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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评论范文1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文学评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既提升了中华民族对于阅读古典文学的鉴赏品格，也成为历史对我们的馈赠。而文学评论中出现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则从一定程度上导引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方向。本文就文学评论的价值观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嬗变的价值和推动进行分析。
一 古代文学与文学评论的发展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历史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且每种题材的演进都是一部脉络清晰的历史，充分体现并显示着它的历史与文化的博大精深。
从先秦文学开始，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就已经如影随形了。由于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文学评论家，因此充当文学评论者的往往是当时的一些思想家。例如，受到儒家、道家的思想观念影响，先秦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儒、道思想。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百家争鸣，文坛异常的繁盛，而诸多的思想家学说不但影响着文学创作者的思维方式，还决定着他们对一切事物的取舍。而后的秦汉文学作品中更可以看到文学评论的深刻影响，如司马迁《史记》中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就是当时道教繁盛的典型影响之一。至魏晋南北朝，在玄学思辨哲学的影响下，文人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苦闷情感和自我意识，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成是诗歌，其中又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最为突出。此后的唐宋元明清等时代的文学发展，无一没有文学评论价值观影响的影子，如南北宋词曲的迥异风格，就是受到北宋末年文学评论流派的影响。到了元代，随着尊崇佛道思想的兴起，文学出现了俗雅之变，戏曲、散曲等俗文学受到广大平民的喜爱，其中又以散曲的成就最高。从总体上说，前期散曲注重本色，风格质朴，后期偏重词藻音律，风格趋于典雅。此外，南戏和话本小说也有了新发展。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北宋末年产生于浙江温州一带，用南曲演唱，是一种民间戏曲。它结构宏大，形式自由，曲调柔婉悠扬，为南方民众所喜爱，成就最高的是高明的《琵琶记》。南戏“四大传奇”《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也较著名。南戏发展到元末已经定型并臻于成熟，到明清演变为长篇传奇。这一时期，诗文创作成就不高，较著名的诗人有刘因、赵孟 、萨都剌、王冕、杨维桢等。
综上可以看出，随着文学评论影响所导致的文学创作者思维的改变，古典文学在风格、体裁等方面亦有明显改变。
二 中国古代文学嬗变及其诱因
文学嬗变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悠悠五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学也许只是其中一朵娇美的浪花，随着地势的起伏，或蜿蜒流淌本文由收集整理，或汹涌澎湃。一切的变化都看似那么偶然、无意。而当我们静下心来，去仔细地推敲它的每一种变化，又会发现，任何的变化都是一种必然，都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文学批评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独立于文学学派，既与文学密不可分，又有着它自身的独特价值。
（一）中国古代文学嬗变及其诱因
1 中国古代文学嬗变概况
（1）形式嬗变
诗歌是中国文学最早出现的一种艺术形式，在西周初年和春秋中叶之间，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而后到了汉魏六朝时期，出现了新的文学形式——乐府，乐府诗发展到后期开始逐渐形成五言、七言句式，到汉末出现了《古诗十九首》，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而七言诗则是在五言诗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盛唐之后，词作为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自民间而起，渐成风气，至南宋后期，散曲取代词的地位，引起了更多文人的兴趣和关注。除了诗词之外，散文、小说自战国时代以来，也一直在延续和发展，散文中辞藻华美，多用骈句，至后来骈文兴盛，传统散文式微，而逐渐产生赋。
（2）内容嬗变
文学反映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生活或者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内容也几经变化：《诗经》多描述生活、爱情，到后来《楚辞》开始，内容多见忧国忧民，诸子散文更是以治国、王道等为自己的核心内容。乐府诗、五言、七言诗的内容开始更为广泛，咏物、颂人、叹家国，包罗万象，词、散曲则更多的是娱乐意味，文学的功能也在内容的嬗变中悄然发生变化。
2 中国古代文学嬗变的诱因
导致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多重的，主要包括：1、社会环境的变化，动乱、稳定、贫穷、繁荣，不同的社会环境对于文人自然也有不同的影响，文学也自然会随之产生变化；以唐代诗歌为例，诗歌的发达，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风格流派之多样，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朝代。唐朝诗歌能获得空前发展，除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基本原因外，还有多方面的因素：1、唐朝是庶族地主大量涌上政治舞台的时期，给诗坛增添了一大批新诗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风格来反映现实生活，使唐诗能够突破六朝门阀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文风，丰富、充实了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魏晋以后，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趋向成熟，隋统一全国后，促使南朝的绮丽文风与北朝的质朴风格相融合，这都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唐朝科举以诗赋取士，封建帝王对诗歌的提倡，刺激了文人对诗歌创作的重视。当时国内各民族的融合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也为诗歌增添了新的营养。这些都是促使唐诗创作繁荣的因素。2、文学自身的积累。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自身在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积累，从量变到质变，自然会体现出一定的变化。以魏晋文学的发展为例，秦汉以后，一味追求声律、词藻的骈文逐渐占据统治地位，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日益占据优势，士族地主势力迅速衰微，这种贵族文体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出现了提倡古文的运动。实际上，这是一个企图使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比较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运动，所以才出现了魏晋文学。3、文学批评的导向。文学批评是在文学出现之后才产生的，但是二者间隔的时间并不长，文学批评的作用很多，其中就包含对文学发展的导向作用，以下就是对此的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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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学评论的价值观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影响
