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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范文1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已于7月1日实施，现将实施《运作办法》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应当认真学习贯彻《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和《运作办法》，规范运作，切实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二、各基金管理公司申请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应当按照《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申请材料的格式与内容》（见附件）的规定报送基金募集申请材料，并严格按照《基金法》和《运作办法》的有关规定，拟订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法律文件草案。
三、《运作办法》实施之前已经成立或已获核准尚未完成募集的基金，原基金契约下列内容不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的，应当在本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的规定，将原基金契约修改为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规定的基金合同。
（一）原基金契约中有关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程序的约定不符合《基金法》第七十一条至七十五条、《运作办法》第三十八条至四十三条规定的，基金管理人应当会同基金托管人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的有关规定，修改原基金契约的有关约定，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二）原基金契约中有关开放式基金收益分配方式的约定不符合《运作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基金管理人应当会同基金托管人按照《运作办法》的有关规定变更原基金契约有关约定，将开放式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明确为现金方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后实施。
四、鉴于《基金法》、《运作办法》对基金财产投资于国债的比例、基金财产投资于股票、债券的合计比例以及开放式基金收益分配次数、比例未做限定，《运作办法》实施之前已经成立或已获核准尚未完成募集的基金，拟变更原基金契约有关基金投资比例、开放式基金收益分配次数和比例约定的，应当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的规定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形成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公告后，方可变更原基金契约的相关约定。
五、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在执行本通知的过程中，应当认真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义务，切实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拟采用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应当认真验票，由公证机关全程予以公证，并在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时公告公证书全文、公证机关及公证员姓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附件
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申请材料的内容与格式
一、申请材料的纸张、封面、页码和份数
（一）纸张应采用幅面为209×295毫米规格的纸张（相当于A4纸规格）。
（二）封面
1、标有“XX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申请材料”字样；
2、拟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名称、申请人名称；
3、正式报送申请材料的日期；
4、公司主要承办人姓名、联系方式。
（三）申请材料的页码应置于每页下端居中，按内容分章节安排页码顺序，例如：1-4、或者1-4-1，章节之间应当有分隔页。
（四）份数：申请材料一式3份，其中至少1份为原件。审核期间内容有修改的，除最初正式申请的原件留存中国证监会外，审核通过后，公司应当提交书面和电子版（光盘）申请材料（定稿）各一份。
二、申请材料目录与内容
（一）承诺函
公司承诺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合规；申请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内容一致，文字简洁、内容清楚。
（二）申请报告
主要内容包括：拟募集基金的基本情况；拟募集基金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说明，拟任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说明；拟募集基金的可行性；基金管理人签章。
（三）基金合同草案
（四）托管协议草案
（五）招募说明书草案
（六）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资格证明文件
（七）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最近三年或者成立以来的财务会计报告
（八）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决议
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有关基金募集申请的决议、对基金经理人选的审核意见等，独立董事的意见应当单独列明。
（九）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十）基金产品方案
1、关于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理念、投资策略的说明材料；
2、关于基金目标客户的说明材料，根据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说明基金所面对的目标客户及其风险、收益偏好；
3、关于基金投资组合管理方法的说明材料，说明基金以什么原则、方法及评价指标来保证投资组合计划的贯彻和实施；
4、选择业绩比较基准的理由；
5、基金的模拟投资分析或实证分析；
6、基金投资风险的管理工具及防范措施；
7、可行性分析材料。包括同类品种的国际比较、市场需求、流动性分析等。
（十一）募集方案
1、募集方案及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2、销售机构及销售计划；
3、本次募集的合规控制制度。
（十二）准备情况
1、说明基金人员准备及具备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员在基金运作各环节中的分配情况，并就拟任基金经理及研究人员情况作出专项说明；
2、说明基金的投资、交易、清算等技术准备情况及开放式基金危机处理计划；
3、说明基金为投资人服务的措施，如有关材料送达方式、投资人投诉处理方式等。
