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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1
1.1了解文献的整体脉络，引入目录研究。开始研究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应该对文献建立一个整体情况的了解、概述体系，掌握某一本书的流传情况和书写情况以及主要内容，作为开始研究的敲门砖，广大学者要有一定的目录学基础。古代文学研究需要的文献内容分散在各类书籍当中，如果将文献进行重新的整理，工作量巨大，也会占用很多时间。目录学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中的指示学科，是进行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指路明灯”，能够有效提高古代文学研究的效率，对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本好的目录学作品，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整理一本书创作的年代、背景、内容、流传情况以及作者的生平、经历、主要写作思想等基本知识，还能够让我们判断出一本书的真实情况，提供新的材料并扩大我们的研究范围，还能直接关系到鉴赏批评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帮助研究者在众多书海中筛选出有研究价值的作品，让我们的研究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文献，特别是古籍文献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刻本或者抄本，在内容上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变化，改串、错版的情况屡屡发生，但在流传的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一本好的目录学作品，还能够帮助我们筛选优秀的文献作品。
1.2增加质疑的意识。对待文献要有正确的选择态度，就文献本身而言，它只是参考资料的一种，文献考据也只是研究中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学问。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多源自一代一代的流传保存，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伪造、篡改的情况发生，例如被世人称为“诗仙”唐代诗人李白在去世之前并没有将平生创作的诗作固定成集，很多都是后人整理结集而成，元稹等李白后代名家都曾受到委托进行编撰李白诗集，在清朝编订的《全唐诗》纳入李白名下的作品也有数集，其中真伪需要结合李白当时的创作风格、创作心情等慢慢敲定。而在明朝对古书的篡改更是广为人知。古书文献中的一字之差就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如果没有可靠的文献版本进行参考，将让古代文学的研究进入歧途。因此，在研究中参考的古典文集一定要时刻怀有质疑的意识，有判断真伪的能力，特别是现在网络技术发达的今天，很多从网络而来的文献信息也存在纰漏，需要广大研究学者活取活用，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工作，为后人留下可靠的文献信息。
1.3对文献的准确解读。文献中的注释是对文章中内容的进一步解释，一旦发生偏差将会影响整篇文章的分析，即使是文献中的一个标点，对原作也会产生影响，标点的错误不仅影响断句，特别是书名、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也要严格遵守标点要求。为了提高古代文学研究的准确性，必须对文献文本资料进行正确的解读，要有精准的注释内容、标点符号等，通过校对完成文学准确性的把关。校对过程就是寻求文献全貌的过程，根据创作的环境、作者的境况进行整理，把一本书不同的版本和相关的文献进行比较、筛选，校正对错，尽全力整理出最接近原稿的版本。如果研究者参考的文献与原稿相距甚远的版本，在注释和标点等方面存在出入，那么得到研究的结论也必然远离原作的本意。因此，我们必须对文献进行精准的解读和校对。2.4重视文献学的历史地位。将文献学方法引入到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存在的真实人物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它有着特殊的历史时代，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历史无法重演，凭空臆造的不是对文学的研究。因此，只能借助历史留下来的文献作品帮助研究，只有重视文献学的作用，肯定它的历史地位，在思想上转变对文献的认识，将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
2、结语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2
通过几年的学习，本人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的基本原理和关于语言、文学的基本理论。
2、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及新闻、历史、哲学、艺术等学科的相关知识。
3、具有文学修养和鉴赏能力以及较强的写作能力。
4、了解我国关于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3
