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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范文1
[关键词]韩语文化 教学 文学作品 选定
[中图分类号]H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6-0234-01
一、文学作品选定现状
现阶段的韩语教学中，韩语作品选定标准尚未统一，导致文学作品教学很多时候只是一种一次性消费的非效率性教育。以至于学习者无法真正认识到文学作品课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教师也会持有消极的态度对待文学作品课程。为了寻找这方面的根源，我们可以查看现阶段文学作品教学中选用的文学作品现状和问题点。
第一，文学作品选定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题材偏向某一特定题材。韩国文学作品大致可分为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在学习韩语过程中很多时候偏向学习现代文学，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受到社会上普遍被认为的，古典文学相对于现代文学更加“古旧”、更有难度、很难理解等想法的影响。因此，古典文学作品很多时候不会被采纳为教学内容，除了个别的古典文学（比如“春香传”）被教师选用，大部分题材选用还是偏向现代文学作品。
第二，文学作品级别设定和内容选定标准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大部分文学作品课程注重服务于语言教学，因此，文学作品的作用只是被限定为阅读材料。这时，阅读材料的作用只是为了考核学习者学习语言的水平，未考虑文学作品本身包含的情感和深层含义。如语言教学需要阶段一样，文学作品教学也需要阶段，这需要适当的文学作品级别选定来实现。
二、古典文学作品选定
各个国家都有传说题材，其中有些传说主题内容相似。如韩国传说“仙女和樵夫”是属于“仙女升天型”，在其他国家也能找到类似主题，中国“鸪女传说”、日本“羽衣传说”、西方国家“白鸟处女传说”等。这种类似可以使学习者拥有更直观的学习效果，不是只有特别、特殊的文化元素才能出现在文学教学中，反而使学习者接触到类似自己本国传说的文化时，能感到亲密，更有信心，能够更加积极地面对学习。
“仙女和樵夫”传说有不少版本，主要分为：1.仙女升天型；2.樵夫升天型；3.樵夫在天上经历和克服磨难型；4.樵夫回到地面型；5.樵夫尸体升天型；6.樵夫和仙女一同回到地面型。其中广为流传的是“仙女升天型”。
首先，最为基本、最为普遍的构造“仙女升天型”的内容如下。
1.樵夫救下小鹿。
2.小鹿为了报答樵夫，告诉樵夫可以和仙女结婚的方法。
3.仙女无法升天，只能和樵夫结婚。
4.樵夫违反禁忌，给仙女飞天衣。
5.仙女带着孩子升天，只留下樵夫。
在很多国家统一出现的是“禁忌”元素，只是禁忌的类型和形式不同而已，而最终因为触犯禁忌，主人公受苦受难的故事模式是相似的。“仙女和樵夫”传说也是，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都有“不能给飞天衣”的禁忌，这也是最主要的事件。“仙女和樵夫”传说中的“禁忌”可以解释成很多种版本，人们通过禁忌发现内在的含义，每次禁忌都会被破坏，由此带来伤心结局，但同时包含了很多价值观。
破坏禁忌会扔给主人公预定好的苦难和磨练，最后樵夫只能和家人分离只剩下他一个人，这种“仙女升天型”传承到现在的最主要的原动力是女性的希望。即在过去在家庭没有地位的时候，女性会梦想可以远离痛苦、有飞天的飞天衣，这种梦想的传承力是很强大的。而男性的梦想也通过“仙女和樵夫”传说来表现出想娶天上的“仙女”为妻子的欲望。
“仙女和樵夫”传说具有普遍性，也是各个国家共同主题传说。在韩语文学作品教学中可以用普遍性和特殊性作为作品选定的标准。
三、结语
韩语教学中的文学作品教学不同于普通文学作品教学。为了在韩语教学中组织更为有效的文学作品教学，我们应该注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突破迄今为止韩语教学中的选定文学作品方式。作品选定标准应该是合理、适当的，而具体选定哪些作品仍需研究。
【参考文献】
[1]金海玉.文化教育与词汇教育.国学资料院，2005.
[2]朴海珠等.海外韩国学大学文学教材开发研究.韩国文化翻译院，2006.
[3]沈太秀.《樵夫与仙女》传说神话特征.韩国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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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金成等.韩?中民间传说比较研究.宝库社.2006.
[5]郑炳贤.为外国人制定的韩国文化教育现状和改善方案.语文研究，2004，44集.
[6]崔仁学.通过故事认识的韩国人和韩国文化.民俗院，
2003.