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范文2
2006年12月30日，星期六，入冬以来第一场大雪突临华北，天津迎宾馆仍然迎来了百余位政商来宾。天津市长戴相龙宣布，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正式挂牌，总规模200亿元，首期金额60.8亿元。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亦于同日揭牌成立。
渤海基金出资人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国家开发银行、国家邮政储汇局、天津市津能投资公司、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银投资）、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同时挂牌成立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下称渤海基金管理公司）。其中，全国社保基金等前五家出资人各出资10亿元，人寿集团和人寿股份共出资10亿元，渤海基金管理公司出资8000万元；基金以封闭方式运作，存续期15年。
依照国家发改委的批复，渤海产业基金为契约型，基金首期资产委托渤海产业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委托交通银行托管。按照契约型基金的有关法律规定，渤海产业基金不设董事会，基金持有人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
作为资金管理方的渤海基金管理公司注册资本金为2亿元，中银国际控股公司（下称中银国际）占48％的股份，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22％，六家基金持有人（人寿集团和人寿股份合并计算）各占5％。目前，渤海基金管理公司还在依照程序进行工商登记。
中国银行行长、中银国际董事长李礼辉与曾任新桥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的欧巍将分别出任渤海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据悉，此前，中银国际及天津方面曾力邀香港投资银行家梁伯韬出面管理这一基金；然而，后来梁伯韬由于身陷电讯盈科收购案的重围（参见《财经》2006年第15期“破解电盈僵局”），最终作罢。
梁伯韬曾向《财经》记者表示，放弃这样一个机会非常可惜。
“渤海基金有些内部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就挂牌了，主要是想赶在2006年完成。”2007年1月3日，一位天津滨海新区的政府官员对《财经》记者说：“渤海基金获得批复已经有一年了，不宜再拖到2007年。”
博弈与混合
渤海基金备受瞩目的深层原因在于，业内均将其视为发展中国式私人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下称PE）的一次突破。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即表示，产业基金事实上只是中国的一种特定名称，实质正是PE的一种。
近年来，像凯雷集团、新桥资本集团等大型PE在国际乃至中国股权市场上叱咤风云，令中国国内的投资界心动不已，2006年相关专题的研讨会从来都是高朋满座。
在国外，PE的组织形式多为有限合伙制，即由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和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组成。一只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过程和结构一般是：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发起人发起，向特定的投资者募集资金，以合伙企业形式设立基金。其中，基金管理公司一般作为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掌握管理和投资等各项决策权，也做一定的投资，通常占总认缴资本的1％；其盈利来源主要是基金管理费和相应分红。而基金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主要承担出资义务，决策权有限，一般只负有以其出资额为限的有限责任。
这种安排的优势，是明确了基金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基金管理人承担无限责任，因而会对其行为形成较好的约束激励机制。
对照国际做法，以契约型为主要组织方式的渤海产业基金有着强烈的实验和折衷色彩，且实际上亦兼有公司和合伙制特征。因而有业内人士指出，渤海产业基金是一个“混合类型的投资基金”。
契约型基金本质上是一种信托安排，又称信托型基金，一般由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机构和投资者（受益人）三方通过信托投资契约而建立。按照有关规定，契约型基金的投资者作为信托契约中规定的受益人，对基金运营及重要投资决策通常不具有发言权，投资者组成的是持有人大会而非股东大会，对投资决策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然而，在渤海产业基金的安排中，由于基金管理公司大股东中银国际并不承担无限责任，且该基金缺乏公募基金的流动性，各方投资人从投资风险考虑，均有参与基金管理的意愿。因此，渤海产业基金在管理层面上又引入了公司模式――中银国际以大股东身份组建渤海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其他几家投资机构为了能在基金投资决策时占有一定的发言权，也各自以5％的小比例参股基金管理公司。
“这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这一复杂的结构设计既照顾了各方需求，也使大家的利益结合得更为紧密。”一位知情人士此前曾对《财经》记者如是说。
作为中国第一只获准试点的大型产业投资基金，渤海基金早在2005年12月即获得国务院同意及发改委批准。然而，显然是利益相关方的指向各异，最终导致了渤海基金的“难产”。整个安排中最大的受益者当属天津市。
据新华社报道，渤海基金将主要围绕实现国务院对天津滨海新区功能定位进行投资，同时也将支持天津滨海新区以外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路透社引述中国媒体报道称，渤海产业基金目前至少选定了三个项目，其中包括空中客车天津项目；另外两个分别是中石化炼化项目和滨海新区区内交通建设。
对于中银国际来说，则获得了参与管理一家事实上的PE的牌照――这一牌照甚至早于《产业投资基金试点管理办法》的出台，并有可能在未来不断扩展这一基金管理的规模。对于各家投资人来说，固然也获得了进行产业投资的机会，但由于相关管理办法和公司构架本身并不成熟，更多地要从投资收益和风险控制的角度进行考虑。此前即有说法称，基金持有人、监管层和地方政府对于基金投资方向存在着不同意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何小锋对《财经》记者表示，渤海基金这种模式，不应该成为未来中国产业基金发展的主流模式。“产业基金投资者看重的，是基金管理人的能力和业绩。因此，不应该先成立基金再来找基金管理人。”何是国家发改委关于“国外产业基金的运作制度和机制”研究课题小组负责人。
监管分歧犹存
作为试点，渤海基金承载的另一重使命，在于摸索产业投资基金乃至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有效运行模式和监管尺度。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曹文炼曾对《财经》记者表示，渤海产业基金将边试点，边完善制度建设，从而推动《产业投资基金试点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尽快正式出台。