这两方面的研究对象可以概括为传播的文学与文学的传播。从传播学的外延上说,文学传播学则是依照以传播内容划分出的特定传播种类,它是立足传播学立场,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对文学传播这一传播内容种类进行考察、描述、说明、归纳和揭示等研究的学科,是传播学学科的分支领域。作为新的学术领域,文学传播学的开创应该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学术工程,因为文学本身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和多层面的构成:仅就文学自身而言,从国别上看,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从时间上分有古代文学和现代、当代文学;从表达方式上说有口头文学和文本文学;就文学题材说,则有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面对这样复杂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文学传播学的创建工作应该先从哪一方面和角度入手,要有一个科学的选择。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和认识,曹萌选择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作为其文学传播学建设的奠基和突破点。
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范围内,中国古代文学都堪称典型和范例,因此,在文学传播学尚为空白领域的学术背景上,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实具重大意义:既在国内外传播学界开拓出文学传播学这一独特学术领域,又为建设文学传播学学科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具体研究成果,检验和完善一般传播学理论与方法,为探讨人类传播的方式、类型及规律提供更多的途径,从而丰富传播学理论方法体系,拓宽传播学领域。此外,从传播学立场出发,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现象、思想和发展过程,揭示古代文学传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大作用,以及立足传播学立场重估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价值,还能刷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新途径和新范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从传播学立场出发,以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为指导,结合文学史、文献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体、传播目的、传播方式、传播思想、传播类型,以及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进行描述和说明。二是开拓与创新。文学传播是经过学术嫁接产生的新学科。对于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带有突出的开拓与创新性。如上所说,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以传播学的立场和视角对文学进行描述和说明,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为被传播的信息的传播过程和非文学的信息以文学作为传播方式而被传播。这样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对象使它超越了既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因此,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它又是开拓与创新。
在上述理论思考和学术战略鼓励下,曹萌首先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入手,展开文学传播学学科的创建,因此,汇编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就成为这一学科开拓工作的先导性著作。在曹萌的主导下,他的研究生们利用传播学的知识方法和理论系统,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和现象,划分为传播行为、传播方式、传播目的、传播组织与制度、传播类型、传播思想、传播媒介、辅助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等类项,然后以这些类项为基本标准,在各类古代文献资料中进行甄别、发掘、钩稽,而后按时间排序加以编纂,就有了以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朝代为断代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文学传播资料汇编,再对所汇编的资料加以特定的评点,便形成了一套四卷本《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汇编与评点》,该书于2006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继之,曹萌出版了他的文学传播学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传播研究》。该著作选取中国古代几部代表性小说名著进行传播学角度的描述和分析,依据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这些已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受过反复学术煎炒的作品,实施传播与影响的研究,从而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作品的传播方式、传播特征和扩散范围,以及传播类型给予提炼和概括,成就了一部文学传播学领域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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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汉语；汉语音韵学；发展路径
