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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离婚的法律条文范文1
我国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木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是我国刑法上的类推制度。所谓法律类推,就是指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对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的制度。我国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十条明确规定,犯罪必须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也就是说,必须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行为。这是一般原则。但是,刑法第七十九条又规定,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法律条文定罪判刑。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类推制度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例外或补充。
类推制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同时又处在一个迅速发展变化的新时期,犯罪情况不仅非常复杂,而且随着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不断变化,现有的刑法条文决不可能把一切犯罪形式都十分详细地概括无遗,更不可能把今后可能出现的新的犯罪形式都事先加以规定。为了使刑法能够及时有效地同一切新出现的法律无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实行有严格控制的类推制度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补充。这样做,不仅不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反而是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所必需。如果我们的刑法只能坐视某些犯罪分子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能加以打击,这决不是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那种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类推看成是本质上与社会主义法制不相容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有人认为可以通过不断修改、补充刑法的方法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无需规定类推制度。这也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因为过分频繁的修改、补充刑法会破坏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同时,新法律条文的制定要以一定的经验为基础,不可能出现一个新的犯罪行为就颁布一条新的法律。事实上,即使从修改、补充刑法角度看,采取类推制度也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积累同犯罪阵斗争的经验,为新的立法提供实际根据。
但是,类推毕竟是一种特殊情况,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例外。因此,我国刑法对类推的适用严格加以限制,只是对刑法分则确无明文规定而又必须给予刑罚处罚的犯罪,才可以比照刑法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而且还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具体说来,适用类推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依照类推定罪的行为,必须是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既然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又如何确定是犯罪呢?有些刑法论著提出:类推的行为必须符合刑法第十条关于犯罪的规定!。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第十条规定,犯罪是危害社会的、“依照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而“依照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也就是法律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行为已完全符合刑法第十条的规定,就是法有明文规定的犯罪,也就无需类推了。我们认为,是否适用类推只能由人民法院从当时的形势出发,以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法律为指导,以案件的全部客观事实为根据,实事求是地对这种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以及社会危害性是否已达到了必须受刑罚处罚的程度作出正确的判断。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必须给予刑罚处罚的行为,就可以认定为犯罪,适用类推定罪判刑。如果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者社会危害性尚未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程度,就不要认定为犯罪。应当强调指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这是能否适用类推定罪的关键。人民法院必须切实捉生好这一关。凡是构成犯罪的,就可以而且必须坚决适用类推定罪判刑,凡是不构成犯罪的,一律不得适用类推定罪判刑。既然是“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那就要求这种犯罪必须是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如果某种行为刑法分则已有明文规定,就应直接引用该条文定罪判刑,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借口类推适用其他条文。这本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掌握这一点却很不容易。