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范文2
关键词：现代文学；副文本；价值；影响
一、现代文学副文本由来
在我国文学史上，纯文学作品历来备受瞩目，其也是文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但从史料内容看，文学史料的来源非常广泛，除纯文本以外还涉及到文学作品中的副文本，例如，日记文本、书信文字及年鉴或年谱等[1]。此外，现代文学有别于古典文学，二者史料内容也不相同。现代文学比古典文学多加入了新元素，包括扉页引言、文本封面、广告文本等，此类元素出现后，文学文本逐步被划分成正、副文本，其中，正文本表明作品的本质特征，而副文本用以表明辅助信息，带有历史特征。鉴于此，副文本能够用于探究多方面的历史性问题，其史料内蕴相当丰富。
二、现代文学副文本的内含史料
1.序跋
一般而言，正文本附近位置穿插或环绕着副文本，这类副文本的用途是向读者交代、阐明相关信息，因此，借助副文本能够获取当中的史料。不过，多数副文本并不具备信息凸显性，人们需要参照正文本及相关资料才可辨析出史料内容。副文本中的“序跋”囊括了大量的史料内容。现代文学的诸多作品中包含了序跋，其中通常阐述文学史、作品、作家等各方面的内容，可为后世提供有关的史料内容。例如，《呐喊自序》叙述了鲁迅本人所经历的转折事件，《无妻之累》序跋交代了当时沪杭凶杀案件的相关情况。此外，序跋是作品和序跋撰写者之间的联系纽带，例如，周作人为所教学生的作品撰写序跋；鲁迅常给左翼派作家书写序跋。从序跋中可看出作品构思、作家思想等内容，借助序跋表达这些内容，可以映射出创作背景、出版过程、传播情况等信息。
2.扉页、题辞、引语
现代文学出现了题辞、扉页及引语，这类文本短于广告，其短小精悍，蕴藏多种史料信息。扉页、引语多来自经典诗词、中外名著等的部分内容，写法接近于“用典”，把经典的中外文句引入现代文本中，既可幻化出新鲜的情境语言，也可体现中、外史料内容。例如，《采石矶》是郁达夫所著作品，当中引用诗句“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杜甫)[2]，用以表达作者自己对的激愤之感。《走到出版界》的扉页卷语借用《庄子秋水》中惠子和庄子交往故事，用以暗喻鲁迅和作者(高长虹)的关系。这类文本本身兼有史料性质，促使其成为古今、中外史料的“融合剂”。作者自写题辞中可见更多的史料信息，例如，《绿页》为苏雪林作品，当中的扉页题辞写道“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由此看出，在结婚之初时，苏雪林的婚姻生活十分甜蜜。此外，引语、题辞仅出现在某个版本里，其余版本则被删去，这一般是为了辨别版本所作的标记，凭借版本标记也可得到作品的版本史料。
3.注释
少量文本中的注释是由作家本人所标，多数是后人按照文本内容添加的注解，因此，注释可视为后生、外生类副文本，这些内容需要放到正文本中才能获得合理解释。从用途看，注释可对文本的细节内容作进一步解释、说明，通过查看注释，读者可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深层含义及内蕴意义。注释内容揭示出作家、作品的多方知识，让读者能够更为系统地研读作品。可以说，注释的广泛度超出序跋范围。文本注释有文内注、分题注两种，其中，分题注囊括了版本变化、发表出处、作品背景、标题变动等情况内容；文内注包含的信息量更广、更多。
4.图像
作品中的图像有插图、封面画、相关照片等。插图、封面画可传达正文本的相关内容，其作为直观内容具有很强的视觉性、功能性，用以图证文学的史料价值。例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图志》等。部分现代期刊也有图文类作品。如，半月刊《戈壁》由叶灵凤主办，当中“鲁迅先生”系列漫画描绘出叶灵凤和鲁迅间的“文化恩怨”故事。此外，正文本出版之初已经附有的封面画、图像等，同样富含各种史料。例如，《坟》一文扉页穿插着翅收于胸、一眼睁一眼闭的猫头鹰就是作者鲁迅的现状投影和真实写照，《生死场》封面图是由作者萧红所画，展现出东三省处于不断沦陷的真实境遇。
三、副文本在现代文学相关研究中的作用及影响
1.副文本为后世探索现代文学提供史料
文学作品当中的副文本可向人们展现多种类型的研究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是：①历史遗物，诸如文人故物、故居及手稿等，此类史料可作为刊登原版文物时所用。②历史文本，大致有年鉴、年谱、方志、著述、家谱等;③文学纯文本，包含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④部分文本介于文学、历史两种学科之间，此种文本亦称作“亚文本”或者“副文学”，主要有人物传记、信件、个人日记、游记、书话、回忆录等。此外，副文本的形式多样，一些类似宣传、传播的文本也可归到其中，好比作品序跋、出版词、刊登语、广告策案等[3]。往深处看，还有一些常被忽略不计的“碎片文本”，包括作品中的笔名、引语、扉页语段、题辞、图像文字、注释等。其实，这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副文本中，蕴含着非常之多的史料，研究学者应当重视这些内容的信息研究。同时，作品文本和碎片文本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其中一项内容进行探讨时，应当紧密联系另一文本内容，这样才可全面地看待文学作品，副文本的运用价值也才得以充分发挥。
2.副文本是现代文学史学中的构成部分
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副文本，其形式、内容都有丰富的史学资源，研究副文本相似于探究历史本相，在副文本里可以探析出现代文学之原有面貌。例如，《地泉》中的会集序言、良友丛书的刊发广告等。除了史实价值外，副文本还是人们理解正文本的重要信息，通过了解副文本，读者能发现更多的情景语言及相关信息。作品叙述一个具体背景时，往往需要副文本加以深度刻画，将作者成长经历、阅历情况介绍给读者，让人们全方位认识文本的叙写内容。从大局看，副文本贯穿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全程中，其参与到文学史论、思潮运动、社团运动、文类动态史的演变发展中。此外，还可编制关于现代文学广告、序跋的史志。
四、结束语
自现代文学中形成副文本及其相关文本后，文学作品得以深度细化。对副文本展开研究，应当注重其史料信息的多方挖掘，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看待副文本的价值探究，从文本注解、内容阐述、史料内涵等多个方面进行解读，鉴品副文本中蕴藏的人文价值。在解读文本时，研究者要秉持“从细节入手、立足于边缘”的原则，力求“复原”作品中的原有史貌，并以创新眼光审视文本的价值元素，开发其中的信息研究资源，运用辩证思维考虑文本史料的研究意义。副文本在现代文学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人们对文学文本进行研读时，应当用联系、全局的视角看问题，不能将正、副文本进行孤立，而要整合副文本的诸多信息，综合探讨现代文学众多作品，以彰显文学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
[1]王云霈,刘进才.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拓展——评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28):72-74.