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之学或称为“小学”含有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三大分支。由于古代汉语仅存的书面符号（文字）是一种既表义又表音的语素文字，其本质特点是以音表义，只有准确地了解文字的读音，才能够了解它所代表的确切意义，所以音韵学是传统语言文字学“小学”的基础，是古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汉语史、汉语方言学、文字学、词汇学、训诂学、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古籍整理等学科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梳理传统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成果，探求汉语音韵学的现展路径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
一、汉语音韵学研究概述
1.传统音韵学
汉语音韵学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老学科，有着巨大的成就。虽然汉代以前人们就开始对发音时发音器官的动作和状态进行描写产生了最早的汉字注音法―譬况法，汉代出现用同音字来注音的直音法，但是直到汉代末年， 人们才发明了反切注音法，导致了韵书的产生并由此使得音韵学开始从小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开始的音韵学研究重在对声调和韵类的分析，成果主要体现为韵书编辑。这些韵书既可能是反映了某一时期通语的语音状态，也可能是反映了当时南北方言的差异。把它们联系起来，就可以构筑成一部完整而生动的汉语语音发展史。唐末至宋元时期的韵学家们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韵书所记录的语音系统编制了等韵图，以等韵学的观念分析汉语的声母、韵母、声调及其彼此的联系， 是中国古代的语音学。他们的研究比西方语音学的产生要早上将近一千年。明代末年到清朝乾嘉时期，是汉学的高峰时期。音韵学研究基本走的是传统的治学之路，一直运用传统的文献考据方法，以“清代古音学殿军”的 章炳麟、黄侃为代表的无数朴学大师们穷经皓首， 既研究以《广韵》为代表的系列韵书所反映的中古语音系统， 又开始了对没有韵书时期的先秦古音进行有益的探讨， 开创了今音学与古音学并峙的局面，为音韵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但是由于种种局限， 前人的努力仅限于对汉语语音的音类的分析和古音系统的考证，却无法将历史上不同时期汉语语音的音值描写出来。
2.现代音韵学
20世纪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以及工具等传入我国。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karlgren）的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的问世和在我国的翻译出版是标志着音韵学发生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走上了独立的现代化的道路。音韵研究不再只是考证古音系统，而是重在审音和古音值的构拟。构拟方法的引进使中国音韵学的研究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形成了音韵学研究的新。并推动了等韵研究和近代音韵研究。建国之初，音韵学的研究和教学受到重视，以对《切韵》音系和 《中原音韵》音系的研究和讨论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来音韵学研究进入大发展时期。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突破。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特别重视历代诗文用韵研究。学者们或研究魏晋南北朝或研究宋元的韵文或研究敦煌变文的用韵，为进一步了解、研究汉魏以来的汉语韵部分的分合情况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例证。在古音构拟上不仅延伸到周代以前的甲骨文时代的汉语语音构拟问题，甚至涉及“原始汉语”语音的构拟问题。
二 、对汉语音韵学研究发展之路的思索
现代科学文化飞速发展，汉语音韵学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从研究范畴，研究方法上加以革新， 以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任务。
1.扩展研究领域，实现汉语音韵学研究范畴的多元化。
无论是上古音的研究（包括先秦声母、韵部和声调的研究，两汉音系的研究，以及甲骨文时代汉语语音的研究，乃至“原始汉语”音系的研究），无论是中古音的研究（包括《切韵》、《广韵》音系的研究，诗文用韵的研究，反切的研究，以及梵汉等对音的研究），也无论是近代音的研究（包括宋、元、明、清诸代语音研究以及《中原音韵》音系研究、等韵的研究）都有待进一步开拓。汉语语音史和音韵学史的研究应该加强。历代诗文用韵研究领域应有较大空间。
2.吸收先进文明成果，实现研究方法的现代化。
已有学者借鉴西方语音学的研究成果，就突破传统的单一模式 ，采用生理物理的、数理统计、共时历时比较及语言类型研究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能运用现代科技， 有效综合上述研究方法，创立科学、系统、高速、高效的研究系统、建立大型汉语音韵语料库、汉外对音语料库，对于建立解决传统音韵学中诸如古汉语声调调值等问题无疑大有裨益，在资料收集、数据积累上大量省时省力，提高研究的效率和准确性。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不可能用电脑完全代替人脑。如在诗文用韵的研究中关于韵段的划分，在音注研究中对有效音注的分类，都要依靠研究者的判断。
3.清理前人研究成果，明确当今研究任务
首先，在批判性继承传统音韵学的基础上，重建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通语语音系统，进一步深入研究各个时期汉语共同语；其次，汇集文献材料，研究历史上的活语言，重建各个时期的汉语方言音系；第三，加强对上古语音的研究，揭示早期汉语语音的状况。第四，联系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成果， 揭示汉语方言的历史， 揭示方言与古代汉语的联系。
