因为金融发展有助于实现资本的积聚与集中，提高社会和企业的投资水平，帮助实现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经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可能主要得益于宏观环境与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要求各级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各银行金融机构响应国家号召，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积极支持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了对公用事业建设的支持，在农村和城市电网改造、城市供排水、城乡通讯工程改造、城市道路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得到全面加强。同时，银行金融机构大力扶持和培育特色农业和经济林业，积极支持旅游文化企业，加大对防治环境污染、节能降耗等项目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积极支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大力推进重点节能工程、重点企业节能技术改造的贷款投入。由此，伴随着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等资金的投入，使得西部金融发展水平在金融资产的“量”上得以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国有工业经济也随之增长。但是，银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金融机构，按照经济发展程度进行资源配置，重点将资源配置在东部发达地区。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结构单一，信贷规模难以满足西部地区发展的要求，也难以满足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需求。
解释变量金融支持水平SUP与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且显著性水平比较高，系数也较大，表明金融支持水平越高的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更显著。因为企业的经营需要资金支持，特别是工业企业大量的长期固定资产投资，没有银行的支持，难以进行。由于西部地区的客观情况，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科技、人才、经营理念落后，使得西部地区难以通过市场方式吸引东部资金和外资的大规模流入。因此，西部地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银行的大力支持，以及国家对西部大开发在资金政策上的支持。
从控制变量上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系数为正，但对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系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推动国有工业经济增长的因素中，物质资本的影响较大，而人力资本的系数偏小，影响并不显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部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还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物质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的贡献小，这与西部地区目前人力资本匮乏、生产技术落后、管理理念落后是比较符合的。从系数上看，财政支持与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呈负相关关系，本来西部大开发中，特别是初期，西部的发展是一种“强财政、弱金融”的局面，财政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出现负相关，可能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国有工业企业被进一步推向市场，国家对国有工业企业的支撑作用减弱有关。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针对金融发展与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问题进行研究，采用1999年～2011年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检验了金融发展对国有工业经济增长推动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与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和金融支持密切相关，特别是金融信贷的直接支持作用，因此，在提升国有工业经济发展质量与数量的过程中，本文根据分析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要从多个方面筹集资金，加大对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投入。西部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源自资本驱动，物质资本的投入对工业经济的增长作用明显，金融支持水平对国有工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西部地区在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后，资金有外流倾向，因此要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增强投资信心。特别是商业金融机构，要意识到支持西部地区发展，不仅是国家发展战略，也是商业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商业西部地区也能够在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上取得双赢。
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范文5
如今，对于交通运输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不再是研究人和学者之间的话题，也成为了城市部署交通运输规划和发展战略的关键因素。
交通运输是当今时代中重要的产业，纵览全球各国，交通运输在城市和各国家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交通运输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对于这个话题各国研究人员早已从各个角度进行了不同的研究，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和研究成果，本文围绕这个问题分析了各研究的结论，并展望了新的见解和思路。
一、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均衡研究现状
分析交通运输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近些年来各经济学家、学者以及从事相关领域人员都有研究的热点话题。在多年来的研究过程中，众人虽然从不同的视角利用多种解析方法对交通运输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但是人们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结论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答案，结果众说纷纭。在多数的研究结论中，我们可以总结为三种言论：第一种言论认为交通运输的大力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并明确指出了交通运输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性作用;第二种言论认为这种交通运输的发展只是为了达到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存在;第三种言论认为交通运输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既能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又是经济增长环境下的必然所需。
二、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均衡关系的解析
在现如今的时代中，探讨交通运输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在城市进程加快的脚步中，我国的交通运输领域也在快速发展着，但是城市的发展必定需要将交通运输进行合理的规划，而如何规划或者说交通运输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决策人的最终抉择方向。以下针对现有的理论进行了分析：
