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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区别范文1
一、引入情境，制造悬念
为了使古代文学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吸引力，教师应善于在课堂引入情境、制造悬念。大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古典文学基础，教师针对学生耳熟能详的一些名篇，应将作品鲜为人知的内涵更多的挖掘出来，将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引入，并对更多的资料进行搜集，尽量给学生带来新鲜感，将学生原有的认识颠覆。如孟浩然的《春晓》，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可围绕“落花”“风雨”的意向内涵，讲解“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诗句，究竟是表示喜悦，还是代表忧伤？和宋词相比较，区别究竟在哪里？通过这样的讲解，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再如，杜牧的《江南春绝》的“千里莺啼绿映红”的诗句，很多人都有争议，认为此句描写失真，谁人见得千里绿映红？谁人听得千里莺啼？教师可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引出质疑，抓住学生的好奇心，并提出如何更好地理解该问题。这种如抖包袱的讲解方式，不但能将学生视野开阔，还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的本质，让陈旧的内容更加富有新意，将学生学习古文学的兴趣激发出来，这比单纯的讲解写作特点和对作品主旨的提问等，能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变换角度，转变思维
教师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对于作家作品的讲解，需要不断变换角度、转换思维。如李白、白居易、李清照等作家，都是学生非常喜爱和熟悉的，这样教师讲课会比较轻松。但对于一些不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和了解的，如韩愈和杜甫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非常的突出。这就需要在讲课的过程中，不断转换角度，对作品中的特征进行挖掘，以此增加作品的感染力。很多学生对李白的仙风道骨和潇洒飘逸非常崇拜，而认为杜甫总是悲悲戚戚、让人伤感，所以，对杜甫的诗歌不喜欢。这就需要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有效引导，而不应该仅仅是局限于杜甫诗歌的政治性和那种忧国忧民的诗史，通过围绕杜甫“情圣”的特点，对其热爱国家、人民和妻儿的真挚情感进行分析，并和李白进行比较，分析两个人对情感的表达方式和对亲朋的态度，这样会使学生对杜甫更容易接受和理解，进而对杜甫人格、品行更加尊重。在对韩愈诗歌的研究中，学生也难认同其诗歌中古怪的意向，因此教师在讲授时，可独辟蹊径，从诗歌创作的动机出发，对作者矛盾的心理和躁动的性格进行分析。通过了解作者的心理，而对诗歌外在表象的成因更好地掌握，进而对作者的诗歌和人品进行更深入的了解。由此可见，教师只有变换常规的角度，从不同的切入点入手，才能使教学更有新意，在将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出来的同时，来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要使古典文学的教学更加富有生活化气息
在古典文学教学时，应有机结合现代生活和古典文化，通过总结文学现象，并且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阐述，才会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唐诗教学中，为了能对李白诗歌的夸张与想象进行形象的阐述，教师可利用多媒体，播放芜湖天门山和庐山瀑布的图片，使学生真正的感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波澜壮阔，并且能更深地领悟，在诗仙眼中“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奇妙。在对王之焕的《登鹳雀楼》进行讲解时，可比较大历史时期同题诗。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尽管是面对同一景象，诗人却有着不同的精神面貌和胸襟气魄，进而产生了不同的境界。通过对这类古文学的学习，启发学生要加强自我的修养，待人处事时要襟怀宽广，只有不沉湎于自己预设的狭小空间，永远心怀美好，才不会形成抑郁心理。学生通过正确理解古典文学作品的意蕴和作家心理，可帮助自身形成健康的人格。在学习古典文学时，教师应适当介绍作家的生平，如陈子昂、李商隐等，尽管满腹才华，却备受打击，但他们在挫折面前却敢于面对、勇于承受。这样的感性认识，对学生所起到的效果，甚至高过思想政治课的说教。学生可通过学习唐宋文学而寻找到心灵寄托的净土，并找到摆脱烦恼和减轻压力的方法。
四、要实现古典文学的学以致用
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区别范文2
【关键词】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的演变，近代社会发展以来，文化的发展也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变迁，在现代和传统的交界之下，国内外相融合的发展中，中国现代文学得到了有效的发展。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在古代文学资源的影响下是如何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被充分激发出来的呢？这种进入式的激活方式是是以何种标准为依据的呢？同时应该如何在传统的价值观中把握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呢？传统价值观转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探索的。
一、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语境局势
1.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时期，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的协助之下打开了我国国家的大门，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此，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以及与西方技术发展先进之间的差距，深有感触的文学人士开始将生命置之度外，而以壮我国威，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投入到革命激战中来，一场场关于文字的革命如洪流般铺天盖地的袭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这一系列的革命似乎带有一定的仓促性，将古代文化以猝不及防的态势打入了深渊，使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面临着诸多阻碍。文学革命，自1917年开始在我国拉开了帷幕，带有乡土气息的小说，蕴含伤痕的各类文学著作，九叶诗派等等，到当前各类穿越小说、都市言情的泛滥，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之下，我国的现代文学好似给人一种繁荣昌盛之感，可是如果仔细探究来看，这种繁荣的背后，所谓的文学大都不过是浮夸的、虚无的，并且在国外西方世界的影响之下，关于民族的东西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处于瓶颈状态。
2.文学“断裂层”。
