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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范文1
佛教文献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内容的丰富主要体现在对诗歌、戏曲、小说及俗文学的影响等方面，佛教文献成为很多文人进行文学创作所借鉴的情节，其思想渗透到古代文学各个领域。创作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文学发展受政策影响比较大，比较明显的是唐代，唐代的对外开放程度是中国前所未有的，这项政策加强了唐代的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使这个时候的文学展示了空前的活力，让我国在文学发展上跨入了一大步，这个跨越性的发展与这个时期的佛教文化在唐朝广泛流传是离不开关系的。自从佛教文学传入我国以后，文学创作也开始改变以往的陈旧思想，渐渐取材于佛教故事，将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与佛教里的故事结合，充实自己的文学创造内容，使文学作品更加有内涵、有深度，比如流传甚广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这个形象及其部分情节就是借鉴了佛教的经典情节。并且，佛教文化的传入也改变了一些词的含义，比如“龙”的含义发生变化就是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在六朝还催生了一种新的诗体，即“宫体诗”，佛教文献影响到佛教僧侣文人，大量比较华丽的诗歌从他们笔下诞生，中国的戏曲则是由印度传入，其中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思想就是佛经里面的鲜为人知的代表观念。
二、佛教文献影响文人的思想观念，促使中国古代文学理念的形成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原本也有形、神、言、意只说，只不过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一部分文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忽视了文学作品的形、神、言、意，而一些成绩比较显著的文人在追求自己的文学作品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极端，佛教文献强化了中国古代文学对形、神、言、意的追求，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文学作品愈加丰富，文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又一独特理念，即“境界说”。佛教文献的“形近神不灭”打破了文人们对原来的“形神”关系的理解局限，将文学当中的“形神”关系的论述推向一个历史高度，并促使中国新的文学理念的形成，比如传神写照、以形写神和重神轻形理念。佛教文献解放了文人的思想，使其不再局限于固有的认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同时，佛教文献促使了中国古代文学新的理念形成，至今这些理念还被应用到现代文学创作当中。
三、佛教文献创新了古代文学的体裁，对今天的文化繁荣产生深远影响
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范文2
论文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时代环境的变化，我们所面对的教育对象文化素质、心理素质也都发生着变化。如何结合当前时代特点、社会需要和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趋势，将古代文学课在对外汉语专业中切实可行地建立起来是目前迫切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现代性教学是高校教育教学工作者应该给以充分重视的课题。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类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改革开放的加快以及全世界对中国关注的升温，对外汉语专业正成为一个热门专业。因而，如何结合当前时代特点、社会需要和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趋势，将古代文学课在对外汉语专业中切实可行地建设好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现代性教学是高校教育教学工作者们应该给以充分重视的一个课题。
一、现代的教育观念
目前，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古代文学课的定位多是服务于语言的研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留学生的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古代文学课是为学习语言而设置的课型，因而以对外汉语教学为专业的中国学生在高校的学习中也将古代文学课边缘化、弱势化和冷漠化。其实，就国内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现状来说，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是很感兴趣的，能够流畅地背诵唐代诗歌是他们最骄傲的事情。就世界汉流来看，国外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汉城大学29个课目中与古文相关的课目有11个;梨花女子大学33个课目中与古文有关的课目有14个。”韩国大学的这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国外对中国古代文学学习的重视程度。实践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古代文学课在对外汉语专业中的作用，重新树立古代文学课专业必修的坚实地位。
观念转变最根本的要体现在高校课程设置上。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其本质是文学课而非语言课，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具有古代汉语课无法替代的地位。同时，古代文学课和中国文化课也有区别而不能相互替代。中国文化课将“文化”放在第一位，传授的是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涉及古代文学。但古代文学课在传授相关的文化知识之外，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传统优秀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是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因而，在对外汉语专业的学习中，虽然古代文学课不必像汉语言文学专业那样占有至少四个学期的学习时间，但也决不能忽视其比重，轻视其地位。高校应利用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方法将其贯穿到本科四年的学习当中，其中作为必修课的学习时间决不能低于两个学期。
