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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范文1
关键词:管理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科;实证领域;规范性研究;技能型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7-0264-03
管理经济学是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类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性课程,其内容框架是围绕着企业决策行为展开的。近年来,公共管理类专业也逐步引入开设了这门课程,目的是将企业管理决策的思维和方法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之中,培养学生在“公域”内理性思考和理性决策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公共部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更新。
目前,国内多数管理经济学教材基本上是为企业决策量身定做的,教学内容和案例选择都带有浓厚的“商业化”色彩。如果直接沿用这些“企业版”的管理经济学教材,学生往往会产生很多困惑和认识上的误区,例如认为管理经济学仅仅是微观经济学在公共领域的一个“翻版”,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笔者认为,要廓清误解和困惑,提高教学效果和效率,就需要回到这门课程教学的“原点”――厘清这门课程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明确这门课程在公共管理类专业中的位置。只有在澄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言及教学方法的创新,才能实现管理经济学的思维框架、分析工具和决策技术与公共管理实践的对接。否则,这门课程就易于孤立于整个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之外,弱化了其存在的意义。
一、承继与分野: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者关系的定位
厘清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是理解管理经济学、搞好课程教学的一把“钥匙”。从学生认知的角度讲,弄清楚这个问题相当于从总体上把握管理经济学的脉络。从教学内容上看,管理经济学涵盖需求理论、生产和成本理论、不同市场结构下的决策、长期投资决策等内容,这些知识板块与微观经济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内容架构,对两门课程的目标、所研究问题的性质、研究焦点和分析工具进行检视,就会更全面准确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以在两门课程中均属于教学重点的需求理论为例,比较这两门课程在涉及这个问题上的耦合区和分歧点。下页图1中实线部分是属于微观经济学中涉及需求理论的知识内容,虚线部分是属于管理经济学的知识内容。图中可以看到,同微观经济学一样,管理经济学也承继了新古典主义方法论,以“理性的经济人”作为假设前提,以消费者理性选择模型来刻画消费者的行为,研究焦点都是资源最优配置问题,均采用了边际分析、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但是,微观经济学的终极目的是诠释和细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以侧重于市场均衡分析――市场力量能否推动相互联系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同时达到均衡,需求理论仅仅是市场均衡分析的一个构成要件。而管理经济学是为企业和公共部门决策服务的,所以侧重于需求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在理论推导出需求曲线以后,就需要运用回归技术,利用既往数据或者市场调查数据拟合出经验性的需求曲线,以此作为预测和决策的依据。正如管理经济学学者曼斯菲尔德指出的:管理经济学试图把纯理论分析问题和日常决策联系起来,前者为经济理论家兴趣所在,而后者则是管理者所必须面对的。
此外,两门课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也是迥异的。在下页图1中,我们不难发现,从严格意义上讲,微观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微观经济学试图描述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而不涉及怎么运行的问题,属于实证领域(解决“为什么”、“是什么”两个问题);管理经济学则主要是规范性研究,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具体说,就是建立一系列规则和方法以“告诉”企业和公共部门“应该”怎样决策,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管理经济学要采用了线性规划、博弈论等等这些数学工具了。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同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在基本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并且,管理经济学“借用”了微观经济学很多分析方法。两者的根本分野之处是课程目的和所研究问题的性质上,其他的差异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具体到教学过程,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历,认为可以在管理经济学知识内容正式讲授之前,选择某个学生熟悉的教学内容,采用图示方法,与微观经济学进行对比较,通过对比可以帮助学生对管理经济学有了一个初步了解,对即将学习的内容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也减少对教材中大量数学内容的“恐惧感”。
二、技能型教育: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合理定位
在不同学科背景下,管理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是有所差异的。因此,合理的定位对于公共管理“视野”下管理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定位合理既可以帮助教师明确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也有助于学生理解课程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以公共管理学科在英国的形成史为例来观察管理经济学的课程定位。20世纪20年代,公共行政学科已经在英国诞生,其课程设置以政治学、法律、社会分析等社会科学课程为主,课程目标是培养行政官员。1979年撒切尔内阁发起“新公共管理运动”,这个运动触发了英国公共部门管理范式的转变。政府开始要求公务员具有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和管理技术,例如重视公共服务的市场需求和顾客反馈,重视成本核算等等;要求公务员更像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的公共管理者,而不是行政官员。这一需求的转变导致英国大学中公共行政专业发生嬗变,传统的以社会科学为主的课程组合开始转向以经营和管理科学为基础的课程组合,管理经济学、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的进入标志着新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的逐步形成。由此可见,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定位应当是为未来的政府公务员提供管理、决策方面的技能性教育。更进一步讲,管理经济为公共管理学科“贡献”的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试举例如下。