纵观近百年以来的现代文学发展史，还没有哪一本比得上《红楼梦》的小说，也没有一首能够和唐诗三百首相抗衡的诗歌，现代文学语境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无非只是在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产生的尴尬，在面对世界经典文学时候的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之感。但是作为一门独具感性气息的学科，文学不仅应该有着现代社会的影迹，同时还不能脱离历史母体。纵观现代看似发展繁荣的文学界，和古代文学有联系的作品，我所了解的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郭沫若先生编著的《屈原》、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宋之问的《武则天》，等等，可以说与历史有关的这些作品真的很少，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优秀的文学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太多的作家一味的朝前跑，而忽略了对古代文学的观望，使得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出现了裂痕，就现代文学来说，古代文学是其根，是其源，如果少了根和源，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势必会腐朽没落。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上述我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语境出现了裂痕，也就是所谓的断裂层，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缺少了古代文学所蕴含的精神，究其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古代文学资源的匮乏吗？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像中华民族一样有着数以千万计的历史编写人员。由此我们可知，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多么的深厚和丰富。
1.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为后人们所铭记和津津乐道的古代文学和历史文人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先秦名著就有《诗经》、《庄子》和《周易》；东汉和西汉时期，出现了拥有磅礴气势的汉赋和《史记》；魏晋时期，文学作品更是如泛滥之江河，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就有“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唐宋时期的“诗仙”、“诗圣”、“诗鬼”所写诗篇千古流传，水平不分高下，以豪放派、婉约派为代表的诗词文人独领时代潮流；元代的杂曲更是不甘落后，《西厢曲》、《牡丹亭》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明清时期，古代文学更是走上巅峰之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四大名著，集政治、爱情、诗词歌赋等于一体，不仅丰富了当时文人精神世界，更成为现代的经典著作，除了这些，各类民歌、史记也不甘落后，壮观了古代文学。
2.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说起文学资源的文化传承，我们不得不感到羞愧，在传承方面，我们没有做到主动积极，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克服两方面的难题，第一是将想当然的这种想法克服掉，在当前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社会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去改变文学资源的发展，然后想当然的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发展演变。但是这种想当然绝对不能脱离历史的发展，而是应该站在真实的角度，对文化进行传承和接受。第二应该站在多种角度对古代文学进行解读，历史的久远和文学资源的丰富这两大特点使得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受到了阻碍。对此就必须要求工作者能够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以防以片面单一的角度去褒贬历史人物和事实，应该做到客观性和广义性的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就像鸟儿离不开天空，鱼儿离不开水一样，现代文学也必须紧随其根，而古代文学就是现代文学的根。尽管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其为了弘扬现代性，而企图将古代文学抛离出去，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始终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这一丰富的源泉的，如当代以人为本的意识离不开古代文学思想的天人合一，现在的审美离不开古代的意境，如今的散文诗歌更是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的思想。因此当前现代文学的发展，应该站在现代的角度，以古代文学资源为发展根源，深刻挖掘出其中所存在的潜力，从而有效的促进自我发展。在当前，人们精神世界的发展无非就是做到返璞归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传统，如此才能使得心灵获得慰藉。因此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是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管理，如果不能以古代文学资源为根本和指引，现代文学是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的，如果不能将现代文学的语境融入其中，古代文学也是不能有效发挥出其资源力量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和古代文学资源的挖掘，两者之间可谓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共同发展。现代文学是在我国发生了历史变化之后，人们的思想脱离了原本的封建之后而对外国文学所接受学习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其在表现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时候所运用的现代语言，而且对艺术表现形式也进行了创新，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新的体裁。另外在各类表现形式上，如抒情方式、描段都给予了创新，形成了现代化的特点，从而和世界文流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精神层面来看，不管是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方面，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都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古代文学的精神注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和儒家或者道家文化仅仅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所体现的主要是精神文学的层次，还没有和方法论结合起来，而现代文学的精神既包含了方法论，也包含了现代的文学思想。第二、在现代文学的内涵中虽然包含着一定的人文因素，但是其主要的文学意识是个性主义或者人道主义，这种因素是古代文学中所不具有的，它们是从近现代的西方国家引进来的一种文化，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灵魂源泉，也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所在，现代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解放最终都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解放，而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常见的。第三，古代文学主要是以文言文为主要符号的文学形式，而现代文学则是以白话文为主要表现形式，白话文这一语言符号虽然取代了文言文，但是其更具独特性和新颖性，使得现代文学更具美感。第四、古代文学体裁主要是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要形式，而小说和戏曲则是处于边缘发展的形式；而到了现代，小说则成为了主流发展形式，诗歌和散文则处于了边缘发展。结语：纵观上述，我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需要新的源泉的注入，而古代文学资源，需要被充分解读和挖掘，二者之间要想得到永恒发展就必须不断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实现自我的发展，有效实现我国文学史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发.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沉思[J].东岳论丛.2010(01).
