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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范文1
关键词：人文思潮现代主义表现主义音乐
音乐的发展历史就像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历史一样，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永远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永远躁动着的主体创造冲动中，总是不停地孕育出对传统经典或规范的“反叛”。其中一部分“反叛”既传承着传统经典或规范中的内在生命力与价值，同时又超越了渐趋僵化的规则或程式，解放了创造力、生产力、表现力，从而展示出鲜活的生命，并逐渐被人们普遍承认和接受，成为新的经典和规范，如此循环不已。表现主义音乐在近现代音乐史上就是这样一次解放和超越。
一、表现主义音乐的历史文化土壤
19世纪后期，汉斯立克对情感论音乐美学提出了挑战。自此，情感论音乐美学与自律论音乐美学逐渐成为欧洲音乐理论界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别。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两大派的理论观念对音乐实践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许多作曲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分别站到了这两个对立派别的旗帜下，在他们各自的音乐作品中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倾向，从而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同时并存的两个影响最大的音乐风格流派——表现主义音乐和新古典主义音乐。
与表现主义相对立的新古典主义在理论上以自律论音乐美学为指导，主张音乐就是音乐本身，音乐不应表现任何音乐之外的东西。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斯特拉文斯基说：“音乐从它的本质来说，根本不能表现任何东西，不管是一种感情、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心理情绪、一种自然现象。”“表现从来不是音乐的本性，表现绝不是音乐存在的目的。”他否认音乐具有任何表现功能，他认为音乐作品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音响结构系统，是一系列乐音的有序排列组合，而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作曲家创作的过程就是依一定的结构原则排列音乐材料的过程；如果音乐听起来好像表现了什么，那也仅仅是一种虚幻的错觉，是不真实的，或者说那仅仅是人们从外部强加给音乐的一种附加属性。这样一种主张与文学领域的形式主义或所谓“纯文本”的主张如出一辙，后者把文学看作与社会人伦无关的独立自主的文本结构，认为以文学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现实是对文学本性的背离，是文学的异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这种文学观念在我国曾大行其道，一度成为文坛的主导思潮。它实际上是对过去那种把文学完全从属于政治观念的做法的矫枉过正式的反拨。文学、音乐乃至各个艺术门类中出现的这种相同或类似的思潮或创作倾向，反映了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的共性或共同特征。而整个社会文化的这种共同特征当然是由这个社会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所决定的。
表现主义作为20世纪初期出现的一种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对绘画、诗歌、戏剧和音乐等艺术领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主张艺术要表现人们的情感或心灵。类似的主张在艺术思想史上似乎早有先声。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就认为：“音乐是灵魂的语言，灵魂借着声音抒发自身深邃的喜悦与悲哀，在抒发中取得慰藉。”“音乐把内心深处感情世界所特有的激动化为自我倾听的自由自在的，使心灵免于压抑和痛苦。”堪称我国古代儒家音乐美学典籍的《礼记·乐记》这样论述音乐的本源：“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说：“对于身体用体育，对于心灵用音乐。”然而，表现主义所主张的艺术只是一种独立自足的与外部世界无关的纯形式；另一方面，它又否定客观现实世界是艺术反映的对象，而主张艺术表现的对象仅仅是人的主观情感。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勋伯格(1874-1951年)表述得十分明确：“我们的心灵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一件艺术品，只有当它把作者内心中激荡的感情传达给听众的时候，它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才能由此引起听众内心情感的激荡。”“艺术家为之奋斗的最伟大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表现他自己。”就注重主观表现这一点而言，这种艺术主张与19世纪的浪漫主义十分相似。浪漫主义也以注重主观情感的表现为其基本特征。但作为一种现代美学观念，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明显分野在于：如果说浪漫主义音乐用玫瑰色的主观幻想去弥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用人与自然相融合的方式达到在尘世喧嚣中难以达到的人与对象世界的和谐，那么表现主义就是以反常态的极端个性化方式直接表现现代人充满内在冲突的心灵世界。每一首表现主义音乐作品的音列都是由作曲家依自己的灵感来设定的，这使得音乐作品中的每一个基本要素都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
现代派艺术是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导致人的异化这样一种社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和所有的现代主义艺术流派一样，表现主义所突出的是主观情感与客观现实世界的对立。因而它反对在艺术创造中模仿客观现实，而要以音乐的形式来表现纯主观的、直觉的情感体验。与新古典主义相比，表现主义朝着反映现实世界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是由于它偏执于表现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主观情感，所以它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又是一种变形的或片面的反映。随着大机器工业时代的到来，人逐渐成为资本主义这台社会化大生产机器的附属品，而冷酷的、裸的金钱关系又使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无法沟通。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中，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们感受到无可摆脱的深深的压抑、苦闷、孤独、迷惘和绝望。传统的艺术形式已无法表现因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扭曲或异化人性所造成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强烈情感体验。例如，在绘画领域中，传统的焦点透视法曾经成就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列宾等一批又一批经典画家的经典名作。然而，焦点透视作为一种绘画技法的基本准则，是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对世界的理性主义理解相联系的，即通过焦点透视所看到的世界，是在近性精神秩序框架内所感受或体验的世界。但现代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使近性精神秩序的框架崩解了，在现代派画家(例如毕加索)的眼里，世界已被那种导致人以及人的生活异化的力量扭曲、分裂、肢解了，焦点透视法所描绘的已经不是真实的世界。于是，毕加索创造出散点透视的立体派绘画。与此相类似，在音乐领域，表现主义的音乐家们在音乐表现手法上也离经叛道，进行了大胆创新，这使得他们的音乐作品在艺术形态上较传统音乐有了质的变化。
表现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勋伯格同时也擅长丹青，这一点通常被人们忽略。但了解他的画对于了解他的音乐至关重要——其画作中强烈的表现主义特色曾得康定斯基等人赞赏。他恰在开始绘画的同时，在音乐表现手法上进行极为大胆的尝试，即摈弃传统调性系统的语法而采用自由无调性的表现手法。从1908年至1923年的十五年间，勋伯格使用表现主义手法创作的音乐作品，传达出现代人在战争与大工业文明中所感受到的孤独无援、焦灼不安、紧张恐惧等情绪。他在1908年完成的《#F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0)中，于第四乐章的开始部分使用了一个非调性的主题。虽然全曲结束于#F大调的主三和弦结构上，但并没有以传统的终止式来完成。而他接着创作的《三首钢琴小品》(作品11)则完全摆脱了调性的羁绊，正式开创了自由无调性的新方法。这期间，勋伯格共创作了十几首无调性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对“不协和音”的解放，横向旋律或纵向和声的音程关系不再依附于调性系统；织体更偏向于对位式，而不是和声式；节奏趋于复杂，其规律性被消弱；而乐曲的动机和结构则依然是精心设计的产物。勋伯格的自由无调性时期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表现主义的扭曲与强烈、大胆的特色。他在此期运用音高的方式，不像后来的“十二音作曲法”那样具有系统性。自由无调性时期是调性崩溃的逻辑延伸，同时也是“十二音作曲法”诞生前的酝酿和探索阶段。
二、表现主义音乐对传统的颠覆
表现主义音乐的最大特征，就是无视传统、无视规则、不追求宏大、夸张，而崇尚音乐表现的单纯、简洁、明快和热烈。表现主义音乐以无调性为其基本成份。表现主义艺术家摈弃了传统的主属音的观念，使得八度中的十二个音的价值相等。这导致传统的旋律概念、节奏与节拍的组织、曲式的结构、和声与对位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主义音乐作品的演奏配器通常精致小巧，具有明快单纯的色彩。而将一些连续的独特音融入非常自由的形式之中，则给人以流动、舒展的独特感受。
为了在作品中寻求音乐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勋伯格在创作无调性音乐的实践中，以维也纳作曲家豪尔等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推展表现主义的音乐思维，创立了“十二音作曲法”，即勋伯格本人所说的“十二音仅仅是相互关联的作曲法。”
勋伯格最初继承的是浪漫主义的传统，他的一些属于半音体系的早期作品在题材和写作手法上都表现出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特征，例如其交响诗《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PelleasUndMelisande，Op．5)、弦乐六重奏《升华之夜》(VerklarteNacht，Op．4)和大型康塔塔《古雷之歌》(GurreLieder)等。但是如前所言，在他后来的创作中，他的音乐美学观念发生了转变，并逐渐发展到反叛浪漫主义乃至整个传统而另辟表现主义音乐的蹊径。他的一些个性鲜明的无调性作品如《期望》(Erwartung，Op．7)、《幸运之手》(DieGlucklicheHand，Op．18)等，一方面仍然带有浪漫主义传统的印记，另一方面又显现出逐渐明朗的表现主义特征。“十二音作曲法”的创立则标志着他的表现主义音乐创作手法的成型，是他的表现主义音乐美学观念的充分体现。