例1,根据需求理论,我们知道商品需求量和这种商品的价格、消费者收入、替代品的价格等因素存在着数量上的关系,但是经济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通常设定为线性形式仅仅是为了理论上的方便,这样的需求函数是无法进入实际操作层面的。如果公共部门要对香烟征税就需要知道香烟的价格弹性,以此做出征税决策;公共电力部门制订长期生产能力计划就需要预测出用户对电力的需求量。这些都离不开需求函数的经验估计。管理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通过既有数据拟合出需求曲线,这具体地涉及到数据采集(消费者调查或者市场试验)、模型设定、数据拟合、模型识别、模型检验、残差分析、参数的经济学解释等知识点。经过这样的程序就能得到比较可靠的需求曲线供决策参考使用。当然,这样的工具也可以用于成本函数的估计。
例2,现代公共管理强调公共责任机制,以绩效评估强化公共部门对公众和国家权利机关的双重责任。管理经济学中的线性规划技术正是进行绩效评价、优化资源的强有力工具。这个工具帮助管理者怎样以最佳的方式在各项经济活动中分配有限的资源,以便最充分地发挥资源的效能去获取最佳绩效。1985年荷兰的Rijkswaterstatt利用线性规划技术制定了全国水管理政策,年均节省开支1 500万美元;1989年San Francisco警署利用线性规划技术制定巡逻时间表来安排警员工作,年均节省开支1 100万美元。可见,对于具体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线性规划技术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无论从公共部门管理的的实际需求、学科的形成史,还是课程的自身特色来讲,管理经济学都应该定位在技能性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的教育上。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应当围绕着这个定位展开。这样的课程定位也是人才培养的需要。笔者认为,在技能性教育的定位下,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精讲理论性内容和用于理论推导的技能方法,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引导学生回忆复习微观经济学中相对应的部分,突出“实用性”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的教学,例如计量经济学方法、线性规划技术。实际上,这两种方法已经成为国外公共管理领域主流性的管理工具,这应当引起中国公共管理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三、特色化与实用性:案例选择的两个基点
案例教学法是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界大力提倡的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案例教学法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参与热情,有效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管理经济学而言,案例教学使学生象征性地步入特定决策者位置,体会、熟悉乃至掌握公共部门决策的对象、程序和方法。某种意义上讲,案例教学法是起到“典型示范”的作用,通过“案例示范”使学生掌握各知识点,即决策的方法和技术,也能够使学生积累未来解决类似问题时可以诉诸的经验。目前,在各类管理经济学教材中虽然包含了很多案例,但是其中大多数以企业部门决策为对象,即使涉及到公共部门,也不完全是以公共部门的管理决策作为分析对象。例如,涉及到不同市场结构下企业行为时,多数教材均将这个话题延伸到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及政府管制问题上,以诸如中国电信这样的企业作为案例来研究企业行为以及政府管制行为。实际上,这部分内容和这种案例更多地属于政府管制经济学或者公共政策分析的范畴,与管理经济学所研究的公共部门管理没有太大的关联性。
笔者认为,鉴于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的定位是技能型教育,相应的案例选择就应契合学科、专业背景和培养目标,突出案例的“公共管理”的特色以及实用性。具体地讲,案例的选择要结合公共管理学科各专业的特色,多采用相对应公共部门的管理事件和场景作为案例。例如,讲授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法预测经济变量时,“企业版”管理经济学可以采用企业销售量的预测来作为案例,在财经类高校开设公共管理专业中,就应该采用诸如预算支出或税收收入这样的财量的预测作为案例。这样既让学生掌握了时间序列预测法,又体会了财政部门管理的内容和方法。实用性是案例选择的另外一个基点,这个基点要求所选择的案例应具备可操作性,学生在未来管理实践中可以“复制”从案例中学到的管理方法和经验。例如最优化技术这部分教学中,照搬微观经济学的案例,以既定量货币在衣服和实物之间如何最优配置作为案例,显然不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如果选择基础设施,例如高速公路最优规模如何决定作为案例,则更贴近公共部门决策的实际。
相对于传统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学者平时重视收集、整理和编写案例教材,建立内容丰富的案例教学库。案例选择是案例教学的第一要务,目前国内有关公共部门采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如计量经济学、线性规划等技术来进行管理的案例尚不多见,已有的案例比较粗糙。笔者认为在把握特色化和实用性的基础上,可以引进一些国外的案例,国外案例相对成熟,可操作性强,而且对中国公共部门管理的改革,例如预算管理改革,也具有借鉴示范意义。
四、结语
1951年美国学者乔尔・迪安教授著作的出版标志管理经济学的诞生。今天的管理经济学已经吸收经济学、管理学、决策学等学科的精粹,发展成为一门对企业和公共部门管理具有基本方法论意义的学科,涵盖了管理决策中几乎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正方兴未艾,其成效既取决管理思想的变革,也有赖于管理方法上的“量变”。有鉴于此,改进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各专业中的教学方法,突出技能教学,编写精当的案例,必将培养出新型的公共管理人才,加速中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埃德温・曼斯费尔德.管理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113-117.
