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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艺术的特点范文1
关键词：中国古代雕塑；装饰性；绘画性；意象性
中国古代较少有纯粹的雕塑艺术品，这也使得一般人不重视中国古代雕塑。西方雕塑发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人体，将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崇拜神，也崇拜和神一般完美的英雄——战士与运动家。为他们塑造供人膜拜瞻仰的偶像和纪念像。如此形成传统，在西方世代相传，成为一种纯粹的雕塑艺术。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都不同于古代希腊。中国远古时期重礼教，尊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天才，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影响深远。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发展出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的工艺品，例如象形器皿和供摆设的小型工艺雕刻。一类为建筑（包括陵墓）装饰雕刻，例如一般欣赏教材中都会列举的南朝王陵石刻辟邪和唐代顺陵石狮。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以外，还反映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上。明器是随葬用品，其中雕塑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一般教材都举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马俑和唐三彩俑、马为例。俑是人殉的取代物，动物雕塑也用来代替活体陪葬，它们的实用性很强，并非纯粹的雕塑艺术品。宗教造像也是如此，它们是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以佛教造像最有代表性。欣赏教材多以南北朝和唐代的作品为例，因为这些时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宋元和明清也有好作品。
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
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像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
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古典艺术的特点范文2
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着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
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像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
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
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像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例如,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古典艺术的特点范文3
[关键词]抚宁县 鼓吹乐 乐器 乐队 乐曲
秦皇岛鼓吹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至今最少已有400余年的历史。鼓吹乐作为秦皇岛主要的民间器乐演奏形式之一，覆盖了整个秦皇岛大地，鼓吹班社星罗棋布，人才济济，各种流派竞相媲美。
以抚宁县为中心的“抚宁鼓吹”乐派，在秦皇岛地区更具有代表性，其乐器形制极为特殊且种类繁多，乐曲丰富多彩，深具古韵。演奏特点是实力雄厚，技艺高超，乐队组合灵活精干，演奏刚柔兼长，热情豪爽，粗犷中又不乏诙谐风趣。历史上名人辈出，他们在冀东和东北三省久负盛名。
秦皇岛抚宁县鼓吹乐既能独立演奏，又能为民间舞蹈伴奏，同时，也主要用于民俗活动中的婚丧嫁娶，年节喜庆。至中华民国初年，开始用做商业广告的宣传，以后，开始活跃在音乐舞台上。
2006年4月26日，抚宁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吹歌之乡”和“中国吹歌研究基地”的双重殊荣。同年6月2日，抚宁鼓吹乐被国家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5月24日，被河北省文化厅命名为“吹歌之乡”。
一、抚宁县鼓吹乐乐器的艺术特点
秦皇岛鼓吹乐主要以不同形制的各类唢呐为主奏乐器。另外，还有用做吹咔戏曲唱腔的“咔碗”以及用在花吹中的“口琴”，其他则是笛、板胡、二胡、四胡、板鼓、堂鼓、钹、锣、梆子等。
1、中音唢呐
中音唢呐是秦皇岛抚宁县鼓吹乐的代表乐器，它的全长为560毫米左右，形体大，质地坚硬，唢呐杆用铁梨、红木等硬质木材加工而成，下粗上细，外壁及内膛均呈圆锥形。民间称“大杆喇叭”或“铁杆喇叭”，鼓吹艺人习惯称其为“二喇叭”或“二杆”。
中音唢呐的演奏技巧很丰富，诸如花舌、颤指、三弦音、变色音等演奏技法，都可用来增强乐曲的表现力。在为民间舞蹈伴奏时，当舞蹈出现戏剧效果或达到时，两只中音唢呐又经常运用对奏或模拟人声，使整个场面更加热烈、红火。此外，中音唢呐还可逼真的模拟多种禽兽叫声。
2、三节唢呐
三节唢呐俗称“三节杆”，它因用特制的可拆装的三节唢呐杆组合而得名，三节唢呐主要流行于冀东和东北，抚宁县鼓吹艺人已沿用百余年左右。
演奏三节唢呐，不仅可以应用中音唢呐的各种技巧，而且要在演奏过程中突出表演成分，使吹奏和表演有机的融为一体。比如，可用手指在按音孔上做抹、点、剜、捻等形象动作，来配合各种滑音、断音、花舌等音响的演奏。
三节唢呐的演奏，红火热烈，适用于欢乐喜庆的场合，其所奏乐曲短小精悍，加之干净、利落、大方的表演，确实能使欣赏者耳目一新，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欢迎。在农村，它是经常被群众指名要演奏的。
3、双唢呐
抚宁县鼓吹乐中的双唢呐，由一人同时演奏两只形制相同的唢呐而得名。双唢呐通长395毫米左右，属次高音唢呐类。演奏时，由于每一按孔手指需要同时平行关闭或开放两个音孔，双唢呐只能吹奏出同度的双音，因此，它的演奏技巧受到了很大限制，不如单只唢呐灵活、方便，鼓吹乐艺人在吹奏双唢呐时，一般无法运用更多的演奏技巧。
4、咔碗
咔碗的形状类似高音唢呐碗和芯子联在一起，但连接处的弧度较大。咔碗为铜制，它的通高一般在182毫米左右，咔碗的杆上开一至两个按音孔。咔碗的哨，形大质软。
秦皇岛抚宁县鼓吹乐艺人利用咔碗可模拟出戏曲各种行当的唱腔及道白，因此，演奏咔碗，得需要一副好嗓子，所模拟的戏曲多以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皮影戏、评剧的唱段为主。