“十二音作曲法”完全颠覆了音乐的调性中心，使不协和音获得了“合法地位”。传统的调性观念认为不协和音及其组合偏离了调性中心，破坏了和声功能的逻辑，因而是音乐听觉所无法接受或理解的。但现在它们却由于勋伯格本人所说的“用十二音写作，仅仅是为了便于理解，别无其他目的”而变得与从前不一样了。有趣的是，正如导致生物进化的一切基因突变的前提恰恰是基因遗传一样，勋伯格对不协和音的运用在音乐史上也是有其“基因”根据的。19世纪，贝多芬、瓦格纳等人就曾经为了音乐表现的特定需要而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过一些反常规的不协和音组合。毫无疑问，在传统的调性音乐体系中，不协和音的运用只是在传统框架限制下的一种特例。事实上，不协和音所特有的“刺耳”的感觉恰恰可以达到德国现代戏剧家布莱西特所说的“陌生化”效果，给已经被传统音乐磨出老茧的音乐听觉以新鲜的刺激，因而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不协和音之所以特别受到现代表现主义音乐家的青睐而被大量运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尤其适合于表现紧张、焦灼、痛苦、不稳定的心理状态，而这正是现代派艺术家们所要表现的主观情感体验。
从本质上说，“十二音作曲法”是有意识地解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主观情感与现实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即打破人的审美听觉与音乐音响之间传统的内在约定性。不是将主观情感通过现实事物表现出来——即所谓“融情于景、借景抒情”，而用一种非常态的纯主观方式表现出来，从而达到将主观情感最大限度地还原为其纯粹主观状态的目的。这与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西方世界的整个文化潮流是相一致的，即解构传统，其最经典的表达即尼采的明言：“上帝死了。”勋伯格的创新绝非仅仅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是具有极为深刻的音乐美学意义。就像哥白尼以“日心说”否定了人们原以为是“天经地义”的“地心说”一样，勋伯格使人们从传统的调性中心及其和声结构的所谓“客观必然性”观念中超越出来，在更加宽广的音乐空间中建构起新的音乐原则和秩序，从而形成了调性与和声功能的新观念。
三、否定之否定：音乐和一切艺术的宿命
如前所述，表现主义音乐是作为新古典主义音乐的对立面存在的。新古典主义因主张音乐纯形式化，而使音乐失去了作为其内在生命的人文内涵。表现主义则主张表现主观情感，赋予音乐以现代人文内涵，即如勋伯格所说：“为了人性，就必须用艺术的非人性去战胜这个世界的非人性。”但世界上的事情总是物极必反。在勋伯格之后的一些表现主义音乐家对他的音乐主张和作品推崇备至，但他们单纯地从形式结构方面来片面地接受他的音乐美学观念，而忽视或未真正理解其美学观念的内在精神。他们忘记了勋伯格创立“十二音作曲法”的出发点，忘记了他主张音乐是一种通过表现主观情感体验而促进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手段。他们把勋伯格的“十二间作曲法”纯粹从形式上进行演绎，把音高序列化，把时值、力度、音色等音乐元素全部纳入序列化的结构原则之中，由此形成了走向完全控制的全序列音乐。这就使音乐变成了斯特拉文斯基所说的一种“被控制了的音响”，它与人的情感体验之间的联系已变得十分模糊。与其说这种音乐是作曲家用以情感体验为基础的灵感创作出来的，不如说是用数学的方法计算出来的，把这样的作曲任务交给计算机再合适不过。如果说这样的音乐作品也能使听者在欣赏过程中产生某种情感体验，那么，要么这听者不是在用这种音乐的作者所遵循、所要求的音乐思维或体验方式去听，要么就是这种音乐的作者实际上不自觉地越出了自己的创作原则，而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所以，后来的表现主义音乐家把主观化推向极致的结果，是与新古曲主义殊途同归，以另一种方式使音乐脱离现实而成为一种所谓的“纯形式”。
音乐和任何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从一开始就纠缠于形式化和人文内涵表现的矛盾之中。这是艺术本身的宿命，因为没有形式化就没有艺术。原始人借以表达情绪的偶然的有节奏或押韵的呐喊不是艺术，只有这节奏和韵律相对固定下来即形式化后才有了艺术——诗歌。而艺术形式一旦形成，它就逐渐衍生出自己的逻辑规则，从而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的时期内，特定的艺术形式是特定时代和人群表达思想感情或特定人文内涵的适合的工具。但社会的发展、人文的演进，总是使既有的艺术形式日渐显现出局限性。于是旧形式不断被打破，新形式冲破旧形式的束缚脱颖而出。但新形式注定又要成为旧形式，如此循环往复不已。例如中国古代的诗、词、曲、赋、话本、小说等文学样式的发展演变，就是典型的这样一种过程。音乐当然也是如此。
不仅从音乐的宏观发展史看是如此，这种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也表现在每一个具体的音乐创作过程中。作曲家要通过音乐形象来表现某种思想感情或人文内涵，但他并非随心所欲地表现。因为他在构思旋律和节奏时，不能只考虑音响的色彩效果和表现功能，而必须同时考虑这些音在调性规则中的结构功能，即必须找到表现功能与结构功能二者的契合点。这也就是说，他必须去寻找能够把作品的人文内涵表现得最好的音乐形式。音乐的形式是相对固定的，而音乐所要表现的内涵则是无限多样的。于是在音乐的人文内涵(或情感表现)与调性原则之间便形成一种必然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作曲家永远是在“戴着镣铐跳舞”，而好的音乐作品(即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作品)就像是那种让人觉得“镣铐”不是镣铐而是最恰当道具的舞蹈。像诗人、画家们一样，音乐家们总是不断打碎旧的“镣铐”，换上新的“镣铐”，因为没有这“镣铐”就不成其为音乐。但是如果把“戴着镣铐跳舞”变成了“镣铐”本身的跳舞，即舍弃了人——人的精神、人的情感、人的心灵(这一切当然都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就会从另一个极端迷失音乐的本质。
表现主义音乐的一些技法在我国当代音乐创作领域也经常被借鉴、使用，对于丰富我们民族音乐的表现手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应该摈弃后期表现主义音乐的形式主义倾向，汲取表现主义音乐及其美学观念中的创新精神，以不断创新的音乐形式表现日新月异的生活和情感。创新，是音乐乃至一切艺术的生命之源，也是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不竭的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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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范文2
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我给出的答案是：文学作品中凝结着民族文化，通过文学作品的分析讲解，可以把民族文学的因素梳理出来，通过文学课程，把民族文化灌输给学生，这在传统文化缺失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文学课的课堂教学中，我有意识地突出文化内容进行讲授。
一、在文学史脉络的梳理中，c文化发展历史结合来讲
以我所讲授的外国文学史课程为例，从古希腊文学开始到20世纪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结束，按照文学史的进程梳理各时期文学的发展情况，同时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进程进行梳理。在授课过程中，把文学史与文化发展结合起来讲，文化既是文学发展的背景，文学也同时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古希腊时代文化是希腊的原始的民族文化，这一时期希腊文学是在希腊原始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其内容、形式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文化的特点。到了中世纪，由于基督教的诞生，希伯来文明被引入，于是西方文化中出现了来自东方的希伯来文化因素。自此以降，西方文化在两希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起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17世纪的古典主义思潮，18世纪的启蒙运动，直至20世纪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不仅仅是文学思潮，更是一种西方文化的思潮，是文化形态在文学领域中的表现。通过这种梳理，使学生在掌握文学史知识的同时，对西方文化发展进程也有所了解和把握，使文学课程的功能得到拓展。
二、在讲作家创作的时候，结合作家的创作心理、创作动机，讲其创作的文化动因
在以往的文学课程中，讲作家的创作只是一般性介绍作家的生平及创作情况，更多的是对常识的介绍。为了强化对文化的灌输，我在讲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更多的是讲作家为什么写和怎样写，剖析创作动机和创作特色背后的文化原因。例如讲狄更斯的创作时，首先对他创作的一般情况进行介绍，他的创作分期、各时期的主要作品及其创作的主要特征，然后针对其创作的基本特征进行文化因素方面的分析。一是分析其创作内容方面的特征，如狄更斯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当时欧洲文化中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具体表现，而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又是以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为表征的，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密切相关；二是对其创作艺术方面的特征进行文化分析，如大团圆结局是狄更斯的一大特点，而这个特点与英国人审美心理有直接关系，其同一时期的作家也具有这样的特点，而审美心理又直接与民族文化密切相连，从这样的角度对其创作所呈现出的这一特点进行阐释，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创作形态背后的文化原因。
三、在分析文学作品文本的时候，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剥离出来，重点来讲
古典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范文3
“启蒙的艺术”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以及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联合主办，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建成正式开放以来的第一个国际交流展。展览于2011年4月1日开幕，展出德国三大博物馆所藏的油画、版画、雕塑、图书等各门类艺术珍品凡580件，向中国观众展示了当时的重要思潮、启蒙运动对造型艺术的影响，以及它对18世纪以后的几场艺术革命的推动作用。
欧洲启蒙时代，通常指的是18世纪初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间段。此时期以“理性主义”为基本特征，思潮所至，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此时期的发展特色特为不受束缚地、但常常也是不加批判地使用理性，勇于质疑权威与传统教条，朝个人主义发展。强调普世人类进步的观念。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是使西方走出中世纪的两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可以避开与宗教直接对抗，较为自由、公开地赞扬人性。启蒙运动则自宗教内部始，任务相对艰巨。在这个时期或稍早，人们已经开始对教会的腐败及黑暗有所触及，同时开始对中世纪时的以神学、伦理学和演绎逻辑来解释历史的方法产生质疑，并对历史文献所记载的事物产生疑问，而对其进行考古研究与文化发掘。启蒙运动先驱马丁·路德，面对诸问题，曾借助“因信称义”之说，带头将《圣经》译成民族语言，鼓励每个个人阅读《圣经》，使之成为个人最直接和最高的指导。借助《圣经》的权威，强化上帝的教义，利用上帝的力量来与教会的势力抗衡，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了教皇、教会统治这一外在权威。这—意义甚大，古典、《圣经》的普遍阅读及考古的发现，瓦解了中世纪经典解释(神学)的权威性，因而引发意识形态的革命。