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区别范文3
关键词：女性美;古典文学;审美;对比
一、引言
歌颂女性之美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人类是宇宙的化身，女
性美是人类美的最顶峰。”罗丹也曾赞叹女性美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美丽的女性集天地之灵秀，在人类的各种艺术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英两个民族都有光辉灿烂的文学传统，历代文学家把众多异彩纷呈、美不胜收的女性形象融化在作品中，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佳作。
二、相似的审美角度
在把女性作为审美客体的过程中，中英古典文学展现了相似的审美角度。概括而言，
主要是是形体美、动态美和内在美。
（一）形体美
在两国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有为数众多的容貌姣好的女性。她们的形象代表着人类
对美的欣赏和追求，极大地丰富了作品内涵和艺术魅力。
在《洛神赋》里我们可以读到：“襛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行走在洛水之上的女神婀娜多姿，姿容绝世。李白的《清平调》里赞美杨贵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栏露华浓”，“一枝红艳露凝香”，“名花倾国两相欢”。芍药花和杨玉环交相辉映，“长使君王带笑看”，从此唐明皇贻误国事，几乎亡国。
英国古典文学中描写美人的作品也比比皆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里我们可以看到对朱丽叶的赞歌：“啊！火炬不及她的明亮；/ 她皎然悬在暮天的颊上，/像黑奴耳边悬挂的珠环，/她是天上明珠降落人间！”朱丽叶的美貌深深打动了罗密欧的心扉。《还乡》中的尤苔莎“肌肤柔软，碰上去像云彩一般。…… 尤苔莎的风姿，使人想起波旁蔷薇、红宝石、热带的午夜以及日食。”哈下的尤苔莎像女神一般热情迷人。
（二）动态美
“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处于动态的事物比处于静态的事物更能激发观赏者感官者心理上的反响。”（朱徽 1996：96）这就是莱辛所说的“化美为媚”：“媚是动态的美。……它是一种一纵即逝的却令人百看不厌的美。它是飘来忽去的。因为我们要回忆一种动态，比回忆一种单纯的形体或颜色，一般要容易得多，也生动的多。所以在这一点上，媚比起美来，所产生的效果更强。”各国文学家都深谙此道。
《诗经》里的庄姜“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两句诗使她在读者面前一下子活了起来。曹植笔下的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休迅飞凫，飘忽若神，陵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洛神轻灵飘逸，宜动宜静的举止情态。而一个静态的美人就不具有这样恒久的艺术魅力。
英国文学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雪莱在《阿拉斯特》中，他把自己渴慕的女诗人，幻化为优美的诗篇：“她红润的肢体，/ 在回旋的清风舞弄的纱衣下，/ 发散着温暖的生命的光彩，/他看她伸过来的手臂，/ 她黑色的卷发在黑夜里飘扬，/ 她的目光闪闪垂下，她张开的唇，/ 红润，突出而又热情的颤动。”
（三）内在美
人类在长期的审美过程中，早就认识到容貌体态的美，如果不和内在美相结合，那是不
完整的。具体而言，内在美主要包括道德品行的崇高和智慧才艺的出众。
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她工善针线女红，雅善音乐诗书。此外还具有“昼夜勤作息”的勤劳之美和“举身赴清池”的忠贞之美。明清两代的才子佳人小说里，佳人都是才貌双全，秀外慧中。
英国文学中才华横溢，品行高尚的女性形象也灿若群星。《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巧妙地遵循父亲遗训的同时，为自己选择了心爱的恋人；她极为出色地管理着贝尔蒙庄园，显示了非凡的才干；在法庭上，她智斗夏洛克解救了安东尼奥。莎翁笔下的鲍西亚具有明珠美玉一般的智慧和人品。
三、审美的差异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和英国具有不同的地理条件，历史和社会文化环境，在古典文学
中刻画的女性之美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一）各自独特的原型
20世纪加拿大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弗莱系统地建立了以神话-原型为核心的文学类型批评
理论。按照他的定义，所谓原型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朱成元 1997:171）
中国文学中一个典型的原型就是《楚辞》的《思美人》、《山鬼》和《湘夫人》等诗篇中，诗人所描写的凄清幽独的女神，借以抒发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情怀。此后，“美人”成了中国一种特殊的文学意象。自《离骚》以降，历代文人多有以美人自况，通过描写美人蹉跎红颜的遭遇，叹息自己不被君王赏识的处境。因此，中国古典文学中以宫怨、思妇、弃妇等为内容的作品特别多。连辛弃疾这样慷慨豪放的词人，在抗金之志难伸的时候也有《摸鱼儿》这类寂寞凄切之语：“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英国的古典文学，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前，以男性为创作本位的作品中，很多女性要么是“天使”，要么是“妖妇”。这两类女性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的圣母和夏娃。圣母玛利亚童女怀胎，是坚贞和美德的象征；而夏娃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受了蛇的诱惑，怂恿亚当偷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是一个典型的“祸水”。《麦克白》里的麦克白夫人权利欲望极强，是个典型的邪恶狠毒的女人。而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天使”身上可以体现男作家心中的完美女性形象。她们高雅迷人，把家庭打理的井井有条。
（二）各自独特的类型
中英两国在长期的文学史中，都积累了一些表现女性之美的文学意象，使得各类文学作
品中的女性美呈现一些类型化的特点。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美人类型化、脸谱化的倾向很明显。无论诗词曲赋，眉毛总不过是“柳叶眉”，“蛾眉”或是“远山眉”；眼睛总不过是“杏眼”，“凤眼”或是“秋水”；脸庞都是“桃瓣”, “春花”，“芙蓉”或者是“满月”；腰肢都是“杨柳”，“蜂腰”或者“小蛮腰”。给人感觉中国古代的佳人走出来模样都差不多。若有区别，无非是丰满的更接近杨妃，清瘦的更相似于赵飞燕。
英国文学中的女性更有个人的特点，但也不乏一些司空见惯的修辞和比喻。如“玫瑰”般美丽，“月亮”般迷人，胸脯“柔软洁白”，“女神般”高贵，“雕像”般精致，诸如此类。
（三）写意与写实
在徐行言主编的《中西文化比较》里明确阐述了中国艺术的写意特征：“中国艺术的所谓写意，是以主观表现为出发点的艺术表达方式，即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描述客观事物在作者心中的投影，以意统形。”
