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现当代文学思潮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现当代文学思潮范文1
1.学生缺少学习的兴趣以及文学感悟能力差中文专业的大部分学生并非对自身的专业感兴趣，他们为了就业也不想学习中文。以及受到应试教学的制约，中学时期很少接触到文学作品。在大学时期，学生不仅仅要忙于考试、作业、听课，还要进行各种级别的考试，这样，学生的精力不济分散，缺少专业观念，从而降低了自身的学习兴趣。尤为关键的是，在网络信息技术等的影响下，“快餐文化”充斥着学生的阅读空间，学生就缺少阅读原著的时间。鉴于此，学生缺少足够的文学想象与感受能力，他们对文本的反应常常是缺少感觉、默然、麻木，不可以争辩和讨论，不可以实现思维火花的碰撞。如此，学生的学习变得被动，从而丧失了把握文学作品的能力以及探究现当代文学的兴趣。
2.体制化的学术研究导致了文学教育的死板化目前高校的分配制度以及学术制度导致文学研究只是享受待遇津贴与获得职称的一种方式，它并非属于人们心灵与精神的一种要求。一是它跟人的感性体验相背离，二是它跟人民的生活实际相远离，仅仅成为了一种知识性的操练。如此的学术制度导致大学讲解现当代文学的教师丧失了感知文学的能力，像是目前的文学教学愿意在一些西方和本土理论的影响之下，构建一系列的知识理论视野，然而，文学本来所具备的生存世界、生命理想、审美观念、原创力、道德感、个性、经验，指挥等等却越来越消失于建构的知识体系中。可以说，空洞的文学性话语充斥在高校的教学课堂中，如此的文学教学不可以将文学固有的美感与特点显现出来，也难以实现学生审美水平的提高。
二、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教学的方式
1.优化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模式改变教学观念作为高校的教师来讲，不仅仅应当具备较强科研能力，还应当在教学上受到学生的青睐，不然就不是一名优秀的教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教师常常错误地认为科研跟教学是互相矛盾的，实际上，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和互相推动的，倘若教师能够处理得当，那么就有利于教育和科研的良好发展。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需要以学生作为核心，而应弱化教学的讲解功能，尽量地让教师从演讲者转变成为引导者和组织者。实施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在实际应用教学方法上，能够对一系列的教学方法进行综合，像是写作练习、多文本比较阅读、实训实践、话题探讨、分组探究、课堂讲解等等，有效地统一个体学习、小组学习、集体学习，实现实践学习、讨论学习、参与学习、协作学习、自主学习、同步学习的完善与补偿，实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最终有效地培养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
2.凸显分析作家的文学作品，精减“史”的线索在减少教学课时的影响之下，倘若不减少讲解的知识，那么仅仅是太过肤浅。为此，对讲解的知识精减至关重要。而如何精减呢？这就需要使通常作家文学作品的讲解，以及文学论争、文学思潮、文学史知识等的讲解减少，凸显关键性的文学作品、文学论争、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如此教授不仅仅能够使课时减少，而且还能够使学生在获取感性认知的过程中清楚地把握当代文学的流变历程以及整体风貌。、
现当代文学思潮范文2
生源整体质量偏低新升本科院校的声誉往往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考生报考积极性不高，生源质量远不如老牌本科院校。再加上当今社会就业压力大，很多学生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将来的工作没有直接的作用，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英语、计算机等实用课程的学习上。
以文本为根基，加大阅读原著经典当下的现当代文学史以史德方式注重对整个文学发展脉络的梳理，对发展轨迹的描述，对重点作家作品的点拨，而相对忽略和轻视了文本阅读。老师和同学们热衷的是各学术期刊、论文专著所撰写或者转发的各类文学评论与文学批判，各类考核也以文学史的现象为主体，而忽略了对第一手文本作品的研究描述。更加奇怪的是师生对随手一个作品、随意一个作家都能评论的头头是道，对原本原典却没有完整、系统、深入地品读过。简单化和程式化的表达首先违背了文学教学的根本目的，它很难做到让学生在阅读思考中提升自己的审美分析能力、激荡自身的人文情怀，进而最直接地去感悟文学的魅力，而限于背诵熟记一些万能回答模式的条条框框。将教材、论文当中的给定结论作为定论来规范答案，严重限制了学生自由思考的空间。而在文学的四要素（作者、读者、世界、作品）中，作品才是根本，离开了作品，文学史、文学思潮、文学学派也就失去了依附的基础，再多分析也是纸上谈兵式地夸夸其谈。因此尤其在学生基础薄弱、师资力量较弱的新型本科更应该提倡、鼓励、支持、要求学生大力阅读原著。在课前教师可以告诉整个文学史的教学进度和大致规划，告知学生什么时间段大致应该阅读完哪些经典代表性篇章，保证自身阅读进度与教学进度跟进，有可能的话阅读整本的原著；课堂上课前可以抽查几名学生复述小说情节、畅谈散文感悟、背诵优美诗歌，真正能够鲜活地感受到文学作品的熏陶；课下也可以以小组形式让同学书写读书笔记、撰写课程小论文。
改变传统教学方法，增强互动模式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繁杂、各类流派交错层叠，原本传统式的课堂讲授方式往往让学生应接不暇，在上一节课的课程还没有理解消化吸收的同时下一节的内容又出现。因此教师可以适当调整教学方法，改革教学内容和模式。要寻求师生之间的“共振”和协调，既要学生跟上老师，也要老师服务学生，尽可能在与教学大纲等硬性规定不冲突的情况下，多一些软性的活动。因为教学过程不仅仅是忠实地执行教学课程计划的过程，更应该是一个师生共同熟悉课程、填充课程的过程。分成小组有代表的在课堂进行讨论演讲，在最大程度上增加了文学教学课堂的丰富性，扩大了信息量，提高了教学效益，同时触类旁通、融会贯通，真正使教学成为创造性的活动。