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范文3
鉴于当今青少年普遍对语文学科不重视,不感兴趣的情况,我们进行了对青少年语文知识储备的调查,希望通过此次调查,能详细全面了解现代青少年的语文知识储备情况,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对青少年对语文知识的积累提出一些看法。
调查方式
首先我们通过小组内的讨论编出一份调查问卷,再通过在街头和校园向青少年散发问卷进行调查,最后进行统计与分析并得出结果。
调查结果
通过在街头和校园内问卷的散发,我们得到了45份答卷。经过统计,结果如下:
调查结果分析
1青少年语文知识储备情况分析
从整体上来看,青少年的语文知识储备比较匮乏。我们小组认为这份问卷的选择题应答对六道题以上算是正常水平,因为选择题只考察一些比较简单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可是通过调查反应出来的情况不是很理想。选择题答对六道以上的只有53%,只答对3到5题的人还有38%,全部答对者只有一人。这说明还有47%的人语文知识储备不够充足。这些数据是不容乐观的。此次调查反映出青少年的语文知识储备情况只能勉强合格,而仍有一部份人的语文知识储备情况只停留在初一甚至小学的水平,而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去更进一步的加深对语文的了解。在新世纪的今天,语文不光是一门基础学科,还是帮助人们提高交流能力,理解能力的重要工具,更是塑造完善我们人格的途径。青少年语文知识的匮乏对于要求高素质人才的今天来说是不相适应的。青少年语文知识的匮乏将影响着青少年的全面发展,造成理解能力,语言运用能力的低下,甚至影响青少年心智的健康发展。
从各题答题情况来看,我们还发现了青少年语文知识储备的片面性和不均衡性等。
第一题,第二题的正确率是比较低的,分别只有38%和40%。这两道题调查的是外国文学,相比调查中国文学的第四,第五题的高正确率说明大部份青少年对于外国文学的了解不如对中国文学了解的多,也说明了青少年缺乏一个广阔的语文观,仅仅局限于自己平常接触较多的中国文学,而没有去关注世界范围内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对于中国文学,青少年也缺乏全面的认识。虽然调查中国古代文学的第四,第五题的正确率高达75%,但像调查中国近现代文学第七,第八题的正确率却略低,只有平均50%左右。这说明青少年对近现代中国文学的了解没有对古代文学了解得多。而大多数青少年对于现代文学的了解也只停留在校园文学,网络文学上,这可以从回答问答题时,有不少人认为韩寒,郭敬明等也属于现代文学大家这一现象看出,现在青少年可能会有大多数人读过或比较了解四大名着,但有较少人会了解像茅盾,沈从文,贾平凹等近现代作家的作品。这从连线题只有11%的正确率可以看出,大多数青少年对于近现代的文学作品不甚了解。
2原因分析
(1)青少年对与语文的学习兴趣不大。从网上的一些调查我们得知,青少年对于语文学习的兴趣远远低与对数理化一些学科。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其一,学科爱好表现个人差异,随着青春期心理的发展,偏爱某些科目而冷淡某些科目,似乎是难于避免的心态。其二,课程增加,学习负担加重,使中学生不可能还像小学时那样将主要兴趣集中于语文学习。其三,独立思考和批判意识日渐形成,使他们对语文教学现状逐步感到不满,兴趣下降,有的甚至把学习兴趣从课内转向课外。其四,“重理轻文”等社会风气的影响也使部分中学生学习语文兴趣不浓。其五,我国的传统教育是应试教育。即使在大力实行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仍难摆脱应试教育的模式,对兴趣的培养有很大的抑制作用。
(2)青少年的阅读贫乏。从此次调查反映出青少年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不仅在量上达不到要求,也在广度上达不到要求。青少年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只限制于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名着和现代的一些校园文学,武侠作品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名着较少涉猎。现代青少年较为偏向流行阅读而不去注重经典阅读。尽管流行阅读也有其价值,但青少年更应注经典阅读,这更有益于打好自己的语文基础,更有利于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
结论与建议
经过此次关于青少年语文知识储备的调查,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1青少年的语文知识储备情况不容乐观。大部份人的语文知识储备水平勉强合格,而另一部份人的语文知识储备低下。
2青少年对于中国文学的了解程度较好,尤其对于古典文学了解较多。但对于近现代文学了解较少。
3青少年较少接触世界文学,对于这一方面的语文知识储备最为浅薄。对于一些经典文学作品的作者与人物知之甚少。
对于青少年的语文知识储备我们有以下建议:
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范文4
古典文学不只有四大名著
魏明伦说：“中国的古典文学，广义上包括的范围非常大，诗经、先秦诸子散文、楚辞、汉赋、汉史、唐诗、宋词、元曲，然后才是明清小说，再后来是现代文学。在传统时代，正统文学并不认可小说，它认可的是诗歌、文章，当然，这是传统的偏见，今天人们已经没有这种偏见了。但在另一方面，小说并不是古典文学的全部，它只是一部分，而四大名著，则是这一部分中的代表。”
其实，四大名著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多次改变。魏明伦说：“四大名著，不是谁选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当中有不少变化。四大名著之所以广为人知，这是电视传播所造成的。电视特别是电视剧，要求故事性很强，而四大名著恰好是叙事性文学的代表作。所以，重视传统文学，这是好事，但是首先要弄明白，传统文学要比四大名著、比小说广泛得多。”
太多的名著被我们遗忘
魏明伦说：“中国的小说传统，从早期汉魏六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到隋唐传奇、宋元话本，到明清逐渐成熟，然后才是明清小说，四大名著则是其中长篇的代表作。”
作为明清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唯一的。魏明伦说：“仅就长篇而言，不亚于四大名著的还有很多，比如《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著名的《老残游记》、陈寅恪研究的《再生缘》，甚至还有一部完全以骈体文写成的长篇小说《燕山外史》等。长篇之外，还有短篇，著名的比如《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都是非常好的作品。”
而今，除了四大名著之外，古典文学中的许多名著却很少出现在公众瞩目的行列里。魏明伦说：“这个时代，是一个文化衰落的时代，大量的传统文学其实并没有得到重视，即便是传统文化热，也多是历史、哲学层面的，而非文学层面的。”
传统不能搞成假洋鬼子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之下，传统文学难免遭遇冲击，更重要的是，在小说成为正统文学之后，西方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更多地占据了主流。