启蒙时代早期思想家可以追溯到英国的洛克，他的关于宗教和世俗政府的思考，影响了后来的启蒙时代思想家。18世纪的法国，在经过了国王路易十四(1638年～1715年)时期多年的战争后，经济大受打击，因此这个时代的人们开始对“君权神授”产生质疑。并始现理性思考的思想家。其中法国以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最为著名。而在德国，则有伊曼努尔·康德。当时，大部分哲学家皆以理性思考为主要重点，并开始摒弃宗教的观点。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理性”一条中，更是指出，理性是“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人类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而能够自然达到一系列真理”。而与此相承的，则是倡导自由平等等思想。以伏尔泰为例，他曾说过(事实上，伏尔泰并没有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来自英国作家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于1906年出版的传记《伏尔泰的朋友们》，人们错误地把这句话归功于伏尔泰)：“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男一位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亦说过：“法意可说是现代社会学的启蒙，对气候、法律、宗教、治理原则、过去事例、习惯风俗等等形成社会总精神的一切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尽管这会导致社会决定论、历史相对论，他却将自由在道德上的必要性，置于决定论相对论之上，而他也违反自身前后逻辑的，坚持反对专制统治，认为它是不合道德的。而这就是英国宪法分析出‘分权’的由来。”
这个时期的学者，不同于之前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他们不再以宗教辅助文学与艺术复兴，而是力图以经验加理性思考，而使知识系统能独立于宗教的影响，作为建立道德、美学以及思想体系的方式。音乐史上的巴洛克时期，以及艺术史上的新古典主义，也属于这一时期。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将自己视为大无畏的文化先锋，并且认为启蒙运动的目的是引导世界走出充满着传统教义、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专制的一个时期(即中世纪，此一时期通常被称为“黑暗时期”)。这个时代的文化批评家、宗教怀疑派、政治改革派皆是启蒙先锋，但他们只是松散、非正式、完全无组织的联合。当时的启蒙知识的中心是巴黎，法语则是共用的语言。这一时期他们所提出的“创立民主”“共和政体”的思想，被其后美国独立宣言与法国人权宣言所采用。
古典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范文4
后现代主义涉及文学、艺术（包括建筑的风格等）、语言、历史、哲学等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许多领域。虽然这一思潮至今仍处于一种纷繁复杂、多元化的发展状态，但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对现代文明发展的根基、传统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性反思。因此，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可以说为观照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通常认为，现代化只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变迁过程。但这种观点在现代社会遇到了挑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表明，现代化既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一种自然变迁的发展过程，也是一种可以选择，并力图追求的目的和目标。因此，现代化是目的和过程的统一体。正是这种目的和过程的矛盾导致了人们对现代化的反思。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给社会带来了在物质利益方面的巨大进步和发展，以至于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产生了片面、夸张的看法，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副作用认识的加深，对科技理性的怀疑逐渐成为思想界的思考主题，以怀疑和否定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应运而生。
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观点不尽相同，但可以从总体上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进行把握，后现代主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倾向。
（1）反对理性，崇尚非理性。哈贝马斯认为：非理性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非理性主义又以对传统理性的“非难”和“批判”为表征。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正是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泛滥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人类的灾难，因而否定、批判理性主义、推崇非理性、结构理性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所致力的目标。
（2）反对同一性、整体性，崇尚差异性。在对“现代性”的审慎反思中，后现代主义把矛头直接指向现代性的一套整体性、同样性的叙述，对现代性中许多不言自明的真理持怀疑态度。
（3）反对基础主义、本质还原主义。传统哲学对事物的认识就是去追寻事物的“始基”，即世界的终极基础，还原式寻找事物的终极本质。后现代主义认为“始基”、“终极本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立场，是“逻各斯”的一种表现形式。
（4）反对真理符合论，强调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和知识的商品化。认为事物的本质不是客观的，只是人解释的结果，事物不存在一个先天的本质、基础，等待人们去客观地、如实地反映和把握，事物的本质、意义只存在于人们对事物的阅读和解释行为中，应坚持实用主义的真理观。
总的看来，后现代主义主要表现为思维方式的转换和变化。它开始了对以往的理性世界的怀疑，向着自然回归。但它又是不纯粹的，它引用、纯化、重复过去的东西；它在方法上是综合的；既强调语言上的大众化和行为上的大众参与；同时它把艺术看成是整体作用的结果。这样一来，现代主义充分地注重事物的表面，而后现代主义则不断地破坏事物的稳定，以期更充分地揭示各种可能的意义。
三、后现代主义历史条件下形成新的审美心理变化
传统的艺术形象是讲究典型化原则的，艺术家忽视运用审美体验的创作原则很可能造成人物形象的贫薄乏力。人们一方面参与高技术的竞争，提倡适者生存，并以成功作为评价社会生活的标准。哲学家应该比以往更加关注宗教、健康医学、文学与环境伦理、种族偏好等等问题。而另一方面，享乐主义也在蔓延，享受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异质、相对、变化或许为我们所额外需要。当代社会意识潜在地要求反对中心边缘化改革。边缘化的主张有助于组织成员游离于激烈的权利竞争之外，充分享受现代化生活宁静里的乐趣，纵使实现这一状态要以经济上的损失为代价。它主张放弃宏大理论，不要奢谈空洞抽象的本质，放弃我们心理上始终的依托，使自己身处于商业活动之外。
后现代主义艺术同时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使得一向被认为是崇高和典雅的艺术打上了当代商品经济的印记，它强调艺术的大众性和公众的参与，消解现代主义艺术中的经营主义情结，主张重新利用民族文化资源，采用通俗的日常生活化符号，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艺术的普及。但它也同时彻底承认了传统文艺的美学追求、文化信念和叙事规则，形成行为反常的怪异追求，有迎合低俗趣味的倾向，导致古典主义崇高理想的衰落。
四、后现代主义对美术教育的影响
如何看待教育，这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根据各自不同的立场和理论观点，从不同角度阐述他们对教育的理解和看法。我们可以分别从教育目的、课程、师生关系、美术教育的评价标准等方面来看后现代主义美术教育的基本立场。
（1）在美术教育观念上，反对理性主义的教育目的。后现代主义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对以理性美术教育为基础的教育目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他们看来，由于现代主义对理性、集体、制度和秩序的强调，教育目的是把个人塑造成现代性工程的零部件，其结果必然是忽视人的个性，导致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和个人生活意义的丧失。因此，后现代主义者在反思理性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反对确立任何理性原则，主张对学校教育采取较为宽泛的态度，不局限于单一的美术教育目的，因为今天没有谁不再追求多元性。
（2）在课程观上，反对学科中心倾向，主张构建动态的开放式的课程。后现代主义者从他们各自的立场出发，要求在课程组织上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关注课程活动的不稳定性、非连续性和相对性，以及个体经验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学科中心倾向是传统理性主义在课程理论方面的表现，它难以使学生用开放的眼光看待具有无限多样的现实世界。后现代课程是一种发展的过程，而不是特定的知识体系的载体，因而课程的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师生共同探讨新知识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课程的目标不是预先设定的、不可更改的，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承认和尊重价值观的多元化。
（3）在师生关系上，后现代主义认为建立一种师生平等的交流关系非常重要。无论是以教师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都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前者基本上是让教师充当着文化传递者的角色，而学生则扮演着接受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传递者与接受者角色的扮演是放任自流，学生无法很好地获得长者人生阅历的教益。学生失去了向导，与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隔绝开来。因此，在对现代性进行解构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强调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的交流关系，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理论有其合理的因素。
古典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范文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发展与多重转型背景下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竞争战略优势提升转换研究”（11BGL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研究”（12&ZD094）