二、抚宁县鼓吹乐乐队的艺术特点
秦皇岛抚宁县的鼓吹乐乐队基本是以唢呐为主奏，和用鼓钹类打击乐器组成的乐队。其中最小的三人乐队为一只唢呐加一鼓一钹：最大的六人乐队为四只唢呐加一鼓一钹。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唢呐、鼓、钹的种类和大小是有变化的。
1、平吹乐队
平吹，即正规演奏的代称。平吹乐队是抚宁县鼓吹乐的典型编制，这类乐队又以两只中音唢呐加一鼓一钹的编制为代表。由两只次高音唢呐加鼓、钹的编制次之。，一只中音唢呐与双唢呐组成的编制，现已很少见。
两只同类中音唢呐组成的乐队，是抚宁县鼓吹乐的主体，它除婚事外，可应用于一切场合。在一般情况下，两只唢呐、鼓、钹的演奏者需要多年的合作经验，才能配合默契。
2、花吹乐队
花吹，就是在唢呐演奏过程中突出表演成分，使演奏与表演融为一体。其中有的表演动作属于特殊演奏技巧类，是与唢呐的发音有直接关系的，但大多数表演动作是虚设并夸张的。这些虚设夸张的表演动作与唢呐的发音毫无关系，不论有无此类动作，在唢呐上同样可以演奏出这类声音。
抚宁县鼓吹乐的花吹乐队，根据人数可分为三人、四人、六人三种形式。其中在四人的组合中，既有齐奏又有轮奏，除了可表演在花吹独奏形式时的各种技巧外，还可形成两人或四人的组合吹法。
3、套吹
套吹主要是指乐器的组合形式。套吹在抚宁县鼓吹乐中，是专指由高音唢呐、次高音唢呐、中音唢呐、低音唢呐、堂鼓、小钹六件乐器组成的乐队。在套吹乐队的演奏中，高音唢呐主要用加花法、低音唢呐用减字法、中音唢呐和次高音唢呐则演奏主旋律。这种乐队的声音很别致，高、中、低音区融合为一个整体，富有迷人的魅力。
另外，还有一种以咔碗为主奏乐器的鼓吹乐乐队，这种乐队是以咔碗吹咔戏曲唱腔选段并以该戏文的文、武场主要乐器做伴奏而组成的乐队，一般由六人组成。在抚宁县一带主要是吹咔评戏、皮影戏。这一乐队的组成情况为咔碗一人、板胡一人、二胡兼四胡一人、板鼓兼堂鼓一人、小锣兼梆子一人、大锣兼钹一人。
三、抚宁县鼓吹乐乐曲的艺术特点
秦皇岛抚宁县鼓吹乐乐曲十分丰富，鼓吹乐艺人说“牌子十四套，小曲赛牛毛”。现今，我们搜集到的乐曲就有200余首之多。这些乐曲按照艺人传统的习惯，分为大牌子曲、汉吹曲、秧歌曲、杂曲四大类。
1、大牌子曲
秦皇岛抚宁县鼓吹乐大牌子曲共十四首。鼓吹乐艺人在长期实践中，根据每首大牌子曲曲体的大小，演奏技巧的难易，常把相近的两首大牌子曲对应使用，例如：打对台时，一个乐队吹奏《一条龙》，另一个乐队就必须相应的吹奏《鹧鸪》。十四首大牌子曲共组成七对，各对曲名如下。
《一条龙》――《鹧鸪》 《一只花》―《将军令》
《三风》―《小梅子》 《四来》―《雁落》
《四破》―《哪吒令》 《上下楼》―《傍妆台》
《山坡羊》―《浪淘沙》
大牌子曲的曲体庞大，结构复杂，属于大型曲体。大牌子曲是由很多部分连接组成的，其中每一部分都有各自的名称，连接的顺序是固定不变的。比如《一只花》是由《花头》、《一只花》(正身)、《倒推船》、《冬到来》、《梧桐树》、《冬来尾》六个部分组成。
2、汉吹曲
秦皇岛抚宁县鼓吹乐中的汉吹曲，现在常用的只剩下《老官调子》、《赶舟》干口《泰山景》等为数不多的几首。汉吹曲一般由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用一个共同的曲名，为了区别，在前后两部分的曲名前分别冠以大或小字。例如《老官调子》，前一部分称为《大老官调子》，后一部分称为《小老官调子》，前后两部分的速度是不同的。
汉吹曲的速度是与节拍有着直接关系的。速度快慢不但决定着加花、减字、唢呐技巧的运用，同时，速度的变化也关系着节拍的变化。汉吹曲的速度规律，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全曲从始至终是渐快的。
3、秧歌曲
古典艺术的特点范文4
[关键词]五当召 建筑 艺术特点
中国少数民族建筑主要受气候环境、风俗文化、历史因素等几个方面的影响，因地制宜，反映其民族、地区、时代的特点与生活理念，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它不仅是民俗生活的场所，也是民俗文化活动的空间和场所。它反映着特定民族的社会观念和审美观念，因注重伦理、调和礼乐而成为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因此中国少数民族建筑，亦称“风土建筑”，意指适应当地特有的环境与文化，为当地人创造出的具有当地特色的建筑风格与形态。风土建筑有很强的历史性、民俗性、地域性，是原始建筑的继承和发展。而与的布达拉宫、青海的塔尔寺和甘肃的抗卜楞寺齐名，中国藏传佛教的四大名寺之一和最大藏传佛教寺院，阴山古刹五当召即是具有代表性的“风土建筑”。
一、五当召建筑历史背景
阴山蒙古语名为“达兰喀喇”，意思为“70个黑山头”。阴山山脉南北不对称，南坡山势陡峭，北坡则较为平缓。山脉的平均海拔高度在1500至2300米之间。仿佛一座巨大的天然屏障，同时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五当召即位于内蒙古阴山山脉大青山腹地，包头市石拐区东北约45公里的吉忽伦图苏木五当沟内的大青山深处。
五当召，蒙古语“五当”意为“柳树”，原名巴达嘎尔召，藏语“巴达嘎尔”意为“白莲花”，“召”为“庙宇”之意，为典型的格鲁派建筑。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1722），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重修，赐汉名广觉寺。第一世活佛罗布桑加拉错以扎什伦布寺为蓝本兴建，经过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的多次扩建，逐步扩大始具今日规模。因召庙建在五当沟的一座叫敖包山的山坡上，所以通称其名五当召。五当召依地势面南而建。有大小殿宇、经堂、僧舍2500余间，占地300多亩，分布在1.5公里长的山坡上。它是一幢层层依山垒砌的白色建筑，群山环绕，为苍松翠柏掩映，雄浑壮观。
二、五当召的主体建筑
五当召占地面积300多亩，其建筑物以白色为主色调，屋顶为平板式四方形。内部由经堂（现存六座）、三座活佛邸和一幢安放本召历世活佛舍利塔的灵堂组成；另有僧房六十余间以及塔寺附属建筑，全部房舍二千五百余间。现存六大经堂为苏古沁殿、洞科尔殿、却伊日殿（显教经堂）、当圪希德殿、阿会殿（密宗经堂）、日本伦殿（菩提道学经堂）等。
苏古沁殿坐落于五当召的最前部，是全寺集会诵经之地。为曲型的藏式建筑群，规模宏大。殿内塑像，壁画，唐卡（卷轴佛画）俱全，各殿均各有特色，供有高达十米的释迦牟尼铜像，高达九米的黄教始祖宗喀巴铜像，护法金刚像，白度母和绿度母塑像等。三座活佛府邸在阿会殿的南面，其中当属洞科尔活佛府规模最为宏大，为第二世活佛热西尼玛于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所建。左右是接待多伦诺尔汇宗寺甘珠尔瓦呼图克图和章嘉国师而建造的两座府邸。
苏古沁殿经堂内的立柱全用龙纹的栽绒毛毯包裹，地上满铺地毯，墙壁绘有彩色壁书，色彩丰富，又不觉轻浮夸张，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厚重感。在苏古沁独宫西面与其并列的却人林独宫，高踞这两宫之上的，是洞阔尔独宫，是讲授天文、地理的场所，门楣上方悬挂著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的“广觉寺”匾额，宫前有讲经台，是喇嘛学经和口试之处。阿会独宫位于山坡最高处，是传授医学的学部。日木伦独宫为教义学部，专门传授喇嘛历史、教义、教规。