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抒情和写意。“它追求的艺术境界不是真实而是空灵，不是形似而是神似”。上面跳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佳人似乎千人一面。形容美人的词语也大多是一些模糊婉约，主观色彩浓厚的词语。连《红楼梦》也概莫例外。“可以说《红楼梦》中的美女绝大多数是一色的‘薄面’，‘修眉’，‘俊眼’，‘纤腰’，仅从面庞身材的描绘，读者甚至无法分辨出林黛玉，尤三姐，晴雯，小红和袭人。”（易淑琼 2003）曹雪芹对大多数人物刻画时，只是把前代用滥的熟语信手拈来。但是在其气质和神韵上，他冥心构考，大费周章。林黛玉的灵秀，尤三姐的风流轻狂，晴雯的高傲倔强，小红的甜净伶俐，袭人柔媚娇俏，是断断不可混淆的。
《中西文化比较》里对西方艺术的写实特点也作了如下描述：“西方艺术的美学致思总是首先诉诸感官上的东西——事物的性质特征等。因此西方艺术，总是竭力强调满足视听真实之美。……西方艺术的这种导向外部世界的美学致思方式，使得西方艺术更注重外在客观世界的捕捉。”
西方艺术这一特点反映在文学作品的人物外在描写就是细微、精确和富有个性。如《德伯家的苔丝》里，哈代就对苔丝的容貌作了细腻的描写。“如眼部就具体到‘眉棱’，‘眼眶’，‘眼皮’，‘眼毛’，‘瞳仁’等， 写嘴唇就写了‘嘴角’，‘上唇’，‘下唇’等。”（易淑琼 2003） 哈代善于捕捉随着情节的转移面部各细节的变化，比如对苔丝在各个人生阶段不同的眼睛，尤其是眼神的详细描写，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比较罕见的。
（四）含蓄与直露
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封建制度的统治下，社会形态相对稳定，再加上农耕的生产方式，社
会对人的约束和个性的压抑比英国严重。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发乎情止乎礼”，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美表现的更加含蓄，很少有西方文学中那种对感官的冲击和性吸引力的描写。《美女篇》里：“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摇，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作者铺陈排比，极力刻画美人的衣裳，服饰和姿容神采，但也就到此为止。
英国如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古希腊人认为人体是造物主的杰作。他们崇尚人体之美。西方的各种雕塑和绘画都是以的形象出现的。与中国文学家相比，英国文人笔下的美人往往是灵和肉的和谐统一，诉诸读者的感官体验，与欲望不可分离。如《圣经》里：“你的两个，好似母羚羊的一对孪生小羚羊，在百合花中放牧”，“你的嘴唇滴流纯蜜，你的舌头下有蜜有奶。”中国古代混迹于花街柳巷，刻画了众多下层妇女形象的柳永，多写闺情，风格浓艳的温飞卿，相比也含蓄内敛的多。
四、结语
在世界文学史上，中英两国的古典文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
史背景下，两国的文学家在刻画女性美的时刻，既有相似之处，也折射了不同的思想倾向和审美理想。他们相隔万里，独立发展，各自书写了光辉的篇章。文学中的女性美折射着历史变迁和不同的民族心理，值得我们去研究探索。
参考文献
[1] 莎士比亚著.朱生豪等译.莎士比亚全集[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 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区别范文4
关键词：诗话；体兼说部；论诗记事；论诗及辞
诗话起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才变成书面形式。最初是一种非正式文类。
一、诗话概说
自从欧阳修将其“退居汝阴, 而集以资闲谈”的小册子命名为《诗话》之后，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就此开启了传统文学批评的一种新样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认为古代论文之作，凡有五类，诗话即为其一。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成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其作者之甲乙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时式》，备陈法律；孟《本事诗》，旁采故实。刘《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矣。
《四库》此处论诗话有三点可值得注意：一、诗话为古代文学批评五体之一；二、刘《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为诗话之源头；三、诗话具有“体兼说部”的性质（第二、第三点留待后文讨论）。《四库》是对古代文化的全面总结，代表了满清后期对先秦以来的整个中华文化的总认识和总评价。其对于诗文评总括性的介绍，也就是对于整个古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理解。这种认识得到后人越来越多的认可。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里面说道：
诗文评虽然极少完整的著作，但从本质上看，自然是文学批评。……现在一般似乎都承认了诗文评即文学批评的独立平等的地位。[1]
诗文评既然是文学批评，那么诗话毫无疑问就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样式了，而且还是宋元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的主要样式。其影响所及，日本、朝鲜等国亦有数百年的诗话批评实践。
二、诗话渊源
前文已述，第一部以“诗话”命名其书的是北宋欧阳修。但这一命名究竟是欧阳修的独创呢，还是因袭前人的成名？因此，有必要追述诗话之起源。
关于诗话的起源，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两种说法。
1．清代何文焕《历代诗话序》曾云：
诗话于何乎？庚歌记于《虞书》，“六义”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2]
所谓“庚歌”，指的是《尚书•虞书•皋陶谟》中关于帝舜作歌、皋陶庚和的记载；所谓“六义”，则是指“风、雅、颂、赋、比、兴”，首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后来《毛诗序》作了进一步阐发（需要指出的是，《毛诗序》乃是汉儒的手笔，非先秦之作）；孔子和孟子则有许多关于《诗经》的具体论述：如“思无邪”、“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影响极为深远；“《春秋》赋答” 是指《春秋左氏传》记载的当时外交场合中大量的赋诗酬答的情况，虽多属断章取义，但在“论诗及事”上与后世诗话有相似之处。
2.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
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虽曰本之钟嵘，要其流别滋繁，不可一端尽也。《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3]
章氏开首即言《诗品》乃后世诗话的源头，接着又讲不能完全归原于《诗品》。章氏认为诗话有两种形式：或“论诗而及于事也”、或“论诗而及于辞也”，而这两种形式早已见之于《论语》、《孟子》等先秦经传之中了。可以看出，在诗话的起源上，章学诚以其所持之多元论，比何文焕开通。
《四库》认为诗话“体兼说部”，即与小说在体制上有着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存在的。诗话与小说的确有渊源。魏晋南北朝时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其中有谢安叔侄雪天论诗高逸之事，无论是从形式、性质、还是内容上看，都非常接近后世诗话。都是论诗、都是闲谈、都是文人雅士。魏晋人物风流自赏，向来为士林所称道，宋人仿效前贤，品评诗词，以此相高，自由漫谈式的随笔或许是最合适的文体了。或许，这则故事直接启发了欧阳修。
《四库》论诗话之源，将刘《中山诗话》置于《六一诗话》之前，不知出于何故。《方法研究》称，刘在其诗话中已经引用司马光的《续诗话》，而司马光则明确表示续写欧阳修的《诗话》。从现有资料来看，第一部以“诗话”命名其书的是北宋欧阳修的《诗话》。此后，仿作纷起，后人为了便于征引和区分，便以其号加之于前。[4]
三、诗话之流变