（一）儒家文学批评价值观对古代文学嬗变的社会功用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最开始诞生的时候，只是作为儒道两家的学说附庸而存在，但是发展到了后来，开始展现出自己的价值。以儒家文学批评为例，从最早开始的“献诗讽谏说”与“观诗知政说”，直到后来的“知人论世”，都是注重自己的社会功用。而这些评论也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主张直面天下之忧乐，上约束帝王、下兼济苍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儒家思想主导的文学批评价值观下，文学自然而然地开始向多重社会功能迈进。以陆机的《文赋》为例，他主张文学就应该达到“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自由状态，却又同时要兼顾“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昭明太子编著的《文选》也主张，“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汉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学批评的这种社会功用价值观，就一直渗透到了骨髓。因此，纵观中国古代文学的演变，无论形势如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学思想始终贯彻其中，或者说儒家文学批评，作为中国古代主流的文学批评，其价值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出道、入世、佐圣王，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永恒的旋律。
（二）道家文学批评价值观对古代文学嬗变的艺术功用
与儒家文学批评价值观不同，道家文学批评价值观，更多的是讲究“出世”，不论是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还是庄子的“虚静”、“物化”、“得意忘言”，都站在以“自然”、“道”为核心的哲学基础上，他们的文学批评价值观只是哲学观在文学问题上的体现。这种思想在古代的中国文学中并不是主流，但是其影响也不可小觑，无论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梦幻田园，还是对桃花源的无限憧憬，文学从来都不是一种单纯的宣扬社会价值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并无不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空前繁荣的唐宋两朝，也诞生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唐诗”、“宋词”，而这两朝的诗词，艺术价值也远远大于社会价值。文学，正是在道家的文学批评价值观下回归真我，老子或者庄子们所倡导的对“道”的体悟和自然美标准的文论观，也就构成了“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于是，在儒家文学批评成为主流的环境下，我们的古代文学，一直以来都保留了最为纯粹的艺术美，在任何时代下，都有一群借笔墨遨游天际的“鲲鹏”。同时，道家文学批评价值观对儒家的文学批评也有着自身的影响，在“为社会而艺术”的主旋律下，适当地“为艺术而艺术”也能为乐章添加华彩的变奏。
（三）玄、道、佛价值观对古代文学嬗变的现实价值
历史上有名的元嘉时期，就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在文人的创作心态中，文学逐渐淡化了文学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功利目的，强化了文学的本体性和审美性，文学创作开始趋向于个性化和风格多样性。在这一时期，各种文学形式丰富发展，文学在受到普遍重视的基础上，文学批评出现繁荣景象。
南朝以后，人们的思想潮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儒学“大一统”思想地位开始动摇，但玄学清谈形式并没有消亡。宋文帝元嘉十五年，朝庭特地设立儒、玄、史、文四学馆，而且儒学思想经过与玄、佛、道的不断冲突、较量、改造和糅合，不断吸收玄、道、佛文化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逐步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统治框架，成为统治者统制天下的潜在工具。自宋武帝开始，南朝各代寒人皇帝，一再下兴学的诏令，设立传授儒经的机构，到梁武帝时，糅合后的儒学思潮达到鼎盛，《礼》和《孝经》的研究尤其繁荣。儒学在思想核心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糅合后的儒教成为南朝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期间的学术思想多元化而且较为注重审美，对于庄子的推崇到了比较的境界，逐渐淡化了政治倾向和政治功利目的，注重强调文学的本体性和审美性，文学创作开始呈现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和创作手法的个体性。
文学自觉性的形成，使元嘉时期的文人将个人的志趣转向广泛的文化方面，藉文学活动来参与政治，所以可以说，文学还是从属于政治的地位，人们对于文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从事文学创作者的社会身份各式各样，既有门阀士族、文学侍从，又有帝王、宗室、达官显宦，甚至还有武人、僧道、妇女等各个阶层。元嘉时期先后出现了众多因创作主张迥异而形成的分流别派、文学集团，注重强调作品的个性，研究探讨创作的规律特点，使文学在形式、技巧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推动了文学创作朝着自身规律发展。
古代文学评论范文2
针对我国目前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关于写作能力培训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当要从课程设置上进行改革。我国目前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写作方面的课程包括基础写作和应用文写作两部分，以写作基础理论为体，以文学写作和实用写作为翼，称作“一体两翼”。在教学安排上是先学习写作基础理论，然后进行文体写作教学，包括新闻、文学和评论类的写作，最后开始学习应用文写作，包括公务文书、事务文书和学术论文的写作。由于作为“体”的写作基础理论是对文章的写作方式进行提炼和总结而来，而文学写作讲究创意，公文写作要求规范，因而这种“体”和“翼”难于协调，因此要进行改革。汉语言文学专业除了写作课程要求写作之外，其他的课程都是以提高文学修养为主，像“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学概论”，这些课程与写作没直接关系，这样对于写作能力的提高也有影响。关于写作教学的分类，目前这种写作分类显然有不科学的地方，应当根据写作的内容分为创作型和应用型两大类，那些有感而发不拘于形式的的文体可称为创意型，像新闻、文学类、评论类，公文和学术论文因为有固定的格式才可以纳入到实用型。由于写作能力的提高需要循序渐进，因此要改变目前这种学一学期理论再写一学期的做法，应该在大学四年中，每一学期都要安排写作，从大一开始，先安排实用型的应用文写作，然后再根据学习内容安排新闻类、文学类这些具有创意性的文体，最后再学习写学术论文。这样不间断地写作，比在一个时期集中写作效果好。在学习“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这些课程的同时，不能光学习，可以边学习边进行文学评论之类的写作，这样在提高文学修养和鉴赏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写作能力。