改革原有考核方式，多以“大作业”形式如今的现当代文学考核方式仍多以书面为主，而且题型基本稳固在名词解释、简答、论述、作品赏析的老态模式。学生也只需要将可能考试试题进行整合，考前突击硬背一下就可以应付。这种单一的书面考试确实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生知识的识记与掌握，但是在相当程度上也滋生了学生懒惰心态，以为考前刻苦背书就能够过关。因此教师在考核上要尽可能使用“大作业”的方式，由一元到多元让学生开动脑筋。比如制作关于现当代某位著名作家的年谱，让大家知晓分享作家一生的起伏事迹；排练优秀话剧，在彼此协作当中增强自身的团队意识、角色意识，培养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分享作家的照片、手稿、作品原版封面设计等图片；抑或者让大家分享介绍自己获取文献、查找文献的经历，为将来撰写专业的学术论文打下基础。总之尽可能多种考核综合考察，减少单一方式的简单命题，只有老师想尽办法、出尽点子，才能防止学生懒惰，应付考试。
依托地方文化资源，学以致用显成效绝大部分的新生本科院校都是地方院校，更多的是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因此依托地方资源，在地方文化热土当中吸取营养、感悟文化是水到渠成，也是必然要求。现当代文学教学时一方面可以“走出去”，尽可能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作家故乡实地考察，研究特定时代的人文环境和特有底蕴。这种将原先传统的“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体系当中加上“实践育人”更易凸显实效。以我校所在地新乡市为例，以刘震云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家已经进入了文学史教材。在课堂讲授的同时，就可以组织学生去探寻作家足迹、参观博物馆与展览馆、做社会调查，这样就可以建立文化底蕴，提高其在社会实践中融会贯通文学知识的能力和素质。另一种就是“请进来”，邀请本地作家、诗人代表来学校和学生面对面做直接的沟通交流，让大家真正近距离了解作家的生活状态、喜怒哀乐，分享作家们的创作经历、展示其创作成绩、更直接地去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
现当代文学思潮范文3
在以往的课程设置中，一般高师院校都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划分为“中国现代文学”（1917—1949）和“中国当代文学”（1949—2000）两个部分，设置了《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这两门专业课。这种课程设置，把对作品的解读纳入到文学史的框架中，执教者在教学中，主要侧重文学史的梳理，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史”的架构，加强了对文学现象和文流的关注，而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分析则用力不足。这样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一个学年下来，学生对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特色、创作发展情况说的头头是道，但一旦具体到某个作品的分析便显得相当茫然，一筹莫展。这显然背离了文学教育的初衷，也不符合当下人才培养的要求。关于文学教育，很多专家与同仁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我们今天所迫切需要的文学教育是那种回归文学本体的教育，是充分张扬文学性的教育，文学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学作品再解读的过程。真正使文学教育回到文学本体，当下最积极有效的办法是在课程设置上“文史分离”，即把作品选和文学史设立为相互独立的两门课，增加作品选的课时数。“文学史”课负责帮助学生架构“史”的知识框架，而“作品选”课则是让学生接近文本本身，去感受、领悟、吸纳活泼的文学养料。北大温如敏教授提出呼吁：“本科基础课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在重要位置”。在这方面，很多院校已经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与尝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复旦大学的课程改革。
在陈思和教授的倡议与带领下，复旦大学在中文系开设了原典精读课。就现当代文学而言，他们的具体做法是，把文学史推迟到二年级，在一年级开设现当代文学名著选读，安排最优秀的教师来上这门课（陈思和教授本人也以身作则，亲自担纲），鼓励学生进行文本细读与研讨。目前，陈思和教授领衔的原典精读系列课程是国家级精品课程，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块活字招牌，同时，文本细读的学习方式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也已蔚然成风。复旦大学在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无疑具有可以推广的示范性效果，率先验证了“文史分离”课程设置的可行性与能效性。在推行“文史分离”的课程设置时，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文史分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结合”，“分离”为“结合”打下基础，“结合”是“分离”的终极目标。“文史分离”的最终效果是，以“文”带“史”，以“史”促“文”。如果说文学史是星光璀璨的银河，那么优秀作品就是镶嵌在银河之上的一颗颗耀眼的星星，二者不是分离的，而是互为一体，互相依托。因此，在具体推行“文史分离”的时候，要求我们要精心设计教学大纲，教师在授课时能够“有法可依”，做到“文学史”与“作品选”互相配合，而不是各行其是。另外，在课程设置改革中还应该加强课程群的设置。围绕现当代文学教学，增设多个体现专业特色的相关课程，形成以“文学史”、“作品选”为主，以其他相关特色课程为辅的课程群，这是课程设置改革的大势所趋。除了开设选修课以外，还可以举办名家讲坛、学术沙龙，邀请校内外的专家学者给学生开设第二课堂。这一系列的课程设置必将形成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课程群，形成专业课为主、其他课程为辅，互相依托，互为补充的课程体系。这种课程群的设置，即能照顾到普通学生，帮助他们夯实专业基础，呵护他们对文学最初的感动和热情，同时，亦能“喂饱”那些对现当代文学有特别兴趣的学生，拓宽他们的专业视野，挖掘和培养他们的科研能力，满足他们的求知欲。