魏明伦认为：“‘五・四’以后的新小说，主要的方向并不是吸收和继承传统文学，而是吸收西方小说的方法，也就是说，它不是从志人志怪、传奇、话本一路走下来的，而是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不管是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乃至荒诞、滑稽等，都是西方的创作方法，而非传统的。”
然而，尽管在这个西学来潮的时代，传统文学依旧没有中断。魏明伦说：“那一代的小说家，比如鲁迅、林语堂，乃至后来的老舍、钱钟书，他们首先都有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学功底，然后又精通西方文学，所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学贯中西，都是先吃透了传统文学，又吸收西方文学。比如说《阿Q正传》，它的创作方法无疑是西方式的，传统文学中没有这么写的，但是在表达上，却有很多传统文学的影子。他们这一代人，对于传统的继承，是在骨子里的，是不露痕迹的，当然也是中西合璧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很多足以和传统文学比肩的作品，非独小说，散文、戏曲也是。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引进和吸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数典忘祖无法赢来尊重
传统的真正中断是当代文学时代。在近现代的中西合璧之后，传统文学逐渐失落，西方文学成为中国创作者最主要的方式。
魏明伦认为：“‘五・四’之后吸收西方文学是对的，那个时代我们的问题是太古板了，只有传统，不知世界。而今天恰恰相反，当代文学中只剩下单一的外来文学，传统的几乎都失落了，小说越写越洋化，甚至太洋化了，所以矛盾颠倒了。今天的我们，缺的不是世界，缺的是自我，是传统。”
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范文5
2007年8月7日至8月10日, 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由武汉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湖北大学文学院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协办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观念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武汉桂子山和咸宁九宫山隆重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近50所高校与科研单位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学术盛会。这次会议着眼于探讨一些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宏观性问题。会议围绕主题，较集中就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概念与文学史的定位问题。陈思和（复旦大学）认为，古代文学处于静止、封闭、完成的成熟状态，而现当代文学是动态的、开放的、有未来的文学，两者是不同的。他就重新构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两种发展模式作了具体阐释。他认为，20世纪现代文学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以常态形式发展变化的文学主流，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发生变异。一个是以一种非常激进的文学态度，使文学与社会发生一种裂变，以先锋的姿态出现，在断裂中产生新的范式或新的文学。这样一种先锋与常态并行的二元性文学史观有利于我们以开放的眼观阐释“五四”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突破以往新旧文学的简单界说，更真实深入地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特征。王晖（南京师大）以“时间”、“地域”、“民族”作为“当代大中华文学”的三个主要元素，提出了大时代文学观更具概括性和可操作性。周晓明（华中师大）则以唐宋元明清文学的命名方式为据，将“五四”以来的文学作为历史延续的一个阶段，认为用朝代更替的方式命名更符合历史叙述的轨迹，要注重学科的史学性。王彬彬（南京大学）认为，“现代文学”这个名称，是一种宏观裂变，也是一种微观突破，“现代文学”的名称包含的是现代意识，而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和以往以时间和政权划分的朝代文学是不同的。王本朝（西南大学）认为，现代文学边界本身是模糊的，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二三十年代对旧文学的拒绝，与我们现在的接纳，实际上都是文学史书写的一种策略。黄万华（山东大学）提出了“1949年战后文学”的命名问题。昌切（武汉大学）认为文学史界限的拓展实际上是文学性质的增加，将台港澳以及华文文学纳入到中国新文学的范畴，在时间纬度上达成共识，而意义纬度不同，会带来现代学科的混沌。颜敏（江西师大）认为，我们要加大文学史的包容性，重建适应未来的文学史观，但是这种重建现在还不需要动摇整个“现代文学”的概念。汤哲声（苏州大学）认为在面对危机与挑战尤其是90年代以后全球化的社会大背景下，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围应该扩大，乡下绅士和通俗文学都可以入史。
文学史的本体观和价值观是会议关注的又一个话题。用什么样的核心观念和根本价值立场来叙述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应有的价值立场和精神是什么？这一关涉文学史研究根本观念和叙述方式的问题在会议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探讨。黄曼君（华中师大）认为新文学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审美生命形态，学科应该从生态审美的高度，通过学科内外部关系的和谐，把握学科现代品格的核心和特征；以新文学经典为主体，从动态中把握新文学有机整体的生态生命审美系统。董之林（中国社科院）指出文学史必须讲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研究概念的历史叙述是无法回到当年的理论框架中去的，必须着眼于发现历史的相关性，并在既定的文学史与概念的反思中探索主体如何叙述历史、回归历史。杨剑龙（上海师大）以人性论为核心理念，指出“五四”以来的文学仍然是对“五四”权威的维护，不应该把复杂的文学历史简单化。马云、郭宝亮（河北师大）则关注到21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的政治关怀倾向，特别是对左翼文学的政治关怀和民族想像的政治寄寓的重新关注，从而又推动了近年来文学研究从内到外的转变。