2利用网络平台提高写作能力
写作能力的提高与个人兴趣有极大的关系，为兴趣而写和为完成任务而写效果是不一样的。在目前，由于网络的普及，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和过去相比都有明显的改善，网络上的新闻也不完全是记者采写的，人人都能成为记者和编辑，过去文学爱好者的作品发表非常困难，而现在文学爱好者不仅自己可以开博客，还有各种文学网站可以发表小说、诗歌和散文，这些对于提高写作能力都有帮助，可以鼓励学生开博客，这样既可以阅读别人的作品并进行评论，自己的文章也可以让别人欣赏。通过欣赏别人的博客、评论别人的博客、时常更新自己的博客，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也能增加写作兴趣。
3功夫在诗外
古人常说的“功夫在诗外”，指的是善于积累、善于观察生活，这样写起来才形象生动。写诗如此，所有的写作都如此。提高写作能力，除了要多练之外，更要多积累，这种积累包括文学修养的积累和生活的积累。文学修养的积累就是要多读书，不仅要读中外名著，还要读一些名著的评论文章，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名著的优点。除了名著之外，对于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都要涉猎，像诗歌、散文以及历史、自然科学甚至人物传记等等，只有知识储备丰富，写作起来才能触类旁通，文思泉涌。观察生活不仅要观察人，还要观察大自然，包括各种动物植物以及生活环境，这样写作起来才有东西可写，避免闭门造车，写一些无病的作品来贻笑大方。
4结语
古代文学评论范文3
一、理性评论与感性领悟的适度分离
鉴赏是指包括了对于审美对象的理解、感受和评判，教学应该以其中的感受和理解为主。我认为诗词鉴赏的大忌是急于给出理性的评论。诗词鉴赏不是以应考为最终目标的，而是让学生在这一活动中获得审美体会。教师应当以让学生获得愉悦的审美为目标，而不是让他们写出一段出色的评论，更不是去提供一个现成的结论。如果把古代诗词比喻成一棵大树，诗词鉴赏的目的则不是去判断这棵树应该是什么科目，也不估量它适合做什么，也不是分析它哪里生长得旺盛，哪里的叶子稀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是要眼睛盯着树，心里面想着树，感受着它剪秋裁春的气势，为它喝彩，为它倾倒。对于古诗词，一下子就思考它采用了什么样的表现手法，语言怎么样，应该怎样去评价等，越过了审美的过程，表面上看好像“鉴赏能力”是很强的，实际上却是一种失败。
但是诗词鉴赏也不能离开理性的评论，这的确是考察一个人鉴赏水平以及表述能力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考试的要求。我们虽然不能为了考试而进行语文的教学，但也不能特意回避理性的评论，去逃避应试。诗词鉴赏时理性的评论技巧是很强的，有一定专业的术语进行使用，有固定的套路去遵循。也就是说，学生只要把诗歌的背景以及诗歌的本身理解正确，在感性的体悟基础上总结出理性的评论并不困难。教师也应在古诗词的鉴赏教学最后一环指导学生写出理性评论。但是课程要准确定位，不能让应试目的支配教学。
我认为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在于两者适当的分离。在鉴赏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指导学生去体会诗词的优美，不要时时刻刻地想着去做作出评论。理性的评论应该放在感性的领悟之后，可以安排在最后，或者利用特定时间进行应试强化训练。
二、学生与教师的紧密配合
教师要清楚课堂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中学生是诗词鉴赏的主体，教师是主导。指导学生如何去完成鉴赏是教师的任务，而不是教师代替学生去鉴赏。如果在一堂古诗词鉴赏课上，教师自己讲得非常投入，而学生们却不接受，甚至教师代替学生总结，把最后的评论交代给学生，然后让学生掌握住去应付考试，这样的课堂肯定是不成功的。
教师在古诗词鉴赏教学中担负着重要责任。我认为，对于古诗词鉴赏，教师应该具备以下素质。
首先，要有扎实的知识储备。教师要指导学生去了解诗词的相关背景，自己对诗词的各代重要注疏也要提前了解。西方学者认为，作品问世后就具备了它自己独立的生命力，作者的本来意思并不是诗词所表现出的唯一蕴意。但是中国古代文学评论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特别追寻作家的原意。《孟子・万章下》中，“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提出的理论是“知人论世”，这是我国古代文学评论的重要观点，直到现在也仍然是评论文学作品的主要原则。
我认为，中学阶段的古诗词教学的目标不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而是要增强他们的感悟理解能力。对于古诗词，先不要着急提出自己独特的理解，而应该先掌握已经成为定论的那些解释，或是几样被学术界已经通任的解释。教师对古诗词中心思想、字、句意思的解释要有依据，不能单凭自己的理解和任意想象。这种依据，应该来自于历代著名注疏。一名没有读过诗词的相关注疏就上讲台的教师，恐怕是没有太大自信心的吧。
其次，教师还要有能够沟通诗词内外相关知识的水平。我国古诗歌的意象、题材与主旨经常都会有很深刻的文化底蕴。例如悲秋，教师必须说讲明白古代人对秋天那种特有的情怀，才能使学生们真正理解“悲落叶于劲秋”（陆机《文赋》）的诗词。再如在讲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其中“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时，我联系了《古诗十九首》中的“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和《楚辞》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句子，还有范仲淹《苏幕遮》里面的“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然后又联想到歌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让学生去体会在“草”上所赋予的情思，明白这里的“草”已经不只是一种植物的存在，而是赋予着“思乡”“怀人”等情感的文学意义上的存在。
最后，教师自身应该能进入到审美的情境中，对诗歌产生自己的共鸣和感悟。道理虽然很浅显，但是如果教师自己都不能沉醉于诗词中，如何让学生进入到情境中去？如果教师都没被诗词所感动，如何能希望学生们被感动呢？
另外，教师指导鉴赏时的话语必须要有感染能力。面无表情的脸孔、抽象的理论，这都是学生们不愿看到和听到的。
三、静思与朗读相结合
古诗词中的美感其中一部分来自它的语言表达形式。虽然因为言语的变化，对仗押韵等形式特点所产生的美好感觉已大大减弱，但是直到如今，这形式美还是人们审美愉悦的主要来源。体会其美感的重要方法就是朗读。教师可以自己朗读，也可以请学生朗读，还可以应用多媒体课件，播放视频或音频文件。
但是只有朗读还是不够的。古诗词不但要读，读出其韵味来，还应有非常强的想象能力去再现古诗词中的意境。教师这时可以使用引导的语言，使学生静心去体会。
四、生活意境与诗歌情景相结合
古诗词的魅力与生命力就在于能够穿越空间和时间的阻隔，直击我心，触动人们的灵魂，不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诗词是没有生命活力的。只有当现实生活中出现了某个场景，忽然间某个古人的一句诗词浮上心头时，学生们才会真正体会到此时情景中的滋味竟然已经被古人写到了，这时他们才真正明白了古诗词的精妙之处，从而产生对古诗词的强烈兴趣。
