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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的价值范文1
我国古典文学是文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主要是指从远古直到五四以前优秀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历朝历代文学作品，包括远古流传下来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激越华美的现当代文学等[1]。古典文学历史悠长，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美德和民族优秀精神，以及特有的文学审美魅力，彰显我国几千年华夏文明、灿烂文化的独特魅力，是文化修养的最基础内容。在当今社会，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中西文化、多元价值观念急剧碰撞，对“三观”尚未定型、社会经验尚不足、明辨是非能力还不强的高校学子来说，易对其道德观念和价值目标产生负面影响，引发思想上的纷争。基于高职教育加速改革、创新发展的新形势下，大学语文教师要重视古典文学的教育价值与意义，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道德教育民族性原则，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充分发挥古典文学的教育功能，应用弥足珍贵的古典文学，对学生开展德育、美育等，启迪思维，传播中国声音，凝聚民族精神，彰显文化自信，从而引领大学生建立正确、高尚的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等，顺利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优秀接班人和建设者。
一、古典文学在高职大学语文课程中融汇的价值意义近
年来，国家相继出台相关文件推动传统文化在教育教学中有机融入。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为古典文学教育在大学语文课程中的融汇提供了依据[2]。将古典文学融入大学语文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一）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形成，集成儒道释等多家思想文化，蕴含稳定的共同精神、价值取向和鲜明的民族特征等。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丰富，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与“魂”，也是当今治国理政的智慧源泉，为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基础、文化源泉和实践指导，体现我国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学校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古典文学记录了中华民族共同奋斗历程，延续并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历史，饱含中国人民汇聚形成的民族精神，凝聚中华儿女的理想信念[3]。将古典文学教育融汇到大学语文教学中，将能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二）有助于“大国工匠精神”培育
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高职教育的重要目标。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发展和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关键时期，亟需具有创新创造精神的当代工匠。古典文学中，蕴含很多与工匠精神培育相关的知识与内容，如先秦时期的《考工记》中，有“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作也。”，其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与当今提倡和弘扬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非常契合。在大学语文课程中，融汇古典文学教育，可引导学生敬业奉献，勇于创新，将工匠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长为具有优秀专业技能的职业人才。
（三）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效果与人文与职业素养
高职学生对专业学习比较重视，对语文学习相对轻视，但语文是各门学科学习的基础，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未来职业发展，具有重要基础作用。将古典文学融汇到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进一步丰富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增强教学内容的生动性和吸引力，提高学生参与语文学习的积极性。既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健全人格，又有利于激发学生语文学习兴趣，提升语文学习的有效性。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如何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成为重要的课题。语文是高职教育的基础学科，也是培养学生人文与职业素养的重要学科，对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古典文学教育的融汇，能使学生在与古人的对话中，接受中华传统美德对心灵与精神的洗礼，受先贤圣哲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对学生正确三观的形成和良好思想修养的养成、增强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古典文学与高职大学语文课程的融汇策略
（一）增强教学内容与方法的生动性
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不少作品创作时代久远，其作品创作的背景、语言、表达方式等，与当今社会存在较大差别，客观上给学生的学习带来障碍[4]。教师要注重采取合理的教学方式，找准学生的兴趣点，实现寓教于乐，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高职大学语文教师要根据专业方向的不同，找准学生的兴趣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古典文学和语文教学，使之更贴近学生的专业学习。部分古典文学作品的文字晦涩难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障碍，教师可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将佶屈聱牙的古典文本转化为有声有色的形象或文本，营造生动有趣的教学情境，将文学知识生动地传授给学生。例如，教师在讲授上古神话时，可运用多媒体展示黄帝、精卫、蚩尤、刑天等形象，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引领学生深入学习和理解。再如，学习《诗经・蒹葭》时，可播放邓丽君演唱的《在水一方》，该首歌曲根据《诗经・蒹葭》改编而成。概而述之，在古典文学教学中，教师应精准找到学生的兴趣点，通过多种教学手法和风趣、幽默、诙谐的教学语言，不拘一格、多管齐下地开展教学，使古典文学在传统文化沃土中绽放智慧鲜花。