三、五当召建筑特点
五当召地处寒温地带，建造之时，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绥远通志略》有简明记载 ：“......群山环绕，曲涧交萦，麋鹿穿林，松杉蔽日。”五当召地处阴山山脉之中，周围是起伏的群山，北处是吉忽伦图山主峰，东、西两侧还各有南北延伸的山 峰，寺院两侧的山谷中有溪水护寺，同交汇于寺前，向南蜿蜒流去，寺院背山面水、 坐北朝南，环境优美，山沟岩壁生长的油松林，构成灵山圣水一派佛居的景象，是一处寻幽探胜的佳地。
（一）五当召为五当召是内蒙古地区有名的学问寺。蒙古著名史学家达摩陀罗在《白莲念珠》中记载，“五当召的经学最为有名，到19世纪末时，本召僧侣仍有八百余名。”与格鲁派的宗教教义相吻合，武当召从建筑空间的组织上也突出格鲁派学院制的特点。为了弘扬佛法，召内设有专供喇嘛们学习经典，研究佛学的学塾（札仓）。学塾共分四个部分：时轮学部，显教学部，密宗学部，菩提道学部。
（二）与日喀则的“宗山堡”一样，武当召内除却经堂、佛典，同时设有监狱、法庭，并有武装，具有完备的防御体系，是享有特权的政教合一寺院。
（三）五当召整体建筑利用贯穿南北的纵向轴线将建筑空间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空间秩序，使位于轴线上的单体建筑和广场作为轴线上的一个个节点都有自的空间特性。利用对称均衡这一原理在组织着主体建筑，从而形成严谨均衡的空间布局。沿着这一条隐含的中轴线自下而上、有主有次的依次分布着苏古沁殿、洞阔尔活佛殿和当圪希德殿等建筑。
1、苏古沁殿经堂内部用柱子、木坐榻、经幢和经幡等去分割不同功能空间，经堂内最外侧的柱列，每两个柱子中间都挂有经幢，便于将诵经空间与交通空间分割开来，同时增加了殿内诵经空间的神秘感，进入经堂内部后，穿过经幡下的可视空间，能够感受到诵经空间的宽阔以及经堂中部空间的高大，空间之间相互渗透流通，恰到好处。
2、五当召的主体建筑洞阔尔殿体量高大、色彩鲜艳使其成为庭院中建筑群体的核心，它在整个庭院空间布局中居于主导。这条轴线在空间内形成了很好的视觉导向，引导人们走进这个具有浓重宗教气息的庭院，同时也为整个庭院自由灵活的布局增添了一种理性的秩序感，这也是五当召庭院景观布局的一大亮点。
3、活佛府区是由位于主轴线东侧的洞阔尔活佛府、章嘉活佛府、甘珠尔活佛府、苏波盖泉、阿会殿这几座殿堂组成的。这些佛教建筑布局相对而言较为自由，并且打破了坐北朝南的惯例，与宗教空间的主体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整个庭院空间在庄重严谨的布局中又不失自由灵活的气息。僧人的生活区主要分布于两侧的山沟内，这些藏式低矮的屋舍全部粉刷成白色，它们看似自由分布，其实彼此之间还存在着相互围合的作为。整体布局较为灵活，自由多变，它们为宗教空间的主要佛教建筑起到一个陪衬作用。
（四）早期佛教认为宇宙中心为须弥山，围绕须弥山的世界分为四大洲和八小洲，且有上、中、下三界。而在表现早期宇宙观时，不同的寺院有着不同的表现方法，如桑耶寺做了分开的平面布置 ，而日喀则的白居寺则是在一座建筑内做了集中的平面布置。俯瞰五当召，苏古沁殿与洞阔尔殿作为五当召的整个建筑群的主体建筑，二者无疑是其整体建筑的中心与灵魂所在 ，相当于佛教宇宙观中的 “须弥山 ”，围绕这个 “须弥山”同时又布置有五殿、三府、一陵及僧舍等。整个建筑群以主殿为中心，层层向外，既能控制全局，统领整体，突出佛祖的独特地位，又表达着藏传佛教宗旨中 “聚集 ”的含义 。在五当召内整个庭院以山脚为起点布置的广场，视野宽广，仰视五当召建筑群体，给人一种宏伟壮大的气势，烘托出众生对五当召的宗教崇拜感。恰恰又印证了藏传佛教宗之中“聚集”二字的深刻 含义。
五当召依山势展开，以“聚巧形以展势”和“积形成势 ”的独特建筑手法 ，利用阴山山脉峰峦之雄 ，扩展了建筑的尺度与体量，形成格鲁派寺院这种“通向光明彼岸的宗教场所”所应具有的神化了的气势磅礴，具有独特的建筑艺术魅力。各殿府围绕中心建筑星罗排布，并以此为中心逐渐向外辐射，形成一个看似自由散漫，实则紧密集中的整体。另外将五当召主体建筑群看成一个空间视觉中心的话，分散布局的僧舍以及其他零星的建筑设施也正是以辐射状来完成空间组织的，这就形成了另外一个层次的集中分布，从而更有力地突出了主体建筑群。
结语
五当召不论整体布局还是建筑单体的布置，不论外部空间的营造还是内部空间的处理都是围绕佛教的主题，并且十分成功，其召内的整体建筑无不体现出设计者对环境的尊重以及合理的利用，仰视五当召内的整体建筑，面对“须弥山”之所在，恍若置身于宇宙之中，渺小如尘埃的我们，无不被其震撼心灵，涤除心中的欲念，实现心胸的澄明空灵。
至清朝中期，内蒙古地区的喇嘛寺庙多达 1800多座 ，藏佛文化与当地民风 、民俗融为一体。鲁派寺院建筑风格也随之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改变，不同时期的建筑汉、藏、蒙风格的比例有别，唯有五当召属于典型的纯藏式建筑风格，这种建筑群利用地形，将主体建筑置于重要的位置，与次要建筑形成对比，形成了鲜明的建筑群体艺术形象。五当召无论从建筑选址、总体布局还是艺术表现上，，都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古典艺术的特点范文5
关键词：钢琴 改编曲 黎英海
一、《夕阳箫鼓》创作背景
《夕阳箫鼓》由黎英海先生改编琵琶文曲《夕阳箫歌》，此外还有《浔阳琵琶》、《浔阳夜月》、《浔阳曲》等不同版本流传于世。说到“浔阳江”与“琵琶”，不禁让人联想起白居易《琵琶行》中所描绘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这种忧伤彷徨的意境。事实上，《夕阳箫鼓》的意境与《琵琶行》大相庭径，史上更多人认为《夕阳箫鼓》展示的内容与音乐意境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更为相似。在1925年上海大同乐会上，柳尧章和郑觐文将其改编成民族管弦乐曲，便以元曲《琵琶行》中“春江花朝秋月夜”题名为《春江花月夜》，此外还有管弦乐、交响音画、木管五重奏、吉他独奏等形式多样的演奏形式，无一例外的都表现出了极具东方的诗情画意，描绘出了人间的良辰美景。
然而，在众多的改编曲中，由黎英海先生所编写的钢琴独奏《夕阳箫鼓》却是影响最大，艺术价值最高的。黎英海先生说过，要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音乐，要有民族性，民族的感觉和民族的审美习惯，更要有民族精神。并且他一直在做研究民族音乐，创作有民族风格的和声等方面的大胆探索，著有《汉族调式及其和声》、《民族五声性调式概述》等书，还谱写了《千里草远把身翻》《在英雄墓旁》等两百多首歌曲，改编的歌曲也非常多。而《夕阳箫鼓》的改编则成功体现出中西方结合之美，用西方的乐器之王钢琴，表现出了东方绵延的文化之美，巧用装饰音，琶音等演奏技巧巧妙的模仿出了琵琶独具特色的推拉吟揉之音，向我们展示了暮色中浔阳江头之景。
《夕阳箫鼓》经历过两次编写，最早编写于1972年，并收录到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钢琴五首》中。到1975年，黎英海先生又对它进行了大的改编，减少了对琵琶演奏手法的过多模仿，使得整首曲子更具有钢琴的特点，更有益于表现音乐。这个更加成熟的《夕阳箫鼓》广受中国钢琴家们和众听众的喜爱，成为学习钢琴之人必弹的经典曲目。
二、《夕阳箫鼓》改编曲的演奏