发改委的《产业投资基金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称，产业投资基金是对企业进行直接股权投资、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资产的集合理财方式。这份文件还明确规定国家发改委为产业投资基金的主管部门，负责对基金的审批与监管。
据悉，正在起草的《管理办法》，将主要是对四类机构参与设立大型产业基金设定审批程序，这四类机构分别是国有企业、社保基金、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以及由财政部拨款的机构和单位。此外，《管理办法》将可能订立需要审批的产业基金规模门槛，以10亿元单位计，但具体规模仍存争议。
2006年12月初，在北京钓鱼台酒店一个主题为“产业基金和政策环境”的内部论坛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表示，在经济发达国家，投资基金已经成为同银行、保险并列的三大金融业支柱，国内发展产业基金的条件已日渐完善。马凯还强调，发展产业投资基金需要“从试点起步，从试点中完善制度，逐步规范发展”，试点的原则将是“多形式，少数量，重市场”。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专家透露，目前《管理办法》制订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对合格投资者和管理人的界定。根据国家发改委对欧洲股权直接投资业的考察，商业银行已经成为欧洲地区直接股权投资基金的首要资金来源，占24％；养老机构和保险公司分别占22％和12％；个人投资者只占6％。目前中国的金融机构投资产业基金均为个案，需要获得国务院特批。国家发改委官员明确表示，希望商业银行能被允许投资于产业基金，不过这需要得到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认可。
二是对产业基金投资的限制。目前产业基金不能搞负债，不能借贷款，只能投资未上市企业的股份。实际上，国际上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已越来越多地参与上市公司收购，然后将上市公司退市，并且越来越多的投资基金开始通过负债形式来获取资金。
三是产业基金是否需要审批。目前创业投资基金只需实行备案制，向国家发改委及省级发改委备案即可，相比之下，审批制使产业投资基金凸显了进入门槛。在国家发改委看来，对于大型的产业基金，如果没有前置审查的话，基金管理公司的道德风险可能无法控制。但是业内专家则多认为，投资者的风险不应该由政府过滤，而是应该通过市场中介机构过滤。
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范文3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基金税制
一、基金本身适用于企业所得税吗？
基金法律身份和税收义务密切相关，国际上存在3种主流的税务处理方式：（1）公司型基金具备法人身份，必须缴纳公司所得税。论文百事通拥有公司型基金的国家多数采用这种税务处理方式。（2）契约型基金不具备法人身份，一般不用纳税。如日本、韩国、比利时等多数国家。（3）少数国家将契约型基金虚拟认定为公司，缴纳公司所得税，甚至在个别国家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澳大利亚规定投资信托基金没有分配对象时，基金本身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在组织形式上属于契约型，根据上述国际惯例可以从3种税务处理方式中选择。从我国税收条款规定来看，现有基金税收条文中没有任何关于基金纳税方式的确切规定。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我国与基金相关的税收条文中又隐约对基金的纳税身份有所暗示，并可以推断理解为：基金承担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由基金管理人代为缴纳。比如“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企业所得税”。该两点所述的“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暂免征企业所得税”俨然可以被理解为，我国契约型基金虽然没有法人身份，但需要单独缴纳企业所得税，只是当前处于暂不征收的阶段。
我国基金究竟是否负有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呢？笔者认为，“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提法是错误的，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对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人的认定规定。根据《条例》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有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其他组织。很明显，我国基金不应属于企业类，那是否可以归属到“其他组织”呢？在《实施细则》中“其他组织”一词被详细地解释为，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依法注册、登记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问题于是被继续演化为，基金是否是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组织呢？这一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提供了答案。其第一章第二条中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基金）是指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由此可见，基金只是一种投资方式，一种投资工具而已，既不属于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也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中的其他组织。同时，我国各项法律条款都没有涉及基金公司虚拟化问题。所以，我国契约型基金不应该被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基金本身适用于营业税吗？
“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营业税”出自《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21128号]，和上文“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提法一样，容易使人误解为：基金管理人是基金买卖股票、债券价差收入的营业税的纳税人。显而易见，如果基金管理人是纳税人，则与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相违背。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的纳税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申报管理办法》（国税发[2002]9号）（以下简称《申报管理办法》）的通知中规定：“金融保险业的纳税人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根据《申报管理办法》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同属于营业税纳税人的范围，即“单位”纳税人或“个人”纳税人。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被认定为“单位”，属于契约型的证券投资基金却没有任何理由被认定为“单位”或“个人”。换言之，倘若基金可以被归入到“单位”而成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则明显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对基金性质的定义相矛盾，导致相关法规发生抵触。笔者认为，《申报管理办法》关于基金缴纳营业税的规定和《营业税暂行条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相违背，应该予以废除，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本身不应该缴纳营业税。