王泽龙（华中师大）认为，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是因为它本体属性上具有文学的特征，而我们以往的研究过多关注的是文学思想属性与文化特征，导致了现代文学形式研究的薄弱，后者对学术的积累更重要。曹万生（四川师大）认为“回到语言艺术本体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可以科学、真实把握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的演变规律”。宋剑华（暨南大学）指出鲁迅、闻一多等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本质是“现代乡绅”，中国现代学者应该有自己的本体立场和价值观念。熊元义（《文艺报》）则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主体性论战现象出发，指出文学研究中的矛盾、分裂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深入探讨文学研究中的整合问题，又不抹杀矛盾，在对立与整合关系中把握现代中国文学的正确走向。许祖华（华中师大）则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问题，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坚定原型信念、模型信念与道德信念的问题。高玉（浙江师大）则从后现代作为人类思维发展的重大延伸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阐释了后现代的思维价值理念对文学研究的本体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李蓉（浙江师大）、吴建波（华中师大）等人则强调要注重审美形态研究，注重文本研究、形式本体、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
当下语境中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方法是与会学者最关心的话题。在当今，学术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会议发言对正在升温的西方汉学热、“国学热”等问题展开了热烈争鸣。温儒敏（北京大学）在会议发言中阐述了当下文学研究中“汉学心态”下的“仿汉学”研究问题。温儒敏指出：新时期以来我们与海外汉学界联系日益密切，但是现在却出现了一种强行跨越人文背景的“跟风”，甚至连语气都要带着一种“翻译味”，这是很不可取的。汉学很重要，是可供本土学科发展借鉴的重要学术资源，但对汉学盲目崇拜，甚至要当作本土的学术标准或者摹本，这类“仿汉学”研究并不能真正提升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品格，是一种学术自信缺乏的表现。王又平（华中师大）认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从经验判断到知识考古，从结构性解读到解构性解读，从价值评价到描述性解释的变化。而“海外汉学”拥有跨文化的特殊视角，一直是拓展与改变现当代文学研究格局的有生力量，不断刺激着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总的影响是积极的。高旭东（中国语言大学）认为现代文学自诞生之始就具有横向移植的特征，主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要在探讨西方的接受和影响、深层联系等方面，改变一对一的比较研究的单调格局，多将问题放在流动的过程中进行整体把握。樊星（武汉大学）从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联系中，提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化源头意义。国学热语境中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受到代表们普遍关注。陈国恩（武汉大学）发言最有代表性。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他的合法性是“五四”文学革命所赋予的。捍卫“五四”文学革命传统与启蒙价值的现代文学研究，较长时期承当了文学以外的使命，曾发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当这种学术地位再不存在时，我们的学术如何转换？王富仁（汕头大学）先生提出的新国学概念，是为了取得与古代文学平等的地位，减轻国学热对现当代学科的压力。可是，这一理念实质上是放逐了现代文学现代性精神，抹平了与古代文学的本质差异。想以妥协求自立的策略，反而削弱了学科独立性的基础。陈国恩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地位，应该通过坚持“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正当性，突出其作为历史原点的意义来保证，应该通过强化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与艺术观念的差异性来保证。
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范文6
知识社会学有一观点：“现实”，其实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客观存在，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由人的主观作用“建构”出的。“知识”和“学科”乃至“古典”，也是“建构”的产物，是通过人们的话语实践而由特定社会所生产出来的。（参看二书：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chor Books，1957及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Routledge，1994）
什么事物都有一个来龙去脉，对某一事物来龙去脉的清楚洞悉，是把握该事物的关键。福柯把这个简单的道理应用在对某些司空见惯的概念语词的分析上，创立了话语分析的方法，对知识社会学和20世纪后期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80年代中期以来，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逐步译介到我国，对我国理论界的影响可以说也是与日俱增。很可惜，在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虽然也有关于新方法之利弊的种种讨论，有重写文学史的种种尝试，但是多数人似乎对这位法国思想家并不了解，也不太想去了解。的确，古典文学研究者面临的课题很多，需要读的经典、考据、校勘、注疏之类的古书都读不过来，哪里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光顾爱出风头的当代外国人的时髦理论呢？
知识社会学和话语分析在何种意义上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所需要，尝试用话语分析来反思一下“古典文学”或“国学”这几个看家饭碗的概念，或许能够明确一些。
首先，现代汉语中的“古典”和“文学”这两个词都有各自的外来背景。先看“古典”。