（二）应用古典文学强化语文德育效果
古典文学具有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德性文化”，以及完善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经过批判扬弃和创造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智慧，契合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和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道德主张，至今仍具有普遍意义和时代意义。古典文学作品特有的审美吸引力，能够唤醒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主体自觉，使其在主动接受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良好的道德品质。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强化古典文学教育，传承和弘扬蕴含的民族优秀精神和中华传统美德，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提升。教师要积极转变语文教学理念，充分认识古典文学教育在思想品德培养方面的重要意义，在教育教学体系中给予古典文学一定地位。重视古典文学的社会性、人文性特点，遵循“经世致用”的文学传统，将古典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转化为德育教育的现实资源。主动改进教学方法，有意识地开展古典文学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诵读古典文学，开展文学体验和进行探究式学习，灵活运用微课、小组讨论、任务驱动、翻转课堂等多种现代化教学手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和古典文学的主观能动性，提升思想道德品质。
（三）多措并举提高学生的古典文学修养
首先，要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古典文学中蕴含丰富人类智慧，但其语言、表达方式等与现代习惯存在差异。在学习中，只有具有一定文学功底与素养，才能将作品中文化精髓充分领会，增强学生与作者的情感互动。教师要对学生文学功底进行全面了解，根据学生的文学素质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分层次的文学素质培养策略，使全体学生进步。其次，要注重培养学生语言能力。古典文学翻译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教师要定期对学生汉语语法、语义、表达能力等进行训练，使其掌握古典文学翻译的技巧与能力。再次，提高学生古典文学鉴赏能力。当前，高职学生古典文学鉴赏能力整体现状不容乐观，还存在知识碎片化、基础能力不扎实、审美感受浅表化，审美感受力不敏锐、文学阐释模式化、文学阐释力欠缺等问题。因此，大学语文教师要注意提高学生的古典文学鉴赏能力。然后，利用网络平台和数字图书馆资源，有针对性地推荐古典文学基础知识的相关书目，采用师生共读的方式，逐渐增加学生的古典文学阅读量，使学生养成自觉阅读古典文学经典的习惯，在阅读中不断提高基础能力和古典文学修养。孟子提出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文学鉴赏方法，教师要引导学生掌握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鉴赏方法，使其通过知人论世，了解作家和作品的背景知识；通过以意逆志，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推测作者创作时的志趣、意图和价值取向，解读、认识作者要在文章中真正表达的意志和情感。最后，经过多次训练和实践，有效提升学生审美理解力和想象力。古典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情志、兴味，必须深入品味，才能真正领会。教师可利用音视频等多种资源，为学生创建古典文学教学情境，引领学生进入文学世界的意境中，使其品味和享受文学的美。引入实践法，通过口头和书面文本评价、小组自由探讨、课后写作训练等，引领学生将鉴赏理论与知识运用于具体实践中，全面提高高职学生的古典文学鉴赏能力。
三、结语
古典文学契合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可以对接现实教育资源。高职大学语文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古典文学的教育价值，将其引入到语文课程教学中，促进二者融合渗透，使学生在文本体验中丰富精神世界、涵养内心，促进知识传授与思想道德养成教育目的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陈光锐.论高职大学语文古代文学作品教学的“文史结合”[J].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18(01):75-78.
[2]巨利宁.高职大学语文中古代文学部分有效教学策略探究[J].章回小说:中下，2018(03):49.
古典文学的价值范文2
古典文学蕴含深厚人文思想
中国古典文学中多有“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文以明道”等说法。与会学者表示，“文以载道”的核心思想是把“文”作为手段，“道”作为目的，将文学视作思想的载体。
“文学作品必然蕴含着思想意识和价值判断，广泛意义上的‘道’是指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则是用来表达思想意识的手段。”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表示，如果没有“载道”这一目的，则“文”将没有存在意义。思想意识本是文学作品的精髓和灵魂，“文以载道”非但不会损害作品的文学价值，反而会使作品具备充实的内容和丰富的意义，会使作品具备感动人心的丰盈力量。
“这种‘道’，并非前人宇宙论图式下的‘自然之道’，而更多是伦理学意义上本体化的社会伦常与秩序。”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广宏表示，在承载“道”的目的性层面上，以“文”或“辞”为代表的文学才更能明确位置、获得重视。
“中国古典诗歌在本质上都是个人抒情诗，凡是优秀的诗歌作品，都是直抒胸臆、毫无伪饰的。”莫砺锋以杜甫的诗为例表示，被称为“诗史”的杜诗是对历史的价值评判，诗中展示了崇高的人格境界，蕴含着充沛的精神力量，是“文以载道”之说具有积极意义的有力证明。
中华文化为古代东亚文明主题