这是因为,我国刑法分则条文关于各种犯罪罪状的规定,具有较多的灵活性,不容易掌握其确切的含义。例如,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的流氓罪就很难确定它所包括的具体流氓犯罪行为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因此,对幼童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就核准过类推适用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二款以罪定罪判刑。后来,高法、高检在《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中又明确规定:幼童的,强行少年的,或者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多次,情节严重的,都构成流氓罪,应直接依照一百六十条定罪判刑,不再类推。由此可见,在适用法律类推时,正确理解刑法分则各条文的内容和范围,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必须比照刑法分则中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所谓“相类似”,是指客观事物存在的同与变异矛盾的统一,即同中有异。至于“最相类似”,则是与其他事物相比较而言的。因此,所谓“刑法分则中最相类似的条文”,是指在刑法分则的所有条文中,与其他刑法条文相比较,这个条文所规定的犯罪的犯罪构成与准备适用法律类推定罪判刑的犯罪的犯罪构成事实相同之处最多,相异之处最少,因而其性质与社会危害性都最相类似。在判断它们是否最相类似时,只有运用系统的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全面地考察它们的各个构成要件及其结合方式,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我国现在的刑法论著一般认为,所谓“最相类似”,从犯罪构成上来分析,是指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相一致,而仅在犯罪行为的表现方式上不一致侈。因此,它们认为,犯罪客体不同,不能类推;犯罪主体不同,不能类推;犯罪主观要件不同,不能类推。只有客观要件的某种不一致,才能类推。这些观点,完全是从苏联刑法理论中移植过来的,不仅不适用于我国的实际情况,而且在理论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关于离婚的法律条文范文2
在探讨社会公正与司法公正的相互作用关系之前，首先需要对二者的内涵和性质加以界定。
（一）社会公正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社会公正是指“社会对制度及法律实施效果的评价和态度”。约翰·罗尔斯认为,社会公正及社会正义遵循平等自由与机会公平两个原则,二者揭示了社会基本结构的两大组成部分,一是有关人民的政治权利部分,一是关于社会和经济利益部分。不同于以财富和权力的均等程度来衡量的平等,也不同于与效率相对的机会平等和结果公平，究其实质，社会公正是一个社会的最高理念和理想状态,是最高位阶级的价值基础。只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社会才能为利益诉求迥异的不同个体建立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从而实现有序运行。因此，社会公是现代国家的共同追求，国家的公民对各种社会现象、制度的认识和评价基于对公正这一价值理念的理解，社会公正源于人们对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的信心。罗尔斯认为,社会公正是指正义原则在一种公平的原始状态中被一致同意着。如果大多数社会群体对某种“规则”（也包括理念、原则、规制等）形成了一致性的评价,这种“规则”就可称为社会公正。由此可见，社会公正更多体现了社会成员对根本价值准则的共同理解，而价值准则又是与社会经济基础和制度环境互动的产物，因此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社会公正的内涵是不尽相同的。
（二）对司法公正的界定
相比社会公正本质上属于社会成员的共同认知和行动准则，司法公正则带有强烈的主体性特征，也与相应的司法权力关联紧密。在英语中，司法权“Jurisdiction”包括了审判权的含义，我国也将司法权解释为国家司法机关行使的权力。这一解释明确了国家司法机关行使相应权力的主体地位，也传递了“司法公正靠司法机关实现”的潜在信息，再加上程序正义往往是结果正义的一项必要条件，我们或许可以将司法公正界定为：司法机关排除任何来自行政等力量的干扰，严格依照司法程序，切实严格执行法律条文的过程。
（三）社会公正与司法公正的对立统一