[3]宁骚.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案例研究、案例教学与案例写作[J].公共管理科学,2006,(1):34-35.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范文2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推进，社会经济环境迅速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人类重要的认知与行为之一的学习活动也随之改变，正在从数字化学习向泛在学习迈进。然而，这一趋势却对传统学习方式构成了重大威胁，尤其是高等学校的财经类课程。信息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呈现出教育资源数字化、教学支持网络化和学习方式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给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亟待教育理念的更新和教学行为的改变。处在变革节点上的微观经济学教学，应主动适应时展需求，多角度、多策略构建先进、科学的学习环境，形成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学习范式。
一、微观经济学教学环境的变化
(一)知识的全新界定。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类对知识的界定有了全新的认识。知识的内涵不断丰富，知识的外延也趋于扩大，无论从创造、储存以及传播方式看，知识均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内涵上看，当今，知识超越了传统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分类，扩大到批判性的价值判断和再创造的应用范畴。从性质上看，知识不再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表征与静态的经验积累，而是由主客体相互作用生成的结果。从形态上看，知识的呈现方式也趋于数字化、多样化。从增长方式上看，知识的共享性推动了其创造与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速度越来越快。以上特点使知识的生命周期迅速缩短，进一步引发了知识观与学习观的改变。知识的全新界定致使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举步维艰。如何实现从低阶的“学会”向高阶的“会学”升级，已然是教育界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二)学习方式的革命。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与传播形式的多元化促使人类信息传播与交流实现了零距离和及时化，并且成为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式。这一现象表现为学习者能够超越时空限制，便捷的开展学习活动，学习已成为作用于环境的信息理解和知识建构，而非以往的被动的接受知识过程。这种学习方式的革命既革了传统教学方式的命，又成为满足新时代学习需求、开展教学方式升级的动力源。
(三)新媒介的出现。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多媒体教学系统的地位与作用在学习过程中已经超越了传统物质实体的教学媒介，信息化时代的学习过程不再是基于单调、枯燥而又乏味的语言、文字符号的知识传授，而是一种多形式、多渠道的信息传递与沟通，进一步形成知识理解与建构。
(四)公共开放教育平台的兴起。一方面，国际性MOOCs兴起，大规模的开放在线课程发展趋势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全球共享。一方面，我国政府也支持高等教育课程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与开放，通过“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以及近两年崛起的“慕课中国”使得国内优质教育资源逐渐向社会开放。这一现象严重威胁了普通高校同类课程的生存，导致了“课堂反转”，也引发了对“先学后教”的新型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二、《微观经济学》课程学习环境设计的焦点
(一)以学习者为中心。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知识的建构受到自身已有的认知、技能、动机等的影响，这就要求教师区别对待学习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形成每一个个体的学习课题，并知晓意义的建构是学生自己的事情。
(二)以知识为中心。为了促进学习者基于理解的学习，学习环境的设计应该是跨学科、跨领域的多要素相互融合，相互支撑。学习环境要素协同作用的着眼点是理解和灵活运用，而非记忆。所以，掌握学习者的个体特点与独特需求，设计并提出能够实现的学习课题是成功设计学习环境的关键。
(三)以评价为中心。评价做为控制的重要环节不仅是对学习结果进行反馈，在以后的学习中予以修正，更关注学习前与学习中的评价，即形成性评价。同时，评价主体也是多元化的教师、学习者都应该在恰当的时点，使用恰当的方法进行前馈和反馈，共同促进学习者深化理解。
(四)以学习社群为中心。学习作为在特定环境中进行的文化活动，因此学习者的学习效果者往往受其所属社群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影响。设计学习环境要求形成高质量的学习者社群，这一有助于确保学习者“学习权”的前沿概念，使学习者在学习社群中能够分享理想，建构新知识，形成活跃的学习氛围，促进学习。
三、《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建议
(一)革新教学资源形态。微观经济学的教学随着环境的变化具有延续性与开放性的特点，因此教学内容的确定与教学资源的选择要求师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以共同参与、动态建构的方式来实现。
(二)创新学习组织方式。创新学习组织方式的根本在于将信息的传递方式由传统的以传授知识为导向的线性教学信息组织结构升级为多种组织形式优化组合以及教与学两要素多重结合，形成多向信息传递与分享的互动式、混沌的、自组织学习环境。
(三)更新学习活动方式。信息化时代微观经济学的学习要求学习者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程内外相结合等学习方式。主要表现为理论学习经典与前沿兼顾，精专与博览结合，面对开发的学习环境开展开放资源的查询式学习，参与学术研究的参与式学习，专业兴趣的个性化学习，微主题的探究式学习。通过设计不同类型的学习任务，创设支持性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开展研修形式的深度学习，促进其自律性学习习惯的养成和复杂认知能力的发展。