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广泛传播，使中华文化成为古代东亚文明的主题，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戏曲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特殊形式。“观察日本伎乐与汉魏乐府的关系，可以看出其中的中华文化因素。”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认为，考辨伎乐的表演内容以及“吴公”一曲中的假面形象等要素可以看出，伎乐虽然根源于印度文化并融入了西域文化元素，但也从中华文化中汲取了适合表演形式的素材。
“朝鲜王朝独尊儒家，卫道文人保持传统的文学观，对小说一向保持批评的态度。但16世纪以后，这种情况逐渐改变。”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教授崔溶澈表示，16世纪中期，朝廷大臣主动接受《三国志通俗演义》，并将其以金属活字印刷出版、广泛传播。至18世纪以后，中国小说的输入更加普遍，并被统治阶层接纳。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文学的发展，小说逐渐成为通俗文学的主流。大量进入朝鲜社会的明清小说，传播了外部广大世界的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意识的逐渐产生。
18世纪以后，中国古典诗歌开始西传法国以至整个西方世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钱林森表示，中国古典诗歌西传法国，得益于18世纪法国汉学的勃兴与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的译介。从《诗经》法译文本的流布看，马若瑟、白晋、钱德明、韩国英等神父进行了大量的译述与诠释工作，并在当时即引起了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的积极参与和回应。
以现代视野推进研究创新
学者认为，以现代视野对中国古典文学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既是中国文学研究长期和基础的工作，也是系统梳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探讨当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创新的重要任务。
“研究中国文学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旧体诗歌的现代性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林宗正表示，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一直都是现代文学的研究重点，但多数研究集中在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这段时间，且集中于小说研究。实际上，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一直是主要的文学形式。旧体诗人，不论是唐宋元明或是晚清，都熟悉古典诗歌的传统，也都讲究创新。
“唐宋‘古文运动’虽然看上去还是在‘文章’的框架内提出复古的诉求，但实际上绝不仅仅是一场文体革命，而是深刻反映出文学认识上的一种结构性变化。”陈广宏表示，其所强调的“学”的维度，令“文章”在价值观上向“文学”延伸，文学概念的内涵在当时已经有了很大扩展。
古典文学的价值范文3
关键词：翻译社会学；古典文学；译介模式
经济全球化已经产生强烈的文化效应，文化和经济共融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是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而古典文学的译介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古典文学小说的译介模式，是对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随着文化全球化，译介模式在对外传播中越发重要。中国古典文学小说要想实现本土化优势，译介模式需要及时改变。翻译社会学视角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古典文学小说进行研究。翻译社会学视角能反映出古典文学小说中社会历史状况和译者生活轨迹结合的情况，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而且可以更好的解释翻译实践的特殊性，使更多的人对翻译活动的开展、影响和作用有更生动的理解。
一、研究现状
国内外翻译学者就翻译社会学进行了有益尝试，其中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拉图的行为者网络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论等理论的出现，重新审视了翻译行为和译者身份。霍姆斯(Holmes)首先提出“社会翻译学”的概念；胡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学角度表明了建设性研究的必要性；李红满根据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当今翻译社会学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思考和问题；武光军首次翻译了翻译社会学的起源，指出翻译社会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未来翻译社会学的发展方向；郭建辉强调了翻译的社会历史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社会机制研究以及工业化研究；王悦晨建议翻译社会学的任务是展示和解释社会上翻译活动的合作和影响。译介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不是简单的文学翻译而是文学译介，“译”即翻译，“介”的主要内容是传播。关于中国文学译介研究总体数量不多，刘霁认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在编撰体例内容上依附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忽略或遗忘了许多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译介群体，“学衡派”是其中之一；江帆对《红楼梦》的英语译介行文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行为方式提出了一些启发性建议；耿强指出译介过程不仅要考虑译本选材、翻译方法、营销策略等内容，更需要时刻注意目标语文化系统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郑烨主要以《中国文学》这本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杂志为例，借助译介学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理论探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状况。
二、译介模式
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传播，包含拉斯韦尔传播模式五大基本要素，本研究重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小说三大要素，即译介主体、译介内容和译介途径，从而探索中国古典文学小说最佳译介模式。