古代文学评论范文4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 写作能力 兴趣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2-0045-02
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础学科之一。该专业还有就业面广、社会需求量大的特征，就业面包括教育、传媒、出版、文秘和行政管理等行业，这些行业对从业者的基础要求就是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虽然在写作时电脑代替了传统的笔杆，但写作能力却不是电脑所能替代的，在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还是重要的教学环节。
1 写作能力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写作能力在社会上的客观需求非常广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专业定位的需求，我国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掌握汉语言文学的基本原理和汉语言基础知识并具有相邻学科的有关知识，了解学科的前沿成就和发展前景，具有较强的文学分析、鉴赏能力以及写作能力，可以阅读和检索古典文献，还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培养目标中明确规定学生要具备较强的写作能力，这不仅与社会对汉语言文学实际需求相关，也与该专业在人们心理上的定位相关，提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耍笔杆子”的。这种心理在国际上都是相同的。因此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写作能力是最重要的教学内容。
第二点，写作能力是现实生存的需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走上社会主要从事语文教学、新闻传媒和出版，以及文秘等工作，这些工作都与写作能力有关，除此之外，目前各级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选拔考试都需要应考者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连一些大型企业在招考时也注重应聘者的文字表达能力，最简单的就是要有一份个人简历，而写作能力较强者在介绍自己时就显得游刃有余，给单位留下较好的第一印象。因此，写作能力常常决定学生的就业能力。
第三点体现在长远发展方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是否顺利只是开端，在就业之后，工作性质离不开写作，像工作总结、文案策划几乎任何单位都需要，至于新闻、司法类那就更重要。
2 提高写作能力的途径
我国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对于写作的训练目前所占比例还有待提高，传统的课程设置上只有“写作教程”一项，其他的课程都是以增加文学修养为主，这样的设置不利于学生写作能力提高。
2.1课程设置的改革
针对我国目前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关于写作能力培训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当要从课程设置上进行改革。
我国目前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写作方面的课程包括基础写作和应用文写作两部分，以写作基础理论为体，以文学写作和实用写作为翼，称作“一体两翼”。在教学安排上是先学习写作基础理论，然后进行文体写作教学，包括新闻、文学和评论类的写作，最后开始学习应用文写作，包括公务文书、事务文书和学术论文的写作。由于作为“体”的写作基础理论是对文章的写作方式进行提炼和总结而来，而文学写作讲究创意，公文写作要求规范，因而这种“体”和“翼”难于协调，因此要进行改革。
汉语言文学专业除了写作课程要求写作之外，其他的课程都是以提高文学修养为主，像“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学概论”，这些课程与写作没直接关系，这样对于写作能力的提高也有影响。
关于写作教学的分类，目前这种写作分类显然有不科学的地方，应当根据写作的内容分为创作型和应用型两大类，那些有感而发不拘于形式的的文体可称为创意型，像新闻、文学类、评论类，公文和学术论文因为有固定的格式才可以纳入到实用型。
由于写作能力的提高需要循序渐进，因此要改变目前这种学一学期理论再写一学期的做法，应该在大学四年中，每一学期都要安排写作，从大一开始，先安排实用型的应用文写作，然后再根据学习内容安排新闻类、文学类这些具有创意性的文体，最后再学习写学术论文。这样不间断地写作，比在一个时期集中写作效果好。
在学习“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这些课程的同时，不能光学习，可以边学习边进行文学评论之类的写作，这样在提高文学修养和鉴赏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写作能力。
2.2利用网络平台提高写作能力
写作能力的提高与个人兴趣有极大的关系，为兴趣而写和为完成任务而写效果是不一样的。在目前，由于网络的普及，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和过去相比都有明显的改善，网络上的新闻也不完全是记者采写的，人人都能成为记者和编辑，过去文学爱好者的作品发表非常困难，而现在文学爱好者不仅自己可以开博客，还有各种文学网站可以发表小说、诗歌和散文，这些对于提高写作能力都有帮助，可以鼓励学生开博客，这样既可以阅读别人的作品并进行评论，自己的文章也可以让别人欣赏。通过欣赏别人的博客、评论别人的博客、时常更新自己的博客，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也能增加写作兴趣。
2.3功夫在诗外
古人常说的“功夫在诗外”，指的是善于积累、善于观察生活，这样写起来才形象生动。写诗如此，所有的写作都如此。
提高写作能力，除了要多练之外，更要多积累，这种积累包括文学修养的积累和生活的积累。
文学修养的积累就是要多读书，不仅要读中外名著，还要读一些名著的评论文章，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名著的优点。除了名著之外，对于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都要涉 观察生活不仅要观察人，还要观察大自然，包括各种动物植物以及生活环境，这样写作起来才有东西可写，避免闭门造车，写一些无病的作品来贻笑大方。
3 结语
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写作水平，主要还是先提高写作兴趣，再通过大量阅读，这样写作起来才有话可说，仅仅学会写作方法还是不够的，因此提高文学素养也是提高写作能力的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1]尹丽云.大学生写作兴趣的培养[J].大家，2011（19）.
[2]孔繁英.谈写作中的读者意识[J].现代交际，2011（04）.
古代文学评论范文5