(四)优化学习评价体系。为应对学习环境变化而开展的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效果该如何评价呢?显然，应构建与新型教学方式配套的评价体系，监控学习过程和质量，推动建构主义学习范式的实施。因此，传统过分依赖知识考试的评价方法应让位于质性与量化结合，学习行为发展与学习成效并重，结果与过程相结合，且尊重志趣、激发自信的多维度综合评价方式。将形成性评价嵌入整个学习过程，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重视自我反思性评价方式的运用。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范文3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外围，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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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范文4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 教学改革 实践
Abstract ：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practice of Western economics teaching reform mode.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经济学》在基本范畴、理论框架、研究内容、分析方法以及运用领域等方面都有极其重大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它的重要性也日渐显现，被国家教育部规定为财经专业十门核心课程之一。从我们多年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实践来看，我们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同学反映该课程涉及的众多概念、原理对他们来说晦涩难懂。究其原因，可能和经济学理论本身的高度抽象和我们传统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认为，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所沿用的是一种教师讲、学生听，靠教师向学生灌输的应试教学模式，这样的教学模式使这门课程成了空洞的理论，已经严重影响到学生沟通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所以《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1.课程的性质和特点
《西方经济学》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对经济学整体框架和基本理论的认识，并锻炼学生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同时，它还是进一步学习经济管理类其他多门专业课的基础，如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国际经济学等。对经济学类专业的学生而言，只有打好坚实的西方经济理论基础，掌握该课程独有的逻辑分析方法，才会更有效地学习本科阶段的其他相关课程。《西方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课程，其特殊性在于提供给学生与实际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大量的概念和理论模型，这些内容可以让学生对基本经济现象有比较透彻的认识。《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作为分析经济领域内具体现象和事物的工具，反过来又可以提高学生对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运用经济理论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的能力。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是学生最需要掌握的专业课之一。在内容方面，本课程主要给学生完整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体系与分析方法，使学生能把握宏微观经济理论的精髓，使之能运用供求、边际效用、生产和成本、厂商与博弈、分配理论及福利经济学等分析简单的微观经济现象；能运用国民收入理论、消费与投资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失业理论、总供求理论等分析简单的宏观经济现象。此外，为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打下扎实的基础，养成良好的学习方法。
2.教学改革模式的创新
2.1拓宽经济学专业面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学毕业生自谋职业，如果专业面太窄，不可避免地会限制学生寻求工作的范围和机会。同时，市场经济变化很快，人们的工作岗位转换与流动性都较大，专业面窄了，会产生“用非所学“的现象。此外，学生入学到毕业，需要四五年时间，在这几年时间里，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种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会发生很大变化，这样会导致有些学生就业的困难。因此，要拓宽大学经济学专业面，应以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科学的分析方法与能力以及较宽的经济学知识为主，以增强学生毕业后的工作适应能力专业知识在最大程度上是职业知识，只要学生有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工作岗位需要的专业知识是可以通过自学或专业培训获得的。在美国，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应聘到公司工作后，常常先被送去听专业知识讲座或是去上专业知识课，这种现象，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是很正常的。
2.2优化课程结构
课程设置是影响专门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性因素，大学经济学教学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优化课程结构上，以与拓宽经济学专业面相适应。中国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设置应根据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通过教学使学生既懂经济学、又懂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并且熟悉中国经济的运行规律。这就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以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作为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中国经济学家应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借鉴现代市场经济理论，逐步创建自己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2.3因材施教，对不同专业优选教学内容