（一）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研究的是探讨“谁”翻译的问题，即译者应该是“谁”的问题。杜博妮（BonnieMcdougall）认为目前中国文学的翻译存在以下4种模式：学术翻译、商业翻译、出于政治动机的翻译以及个人翻译，4种模式翻译发起人不同[1]。就中国古典文学译者模式而言，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中国本土译介主体模式。译介主体基本上对异国文化有一定体验和了解，作品基本是由中国国内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第二种是海外华人译介主体模式。海外华人译者大多具有较强双语能力和双语文化，如美籍华人王际真、林语堂、张爱玲、许芥昱、穆爱丽等。第三种是国外汉学家译介主体模式。汉学家深谙英语汉语两种文化，具有超强的英语写作能力。英美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的译介较多，翻译《聊斋志异》的翟理斯（H.A.Giles）、翻译《西游记》的阿瑟韦利（ArtherWalley）、翻译《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闵福德（JohnMinford）等。除了这3类模式之外，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还有一种与林纾、庞德的翻译活动相似的合作翻译形式。中国国内本土译介主体模式和汉学家译介主体都存在着不足，比较科学的模式就是中外合作翻译模式，即国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优势互补，合作翻译，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以中国学者为翻译辅助，取长补短。“中译外绝对不能一个人译，一定要有中外合作。如果中译外译者是中国人，深谙中国文化，就需要请外国学者在语言上帮助理顺润色；如果中译外译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是汉学家或者是学中文的人，就要搭配一个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外文基础又好的中国人。只靠中国人或外国人翻译我认为都不保险。”[2]
（二）译介内容
译介内容选择是翻译文本能否得到有效传播关键因素之一。翻译文本选择的成功，就会受到读者的亲睐，取得较好的译介效果，反之会达不到预期的译介效果。对作者的选择是译介主体翻译前需要做的重要选择之一，一个译者选择翻译一个作者的作品一般有几个原因。首先，因为该作者有着吸引译者的思想以及其作品深得译者的喜爱;其次是因为了解读者的喜好，认为该作家能够满足大众读者的需要；第三，是因为该作者所具有的市场价值,这一原因尤其体现在翻译发起人是出版社的时候。文本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成品所塑造的文学形象、国家形象及读者评价，如果将“挑选”的客体延至翻译项目的发起人、委托人、合译者、出版商、发表媒体等，那么对于“挑选重于翻译”原则的强调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翻译成品的可接受效度及最终传播力和实际影响力[3]。翻译的选择不仅体现在对作者以及文本的选择上，它同时包含翻译策略的选择。影响翻译文本和策略选择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因素之一是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的文化语境空间中，译者会形成一定的文化立场，译者的文化立场直接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会在翻译一部作品时明确选择自己的文化立场。面对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译者至少可采取3种文化立场：其一，译者站在原语文化立场，就会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其二，译者站在目的语文化立场就会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其三，译者站在沟通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立场就会避免采取极端的异化和归化策略，将交流作为翻译根本宗旨，努力寻找合适的翻译原则及策略。劳伦斯•韦努蒂认为译者总是倾向于本族语文化立场，他认为：“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这一打上印记的过程，贯彻了翻译的生产、流通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最有力地体现在以本土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制定中。”[4]一般来讲，当原语文化强于译语文化时，译者为求将原著呈献给译文读者，弱势文化读者往往更喜欢原汁原味的译作，译者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反之，当原语文化弱于译语文化时，强势文化认为自己文化比弱势文化更自然进步，更具普遍性，多倾向于用归化翻译方法。
（三）译介途径
传播途径包括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的媒介组织和信息载体，主要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图书、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译介途径同样包括报纸、杂志、出版社、杂志社等。中国古典文学译介途径主要包括本土出版社、报刊杂志等媒介、海外书展。本土出版社方面包括：其一，本土出版社。多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途径比较单一，中外合作出版虽然近年来有所加强但为数不多。例如，由国内本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出版工程”等。其二，海外出版社；其三，中外合作出版。中外合作出版主要有贸易式、契约式和投资式3种基本模式。贸易式是一种最直观、最简单、风险最小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契约式是国内出版企业通过签订合同或转让合同方式把版权给海外出版机构。投资式模式指国内出版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方式在海外形成出版分支机构的海外图书市场进入模式。媒介方面：在译介中国文学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作用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报刊杂志作为大众媒体的重要形式一直是传播中国文化译介中国文学的重要途径。书展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清醒地意识到文学交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中国作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他域。中国政府也积极创造机会，开拓中国作家和国外作家、出版家、读者面对面交流的途径。办书展是新书、进行交易版权、探讨全球出版业发展动向展开深度的交流与研讨的平台，是作家作品走出国门参与交流并获得关注的重要途径。总体来说，在这3种出版途径中，中国古典文学小说主要依赖的还是国内本土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的翻译目前在美国的文学市场上，占有非常小的比例。比起国外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西方读者更倾向于阅读“自己人”参与出版销售的作品。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的译介途径较单一，中外合作不多，主要是本土出版社。因此应该加强合作，加强中外出版机构多渠道合作：版权贸易、图书贸易、合作出版、数字出版物、国外办出版社等等；加强优秀文学作品的影视拍摄。