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是中华民族用来了解中国历史，研究中华文化的一门工具，从而提高我们自身素质，对社会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人文价值和社会科学价值。正因为这样，据调查显示，自各个高校建校以来，几乎有80%的高校建立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并且每年都以稳定的比例吸纳新生，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进入高校以后的学习方向，而目前被社会所公认的事实是，90%以上的人认为师范类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更具有发展潜力。据北安高考网的调查显示，在XX年，教师职业已成为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一是工作的稳定性和自主性,二是这些年教师的待遇节节拔高,出现喜人改观。XX年，师范类学生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统计显示，在师范类各专业中，需求较大的专业有汉语言文学、教育学、特殊教育、教育技术、数学、英语、日语、物理、计算机等专业；需求相对差一些的专业主要有生物学、地理学、幼儿教育、经济管理、经济地理与城乡规划、环境学等专业。其中汉语言文学专业占据首位。主要课程有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中国语言学史、计算语言学、汉语史、汉语方言调查、逻辑学、欧美语言学、实验语音学、中文信息处理等。就业前景主要是到高校、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相关部门从事汉语言文字的教学科研、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文字管理及语言应用方面的实际工作。XX年刚毕业的师范类汉语言文学本科生对1500元月薪的一份工作应该基本满意，但经过三四年，他们会是很强的“潜力股”。据调查在城区，工作三四年的中学教师平均工资XX元~3000元，在一些企业办的学校，骨干教师的平均工资达到5000元以上。
另外，师范类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的就业范围之广，是其他专业不能同日而语的，除了在教育领域从事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之外，到新闻文艺出版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也是本专业极好的出路。
主要就业方向：本专业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在高等和中等学校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和教学研究的教师、教学研究人员及其他教育工作者，也可在参考资料可知：
考生类别：文史类。
未来热门走向预测：
就业前景：主要到新闻文艺出版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
就业分布最多五省市：
广东、上海、北京、湖北、江苏
毕业生就业分布统计：
中小学及其它教学单位：27.63%
录取研究生：21.12%
其它事业单位：9.63%
国有企业：9.56%
机关：7.7%
部队：2.86%
民营及私营企业：2.83%
高等学校：2.59%
出国：2.23%
三资企业：1.57%
金融单位：1.44%
科研设计单位：0.46%
医疗卫生单位：0.05%
其它：0.02%
毕业生应具备的能力：掌握的基本原理和关于语言、文学的基本理论；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及新闻、历史、哲学、艺术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具有文学修养和鉴赏能力以及较强的写作能力；了解我国关于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成就和发展前景；能阅读古典文献，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主要课程：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论、比较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外国文学史、民间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
古代文学评论范文6
世纪伊始，抚今追昔。在对本学科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的同时，我们益发深切地感到以一种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对这一基本的、最起码的基础和前提问题进行系统观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我们对几代学人近百年的辛勤耕耘充满着敬意。他们在资料的爬梳、脉络的清理、范畴的厘定、体系的建构等方面，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而且单就著述形态的批评史研究而论，已先后出现过30～40年代和80～90年代两个高峰期，并以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集其大成，为21世纪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发现，与这种研究的成就斐然、硕果累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对学科特性自省的相对薄弱。特别是对学科自身进行本体意义上的理论观照，似乎仍是一个研究的盲点。考诸20世纪著述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从30年代前后的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到80年代以来的敏泽、黄海章、周勋初、蔡钟翔、张少康、王运熙、蔡镇楚等，举凡著作十余部，就中国文学批评史本体的自省方面，虽各家大都有所涉及，且其中亦不乏辨析较详者如陈钟凡、罗根泽、朱东润、黄海章、周勋初、蔡钟翔、王运熙、蔡镇楚等，但若论及就其称谓问题而能予以明确阐释或准确理解者，却委实罕有（注：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指称的阐释问题，其情形确乎如此。仅就我们能够参考到的十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而论，应该说各家差不多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过本体意义上的思考和探讨，其中虽不乏辨析较详者，但都始终未能就此问题给出全面准确的阐释。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虽于“文学批评”析之较详，且其第三章名之曰“中国文学批评史总述”，然而并无具体阐释（参见该书第1～9页）。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只留意了文学批评的产生和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详见该书《绪论》）。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当属对此问题思辨较多者，然而仍没有给出过正面表述（详见该书《绪言》）。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曾分辨了文学批评与批评文学的差异及中国文学批评的分类等问题（详见该书《绪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批评史著作，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当推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周勋初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二者显然已提出这一问题，但由于时代原因，依然没有触及指称的多重性问题，且其表述也欠全面准确（参见黄著上编《概说》、周著《小引》）。蔡钟翔等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一）》（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曾鲜明地提到“正名”问题，并付诸实践（详见该书《绪言》第36～37页）。至于王、顾《通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虽于语义辨之甚详，且征之于韦勒克·沃伦以及刘若愚等的观点，但在正文中并未着眼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问题，反倒以“文学批评”取代了“文学批评史”（参见该书第一编《先秦文学批评》第一章《绪论》）。蔡镇楚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对此作了比较谨慎的探讨，然而蔡先生似乎也没有意识到作为部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与作为学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层面差别和相互关系问题。所以在蔡先生那里，还有过这样的表述：“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学科门类，乃是文学批评与历史学相交叉的一门学科。”（参见该书第37页）。）。以著述形态专门进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尚且如此，遑论其余？个中原因确实耐人寻味。