不仅学校应该加强对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重视，任课教师也应在自己备课的教案里以及每一堂知识的传授中增强现代意识，阐明古代文学在该专业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广阔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实用性，使学生了解古代文学在国内外文化圈里的地位和影响，从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本门课程的兴趣。
二、现代的教学内容
当前高校古代文学课陷人了一种尴尬和无奈:越来越多的学生对这门课失去了兴趣，只是由于课程安排，为了完成学分，顺利毕业才来到教室，心不在焉地听课，有的学生甚至将其与公共选修课等同视之。古代文学课的这种冷遇与单一僵化的教学内容不无关系。
改革教学内容，教材是根本。教材是教育教学的主要载体和依托，一切教学活动都以教材为核心而展开。然而，目前国内高校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现状是:没有专门的教材。几乎所有高校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使用的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即《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因而，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教学内容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的古代文学内容丰富，时间跨度大，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部分内容。由于专业设置和专业领域的差异，对外汉语专业的古代文学课不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内容，并不是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角度去看古代的文学作品。所以，这样不加区分地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作为古代文学课的教材就存在一定的弊端:内容过多、涵盖面过大;缺乏“史”的线索，古代文学课变成了大班的“语文课”或“文言文课”;教材的专业特征不明确，学生学习缺乏动力。
因此，真正适应对外汉语专业的古代文学课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明确古代文学学科的性质。古代文学是以语言为载体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读本。作家作品的选择要根据课时安排选择每一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代表性的文体，即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能体现中国文化、审美心理的主流。
第二，要注意系统性和时代性。古代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全面的整体，教材在编写上应以作品为基点，并以作品为核心辐射出一个面—古代文学的全貌，并尽可能多地丫本现出古代文学所包含的文学、历史、哲学等多方面的文化内容，让学生在广阔的大背景下解读文学作品。同时，还要注意内容的时代性，根据当下世界的变化适当地更新内容。一些固有的陈旧的概念，如反封建制度、批判封建礼教等应适当减少。而其他相关学科如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取得的现代成果应该引人进来，将其与古代文学融会综合。
第三，注意跨文化的运用，突出专业特点。对外汉语专业的古代文学课教材在编写上应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不同，应着眼于在世界范围内关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阐释应注意多文化的视角与研究。“文了匕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对外汉语专业的古代文学教材应将中国古代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和世界文学融合在一起，从世界范围内给中国古代文学定位。在作品解读别要注意吸收国外汉学界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国外的接受情况，从文化心理、思维意识等差异角度选择作家作.
三、现代的教学方法
教学改革的着力点在于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是指建立在一定教学理论基础之上，为实现特定的教学目的，将教学的诸要素以特定的方式组合成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模型。在教学模式中包含有一种或多种教学策略以学生为主体的多维立体教学模式是富有现代意义的新型模式.
以学生为主体的多维立体教学模式旨在将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以生为本”，“为学而教”，改革传统的“继承性”、“单向性”、“封闭性”的教学模式，打破以“教师一教材一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格局，积极探索运用新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建立平等民主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充当主角，引导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批判性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其核心是采取学生的“自我教育”教学法。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活动是由他人教育和自我教育构成的统一体。古代文学传统的课堂教学法主要是他人教育，即教师“一唱到底”。主张“自我教育”绝不是说要学生抛弃教师“自修”，而是说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把学生“自教”放在首位，根据学生的实际以及教材内容创设情景、启发思考、引导探索、抓住重点，给学生指明学习的方向、内容、原则和注意点，把相关信息传递给学生，开启他们思维的“闸门”，教师起穿针引线的辅导点拨作用。实施教学时，可以依据不同阶段不同内容，采取“教师提示一学生自学”式，“学生质疑一教师解答”式，“学生讨论一学生总结”式，“学生试讲一教师评论”式等多种教学方式。特别是“学生试讲一教师评论”式对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一种融理论于实践的最有效的教学方式。对外汉语专业是一个操作性极强的专业，而古代文学教学内容中有大部分是学生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都反复接触学习的，尤其是名家名作，学生早就耳熟能详。与其教师做重复的“无用功”，不如让学生走上讲台，调动已有的知识储备进行亲身的教学实践，教师作评论引导，在需要的地方扩展已知，增加未知。这样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又体现了对外的专业特点，培养了学生动脑和动手的双项能力。
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范文3
盗传必究
将下列古文译成现代汉语
1.