在保持原曲的意境上，利用钢琴宽广的音域，《夕阳箫鼓》被分为十个片段，分别是引子，主题，七个变奏和尾声。与西方传统音乐饱满的和声，紧密交织的旋律发展不同，这首曲子的魅力在于，它的主题音调始终贯穿全曲，将各段紧密连接，疏中有密，并且运用钢琴多声化特点，利用七个变奏层层推进，将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意境娓娓道来，让人畅游其中，回味无穷。
引子由疏到密的弱奏缓缓拉开序幕，营造出一种由远及近的视听效果，让自由的散拍节奏也副有一定紧张度。接下来反波音，琶音，以及华彩部分将主题渐渐推入，仿佛江面上浪花翻涌。因此，该引子又被称为“江楼钟鼓”。开头以左右手相互交叉弹奏的形式模仿远处江畔钟楼上的鼓声，给听众一种置身在前行的渔船之上，耳畔是水浪翻涌的声音与逐渐清晰的鼓声，眼前是暮色中秀丽的美景的立体感受。
伴随着引子尾音的渐慢与渐弱，主题旋律在“月上东山”中完整的呈现了出来，悠扬的旋律伴随着适当的行板节奏，给人豁达大气的感受。在该段中出现的主题旋律在后面各段中都有反复出现，由于速度，节奏，力度等音乐要素以及织体形式上的变化，使得听众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而也使各段落贯穿联系了起来。
后面的段落“风曲水回”，右手由单音变为八度以及和弦音，左手则是高低起伏的三十二分音符。由于主旋律的升高四度以及织体形式的丰富，使得主题旋律再次被强调，音乐内容逐渐生动丰富了起来，仿佛就像江面上跃起无数鱼儿，让画面热闹了起来。
接下来的“花影层叠”，此段描绘的是“春江花月夜”中的花景，该段音乐表情与速度由“稍活跃”到“自由处理”以及后面的“更快些”，“保持、绵远”，丰富的速度变化是该段的难点。开头为右手由慢到快的颤音，模仿民族乐器中笛类的声音，清脆的笛声从夜下绽放的花丛中传来，使得曲子更添意境。左手运用由高至低的琶音以及回环式流动的音型，模仿出了民乐中古筝的演奏感，增强了旋律的流动性。进入自由处理的散板后，结构被拉宽，变得悠扬平缓起来。随后速度加快，以主题调再次呈现作为段落结尾，体现了“起，平，落”的音乐表现手法，使得音乐形象层次清晰，层层相印，无不描绘着风吹花摇，湖中影动的静谧美景。
“水深云际”位于全区的中心位置，随着慢板的步伐缓缓到来，左手在低音区以纯五度的音程跟随着右手旋律缓慢、平稳的演奏着，衬出旋律的深沉醇厚。接着双手齐奏同一旋律，营造出一种空灵飘逸的意境，尤其是后面右手在高音部分倚音的演奏，配合延音踏板更是有一种云雾缭绕，飘渺无垠之感，在情绪上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渔歌唱晚”特点就是节奏上的对比，右手前面带有附点的节奏与后面紧接的流动琶音形成了对比。左手三连音与三十二分音符的结合更像是模仿船夫有力的摇橹时，船桨划过水面的声音，自然之景与人融为一体，呈现出了“天人合一”的文化精髓。
“回澜拍岸”右手用和弦奏出由慢到快的旋律，并且配有重音符号，意在模仿琵琶中扫弦的演奏方式，左手则用四五八度构成的和弦来表现“琵琶和弦”。因此在演奏时，必须将右手的每小节第一拍做重音弹奏处理，才能表现出琵琶扫弦的顿挫有力，从而体现出渔船破水，掀起波澜拍岸的动态景象。
接下来的“桡鸣远籁”，慢起渐快的节奏，左手波音开始右手颤音接后的演奏方式好似模仿波光粼粼的水面。接着，由同一个音反向八度加五度构成的六连音开始，右手先左手后交替，由弱到强，由快到慢，将本段推向，营造出众船划破水面，齐齐前进的热闹场面。
第八段，乃归舟，该段由慢到快，从中板急板到宽广的中板，音乐情绪从急切的盼归到爽朗愉悦的丰收喜庆。作者将同一旋律在三个由低到高的八度内展开，伴随着越来越快的速度以及旋律的推高，给听众描绘出渔船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江面上行驶着的音乐情景，与上段的“桡鸣远籁”交相呼应。随着旋律线的拉宽，进入宽广的中板，左手八度奏出骨架主题音调，右手则用四音变位和弦和五音和弦的分解上行，模仿古筝的演奏，极富气势，展示了人们为了生存挑战自然的恢弘场面。
最后尾声段落，将主题旋律展现在了左手低音部分，右手用空五度和弦的分解上行，体现出一种“水天一色”的意境，同时结尾中主题旋律的再现也体现着一种首尾相合的传统思想，全曲在模仿钟声的两个空五和弦的反向进行中结束，既在远处楼中的钟声开始，也收于这回荡在天地间的钟声中。归舟远去矣，海上明月升，江面又恢复如初的静谧，世间犹如一幅美好的泼墨山水画。
三、艺术特点
在上面浅谈夕阳箫鼓的演奏中不难看出，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每一段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小标题，非常具有文学性特征。这些标题无疑使得乐曲内容更加形象，有助于激发听众的联想从而获得欣赏的乐趣。黎英海在原作的七段扩展成了十一段，更加细致的描绘出春、江、花、月、夜的美景，并采用西方乐器之王钢琴来演绎，其独特的音响与广阔的音域便可将整个民乐团揽括其中，带给人们听觉上的盛宴。
为了使钢琴能更加完美的演绎出绵延千年的中国古韵，整首作品以五声调式为基础，在创作过程中，采用“承递”的方法，即前小节的尾音与下一小节的首音采用同样的音相连，如同链子一环扣一环，也被称为“连环扣”、“鱼咬尾”，使得音与音之间联系加强，如同波浪般相互推动着向前进，十分具有流动感。同时，整首曲子以“月上东升”中出现的旋律为主题动机，即乐曲的乐思，并且在后面各个变奏部分中都以不同织体形态衍生开来，这种手法被称作“合尾”，首尾相合，这恰恰可以体现中国人追求完满的思维习惯。
该曲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对于中国传统乐器音色的模仿。由中国古曲改编而来的钢琴曲需要传承古韵，就决定了它不能局限于传统西方演奏技巧，要创新出具有中国民族独特风韵的演奏技巧，这对于塑造出具有中国风格具有重大意义。
丰富的演奏法，不同的触键方法以及踏板的运用能营造出不同的听觉感受，在夕阳箫鼓中，对琵琶音色的模仿极为生动，利用了大量的四五度三音列模仿出琵琶扫弦的弹奏技巧，以及一些颤音也同样有着琵琶滚奏的意境。同时，曲中大量出现的五声快速经过句和琶音音阶，强烈的流动感带着古筝华丽的刮奏感，顿时让人有着“高山流水”的意境美。
古典艺术的特点范文6
关键词:艺术史分期；原始艺术；古典艺术；现代艺术
中图分类号：J110.9文献标识码：A
三段论本为古典逻辑学术语，指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三段论式，此处借用来阐发艺术史，“段”已变为时间概念，原所指意义不再。就是说，在宏观上可将迄今人类艺术的发展视为原始艺术、古典艺术、现代艺术三个阶段，简称为艺术史三段论。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发展时期，从而有助于对人类艺术发展脉络的科学把握。
一
人类艺术的历史发展总体上可分为前后三阶段，此设想在理论界由来已久。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黑格尔在其《美学》演讲中即已将人类艺术发展分为象征艺术、古典艺术和浪漫艺术三大块。20世纪英国美学家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一书又将人类艺术经历巫术艺术、娱乐艺术和真正的艺术（表现、想象）三大发展阶段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
然而，随着艺术史的持续发展和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既有三段论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判断标准皆已显示出种种局限，有重新思考之必要。