三、古典文学小说译介模式的弊端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虽然一直致力于走出去，但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翻译策略不合理：翻译的译者大多数为本土译者，但他们将中文翻译成第二外语时，就会遇到很多问题。译者对英语的精通程度与母语相差很远，翻译时很难确保译文的准确性，甚至与原文的作品风格有很大的出入。译者要尽量避免对原太大的改动，尊重原著的文化语境。
2.选材不当：中外文学的语境不同，部分译本无法被国外读者所接受，自然也不会关注中国文学。译者在翻译时，需要考虑到意识形态、文化素养以及阅读兴趣的差异，不能纯粹地追求译出的数量。
3.销售渠道单一：通过文学译介的译本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读者对译本的误读会影响在国外的广泛传播。多数译本的出版发行方式是比较单一的，以熊猫丛书为例，他们选择在国内出版并通过国内的销售商在国际书店进行推广，没有选择国外的商业出版社，这就很难了解和把握其销售市场，大大降低了译本的竞争力。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首先译者要做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翻译，还要考虑传播过程中涉及的众多因素。文学译介不仅仅是语种的转换，它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交际行为。其次，要充分认识译介现状，翻译时不能只是埋头翻译，更应对传播状况进行仔细的分析。再次，要多渠道销售译本，中国古典文学完全走出去不能只依靠自己，可以与国外知名出版社进行合作。政府和研究者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开辟新的图书译介模式与销售渠道，先在中国出版社出版再通过国外书店推介的方式固然不如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由于国外出版社更能准确了解和把握读者市场，译本可以充分利用成熟的销售渠道进行推广。中国古典文学小说需要彻底改变传统的译介模式，才能把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化宣扬出去。译介模式的成败，体现在读者能够顺畅的拿到译本。国家应不遗余力地对译介活动给予支持，但是通过外文局图书推广渠道的模式不改变，中国文学就不能完全走向世界，《牡丹亭》的推介以及“熊猫丛书”的失败都印证了这个模式的不合理性。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要大胆实行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本土的人力资源，充分考虑国外文化系统的诸多因素。要积极与本土的文化机构出版机构合作，选择正确的译介模式，利用本土的人力资源和销售资源，让中国古典文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
参考文献：
〔1〕Mcdougall,Bonnie.TranslationZonesinModernChina[M].NewYork:CambriaPress,2011.
〔2〕鲍晓英.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探索———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3，（5）：43-45.
〔3〕胡安江.文本旅行与翻译变异———论加里斯奈德对寒山诗的创造性“误读”[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6）：63-68.
古典文学的价值范文4
文化归化异化文化负载词一、引言
上世纪80年代，西方文论研究中发轫的文化转向也开启了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西方的翻译理论家们开始关注文化、政治、权力关系、主流诗学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文化成了翻译研究的重心，从而使翻译研究摆脱了静态的语言学分析和长期以来的“直译”与“意译”，“忠实”与“通顺”等无休无止的争论。文化研究学派在90年代后主导了翻译研究的潮流。其中，韦努蒂在讨论译者隐身的现状后，提出了“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开始要解决“翻译对原作中原语语言和文化汲取的多少和译作对原作文本差异的保留多少的问题”（Steiner 2001：148）。虽然韦努蒂倡导的“异化”主要用于从弱势文化向英美强势文化译入时英语的翻译者应采用的翻译策略。但这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来分析和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典籍翻译实践中“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的运用及其实际效果。本文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两种最常见的译本（杨宪益译本和霍克斯译本）中“归化”与“异化”策略的使用及效果进行个案对比，从而对此类翻译中的翻译方法和策略的使用进行有益的探索。
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丰富的文化蕴涵及其翻译障碍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灿烂的文化积淀从而充满恒久的魅力，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介绍到世界各国。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所涉及的文化既有共时文化也有历时文化。所谓共时文化就是这些文学名著成书时的中国文化，所谓历时文化就是书中涉及与赖以为背景的在成书之前到成书之时的中国历史文化。这些文化包括姓名文化、职官文化、器物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医药文化、地理文化、民俗文化、语言文字文化、文学艺术文化、各种宗教文化等。