颜渊、季路侍。子日：“盍各言尔志？”子路日：“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日：“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日：“愿闻子之志。”子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答：①颜渊、季路侍奉在孔子身边。②孔子说：“为什么不说说各人的愿望呢？”③子路说：“愿将车马和裘衣和朋友共同使用，④把它们用坏了也不遗憾。”⑤颜渊说：“愿做到不夸耀自己的好处，⑥不宣扬自己的功劳。”⑦子路说：“希望能听到您的愿望。”⑧孔子说：“使老人能享受安乐，⑨使朋友能够信任我，⑩使年轻人能够怀念我。”
2.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日：“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答：①齐景公向孔子问政。②孔子回答说：“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子要象子。”③齐景公说：“说得好极了！如果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④即使粮食很多，我能吃得着吗？”
3．①子贡问政。②子日：“足食，足：兵，③民信之矣。”④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⑤日：“去兵。”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⑥日：“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答：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只要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以及人民的信任就可以了。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追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什么都谈不上了。
4．①孟子谓戴不胜日：“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②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看也，③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日：“使齐人傅之。”④日：“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⑤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⑥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手王所。⑦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⑧王谁与为不善？⑨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⑩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
答：①孟子对宋国大夫戴不胜说：“你想要你的君王学好吗？我明白地告诉您：②这里有位楚国的官员，想要他的儿子学会说齐国话，③那么，是找齐国人来教他呢？还是找楚国人来教他I呢？”戴不胜答道：“找齐国人来教。”④（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来教他，却有许多楚国人在干扰他，纵使每天鞭挞他，逼他说齐国话，也是做不到的；⑤假若带领他到齐国城市、农村走走，把他放在那样语言环境之中，再住上几年，即使每天鞭挞他，逼他{兑楚国，也是做不到的，（因为他天天听到的是齐国话。）⑥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要他住在王宫中。⑦如果在王宫中年龄大的小的、地位低的高的，都是薛居州这样的好人，⑧那王会同谁干出坏事来呢？⑨如果在王宫中年龄大的小的、地位低的高的，都不是薛居州这样的好人，那王又同谁干出好事来呢？⑩一个薛居州能把宋王怎么样呢？”
5.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日：“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日：“圣人之言也。”日：“圣人在乎？”公日：“已死矣。”日：“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日：“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日：“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庄子·天道》）
答：①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制作车轮，②扁轮放下锥子和凿子，走到堂上，向桓公问道：“请问，公所读的书中都是谁说的话呀？”③桓公回答说：“是圣人说的话。”又问：“圣人现在活着吗？”桓公回答说：“已经死了。”④轮扁说：“既然如此，那么你所读的书，不过是古人留下的糟粕罢了！”⑤桓公说：“我在读书，你一个制作车轮的工匠怎么可以妄发议论呢！能够说出道理就可以放过你，说不出道理，我就要把你杀死。”⑥轮扁说：“我是拿我所做的事情看出这个道理的。⑦砍削车轮，动作慢了车轮做得就不牢固，动作快了就砍不进去，⑧不慢不快，手上的做法和心里的想法完全吻合，嘴里却说不出来，技艺就表现在这里。⑨这种技艺，我无法让我的儿子了解，我的儿子也无法从我这里接受这种技艺。⑩因此，我虽然是七十岁的老人了，还要做这种制作车轮的工作。@古时的人和他的那种无法传授的东西，都已经死去了。既然如此，那么你所读的书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
6.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一心之奠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礼记·学记》)
答：①学生有四种过失，老师必定要知道。②一般人在学习的时候，有的过失在于贪多，有的过失在于求少，③有的过失在于看得太容易，有的过失在于半途而废。④这四种过失，思想情况是不同的；⑤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况，这以后才能去补救他们的过失。⑥所谓教育，就是要发展学生好的地方，补救他们的过失。⑦善于歌唱的人，能使人继承他的动听的歌声；善于教学的人，能使人继承他的远大的志向。
7.