根据上文，社会公正与司法公正的同一性似乎不言而喻。在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里，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还是行动结果上，都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作为社会成员间共同契约的法律，以实现社会公正为使命追求，维护司法公正，从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维护社会多数成员的行为底线与共同信仰。同时，以社会共识的面貌存在的社会公正，则是司法公正得以成立的逻辑与认知基础。从学理推演的角度，二者间的统一关系无疑是高度自洽的。然而，社会互动的复杂及法律自身的特性却往往导致了司法公正与社会公正在现实中的对立。尤其对处在改革和转型期当今中国，各种社会阶层和群体不断分化、涌现，利益博弈和社会互动日趋复杂，而作为协调社会成员间权力义务关系的基本准则，既有法律在面对很多新型社会关系和新情况时，其滞后的局限越发凸显。这既与法律稳定有余、前瞻不足的特性密切相关，也突显了立法的某种程序性桎梏。如上文所界定，社会公正是一种泛道德的价值判断，嬗变性与时代性是其重要特征，当公众的价值取向在种种因素作用下超出司法所能解释的范畴时，司法公正与社会公正的对立乃至冲突，显然在所难免。例如，在一个封闭落后，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的农村，某妇女因不堪忍受长期的虐待而毒杀亲夫。如果在过去，法检机关切实维护法律条文所界定的“司法公正”，严格依照法律条文执行司法程序，依律依典判处犯罪嫌疑人死刑，或许几乎不会引起争议，因为这一判决与当时“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道德判断。但若放在人权和生命尊严意识已极大增强的今天，这样的判决就很可能招致“没有体现人道关怀”，“对当事人处境缺乏理解的同情”，“机械冰冷，没有人情”的激烈指斥。类似事例还可参照曾经引发舆论喧嚣的药加鑫案件，二者所折射出的，显然是司法公正与公众所理解的社会公正之间的巨大鸿沟。
二、司法改革——社会公正与司法公正相契合的实现路径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到，社会公正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共同理解的心理指向，而司法公正是秉承程序正义的权力运行过程，其以社会公正为价值取向，在复杂环境中的运行结果却可能有违初衷。在社会高度分化，利益诉求高度多元的当今中国，各种社会力量对立法、司法的制约与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无孔不如，“官本位”的人治传统，信奉社会关系的伦理取向，司法独立的缺失及各种思潮的争鸣、激荡等，都是导致司法公正在很多情况下与社会公正相背离的重要原因。因此，有效的司法改革，无疑是促进司法公正与社会公正相契合的实现路径，笔者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现状，提出以下几条改革措施：
（一）提高司法运行中的人权意识
法律至上的神圣信仰是法治社会的思想前提，社会公正又以实现个人利益为价值皈依。司法和教育机构应努力提升从业人员的人权意识，在执行法律文本的过程中秉承人文关怀，更多考虑社会影响而非单纯地机械执行，从而在维护法律的权威、程序正义和满足人民公正期待之间探寻平衡点，实现社会公正对司法的规制与统合。另一方面，各级权力机构也要通过教育、宣传等多种途径，帮助社会成员树立法律至上的信仰，形成充分尊重法律形式和程序的意识，使其充分认识到遵守法律与维护个人利益间的同一性。历史上，苏格拉底宁愿受死，也不愿改变他对法律的坚贞信仰，正是这种对法律的虔诚敬畏启迪了西方公众信奉法律、崇尚法律的良好意识，这也是西方法治社会得以确立的信仰和思想基础，值得我国各级法律工作者借鉴。
（二）注重司法的程序正义
马克思·韦伯提出了“司法形式主义（也称司法的形式合理性）”。大多数国家认为，程序正义是一项基本原则，不仅在司法程序中要遵守，在一些非司法程序中也必须遵守。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西方人曾认为法律权威主义导致了社会正义的缺损，并通过扩大法官自由裁量权等途径加以修正。但这种权能的扩张应当有所限定。“形式正义优于实质正义，应当改变个人化正义的法律文化传统。”对过于信奉“实用主义”，不乏违反规则谋利的当今社会，反而应当强调程序正义，以此来牢固树立司法的权威。中国的“公道”反映了民众试图通过唤起“青天（即权力核心）”注意来谋求公平的心理诉求，但淡化“人治”的个性化影响，正是现代法治的努力方向，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机制来追求社会公正，形成有机的社会秩序范式和通则，这也是在法治变革过程中对公正和秩序的理性期待。司法的形式合理性蕴涵着特定的价值准则，它意味着通过公正合理的司法机制，能够通过平衡利益关系来确立有机的社会秩序，进而实现社会公正。因而树立程序正义的仪式，对司法实践的持续推进尤为重要。
（三）赋予司法机构以更多的法律解释权
在美国，法官在某些情形下享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以灵活处置法律条文所没有涵盖的情况。例如，法官大多被授予在判处未成年者监禁时酌情考虑的权力和判决离婚时根据双方境遇分配财产的权力。美国法律中的陪审团制度也是这一自由裁量思想主导下的产物，其初衷在于用法律之外的力量弥补法律的刚性有余、柔性不足的缺陷，使最终判决兼顾法律权威与公众的情感指向。
三、结语
关于离婚的法律条文范文3
一、同一案件调解协议和调解书都发生法律效力,是当事人达成的书面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力还是以协议为依据制作的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两者效力有无强弱?
二、同一案件两个同样内容的文书先后发生法律效力,是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时发生法律效力还是全部当事人签收调解书后发生法律效力?
三、既然当事人在诉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并经法院确认就能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可否拿着调解协议申请强制执行?
四、实务界对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得反悔已达到共识,但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到送达调解书前是否允许原告撤诉呢?
五、既然当事人达成协议后调解协议已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到调解书送达前双方当事人是否可以合意修改调解协议的内容呢?
六、既然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协议已发生法律效力,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到送达调解书前法官发现调解协议侵犯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能否依职权撤销调解协议呢?