(一)马克思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马克思曾在他的作品中针对交通运输和经济增长的问题进行了多次的论述和分析，并提出了很多结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商品经济越是快速发展，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就会越频繁，而价值交换过程中的基础条件就是交通的运输工具，这也决定了交通运输工具的重要性;货币和运输已经成为了确保商品流通的车轮。专注古典的政治与经济学家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学说：交通运输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
(二)运输发展与经济史的理论
国外的众多研究人员也曾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以李斯特为代表的研究人员提出：是英国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了交通运输的发展对国家生产力产生的重大影响，更促进了国家的经济、财富与政治等方面的共同增长;诺思针对变化的海运费率分析了费率变化对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总结出因海运生产力的提升促使了海运费率降低的同时，更加强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国内研究人员也针对交通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的交通运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着相互交替和推动的关系。
(三)发展经济学与计量研究的相关理论
罗斯托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对社会中的间接资本和生产资本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并指出了社会中关于间接资本的理解可以归纳为交通运输的发展动力，在研究结果中说明了：交通运输的大力建设和发展以及社会中其他的资本扩大都是出现在经济起飞和发展的前面。
三、均衡解析新思路
国内研究人员曾利用计量研究法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交通运输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增长无明显作用，但是经济的增长必然对交通运输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
通过以上提出的现有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均衡关系的研究众说纷纭，很多问题也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说，就如我国发展的内河航运来讲，我国有着先进的航运技术，但也只是促进了农业和其他小型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工业革命，也并未对社会经济的增大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并没有局限于现有理论的研究中，针对这个问题也都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在20世纪末新兴的古典经济学研究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新兴古典经济学针对现有的理论和缺憾进行了解释和分析，主要总结的内容如下：(1)在交通运输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改善原有的交通条件，对减少交易的成本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能促进生产力等内容的提升，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推动效果;(2)交通运输本身就是以交易性产业而存在的，并非是生产产业，交通运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着深远影响的;(3)因分工的问题和分工经济影响了交易成本发生了变化，分工的发展过程会降低交易成本的变化，因此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增长扩大和市场的拓展都会直接促使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
总的来说，以上的研究结果让人们找到了全新的理论，对于以往的研究也起到了完善和补充说明的效果，这个研究成果将交通运输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的分析，并明确指出了二者的发展对交易成本的影响，每一项研究过程都代表着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更加证明了人们在各学界领域的进步与成长，交通运输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均衡关系的研究涉及到的学说和理论比较广泛，人们的研究还在继续，因此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论证还是应该从实际出发。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对于交通运输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进一步考证的状态中，对于这个课题，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研究理论，无论是哪种研究都代表着各学术界的劳动成果。在时展的过程中，交通运输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无论是在城市建设、商品交换还是在交通运输部署的时候，人们都要考虑到经济与交通之间的关系，对于二者的均衡解析还要深入到更进一步的领域探索中。
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范文6
关键词：经济转型，经济增长，并存，中期经济，发展趋势
作者：吕钟
引言
三年通常为“中期”的界定时间，2014年正处于“十二五”规划的第4年，“中期经济”的发展趋势将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不完全的倒W型成为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变化的趋势，其中主要历经了两次提升与降低。早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济增长便出现了第一次下降，第一次降低是在六个季度中下跌了8.2个百分点，是从2007年二季度的14.8%，骤然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的6.6%，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回升的举措。然而相对于第一次下降来说，第二次经济增长下降较为温和，从2010年一季度的12.1%，下降到2012年三季度的7.4%，十个季度下降4.7个百分点，在2012年5月又陆续出台了保稳增长的相关政策，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从内生动因的层面来看，以往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变化的短期需求，以及周期性调整所导致，而第二次经济增长下降，已经暗含了潜在的增长率变化以及结构因素的作用。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是受到世界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收缩而导致的，但是，逐渐降低的投资、出口动力更是对我国中期经济发展造成影响的主因。
中期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一）从总需求角度分析中期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减弱，投资增速放缓。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以及“十一五”时期大规模的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建设，使得沿海地区基础设施逐步趋于饱和，且西部地区也在逐渐缓解基础设施短缺的现状。另外，外需市场的逐步缩小以及国内经济增长速度逐渐的缓慢，导致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一旦继续扩大投资，不仅导致增加产能过剩问题，更会使企业债务负荷加剧，逐步削弱企业投资意愿，且过度加大投资规模，还会导致通货膨胀与资源要素供需出现矛盾。
其次，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增长将趋于平稳。扩大居民收入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各类社会保障覆盖率与保障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使得居民收入能够稳定增长，消费需求潜力获得进一步释放。但是，由于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局势的不确定性，在今后的三年间，消费需求将出现增长平稳的总趋势。