二、改进教学方法：老调重弹，弹出新意
教学方法的革新是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的一个老话题，自这门课诞生以来，它就一直是大家热衷研讨的一个课题。现在再来谈论教学方法改革可谓是老调重弹，但是又不能不弹，因为这门课无论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结构在每一时代都在发生着变化，这就要求从教者不得不适时的调整和更新教学方法，以适应当下的教学目标。现当代文学是个没有时间下限的课程，一直在生长发展中，不断有新的作家作品诞生，延展着这门课程的历史时间；而不断涌出的文学热点、学术热点，也在不断充实、丰富着这门课程的历史空间。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将教学方法改革的调子一直弹下去，当然，要弹出新意。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对于“教”“学”二字，一直是把侧重点放在“教”上，而忽视了“学”。而实际上，“教”只是手段，是出发点是“学”，并且学有所获，这才是目的，是现当代文学教学的遵旨。现在，有必要打破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反客为主，还他们本该有的课堂主体地位，让他们由被动学习转变为自主式学习。为了做到这点，教师可以围绕教学内容设置一些问题，并且在课堂上设置问答和讨论环节，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课，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通过课堂互动让他们真正参与到教学中来。另外，也可以选择某个专题安排学生来讲授，布置他们自己做PPT，自己准备教案，上课时自己上台来讲，让他们边“学”边“教”，边“教”边“学”，通过角色的转换来激发学习兴趣，感受文学的魅力。需要注意的是，安排学生讲课不代表教师可以袖手旁观。教师要选出适合学生讲的章节，把学生分成小组将任务布置下去，然后给他们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同时，在准备的过程中要适时加以指导，在上课的时候则应该及时点评、总结。除此之外，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拓展教学空间。例如建立以现当代文学为关键词的QQ群或者知识论坛，利用网络平台来实现与学生的交流互动，让现当代文学的“教”与“学”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而是形成开放型的新格局。与本文的第一部分内容相呼应，教学方法的革新应该配合课程设置的改革。“文史分离”，意味着教学方法也要进行相应的变革。教师不能够再继续捧着一本文学史照本宣科。文学史有文学史的教法，作品选有作品选的教法，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腔调，应该具体课程具体对待。“文学史”，主要是从“史”的角度对20世纪的文学进行梳理，它主要讲述文学思潮、文艺运动、文学流派等，这要求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既要顾全大局，又要照顾局部，做到条理清楚，主次分明，培养学生对“文学史”的理性把握；而“作品选”却是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它重视文本细读，在授课过程中既要注意对人文精神的挖掘，又要注重对文本细节的感悟，要呵护学生对作品的“感性”认知，培养他们解读作品的能力。在以往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对于作品往往讲的太多。教材怎么说，某些专家怎么看，把一系列的定论一股脑的倾倒给学生。这些“定论”淹没了学生的感性认知，他们带着这些既有的“定论”去读作品，很难有新的认识。对于作品选的教学来说，讲的太多，过犹不及。所以，在“作品选”的教学上，应该善于“留白”，把学生直接带到作品面前，让他们自己去感悟，自己去发现。此外，教学方法的改革还应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任何知识的吸收都有一个在头脑中沉淀、发酵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才能够转化为自身知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灵活的为我所用，同时，内化为一种人格素养，指导着我们的生活与人生。作为从教者，要帮助学生迅速实现这种转换，就要想办法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那么，如何才能培养创造性思考能力呢？首先，可以通过布置写小论文的形式来督促学生整合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还可以开展一些与课程相关的各类活动，诸如诗朗诵比赛、名著改编的话剧或舞台剧表演、现当代文学作品研讨会、读书笔记大赛等。通过这些活动，激发他们的灵感，挖掘他们的潜力，提高他们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三、课程改革需要注意的问题
现当代文学思潮范文4