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从司法解释的修改初衷、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的内涵及方式、调解书的撤销程序、法律对撤诉的限制规定等方面加以分析研究。
我们都知道,按原来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到送达调解书前是允许当事人反悔的,但这样搞得法院的调解协议连民间协议的效力都不如,也有损法律的尊严。为了突出诚信原则,减少诉讼成本,最高人民法院在以后的司法解释中限制了当事人在法院达成调解协议后的反悔行为,才有了现在的规定。2003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04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请求制作民事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又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这样,针对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对后来的司法解释与前面的法律条文就容易发生歧义,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和衔接。要厘清其中的脉络,有必要从以下七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关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内涵
什么是发生了法律效力?按一般法律实务界的理解,发生法律效力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就是开始受法律的保护,当事人必须服从,如果协议内容得不到实现,可以由法律强制力保障实施,以来维护法律权威。法律文书的法律效力具有对特定人、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的效力。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不但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而且人民法院也应当受到拘束。当事人订立调解协议和当庭宣判都是通过法定形式告知当事人最终裁判结果,诉讼中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且经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捺印后,类似于判决程序中的当庭宣判,该案已经实质上结案,其后送达调解书也类似于当庭宣判的案件以后再送达判决书。当事人不领取调解书的行为类似于逾期不领取判决书的行为,对案件已经调解结案的结果不应产生任何影响。
二、调解协议能否强制执行
既然调解协议可以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是否可以拿着调解协议申请执行?与调解书相比,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力的只是调解协议处分实体权利的内容(实质要件),而不包括调解协议书面本身(形式要件)。从目前来看,法院能执行的法律文书只限于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以及符合规定的公证文书、仲裁书、行政机关处理决定等,并无调解协议一项。形式是内容的载体,如果在司法解释中强调一下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力的只有实质内容这一部分,而不是协议这个载体,这就不会出现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却不能强制执行的情况。从形式上加以区分,也不会出现两个法律文书效力强弱的怀疑。
三、达成调解协议后以什么方式结案
从结案方式来看,我国民事诉讼结案有四种方式:调解、判决、撤诉,移送有关部门或其他法院,都有相关的结案法律文书。调解协议不是法定的结案法律文书,没有送达调解书前尚未结案,所以调解协议在结案方面的法律效力也是不完整的。当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又规定,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可以不制作调解书,这时调解协议也具有完整的结案意义。
四、调解协议的内容可否修改
按照合同法原理,当事人间达成的调解协议,从性质上来讲是一种民事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自然构成违约。但当事人完全可以另行达成合意对原合同进行变更,这也符合私权自治的原则。 民事诉讼是双方当事人的私权争议,除了有侵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外,当事人应当对实体纠纷的解决以及解决纠纷的方式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原告在法院调解书送达前申请撤诉,如果当事人间的纠纷已经自行解决,又不侵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法院不应依公权力进行干涉, 如果当事人是为了规避法律规定,那就应当加以限制。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制定的背景来看,制定本条规定的本意是为了解决一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任意反悔而导致诉讼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双方当事人合意变更调解协议应当不受约束,只需要按诉讼经济原则在程序上变通一下。
五、关于调解协议与调解书发生效力的时间问题
调解协议经各方当事人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其实质内容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调解原则。至于调解协议什么时间生效,《民事诉讼法》规定可以理解为一般情况下调解书签收后生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各方当事人同意并签名、盖章或捺印后生效的,签名、盖章或捺印时起也应生效,这可视为当事人依法对调解协议的效力有了新约定,应以当事人自愿约定为准,这也符合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无冲突,不影响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六、关于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原告能否撤诉问题
撤诉应以不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他人的利益为前提,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因为原告撤诉就很可能意味着被告因应诉而取得的各项诉讼权益即告丧失,所以,原告处分诉讼权利的行为应以不违法为前提,无违法情形的应准予撤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当然法院不准予撤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1条第一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这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提供了平等保护。《人民司法》研究组在有关答复中也认为:原、被告当庭达成调解协议,并且在协议中明确双方签名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双方签字的调解协议已经生效,该案件已经审结,不存在是否准许撤诉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事人当庭达成调解协议并签字,就如同案件已宣判,当然不允许原告撤诉。