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天，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天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日：“福兮祸之所伏”。（《韩非子·解老》）
答：①人有福，富贵就来到；富贵来到，衣食就美好；衣食美好，骄心就产生；骄心产生，就会行为邪僻而举动悖理。②行为邪僻，自身就会早死；③举动悖理，就不会成就事业。④内有早死的灾难而外无成功的名声，也就成了大祸。而祸根源于有福。⑤所以说：“福啊，是祸所潜伏的地方。”
8.
杨子过于宋东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恶者贵，美者贱。杨子问其故，逆旅之父答日：“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杨子谓弟子日：“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韩非子。说林上》）
答：①杨朱路过宋国东边的旅店。②店主有两个妾，其中丑的地位高，③漂亮的地位低。④杨朱问店主缘由，旅店的主人回答说：“⑤长得漂亮的自以为漂亮，我不觉得她漂亮；⑥长得丑的自以为丑，我不觉得她丑。”杨朱对他的弟子说：⑦“做了好事，要去掉自以为好事的想法，⑧到哪儿能不受到赞美呢？”
9．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辛日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日公卿宣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日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
注：1．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夏姬：人物的名称。辛日服：内衣。
答：①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都同夏姬，②他们都贴身穿着夏姬的内衣在朝廷上嬉戏。③泄冶劝谏灵公说：“国君和大臣宣扬，④百姓没有好的榜样了。⑤而且自己的声誉也不好，⑥您还是把夏姬的内衣收起来吧。”⑦灵公说：“我能改的。”⑧灵公把泄冶劝谏的话告诉了孔宁、仪行父，孔宁、仪行父请求杀了泄冶。⑨灵公也不禁止，于是他们就杀了泄冶。
10．
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范文4
关键词：传统；现代；古代文学史；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1-0230-01
提高教学效果，就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古代文学作品的文言形式早已停用，学生阅读存在语法、文字障碍；古代社会形态、古人生活方式与当代社会也存在巨大差异，古人的思想感情及其表达方式与今人也大相径庭；甚至古代作品中的很多名物今人也是十分陌生的，等等。所有的差异带来的隔阂是学生在学习时都会产生畏难、不解、厌倦直至放弃心理的主要原因，即使为了完成课业任务和学分努力学下来，也会不同程度的有雾里看花之感。如何拉近与古人的距离，真切体会古代文学的真善美，笔者在教学实践中体会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传统治学方法相结合进行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能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值得一试。
一、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设施增强形象性，事半功倍有效地缩小与古人的时空距离
多媒体中利用视频、声频、图片、文字解说等形式可将抽象、罕见甚至已消失的人、事、物形象还原，最节约有效的利用授课时间。如在讲授原始神话时，讲解原始神话所体现的古代先民的思维特征是感性具体、缺乏抽象能力；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的拟人化的自然观和具有象征性与隐喻性的特证。用语言讲解需占用较多教学时间，且需进行由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演，仍难免抽象。但利用多媒体手段结合具体文选，用假日现象的图片、极昼极夜的视频等解释原始思维模式在《后羿射日》中的具体体现，既直观又贴近学生的生活，使他们觉得一下靠近了远古先人的生活环境，体会了远古蛮荒时代人们面对自然时由于无知而产生的忧虑与惊惧。再如青铜器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器是当时礼乐文化的标本，通过多媒体展示出来，使学生对古奥、繁难的青铜器名称、用途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有直观的认识。