作者简介：李宝元（1962-），男，河南陕县人，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和人本发展与管理问题研究。Email：byli@163com
摘要：人本管理经济学顺应后工业化及网络数字化时代组织管理人本化大趋势，立足于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视界，遵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逻辑思维范式，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经典及最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并回应组织管理中人的问题为基本宗旨和任务，特别聚焦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相容问题主题，以“职场就业—战略规划—目标导向—投资开发—人际整合”人本管理运作主线，分别沿着竞争—合作（人本组织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与规矩—方圆（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个层面）两大人本管理经济问题导向线索展开相关学术研究而形成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新分支。
关键词：人本主义；人本价值论；组织人本激励管理；人本管理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2001808
一、问题提出：直面历史现实的理论演化脉络及跨学科整合走势
大而言之，主体欲求的无限性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共同困境和永恒主题。为此，人类在长期历史演化中自发形成两种基本应对机制，即市场交换与组织管理；相应地，在学术上分别直面聚焦回应这样两大实践的理论范式就是经济学与管理学。
要缓解这个基本矛盾和困境，人力在主观“用力”上无外乎两个基本方向：一方面，依托“情商”（人文伦理及）努力节制欲求或抑制需求；另一方面，凭借“智商”（人类理性或科学技术）尽力有效利用既有资源并进一步开发利用新资源。其结果，以工业化为标志使人类历史发生了一种“非对称性突变”：工业化以前，人类情感在漫长演化的市场自然扩展秩序中占了上风；而市场运作和发展到一定阈值或拐点，引发了工业化革命性突变，结果使人类理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或解放，发展到后来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无知之狂妄程度。
所谓现代社会，乃工业化及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正是这种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活动，才孕育出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正是基于大机器工业生产的需要，以及在此基础上由发达市场机制链接而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才使人们集结在一个个具有开放系统性、内在合作性和外在竞争性的命运（利益）共同体中；所谓组织，就是这些命运（利益）共同体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稳固化、巨型化发展的结果，并随着市场秩序不断向外自然扩展而在空间上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进入20世纪，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完成工业化，其市场经济进入高级发展阶段以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普遍地“扭结”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中；同时，以工商企业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政府公共组织多元鼎立为基本格局的现代组织网络体系，逐渐演变成为每一个现代人时时刻刻生存其间、必须直接面对和积极适应的基本生存情景或社会生态环境。结果，市场与组织并肩而行、互动发展，不仅促成了无比繁荣昌盛的现代社会经济实践，而且促成了现代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大融合大发展。
虽然从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源泉来看，关注市场的经济学与聚焦组织的管理学可以算作孪生兄弟，但在启蒙与集大成发展的时序节奏上，经济学可以大致算作管理学的兄长。早在1776年，现代经济学鼻祖斯密就在其开山大作《国富论》中，富有远见地奠定了主导经济学理论研究基本发展方向和主流趋势的学科信条和理论范式，即建立在每个人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自由市场机制乃国民财富根本源泉及和谐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石。其后，经由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集大成诠释，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拓展，到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宏微观新综合，经济学基本上是围绕市场资源配置基础功能主题一路拓展开来的。
相对于经济学来说，管理学实现集大成并蓬勃发展步伐稍有滞后。虽然早在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工业化新时代，大规模、高密度、商业性和社会化的工业组织（企业）形成了对管理前所未有的特殊需要和要求，并激发了欧文等一大批工业管理专家及管理教育先驱相继辈出，但尚未形成一组逻辑清晰的学科信条和一套完整成型的理论范式。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巅峰的欧美工业化社会经济、特别是企业制度化管理实践，才孕育出以法约尔特别是以泰勒为代表的一代管理大师级人物，他们在其经典论著中《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16年）和《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正式提出并清晰阐释了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本信条和理论范式，从而使管理学以科学的面目正式登上学术大雅之堂，并在其后近百年的历史中衍生出葱郁茂盛、五花八门的管理学派丛林[1]。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最初的元问题都是属于或为了回应人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开发、配置和利用稀缺资源才能满足个人、组织或社会等特定主体的目标和需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化大生产体系中，本来是主体、目的和本源意义的人，却在自己所创造的器物工具中被异化，最终被沦落为器物、工具和手段。好在大自然自有自组织平衡协调机制，两极轮回，物极必反，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近百年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主题都明显地呈现出一种人本化的回归趋势（如图1所示）。
图1人本管理经济学的实践背景及学术源头
按照传统经济学范式，市场是由厂商、居民户、政府和国外四个主体之间进行产品和劳务及劳动力交换，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或方式，至于四个主体各自内部是什么状况又如何运作则不属于其研究的范围。在这四个主体部门中，厂商是经济学最原本、最主要的聚焦点，其他三个则相对有些辅或衍生性；也就是说，回答厂商内部组织管理问题，相对来说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重要、更可以纵深发掘，由此衍生出一门管理经济学分支学科。传统管理经济学，由私人厂商拓展到公共及非营利组织，其实就是将微观经济学特别是市场与厂商理论基本原理运用于组织资源配置及管理决策而形成的一整套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程式、技术和方法。例如，在国外众多管理经济学教科书中，由麦圭根、莫耶和哈里斯三位教授合著的《管理经济学：应用、战略与策略》以其内容丰富、结构清晰、紧跟前沿、贴近实际等具有显著代表性。他们在最新的第8版中是这样界定管理经济学研究主题的：“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是在经济中的私人、公共和非营利部门内，由分析人员、经理人员和咨询人员所制定的资源配置战略、战术策略。管理经济学的各种方法力求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的目标，同时考虑对实现目标的洼陷和内含约束条件。本书围绕两大主题组织内容：私人部门企业的产品线竞争和股东财富的最大化。此外，管理效率问题为所有组织做出资源配置决策提供了一个共同基础”[2]。可见，管理经济学总的理论基点、基调和着重点还是在强调工商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的市场逻辑及其对组织决策者的宏观政策约束及技术经济条件限制。
经济学真正从市场偏在视界走出将企业等科层组织正面纳入其研究视野，并将它看做与市场对等并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替代其发挥经济职能的一种特殊资源配置方式，在期间发挥了转折点或里程碑性关键作用的，是1937年科斯等发动关于“交易费用的概念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浪潮。由此开始，经济学理论研究逐渐回归人本轨道，一大批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组织、组织中人的（契约与非契约）关系、组织制度架构及演化，特别是聚焦于组织中管理者（雇主）与员工（雇员）这个基本矛盾，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研究新成果，将研究对象和重点逐渐指向组织（中人的）行为及其激励问题，拓展衍生出行为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契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诸多新分支，进而与当代组织管理学中的劳动关系学派、人事管理学派和人力资源管理学派渐次对接起来，以致在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上提出了构建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现实目标和任务。
近年来，作为传统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变革和疆界延伸，英美等国一大批对组织经济学问题感兴趣的学院派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性研究工作，他们试图在企业等组织层面以人的行为及激励问题为焦点构建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范式和框架。这方面具有集大成代表性的最新标志性著作，大致可以举出如下几部：一是2002年英国白金汉大学组织经济学教授利科特的《企业经济学》，该论著以科斯定理及企业的契约理论为立论基点，讨论了企业及非营利组织的制度结构，以及企业管理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激励和环境约束问题[3]；二是199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米尔格罗姆与罗伯茨所著《经济学、组织与管理》，该论著对传统管理经济学范式进行了革命性变革，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在组织合约、协调、驱动、雇佣、激励管理及变革领域发展起来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4]；三是2003年亨德里克斯所著《组织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协调、激励与策略》，该论著基于博弈论、科斯定理及信息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围绕如何协调与激励组织中策略互动着的人们这个核心主题，对组织中有关决策、匹配及商业策略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5]。