“典”是随时代和空间而发生变化的，英文中Canon一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经典、典范，台湾学界又译为“典律”。围绕着“典”的设定标准问题，当代西方文论有相当热烈的讨论。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出版《西方的典律》一部大书，选出26人作为西方文学经典作家，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文豪莎士比亚、但丁、乔叟、蒙田、弥尔顿、歌德等，也有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布卢姆在序言里说，既然“典”是人为建构的，当然也是可以解构和重构的。“如果人们认为不必要有这些东西，很容易找到武器去毁掉它们。” (The Weston Canon ，New York: Harcourt & Brace，1994，p.4.) 这种做法表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典”之标准，甚至同一个时代的不同时段都有自己的“典”之标准和谈论“典”的特殊话语背景。试回想一下，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先后把“人民性”、“阶级斗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批儒评法”、“评《水浒》批宋江”等不同名目作为“典”的判断尺度，就不难理解“典”是如何随着话语的转换而不断得到重构（recanonize）的。意识形态氛围对知识生产的制约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古典是同现代相对的概念，所以，古典文学是同现代文学相对应而划分的。但是，如果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随着时代的突变而不复存在，现代文学与当代之间的隔阂远远大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别时，原来所称的“现代”也就成了古典。换言之，假如我们承认某些学者的判断，20世纪文学理论的成就超过了文学本身，或者承认“文学已死亡”，那么整个的文学都已成为逝去的古典了。研究文学也自然成了研究古典。
文学死亡与文学时代终结的另一层意义是，在现代传媒的革命性变革作用下，以印刷术为基础的书面文学阅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媒介的图象多媒体传播模式所取代，与此相应，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象肥皂剧、网上互动文本等新的文艺形式，是否也应看作文学？如果也算，那么文学的边界就难以划定，至少传统定义的文学就不再有效，必然面对消亡。
古典作为一个时间性概念，有其意义上的相对性，而文学和国学作为学科性的概念同样也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既然古典文学研究被看成国学研究的一部分，那也不妨将二者联系起来做一点话语分析。近代西学东渐以来，“鉴西看中”或“援西释中”已经成为每一代学人无法逃避的宿命。但很多人不以为然，特别是那些出于民族防卫心态而坚守国学壁垒的人。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反对拿来西方的理论应用于本土的文学研究。但是试问一下，离开了西方知识分类与术语体系的纯粹“国学”如今还存在吗？即使我们出于主观的愿望想让它存活下来并同外来的学术相抗衡，其客观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当我们说到“文学”，难道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按照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来划分的文学，而是我国史书“文苑传”中的文学吗？当你打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看到中国文学发端于古代神话的章节时，你是否想到，在20世纪以前我们中国人还不知道“神话”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什么“中国神话”了。同样，我们所说的史诗、悲剧、喜剧、小说，无一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只要翻一下《四库全书》子部“小说”类，你就不难明白古汉语中的“小说”与今日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是怎样的不同了。“国”的想象共同体（对“国”的话语分析请参拙文《山海经神话政治地理观》，《民族艺术》99年3期）已然向世界开放了，附着于一“国”的“学”又怎能封闭不变呢？如果我们再深入一层追问如下问题，国学倡导者们在“国”的幻象背后的乃至文化沙文主义也就可以由隐到显了：为什么产生于公元前后流传至今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会被排斥在“国学”和各种“中国文学史”之外呢？洋洋数百万言的鸿篇巨制不能算在我国的“古典文学”概念之内，是不是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呢？
还有一组相对的范畴是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过去我们的“古典文学”和“国学”只包括记录为文本的作品，这是老概念的又一个盲视点。限于篇幅不展开谈了。
二、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它与以往时代的区别很值得人文学者深思。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改换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且还要改换传统的价值观和心态。特别是对待异文化的那种习惯性的自我中心和党同伐异心态。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转变呢？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贡献了跨文化阐释方法与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一门学科，也就是率先从全球化视野审视各种地方知识，并由此而建构文化理论的学科——人类学，可以提供有效的启发。首先，人类学的训练有助于培养对“文化他者”的中性态度，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把“他者”作为反观自身的镜子，把在自己文化中早已熟知的却又习焉不察的东西加以“陌生化”。
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呢？蚁布思说：“如果我们自觉的参与到一种以上的文化中去，就有可能对创造力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同时，这也会使我们领悟到，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其武断性和局限性。”（《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从另一方面看，每一种文化传统，又都有其独异性和自足性的一面，具有人类学者所说的“地方性知识”的不可替代、不可通约的价值。而正如本土社会成员看不到自己社会的文化特征，不能把握其地方性知识的不可通约价值，有待于外来的人类学家的田野发现。