诚如章学诚所言，诗话或主于“论事”、或主于“论辞”。宋代诗话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宗，论诗及事，于叙事之中间现作者一己偶的之见，多为“以资闲谈”的记事随笔。两宋之际的诗话，闲谈性、资料性的记事随笔居绝对多数，纯粹理批评性的诗论专著则比较少见，象《岁寒堂诗话》、《沧浪诗话》极具理论色彩的著作，还是难得一见的。受宋代诗话创作倾向的影响，金元诗话仍遵循闲谈随笔的体系，走模拟宋代诗话之路。
明代诗话则以“论辞”类为主。有明一代，诗坛热闹非凡，争论不断。影响波及诗话，遂为繁富。拟古、反拟古；宗唐、宗宋；各派间为一争高下，都比较注重从诗歌内部探讨其创作规律。明代诗话的针对性、批评性、知识性明显有所增加。如徐祯卿的《谈艺录》、谢榛的《四溟诗话》、胡应麟的《诗薮》等，都着重论述其个人诗学见解，品评诗人诗作，显露出理论的色彩。
清代大兴考据之风，诗话受其影响，考证是非、辨别真伪。在当时浓厚的学术研究之风影响下，清代诗话家都以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从事诗话创作。王夫之《姜斋诗话》、王士《带经堂诗话》、沈德潜《说诗语》、袁枚《随园诗话》、赵翼《瓯北诗话》、叶燮《原诗》等等，都曾名噪一时，影响深远，且都入选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第一辑。清代诗学理论的三大思潮：“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即见之于诗话之中。
以来，随着旧体诗词创作的日趋衰落，以“辩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资闲谈”为宗旨的诗话创作也江河日下、风光不再。
四、诗话之弊
章学诚考查诗话之弊，论述前人，“作诗话以党同伐异”、“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党同伐异，自然失去是非公论。如北宋熙宁、元党争之际，蔡在蔡京授意下撰成《西清诗话》一书，其中多处引述苏、黄等元诸公之语，以伺机寻隙而攻讦之。宋人诗话，确实有此弊端。流弊所及，“至于诬善党奸，诡名托姓。”甚而至于“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也”。章氏分诗话为“论诗及事”和“论诗及辞”两大类，所谓不可凭云云，即指前者而言。
所谓“今人诗话”，特指袁枚《随园诗话》而言（见叶瑛注《文史通义•诗话》）。祝伊湄在《章学诚对的批评》一文中指出，章氏“颇能客观的评人论学”，但对袁枚的议论“却是心气颇不平和”。考其原因，章氏是对袁枚在当时文坛之盛名“由羡生妒, 由妒转恨矣”；同时，“性情不同, 识见各异, 是章袁龃龉的一个重要原因”。章氏认为“《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故主教化；而袁枚“于道统文统、则一笑置之。”[6]章氏既对袁枚《随园诗话》评价不公，则“今人诗话”有害世道人心之说，亦难公允。
西学东渐之前，国人对诗话所做的反思与检讨，都是在传统的思路中进行的。倘若置身于现代批评意识之下，对诗话消亡的原因或许可以认识的更充分。
五、诗话消亡辨
中国现代批评意识的觉醒，肇始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发表于1904年，其全新的风格与论述结构，极大地冲击了当时传统的批评模式。
《〈红楼梦〉评论》的发表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它都代表了某种断裂：在内容方面，它运用了外来的理论、美学观念和文献材料，在形式上也表现出现代批评的诸多特征，如章节的划分，引文的使用，全文结束时附以结论等等。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与古典诗话迥异的现代批评的表述方式。“它所产生的冲击波促使人们开始思索：文学批评看来确实有各不相同的路数，传统批评是否应当拓展自己的视野？”[7]该文对于包括诗话在内的传统批评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这种质疑和挑战得到了回应。朱光潜先生曾说：
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不成系统，有事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
诗学在中国不甚发达的原因大概不外两种。一般诗人与读诗人常存一种偏见，以为是的精微奥妙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如经科学分析，则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国人的心理偏向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8]
王国维从中西语言的不同，发现了中西思想方法的不同。王氏此处的概括或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仍然在大体上指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事实，即长期以来中国学术已经失去对思想精确而深刻的描述力和表达力了。由此，王氏认为，新学语的输入、创造新学语非常之必要，应该重视哲学和形而上学，提高中国人的思维能力。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落后与进步等二元对立正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激进立场的起点，也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甚至象王国维这样的旧式学者也同样把中国与西方的区别看作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别。认为东西方文化在方法上、思维方式上以及体验生活的方式上有着根本的不同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看法，也是他们思考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起点。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起点就是弃过去，就是对传统的否决。在他们看来，现代文论取代古典诗话，正如新小说取代章回小说，新式的自由诗取代旧律诗是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
结语：
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兴起与包括诗话在内的整个古典文学批评的衰落，是当时中国现实社会的状况所产生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完全不同于诗话，它从一开始就关注着社会政治问题。中国现代批评主体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带有政治和社会烙印的主体，不象诗话作者那样，甘于书斋的悠闲，陶醉于自我的清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政治的话语，是社会介入的途径和手段。以诗话为代表的古典文论作为主流批评模式在二十世纪初的消亡并非历史的偶然，古典批评所赖以生存的那些社会条件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在当前的形势下讨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新探讨诗话等极具民族形式的文学批评样式，或许是解决“失语症”的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 诗言志辨[M]：古籍出版社，1956. 2
[2] 何文焕. 历代诗话[M]：中华书局，1981.3
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区别范文5