与此同时，近百年来，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特别是网络数字化新技术革命的推动，组织管理学越来越呈现一种不断软化和人性化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领域的相关研究课题，迫切需要依托一套以组织中的人为中心、以既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又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做支撑，为组织管理者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提供一整套既可以证伪又易于操作的经济学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为此，中外学者在学科建设上也做出了一系列相关努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拉奇尔教授在1998年出版的《人事管理经济学》，该书围绕招募与雇佣、人员流动、精简、工作效率、团队、年功报酬、考核、福利、职权和任务分派等人力资源管理主题，系统地介绍了一系列相关经济分析技术和方法，其目的是为组织管理者及人力资源管理者权衡相关利益关系、提升决策水平和降低管理成本提供相应的经济学理论支撑[6]。在该领域国内学者也做了有益探索，近年来国内图书市场上也陆续出现了若干部有关人力资源经济学或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分析[7]教科书，探索性地将经济学、劳动经济相关的原理与方法依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模块串联成体系，试图形成一个独立学科。
但是，既有相关研究成果尚有不少缺憾及存疑之处，大致说来有三：一是没有在人本主义意义上给出具有硬核性质的学科概念和核心理念，使相关经济学分析方法缺乏坚实可靠而又逻辑自洽的理论根基。二是对有关经济学概念、原理与方法的转述，没有从学科视角分歧、学术流派渊源及交叉整合脉络上给出应有的清算梳理，使相关内容虽然围绕组织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职能模块组合在了一起，但在经济学理论逻辑体系上显得十分零碎零散，不能形成逻辑清晰、前后连贯的统一体系，往往研读起来使人有些不得要领。三是由于在理论逻辑上不能自洽成体，相关问题研究没有可支撑的对接点，因而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上缺乏应有的成长性和可持续性。
笔者数十年来由宏观而微观、由经济学而管理学，游走于国民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学等多门学科教学与科研活动之间，但在研究方向和主线上万变不离其宗，长期始终如一地聚焦于人本发展与管理问题。2006年，笔者将自己多年累积的相关成果汇集成著，以《人本发展经济学》名字推出[8]；经过又七年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学术累积，并基于现实咨询管理和科研教学需要，特别是依托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认为是该推出其姊妹篇人本管理经济学（二者类似于宏微观经济学之的关系）的时候了。本文乃该著之导论，现将自己初步构思和粗略观点先行公开发表，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二、研究范式：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视界、方法论及主题基线
人本管理经济学是立足于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视界，严格遵循个人自由主义方法论的逻辑思维范式，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经典及最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并回应组织管理中人的问题为基本宗旨和任务，特别聚焦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相容问题的研究主题和主线，并由此形成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新分支。
1人本管理经济学视界：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
关于人本主义（Humanism），源于人如何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个最基本的元哲学命题。虽然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特殊物种，但人类毕竟也是大自然的造物，人类文明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面临着一个无法摆脱的现实困境，那就是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的两难悖论：自以为自由的人类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类到头来往往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9]。
自然科学是人类理性超越自然束缚而客观认识外部世界的产物，西方科学主义最初正是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文化传统，那时的人们普遍崇尚用自己的智慧、勇敢和正义去观察思考大自然奥秘的精神意志。但是，进入中世纪（公元500—1 500年），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在大自然强大的力量压迫下被扭曲为基于的神学，一开始一些传教士还试图运用古希腊理性主义文化去解说基督教义，随后在经院哲学那里理性主义异化为论证基督教永恒真理的工具，这样，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伴随着日益盛行的基督教经院哲学而得以保留和传承。后来，当传教士堕落行为被揭穿、经院哲学越来越走向玄虚而逐渐远离现实生活被人们所唾弃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启蒙者们，将科学理性主义从传统经院哲学中抽取出来，以人本主义面目出现而成为反对神本主义的有力武器，由此滥觞并迅速演化成为西方主流价值文化。
也就是说，人本主义作为一种西方价值观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是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经历代思想家发展、完善逐步形成和传播开来的。最初，人本主义是特指16—17世纪的一种文化思潮，即对古希腊罗马文学、语言、科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热衷，对宗教、神权和经院哲学的扬弃和批判，对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实证精神以及人权和人的自由价值之复兴或弘扬等；但是到了18—19世纪，以人本主义为表现形态的理性主义发展到极致，终于孕育出了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理性主义逐渐走向现代科学理性主义极端，在这种理性主义思潮涌动下，导致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之象：科学技术开发出来的物质机器逐渐将人性异化，本来是生产目的和主体的人反而被异化为生产的工具和手段，物质享受几乎侵蚀人们所有的心灵空间，物质性的工具理性代替了终极关怀意义上的价值理性。
20世纪，可以说是人类在社会变革特别是科技革命中涅槃重生的世纪。随着大机器工业化的登峰造极和人类科学理性主义的泛滥成灾，人们逐渐看清并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主体异化和工具理性带来的一系列不快乐、不幸福乃至痛苦或灾难，人们在大自然一场场惩罚性的灾害面前越来越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无力感，不得不生发出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敬畏感。于是，以人为本，回归大自然、回归人本性、回归人的主体性和价值理性，成为从市场运作到组织管理、从经济学到管理学研究的共同取向。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人本主义就具有对立于科学理性主义的新意义，而回归人性，反思科学价值、解构理性标准、呼唤终极关怀、重塑心灵美德，也就成为当代人本主义精神的基本内涵及主流倾向。这也是人本管理学应持有的认识论视野。
2人本管理经济学方法论：遵循现代经济学逻辑思维范式的“个人自由主义”
在方法论上，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研究者本身就是参与其研究对象中的一分子，很难在“局外”用条件控制的试验方法对社会活动或人类行为做观察。尽管目前一些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在研究技术上已经发展到很像自然科学的状态，对个体微观行为也已开始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但就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总体状况来看，这也仅是作为一种辅的经验检验方法来使用，其主要研究方法还是以理论实证为基本特征的。
关于理论实证研究方法，其基本套路无外乎：从大量的客观社会现象或人类行为中分析、归纳和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假定，也就是借助理论思维将客观对象抽象为韦伯所说的“理想模型”，以此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本假定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理论结论，并通过逐步放松有关假定，把原来抽象掉的不同层次的非本质的东西追加进去，使理论联系（契合）实际，以达到理论实证社会经济现实的目的。这种社会科学方法，在马克思那里就叫做抽象法，其前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而后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而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则称之为“假想结构法”，并认为“经济学的独特研究方法就是假想结构法”[10]。
经济学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同样或更需要依赖这样的抽象法，但从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工协作关系来看，经济学则有其独特的角度和方法。其独特之处就在于：任何人类个人的行为，在经济学看来都是一种在稀缺资源环境约束下来追求个人自身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其中包括三层基本含义：一是自利动机，即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和基本目标。二是环境约束，即追求自利目标是在稀缺性资源条件和社会制度规则约束下进行的。三是理性选择，即人们总会设身处地地权衡自己的处境和所追求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找到一条均衡的、恰如其分的最佳方式或路径，使自己所费成本最小而获得收益最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政府或私人的办公室里，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科学活动中，简言之，无论在哪里，永远是效用最大化者[11]。这就是所谓理性人假定，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是任何经济学包括人本管理经济学必须操守的。