三、改变个人所得税扣缴人、扣缴时机的做法是否合理？
我国关于基金个人投资者获得基金分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先后有过3个：第一个是1996年12月下发的《关于个人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的派息、分红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221号），该通知规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为扣缴义务人，在向个人派息分红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第二。第三个通知是财税字[1998]55号和财税字[20021128号。通知规定，对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股息、红利收入以及企业债券、银行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显然，3个通知关于扣缴人的选定发生了改变，扣缴人由基金管理公司改换为上市公司、企业和银行，相应地，扣缴时间也由基金分配时提前到股息、红利、利息分配时。
政策意图十分明显，改变扣缴人的做法利于税款在来源处征缴，确保了税款及时入库。但是笔者认为，在来源处扣缴个人所得税的做法损害了税收公平原则。首先，损害了个人基金投资者的利益。我国绝大多数的基金契约对基金分配制定了3项限定条件：（1）若基金投资当期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2）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不能低于面值；（3）基金当年收益应先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才可进行当年收益分配。改变扣缴人的做法使得个人投资者的股息、利息收入在来源处就被扣缴了个人所得税，必然导致以税后收入来弥补基金前期和当期可能拥有的投资损失，甚至可能因提前扣除税收，致使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低于面值，进而不能满足分配条件。其次，提早了未分配收入的纳税时间。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净收益的90%.若在来源处预先扣缴了个人所得税，则意味着基金未分配的部分也提前承担了税负。再者，违背了基金投资者收入确认原则。按照国际惯例，基金投资者不是在基金获得收益时，而是在基金分配收益时才被确认获得基金收益，并产生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我国在来源处扣缴个人所得税的做法恰恰违背了收入确认的国际惯例。
从税率设置来看，财税字[2002]128号文件规定，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支付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此后，包括企业在内的投资者，从基金
分配中取得的所有收入都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条规定考虑到，由于存在着获得投资者纳税身份变动信息的技术困难，处于上两个环节的被投资企业无法准确判断代扣代缴适用税率，为便于征管，无论是企业或个人投资者，一律按照个人所得税20%的税率征收。这种做法存在几个缺陷：（1）明显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所得税的区别；（2）投资者取得的股息收入本身就是被投资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它与投资者取得的利息收入性质是有区别的。特别是投资者取得的利息中的企业债券利息，它在被投资企业缴纳所得税前进行了扣除，减少了被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而股息收入则是被投资企业缴纳了企业所得税后收入的分配。根据我国税法相关规定，如果派发股息的上市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等于或高于投资企业适用的税率，投资企业不必对此项收入再缴纳任何所得税，即投资企业收到的股息收入是一种免税收入。所以说，上市公司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及利息时不分清收入性质一并代扣代缴20%所得税的做法，没有任何税法依据。虽然能够提高税收征管的便利性，但是加大了基金投资者的税负，造成了税收制度的混乱。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制定税收条款时的不严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不同性质投资者税款的做法不合理，不能在确保税法一致性基础上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四、我国基金税收是否存在多重征税问题？
认为，我国基金税收存在严重的多重征税问题，主要理由是：作为同一笔信托资产，基金资产在委托状态和委托人收到信托收益时承担了两次以上不同类别的税收。如，基金投资股票、债券收益缴纳所得税和营业税后，投资者在获得分红时仍要纳税。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按照2‰的税率征收印花税，投资者买卖基金也要缴纳印花税。但是，上述结果仅来自于理论上的推理，其中多数条款仍属于“暂免征”状态，或许将来征收时会得到印证，可目前的征管实践并非如此。
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政府对基金业贯彻的是优惠多、税负轻的财税政策思路，税制设计的主观意愿是避免多重征税，现实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基金在我国尚属新兴金融工具，对其进行税收界定还存在一个理论认识和深化的过程，少数环节仍然呈现出多重征税或税负不公的情况。体现在：（1）开放式基金的企业投资者获得的派息、分红收入承担了双重税负。不同于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的价格等于单位净资产值，当开放式基金获得派息和分红时，基金单位净值提高，若投资者在此时赎回基金单位，按规定企业投资者需为赎回和申购差价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差价中已经包括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了20%税收的派息、分红额（其他部分是证券差价收入），这导致了开放式基金的企业投资者获得的派息、分红收入承担双重税负的现象。企业买卖封闭式基金也会产生类似情况，但封闭式基金的市场价格并不等于净资产值，对买卖价差征税可以理解为对资本增值课征的利得税，不属于多重征税。（2）金融机构买卖基金单位既征收营业税，也征收企业所得税。根据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金融保险企业买卖金融商品需缴纳营业税。这是考虑到我国金融商品增值额未列入增值税范围，造成了税源流失，由于对金融产品增值额的确认在理论上和操作上都存在障碍，只好通过开征营业税进行弥补。但是，从基金投资者角度分析，同样属于买卖基金的价差收入，金融企业投资者承担了双重税收，非金融企业投资者只承担企业所得税，个人投资者没有承担税负，税负显然不公平。新晨