可以预计的是，汉语音韵学将在未来的中国文化、学术发展中发挥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在先贤们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当前先进语音学理论、充分利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使汉语音韵学这一传统显学在新的时代迸发新的生命力而不是成为渐渐衰落的“绝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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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5
关键词： 《楚辞》 文献 意义
《楚辞》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战国诗人的诗歌总集，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以丰富的内容、奇特的想象引起历代文人的高度重视并出现了浩如烟海的相关研究文献，如王逸的《楚辞章句》、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汪瑗的《楚辞集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林云铭的《楚辞灯》、屈复的《楚辞新注》、戴震的《屈原赋校注》、陈本礼的《屈辞精义》、胡文英的《屈骚指掌》、王]运的《楚辞释》、刘永济的《屈赋通笺》、蒋天枢的《楚辞校释》、汤炳正的《楚辞今注》、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金开诚的《屈原集校注》、黄灵庚的《楚辞章句疏证》、马茂元的《楚辞注释》，等等。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
在对《楚辞》及相关文献的学习和探究时，我们可以辨别《楚辞》相关作品的真伪问题，可以得知《楚辞》的流传情况，可以研究《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但主要还是通过文献更好地了解和研究《楚辞》的内容。
在《楚辞》的流传过程中，由于历史发展、习俗变迁等多方面的原因，许多作品的原貌都不得而知。在屈原现存作品中，其主题最让人莫衷一是的当属《九歌》。近两千年来，研究者众说纷纭，异说歧出，由于各个时期的政治文化需要，对《九歌》的主题的理解主要有：忠君爱国说、民间祭祀乐歌说、楚王郊祀说及人神恋爱说。究竟何种理解更符合屈原当时的创作目的？我们可以通过诸家之解说及其他相关文献的旁证探讨其主题和性质。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与中原各国的文化传统与民间习俗有较大的差异。楚国上下原始的习俗浓重，巫风盛行，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吕氏春秋・孟冬纪・异宝》：“荆人畏鬼而越人信S。”《汉书・地理志下》：“（楚地）信巫鬼，重祀。”《隋书・地理志下》：“大抵荆州率敬鬼，犹重祠祀之事。”《国语・楚语》下云：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以上文献都充分说明巫风在楚国的盛行，楚人对巫术的崇拜、对神灵的虔诚敬仰。屈原在这样的环境下创作亦会受其影响，所以《九歌》应当是诗人在当时楚国祭歌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是为楚人祭祀和娱乐鬼神而写的，其巫祭性质自然不言而喻。其中祭祀神灵分别为：威严高贵的东皇太一，飘忽不定的云中君，恩爱缠绵的湘君湘夫人，不可一世的大司命，亲切随和的少司命，威武正直的东君，亲近友睦的河伯，痴情可爱的山鬼和为国捐躯的英魂。
此外，有关《楚辞》的注解文献中也论述了《九歌》的祭歌主题和巫祭性质。王逸《楚辞章句・九歌》题注为：“《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王逸生活在离屈原不远的东汉，相距不过数百年，所以对于《九歌》的理解也比较符合当初屈原本身的创作目的，较为可信。王逸认定《九歌》为祭祀乐歌，其后并无异议。朱熹《楚辞集注・九歌序》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荒之杂。”王夫之《楚辞通释・九歌》亦云：“熟绎篇中之旨，但以颂其所祠之神。而婉娩缠绵，尽巫与主人之敬慕，举无叛弃本旨，阑及己冤。”这些注本进一步巩固了《九歌》巫祭性质的可靠性。
两千年楚辞研究史昭示，古籍文献是我们研究《楚辞》的重要途径，同时合理有效利用出土文献也是学科深化的必然途径。
近五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为《九歌》的巫祭主题提供了大量的可信材料。1965年江陵望山一号楚墓、1977年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和1987年荆门包山二号楚墓的相继出土，不但解开了楚国上层人物进行占卜祭祀活动的情形，而且为所祀诸神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依托。经考古研究者认定，望山一号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昭固，死于楚威王时期或楚怀王前期，天星观一号的墓主是官至上卿的番龋大约生活于楚宣王或楚威王时期（公元前340年前后），包山二号的墓主是楚昭王后代昭佗，下葬年代为公元前316年。从这些考古的结论来看，以上三墓主所处的时代恰与屈原生活的时期大体相仿，这样就可以借此了解屈原时代的一些祭祀情况，尤其是竹简中记载了当时祭祀的诸神体系。这和《九歌》中所描写的部分神o是相吻合的，大体相同的只有“司命”，而云中君、东君可以和竹简的“云君”配套，湘君、湘夫人和竹简的“东城夫人”配套，河伯跟竹简的“大水”、“后土”配套。这些出土文献与《九歌》中的神灵配套亦是《九歌》巫祭性质的有力证据。从这些珍贵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九歌》确为战国时代屈原的作品;二是屈原对一系列祭祀乐歌进行了挑选和改造而作《九歌》;三是《九歌》只能产生于郢都，屈原任职于楚怀王之时;四是《九歌》从祭祀歌舞演变而来，最终成了宫廷乐舞。近现代一批学者利用出土文物楚墓竹简，证明它们记载了大量的祭祀之事，而所祀之神均可与《九歌》之神o一一对应，其对应方法固然学界尚有不同见解，而《九歌》为祭祀乐歌却再一次得到肯定，王逸的注解显然无误，《九歌》实际上是南楚沅湘一带降神迎神的巫觋以性娱神的祭祀乐歌。通过出土文献和有关楚国祭祀巫术文献的记载，从而还原了《九歌》本身的面貌，让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九歌》的内容和主旨，再现当时楚国沅湘之间作歌乐舞以娱诸神的习俗及楚国人民事神的虔诚。