对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专业侧重于经济学应用的教学内容，按照应用经济学的体系讲授，对国际经济贸易专业侧重于经济学理论学习，培养理论研究能力，提高理论研究水平，为进一步深造打好基础。
2.4重视定量分析方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高等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和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这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的需求分不开的。一个现代企业的发展预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整个经济运行规律的控制等，离开定量分析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保持在8%，这需要采取哪些具体的财政金融措施及如何控制相互间的制约关系，必须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才行。研究与控制经济运行规律，，其实质就是研究与控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同时，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重视数学基础和定量分析方法，就要加强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总是三位一体，构成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2.5积极开展学术交流
当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市场经济日新月异、经济理论迅速发展，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对于加强经济学学科建设、促进教师队伍优化以及提高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过程中，要把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这种学术交流活动，包括校际间的教授访问、讲学、邀请国外知名教授讲学与合作研究，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美国大学，例如康奈尔大学经济系每周都安排三四个学术讲座，多是邀请外校（包括国外）知名教授讲学、进行学术交流，教师和学生都能在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中，了解该领域最前沿的研究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这样就可以不断扩大课程教学的息量和教学效率，改变刻板的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不断扩大课程教学的信息量和教学效率，改变刻板的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陈银飞，苏建红.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讨[J]，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4，4.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范文5
针对企业性质的经济学解释的文章已经有很多了，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企业出现的原因及其边界的决定进行分析。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是人的经济理性的假设，因此在对企业性质的解释上也多从经济效率的观点出发。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人的经济理性是普遍存在的，为什么企业只在特定时期的西欧出现，而在其它具有相似经济发展阶段的地区却没有独立地出现？比如说中国。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追问：企业的产生，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因此，我认为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的原因进行解释可能是不充分的。本文认为企业不仅仅具有经济学属性，它还具有更多的社会学属性，也就是说企业也许并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效率目标的产物，它更可能是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在对一种社会目标追求下而产生的。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它的产生必定具有一定的社会阶级力量的基础，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又使整个社会阶级力量的构成发生改变，并进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本文在对企业本质特征认识的基础上，对企业的起源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进而解释手工工场制度取代晚期的行会制度的原因，这二者之间的跨越是本质上的，它体现了一个以特权等级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向一个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或市场制度的飞跃。
二﹑企业理论的评述