自斯密以来，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市场主义的誓死捍卫者，按照米塞斯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中的论述，就是因为它认定：“市场经济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都代表他自己的利益，但是每个人的行为都既是为了满足他人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每个人在行为时都在为他人服务，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是在接受他人的服务，每个个体都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自身的最终目的以及使他人获得满足的手段”[10]。也就是说，“市场将个体活动引向能最好地服务他人的渠道”[10]。“市场不会直接阻止某一个体随意伤害其同伴，但市场会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市场上，强迫每个人都尽力服务他人并克制自己的随意和恶意的，不是因为宪兵、刽子手和陪审团的高压统治和强制政策，而是因为个人利益。契约社会的成员之所以自由，就是因为他服务别人就是服务自己。限制成员的只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资源稀缺现象，至于其他部分，所有成员在市场范围内都是完全自由的。”所以，“没有一种自由可以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相媲美。在极权的霸权主义社会中，个体所应有的唯一自由，也是无法剥夺的自由，那就是自杀”[1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济学的任务主要是分析市场上交换的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决定。”但现实中“人们总是同时面对‘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他们要从不同的替代品中进行选择，不管这些东西是被归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价值的天平上，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是混合在一起的。即使我们能够在物质的与精神的考虑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每一个实际的行为要么是为了同时实现物质的与精神的目的，要么是物质与精神的东西之间选择的结果。”因此，为了完成特定研究任务，经济学“必须从人类行为的综合理论开始研究”，其研究对象要超越有关利用货币进行交换的“市场现象”而涵盖所有人类行为[10]。在米塞斯看来，市场中人与人的竞争是“想在合作的制度里取得更优秀、更杰出的成就。竞争的功能就是，给整个社会体系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安排一个最适合他的位置，从而使他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服务于社会里的其他成员。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成为一种把最称职的人安排在最适合的岗位上的有效方法”[10]。因此，由市场链接起来的社会是“联合的行为和合作，其中的每一方看待对方的成功就像是自己的成就。”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伟大的社会”[10]。
尊重并弘扬每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由他们各自为了自身利益而自主自由地做选择，整个组织或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这是经济学在认识论上不可更变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也是无论什么经济学（流派或分支）都必须传承和操守的价值判断和学术信念。基于此认识论立场，将研究视野从市场运作拓展到组织管理层面而且特别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管理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必然要严格坚持个人自由主义立场，即不承认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所谓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一切选择和决策归根结底都是源于组织成员或利益相关者的个人理。正如美国学者博兰指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现象的任何解释中，它认为只有个人才能成为决策者”[12]。 从此观点出发，将个人（及其利益和行为）看做是任何社会活动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并且认为一切集体的行动、群体的互动、社会的活动以及政治的程序或过程都是一种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总结果，而任何超越或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所谓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定，分析人类行为或研究社会活动（包括我们所关注的组织管理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观察个人基于理性的选择行为表现来达成，这应该成为人本管理经济学最恰当或最有效的方法论。
基于方法论的个人自由主义原则，人本管理经济学在研究组织中人的行为及其管理问题，自然离不开经济计算、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以及基于边际的成本—收益分析等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但鉴于传统新古典主义滥用数学的恶劣倾向，而现实组织中的人不是物理原子式的无生命个体，而是有自由意志并由此支配其行为的主体人，而且随着社会进步人的自由意志及其表现行为越来越个性化、多元化和非线性化，因而人本管理学研究不能沉溺于基于大数定律的统计学方法去寻找所谓规律，必须对传统经济学计量分析方法在扬弃中有所发展。
关于经济学分析滥用数学的倾向，正如米塞斯所批评的那样：由于数学家的自觉不自觉误导，“本可以用几句话和平凡的语言来表达的意思却用一种大多数人不熟悉的术语来表达，因此这种语言很快得到了人们的尊敬。人们甚至认为这些令人迷惑的公式有着某种未被传授以隐藏起来的很重要的启示，认为存在一种赌博的科学方法，而数学的神秘学习可以教会人们赢得胜利的钥匙”[10]。应该清楚：“无论用哪种定量的方法去分析经济学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基本的缺陷，那就是：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我们说的经济变量之间没有常数的关系。在各种商品交换比率的形成和评估中也没有任何的不变性和持续性可言，每一个新的数据都会导致整个价格体系的重新组合。相反，理解，通过力图抓住事件所涉及的人的头脑中的所思所想，可以很好地预测未来情况的变化。我们可以说这个方法不是令人满意的，而且实证主义者们也鄙视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武断的判断根本不会、也不可能会遮盖一个事实，即理解是唯一一种用以处理未来不确定因素的恰当的方法”[10]。近年来，这种故弄玄虚、自娱自乐的研究倾向在管理学界也司空见惯，一些学者不直面回应现实问题，而是沉迷于数学的精细美妙，甚至喜欢“用玄妙深奥的理论辞藻来粉饰论文”，例如“一头会说话的猪”用晦涩的学术语言表达成“家畜与人这两类不同物种成员发出的听觉信号之异质同形性”，但这并不能解决“凭常识显而易见”的现实问题[13]。对此，人本管理经济学研究必须力戒之。
3人本管理经济学主题：组织管理中“人”的战略性激励问题
百余年来，现代组织管理呈现出“人性渐凸现”的历史趋势，大致可以分为几大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古典管理（特别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劳工管理时代；20世纪中叶，基于组织行为与人际关系理论的人事管理时代；20世纪末21世纪初，基于人力资本和战略管理理论的人力资源管理时代。近年来，在技术网络数字化、市场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发展人本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以人为本，战略性激励成为当今世界各类经济社会组织为获取并保持战略竞争优势、实现长程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指向和必然选择。这也应该成为人本管理经济学研究并回应的核心问题。
关于以人为本，在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意义上，大致有两个层级的提升：一是从把组织中的人看做人力成本，到把人看做能够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二是在此基础上，将人从手段或工具意义上剥离开来，进一步提升到将组织中的人看做是具有生命终极价值目标意义的主体，即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现实人。基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现代组织管理的基本目标和核心任务，就是战略性激励，即通过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以获取和保持核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以人为本，战略性激励是组织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任务，也是人本管理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组织经济问题的基线。
简言之，以人为中心，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的两级提升，以及组织激励基本矛盾在理念、机制和方法上的互补辩证平衡关系，为组织获取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战略优势为基本目标和任务，逐渐展开相关经济学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就构成人本管理经济学的主题主线。
三、初步构想：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点、主体架构和内容体系
在组织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始终以人为中心，将人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活生生的主体在价值理性意义上来看待，而不是仅将人视作客体（劳动要素、劳工成本、人力资源、资产或资本）在工具理性层面打转转，此乃人本管理经济学独特的理论视野和基点。