此后，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九歌》为祭祀神o的乐歌，并让后人看到当时祭祀场面的宏大。它形象生动地展示了这一时期楚文化中乐文化的宏大场面，为屈原作品中的仙乐飘扬提供了很好的想象范本。总之，利用出土文献资料对于解决《九歌》的主旨和性质问题或将大有裨益。
孙钦善先先生在《中国古文献学史》中指出：“古文献学不仅研究整理古典文献典籍的专门学者所必修，对于古代古代学科的研究者来说，也是需要加以掌握的，因为它关系到对史料的驾驭、精通和考辨。甚至对于一般需要阅读古书的人来说，知道一些古文献学的知识也是必要的。因此古文献学又带有基础学科的性质。”文献的学习对于我们研究《楚辞》有着重大帮助，通过学习相关文献，不仅可以了解作者本身的创作目的和文本内容，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当时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等，同时，古文献的学习和研究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的学习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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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汤漳平.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6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无论是思慕已久还是机缘巧合，每一个第一志愿填报中文系的孩子多少都是有些文学梦的，若称才高八斗不够火候，文艺青年也当之无愧。而就读于北京大学，更是每一个中文人的梦想。入学之初，谁不幻想着虫鸣夏夜，邀二三好友至未名湖畔，谈诗论画，品人生几何，兴至则来，兴尽则返。
不料良辰美景尚未来得及消受，开学典礼上便遭系主任温儒敏老师当头棒喝“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培养的是“语言、文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型人才”。“研究型人才”，寥寥几字浇灭了大家伙风花雪月的白日梦。
我的第一堂课，非慷慨悲凉的魏晋风骨，非丰神情韵的大唐气象，亦非筋骨思理的两宋华章，遑论五四思潮、新时期文学等后来者。旁人兴许猜不到，北大中文系大一新生的第一门课名曰“现代汉语”，学的是那世界语言之本――每一个用于传递信息的符号都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入门方知不易，原来这汉语真乃最难分析的语言之一，七大方言区的语音、语法各异不说，单普通话的语法就在大规则之外又有许多例外。而古代汉语中常见的“而、何、乎、乃、其、且、若、所、为、焉、也、以、因、于、与、则、者、之”，这十八个字的解释就可以是一部多卷本的皇皇巨著啊。可即便浪漫文学的春秋大梦被浇了一头冷水，有些惝恍失落，但“现代汉语”打开了文学的魅力之海。
艰涩文学史必修之利器
学校里总有那么些关于中文系的传言，据闻每个理科生都暗恋过中文系女生，又言中文系的人论文两三万字尚属平平，更有言甚者曰中文系乃北大养老院之一。对于前两项尚可接纳，第三项却实在是外人对我们的误解。
且不论语言学国际音标的大舌小舌、送气不送气、清音浊音等各种挑战口腔的高难度训练，也不论古典文献学埋首烟波浩渺的古籍资料室、终日冷对竖排繁体书的艰苦，便只说那众人心中万般美好缠绵的文学。
提及文学，不能不说说那陪伴每个中文系学生长达三年之久的文学史学习。在汉语言文学的课程设置中，文学史作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先秦两汉文学史、魏晋隋唐五代文学史、宋元文学史、明清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西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虽不求字字甚解，但也须粗通些许，这一个“些许”可是囊括了洋洋上下五千年、浩浩幅员万丈余的文章事。
文学史至少属热闹红尘之物，读尽天下好文尚可遍览历史，可那文学理论真真愁煞人也。汉语言文学论文与那一般书评、影评差别之处，多半便体现在这“理论”二字。中国古代文学主情主理之争、出世与入世之别，西方传统中现实与浪漫的纠葛，争的多半不过是那“文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比迪・马丁说：“如果没有受过文学理论的教育，学生们很少会有机会清晰地去思考问题。”文学不仅是语言的艺术，还是一个国家国民情感和真善美的追求，文学理论帮助我们形成“批判性思维”，提供给我们一个阅读和思考的场所，教会我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虽然有些有时枯燥乏味，但想要彻底通晓文学，就必须抱有沉潜的心态。
长期投资操守性情
然而，汉语言仍是每个文化人不忍抛弃的词语，它直连汉文化最精巧幽深的传统。汉唐雍容魏晋风流已远了，汉语言仍是连接古今沟通的桥梁。
宋元文学史课上，张鸣老师一袭长袍、两袖清风，颇有古意，更兼有苏轼之豁达豪放，故同学敬称其为“夫子”。夫子精心于北宋，尤慕苏轼之风，介绍苏轼、黄庭坚之流时往往细细品赏，待北宋文学史讲完学期已过大半，南宋、元朝只好匆匆带过。谈及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时，讲到东坡曾与友人在书信中自言此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夫子笑曰：“东坡‘呵呵’实为千古放达第一人也。”
最后一堂课，夫子谓：“北宋哲学家邵雍曾推衍，天地万物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因缘际会，虽今日离愁别绪，但想到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大家仍会相会于这间教室，又复宽慰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