众所周知，黑格尔的艺术史三段论是从他的“理念的感性显现”正反合辩证历程展开的，所谓“理念和形象的三种关系”“始而追求，继而到达，终于超越”[注:参见G.W. F.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3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3页。]。而科林伍德呢，他是英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兼考古学家，却偏偏不是一个艺术史家，他将为了功利性目的（巫术、娱乐、设计等）的艺术以及伴随着众多技巧的再现型艺术完全排除出真正艺术的殿堂之外，甚至断言艺术与材料无关，宣称“只要是真正艺术的作品，它们就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制作的，它们并不是按照任何预想的计划而制作的，而且它们也不是把某种新形式赋予特定材料而制作的。”[注:参见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著，王至元等译《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在他看来，现代艺术产生之前数千年的人类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这就陷入了误区。而事实上，完全排除物质技巧和功利色彩，纯而又纯的所谓“真正艺术”只能存在于哲学家的脑海中，现实中很难出现。正如学术界已有多人已指出过的，黑格尔也好，科林伍德也好，尽管其理论思路有许多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将艺术史纳入了自己的哲学视野，是从一般推向特殊，而并非从艺术自身发展看问题，从特殊上升为一般，属于科林伍德自己所划分的“具有艺术趣味的哲学家”一类。不同在于黑格尔的分期标准是“理念和形象”之间关系的“分合论”，科林伍德则是围绕服务于表现论哲学目的的“功能论”。
今天看来，艺术史分期的指导思想和判断标准应当来自艺术的发展自身，即以艺术观和艺术的表现手法发生根本性改变为度。艺术观的核心在于认清艺术的精神和本质，艺术表现手法更是艺术诸形式（种类、类型、材质、风格）之总和。现代美学认为，艺术是一个集合概念，灵魂（精神）是创造，本质是表现，前者集中在艺术观，包括内容，也包括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展开，更集中于形式，即表现手法[注:自然，断言艺术的本质在于表现并不排除再现，可以承认艺术史上存在着大量从再现过程中获得表现的艺术家和艺术品，而非科林伍德所言绝对排除再现的“纯表现”。]。艺术史既为艺术发展和演化的历史，其分期标准无疑由其精神和本质所决定表现形式的创新始终应该是其发展的中心。基于艺术概念的集合性和特殊性，艺术史的原则必须以两点论作基础，一为合主流性，主流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的根本性变革无疑在艺术史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起关键之关键作用。二是合规律性，艺术史毕竟属于历史，归根结底，它也必须受历史规律的支配。以此作为指导思想，根据主流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的变革趋向，对应史前及文明社会初期、古代、现代，就可以对人类艺术的发展做出基本判断：这就是由原始艺术向古典艺术，再由古典艺术向现代艺术的过渡。作为一般概念，“原始”、“古典”和“现代”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作为我们认识人类艺术发展的三大支柱，却需要重新加以定位和思考（这一点下面还将具体论及）。以此为基础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最终建立起完整的艺术史分期构架。
显然，指导思想和判断标准的不同使得本文所阐述的艺术史三段论与前人成说继承中有发展，且最终拉开了距离。当然，这只是问题的开始。
二
明确了指导思想和判断标准之后，紧接而来便是如何思考和定位我们所说的原始、古典和现代概念。为了说明问题方便起见，我们先从现代艺术的概念谈起。
艺术理论界已认识到，在概念上，现代艺术是与古典艺术相对应中确立自己的存在的[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朱青生教授即曾明确宣示：“今天我们谈论的艺术应该包括两样东西：古典的艺术和古典艺术以后出现的一种反传统现象，即随之产生的，并成为艺术主流的现代艺术。”参见《实验的艺术和实践的艺术》一文，《美苑》，2000年第4期。]。这一点符合艺术史实际。首先，就其表现手法和创作风格来看，20世纪以来以变形、抽象乃至纯形式、纯观念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派艺术。其具体表现（风格、流派、思潮等）尽管很多，以至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但亦有共同倾向，这就是反传统（反理性、发求真、反技法乃至反艺术等），反抗19世纪以前追求再现的真实、以美为尚且重技法训练的艺术传统，而以表现自我（情感、心态、观念）为最终目的，求新、求异取代了求真、求美，具体做法则以变形、抽象乃至纯形式、纯观念为主。这些特点与传统艺术史不断追求的创新精神相合拍，其发展最终导致了时代主流艺术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正如阿诺德・豪塞尔所言：“事实上，他们（现代派）创造了迄今为止最畸形的习规之一―新奇高于一切的原则。从此以后，一切前辈所取得的成就均为青年艺术家所不齿。他们通过自己的巨大努力仅仅去摆脱前辈所创造的一切，以此来表达他们自己的艺术个性。”[注:参见阿诺德・豪塞尔著，陈朝南、刘天华译《艺术史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7页。]这一论述道出了现代艺术的本质。
当然，现代主义艺术并没有建立起永久的权威统治，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即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以图确立自己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但是必须看到，在本质上，后现代主义并没有要回到更早的过去，要脱离反传统这个认识和创新轨迹，相反，在这方面他们走得更远，或者竟可以看作以反传统为标志的现代主义艺术的进一步继续和发展。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言，后现代只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从康德开始,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一直就存在着一种哲学的反话语,从反面揭示了作为现代性的主体性”[注:参见J.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康德被公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鼻祖，哈贝马斯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所谓后现代性话语仅仅作为从反面揭示现代性的主体性而存在，并没有从本质上开辟一个新时代。