如果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比喻成一个“人”的系统，那么消费者理论与生产者理论就是这个“人”的两条腿，而企业理论作为生产者理论的核心，其在微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自古诺1838年的以来，有关企业理论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目前理论界对其脉络发展比较公认的观点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新古典企业理论阶段和现代企业理论阶段。新古典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只是人的经济理性自然选择的结果，其目标就是在成本约束的条件下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至于有关企业的性质，企业边界的确定，以及企业内部可能出现的X低效率等等一系列问题不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或者说这些应该是管理学所关注的。现代企业理论则将这些问题纳入到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他们认为这些新古典学派觉得无需解释的问题恰恰是经济学问题的所在。但是,我认为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性质以及企业边界的解释并不是充分的。科斯虽然运用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但仍然未脱离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尤其对企业边界的解释，更是牵强地运用了边际分析的方法。这些在形式上虽然是完美的，但却失去了更多的实际价值，更弱化了该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8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不断地完善科斯的理论，他们沿用了有关交易费用的概念，并发展了企业理论的分析方法。一是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假定人的有限理性及机会主义的倾向，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程度的概念，从而运用长期合约的不完全性来解释企业对市场的替代和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二是以张五常、杨小凯为代表发展起来的间接定价理论，张五常认为企业并不必然以非市场方式代替市场方式，而是用高效率市场代替低效的市场，即“以一种契约形式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张五常，《企业的契约性质》）。而有关企业边界决定的问题，科斯认为企业的边界是由市场运行成本与企业组织成本之间的均衡决定的，并且十分牵强地运用边际分析来解决企业规模静态均衡的问题。而张五常认为现实世界是复杂的，由于中间商和转包商的出现，使契约形式多样化，所以该条件并不真正决定企业的规模，而只是决定要素市场契约替代产品市场契约的范围，我们很难根据这一条件清楚地断定企业的规模应该如何。
以上有关企业性质和企业边界的解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有道理的，但并没有对企业为什么只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地区出现给出充分的说明。我认为，企业的经济学意义固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在对企业进行社会学分析之前，认我们对企业的本质特征有所认识。
文章摘要：人们习惯上将企业视为一个经济学范畴的概念，因此，对于企业性质的分析也多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进行。而本文认为，企业性质的经济学解释是不充分的，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组织方式，它的产生应该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因素。本文在回顾了已有的企业性质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企业所具有的三个本质特征，并以企业的社会学特征为起点，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范文6
关键词：经济政策；交易成本；选择
作者简介：马婧婧(1984－)，女，湖北宜昌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曾菊新(1950－)，男，湖北石首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1－0010－03
收稿日期：2008－09－10
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一系列经济政策选择的过程。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阿克塞拉(2001)把经济政策分为三类。社会选择指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社会价值观，对应“宪法层次”的政策选择。经济政策选择指经济运行层面上的政策选择，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选择。中国宪法已经比较稳定，其修改已经采取修正案的形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也已经做出。当然，在这些方面仍有许多进一步研究的余地。而随着中国基本社会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当期选择的发生规模不断变大，复杂程度也不断提高。那么，无论从过去而言，还是从未来来看，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具有怎样的性质，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从表面现象来看，它是一些政策决策者行为的结果。然而，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决策者的行为会受到大众的影响。究竟如何看待经济政策选择的性质呢?不少学者强调其决策本质，美国经济学家迪克西特(2004)将经济政策制定看作是由交易成本的节省所决定，本文就分析将经济政策选择看作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理由。
一、交易成本的构成简析
交易成本思想萌芽于科斯，在Willianmson(1979)那里发展成为交易成本经济学。这种理论认为，节省成本是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结构是经济组织最优的选择。然而，科斯和Willianmson所关注的对象并非一般性的经济政策，而是企业的边界问题。或许可以把企业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经济政策，然而，企业的投人一产出关系相当明确，而一般性经济政策和政策的产出则难以衡量。所以，把交易成本思想用于分析政策选择问题还需要关注点的转换。
交易成本经济学接受了现代决策理论之父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思想，这种思想认为，由于动机、特征和外部环境等因素，个人和组织的行为不可能是理性的，它们通常只满足于达到一定的效用水平而不是最优效用水平(slmon，1955)。由于行为的有限理性性质，无法通过签订完整契约保障交易，因而在许多情形下，交易各方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动，败德行为就会产生。如果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交易双方就会存在相互信任，行为也能够得到协调，契约并不重要。然而，机会主义使签订契约变得极为重要，从而引起如下成本：(1)达成协议的成本；(2)实施协议的成本；(3)终止协议的成本。