开放式基金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承担双重征税的根源在于投资收益纳税环节的错位。被投资企业分给基金投资者的股息、利息在流入基金资产时被提前扣缴了所得税，但是。这些投资收益并没有作为税后收益随即分配给投资者，而是重新计入到基金资产中进行资本增值性运转，必然在资本增值实现时承担资本利得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延后投资收益纳税环节的做法来解决，即在基金分配时对分配额代扣代缴投资收益税。一方面，分配额可以在纳税之后立即分配到投资者手中，基金净资产随即因除息而减少，相应地基金价格回落，资本增值的税基中不再包括被分配掉的投资收益；另一方面，基金分配额中还包括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益，从而弥补有做法中这部分差价收益不用纳税的税法漏洞。同时，在基金分配时征税的做法恰恰符合对基金征税国际贯例中的“投资者收入确认原则”，这也对将来我国为适应基金跨国投资提供—个共同的税法口径。
对于金融业增值额的纳税问题在国外讨论已久，考虑到增值确认的技术困难，以及鼓励资本流动的原因，多数国家还是免征了金融业的交易税（增值税）。我国基金业处于发展阶段亟需大量流量稳定的资金支持，培育机构持有者是已被国外经验证实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我国金融企业投资基金时需要负担5.5%的营业税及附加和33%的企业所得税。税负明显偏高于非金融企业和个人投资者。为培育基金机构投资者，建议可以对金融企业买卖基金暂免征营业税。
参考文献
（1）《关于个人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的派息、分红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221号）。
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范文4
《财经》记者 陈慧颖 于宁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多方刺激民间投资的旗帜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下称PE)正在试图谋求生存空间。
6月底,历经十载、删改数次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由国家发改委报送到了国务院。在2006年以来进行的先后三批试点之后,人民币的PE基金仍在争取合法的出生渠道。
关于PE的审核与监管,是一个久议不决的话题。
一方面,PE作为一种面向富裕个人和机构募集资金的委托管理机制,原则上应当采取买者风险自担的原则;“用现有的民事和公司法律框架,完全可以约束投资者和管理人的关系,不需要施加什么特别的限制,”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吴晓灵就曾反复强调。
另一方面,中国的基金管理人的资质可谓参差不齐,国有投资者行为受到限制,民间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欠缺,如何有效约束可能的风险,成为了监管层最为棘手的问题。
由于各个监管部门的认识并不统一,在外资PE已弄潮多时之后,人民币基金仍迟迟不能大规模出台。
“金融危机之后,监管层对PE的认识也在变化,新的方向是要加强监管,只是如何管才好并没有结论。”一位国内大型PE基金的管理者说。
数易其稿
PE基金就其实质而言,是投资人将资金交由管理人管理的一种信托行为,而其投资方向基本限定于非上市股权。在成熟市场,多采用有限合伙制,即普通合伙人(GP)作为管理人承担无限责任,收取管理费和分享收益,有限合伙人(LP)不参与管理。
6月10日,在天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年会上,发改委财金司副司长曹文炼介绍了《暂行办法》的进展情况。
在他看来,目前各方在PE监管问题上已经达成四点共识。这其中主要包括:一是制定管理办法是非常必要的;二是管理办法应尽快出台;三是可以有些弹性,有些地方可以;四是对有些重要的问题应超前考虑,比如PE能不能投资上市企业,能不能发放贷款等。
早在1995年,原国家计委财金司即开始制订产业投资基金的有关管理办法。十几年间,文件数易其稿,迟迟未能出台。比较新旧各种不同版本,从规范的对象到采用的管理办法都出现了原则性的修订,这反映出监管者对PE行业认识的重大变化。
2006年渤海产业基金获得国务院特批成立,此后又有两批共九家产业基金获得发改委批准筹建。
这些试点基金往往以行业冠名,水务、基础设施、装备制造、船舶、港口等等,不一而足。显然,彼时发改委更多地在寻找将PE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路径。事实上,这也是产业基金主导权落在发改委的最初缘由。
不过,此次的《暂行办法》已经采用了“股权投资基金”的提法。曹文炼解释称:“去年国务院还要求我们制定‘产业投资基金’的管理办法。过去这一年行业达成共识,觉得更适合使用‘股权投资基金’,这个名字更能与国际接轨,更能真实反映这个事物的本质。”
虽然提法有所不同,但规则制定者在出资人和管理人资质这两个环节上的严格要求始终未曾改变,要求投资者不得超过200人,其中,以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者人数不得超过50人。
《暂行办法》中对单个投资者的出资要求为最低1000万元人民币,募集资金的总规模应该达到5亿元人民币以上,并且将合格出资者的范围限定在机构的范围之内。
《暂行办法》对管理者的资质进行了要求,将此作为最重要的“市场准入”门槛。
另外,《暂行办法》还从一些方面限定了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行为,比如不能进行二级市场的短期炒作,以及不能使用融资杠杆做大规模等。
“我们规定了出资人和管理人的资质,并且严格禁止使用任何财务杠杆,这就从根本上将股权投资基金投融资行动限定在未上市股权和私募的范围之内,从根本上控制风险。”一位接近发改委的官员如是说。
此外,在地方层面,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地都在其管理权限内,颁布实施了促进当地股权投资企业发展的具体办法,并成立了当地的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等自律组织。
从审批到备案
从PE的历史来看,英美等国家从未有专门的立法对其进行监管,而是主要依靠行业自律和专业出资人对管理者加以识别和约束。
“在中国,PE需要一个‘户口本’,”一位长期从事PE研究的人士解释称,“比如向国有机构融资,一般都需要有个政府部门背书。”
事实上,很多PE从业者都希望政府部门――无论是哪个部门,尽快制定规则,以获得一个“身份”。
在中国,获得“身份”的路径有很多。从中国大型PE的设立和融资实践看,渤海产业基金获国务院特批成立,另有九只产业投资基金获得发改委特批;而鼎晖、弘毅和另外七家基金管理团队是注册成立之后再到发改委备案。另外,还可以采用信托、直投的模式从银监会、证监会处获得许可。
今年4月,发改委给七家基金管理团队进行了备案。
其具体操作过程是,管理团队首先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在完成工商注册之后提交相关的资料至发改委备案。备案完成之后,基金管理团队开始募集工作,并且在完成募集之后再将基金的情况报送至发改委备案,实际上是两次备案。
发改委最后上报的《暂行办法》中采用的是备案制,其程序与前述七家基金备案的方式一致。但本着抓大放小的思路,备案对象仅限于融资规模达到5亿元的基金,没有备案的则不可冠名为“股权投资基金”。
目前,市场上大多数PE都达不到5亿元的资金管理规模。
发改委的这一思路也是几经调整,发改委内部对到底实行审批、核准还是备案,都有过不小的争议。
在2007年起草《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时,各方关注的焦点仍然在于金融机构、社保基金的资金能否进入产业基金,以及相应的审批程序应如何设计。