如果说现代艺术的最大特征是极度张扬主体性的话，则后现代艺术创作中的主体性张扬与之相较毫不逊色，艺术家将观念和材质运用得应是更随心所欲。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也是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和把握问题起见，可以在现代艺术的框架内进一步细分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个时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本时期不属于这些风格流派的艺术家、艺术作品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正或反地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从而使之由风格层面上升到了时代主流艺术思潮的层面。故20世纪以后的艺术也可看作更富时代意义的现代艺术，而与时代的概念（现代社会）获得了两两对应的效果。
正因为20世纪以后产生并盛行的现代艺术有这么多反传统精神，则20世纪以前的传统艺术也就有着比较明显的共同特征：重理性、重再现、重真实、重技法，追求自然、以美为尚且重完整的技法效果。站在这个角度考虑，相对于现代艺术的传统艺术（汉斯・贝尔廷称作“前现代艺术（pre-modern art）”）也可以看作广义上的古典艺术。也就是说，理解了现代艺术的概念，古典艺术的概念亦可由之得到确立。
还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艺术史界关于古典艺术的认识有一个明确的所指对象和概念范围。“古典”即“古代”和“典范”之合称。前者是时间概念，后者属于价值评判的范畴。简言之，古典就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古代作品。考察公元16世纪以来瓦萨利、温克尔曼、黑格尔等人的艺术史思想我们知道，狭义的古典艺术概念来自欧洲，亦称古代艺术，原特指古代希腊艺术，特别是古希腊雕塑。今天看来这样理解太狭隘，原因在于持这种观点的诸位哲人皆有着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除了将目光仅盯住造型艺术而忽视音乐舞蹈戏剧等非视觉艺术等历史性局限以外，还无法看到和理解包括东方艺术在内的非西方艺术，缺乏应有的比较和鉴别。另一方面，更未能看到今天的现代艺术，自然无法解决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不能苛求古人，但也不能为古人所限，好像他们已经界定了古典艺术的定义和范围，作为后人就应该无条件遵守，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古典艺术的概念应当扩大，就艺术史而言，“古代”一次的时间概念所指应由古希腊扩展到20世纪之前。前面已经说过，20世纪以前的人类艺术，如今人评介以瓦萨利、温克尔曼、黑格尔、贡布里希为代表的传统艺术史学理论一样，其主流倾向是追求再现的真实，求真、求美，重理性，重技法训练，讲究完整的艺术效果，并且除了少数种类如表演艺术之外，古典艺术大多不像现代艺术那样“需要接受者的参与才能最终完成”（朱青生语）。如此理解，古典艺术即由狭义变成了广义。根据时代对应的原则，古典艺术所对应的时代亦应延伸到19世纪。正如广义上的人类古代史可以延伸到19世纪一样，广义上的古代艺术史下限亦应延伸到20世纪以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古典艺术亦可称之为古代艺术。假如再进一步细分，古代艺术同样可以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当然，这是下面所要论述的话题了。
同样非常明显的是，广义的古典艺术无法包括原始艺术。原始艺术是人类史前时期的艺术，时间上包括整个氏族公社时代。“原始”一词在今天大多带有较强的价值评判意义。列维・布留尔说：“‘原始’一词纯粹是个有条件的术语，对它不应当从字面上来理解。……‘原始’之意是极为相对的。”[注:参见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考虑到艺术的特殊性，“原始”一词放在艺术史整体上可能只具有时间的概念，价值评判的意义即使尚未完全消失也已变得很淡了。贡布里希曾将原始艺术归纳为三种类型：“身处伟大文明中心直接影响之外的人们”（如撒哈拉南部的非洲黑人、欧洲爱斯基摩人等）创作的艺术；欧洲各国的绘画和雕刻发展史上的早期阶段；“未接受或未吸收专业训练班的画法”。[注:参见F.H.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林夕校《艺术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455页。]简言之就是现代未开化地区艺术、人类早期艺术以及非专业艺术三种。他所说的虽然系就一般意义而言，而且多少带有一点欧洲中心论的色彩，但对我们这里的思考仍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从主导性的创造风格上看，原始艺术的美学追求和创造特征并不符合我们前面对古典艺术（广义、狭义）的理解，它们从本质上说不重再现，抑或可以说原始艺术家的技能也很难真实地再现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更多的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之上的抽象和象征。这一点黑格尔、科林伍德等人都已阐释过了，借用他们的话说，原始艺术是一种象征艺术或巫术艺术。这一点下面还将详细论及。
三
在从新的角度提出原始、古典、现代的概念基础上，我们对它们即可以进行较为详细的论列了。
首先界定原始艺术的定义范围和基本特征。
原始艺术概念在空间上它是包括非欧洲艺术在内的人类早期艺术，时间上它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早期，而是从能够打制工具的旧石器时代开始，经过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及至某种程度上的铜器时代，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延伸到当代。从观念、材质和表现手法上的发展演变角度衡量，原始艺术主要为岩画、洞窟壁画、石雕、玉雕和骨雕、挂饰、纹身以及巨石建筑、原始歌舞等。从地域角度看，原始艺术的遗存遍布世界各地，东方、西方皆曾发现存在。时间上最早的为著名的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法国拉科斯等地的山地岩洞动物图，中间经过欧洲其他地方，并伊朗、亚美尼亚、土耳其、中国浙江河姆渡、西安半坡以及非洲、美洲、澳洲等地的原始艺术遗迹，最迟的竟至当代原始部落。时间跨度之长，完全可以居人类艺术史诸阶段之最。但这不影响我们从整体上将原始艺术作为人类艺术史上第一个发展时期的结论。再进一步划分，可以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约五万年前至一万五千年前）开始定居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之前主要是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其时人类尚未定居，过着游荡和半游荡的生活，打制的实用器具十分粗糙，谈不上艺术性。装饰及巫术等观念也很单薄，主要表现为纹身、挂饰和图腾等形式，可以看作艺术史的第一阶段“蒙昧阶段”。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后，由于定居，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取代了采摘和狩猎，人们的爱美装饰以及巫术等精神活动也大大增强，岩画、建筑、音乐、歌舞等艺术形式先后产生，可以看作艺术史的第二阶段“巫术阶段”。