福柯的一位法国学友，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写过一部书《差异与重复》，其第6章题为“他者理论”。 德勒兹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人类学关于“文化他者”的看法。特别是他提出的一个公式：“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C.V.Boundas编 《德勒兹读本》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1页。） 同以前的存在主义公式“他人即地狱”相比，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在容忍差异、尊崇他者方面的巨大跨越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德勒兹的这个他者公式，人类若想要在未来更多的保留生存方式的多样可能性，那就毫无疑问地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在前全球化时代各自独立的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党同伐异心态，开始把学习如何容忍差异、尊重差异，理解他者和欣赏他者作为地球村公民的一项必修课。然而，从攻乎异端到容忍差异，从党同伐异到欣赏他者，这种认识上、情感上和心态上转变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其阻力和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本土的人文研究者能否打破坐井观天式的学术眼界、画地为牢式的知识结构，关键在于自己的反思能力。
下文以一个具体的文学案例来说明，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如何从与封闭的知识传统相适应的单一的训诂考据，发展到比较文学的方法，又从一对一式的比较发展到与知识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多参照和通观性的跨文化阐释。
三、从传统训诂到跨文化阐释的三重证据法
从学术传统看，我国的人文学在方法论上主要以诗文评和训诂考据校勘两大线索为主。20世纪西学东渐背景下，学者们参照西学反观自身，对我国人文学术的这两大线索持不同看法，出现厚此薄彼的倾向（参看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具体而言，就是轻视诗文评的方法，因为它发端于直觉和感悟，无法有效地与西方的“科学”范式接轨；看中考据学的方法，因为它通过经验材料和逻辑分析的“实事求是”宗旨与西方的实证科学相通。这种厚此薄彼的结果，是以传统诗话词话为代表的诗文评方法的全面衰微（各种名目繁多的《鉴赏词典》似乎是它的回光返照），和训诂考据传统的发展与变化。笔者以为，从文化相对主义眼光看，西方的“科学”范式只是文化多样性中的一种，以此为普遍标准去衡量或统一所有的文化，难免遮蔽有特殊价值的“地方性知识”， 压抑“文化他者”自身存活与发展的多样可能。对“科学”万能的迷信随着“赛先生”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霸权确立，早已被人们习以为常，不加反思。而直觉感悟的诗文评方式正是被以实证为尺度的“科学”霸权所压抑，才濒临绝境的。现在西方人对其“科学”的迷信已打破（参看霍根《科学的终结》，中译本，远方出版社1997），这有助于我们反思“赛先生”的两面性，重估诗文评方法的合理性。下面仅说明训诂考据方法的一种可能的变化方向。
（一）《天问》注释史上的争议①
屈原《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阙利惟何，而顾菟在腹？”几句，是对远古流传下来的月亮神话发问。由于年代久，那时的神话具体内容已经不可详知，所以后代学者对《天问》的理解和注释就成了两千年来的难题。自汉代以来注释家大多认为菟即兔。王逸《楚辞章句》说：“言月中有菟，何所贪利，居月之腹而顾望乎？”朱熹反对把“顾”释为“顾望”，认为顾菟是一种兔子的专名。王夫之认为，月中并没有兔子，有的只是像兔子形状的暗影，正是这种暗影使本来又圆又亮的月亮在体形和光明上都受了亏损。屈原写这两句的意思是用比喻规谏那些包容小人自损其明的人：你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以上各家解说，尽管有分歧，但在月兔这点上是一致的。20世纪闻一多写《天问释天》（《清华学报》第9卷3、4期，1934年）要推翻旧说：月中兽不是兔，亦非兔形暗影，而是蛤蟆！作者用了大量的语言学，训诂学上的证据，列举理由11条，考证“顾菟”不是兔而是“蟾蜍”，并认为月中有蛤蟆的神话早在战国时就存在。自此以后，学者多采闻一多说。汤炳正也以训诂材料为据，提出“菟”为虎说。这样，月兽之争从两种发展的三种，争论基本在训诂学的圈子里进行，是非难辨。
（二）二重证据与比较文学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画的发现，使兔子与蛤蟆之争再度兴起。根据这幅在地下沉睡两千年的古画造形，一轮红日上有只黑乌鸦，一弯新月之上有一只大蛤蟆和一只小兔子。长沙本为楚国故地，也就是屈原生活的地区。帛画中神话题材的年代也同屈原相去不远，人们自然会把画中所描绘的月亮神话同《天问》的相关内容相联系，对以往注释上的争议重新考察。这正是由考古发现的第二重证据给传统训诂考据方法带来的重要变化。
与此同时，海外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月兔传说是从印度输入的。钟敬文先生发表《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一文，维护闻一多的月蟾说，同时驳斥外来说：“因为印度传说带有深厚的佛家说教色彩。中国早期关于月兔的说法，却不见有这种痕迹。”“产生在中国纪元前的月兔神话，为什么一定是从印度输入的呢？”稍后，季羡林发表《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正面反驳闻一多的“蟾蜍”说，肯定传统的月兔说，并也认为是从印度输入，因为印度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吠陀》就有月兔神话。（《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120-136页）
两人在月兔神话来源上的观点针锋相对。月兔神话是土产还是外国进口呢？按照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原则，需要找出“事实联系”，方能判定两个文化之间的文学交往关系。虽然公元前的中印典籍中都分别提到了对方国家的名称，如《山海经》称印度为“天毒 ”，印度史诗中称中国为“支那”。另一公元前的印度古书《治国安邦术》还提到“支那产的丝”，可是要使输入说成立，应找出文学交往的具体途径和证据。在没有交往的场合下，不同国度也完全可能产生相似的神话传说，这是非输入说立论的基点。
从月兔月蟾月虎的争论，发展到月兔神话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争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上已经历重大变化。二重证据的应用和比较视野的引入，都使国学的封闭格局被打破，研究者的思路和心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用外国的、文化他者的东西，来说明本土的东西，开始被部分人接受，当然也引发了不少怀疑和反对。