陈思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文学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古已有之。但若论交互影响之大、之深，恐怕非20世纪莫属。因此，陈思和教授特意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的理论建构，在这一理论构想中，他特别强调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文学地位上的对等性，而摒弃了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文学思潮影响下发展的“世界／中国”的二元对立模式。
自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观念有很大的影响，获得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可。但事实上，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虽然国外文学及文化思潮对现当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绝非简单的、单向的。换句话说，中国现当代作家是有其主体意识的，其文学创作也是有鲜明的中国特征的。周作人在其《中国新文学源流》中，探讨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特征及其演变，对其影响因素也作了分析，虽然他也认同国外文学及其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但作为新文学队伍中的杰出一员，他看重的仍然是中国新文学的主体特性及其所受到的明清文学的影响。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性的时候，引用普实克和陈世骧两位先生的观点，认为不能将中国现代抒情性简约为西方的、浪漫主义的单纯影响，中国的抒情传统，无论是美学、文学，还是哲学上，都代表了一个傲人的中国源流。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富・韦勒克和奥・沃伦认为：“文学间的比较，如果与总的民族文学相脱节，就会趋向于把‘比较’局限于来源和影响、威望和声誉等一些外部问题上。”“恰恰就是‘文学的民族性’以及各个民族对这个总的文学进程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应当被理解为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如果无视英国文学对总体文学的确切贡献可能就会导致观点上的改变，甚至对主要作家的评价的改变。”两位理论家同样强调处于总体文学(世界文学)中的“民族文学”的主体地位及其文学特性。陈思和教授在研究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时，将中国文学置入世界文学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同时又强调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文学的平等地位和主体特性，这对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
20世纪上半叶，强调实证研究的美国传播学者，从二战的经验分析中，提出一种“魔弹论”(又称“皮下注射论”，认为受众“中弹即倒”，“注射了药物就有反应”，以此比喻受众极容易受到传播者和传播内容的影响)，风靡一时。但后来的很多研究证明，“魔弹论”根本不可靠，解释力也极为有限。既然社会一般大众都轻易不会被传播者及其传播内容“俘获”，那么作为社会知识精英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者又怎么可能会如此轻易受到国外文学及其文化思潮的影响?即使是有影响，具体到影响的程度、产生的结果也是极为不同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思和教授才特别强调和重视个案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他对冯至《十四行集》、韩少功《马桥词典》等所作的个案研究无不体现了这样的追求。
在《当代小说阅读五种》中，有两篇论文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这一主题相关：一为《试论阎连科的中的恶魔性因素》；一为《试论张炜的(外省书>与(能不忆蜀葵)中的恶魔性因素》。在前文中，陈思和教授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恶魔性”这一文学理念在世界文学中的体现及在研究中的运用。他认为，作为daimonic(恶魔性)词根的daimon(魔)，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并非一个贬义词，“它仿佛与神明相通，但又有着区别，是介乎入神之间的一种中坚力量”，但后来，“基督教义把魔鬼的概念完全驱逐出神明世界，上帝的世界与魔鬼的世界完全对立起来，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凝固思维模式”。但无论如何，“恶魔性”所具有的“大破坏中包含了大创造的意图”确是一直存在的，虽然破坏性和创造性的比重随着人们对“恶魔性”含义的不同理解而有差异。通过对这三部小说的解读，陈思和教授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中国当代小说家是如何在其各自的作品中表现“恶魔性因素”的。当然，在阎连科的小说《坚硬如水》中，破坏性的要素更加突出，甚至一度掩盖了“恶魔性”中具有积极作用的创造性的一面。这也使得作者不得不发出“为什么在西方是一个极为严肃、人们甚至不惜以生命抵押为代价的恶魔性因素，到了中国作家的笔下出现的仅仅是荒诞和可笑的闹剧呢”这样的质疑。然而在张炜的两部小说，尤其是《外省书》里，
“恶魔性要素”在显现其破坏性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其创造性的一面。
现当代文学思潮范文5
[关键词]文学非文学、辟文学、他者思想、新文学理论、新地中海精神