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至少有三大障碍：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文化。就语言材料而言，《红楼梦》用的并不是古代汉语材料，严格的说，是用浅近的古代汉语写成的，夹杂着古代汉语成分。尽管如此，它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和现代汉语的语言文字还是有很大的差异，从而成为翻译的一大障碍。另外，作者的写作艺术手法也是翻译的一大障碍。《红楼梦》的写作艺术手法出神入化，有时候成为翻译中不可逾越的障碍。首先，该书采用对称结构，一干多枝的情节布局，前文伏笔、后文交代的连接方式，人物姓名、语言、诗词歌赋都与情节相关联等手法，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演绎历史事实。从而创下了我国古典小说艺术手法纷繁复杂之最。其次，曹雪芹笔下的人物的姓氏排行、雅名俗称、言谈举止、诗词歌赋、社会交往甚至活动空间都完全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暗示了人物必然要走向悲剧结局的命运。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深厚的文化蕴涵无疑成为翻译的最大障碍。《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者和中国古典文学最高成就的扛之作。《红楼梦》同样涉及了成书时中国清代的历史文化，也涉及清代以前的历史文化。清代是我国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少数民族满族入主中原。满族文化虽然逐渐与中原文化融合，但其本身的文化特色并没有完全消融。另外，《红楼梦》还有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例如中国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和虽从印度引入但已经本土化了的佛教文化等。还有对《红楼梦》成书期的清代康、雍、乾时期的文化研究。康、雍、乾虽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但由于当时西方已经历了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的洗礼，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清王朝已开始走向衰落。《红楼梦》全书和书中的许多描写都要结合这些情况来理解。因此，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时，译者必须面对以上所述的诸多翻译障碍。而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采用也将产生大不相同的效果。
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中翻译策略分析：归化与异化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在当今文化派翻译理论视角下，呈现出新的面貌。无疑，韦努蒂的归化与异化论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有独特的借鉴意义。
根据韦努蒂的翻译理论，《翻译学词典》将归化定义为：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以最大限度的淡化译入语读者对原文的陌生感的翻译策略。（Shuttleworth&Cowie，2004：43-44）韦努蒂把归化看作是英美的主导翻译传统。韦努蒂认为归化是一种对原文文本的种族中心主义删减以符合欧美译入语文化价值观，所以极力反对归化策略。（Venuti 1995:20）奈达可以说是归化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最贴近的自然的对等”理论把译文读者置于首位。他认为译文读者从译文中获得的感受应尽可能接近原文读者从原文中获得的感受。因此，译者有责任帮译文读者将一些有可能难与理解的信息“改头换面”，从而使译文的阅读与理解轻松自如（Nida，1993:121）。
另一方面，韦努蒂极力倡导异化的翻译策略。毫无疑问，文化派眼中的异化决不是简单的直译。因为异化的概念以远远超出了语言的层面，上升到了文化、诗学、以及政治的层次。韦努蒂对异化的定义是：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Venuti，2001:240）根据韦努蒂的理论，《翻译学词典》把异化定义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Shuttleworth&Cowie 2004:59）。韦努蒂认为采用异化策略将呈现“在当今的世界事物格局中的一种战略性的文化互相认可”。因为异化翻译将挑战欧美主流文化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倾向与排挤翻译文本中的“他者”。把异化翻译看作是一种使目标语种族多样性的手段，韦努蒂认为它具有“保留原语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把读者送到国外”的作用。这种策略涉及的不仅是摆脱了对目标语语言和文本限制的绝对遵从，而且可以选择不流畅的、不透明的风格，以目标语的古文来再现原文的真实。这些方法的使用将会给目标语读者一种“异域的阅读体验”（Venuti，1995:20）。
可以看出无论归化还是异化，以韦努蒂为代表的文化派已经将翻译中不同的文化差异处理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把对文化差异的削弱或保留看成是文化侵略或对文化侵略的抵制。尽管韦努蒂的归化与异化的讨论是针对弱势文化向欧美强势文化翻译过程。但这种基于文化因素的划分和界定无疑会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因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负载着向不同文化传播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我们采用不同的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也将深深影响这种文化交际的最终结果。
四、结语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艺术魅力绝非仅仅限于语言本身。其丰富的文化、艺术、哲学、社会学内涵更是弥足珍贵的。另外现代西方译论尤其是近年来的功能目的论、交际功能论、文化学派给我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鉴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的特殊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充分考虑：（1）翻译的目的；（2）译文的目标读者群：是普通的国外读者还是西方的精英读者；（3）交际功能。运用异化策略翻译无疑会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要考虑到此种策略可能给普通目的语读者带来的阅读障碍。但保留文化的特性应是此类翻译的主要目的，因此异化的使用应多于归化。
参考文献：
\[1\]曹雪芹,高鄂.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程永生.汉译英理论与实践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3\]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A\].中国翻译，2002，（9）.