这种情形，使得我们在对这一学科作本体意义上的审视和思考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尴尬局面：一方面是称谓的多样性。按照教育部的认定，本学科的正式名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但在时下的教学与研究中，用来指称本学科的，除“中国文学批评史”外，还有“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艺美学史”、“中国诗学”等名目。对此，表面上学界采取心照不宣的态度，都明白研究是大致在哪个领域之内进行，并且在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目下不断赋予新的含义。这种大而化之的态度有时未免会使术语、范畴的内涵过于宽泛，以至难以准确界定。而事实上，每个研究者心里也很清楚，一般说的文学批评史，与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文艺美学史是有差异的，其外延并不完全吻合。这不能不使得一部分研究者要采取谨慎的态度。从建国前的陈钟凡、罗根泽、朱东润，到新时期的蔡钟翔、罗宗强、张海明等，一直耿耿于对学科名称的分辨、界定和讨论，乃至有的学者已采取了为其正名的做法或提出了这种主张。（注：详见蔡钟翔等《中国文学理论史》（一）《绪言》，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页；张海明《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学科性质的思考》，《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另一方面是指称的不定性。“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种学科称谓，其所指称的对象并非是单一的，这部分的是由于前一方面的原因，即约定俗成的名目被不断赋予新的含义，然而问题更在于，当“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外来语被舶入中国或者说“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特定的符号开始被交流和使用的时候，它的指涉原本就具有多重性。而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更不用奢言去深究了。这种笼而统之的习惯思维定势，不仅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有关问题的准确理解，有时甚至因为逻辑上的模糊而影响到对意思的正确表达。
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局面在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中竟差不多被熟视无睹，少有问津。以致迄于今日，当我们面对学科性质以及诸如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价值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时，仍存在不少的困惑，甚至误解；就连学科的名称，到目前也仍未取得统一，以至于因称谓多样、指称不定而歧解丛生。而由这种局面引起的无谓的论争与探讨，自然会无端地戕害某些学者的学术生命，徒劳地占据某些领域的思维空间。由此联系到即将展开的21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学批评史指称的阐释问题，不仅是制约本门学科研究效率的一个问题，而且还是关系本门学科科学定位及其是否能够获得充足的义理而自立于学界的一个问题。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就是说，它的具体指称对象到底是什么？根据我们的理解，“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种语言符号，一个名称，其所指称的对象起码有三个，或者说它至少要涉及三个层面的意义。即：它既可以指一个学科，也可以指一个研究门类或方向，还可以指一种研究对象。
关于第一个层面，它应该是指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学科，它所涉及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领域也是异常宽泛的。有的学者还就此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和系统整理。认为作为学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研究内容在一般意义上划分，应包括四个方面：（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1.批评理论（批评理论、原则、标准、方法）；2.批评实践（作家作品评论）；（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1.文学本论（文学观念、文学功用）；2.文学分论（创作论、技巧论、形式论、通变论、鉴赏批评论）；（三）中国古代文学思想：1.文学思潮；2.文艺论争；（四）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1.古代文论体系，2.理论倾向、形态等诸方面的特征。
如从研究手段或侧重点着眼，还可将其划分为三个方面：（一）资料整理：1.原著的校点、注释、翻译；2.索引、类书、辞典等工具书的编撰。（二）理论研究：1.史的研究：(1)综合性的文学理论批评通史；(2)侧重某一方面的通史，如批评史、理论史、思潮史；(3)断代史；(4)分体文学理论史；(5)专题史；(6)范畴史；2.论的研究：(1)专人、专著研究；(2)重要命题、范畴研究；(3)中外比较文论研究；(4)跨学科研究。（三）学科史研究。
如从研究材料的角度入手，那么它还可以被分为十个方面：（一）具有较强理论色彩的文论专著；（二）收入传统诗文评中的，包括诗话、词话等评论性论著；（三）散见于别集中的谈论诗文及其它文学样式的书信、札记、随笔；（四）诗文词曲专集和小说、戏曲的序、跋、评点；（五）体现在总集、选本中的文学思想、批评观念；（六）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存在、直接表现作者文学主张的作品；（七）间接表现作者文艺思想的文学艺术作品；（八）散见于历史、哲学、宗教、文化典籍中的相关材料；（九）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传说中隐含的文学思想；（十）代表一定时期审美观念、趣味、风尚的艺术品。（注：张海明：《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学科性质的思考》，《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
通过这种系统的整理和细致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学科，其研究的范围应该是涵盖整个中国古代文论，也就是说，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它所指称的，乃是中国古代文论。如果不计较语言自身的稳定性特征以及约定俗成者的权威意义，那么在这一层面上，此二者之间是完全可以互换的。这或许可以部分地揭示出为数众多的学者总习惯或偏爱于以中国古代文论来指称本学科的理由与情结所在。也许就现实的研究而论，以“中国文学批评史”来命定这一学科的名称显得过窄，有点儿名不副实。而且，即使改作“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也难以包容它的全部研究内容。但如果我们从约定俗成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似乎倒也无可厚非。