一百多年来，法国文学在剧烈地变化。探索其大势所趋，是一个颇费踌躇的课题。近几年栾栋教授组织了一个创新团队，集中探讨这个问题。他们新近完稿的《法国文学他化启示录》(以下简称《启示录》)，就是课题组成员对法国现当代文学他化趋势的多方位把握。其中涉及了30多位代表性作家，20多位文学思想家，10多种影响深远的文学思潮和重大流派。无论从选题的重要，还是从发掘的深切，抑或过程的严谨来看，都对法国现当代文学演变中的这一重大现象作了思想独到的立意命篇，其中有笔触深切的传神写照，也有化感通变的发覆履新，在法国文学研究方面创辟了一条新的理路。
该文本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中文学非文学的论述尤其发人深思。这个提法集中体现了法国现当代文学他化趋势的本质所在。文学成为文学，是人类数千年在文化方面惨淡经营之一种。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文学的化他生成。迄今各类文学史、文学原理、文学概论以及形形的文学论著，努力树立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学如此这般的理念，修筑的不啻一座文学是文学的金城汤池，最终分封的无非文学能够养生糊口的壁垒性学科。峰回路转的现象千载难逢地出现了。法国现当代文学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让世人瞠目结舌的变局：文学非文学。
用文学非文学概括法国的文学他化现象，并非为求新图变而别出心裁。这个命题实在是法国现当代文学演变之真实状况使然。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法国文学经历着是已非己的嬗变。本质上属于哲学的存在主义，将文学推演为反思“前我思故我在”的营构。出发点是心理救治的精神分析思潮，使文学成为想入非非的病理学医案。叔本华的大意志哲学和尼釆的非文明强力思想，给广义的法国文学带来了灵肉皆转的退蜕。处处与文学作对的“新小说”，把小说置换为面目全非的异类。人类学思想作为预全球化的学术脉动，催生出大人文以至超人文的泛化诗学。马利坦的新宗教救赎一反神学故态，赋予文学以出神入化的色彩。语言学转向在法国文学的几乎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以致于人们试图从语言的渠道重建巴别塔式的兼通文论。乌埃尔贝克的小说为法国文学拓展着新科技神话的蓝图。所有坚称非政治甚至憎恶政治的作家，到头宋竟然渗透了政治寓意。结构与解构思潮本意是想给文学开辟纯审美的艺术气脉，终了却成为“零度写作”、“谋杀作者”、“绑架作品”的非文学态势。悖论推理原本是逻辑哲学的理路，在安妮，埃尔诺的笔下却表现为“回归”兼“游离”的矛盾书写。德勒兹的文本给了人们既史且哲又诗的创造，让人想起“天倪”人物庄子，尽管德勒兹更像一个“地窍”式的鬼才。德里达的解构开发了延异、裂变的分延智慧，他把任何一个事物(当然包括文学)的非己化和他向化，抽绎小了层了出不穷的变数……。
诸如此类的现象带来了惊心动魄的后果。有人发现文学曰益远遁，有人感慨文学逐渐式微，有人窥见文学潜移默化，有人哀叹文学行将就木，有人对文学边缘化颇有兴趣，有人对自己的文学研究前矛后盾，有人在人文学科之间解疆化域，有人索性一举多能地书写融通人文群科的文本。这些现象都说明文学在剧烈而深刻地变化中。捕捉其中的深层意蕴不易，把握总体的发展趋向更难，这就是为什么马尔罗、杜拉斯、特洛亚等大作家让人难以归类，萨特、德勒兹、德里达等大手笔几乎跨越了我们能涉及的所有学科：这就是为什么副文学及其研究流派看到了“文学日副”而不知其可，抓住了文学自性而无所适从，其结果无不是在文学性与非文学性问题上犹豫不决；这就是为什么茨维坦·托多洛夫前几十年竭尽全力以形式性的文本论抢占风头，而近年来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头倒向了欧洲的古典诗学；这就是为什么法国高等学府的文学教授们类型学讲述多、描述性罗列多、二级三级学科梳理多，但是在文学原理问题上却裹足不前的主要原因。
文学不会暴富，也不会死亡，但是的确在嬗变。这种嬗变还不是一般性的小有变迁，而是超越了我们过去耳熟能详的所谓原理之类的变化。用栾栋教授的话来说，是人文根本意义上的归藏、归潜、归化，是对有史以来文学化他性趋势的矫枉纠偏。从根本处看，法国文学的他化是文学归藏、归潜、归化的必然，“三归”所体现的是自然演化和人文文化原始要终性演变的非已有己之本然。从矫枉纠偏的文史长河转渡而言，法国文学他化披露了文学卅年西东、百年浮沉、千年往返、万年沧桑的一种运程，从学科化裁的去留成全而论，法国文学他化揭示的是门类拆迁、方法变通、学术和合的大人文景观。这样的现象是千年难遇的契机，正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激烈冲击的特殊阶段。才让人类文教经历到如此变化；也正是在全球化风起云涌的人文聚合之际，才能使有幸者赶上了这样一个在跨文化风浪中大起大落的文学非文学的诺亚方舟。
如果说过去所有文学理论教给我们的东西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文学是文学，那么今天我们从法国文学中领悟到的理念却是文学非文学。前一个命题提挈的是文学生成与自足的所有内涵，后一个命题把握的则是文学的他化和通变的开放格局。前一个命题在肯定文学的同时，潜在地暗示了文学的排他气质。后一个命题明显地昭显出文学是己而又非己的大气风范。从表面上看，这两个命题整合才能构成合而为一的完满。然而在兼容并包的命题心态上透视，文学非文学已经包含了文学的是非、人己、去留、发覆、成否等一系列相反相成的通和致化的范畴。而这些可被文学非文学命题统合的众多范畴，都是我们从法国文学他化现象的研究中可以提取和发见的有关思想。
课题组的研究没有停留于只对某个把握新趋势命题的精心提炼，也没有局限于仅仅对一系列突破性范畴的爬梳剔抉，拾级而上的探索要求他们对新命题和新范畴融会贯通，即对新命题和新范畴所体现的诸多问题作理论上和方法上的解决。这是难度很高的学术设计，也是自我否定的思想挑战。他们在《启示录》的“文学他化疏”、“辟文学通解”等章节中，对这个难题作了全方位的关照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钻研。辟文学的提出就是他们所提交的一份答卷。在这里引述几个要点很有必要：
文学是多面神，古来很难解说明白。文学是九头怪，今天依然变化多端。文学是星云曲，比兴风雅与天地参。不论是关于文学的巨型叙述，还是分解文学的单体论文，一旦对它们进行牵枝带蔓地追究，立刻就会看到不同观点之间的对垒。领悟到对立各方不无根据的分歧。