七、法院能否依职权撤销调解协议
法官发现当事人的调解协议有违法内容后,因为该协议已发生法律效力,法官应当向各方当事人进行法律释明,引导当事人自行撤销违法协议或其中违法内容,再按修改后的合法内容制作调解书。如果当事人经法院释明后仍拒绝修改调解协议,笔者认为法院仍应按原内容制作调解书送达各方当事人,然后按审判监督程序撤销调解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按现行司法解释,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经法院确认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但从程序上看,此项规定与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其他规定还不配套,还缺乏合理的衔接;从法理上看,在没有厘清相互关系之前,发生法律效力的确认时间似乎有些提前,有必要对有关规定加以完善,故提出以下建议:
一、对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司法解释中有关调解协议效力的内容进行完善,明确三点内容:一是强调本调解协议内容与相关调解书的主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为调解协议从形式上看并不是可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书,从而避免因形式问题发生歧义;二是明示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签字行为的效力等同于当庭宣判的效力;三是明确规定在送达调解书前双方均不得反悔,原告撤诉应经对方当事人同意。以此三点来约束各方当事人。
二、当事人自行达成调解协议并签字时,应对调解协议予以确认,法官应告知当事人不得反悔,并对达成调解协议的法律后果适当释明。
三、当事达成调解协议后,遇到离婚的当事人重新和好、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了新协议等情况,为节约诉讼成本,笔者认为可做为例外情况,根据调解协议裁定补正民事调解书的相关内容,允许当事人修改协议或自行处置诉讼权利。
四、当事达成调解协议后,发现调解协议有违法内容后,应及时引导当事人自行纠正,不能纠正的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关于离婚的法律条文范文4
论文摘要：夫妻财产制度是规范夫妻财产关系的重要法律制度。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作了新的规定，加强了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调整，较原来规定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存在立法上的缺陷，还需加以完善。
引言
夫妻财产制度，在婚姻家庭立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关系到夫妻纠纷的妥善处理，关系到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保护，甚至关系到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新《婚姻法》虽然比1950年《婚姻法》和1980年《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制的立法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完善，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当前我国民法典正在制定当中，婚姻家庭法将作为一编列入其中，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夫妻财产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从而使即将出台的民法典更系统、更完善。
一、夫妻财产制度概述
夫妻财产制度又称婚姻财产制度，是关于夫妻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的根据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夫妻财产制度是规范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夫妻财产制度中的财产，不是仅指民事主体拥有的积极财产，还包括消极财产。关于这一点，19世纪法国法学家奥布里赫劳认为广义财产由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组成，积极财产为财产之整体，即权利的总和，消极财产为债务，即负担。夫妻财产制度最早源于古罗马，如罗马市民法即采用统一财产制，妻子的一切财产归丈夫所有。古英国曾采用过的财产制度为吸收财产制，即妻在婚前、婚后财产取得均为丈夫所有。我国古代通常采用家庭成员同居共财制，没有独立的夫妻财产制。
夫妻财产制度种类繁多，内容多样，各国立法选择确定自己国家的夫妻财产制度时，除受自身的立法传统、风俗习惯以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外，还受当时的经济条件的制约。从当代夫妻财产制度立法的发展趋势看，兼有分别财产制与共同财产制双重性的复合式形式，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我国1950年《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仅规定了一条，即“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1980年《婚姻法》明确了夫妻财产共同所有，并引进了约定财产制度，即“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2001年的《婚姻法》进一步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完善了夫妻的约定财产制，增设了夫妻的个人财产制度。
二、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不足
（一）缺乏总则性条款的规定
夫妻财产关系不仅涉及夫妻双方的财产利益，还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对此，法律应有一个总则性的一般规定。而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总则中缺乏关于夫妻财产关系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司法审判人员在对当事人离婚时的财产进行分割时，如遇具体法律条文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则难以正确处理。
（二）约定财产制缺乏公信力。