古典文学的价值范文5
关键词：日本古典文学选读 课程建设 实践
一.日语专业《日本古典文学选读》课程
语言能力和文学素养是外语类人才培养的两大目标。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日语组制定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中，对日本文学课开设的目的进行了详细的说明：“通过文学课教学，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还要开拓学生视野，陶冶学生情操，培养良好的素质和气质。另外，还应使学生初步掌握文艺批评的方法，为将来从事日本文学研究、教学或撰写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打下基础。”
其中，作为日本文学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大学日语专业普遍设有《日本古典文学选读》课程，授课对象多为具备一定日语水平的高年级日语专业的学生，一般开设于本科阶段的第五或第六学期，是培养学生基本文化素养，引导学生建立日本文学知识体系，扩大知识面，提高实际语言能力的重要手段。
二.《日本古典文学选读》课程实践
解读非母语的外国文学作品本身就有一定的难度，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古代日语更加深了鉴赏的难度，学生会因为其晦涩难懂而觉得枯燥。因此，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认识到学习古典文学的现实意义，并且在学习过程中觉得有所收获，是上好这门课程的关键。
笔者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进行了各种有益的尝试，致力于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上进行改革，旨在改变传统的学生被动学习的模式，使学生做到自己独立思考问题，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和日语运用能力。
更新教学观念和教学内容：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目的，根本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文学课教学的主要目标，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精心设计多元化的教学内容。注重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和选择性，对一些知识、古典语法点进行详细讲解，以便对考研和准备过八级的学生有所帮助；一方面，会找一些有趣的、和课本知识、时事等相关的、大家感兴趣的内容；做到难易兼顾，让参与的学生都感受到学习古典文学的乐趣，感觉上这门课有意义。
改革教学模式：采取Seminar“演习”教学模式，在教师指导下，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分小组按 “文献检索自主定题主题发表教师补充讲解师生讨论总结讲稿”的步骤完成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融会贯通地进行学习，不仅培养学生对日语的综合运用能力（读，写，说），同时还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改革学生考核与评价方式：学生在完成课堂发表之后，根据讨论辩论的结果和教师的建议，在原有发表资料的基础上整理出正式的书面报告提交，教师结合学生的课堂表现，给出相应的平时成绩。期末学生在学期发表内容的基础上，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以小论文的形式提交一份研究报告，以此来替代传统的卷面考试。另外，对讨论中提出独特见解和对课程教学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可酌情加分。
通过《日本古典文学选读》课程的研究性教学，使学生更加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日本文化，并用开阔的视角比较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异同，加深对两国文学、文化的理解，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同时充分挖掘课程参与者（教师、学生）的学理潜能，最大限度地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认识互动，从而深化对某一主题的认识，实现学术交流的最佳效果，真正达到“学有所获、教学相长、日学日进”的教学效果。另一方面，作为高年级的学生，在查阅文献资料等方面也得到一定的锻炼，可以为其写好毕业论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关于《日本古典文学选读》课程的思考
首先，作为以鉴赏为主要内容的《日本古典文学选读》课程，需要结合日本文学史的相关知识展开。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产物，对作品的解读和鉴赏不能脱离文学史知识而独立进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结合相关的历史和文学史知识，就作品周边（时代背景、文学概观、文学史地位）等方面展开调研，只有当学生了解了文学作品的背景、意义和动机，才能从宏观的角度更准确的把握和理解作品。同时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审美情趣，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视野。例如，介绍《竹取物语》、《伊势物语》等平安时代的作品时，可以在讲解过程中就汉文学的隆盛，和歌及女性文学的兴盛等时代文学特征，以及平安时代的政治经济特色等方面进行说明，帮助学生理解作品的内涵。