复杂的争议固然原因繁多，然而一个根本的问题却来自文学本身，那就是文学非文学。这个命题之所指，在于文学的是己非己，通俗地讲，即文学既是文学，而又另有所是。
上述这段话，实际上悬置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学原理，提出了适应全球化以及文学他化的新思路，即前面所说的新命题。对这个新命题的深层解析，是课题组全力以赴的学术钻仰：
有没有一个思想要领将文学非文学的命题剖开?换言之，有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把文学非文学的悖论化解?笔者尝试过辟文学的纲目。辟文学的提纲挈领，有望统合多面神的复杂情态；辟文学之纲举目张，兴许揭示九头怪的浑身解数，辟文学的钟鼓和鸣，或可促成大千世界的律吕和畅。辟文学何指?辟文学为什么一定适合文学非文学的征候群现象?下面我们从辟文学的内在精神及其与文学非文学的深层联系方面解析诸多难题。
关于辟文学思想，《启示录》的最后一章还有详细的论述。此处我们仅作一个要略性的引述：
辟文学是文学非文学的的理论纲领，文学非文学是辟文学的逻辑命题。辟文学是文学非文学的思想方法，文学非文学是辟文学的文史根据。辟文学是文学非文学的理论诉求，文学非文学是辟文学的真实体现。辟文学是文学非文学的诗学导向，文学非文学是辟文学的生态涵养。文学非文学和辟文学是一种新文学原理的两个侧面，前者是文学走向辟学时代的全新视点，后者是文学实现自我改造的思想脉络；前者是文学脱胎换骨的理论前提，后者是实现理论转化的运作技艺。作为一种对文学亘古难题的圓通解读，辟文学之擘画也是华夏文明因应文学全球化大潮的一个理论方略。
现当代文学思潮范文6
作者简介：侯长振（1977―），男，汉族，山东菏泽人。山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菏泽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 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摘 要:文章结合具体语境，对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思潮进行梳理，归纳出上世纪90年代主要存在包括闲适散文思潮、学者―文化散文思潮、新散文思潮在内的几股散文创作潮流，并进行比较与反思，希望从中找出某些历史经验，对今后的散文创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散文；闲适散文；文化散文；新散文
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早已证明，20世纪的“五四”时期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正如鲁迅所言，“五四”时期“散文小品文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但散文的辉煌也仅仅存在于“五四”时期那一特定的时代。此后散文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似乎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一路领先的是现代小说、诗歌，甚至是西方舶来的戏剧。这一情况的改变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经历了“”浩劫，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松动，散文创作开始复苏；而散文写作的又一次繁荣是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确立，以及现代化程度的增强，当被认为文学“精英”的小说和诗歌一步步走向“失语”的时候，时代选择了自由抒写、形式活泼的散文。散文在90年代获得了长足发展，从而形成堪与世纪初的“五四”时期相比肩的又一个散文创作高峰。其间既有“文化散文”“作家散文”“学者散文”，又有“小资散文”和“新潮散文”“先锋散文”等等，不一而足。倘若从思潮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大致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梳理为闲适散文、学者―文化散文和新散文三股散文思潮。
一、“闲适散文”思潮
闲适散文思潮是典型的时代产物。首先，它与90年代的社会文化转型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讲求娱乐、趣味和物质享受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的某种共识。快餐式的文化消费成为时尚，闲适散文正是其中的一种。同时，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传媒有了极大发展，随着传媒的发展和报纸的改版以及各种各样“副刊大战”的加剧，报刊散文或专栏散文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再者，闲适散文思潮在90年代之所以大行其道，还受到30年代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默闲适”散文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些出版社敏感地把握到了社会的脉搏和读者的心理需求，及时推出了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现代散文大家的散文随笔，并迅速在读者中传播开来。“五四”至30年代大量散文作品的重版并热销，在新的时代营造了一个良好大散文发展的氛围，吸引众多作家到散文园地来大展身手。从读者方面来说，在为生存而疲于奔命的闲暇之余，也需要片刻的安宁，需要一种既轻松愉快又能调节心理的阅读，闲适散文，无疑满足了现代人这种心理和精神需求。任何一种文学思潮的发展，都离不开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变化，90年代的闲适散文思潮，恰恰印证了文学思潮发展的这一规律。