爱国主义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以爱国主义为题或具有鲜明爱国精神的作品层出不穷，学者指出:“爱国主义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传统思想，中国历代的诗人、词人以其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唱出了感人肺腑、动人心弦的时代强音。”其传统最早形成于《诗经》时代，《秦风》之《无衣》、《墉风》之《载驰》等诗篇即不乏饱满的爱国激情。战国时期，屈原更以生命为此做了最好的诠释，成为文学史上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其作品不仅表达了一己之爱国，尤为可贵的是，对于那些捐躯战场的将士还进行了热情洋溢地揄扬与歌颂，“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九歌•国殇》)千余年后，女词人李清照则将其凝练成震铄古今的千古名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夏日绝句》)甚可以说，如将历代文学作品及作家履历稍作检阅，不难发现，多数作家大都具有不可割舍的家国情怀，如建安时期曹植，借《白马篇》之“幽并游侠儿”形象，抒发了慷慨为国，不惜捐生赴死的决心与理想。唐代国力强盛，版图广袤，帝国气象激励着文人效力边塞，卫国戍边成了众多文人挥之不去的情结，名篇迭出，佳制纷呈，如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岑参《从军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戴叔伦《塞上曲》:“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声气相求，唐代边塞诗在爱国主义精神烛照下气势恢宏，一如乐曲和声，催人奋进。他如南宋词人陆游、辛弃疾，宋末元初文天祥，元末明初余阙，明代中期于谦、戚继光，鼎革之际陈子龙等，爱国精神不仅付于诗篇，也见之于行动。及至有清一代，内忧外患交织，爱国主义空前高涨，龚自珍《漫感》诗云:“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黄遵宪《赠梁任父母同年》更是沉痛地写道:“寸寸山河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字里行间流淌着外虏、山河破碎、朝廷无能的忧愤。爱国主义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另一层面上，则表现为爱民，因为在家国同构意识下，国(或朝廷)与家几乎就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历史上大凡爱国者多有一颗爱民之心。屈原爱国不止于忧心楚国之安危，《离骚》中作者上下求索，寻求美政，而目的则源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与效死疆场者相比，为民奔走呼号更可见作家之良知，故同样不失为爱国之音中强劲的音符，如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庶几用生命为民呐喊，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作者以如椽大笔直揭贫富不均的事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对比鲜明，掊击有力，遂成千古绝唱。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作者更以苦己利人的精神为天下苍生请命:“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作者一生落魄，穷病而逝，却也由此赢得后人尊重，为中国文学树立了人格标杆。他如聂夷中《咏田家》:“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白居易乐府诗《红线毯》:“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用两千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李纲《病牛》:“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于谦《咏煤炭》:“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如此等等，视角不同，而心系民生一也，皆可视作杜甫后继。也应注意，世易时移，古代文学因囿于汉族文人视角，所谓“爱国”有一定局限性，不同程度地带有较为狭隘的民族色彩，真正的爱国或者说具备当代意义的爱国则始于。然而，古为今用，无论近代或古代，时代所赋予的民族色彩在特定时代也是无可非议的，文人及其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爱国精神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是任何时代都值得肯定的，古代文学教学应当予以关注，注意并实现这一宝贵资源的当代转换，达到将古代文学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的适时对接，将古代文学教学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二、发掘传统“中和”思想，实现古代文学教学与和谐社会之间的对接
所谓“中和”，《礼记•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要求天地万物各循其位、中节和和的思想与当下倡言的“和谐”观不谋而合，盖由于当下所谓“和谐”思想以及所谋划构建的和谐社会，质言之，也即指构成事物的各要素以及这一事物与周围其他事物有序共处的趋势或状态。二者无论内涵抑或外延并无根本区别，或者说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一定程度上蕴含着新型“和谐”观的基本元素，比如:其一，“中和”以人为本与和谐思想对人际关系的强调庶几相同。“中和”思想发端于儒家，但由于春秋时代不尊一家，诸子并起，面对现实问题各抒己见，互相争鸣，故也就难免某些方面存在“所见略同”之处，如《道德经》第79章云:“天道无亲，恒与善人。”意同于《周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差别仅在于:前者泛化为常人，后者集中于君上，皆言以德感人，和谐至上。同书第81章，老子更进而指出:“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在他看来，“人之道”应该像“天之道”那样自然。道家这种以“天道”比附“人道”的思想，后被儒家概括为“仁者爱人”的思想，如《礼记•中庸》篇云:“仁者，人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颜渊》)心怀仁心，则恻隐之心不失，人人皆可相安，《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政，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从治国层面论述之，言以仁治国，则“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在政、刑、德、礼的规范约束下，整个社会知耻不辱，内修外睦，其人际关系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社会图式正是先秦儒家所推崇的“天下之达道”和董仲舒所希冀的“天地之美达理”(《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循此理路，及至荀子，则更从个人与群体关系的角度提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荀子•富国》)人不能离群，能否与群相处而不争，在荀子而言则必须“有分”。古代社会以宗法为主，家国同构，荀子所论实质上已触及人与社会乃至国家之间诸多层面。其次，“中和”不限于人，与当下“和谐”思想对自然万物的重视遥相呼应。比如孔子由“仁”出发，由人及物，曾言“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朱熹注云:“孔子少贫贱，为养与祭，或不得已而钓弋，如猎较是也。此可见仁人之本心矣。”无独有偶，《孟子•梁惠王上》记孟子与齐宣王辩云:“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将“远庖厨”与君子人格对举，并以之作为评判君子人格的标准，可见先秦儒家大师们对自然生命的尊重。这一思想经由庄子进一步被推而广之，在其著述中，庄子常常物我两忘，有关该命题的言论俯首皆是，不胜枚举，比如《至乐》篇“鲁侯养鸟”载鲁侯竭尽所能最终致使海鸟“三日而死”的悲剧正如其本人所云“此以己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称:“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中和”以人为本，且因中华民族复杂之构成，故中和思想还含有民族团结之意，这也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虽然这方面的论述较少，但古代文人推己及人，非常自觉地将“中和”思想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比如唐元和十四年，刘禹锡被贬连州，在任之际，十分重视地方文化建设，积极扶持后进，包括民族文人在内登科及第者之多，“仅次于韶州”，“居岭南各州前列。”