最后，出口增幅逐渐放缓，外部需求减弱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全球因金融危机带来的增长方式，市场结构以及供需关系的调整，已由最初的快速增长阶段进入到深度调整转型阶段，中期内依然无法恢复到危机前的经济增长趋势，进入了相对低速的增长阶段。随着逐渐削弱的出口需求，市场放缓扩张速度，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都将减弱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从总供给角度分析中期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且绝对减少。我国低成本劳动力是传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步入劳动年龄，其父母进入退休阶段，我国出现人口拐点，这便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效应逐渐消失，劳动供给增速持续下降，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依靠提高生产率与创新技术。
其次，向下调整储蓄率与投资率。人口抚养比提高及政策调整是储蓄率变化的决定因素。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抚养比逐渐上升，社会及家庭将持续增加用于医疗、养老的支出比例，促使高储蓄率逐渐向下调整，并且导致投资率的下降。
再次，技术引进削弱及劳动力再配置。2012年以前，我国主要是以低生产效率的第一产业，向高生产效率的第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劳动力转移逐渐结束，转移速度以及规模大幅度下降，并且发达国家与我国之间逐渐缩短技术差距，技术引进推动效果逐渐削弱。
最后，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持续加强。我国经济的大幅度增长与大规模高强度的投入，都与资源环境储备密不可分，然而随着环境污染加剧，能源消耗殆尽，将对能源环境进行约束，因此，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强力的外部约束。
中期经济保稳增长面临的挑战
第一，国际市场需求减弱。随着世界经济的整体低迷，海外市场扩展速度放缓，发达国家进口需要逐渐变弱，世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导致国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欧美等发达国家为振兴本国经济促进再工业化，印度、越南诸国利用低价成本要素，对国际产业快速转移，利用低价产品占领我国的国际市场空间，使我国面临着双重挤压的市场竞争格局。
第二，财政金融风险增大。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缓，公民收入、财政收入以及企业利润均将回落。我国在扩展债务以及信用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无意识地加大了财政金融潜在风险，随着逐渐增长的地方债务，中央财政收入以及放缓的土地收益，金融债务风险平台逐渐显现。
第三，逐渐突出产能过剩矛盾。近年来，迅速扩张的制造业不仅满足了我国经济增长，城镇化以及工业化的发展需求，更是依赖于增加的出口，以带来发展的平衡。随着国际市场扩展放缓，国内经济增长逐渐下降，产能过剩矛盾将进一步突出。
第四，生产要素成本增加。经济增长出现阶段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我国传统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发生供求关系变化，使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原本的低成本优势逐渐衰减，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难被持续增加的大规模投资所支撑。
第五，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世界产业核心逐渐转变为数字化、智能化的制造业，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很多工业企业的研发规模与研发水平较低，由于企业对低端加工组装过于依赖，缺乏品牌与技术的创新，逐渐与市场竞争环境脱轨，若不加速推动产业技术提高以及研发能力，现有的许多生产能力以及技术将面临着淘汰的局面。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并存的中期经济发展策略
阶段性经济增长变化趋势下，我国经济增长迫切需要新动力，探索新对策，将调整结构、稳定增长、促进改革相结合，才能推动我国经济转型，解决我国中期经济保稳增长所面临的挑战。
（一）扩城镇增内需，应对国际需求减弱
目前我国进入新经济增长阶段，需要扩大消费以及内需。我国政府应积极推进人口市民化的转移，改变消费结构与消费倾向，大幅度提高对工业品的需求以及购买能力，形成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有效作用。因此，要将农村转移人口有秩序地市民化，促进土地管理制度的深入改革，建立完善的农村产权登记，对户籍制度进行变革，循序渐进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公共服务制度，力求覆盖到所有符合条件的常住人口。还应提高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城镇的人口规模进行合理规划，严禁乱占耕地，对土地、能源、水资源等建立起节约利用机制，建立起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新型城镇。以促进小城镇与小城市的加速发展，对中小城市加大融资、财政等政策的支持，加强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增加就业，人口聚集等功能，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能够就近变为城镇人口。
进一步发展城乡一体化，打破传统思维的束缚，将城市与农村经济问题综合成整体进行规划，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并形成大都市圈与城市群，形成开放性国际化都市体系，使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城市群快速发展，进一步提高其吸纳转移农村人口的能力，以挖掘城市潜在的消费需求，应对我国中期经济增长面临的双重挤压市场格局。
（二）释放改革红利，减弱财政金融风险
促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将核心落在简政放权工作上，减少审批事项，将社会与市场能够承担的职责交还，使政府管理重心逐步由审批环节变为服务监管环节。积极推动改革大型国有企业的步伐，使其发挥出提升综合国力、产业升级、国际竞争的价值。加强产权保护，确保各种所有制均能享受平等竞争与法律保障。政府需要深化财税体制的变革，使财政预算体系规范、公开、完整，建立覆盖所有国有企业的收益分享与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使改革金融体系的步伐更快，推动健全的利率市场，完善人民币汇率体系，促进市场供求在汇率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放宽金融准入门槛，建立现代化金融体系，以加快释放改革红利，减弱金融财政的投资风险。
（三）结合供需管理，抑制生产能力过剩
政府应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提高调整结构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水平，使债务规模能够受到中期收支平衡的约束。进而推动产业重组兼并，产能过剩是企业进行结构调整与重组兼并的有利时期，需要在市场化为导向的基础上，将低附加值，高排放、高耗能的产能进行淘汰，进行产业重组以促进技术进步。并加大企业走出国门的支持力度，支持建材、钢铁等原材料生产企业走出国门，建立生产基地，将直接进口资源变为就地使用，促进制造业向服务质量好，精深加工化转型，以解决我国供需失衡的问题，抑制进一步凸显的产能过剩矛盾。
（四）提高质量效益，适应生产要素上涨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提高质量从根本上说，就是促进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率的提高，增强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配置资源，加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提高效益主要体现在公民收入和劳动报酬的增加，以及提高企业的财政收入与利润。企业想要做到提质增效，就需要提高要素生产率，加强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着劳动力转移的趋近饱和，必须以加大科技与人力资本的投入进行应对，才能提高质量效益，适应生产要素的上涨。并要加强资源的利用率，提高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十二五”以来，我国虽然在建设生态环境，以及节能减排中取得了良好成果，但能源消耗以及单位产出资源仍旧偏高，还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必须提高资源利用率，以资源环境的压力作为产业进步、技术升级以及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化解我国经济增长与大规模投资之间的窘境。
（五）加强科技创新，变革企业研发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