90年代的闲适散文思潮涉及的范围较广，包含的散文品种也较多。包括“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甚至一些没有思想含量却颇具媚俗倾向的“伪文化散文”或“假学者散文”。从散文的题材选择和写作姿态来看，这一散文思潮的创作特点一是“俗”；二是“闲”。作家常常以平民的视角，以平凡的姿态面对世俗，我们在这类散文中极少见到重大的题材和壮阔的画面，也感受不到时代的精神和激烈悲壮的抒情，我们读到的只是一些无关宏旨的凡人俗事，比如饮食、衣着、养花、蟋蟀斗、菜市、澡堂或者民间风俗、传说典故等等。此外，还有乡间的回忆、童年的趣事和现代的生活时尚，不一而足。当然，也有一些作品谈禅论道、寄情于山石、明月，或借助一些生活小事表现传统士大夫那种甘于淡泊、幽默达观的情趣。尽管这些散文已没有“五四”时期的“性灵散文”那份典雅、优美与高贵，也缺少一种深度模式的追求，但它们毕竟顺应了商业社会的要求，贴近了现实生活和读者，因此，它们理所当然成了读者的宠儿。
闲适散文思潮是时代的伴生物，是散文走向民间、走向大众、走向普及化的不无意义的实践。闲适散文作为一种消费品，它固然需要迎合商业社会中的读者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倘若能在日常生活视野中去观照一般民众的生存状况，表现他们在感情和精神上的积极因素，展示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生活形态的话，闲适散文也不致沦为时代的一个注脚和点缀。但这毕竟只能是假设而已。
二、“学者―文化散文”思潮
这里的“学者―文化散文”是包括了“学者散文”和“文化随笔”在内的散文样式。既有张中行，金克木，陈平原等纯学者身份的散文，以余秋雨散文为代表的“大”文化散文，还包括了以史铁生、张炜等作家创作的另一种风格的作家散文。正是创作主体的强大，决定了20世纪90年代学者散文、文化随笔和作家散文创作的繁荣，使得“学者―文化散文”成为散文领域的一道重要景观。
学者散文是指“主要由学者创作的且以才学、理趣等学术文化内涵见长的散文作品”①。现代意义上的学者散文出现在“五四”文学以后，从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到四五十年代的钱钟书、梁实秋、秦牧等，都写下了许多文化品位极高的学者散文。六七十年代由于文化受抑，学者散文曾一度沉寂。新时期以后，学者散文的传统才得以修复并进一步发展。
学者散文在90年代的崛起与繁荣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动因。首先，从文化境遇上90年代的中国处于历史转型期，纯粹的学术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与压抑。散文文体的选择固然是一种被动但同时也表达了一种自觉。其次，学术文化价值观念在大变动时代的失落，极大地刺激了知识者良知中的忧患感。以专家学者的身份步入文坛成为散文作家，是学者对民族文化命运内心忧患的责无旁贷。第三，从客观上文字媒体，主要是杂志、报纸副刊等，提供的大量版面，成为学者散文崛起的重要保障。学者散文大都蕴含着浓厚的人文精神和学者情怀，表现为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对文化价值观念的关注，反射出巨大的文化与历史内涵。在诸多学者中，以张中行、吴冠中、周国平、陈平原、钱理群、朱学勤等为代表，创作了大量以深厚的思想力度和凝重的批判立场见长，引导社会向理性与自由方向进步的学者散文。
如果说“闲适”散文思潮是关注当下、面向凡俗的创作，文化散文思潮则是连接传统，面对历史的思考。文化散文的滥觞，应归功于两个文学事件：一是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版；二是贾平凹提倡“大散文”主张并引发一场论争。
早在1988年，余秋雨便在上海的《收获》杂志开辟专栏发表文化散文，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正是由于《文化苦旅》以及稍后的《文明的碎片》和《山居笔记》的问世，文化散文思潮才渐成气候。从理论方面来看，文化散文思潮的旗手则非贾平凹莫属。90年代初，贾平凹在他主编的散文月刊《美文》中率先打出了“大散文”的理论主张。提出“‘大散文’是一种思维，一种观念，不能简单说成这样写就是‘大散文’，那样写就是‘小散文’，或别的不大不小的散文”。“大散文的观念要注入我们的意识里，深深地注入”②。贾平凹的“大散文”理论主张虽然遭到了刘锡庆等一些论者的批评，但客观而言，“大散文”理论对于传统的散文理论无疑是一种冲击，对于纠偏越来越走向小气、走向甜腻的当代散文创作功不可没。至此，在创作和理论的实践和倡导下，文化散文热火朝天地发展开来。
“大散文”与“文化散文”有关联但两者不能完全等同。“大散文”的内容较广较杂，它既包含着“文化”的许多内容，也涵盖了没有多少文化内涵的社会散文、记叙散文和旅游散文等；而文化散文主要以文化思考和文化意味为特征，严格来说，它只是“大散文”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同时，“文化散文”也不完全等同于“学者散文”。有的学者散文本身就是文化散文，而有的学者散文却必须排除在文化散文之外。文化散文主要是作家在创作时采用了一种文化的视点，同时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思考，有优美的文笔和浓郁的情调；而90年代的不少学者散文并没有采用文化的视角，也缺少文化的内涵，它所叙述的要么是过去的书斋生活或校园生活，要么是闲谈一些“书话”，或者将所学的专业知识通俗化和普及化。既没有文化上的独特思考，也没有在散文中体现出批判的意识和现代精神，更没有生命情调的渗透和优美的文学表达。
20世纪的90年代，包括王小波、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张炜、王安忆等在内的诸多作家，也创作了大量的文化含量较高的作家散文，壮大了文化散文的阵容。“学者―文化”散文思潮之所以能蔚为大观独树一帜，能够激发起读者的无限热情，主要原因是文化散文是一种“大气”的散文，是对过去的“小气”“小格局”散文的一种超越；同时它具有浓厚的文化含量，将“人文山水”、历史的进程、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人类的困境等重大命题置于侃侃而谈的叙述中，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学者―文化散文”思潮在风光了多年之后，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一些学者追求成名和时常效益，损害到学者散文的质量；刻意追随余秋雨的“苦旅”模式，从而把文化散文引向理性过于强大而感性欠缺、“文化”有余而“文学”不足的偏颇。