价值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正如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效用价值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人本价值论是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沿着新古典主义聚焦于市场的学术传统，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与产品（或服务）市场相对应的要素市场中不同于（物质）资本市场的劳动（力）市场运行及其结果[14]，其隐含的基本假定就是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一种稀缺资源，它在由雇主作为需求者与雇员作为供给者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上借助工资这种价格信号引导实现有效配置，由此展开并形成整个学科主线、理论体系及政策含义。同样，传统组织管理学及管理经济学，包括与人事管理及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直接相关的经济分析，往往也主要是将员工的劳动力或知识技能视作生产要素在成本管理、资源配置和价值增值层面打转转，而无意忽视或有意漠视组织成员（管理者及员工）的主体价值和工作本身的内在激励意义。与传统价值论有所不同，人本价值论不仅关注人作为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在生产要素意义上的外在价值，而且更加关注人作为组织成员在主体、主人翁意义上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驱动力，以及如何通过工作本身的内在价值激励去实现组织及其成员个人的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应该搭建在这样的人本价值论基石之上，沿着“人本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工作价值论”—“组织人本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个人竞争目标与组织合作目标”—“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层面：制度契约激励与管理策略激励”的逻辑层次循序展开。
1人本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工作价值论
如果说，劳动是描述前工业社会以及所有不发达或发展中状态下每日挣扎在生存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群体生态的过时语；那么，工作就是关于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组织中职场人士特别是白（领）骨（干）精（英）群体生态状况的流行词。关于劳动的外在谋生手段意义，从普通百姓到学术精英，似乎都能感同身受。例如，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传统劳动经济学乃至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都想当然地认为，劳动对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外在的苦难，因而假定劳动是一种给人带来负效用的东西，人们都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劳动。应该承认，如果历史地看问题，这是有其合理性乃至科学性的；但逻辑地瞻前顾后辨析问题，可能会发现这是一种局限于特定历史条件和物本功利观点而形成的极其表象化、非常肤浅的偏见，即使用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也是一种很不实事求是的看法；如果从正在走向后工业化、已经步入网络数字化时代的当今社会经济实际情况出发来前瞻性地审视问题，那么，这种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端不合时宜、不负责任的想当然假定。总之，基于人本主义观点，关于劳动价值或工作意义的一个精确表达就是：烦人的苦工是工作意义的结果而不是工作本身带来的结果。技术永远不能消除苦工，但正确的社会关系却能办到[15]。为此，人本管理经济学应该本着马克思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条分缕析地梳理经济学如何从工业化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逐渐摆脱人被异化为手段和工具意义上的劳动要素、人工成本或人力资源之理论局限，走到当今以后工业化为时代大背景的工作价值论，直面现实讨论关于作为主体的人在组织中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和组织目标的内在激励意义，以及由此引致的现代组织学习型变革趋势及革命性意义。
2组织人本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个人竞争目标与组织合作目标
从组织角度来看，所谓激励意味着一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调动、鼓励或强化与组织目标相契合的个人行为。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一些各有目标和行为动机的个人，最初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之所以要加入组织，成为组织一员去干事，就是因为想干那些他们自己单个干不了的事情，这种事情就构成了他们的共同目标，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组织之所以存在并进一步发展下去的基本使命和战略目标。但是，加入组织的个人成员其最初动机和最终目标，可能并非就是为了达成组织目标，他们可能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特殊利益和目的，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可能有种种行为表现。这些行为有些与组织目标相一致、相融合，有些可能与组织目标不一致、不协调，有的甚至相矛盾、相对立。针对组织合作目标与个人竞争行为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组织人本激励管理的核心意义和基本任务就是，要强化、鼓励、奖励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相契合的竞争行为，弱化、调和、协同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不一致的竞争行为，矫正、规制、惩戒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相矛盾、相对立的竞争行为，使每个组织成员的个人竞争行为与组织合作目标契合在一起。在实际中，这个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即组织合作目标与个人竞争目标具体体现为绩效与薪酬两个焦点职能之间的关联。绩效体现的是组织合作目标，薪酬体现的是组成成员的个人竞争目标，组织目标与个人行为的一致协同要求，就表现为绩效与薪酬在制度设计理念和具体制度安排上的相容性，以及二者在运作管理机制层面的契合性。这正是人本管理经济学所特别关注和着力研究的焦点问题，其他管理模块相关的经济学问题都可以由此向外展开并涵盖其中。
3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层面：制度契约激励与管理策略激励
组织人本激励机制的设计和运作，必须立足于这一基本事实，即组织成员都是在既定的外在环境条件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学和管理学各有其侧重的抽象视角、理论解说和政策含义。经济学看重环境条件对人们行为的限制和影响，因此侧重从制度层面研究激励机制设计问题，由此可以引申出相关的组织激励原理，我们称之为制度契约激励；而管理学则更加关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特定动机和具体情景，因而注重从日常管理策略上研究有效激励实现问题，因此可以引申出相关的组织激励原理，我们称之为管理策略激励。制度形成及变革，更加强调基于组织成员自主选择权利的民主互动，一旦形成和确立，则要求所有成员必须严格操守；而制度的具体实施和执行，又往往需要组织管理者以某种科层性的、行政性的、非对等性的程序和方式，来策略性地、变通性地体现进而实现制度所内含的民主性质及人本化要求。相对而言，制度契约激励就是“立规矩”，管理策略激励就是“寻变通”。制度契约激励是组织需要建立的一种长期稳定的根本性激励机制，它是管理策略激励的基础或前提；而管理策略激励则是一种动态权变的日常性管理策略，它是制度契约激励的具体实现形式。二者一体两面，合起来才能完整解说组织激励相容的基本原理及现实运作机制。这样，可以将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新制度及契约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产权变革、公司治理及股权激励理论、经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心理学、组织行为及行为经济学等领域有关研究的最新成果[16]-[19]，一一经过适当改造纳入并有机整合在人本管理经济学之中，形成一种具有全新视野、逻辑自洽、问题聚焦且内容完整的学科体系。
总之，人本管理经济学以人本价值论为理论基石，以“职场就业—战略规划—目标导向—投资开发—人际整合”人本管理运作主线，分别沿着“竞争—合作”（人本组织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与“规矩—方圆”（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个层面）两大人本管理经济问题导向线索，形成自成体系的研究主题、内容、原理及方法。当然，人本管理经济学要真正屹立于管理学及经济学丛林，尚需国内外学界同仁合作协力做出一系列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工作搜寻与人员招聘 人本就业管理经济问题 就业公平与职位配置
生涯规划与组织战略 人本战略管理经济问题组织演化与管理变革
薪酬设计与绩效评估 人本目标管理经济问题核心理念与战略演进
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 人本投资管理经济问题HCI战略与HRD策略
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 人本整合管理经济问题组织文化与人际沟通
图2人本管理经济学理论架构及内容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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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范文6
文化产业的成熟形态出现在二十世纪中叶，但其产生和完善的过程则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文化生产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形态，既是农业社会传统文化生产形态的历史延续，也具有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现代性特征。首先，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文化生产逐步取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其中包括现代哲学、物理、化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形成过程，⑦也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从中世纪教会、行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艺术自律过程。其次，文化消费在整个社会中全面普及开来。由于不管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还是进入城市的底层大众，都需要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文化形式，这种新文化形式不仅具有新的内容，而且还具有新的媒介形式，所以，中世纪时期文化仅仅局限于教会、修道院的格局，随着大众教育的逐步普及被完全打破了。虽然资产阶级的早期文化和满足城市底层平民的诸如流行的商业性艺术、带插图的文学、杂志封面、广告、通俗黄、喜剧等都不乏贬义地被称为“Kitsch”，⑧但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方式和这种文化的消费对象已经出现了。