关于第二个层面，它应该是指以著作形态存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成果，或可称为狭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事实上这一层面的指称，才最符合这一称谓在舶来和衍生之初的原始意义。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被提升的第一个层面用来充作一个学科的名称的。在学科创立伊始，它在这两个层面的所指是同一的，或者说是重合的。也就是说，同一指称对象获得了两个不同层面的意义，两者是二位一体的关系。
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学科研究内容的扩大，领域的拓宽，第一层面的所指逐渐发生了变化，第二层面的指称对象已经沦为第一层面指涉范围的一部分。这从前文我们对学科内容的归纳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即从研究手段或侧重点着眼，它也只是理论研究方面“史”的研究内容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著作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是学科意义上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而再也不能成为它的代名词。如果注意不到这点变化，或者说无视这种差异的存在，那么在某种场合下，将可能会出现指称上的以偏概全的问题，即误把著作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当作整个学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来看待，或干脆在意义上取而代之。
其实，要全面公正地界定一下两个层面上中国文学批评史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认为，即第二层面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知识种类、一门学问、一种科学，应该被看作第一层面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的一个部门或一个研究方向。如果基于学科定位或学科体系划分上的需要，非要将第二层面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定位为一个学科的话，那么它充其量只能算作第一层面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子学科，而且也只能够如此。
值得庆幸的是，在70多年的学科发展中，总算有人记起在本体意义上对这一层面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能指进行了明确的阐释。在上一世纪出版的最后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里，蔡镇楚这样表述道：“文学批评史以文学批评为研究对象，是对文学批评作系统的历史的考察。研究范围涉及到‘文学批评的历史’与‘历史上的文学批评’，故其以‘史’为纲，以文学批评为目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文学批评史料的调查、考证、分析、比较、综合、归纳，从纵的方面去探讨文学批评的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全过程及其规律性，并适当从横的方面进行批评家、批评流派、批评理论以及中西文学批评实践的比较研究，以寻求各自之间的异同及各自不同的文化性格。”（注：蔡镇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绪论》，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7页。）也许蔡镇楚的概括还不尽完满，但这是可以继续研究的。毫无疑问，在已经出版的十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中，蔡镇楚是对这一问题进行关注并作出精细阐述的第一人。就这一点而言，其所付出的努力已足堪称赏了。
关于第三个层面，它应该是指客观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即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或称以历史形态存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即学界通常所称的“原生形态的批评史”。质而言之，这一层面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乃是指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指这种事实相沿而成的历史。在这种意义上说，只要我们赋予一定的标准，能够证明某种事实确系客观存在，那么，这种客观事实自然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即我们所说的某一方面的历史。就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它也就是指中国文学批评的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然而，如果我们来审视一下我们所赋予的标准，那么其中的问题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原本就不存在“文学批评”这一称谓。“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诞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若揆之以严格标准和原始意义，那么，在中国历史的文化土壤中，根本无法找到与之能够完全对应的对象。
对于这一点，自本学科的发轫之作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注：这里只是以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指称以著述形态的正式出现为标准，如果按广义的学科标准来考察具体的研究活动，则当以黄侃、刘师培等于1914年至1919年于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为这一学科现代研究的开始（参见罗宗强、邓国光《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之研究》，《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国学者就有着清醒的认识。陈先生在其著作中指出：“诗文之有评论，自刘勰、钟嵘以来，为书多矣。顾或研究文体之源流，或第作者之甲乙，为例各殊，莫识准的，则对于‘批评’一词，未能确认其意义也。考远西学者言‘批评’之涵义有五：指正，一也；赞美，二也；判断，三也；比较分类，四也；鉴赏，五也。若批评文学，则考验文学之性质及其形式之学术也。”（注：陈钟凡：《文学批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章，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6～7页。）虽然陈先生倾向于“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但也确实道出了“远西学者”的概念与中国诗文评论之间的出入。至于稍后的罗根泽先生，更是在详尽细致辨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的文学批评本来就是广义的，侧重文学理论，不侧重文学裁判。