三、“新散文”思潮
新散文思潮也叫新艺术散文、新潮散文、先锋散文等。这是90年代散文界的一道奇特风景。新散文是在散文界呼唤“散文变革”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90年代中国历史与文化进入全面转型时期，散文也日益呈现出失去其艺术原创力而走向商品化、模式化的危险态势。1998年初，《大家》杂志开设“新散文”专栏推出一批散文作品。这批散文作者包括张锐然、于坚、王小妮、海男等。他们不满于当时散文创作的现状，试图将蓬勃的激情与深邃的思索融入散文创作中，进行一种将诗与散文融合的跨文体写作实验。
刘烨园在《新艺术散文札记》中较集中地提出了新散文的理论主张：“打破‘形散神不散’的套路。……大量进入想象、虚构和组合；它不再完整、明晰，变得更主观更自我更灵魂更内在也更膨胀更支离破碎。”在老愚编选的《群山之上•新潮散文选萃》的“编选者序”里，对“新生代散文”的概括则是“回忆的终结”“抒情的解体”和“新潮的散文语态”。王兆胜发表于《山东文学》上的长篇论文《新时期中国散文的发展及其命运》，则集中探讨了“现代主义散文”的内容和艺术特征，可以说是对新散文思潮的全面性总结。
新散文思潮是一个宽泛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的概念，而构成这一思潮主体的作家也相当庞杂。这里既包括了曹明华、老愚、冯秋子等“新生代”的散文作家，也包括了胡晓梦、杜丽、张锐然、庞培、止庵、钟鸣、于坚、洪烛等新潮或后现代主义作家，甚至还包括南帆、刘烨园、斯好、余杰、孔庆东、王开林等追求散文创作的深度模式、创作态度较为严肃的作家。新散文的与其他散文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异质性，即某种程度上的先锋性与创新性，这也是能把这些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创作范式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差异的散文集体命名为“新散文”的最主要原因所在。新散文不同于闲适散文和学者/文化散文之处即在于它是以反叛的姿态向传统的散文创作和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散文话语进行反讽与解构；一是表现个体与现实世界的认同、对抗与疏离。他们既是现代文明的追随者和享受者，但又时时厌倦这个物欲横流、人欲膨胀的世界，于是回到心灵，在怀疑和游戏中探询人的生存价值，寻求人的精神家园，从而使得他们的作品成为怀疑与矛盾的混合体。
新散文更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在散文文体方面的探索与创新，故而有很多评论者把这一散文创作样式命名为“新艺术”散文。在结构上，他们的散文打破了传统散文的顺序叙述方法，用“情绪”或“意象”来结构主旨；在叙述上，新艺术散文改变了传统散文作者与叙述者合一，和第一人称的全知全能叙述视点，而是多种叙述手法并用，有的还吸收了小说、戏剧等其他文体的表现手法；在语言表达上，新散文走得更远，他们的语言不仅富于感觉、体验的张力，而且充满了隐喻、暗示和反讽。此外还有大量的奇特的词语组合，以及语言的扭曲、变形和夸张，正是这些“陌生化”的语体加上其他方面的艺术形式上的探索，新散文思潮才有可能对现有的散文秩序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冲击。
以“艺术”创新的新散文写作在90年代前期曾红火一时，但到90年代末之后逐渐平静，最终归于沉寂。有人认为这是新散文破坏颠覆了传统的散文规范，在艺术上引进了太多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而导致的“水土不服”所致。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由于新散文创作者在思想观念上的过于偏激，在心态上的过于浮躁，加之太多的思想苍白、生命匮缺和支离破碎而导致的与文学产生的巨大鸿沟。新散文由于自身和时代的原因像当年的“先锋小说”一样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不无慷慨和悲壮。但它对于当代散文写作的探索勇气以及对当代散文创作的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中国散文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丰收，形成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尤其是在时隔多年之后――90年代散文的确存在某种“苍白”和“虚浮”现象。主要表现为媚俗倾向（散文创作一定程度上成为商品经济的产物，通俗文化的变种，不自觉中降低了散文的格调）和思想苍白（不少散文内容屑碎、思想苍白，甚至是无话找话且多为废话，损害了作家的名声）。即便如此，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创作仍然以其探索和实绩为中国散文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应该把90年代的散文思潮置于整个20世纪散文创作的历史中去考察，放眼全局又做具体分析，全方位地探讨其潮起潮落的原因。
时至今日，散文发展的90年代已与我们具有相当的距离。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距离，使我们具有梳理与反思的某种可能性。不论当时的我们如何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而急于为每次刚出现的散文潮流来感性地命名，甚至不无武断地盖棺定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时隔多年之后我们的反观与思考。而这种梳理与反思，既能正确总结其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并且对于繁荣当前及今后的散文创作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