第二，扩展课堂知识，引导学生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进行鉴赏学习。众所周知，中日文学间存在着极深的渊源，这点在古代文学阶段体现的尤为明显。从上代、中古，至中世、近世，日本古典文学深受中国文学影响，很多作品中都有中国六朝、唐代、直至元朝时代作品的影子。基于课程内容的这个特点，在《日本古典文学选读》课程的学生发表环节，除了作品本身的介绍，同时设置“中国文学とのがり（与中国文学关系考证）”一项，使学生在了解日本古代文学的同时，加深对本民族传统文学的了解和认识。例如在讲解上代和歌集《万叶集》时，引导学生从题材、作品风格等方面着手，对《万叶集》与《诗经》、《文选》等中国诗集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一方面有益于学生从宏观上对日本古典文学作品进行理解和把握，同时可以敦促学生进一步深入地了解本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国学热”升温，古典文学价值重新被人们重视的今天，这种形式的研究性教学显然具备较强的现实意义。
第三，在鉴赏过程中对常用的古典文法做适当的介绍和讲解。日本学者阪仓笃义认为，文学教育的根本在于指导学习者关注一个问题，即文学作品是通过语言，运用句子与句子的搭配或措辞的选择等表现方式而创作出来的，并使学习者有意识地去理解其效果。由此可见语言基本功对能否正确理解作品具有重要意义。日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经过前期基础日语的学习，虽已具备阅读日语原文文学作品的能力，但是，由于还未学会和掌握分析作品的方法以及日本古典语法，致使在阅读过程中，还无法解读出作者是借助什么样的艺术形象和技巧，来传达出其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因此在课程进行过程中，教师在对作品内容及相应时代背景的介绍的基础上，可以就经常出现的常用古典语法进行普及和说明，一方面有益于学生正确理解和把握作品，另一方面，也可对高年级学生顺利通过日语专业八级考试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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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占才成.跨文化视野下的日本文学课程教学[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13（1）：135-136
[5]苏萍.反思性教学下的日本文学教学模式试探[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1）：71-73
古典文学的价值范文6
将古典文学中的色彩搭配和色调应用与现代设计联系起来，在平面设计领域中地产类海报似乎是做得最好的。大型地产商在推广自己的楼盘时，时常提及空间的文化涵养，这样的广告预案就是一种项目的设定。好的产品必定包含文化因素、文化背景以及文化体验，处处体现对人的本位思考。为了让古典文学不仅仅是隔着强化玻璃的文物古迹，而是实实在在地贴近人们的生活，渗透到设计的风格中，笔者以古典巨作《红楼梦》为例，借助其文学内容阐述古典文学中的色彩对传统包装设计的参考价值。
曹雪芹的《红楼梦》创作历经十载，作者以全知视角看待空间、人物的对应关系，“随美赋彩”，文中每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色彩感知力。随着电脑设计中色板图谱的使用，传统色彩应用越发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很多色彩名词已不知其颜色所指，如炎、绾、缥等。《红楼梦》中多处提及了色彩的应用和布料编制的使用，我们熟悉的三大色调红、黄、蓝在文中各有10多种，如松花绿、秋香色、碧玉红、藕荷等色彩名词在电脑的色谱中已经找寻不到。色谱的标准是由西方人制定的，时至今日，人们仍能时时接触到中华大地上的传统色彩，如每逢佳节时的传统月饼包装等。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想鉴别商品间的差异实在很难，人们对传统的色彩仅仅停留在红配绿、红配金的浅显认识上，其余颜色似乎都淡出了色表。在贾宝玉的角色设定中，曹雪芹在塑造人物时注重高度的个性化、贵族化、女性化。设计源于生活，让人觉得角色真实可信，是在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影响下的生命体。大观园内空间色彩的搭配以贾宝玉所居住的“怡红院”中的“红”“绿”为主色调。男主角的每次出现也都带有特定的亮度、彩度，如“黑色的小短辫，红丝结束“”黑亮如漆“”金八角坠角”等，如此考究的装扮现如今仅能演绎于戏曲舞台上。
从《红楼梦》反观现今的包装设计，如月饼等传统食物的包装缺少那份精致纤巧之美，万千款的包装在充斥着货架的同时却少了那份厚重和个性。现代包装中提倡的环保和循环利用的理念在被落实时往往摆脱不了机械设计的影响，与传统包装那份遥寄相思、礼轻情重的理念也相去甚远，而草绳、纸袋用以包装捆扎可谓简约到极致，体现出原始质朴之美，那份庄重、沉稳更能体现匠心独运的设计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