很显然，原始艺术的创作动力来自巫术和原始宗教、生殖以及生产和娱乐等。从技法上看，正如学者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原始艺术作品缺乏比例、立体、透视等概念，即兴创作，主观性随意性强。对现有大部分人类早期遗存的考察结果表明，原始艺术的美学追求和创造特征并不符合我们今天对古典艺术（广义、狭义）的理解，它们从本质上说不重再现[注: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和科林伍德的观点有异。他在《艺术原理》第三章第四节中将再现艺术分为三个等级，原始艺术即为第一等级，这“是一种朴素的或几乎无所取舍的再现，力求（或仿佛力求）达到几乎不可能的完全逼真地再现。”（第55页）无疑，这种“朴素的或几乎无所取舍的再现”在原始艺术中存在着，我们在欧洲远古洞穴动物画以及古埃及人池塘画图中都可以看到。问题在于它们并不占据原始艺术的主流，因为更多的原始作品没有这种趋向。与神秘符号相联系的原始岩画、器皿刻纹以及巨石排列固不必说，从金字塔、神庙到中国的青铜器这些具有时代表征意义的人类艺术同样不具有上述特点。]，抑或原始艺术家的技能也很难真实地再现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更多的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之上的抽象和象征。
造成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史前阶段人类思维尚不十分发达，成系统的书面文字尚未出现，看待世界多直观、多具象、多感性，而缺乏抽象和理性，比附和联想能力强。关于这一点，黑格尔、科林伍德等人都已阐释过了，借用他们的话说，这是一种巫术艺术或象征艺术。所不同的是，我们不接受他们将原始艺术仅仅归结为象征艺术或巫术艺术的做法，前者依附于理念论的框架，后者的理解太过狭隘，因为除了巫术艺术外，史前艺术还包括与巫术无关的娱乐、装饰艺术和生产、生活实用艺术，将此二者排除出原始艺术之外只能是哲学家的体系营造法，不适合艺术史实际。
其次来谈古典艺术的概念、范围和基本特征。
前面说过，本文所说的古典艺术是广义上的古典艺术，即文明社会产生以后的人类艺术。狭义的古典艺术概念来自欧洲，亦称古代艺术，原特指古代希腊艺术，特别是古希腊雕塑。今天看来这样理解太狭隘。即使从西方学者的角度看，机械理解古典艺术也会产生悖论。美国人H.W.詹森就曾指出：“相信古典的完美已经歪曲了我们对艺术传统进化的看法，这个传统与希腊的遗产完全（或假定）无关。”[注:参见迈耶尔・夏皮罗/ H.W.詹森/F.H.贡布里希《关于欧洲艺术史的分期标准》，常宁生编译《艺术史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今天看来，第一，古典艺术无疑应当包括文艺复兴时期诸大师创作的古典音乐，不能仅局限于古希腊看问题。第二，从人类艺术发展的高度来考量，情况又有更大不同。古典艺术不会一夜之间在古希腊涌现，而是有着一个由低到高，最终完满的发展过程。撇开概念之争不谈，将古代东方艺术（以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乃至古代印度和中国艺术）排除出古典艺术之外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原因很简单，尽管这些地域艺术在审美观念、形式技巧等方面仍带有原始艺术的痕迹，但其再现和求真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亦即具备了古典艺术的基本特征，总体上应属于古典艺术的范畴。非但如此，古典艺术的时间下限还应进一步扩大，即由古希腊扩展到20世纪之前。地域上，除了传统艺术史经常提及的中世纪基督教艺术和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古典音乐舞蹈和古典主义戏剧外，佛教艺术、伊斯兰教艺术和中国、日本等国艺术也应归入世界古典艺术的范畴。也只有这样，狭义的古典艺术才真正拓展成为广义。
20世纪以前的人类艺术，尽管具体表现形态五花八门，总体倾向也有西方讲再现，重形（形似）、东方讲表现，重神（神似）之分，但彼此之间并非绝对排斥，并且都有一个共同倾向，即皆求“似”，“似”的本质还是真，真又与美密切相关。如前所言，古典艺术的主流倾向是追求再现的真实，求真、求美，重理性，重技法训练，从西方的油画、写实雕塑、教堂建筑、交响乐、芭蕾、“三一律”戏剧到东方中国的国画、佛教造像、宫殿神庙、戏曲歌舞、古琴音乐等等，无不讲究基本功训练和完整的艺术效果。对于“再现”也应正确理解，如果是真实无误地反映，即“神似”也未尝不可理解为再现。传统理论界将东方人的所谓“表现”与西方人的“再现”对立起来的看法需要重新认识，因为“表现”在现代美学和艺术理论中已经有了特定的涵义，绝非“神似”可以相通。
古典艺术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借用历史学界的名词，古典艺术可以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发展期。
上古艺术是指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至公元4世纪古罗马艺术衰微之前的人类艺术，首先当然是古代埃及、巴比伦、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为代表古代东方艺术。我们知道，古代东方艺术除了“物质大于精神”（黑格尔语）的神庙、金字塔和青铜祭器等外，还有写实性很强的绘画、雕塑、音乐、歌舞等，以此为标志，人类古典艺术迈开了自己的脚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求真和写实特点便愈来愈强，最终登上了古典艺术的第一座高峰――古希腊。毫无疑问，古典艺术发展的第一座高峰的完成应当归功于古希腊罗马艺术，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着力描述的诗歌、戏剧、乐舞，也包括瓦萨利以来人们经常谈论的古希腊雕塑在内的古希腊造型艺术，均呈现着不断成熟的趋势。由于此时期的人类艺术皆有着体系神话的背景，且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与神话密不可分，所以不妨将此时期艺术命名为“神话艺术”。