“当时人民币基金刚刚起步,从发起设立到资金募集,都存在重重困难。发改委和PE界人士,均希望能够通过规则的制定,将这些问题一并解决。”一位在2007年参与过调研活动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说。
参与研讨各方形成的想法是,由发改委与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资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等相关部委组成一个指导小组,由后者审批基金的成立,并对基金管理人资格等进行核准。
这意味着,对产业基金的监管权,将由发改委一家,转至多部委的指导小组,且对于基金和基金管理人的审批将并重进行。
上述政府部门和业内人士进行了多番研讨,但始终不能达成一致。这种思路也被实践否定。一方面,“一行三会”等监管机构对其下辖金融机构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进入PE领域态度不一;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发现,PE的融资瓶颈从根本上说在于出资人。
“发改委特批了九家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上千亿元,但经过近两年时间,绝大多数基金尚未融到资金。可见在大型基金的融资问题上,出资人对基金管理者的制约力量比行政审批更大。”发改委的有关人士曾表示。
备案何为
2006年3月1日起实施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就是采用备案制的办法。
其中规定:“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创业投资企业,向国务院管理部门申请备案。在省级及省级以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创业投资企业,向所在地省级(含副省级城市)管理部门申请备案。”
截至2009年4月,各地共有409家创投企业在发改委备案。业内人士分析,创投企业的备案动力主要在于,国税总局对创投企业有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而享受这些政策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在发改委备案。
本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也是要求基金管理人根据工商注册的属地原则向各地的主管部门备案,如果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的,则到发改委备案。
《暂行办法》何时能够出台并不明确,但是寻求在发改委备案已经成为人民币PE基金的一个新趋势。这趋势背后的动力,来自PE基金对政府背书的渴望。
经国务院批准,2008年4月,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同意,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经发改委批准的产业基金和在发改委备案的市场化股权投资基金,总体投资比例不超过全国社保基金总资产(按成本计)的10%。
在缺少合格机构投资者的中国PE行业中,在发改委备案进而谋求来自社保基金的投资,几乎成为管理人募集大型人民币基金的必由之路。
“社保需要发改委备案,其实是希望在程序上免责。他们在投资的时候其实是按照非常严格的程序进行尽职调查,这种典型的机构投资者作为PE出资人,有鉴别和辨识能力,并且做好了承担风险的准备。”一位正在谋求从社保募集资金的PE管理人说。
他表示,“发改委曾经想过要通过制定这个政策协调大型国企和金融机构对投资PE的政策,但现在看来这并不现实。”
经过几年的观察,“一行三会”对下辖机构进行PE投资的态度已经明晰。《商业银行法》明文规定银行不可以进行股权投资。
虽然各家银行在香港的机构已经开始涉足股权投资领域,但此前工行、建行和中行曾计划取道各自在香港的投资机构入股京沪高铁项目,被银监会叫停。银监会态度之严厉可见一斑。
证监会也积极推动券商直投业务,取得资格的券商可以将一定比例之内的资本金投资于未上市公司股权。
保监会已经获得国务院批准,保险资金可以投资未上市股权,但会以试点的方式谨慎推进。保险业正等待相关细则的出台,目前透露出来的消息是以自行管理投资基金为主。
发改委的相关人士则表示,《暂行办法》并非旨在为大型PE融资助力。各家机构投资者如何评价PE这种投资类别或是如何甄选投资管理人,都应该自主决策,有无备案并不是投资的前提。
不过,细数目前国内的大型人民币基金,不是经过发改委特批,就是在发改委备案,这种“路径依赖”的现象一旦形成,也很可能会影响日后中国PE行业的发展方向。
“未来PE行业发展了,备案与否也许不再直接左右融资结果,但《暂行办法》也许真的会成为行业标准。”一位曾参与《暂行办法》制定的人士这样说。
风险与监管
如果说备案制以一种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了PE的出生问题,那么PE生长过程中的风险如何监管,与之相关的争论仍未停歇。
新一轮争论的导火索,是红鼎创投和汇乐集团涉嫌非法融资的事件。
今年5月,浙江红鼎创投董事长刘晓人因涉嫌非法集资数亿元、无力偿还而主动自首。天津德厚资本执行合伙人、上海汇乐集团董事长黄浩也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在5月上旬被警方批捕。
针对这种情况,7月16日,发改委网站“加强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和严格规范创业投资企业募资行为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条款,并要求强化执行力度。
“中国的投资者教育还没有到位,利用基金名义进行欺诈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和成熟市场不同,对监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位长期从事PE研究的专业人士称,《暂行办法》里,非法集资问题是交由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处理,而这一协调机构的执行力有得检验。
目前非法集资案件根据性质和渠道不同,分别由证监会和银监会负责处理。
《暂行办法》的覆盖面有限,只是管理融资规模5亿元以上的基金,并未涉及PE行业的风险,也没有针对风险监管提出更为详细的规定,事实上是有赖于各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事后监管。
对此,有业内人士提出,如出现风险,相关规定的操作性不强,因而“谁的孩子谁抱”,即对PE实行分业监管的呼声亦时有耳闻。
令监管者棘手的另一问题在于PE出资人的真实身份,在国企改制等私募股权投资领域,利益输送相当普遍,这也成为PE上市退出时的监管机构检查的主要环节之一。
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范文5
分红并无实质利好
基金分红是指基金将收益的一部分以现金方式派发给投资者，无褒贬义，只是一种收益分配上的制度安排。不同类型的基金可能其收益分配方式略有不同。如封闭式基金由于其份额固定，一般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开放式基金的分红方式主要有两种，现金分红和分红再投资。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基金分红却被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赋予了太多主观色彩。如相比于消极分红的基金，国内多数投资者可能对大比例积极分红的基金更趋之若鹜。另外从基金管理人的角度，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大比例频繁分红也可能成为其营销策略。