据欧阳修《新唐书•王义方》记载，太子校书王义方被贬海南昌江，见其“蛮俗荒梗”文化落后，便“召首领，稍选生徒，为开陈经书，行释奠礼”，为提高当地民族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柳宗元贬谪柳州，充分“尊重少数族人的生活习俗”，毫无华夷偏见，在其任上，扶持经济，兴修水利，成为“较早关注西南民族问题的文人之一”。苏轼贬官儋州，身体力行，与当地民族打成一片，如《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诗云“华夷两撙合，醉笑一杯同”，在《劝农》诗中作者更坦言:“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忿劫质，寻戈相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降至清代，随着西北边疆的复归，流放文人多能立足于国家大局从民族团结的角度反映西域风物、人情，如祁士韵《西域竹枝词》《乌什》:“阊阖风宣万里疆，专城抚驭镇天方。”修仲一等注云:“此处以阊阖风喻朝廷恩泽，赞颂清朝政府抚慰南疆维吾尔族的政策已经深入人心。”或许正是由于华夷之间和睦相处，文化之间才有了不同程度的交集，从而导致不同民族有着大致相似的祖先崇拜，如对炎黄二帝、女娲等始祖神的信仰，这一现象正如学者所言:“祖先是民族之根，祖先的认同无疑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综上可见，古代文人早就意识到和谐的重要，只不过所谓“和谐”为“中和”替代而已，言为心声，古代文学无疑是这一精神的重要载体。和谐社会是包括人与社会、自然等多层面的和谐，民族团结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古代文人、文学的中和思想正是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典范，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自然亦是素质教育甚至包括民族教育在内应当关注的内容。
三、发掘“自强”精神，实现古代文学教学与完善主体人格的对接
古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白雪遗音•南词•十二时》)随着工作压力增大，竞争加强，“不如意事”亦愈来愈多，大学生自杀现象的增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高等教育人文关怀不同程度地滞后，甚至缺位。面对挫折，心理干预固不可少，而积极健康、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显然更为重要。古代文学系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具化，是其精神意志的凝聚。古代文人因不同环境使然，大都有过挫折与困顿，坎坷与艰辛，或宦海沉浮，或怀才不遇，抑或早年还曾为实现志向而埋头苦读等经历，日累月积，也就铸就并锤炼成中国古代文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这一品格肇始于《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将其融入“君子人格”并予以发挥，以为:“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礼记•中庸》)“君子人格”立足于个人素质的全面提升，故自强更多表现在修身、修业等层面，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曾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学者指出，“在包括进德、修业、徙义、改过在内的学习上，他总是抱有异乎寻常的紧迫感。”这种“异乎寻常的紧迫感”使得孔子乐此不疲，“好学不倦”，虽经颠沛流离之苦甚或面临“子畏于匡”、“在陈绝粮”之类的严峻考验，仍持之以恒，义无返顾，“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礼记•中庸》)由此他引颜回为同调，赞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种知难而进、好学不倦的精神正是其“君子人格”与“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诠释。孔子之后，儒学被定为一尊。儒家学说不仅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治国思想的来源，作为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也成为后世文人精神建构的重要支柱，儒家对人生价值的规定深深影响着后世文人的价值取向。比如东汉王符在“乾乾进德修业”(《周易》)基础上，将业修德进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其《潜夫论》“赞学”篇引《诗经•小雅•小苑》“题彼鹡鸰，载飞载鸣”后云:“是以君子终日乾乾进德修业者，非直为博己而已也，盖乃思述祖考之令问而以显父母也。”“《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是故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影响之下，历代文人前赴后继，及至明初，薛瑄循此超迈，论述尤详，如云:“天运行不息，君子恒法之。乾乾不自已，汲汲非所私。”(《薛瑄全集•文集》卷一)又云:“天德流行不息者，刚健而已，人虽有是德而不能无间断者，由有私柔杂之也;故贵乎自强不息。”(《薛瑄全集•读书录》卷一)“天之不息以刚，君子法天之不息亦以刚。”(《薛瑄全集•读书录》卷五)天德不止，刚健有为，生命的张力被挥洒得光彩淋漓。需要指出的是，自强精神不独儒学一家，道家也不乏此论，如帛本《道德经》第64章:“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而败之，故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矣。”文学史上颇具典型的个案当属司马迁，其思想，一般认为更倾向于道家黄老思想。
四、结语
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区别范文6
对于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顾彬推崇他在上世纪80年作的中短篇小说，但批评他的长篇小说还停留在欧洲18世纪，过于注重讲故事，而忽略了对语言的锻炼——一位优秀的作家应该对文学自身有更大的突破。
在接受《Lens》记者采访时，顾彬也同时承认自己的观念在不断调整，面对那些他所重视的肯定莫言的声音，他在反思自己的局限以及文学在当下世界的处境和意义。他说自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者。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批评是基于其精英化立场的。其参照系主要是西方经典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以鲁迅为代表的194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他感到当下的世界和它的标准太过复杂，对美和秩序的追求陷入了困境。
顾彬批评当代中国文学的关键词是“语言”。他认为民国时期许多作家的语言水平是非常高的，既能在白话中糅合古汉语的优美，又掌握了多种外语，能翻译，也能用外语创作；而当代作家的语言能力萎缩了，不再具有曾经的开放性和包容力。
如果考虑到其出身德国的思想背景，顾彬的言论就很容易理解了。他曾经引述海因里希·伯尔的话表达自己何以如此注重语言：“德国在1933年-1945年间经历了12年与世界文学的断裂，其语言在这期间已被政治错误使用。我们的国人1945年以后根本不知道文学是什么、语言是什么。我们应该重新学习语言，学习我们的母语和文学。”为此，顾彬充分肯定战后德语作家在语言上的探索以及对自身“语言牢笼”的突破。
与英美批评家相比，顾彬更容易理解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生了什么，文学又遭遇了怎样的挫折，宏大的、口号式的、粗暴的语言怎样渗透进文学乃至日常生活。因此，他认为中国作家也亟须向德国作家那样重新学习曾经美丽的母语，并通过了解世界其他语言来反思自己的语言，锻造优美的现代汉语。
面对中国当代文学，顾彬紧锁着他标志性的严肃眉头：“中国作家比他们的德国同行做得更成功吗？我有点怀疑。”
《Lens》：莫言得奖已经过了一些天，您也曾经表示会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他的小说。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角度吗？