所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必须采取广义，否则不是真的‘中国文学批评’。”因此，尽管罗先生考虑到“约定俗成”在其著作中仍名之曰“文学批评”，但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应当改名为“文学评论”的主张。（注：罗根泽：《绪言·二文学批评界说》，《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章，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这种意识从建国后一系列相关著作的名称变化中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如《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郭绍虞）、《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史》（蔡钟翔等）、《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张少康等）。所有这些说明，人们在认识到这种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尝试着为其正名，为这一特定的表述对象寻找一个意义对等的语言符号。
但从约定俗成的角度考虑，在这种尝试性的探索还没有得出明确肯定的结论之前，我们不妨仍沿用“文学批评”这一称谓来指涉中国原生形态的文学批评——诗文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借指，或者赋予原有称谓以新的解释，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理解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史”。
这一层面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与第二层面所指称的对象关系至为密切。因为，后者以前者为研究对象，前者的客观存在是后者能够出现的前提，后者是对前者认识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二者是反映与被反映、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尽管如此，两者的指涉范围却并非是完全重合的关系。因为很显然，第三层面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发展的过程，而第二层面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对这种过程的一种主观研究的结果。前者的内容能否在后者那里得到反映和体现，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以客观过程存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否有必要全部纳入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视野并得到体现和反映，无疑这里需要经过一个具体——抽象——具体（抽象的具体）的过程；其二，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学者是否具备全面真实反映客观意义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能力和水平。在这里，前者是一种研究的客观要求，后者是一种研究的主观条件。无论哪一方面，都会影响和制约作为客体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进入作为主体研究结果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程度和范围。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蔡镇楚在对第二层面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能指的表述时，曾提到其研究范围涉及到“文学批评的历史”与“历史上的文学批评”。对此我们不置疑义，但这里存在着一个怎样理解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应重点着眼于“文学批评的历史”即应致力于“史”的真实反映。至于“历史上的文学批评”，固然也应将其纳入研究视野，且要作为首要的立足点，但就本领域而言，似乎不应成为研究的终极目的。尽管“历史上的文学批评”是形成“文学批评的历史”的基本因素和实体内容，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发展过程的物质载体，但两者所强调的重点并不相同。“历史上的文学批评”所突出的是一种现象的客观存在，而“文学批评的历史”则强调的是一种客观现象的发展变化过程。前者除了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要对其进行关注外，也应该还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或其它专题研究及比较研究的立足点，而后者则应主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着眼点。虽然不能将两者断然分开，但起码应该各有侧重，不容混淆。
如果将我们所阐述的内容稍作整理，那么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认识，即三者的关系并不复杂。第三层面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过程，是一种本然意义上的东西。不论你是否承认，它都依然故我。我们没有办法对其作这样那样的假设和规定。第二层面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对第三层面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研究的一种结果。其主旨是以现代眼光对第三层面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一种科学的理性的还原认识，努力使其呈现本来面目。第一层面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出于学科类属划分而出现的称谓，用来作为一个学科的名号。在三者之间，第三层面的指称对象是前两个层面指称对象得以出现的原因和能够存在的前提；第二层面上的指称对象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第三层面指称对象彰显于现代人的主观世界；而第一层面上的指称对象则使第二层面指称对象获得了学科意义上的类属和归宿。如果三者之间虽然意义不同而指涉范围重合或同一，原也无须作仔细分辨，然而问题在于，三者非但有别，且就现实情形而言，其差异还很大。以至于在有些问题上，相互之间必须要借助必要的逻辑中介，而不能仅凭想当然去进行演绎推理，自然也就更谈不上相互替代或置换了。
立足于学科发展史的高度，客观地审视“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称谓符号多样、指涉不一的局面和现状，我们只能说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学科，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其研究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展和延伸的一种结果。对此我们只能采取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的态度。它除了召唤我们要加强对学科自身建设的研究，就某些问题进行必要的整合和规范，使之尽量达到科学化、系统化之外，还提醒我们在从事学科领域内的研究以及在讨论有关问题时，需要格外的审慎，以便保持思路的严谨清晰，表述的畅达无误。惟其如此，我们才会尽可能地保证我们研究结论的纯粹性和可信度，也才会尽量避免研究中无效劳动的付出和最大限度地降低论争中的摩擦系数。而这些，对于促进本学科研究快速健康地发展，当然是极为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