上述三项成本构成的交易成本，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世界里都不存在。没有这些成本，即交易成本为零，科斯定理成立。科斯定理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中，产权的配置并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产权是不重要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发展了科斯的观点，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不但产权不重要，契约形式也不重要。
所谓契约，并不仅指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它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包括广义的经济政策。例如，市场和企业组织模式都被看成是契约，企业形式的变动也被看成是用一种契约取代另一种契约。科斯探讨的市场向企业的转变或企业向市场的转变，也是契约的转变。任何经济政策的变化也可以看作是契约的转变。正是由于对契约的这种解释，交易成本理论与新经济政策经济学得以合流。
任何种类的契约都与一定的达成协议成本、实施协议成本和终止协议成本相对应，而且这三种成本与资产专用性程度、交易的不确定性程度和交易频率密切相关，随它们的升高而升高。因而，交易成本与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程度和交易频率成正相关关系。由于契约与交易成本的对应关系，不同契约的交易成本往往不同。所以，通过转变契约形式，可能节约交易成本。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最优的契约形式就是最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形式。众所周知，科斯、威廉姆森和诺思都是严厉批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人，但从方法上看，研究最优契约与研究消费者最优选择没有什么不同，而且，研究最优契约一般要假设完全理性，而不是有限理性。
二、经济政策的交易成本
(一)经济政策选择的决策本质
经济政策决策是在一系列可行的方案中进行选择。抽象地看。经济政策选择与消费者选择有很多相似点。例如：它们都是主体选择一些合适的工具性变量；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用于分析经济政策的选择呢?当然，微观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数学上与消费者行为理论是一样的，它们的数学本质都是数学规划。由于这种相似性，前者确实可以对后者有启发。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将消费者的理性偏好定义为消费品数量空间中的序关系。所谓理性偏好，即序关系的完全性、传递性和自反性。完全性指消费者对消费可行集合中的任意两个消费组合都可以比较。传递性指当涉及三个组合时，其相互关系不能与仅考虑其中两个组合时的相互关系相矛盾。自反性是涉及一个消费组合时的一个要求。消费者行为理论就建立在偏好概念的基础之上。如果决策者的政策制定满足以上三个条件，那么，从数学上看，经济政策选择确实可以与消费者选择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形式。
然而经济政策选择在许多方面还是不同于消费者选择。最重要的有两点：(1)经济政策选择中存在委托关系，而消费者选择中不存在(Dawid et al，2008)；(2)经济政策选择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也就是说，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将强烈影响他人福利。由于这个原因，经济学文献通常把经济政策看作公共品。可是，公共品本身与一般消费品不同，所以就有不同的理论。例如，公共品没有市场价格，因而不可能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其供给问题。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相同或相似，又存在差别，那么，经济政策选择的科学模式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答案是，我们必须为每一种政策“赋予”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就是政策的“交易成本”。
(二)分析经济政策选择的方法
在西方社会背景下，按照重要性递降顺序，经济政策选择的主体有立法者、行政人员和选民。他们的作用大致是：
立法者代表选民安排辖区的基本经济政策；行政人员则以实际行动维护经济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是对选民的行动施加必要约束；选民则通过选举对立法者，进而对行政人员进行约束。这三种主体的选择都具有公共的性质，也就是说，都会影响到他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它们为公共选择。
经济学首先对选民的集体选择做出了创造性分析，典型地反映在以阿罗不可能定理为代表的一系列结论中(罗云峰等。2003)。但是，集体选择理论假设选民的决策外生给定，实际上并没有研究每一个公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决策，因而我们可以认为，集体选择理论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而且，既然集体选择不过是通过投票对选民偏好进行加总，集体选择的结果就一定是某个选民的决策。通过理解这个选民的决策，我们同样能够得到集体选择的结果。这样，我们就揭示了研究个人决策在方法论上的意义――理解个人决策不但是理解公共选择的基础，还是理解集体选择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假设，选民、立法者和行政人员在决策行为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可以用个人决策模式来分析。个人决策模式假定个人在决策时理性地追求经济利益。
(三)经济政策选择的交易成本
根据以上定义和假设，我们以司法部门为例来说明经济政策选择的交易成本。
1、立法成本(达成协议的成本)。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为立法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立法首先需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带来明确的净收益的立法才是正当的。然而，为估计立法后可能产生的成本和收益所做的调查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2)私人参与立法的成本。立法决策即使不影响经济效率，也会影响相关方的经济福利，因而私人拥有参与立法的愿望，即使必需消耗他们的资源，也在所不惜。因而他们指望这可以由政策租金来补偿。(3)模糊立法的成本。如果私人参与比较活跃，私人利益之间的争斗就比较剧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模糊立法才是可能的。模糊立法将增加行政执行人员按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式采取行动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创造出寻租机会。这些可能都会直接耗费资源，或者扭曲资源配置。