夫妻财产制度的约定缺乏公示程序的规定，令该约定缺乏公信力。对这个问题许多国家比我们规定得明确：《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所有财产协议均应有公证人在场，当事人对此协定均表同意并且必须有公证人在契约上签字，该证书必须在举行婚礼前交至身份官员。德国法也有类似之规定。我国应具体规定，夫妻双方进行财产约定的时间、程序、方式、效力等问题，无论是在登记结婚时做出约定，还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做出约定，都应在婚姻登记机关存档备案或须经过公证等，以加强财产约定的公示性和公信力。
（三）缺乏非常财产制的规定
所谓非常财产制，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当出现法定事由时，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当然适用分别财产制；或者经夫妻一方、第三人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约定设立的夫妻财产制而改为适用分别财产制的制度。现行婚姻家庭法对夫妻离婚时的财产分割规定得比较周详，但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却没有做出规定，当夫妻方基于正当理由，如分居、一方非正常地大量挥霍共同财产、一方虐待遗弃另一方，要求分割共同财产而遭对方拒绝时，往往又因为没有法律依据而得不到支持，为达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其唯一选择就是通过离婚诉讼从而来分割共同财产，显而易见，这不利于婚姻关系的稳定。
（四）请求补偿权和获得帮助权有待完善。《婚姻法》规定，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的有从另一方的住房等个人财产中得到帮助的权利。请求补偿制和获得帮助制的设立有利于充分发挥婚姻家庭的社会功能、家庭的经济生活功能，在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社会资源的组合未尽优化的国情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实践中关于请求补偿权和获得帮助权操作性比较差。比如请求补偿权，如何判断一方付出较多义务，存在着举证难的现实问题，很难制定一个量化的标准。所以将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道德规范上升到强制性的法律规范还需考虑其实现的可能性，否则形同虚设。
三、完善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增设总则性规定
夫妻财产关系的总则性规定，体现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是处理夫妻财产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夫妻财产制不可缺少的内容。出于对总则性条款重要性的考虑，立法上不妨采取对现有夫妻财产制的一般性原则在婚姻家庭法总则中进行规定，比如：夫妻财产制的约定与法定及其适用效力的先后、夫妻财产分割的基本原则、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等，以满足法律对夫妻财产关系进行调整的指引性和概括性的要求。
（二）建立非常财产制
非常财产制涉及夫妻财产关系的重大改变，因而可能会对夫妻关系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我国法律应引进该制度，但应严格限定请求适用非常财产制的申请人的资格和适用非常财产制的法定理由。具体规定以下内容：明确规定适用非常财产制的法定事由，如夫妻双方因感情不和连续分居满一年以上的，夫妻一方受他方的虐待、遗弃的，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足清偿个人债务的或有其他重大事由的；明确规定申请非常财产制的申请人及申请方式。非常财产制的申请人应仅限于夫妻双方，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债权人则不能提出这种申请，以与民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意志的一般原则相协调。
（三）完善约定财产制的规定
1、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如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适用约定财产制。对夫妻财产进行约定是一种与夫妻身份密切联系的法律行为，只有夫妻双方才能实施，不得。因此，如果夫妻一方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适用约定财产制。
2、明确规定约定时间与约定生效的时间，允许当事人在婚前或婚后都能做出财产约定，在时间上不必加以限制，但财产约定的生效只能在当事人结婚以后。
3、明确规定夫妻双方的约定应采用书面形式且应由公证机关公证或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及公示。
参考文献
[1]王丽萍.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不足与立法完善[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6，4（2）；
关于离婚的法律条文范文5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财产关系日趋复杂多元化，对个人和家庭财产性质的分类和区分日益困难。《继承法》宗旨是保证财产继承方面的权益，而《婚姻法》倾向于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与完整，但由于家庭血缘关系所带来的身份角色的独特性，两者在协调财产利益关系时，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复杂联系，矛盾和冲突也必然会随之而来。
1 导言
《继承法》二十五条写道：“一旦发生继承后，继承人有意放弃遗产继承的，应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决定。没有表示的，一律视为自动接受继承。”在目前《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明令规定，夫妻现有婚姻基础上因继承所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除遗嘱明确指出归属其中一方的情况之外。针对这二者的条文内容，在法律界引出了一个话题纠纷：在现有婚姻基础上，若在继承人未明确指出其遗产由夫妻中的一方继承的前提下，在继承发生之后、遗产处置之前，夫妻双方中的一人是否可不征得其配偶的同意而单方作出放弃继承的法律表示？
2 两种答案之争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目前法律界有存在两种相对立的观点，实务派认为：夫妻两人中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单方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另一种观点是来自学术界的声音：他们表示，可在不征询配偶意见的前提下，夫妻当中任何一人都具有单独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的权利。
2.1 实务派的论述依据
继承人如选择放弃继承权利，其本文由收集整理行为涉嫌规避法律、钻司法漏洞，与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不得滥用权利原则相违背。比如，继承人如果和配偶关系恶化，想单独继承遗产而选择放弃婚内继承，而在离婚后又使用其他手段获得遗产处置权。举一个简单的实例：甲、乙具有法定婚姻关系，甲因感情纠纷不和提起诉讼离婚。在诉讼期间，甲母因病去世，留下大量遗产但未立下遗嘱，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甲此时会可选择放弃继承遗产权利。其行为一旦获得法律支持，则遗产全部由甲父继承。而在离婚之后，甲又可以继承其父名下的全部遗产。因而甲充分利用了法律漏洞达到了规避遗产分割的目的。