伊荣方《月中兔探源》（《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3期）一文，从月与兔的周期性变化的吻合点来解释月兔神话的类比理由，把问题引向月与兔关联产生的神话思维基础的层面：兔子生理上的特点是：后约一个月（29天）产小兔，产兔后马上能进行，再过一个月又能生产。兔的这些特点与月的晦盈周期相一致。关于月兔观念产生的时间，他以为远远早于屈原，理由是5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有猎兔之习，“中国人对兔的观察认识至少在5万年前就已开始”。虽未直接反驳月兔神话外来说，但是说5万年前山顶洞人已有对兔的观察，显然要把这一神话“专利”发明权落实在本土。不足的是，无法证明有猎兔行为人就有月兔观念；而且5万年前的人也不宜看成“中国人”，那时“中国”尚不存在。
至于月兔与月蟾的神话想象之根据孰先孰后，兔、蟾、虎三说的训诂是否可靠，仅从训诂学考据学本身无法判定；仅从中印文学的对比看，也还不能获得全景性的总体关照。
（三）三重证据与跨文化阐释
马王堆出土的帛画表明，月中兔与月中蟾未必是对立的，二者可以并存。跨文化的考察还可看到，月兔与月蟾观念都不是哪个文化的专利，而是世界性的。月虎说则相对罕见。“对于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兔子或玉兔代表人化了的动物英雄。我们想起了美国黑人中“兔子哥”的故事，它与非洲西部的兔子英雄神话一模一样。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中，玉兔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例如在易洛魁人中，大兔子就是一个“伟大的自然神”，一种了不起的精神实体。或者兔子本身就是月亮，或者它的祖母就是月亮。”（哈婷《月亮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7页）从这个事实看，一旦把眼界从《天问》的注释史拓展开来，国别文学的问题就成了比较文化的问题。某些神话观念和原型的发生是不受民族和地域限制的，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在没有“事实联系”的情况下，不能证明美洲印第安人的月兔观念来自印度，同样也难以证明《天问》的月兔说传自印度。同月兔一样，月蟾或月蛙观念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非常普遍。
关于蛙或蟾的神话象征意蕴，瑟洛特（J.E.Cirlot）《象征词典》（p.114—115）是这样介绍的：青蛙代表着土元素向水元素的转换，或者是水元素向土元素的转换。这种和自然生殖力的联系是从它的水陆两栖特征引申而来的，由于同样的理由，青蛙也成了月亮的动物（a lunar animal），有许多传说讲到月亮上有一只青蛙，它还出现在种种求雨仪式上。在古埃及，青蛙是赫瑞忒（Herit）女神的标志，她帮助伊西丝女神为奥西里斯举行复活仪式。因而小蛙出现在泛滥之前几天的尼罗河上被认为是丰殖的预兆。按照布拉瓦斯基的看法，蛙是与创造和再生观念相关的主要的一种生物。这不只因为它是两栖动物，而且因为它有着规则的变形周期（这是所有的月亮动物的特征）。荣格在此之外还提出他的见解说，在解剖学特征方面，蛙在所有的冷血动物中是最象人的一种。因此，民间传说中常常有王子变形为青蛙的母题。
那么，蛙蟾类变形动物是在什么时代、怎样进入神话思想的呢？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的年代界限，考察的重要线索只能到书面文学出现以前的史前考古中去找。吉巴塔丝所著《女神的语言》一书，对此很有帮助。她考察了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数万年间的考古文物中的造型和图象，得出有关“女神文明”的论点，该文明由于覆盖空间广大，持续时间久远，形成了在整个欧亚大陆通用的象征语言，表现为各种常见的象征生命赐予、死亡处置和再生复活的原型意象。后者也就是月亮“死则又育”功能的体现，其中的一种象征模式被称为“再生性的子宫”（regenerative uterus），分别以动物形象或拟人化形象出现。象征再生性子宫功能的动物形象是以下8种：牛头，鱼，蛙，蟾蜍，豪猪，龟，蜥蜴，野兔。象征同一功能的拟人化形象则主要是鱼人、蛙人和猪人3种。（M.Gimbutas， 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Sanfrancisco :Happer & Row，1989，p.328.）由于蛙、蟾蜍和蛙人意象在此模式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所以尽管它们与野兔的意象同时作为再生的象征而进入神话想象的世界，但是数量方面的优势在考古材料中还相当明显。仅从吉巴塔丝《女神的语言》和《古欧洲的女神与男神：6500-3500BC》等书例举的图象资料看，蛙蟾之类的造形要比兔的形象普遍得多。对照中国考古学近年的发现，情况也是相似的。诸如半坡彩陶和马家窑陶器上的蛙纹与蟾蜍造形，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兔的形象则相对少见。
关于女神文明及其象征语言产生的原因，包括吉姆巴塔丝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有相当成熟的看法。一般认为，女性特有的生育功能和月经现象是使史前人类产生惊奇感、神秘感，进而导致敬畏和崇拜的主因。当代的比较神话学家鲁贝尔在她的《包玻女神的变形：女人性能量的神话》一书中指出：“女阴是旧石器时代的女性能量和再生能力的一种象征。其时间从公元前3万年开始，它冲破各种压抑的界限，作为一种意象遗留后世。艾纹.汤普森注意到，“女阴的这种神奇的特质似乎主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想象力。但是女阴又是巫术性的伤口，它每月有一次流血，并能自我愈合。由于它流血的节奏与月亏相同步，因而，它不是生理学的表现，而是宇宙论的表现。月亮死则又育，女人流血但是不死，当她有10个月不流血时，她便生出新的生命。据此不难想象，旧石器时代的人是怎样敬畏女性；而女性的神秘又怎样奠定了宗教宇宙观的基础。”（W. M. Lubell， The Metamorphosis of Baub Myths of Woman ’s Sexual Energy，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4，p.6-7.）对女性神秘性的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敬畏和崇拜，贯穿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从史前进入农业文明，女神信仰时代传承下来的最重要神格，除了地母神，就是月女神。而蛙、蟾、鱼、龟、蛇、兔、蜥蜴等女神的动物化身形象也流传后世，只是它们的原始象征意蕴逐渐变得复杂和模糊了。信仰和巫术性的色彩日渐消退，文学性和装饰性则日渐增强。
从跨文化的大视野回到古籍《天问》注疏的争端，我们还会偏执地在训诂学的小圈子里打转，做非此即彼的判断么？就连嫦娥和不死药之类月神话的象征物之由来，也变得易于理解了。晚唐诗人陆龟蒙在他的诗意幻想中把月中的兔与蟾两种原型意象巧妙结合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