2、法律执行成本(实施协议的成本)。(1)选择执法者的费用。法律制定以后，需要合适的执法者才能发挥善法的功能，同时抵消恶法的不良影响。但正如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由于不完全信息，没有办法保证总能得到合适的执法者。(2)执法人员忠实执行法律的费用。司法部门的年度预算，包括司法人员的工资，都属于执行法律费用的范畴。为了使执法人员忠实执行法律，财政必须提供充足的办公经费，并使司法人员能够得到体面的收入。如果执法者的收入不高，逆向选择就会起作用，结果执法者队伍的整体素质趋于降低。这会加大法律对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3)防止执法人员败德需要监督费用。无论经济政策如何严密，败德行为都有可能发生。司法监察、上诉、抗诉等引起的支出都可以视为监督费用。(4)立法者与选民因执行人员无法完全执行法律也遭受损失。
3、法律转换成本(终止协议的成本)。在所有国家中，任何一个根据既有游戏规则掌握了公共部门权力的人都有权使用公共权威。然而，今天的当权者可能明天就会被其他拥有不同甚至相反利益的当权者取代。新当权者可以合法操纵其前任安排妥当的任何政策和组织结构，甚至没有任何补偿地完全摧毁它们。有时，同一当权者在一夜之间也会发生偏好的逆转。这种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在历史上也确实产生过非常严重的后果。在所有可能的法律转换中，错误的财产权法律转换能够让社会承担最大成本。诺思(1994)令人信服地论证了17世纪欧洲国家由于不同的财产权，特别是国家的征税权而经历的发展绩效的巨大差异。
三、经济政策选择问题的数学表达
在明确了经济政策的交易成本概念之后，可以分析经济政策问题的数学表达。仍以立法机构的经济政策选择为例。与立法、执法和法律转化相关的经济政策选择包括如下方面：(1)人力和物力的获得、分配和使用；(2)制定法律；(3)向执行机关授权；(4)控制执行机关；(5)监督执行机关。经济政策选择是要就每一方面的经济政策都作出安排。为了完成这些安排，立法机构需要必要的政策工具。每一种工具能够不止用于一个经济政策安排，但有些工具比其他工具更有利于处理某些类型的经济政策安排。当然，对于每一种经济政策安排，立法机构会尽量利用最合适的工具。但是，如何定义最合适呢?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立法者选择那些最适于处理所面临交易问题的执行安排。更准确地说，立法者从可供选择的经济政策安排中，选择那些能使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经济政策安排。霍恩(2004)使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立法者怎样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假设立法者只面临立法决策费用(LC)和费用(AC)，且只能改变向执行进行委托的程度(D)。增大委托程度D，将使费用增加但减少立法者的决策费用。如果我们假设费用的变化是D的线性函数，即LC=－nD，AC=vD，那么交易成本
y=LC+AC=(－n+w)D
如果n=v，无沦D在定义集合中取何值，交易成本恒为0，这时经济政策选择存在无限多种均衡选择，这意味着委托程度可以是任意的。但一般而言，n与v不会总相等，所以经济政策选择存在无限多均衡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如果n＞v，即委托引起的决策费用减少量大于委托引起的费用增加量，那么D应该取定义集合中的最大值，才能使交易成本最小。这时总的交易成本为负值，其含义是通过扩大委托程度，可以使交易成本降低。反之，如果n＜u，那么D应该取0值，即只有不委托，才能使交易成本最小。
交易成本经济学自以为它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范式，而批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缺乏时间、缺乏经济政策或假设经济政策为既定。我们认为，这种批评只注意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些表面问题，忽视了它的强大的工具价值，比如，上述霍恩的例子可以一般化为minLC(D)+AC(D)，LC′(D)＜0，AC′(D)＞O。下面，我们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工具表述上述交易成本最小化思想，这当然是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些核心内容的重新解释。然而，能够对它赋予新的解释本身就说明这个理论的开放性和有用性。这可以看作是对当前十分流行的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评的一个回应。
设立法者个人偏好和各种机会成本不会变化。立法者试图通过一定的经济政策安排获得一定的效用。例如，通过设立刑法来保证社会安全达到一定的水平。又如，通过设定税收经济政策来为公共活动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为了建立起这样的税收经济政策，立法者有一些工具可以选择。直接税和间接税就可以被认为是可以选择的两种不同的工具。设经济政策工具集合X，x=(x1，x2)∈，其中x1，x2分别表示两个经济政策工具，例如直接税和间接税。设立法者于经济政策安排中得到的效用服从u(x1，x2)，设经济政策的交易成本分别为常数P1，p2。决策者试图寻找最优的x，以达到一定的效用水平。于是，决策者的问题可以表示为在达到一定效用水平的约束下，使政策安排的交易成本最小化
minC(p1，p2，x1，x2)
s，t，u(x1，x2)=u0
这与标准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在形式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做进一步的静态比较分析了。
四、结论
1、交易成本经济学有望成为分析经济政策选择的主流方法。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政治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决定性影响。经济学家们，都致力于探询经济运行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基础。但是，他们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20世纪90年代，交易成本经济学表现出具有吸纳其他各种理论的能力，因而有望成为分析经济政策选择的主流方法。
2、交易成本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评估任何一个理论的价值，不是看它没有做什么，而是看它做了什么。交易成本经济学实际上重新发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数学结构，所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