顾彬：我不喜欢总是重复我自己，我对文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整个德语国家的汉学界是歌颂莫言的，我是少数过去批评过莫言的人。德国记者大部分年纪都比较大，他们中有很多人和我有过同样的看法。但是，我应该重视别人，重视高水平的文人、作家、记者和同行，我应该回国，跟他们见面。我的标准、我的看法也许会变，我不太清楚。
现在我的想法有些矛盾，不是很清晰。
如果我们拿莫言和过去获奖的作家比较，从语言和虚构能力来看，他的水平可能会低一点。但我同时碰到另一个问题，比如海因里希·伯尔，他1972年获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候我们都很肯定他，但是今天他没有读者，有人开始说他没有写过什么好的文学作品，他的德文差得很。他代表我们的良知、良心和我们的道德，但是，他当时提出的政治、社会问题，1989年以后已经基本都解决了。
另外，我们的问题或许还有，为什么是莫言？为什么不是贾平凹？为什么不是王安忆？很简单，莫言在日本和英语世界有最好的翻译家，他们语言很好、懂文学，他们知道译本怎样才能成功。如果他们发现作品中的问题，他们会找到处理的办法。可能英语的莫言小说译本比原来的中文小说好一点或者好得多。这些译者会坦率地告诉你，如果我们碰到乱七八糟的地方，我们会想办法，或者删掉。作者可以犯错误，但译者不能犯错误，因为译者之后还有出版社。
《Lens》：在莫言得奖后，围绕作家与权力体制的关系，出现了一些争论。您怎么看？
顾彬：我觉得不应该这样。从文学评论来说，应该将“人”与“作家”分开。写小说的并不是莫言这个人，而是莫言这个作家，是这个人内在的某一个声音，是这个声音开始书写。这种内在的声音会变化，出来的作品会不一样。
即便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有问题，也不代表他写不出很好的作品。比如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他是一流作家，但在政治上有问题，我们可以批评他的政治观点，但这跟他的写作没什么关系。
我估计很多作家嫉妒死了，所以他们找一些可笑的理由来攻击莫言，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Lens》：其实，中国的政治和文学的纠缠已经几十年、上百年了，到了当代，文学有一种被“边缘化”的趋向，反而让它与政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但莫言得奖之后，人们还是会从政治的角度去评价一个人。
顾彬：你说得很好。当然，文学可以思考政治问题，但如果像我们的和你们的“”那样用口号和政治的语言去写作，那文学就没有意义。莫言的小说里也有政治意涵（对政治的隐喻），那是很正常的，我的作品里都有政治。
《Lens》：您评价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主要是在语言的层面。而小说还有个叙事或者说讲故事的层面，语言能够完全成为它的标准吗？
顾彬：我是少数持这样看法的人。大部分读者希望看到故事，他们不想再看1945年以前不讲故事的作家的作品。对于我较为绝对的态度、认为写小说的时候不该只为了故事，也许我该重新思考。
《Lens》：如果在语言上进行更深入地探索，会对人的精神和情感状况有更深邃入微的表现。
顾彬：对的。我刚刚提到的彼得·汉德克，他不讲什么故事，但是他的书仍然非常厚，他创造的是一种sound，一种声音。
《Lens》：这也就是您曾经批评中国当代作家的出发点，认为他们的写法有些过时，还停留在欧洲18世纪，自身没有突破。
顾彬：我们应该看到，莫言、余华他们都曾是先锋作家。现在，在国内国外我还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就是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最好的小说。但是，读者不想看什么先锋小说，无论在中国、德国，还是美国。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批评小说家，也可能我们没有好好培养我们的读者，所以他们不想跟着我们（文学的发展），可能他们还需要文学之外的东西。
精英文学则不考虑读者，有没有读者无所谓。我完成了我的小说就实现了自己。（如果）你问北岛，他的诗需要多少人看，他（会）说一两个人差不多了。这是一种中国中世纪文人的态度，如果你有知音，一两个就够了。
但同时，中世纪的中国诗人，过了1000多年我们都还在看他们的作品。1000年后，人们是不是还在读莫言——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但是可以思考。
《Lens》：您的这个倾向，是否与您对“现代”的理解和精英化的立场有关呢？
顾彬：对。我这些天总在思考我自己的思想，我发现自己好像还是一个很典型的“现代性”的代表，“现代性”追求美，我自己也苛刻地要求美。但后现代对美不感兴趣，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平凡的。现在是个民主的时代，我们几乎没有语言的“贵族”。现在出版的小说，语言水平差别并不太大，语言的味道——那种香味——差别也不太大，余华们、格非们、苏童们、莫言们差别不太大。但是中国当代的诗人们区别却非常大，在德国也是。
欧洲的现代性有一个倾向，看不起平庸，也不一定歌颂民主。当时有不少代表现代性的作家跟着法西斯主义走。多元化可能从1945年、1949年以后慢慢开始，德国从1968年开始，中国大概从1992年慢慢开始。
《Lens》：我个人感觉，欧洲的一些现代思想家认为，精英追求绝对的自由，大众在大众的范围内追求民主。
顾彬：这个说法是对的。
《Lens》：您曾经谈到中国当代作家没把握好“现代性”，您觉得这和他们的生命体验、文化环境是否有关呢？毕竟中国并没有经过一个充分、彻底的现代性的洗礼，而乡村的、“乡土中国”的体验可能更长久也更深刻一些。
顾彬：你说得很对。的一些项目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从来看，如果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好像中国作家大部分没有经历从现代性（modernity）到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的过程）。不过，诗人也许已经经历了，如果我理解得对的话，他们跟我一样，也对语言有很强烈的需求。
《Lens》：您曾谈到中国的语言经过“”的十几年，和德国语言经过纳粹的十年一样，是被破坏的。
顾彬：我们也有小“”，1968年到70年代末，那时候我们最好的作家要求我们不要再用什么精英语言来写作，我们应该用最简单的、像口号一样的语言来写作。甚至说，我们不需要文学，他们宣布了文学之死。直到德国统一以后我们才纠正了这个完全错误的观点。
《Lens》：中国当代文学如果在语言上存在问题的话，您觉得更多是作家个人没有掌握更好的语言技巧，还是当代汉语本身就已经出了问题、是一种被破坏的语言，作家在用被破坏的语言写作？
顾彬：这些原因都有。1968年，法国和一些德语国家，都跟传统的古典文学告别了。但是因为民主德国没有这么做过，所以德国以及德语国家很多好的作家都是奥地利特别是维也纳人，或者是从民主德国来的。那些在六七十年代（的联邦德国）非常红的作家，现在没有什么读者。
中国当代作家一般来说不太懂古典文学，包括所有以前的文学。如果他们有什么背景的话，特别是中国当代诗人的背景，很可能和英语世界、英语诗人有关系——这是可怕的。
《Lens》：有一种说法，中国现当代语言最好的人都做翻译了，没有做文学创作，但可能搞创作的人语言水平又不够高。
顾彬：这个说法我听说过，可能有道理。在德国，最有名的译者的地位和作家一样，他们的语言水平都非常高，不但可以和作者比，甚至可以超越。这是很可能的，我知道你们1949年前后乃至60年代末有很好的译者，到了90年代，他们过世了，所以问题开始了。
《Lens》：在您看来，西方世界对莫言的接受和对高行健的接受有什么不同？
顾彬：高行健在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德国的大报纸都讽刺他，很厉害、很可怕，否定他的小说有任何价值。这次我听到的德国的声音是相反的，除了一些记者以外，好像其他的读者、作家、出版人都说没问题。高行健的小说差得很，但是他的话剧很不错。
《Lens》：您是一直都认为中国小说没有进入世界文学领域吗？
顾彬：如果我们不谈1949年以前，多数的好像没有；少数作家，比如王安忆，我估计没问题。
在我看来，莫言当然受到了一些国外文学的影响，包括拉丁美洲、苏俄、英国等文学的影响，但恐怕他读的都是译本，没办法看原文，另外这些译本好不好我不敢说。
在德国，基本上作家也是思想家、评论家和译者。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可以评论文学、文化或政治。但是莫言不是一个思想家，王安忆也不是。很少有中国当代作家可以被看成思想家或者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也可能跟20世纪或者中国的传统有关系，值得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