从投资者角度，主要有两点可能会引起对基金分红理解的偏差。一是分红前购买基金，二是分红后购买基金。前者购买基金就可分红，直观上理解好像是占了便宜，后者由于分红后基金净值会下降，表面上看好像是以更加便宜的价格买到了基金。但实际上从总价值上看基金分不分红并无区别。如一只基金在分红前的份额净值为1.2元，假设每份基金分配0.1元收益，在分红前购买，分红后基金的净值会下降到1.1元，加上每份0.1元分红，其实还是1.2元，在分红后购买，虽可购买到更多的基金份额，但是由于分红后基金净值下降了，总价值还是一样的。投资者觉得占到了便宜只是感官上的一种表象罢了，这只是基金公司投其所好的一种营销方式。
分红是法律所规定
基金分红实际上是由三方制约的，监管层、基金管理人及投资者，并不是任意一方的独角戏。与监管层相关的主要是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与基金管理人有关的主要是基金合同的实施，而投资者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分红方式，在开放式基金中也需要选择是现金分红还是分红再投资。
分红法律法规
基金分红作为基金产品的一种制度安排，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来保障投资者的收益。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2009年4月证监会的《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条款的审核指引》的出台。《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第三十五条和三十六条分别对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的收益分配做了相关规定，如“封闭式基金的收益分配，每年不得少于一次，封闭式基金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年度已实现收益的90％”；“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投资者可以事先选择将所获分配的现金收益，按照基金合同有关基金份额申购的约定转为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投资者事先未做出选择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支付现金”。《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条款的审核指引》的出台进一步完善基金分红规定，该《指引》主要就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中收益分配方式方面的条款做出了更加具体的限定。
一般而言，在基金台同及招募说明书中都会就该基金产品的收益分配方式作相关的说明，告诉投资者此基金具体的的分红比例、时间等信息。挑选基金不能以分红为依据
如果基金管理人能以投资者利益为先，选择把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的收益分配给投资者，笔者认为规范的基金分红是有意义的。一是落袋为安，也能避免后市风险。二是目前国内相关的税法规定，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投资者减少了税收方面的负担。当然，基金分红某些时候也显示了基金经理对后市的一种谨慎的态度，基金经理不愿将投资盈余继续再投资，也会选择分红。
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范文6
关键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组织形式 公司型 信托型 有限合伙型
一、现有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概述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是指基金所采用的法律确认的组织存在形式，是基金作为整体与投资人等主体发生法律关系的法律资格，是确定基金管理人与投资人关系以及基金内部运行机制的法律基础。
现有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按组织形式划分主要三种，即公司型、信托型、有限合伙型。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指用公司的形式来组织和运作而形成的私募基金。管理者以基金公司名义对外投资，承担风险和责任。投资者购买一定的基金份额成为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参与公司重大决策。
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通过当事人之间以专门的信托契约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而形成的私募基金。由基金管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其进行经营管理，投资者仅作为受益人分享利益，无权参与基金运作的重大决策。
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是根据合伙协议而设立的基金。有限合伙型基金的合伙人包括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两种。普通合伙人，一般也称管理人，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对基金进行运作，其以部分资金和技能入伙，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对基金承担无限责任。有限合伙人，一般也称投资人，投入资金，以其持有的基金份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基金的利润分红，一般不参与基金的运作。
二、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比较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采取怎样的组织形式，以法律的安排为前提。原则上只要不违公共利益及道德和秩序就都应得到法律的尊重，受到法律的保护。此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的特征直接影响了私募股权基金组织形式的选择，采用何种组织形式组建私募基金是当事人之间基于投资的高风险高收益做出的利益的均衡与协调，同时，由于投资人是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和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基金组织形式的选择更多是投资人收益、成本与风险因素权衡的结果。
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欧盟国家和亚洲国家多采用治理结构完整、便于监管的公司型，美国则采用成本低、效率高的有限合伙型。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商业环境影响着本国的经济模式，所以为深入分析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笔者拟从以下四个影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开始比较探讨，即法律基础、投资收益、投资成本与投资风险。
（一）法律基础
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基础主要是《公司法》、《证券法》中关于股份公司与上市公司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其中，《公司法》规定了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与上市公司的法律法规为基金组织规范，《证券法》为基金发行规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等为基金行为规范。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严格依据公司法而设立的、以公司形式设立并运作的私募股权基金。