中古艺术是指公元4世纪古罗马艺术衰微以后直到公元13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之前的人类艺术，包括印度佛教艺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艺术和阿拉伯伊斯兰教艺术以及自魏晋到唐宋的中国艺术，此为古典艺术发展的第二期。应当表明这是一个东西方此盛彼衰的互逆发展过程，就是说当欧洲正经历中世纪艺术衰退的漫漫长夜时，东方艺术却显示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尤其是中国，此时期奠定了其作为古典艺术繁盛时期的基础。由于此时期的人类艺术皆有着成熟宗教的背景，且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与宗教密不可分（包括中国的“三教”），所以也可将此时期艺术命名为宗教艺术。
近古艺术是指公元13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直到19世纪末现代派艺术诞生前的人类艺术，除了包括古典音乐和话剧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外，还应包括几乎同一时期产生的以戏曲乐舞、文人画、装饰性雕塑、私家园林等代表的中国艺术和以浮世绘、歌舞伎为代表的日本艺术。应当表明这同样是一个此盛彼衰的互逆发展过程，只是方向颠倒过来了。就是说正当欧洲从中世纪的漫漫长夜复苏并进入一个新的艺术辉煌时代的时候，东方艺术正经历了一个转型和衰微的过程，这一过程至19世纪中叶即进入了表面化，西方艺术凭借其创作和理论成就加之殖民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在人类艺术的发展潮流中开始建立无可争辩的强势话语权。由于此时期的人类艺术皆有着面向人生回归世俗的背景，且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与社会及人类自身密不可分，所以也可将此时期艺术命名为人生艺术。
神话、宗教、人生既代表了人类精神活动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也标志着古典艺术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历程。这不是对人类社会思维发展的硬性比附，而是对象考察的必然结果。
最后谈谈现代艺术的概念、范围和基本特征。
前面说过，现代艺术在范围上也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部分，狭义的现代艺术当然是指现代派艺术。学术界一般将公元19世纪末以莫奈、马内等人及其作品为代表的印象派绘画作为现代艺术的开端，其实并不确切，印象派画家在艺术史上充其量只是一个由古典到现代的过渡时期。谁都知道，现代艺术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将艺术家的主体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画家说：“重要的不是画你所看见的，而是画你所感觉的。”音乐家说：“作曲家力图达到的惟一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表现他自己。”以至于“谁在乎你听不听！”[注:参见蔡良玉、梁茂春著《世界艺术史・音乐卷》，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而印象派呢，他们极力反对古希腊以来写实主义手法仅仅描摹“所知道的现实”，主张反映“所见到的现实”，认为只有如此才能算是再现了真实的世界。无论如何这样的艺术追求只能属于关注客体而与主体性无关，即使有论者将印象派重对光和彩的瞬间感知归入主体性的范畴，但就整体而言不符合印象主义艺术观的实际。正如贡布里希所言：“事实上，直到出现印象主义，才完全彻底地征服了自然，呈现在画家眼前的东西才样样可以作为绘画的母题，现实世界的各个方面才都成为值得艺术家研究的对象。”[注:参见F.H.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林夕校《艺术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页。]当然，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印象派亦不例外。后印象主义的代表人物如赛尚、凡高、高更等人在创作中已开始由关注主观感受向注重主体性方面演变，显示他们担负着由古典向现代过渡的一种继往开来的作用。而在他们之后的表现主义、原始主义、立体主义以及野兽派、达达主义、未来主义等等即完全走上现代艺术的创作道路了。他们和新古典主义作曲家、现代舞创始人、荒诞戏剧家以及摇滚歌手等一道反抗19世纪以前追求再现的真实、尚美且重技法训练的艺术传统，而以表现自我（情感、心态、观念）为最终目的，求新、求异取代了求真、求美，具体做法则以变形、抽象乃至纯形式、纯观念为主。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是完全意义上的“主体艺术”。
如前所言，广义的现代艺术与古典艺术相对应，包括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除了传统已有的视觉艺术、音乐舞蹈和戏剧等以外，还包括影视和新媒体等新兴艺术。虽然，就发生学意义而言，现代、后现代艺术只是一些风格流派，但对于艺术史来说，它们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单纯艺术风格、艺术流派的范畴，从而上升到时代艺术主流的层面。后现代主义有“破碎的平面镜”之称，它以非完整、非本质、非理想、非主体为旗帜，对历史上存在过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反抗，在反理性、反传统方面较之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有论者所言，如果说现代主义的反传统还保留了主体性这一块天地的话，则后现代主义连主体性都一并反掉了，传统真正被彻底打碎，化为“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也正因为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和突进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派求新求异的反传统精神，反而把这种趋势向前推进更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现代艺术进一步细分为现代和后现代两个发展时期。
从全球化的视野角度看，时代意义上的现代艺术还应有着地域性的考量。就是说，现代艺术亦不局限在传统意义上的西方，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以及在此以前就已经形成的西方殖民扩张，以西方艺术话语为中心的人类艺术发展趋势已经形成，尽管这并不意味着非西方艺术传统的中断，但就主流而言，非西方艺术在现代艺术的洪流中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如果说19世纪后期已出现东、西方古典艺术此衰彼盛的互逆发展过程的话，20世纪以后这种局面的后果――建立在潜意识基础上的西方强势话语权便真正形成了，由此便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现代艺术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