2.2 学术界的论述理由
学术界的论证理由主要有两点。
其一，继承开始并不意味已实现继承，在处置遗产前，继承人放弃的是遗产继承权，并非所有权。继承人配偶的遗产权利，只在条件充分成熟时才可实现，即必须在继承人接受遗产后，转化为夫妻共有财产，其配偶才享有相应的财产权利。
其二，如果继承人放弃继承权利的决定，必须经其配偶同意后才可生效，其后果是混同了继承法律关系和婚姻法律关系，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对法定继承人来说，接受遗产是义务而非权利，这显然有违配偶双方地位平等原则。
2.3 对二者争论结果的总结
经仔细分析司法实务派和学术界两种观点，很容易发现前者的观点主要以《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为依据：它详细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置权利；而学术界的观点，则主要是以《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的内容为辩证依据，即其关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有关规定。但是，从他们形成的辩证理由来看，二者都没有综合分析前面所提及的两个法条之间的联系。
为此，本文总结了上述争论结果，得到了以下总结内容。
首先，在表面上，《继承法》与《婚姻法》在回答上述问题时并不相互冲突，而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经过分析前面两个派别的观点发现：夫妻在维持正常法律婚姻状态下，如果被继承人未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或通过其他法律手段明确指出遗产具体归属夫妻中的哪一方，法定继承人可单方作出接受或放弃继承的权利；如果法定继承人选择接受继承遗产，则其配偶即时拥有共享该笔遗产的权利，即在处理遗产时，夫妻双方对遗产享有共有权；如果法定继承人选择放弃遗产继承的权利，则其配偶也不享有遗产的任何处置权。
其次，实质上《继承法》与《婚姻法》对该问题的回答存在矛盾关系。深入地分析后，容易让人陷入困惑之中：一方面，《继承法》对继承人放弃继承的
权利给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而另一方面，《婚姻法》中却写道：“夫妻在维持正常法律婚姻状态下，其中一方继承的财产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除被继承人通过有效法律方式指定归其中一方的情况以外。”假设同时承认上述两部法律的效力，则从实践分析来看，这只是为法定继承人的配偶建了一座空中楼阁而已。因为，《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方面的条文，主要是为离婚时分割家庭财产提供法律依据，避免纠纷产生。通常来看，若夫妻关系融洽，夫妻一方继承的财产会视为家庭财产共同受益；而夫妻关系破裂导致离婚，从人的自私性出发，为避免遗产被配偶分占，继承方会明显倾向于选择放弃婚内继承遗产。
3 《继承法》第二十五条与《婚姻法》第十七条之合理性分析
3.1 《继承法》第二十五条合理性分析
参照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并吸收国内法学界的意见，对我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进行分析，本文认为，《继承法》第二十五条无法很好的解决继承人放弃继承所带来的问题，主要源于对继承人放弃继承没有作出明确的期限规定。造成其产生的原因，大致有如下三方面因素。
（1）当前适用的《继承法》颁布于1985年，八十年代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私人所拥有的个人财产相对较少，社会财产关系相对简单，继承关系也不像今天这么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无法引起立法部门的重视。因而，在《继承法》中明确规定了私人财产可以合法继承，这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继承法》第一条明令：“根据《宪法》规定，为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特制定本法。”不难发现，为更好地维护个人的遗产继承权利，《继承法》未对继承期限作出时限规定，只是采取笼统性的原则规定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随着社会形势不断地发生巨大变化，个人私有财产数量呈不断增长的态势，而且社会财产关系和权属日益复杂，现行《继承法》逐渐与社会发展相脱节，难以有效担当保护继承人和被继承人权益的重担。为此，法学界一直在呼吁：继承法必须与时俱进，充分考虑社会形势的变化，从保护个人财产权益和债权人财产权利出发，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基本点进行修订和完善。
（2）事实上，从立法本意上分析，规定放弃继承权的目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避免继承人因继承遗产时所遭遇的可能权益损害；另一方面是保证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到继承人恶意行为的侵害。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许多国家的继承法在赋予继承人选择继承的权利的同时，又对这个选择权规定了严格的行使期限，以实现并平衡上述两个目的。而根据当前的《继承法》，放弃继承的规定以“放弃继承是放弃一种利益的假设前提之上的，即放弃继承是放弃一种财产权利，不危害他人利益”为前提条件，这种立法初衷显然没有注意到被继承人财产的复杂性，对继承法的真正理念没有综合把握，所以只对放弃继承作出第二十五条的原则性规定，显然对维护社会财产关系的稳定和保护公民遗产权益是不利的。
（3）通过分析和研究国内民间的继承风俗，本文发现，在家庭稳定的前提下，以及在社会伦理的束缚之下，如果父母去世、且一方尚在时，一般继承人不会被允许继承财产，往往都是待父母双亡后再对财产进行继承，国内法学界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实证调查，都对上述观点给予了充分的认同。因此，本文认为，国内《继承法》第二十五条之所以对放弃继承权的期限规定在继承发生后到遗产处置前这个阶段，而不是给出其他期限的规定，也许是权衡到了民间风俗习惯的特殊情况所作出的慎重考虑。
综上所述，通过对《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的认真分析，本文得出的分析结果是：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未对继承人放弃继承期限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尽管如此，这依然没有否认继承人在继承发生后、处置遗产前放弃继承的权利以及放弃行为的法律效力。
3.2 《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考量
《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写道：“夫妻在婚姻合法期限内，其中一方继承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除遗嘱特别指出遗产归某一方所有的情况之外。”本文认为，之所以发生上述法律解释上的冲突，主要问题就在于该条款规定存在不合理之处，原因如下分析。