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基础主要有《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虽然涉及信托的法律法规比较多，但是直接规定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法规并不多，有待于进一步实践和细化。
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基础主要是《合伙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等。可以说，由于我国有限合伙的立法不太健全，直接限制了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因此需要根据股权投资基金的实践不断总结创新，以不断完善我国的有限合伙立法。
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来看，《公司法》等系列法规比较齐全和完备，对于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保护更有利，而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基础相对薄弱，大量的法律法规及配套措施尚未建立和健全，还存在许多空白和漏洞，因此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
（二）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的实现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激励与约束效率的博弈，因此，激励与约束效率就成为影响投资收益并进而影响组织形式的重要因素。
从激励效率上来说，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可参与基金利润分成或分得公司股份，但是，分成比例一般没有固定模式，而且要由董事会提出并经股东大会通过才可实施。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可直接参与基金利润分成，其分成比例可高达20%。信托型管理人一般不参与基金的利润分成，只收取基金管理费用。因此，从激励机制的效率看，公司型与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将管理人的收益与资金运用效率挂钩，能给予基金管理人更大的激励，效率更高，信托型基金效率相对较低。
从约束效率上来说，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作为股东，有权参与基金的经营管理，干预管理人的投资行为，约束效率较高，但过多的约束又会限制管理人的投资行为。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一般不参与经营管理活动，普通合伙人要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一般无权干预管理人的投资行为。所以，从激励效率考虑，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比公司型和信托型更高；从约束的效率看，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更高。
（三）投资成本
投资成本作为投资人和管理人共同的考量因素也影响着组织形式的选择。投资成本对组织形式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基金设立的条件、程序和法律规制的完善程度。无论采取何种组织形式设立私募基金，通常都要具备法定的条件。这种条件是严格还是宽松、设立程序简便还是复杂、设立费用的高低，直接影响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相较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设立要求较高、程序复杂，但有限合伙和公司的规制较信托型私募股权基金更完善。鉴于信托制度在中国发展得不成熟的状况和曲折经历，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严格受到银监会等部门的监管，需要履行有关审批或备案手续。
2、税收负担。设立基金的目的就是要盈利，基金和投资者税负的轻重对获利的高低有重大影响。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双重征税的问题，当公司取得投资收益时必须纳企业所得税，基金投资人从基金中分得的利润要再纳所得税，因此税负成本较高。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则避免了双重征税，基金本身不是纳税主体，只有投资者对从基金取得的收益才纳所得税。我国的信托面临重复征税、税负不公、纳税义务人及税目税率不明确等问题。从理论上讲公司制存在双重征税的问题，但由于我国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以获得税收优惠政策，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负未必高于信托和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四）投资风险
投资者追求收益，但同时也会考虑投资失败的风险。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人要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样，管理人的风险与基金的命运紧密相连，管理人出于自身的风险考虑也会努力经营以降低投资失败的风险。而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人作为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避免投资失败风险的积极性比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要低，信托型私募股权基金的管理人一般不参与基金的利润分成，只收取基金管理费用，其降低投资失败风险的诉求会更低一些。
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比较的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上述三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均各有利弊，但是相对而言，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局限性较大，公司型比较适应我国当前的法制环境，可以获得更大的政策扶持，其治理结构更加科学与完善，监管更加得当，因此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以作为现阶段的最优选择。另外，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则具有更长远的制度优势。考虑到目前世界其他国家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实践经验，结合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无论是在税制上还是在设立和资金募集上，都有着公司型和信托型无法比拟的优势。我们要做的就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两种组织形式提供完备的制度基础，然后将组织形式的选择交由市场主体自主选择。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