这也是由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精英文化取代封建贵族和教士主导的宫廷和教会文化、大众流行的通俗商业文化取代传统的乡土民间文化的过程。第三，文化生产方式从手工作坊向机械复制的工业化发生逐步转变。复制性的工业生产方式决定了在大规模的生产之前必须首先要有某种可供复制的摹本，（一方面，这种摹本近似于传统意义上的摹本，比如，一幅油画的版画复制品，一部文学作品的大数量印刷，年度时装会对流行趋势的引领，等等，另一方面，一些现代文化产品像传统版画一样本身就是复数性的产品，如唱片、摄影、电影、CD，网页等等。）同时，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摹本，工业化生产的批量化必然要求这种产品一定要有可以预期的市场前景，所以，这就意味着，文化生产在进入技术复制性的工业化生产阶段之前，要有一个准备阶段，在这个准备阶段中，未来的产品不仅要从无到有的创造出来，而且还要经过前期的市场前景预测。之后，进入市场最终获得成功的文化产品也就成为所谓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⑨所以，文化生产的工业化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就是原创性和市场性。可以看到，进入市场前的这个准备阶段是掩盖在文化产业繁荣表面之下的秘密，也就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层，通常所说的创意产业部分。⑩如果把文化产业简单地看作是通过工业化的方式大批量、复制性的生产文化产品，那么创意产业就是为这种大批量复制性生产提供可供复制的摹本，所以，文化生产的成功与否一方面取决于经济方面的成本核算、市场推广、营销策略等要素，但在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产品本身的创意水准却决定了未来产品的市场前景。因此，创意产业在新世纪之交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各自的创意产业发展规划。輯訛輥经济和文化从两个方面共同制约着创意产业的发展，并主导着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尤其是，从文化产业的文化方面来看，其中的文化价值不仅决定着文化产业自身的发展，而且由于文化产业本身的文化传播性、意识形态的渗透性、文化消费的大众性，文化产业也决定着一定时间阶段的社会观念和社会风气，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其他产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由于国内文化产业发展中大量低俗、媚俗、庸俗现象的泛滥，不仅极大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也影响到社会其他领域的健康发展。所以，文化产业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创意产业的复杂性，创意生产不仅要推出具有市场前景、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商业性文化产品，并且还要求这种文化产品具有通常我们所说的社会效益，就是说，这种产品仍旧与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经典文化一样要具有历史性的人文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中枢纽的“社会权力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文化产品的资本性对文化产业以至社会总体发展的影响力。那些在最顶层的意义上决定着社会发展方向的偶然性力量，会通过“社会权力关系”最终决定社会总体在某一个时间阶段中的发展趋向。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一般商品的流通过程是W-G-W，起点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商品交换的目的是满足人的不同的实际消费需要，货币只是流通的中介。而资本的流通过程是G-W-G，起点是货币，不是具有可以满足人的某种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商品，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中介作用已经降为次一级的因素，货币生成了一种只对资本家才具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即创造价值的使用价值。輰訛輥但是，这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使用价值，即便对于资本家来说也满足不了任何生活本身的需要，对人的实际生活不具有任何现实的使用价值，所以，资本流通的前提就决定了资本的流通是一种颠倒的流通过程。同样，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中也包含着这种颠倒的内容。由于文化并不是某种超乎人的现实生活的抽象的东西，而是密切关乎于人的现实生活的劳动产品，或者是生活经验的总结，或者是生活方式的预期，或者是对生活本身的反思，总之，文化要服务于人的现实生活，文化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的现实生活。但是，具有资本性质的文化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一样，其生产目的也是颠倒的，文化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人的现实生活，而是通过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来增加货币的增殖。就是说，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直接目的并不是满足人的现实生活中的文化需要，而是通过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来实现资本的增殖。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权力关系”实际上就是通过资本的人格化的资本家所归属的资产阶级来主导着的“社会权力关系”，简单说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当然，另一方面，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文化资本”仍旧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生产要素。这是指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本身即便是颠倒的文化生产，也仍旧是脱离不了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而且，由于文化产品只有通过消费过程，才能实现文化产品的流通，进而使投入文化领域中的相应资本增殖，这就使得健康积极的文化产品可以在满足资本增殖的生产和流通的同时也满足了消费者的文化需求，既传播了新文化，也实现了经济效益。所以，在“文化资本”的概念中，文化与资本是一对既对立又并存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决定了作为文化产业核心层的创意产业本身的复杂性。
创新意识与艺术体制中的当代艺术生产
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文化产品所面对的市场需要是多层次、多样化和不确定的。文化消费具有独特性和个性化的特征，使得文化产品的供求关系远比其他一般产品要复杂和难把握的多，而且在全球化的信息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越来越显著，同时文化消费的频率也越来越快，文化生产的更新和竞争压力越来越突出。輱訛輥尤其是，作为文化生产核心层的创意产业的最本质特征是推陈出新的创新性，这不可避免地要为创意产业本身带来极高的风险性。然而，正是这种高风险性才铸就了创意产业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并且引导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向，所以，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创意产业所凸现出来的创造性完全可以被认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因此，某种文化产品要成为一种文化资本就一定要具有很高的创造性、独特性和智力性，才能在文化市场中形成高增殖性和强辐射性等这些创意产业所必须要具备的重要优势。輲訛輥创新本身是无条件的，虽然并不能认为只要是创新的产品就可以直接投入产业化生产，创新必须要有创新的依据，而且创新还要经受各方面的时间检验。但是，创新得以实现的前提却是必须要具备敢于超越传统、敢于另辟蹊径的创新意识。这就要求有一个鼓励、支持和判断、把握创新意识生产的社会机制。这个社会机制就是现代社会的艺术体制。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利润，这不同于传统生产中为了满足人的直接现实需要的生产。所以，现代社会的关注重点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就是说通过最大限度的刺激消费来带动生产，因此，广告、包装、商标、设计、时尚等诱导人们消费的文化领域空前发展起来。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些文化产业的成熟形态蓬勃兴起的时代，现代的艺术体制也在资本主义的后工业社会初步形成。通常认为，现代主义艺术终结于二十世纪中期出现的极少主义，之后，西方艺术的发展进入到一种体制化的阶段。这个体制也就是阿瑟•丹托所说的“艺术世界”（ArtWorld）。艺术已经成为一个与其他社会构成方式如政治、经济、科学等相并行的完整而独立的社会体制。文化产业和现代艺术体制，这两项重大的文化事件并非只是偶然巧合地同时发生，而是反映了工业社会文化生产发展的自然趋势。从现代艺术的基本特征来说，现代艺术并不提供可供膜拜的艺术经典，经典（classical）是传统文明的产物。现代主义艺术的本质在于一种反判精神，从反判之前的古典主义传统，到反判自己的过去及至自身，而至于对自己的彻底否定（表现为二十世纪中期现代主义艺术的终结）。要看到，这种对过去的彻底反叛实际上正是创新的起点，是一种最直接和最简单的创新方式，尽管彻底地否定过去无异于一种粗暴的创新，但是，现代主义艺术还是通过这种彻底的否定性，最终和人的物质生活拉开了距离，尤其是，艺术的本体正在这种否定中与之前黏附于自身的种种牵扯撇清了关系。简单说，艺术取得了自律性。艺术体制之内的艺术不再和传统艺术形态一样纠结着很多和艺术无关的外在因素。虽然，尽管在现代艺术体制的运行中，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仍旧表现为一件艺术品被社会所接受的程度，但是这种接受已经不是艺术消费者的个体性的接受，而是一个包括着艺术家、批评家、画廊、博物（艺术）馆、艺术教育机构等等在内的庞大而完善的社会机制的接受。因此，由于艺术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剥离了传统社会中的艺术所附属的其他社会功能，艺术在现代社会的重要作用就在于特别地凸显了否定传统和开拓思维的创新意识；但是，由于现代艺术的创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表现为对已有思维形式的直接否定，所以这种形而上学式的思维创新必须有赖于某种外在的支持方式，艺术体制在现代社会中就成为社会性的生产创新思维的体制基础。现代社会的创新意识正是在现代艺术体制保障下的艺术活动中得以源源不断地生成和持存。由此，在现代艺术、艺术体制、创意产业、文化资本和文化产业之间就可以清理出一条明晰的理论线索：现代社会的艺术体制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可以在艺术活动中培养创新意识的社会机制；现代艺术在艺术体制的基础上为创意产业和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变革提供创新意识；创意产业以文化资本的形式为产业化的文化生产提供创意和可供复制性生产的摹本；最后，文化产业的大规模生产通过文化的消费过程实现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更新，同时在商品化的文化流通中实现资本的自身增殖。
结语艺术生产的现代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