在当初修订现行《婚姻法》时，针对该问题学者们就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辩论，许多争论的焦点至今未形成统一认识。对是否要将其修改成为夫妻共同财产，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声音认为应该明确为双方共同财产，本文称之为“共同学派”，其依据
是从男女平等、肯定双方对家庭的贡献以及共同扶养老人出发；另一种观点持相反意见，本文称他们为“个人财产派”，他们的理由主要从法制理念出发，以保护个人财产权益和完善婚姻财产制为基础。
通过对当前《婚姻法》研究发现，其与“共同学派”观点如出一辙。因为《婚姻法》虽然规定“遗嘱明确指出归夫妻其中一方的财产除外”，但这种“尊重被继承人意见、依法保护其处置个人财产权利的体现”，亦是处出于维护私法和遗嘱自由原则而得出结论。
关于离婚的法律条文范文6
【关键词】 继父母；继子女；家庭财产；继承；婚姻法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1-061-01
一、继父母子女的继承权问题
根据《继承法》第 10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7条规定，继父、继母与继子女之间，已形成抚养关系的，互有继承权。继子女继承了继父母遗产后，仍有继承生父母遗产的权利。
继父母子女之间继承关系的前提条件是继父母子女之间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为拟制血亲关系，《继承法》第10条规定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子女与继父母互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这就是说，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能否相互拥有继承权，取决于继父母与继子女是否受其抚养教育，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相互拥有继承权。
此外，与继父母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子女不同于养子女，他们享有双重继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1条明确规定：“继子女继承继父母遗产的，不影响其继承生父母的遗产。继父母继承了继子女遗产的，不影响其继承生子女的遗产。
二、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的相互继承问题
妻与前夫或夫与前妻所生的子女，对妻或夫的后婚配偶而言为继子女，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是姻亲关系，相互之间并无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的继承关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真正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拟制血亲关系。因此我国继承法第10条规定有抚养关系的的继子女为继父母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这就是说，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能否相互拥有继承权，取决于他们之间有无抚养关系，有抚养关系，继子女可以继承继父母的遗产，反之亦然。如果没有抚养关系，则相互之间无继承权。如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或继母与生母或生父离婚，未成年继子女被生父或生母一方带走而继父或继母又终止抚养的(继父或继母愿意继续抚养的除外)，原已形成的抚养关系终止，继父母子女间父母子女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继父母子女间无相互继承权。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不同于养子女。享有双重继承权。养子女与生父母的父母子女关系因收养关系成立而消除，养子女无权继承生父母的遗产，只有权继承养父母的遗产。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其生父母离婚，并不消除父母子女关系，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仍然存在，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完全可以在继承继父母遗产的同时对其生父母享有继承权。同理，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不仅可以对继子女的遗产 享有继承权，也可以继承其生子女的遗产。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总是的意见》第21条就明确规定：“继子女继承继父母遗产的，不影响其继承生父母的遗产。继父母继承了继子女遗产的，不影响其继承生子女的遗产。
笔者认为，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完善：
（一）废止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之间产生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婚姻法》“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没有真正体现当事人的意志，应予废止，而代之以收养。当继父母认为需要把继子女作为自己的子女时，可以通过收养程序将该继子女收养为养子女。也就是说只有继父母明确的意思表示，才能与继子女产生拟制血亲关系。
（二）设立有条件继承制度
现实中，现行的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最大的问题是，抚养教育继子女的继父母，其尽了义务，财产反而可以由继子女继承。
抚养教育继子女的继父母，其财产可以由继子女继承的最大不公平性体现在：继父母对继子女尽了抚养义务，而继子女对继父母未尽赡养义务的时候。但是，当继子女对继父母尽了扶助义务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时继父母子女应视为父母子女 ，继子女成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继父母对继子女尽了抚养义务后，继子女先于继父母死亡，基于同样的理由，继父母成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三、结论
我国婚姻法明确的规定了解决他们纠纷的法律条文，如本文以上阐述的内容。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和具体案件当中，处理起来却出现了新的问题，如：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关系，却不赡养继父母，虽然法律规定了，继子女有赡养义务但却没有规定如果不尽义务应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我在此想呼吁：把相关的条款中增加违反义务的继父母子女应受到相关的行政、治安甚至刑事的处罚，对世人有一种鉴戒的作用。同时法律也应增加一些幅度条款，即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增加一些相关解释，使继父母、继子女之间即使有矛盾激化，也能及时的不伤感情的进行和解。这样即不伤害到继父母感情也不会导致继子女走向极端。
参考文献：
[1]马原.新婚姻法疑难释解[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