还可利用多媒体资源再现古代文人的生活的地理与人文环境。现在各种教学视频资源很丰富，有效利用之，可大大提高教授的形象性，弥补学生知识与阅历的不足。
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今天古代文学式教学中可重放异彩
司马迁之所以绝世独立，成为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与他早年受教于名师、遍读古圣先贤之书及三次壮游天下关系极为密切，读书为他打下理论的基础，博采众长，不囿于统治集团所允许的意识形态的约束；壮游使他真正接触民众，开阔眼界，印证历史，掌握第一手资料。使他能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制高点对古往今来的人事做出符合历史规律的判断与评价。后世文学家、读书人始终坚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方法，成就了李白、杜甫、苏轼等一个个文坛巨匠。今天重新提倡这一方法，可使学生在读书和深入社会中真正获得读书的乐趣，真正理解古人在他们的文字中所记录的人、事、物和情感。
在做法上读书可采用精读与泛读结合。精读篇目在课堂教学中讲解，大量的阅读可由教师给出阅读目录、计划并布置相应的思考题目，适时抽查阅读情况。与读书相结合进行社会调查，可以课堂内外相结合：课堂上利用多媒体感受作为引导，课堂外学生可利用假日有组织或自发的进行有目的的旅游、社会调查实践活动。教师可围绕教学内容为学生设计、提供活动的目的地与路线。如围绕节日安排、围绕一位作家的生平足迹安排、围绕某一文学流派的活动区域安排等等。
三、格物致知，提升阅读理解的效果
通过对某一事物的辨识，给予准确地解说，真正弄通文意，便于阅读中消除心理隔阂。如古今名物、地理方位、行为等。最典型的是屈原的楚辞，因其大量的古代楚方言的运用，成为学生学习的一大的障碍。其中大量香草名，一般文选的注释和教师的讲解，多停留在只解释为香草，属于某科，有何用。学生仍感觉抽象而模糊。如能结合多媒体，用图片、视频将文中名物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物相对应，学生就会有豁然开朗之感。不自觉地拉近了与古人的心理距离。
这一方法的运用可不必如古人做学问时严谨的一步步考证，借助多媒体手段只需将古今事物的共通结果直接告知学生即可。地理方位的说明只需指出古今之变即可。
四、将吟诵引入古诗文的教学中
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范文5
关键词：鬼吹灯古代文学文学传承
现代大部分的读者都有阅读网络小说的习惯或经历，进而使得网络小说的市场被推向巅峰，在此前提下，一部以盗墓为题材的网络小说《鬼吹灯》，在网络读者市场中受到极大的喜爱。《鬼吹灯》这部小说，以盗墓题材为主，其中讲解了许多古代文学当中的传说、神话，激起了读者对古代文学的探索心理，通过《鬼吹灯》使得许多已经不太为人了解的古代文学典故，重新被人记起，从而使古代文学的传承之火再次被点燃。
1.《鬼吹灯》网络小说概述
网络小说《鬼吹灯》，是一部以盗墓为主要题材，介绍古代传说、神话的小说，通过书中人物的关系交织、探险旅途，将读者引向一个个充满未知魅力的精神世界[1]。在《鬼吹灯》小说当中，借用了许多古代文学的典故、古代事迹等等，例如“黑狗血、狐妖”等等充满古代神秘色彩的设定，使得整篇小说都带有离奇的意境。
基于现代人海量的信息，许多古代文学作品实际上已经鲜为人知，甚至有部分已经丢失，而通过《鬼吹灯》小说，使得许多读者重新了解了古代文学，促进了现代人对古代文学的兴趣，进而所形成的不仅仅是了解《鬼吹灯》书中的古代文学，而是使得许多读者，自行去查询古代文学作品，所以，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角度上来说，《鬼吹灯》小说为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随着《鬼吹灯》小说被大多数读者喜爱，许多作者开始以其为参照，撰写了许多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由古代传说衍生出来的幻想类作品，且种类繁多。古代文学的传承不仅仅限于神话传说题材，应该更加全面地进行传承和发展，，但是我们要看到，传承和发展不是没有根据地胡编乱造，不是一味追求古怪神怪，应该在传统文化里发掘新意，合理想象，切记不能将历史进行篡改、歪说、胡说。
2.时代标志下的传承
在当下的网络文学市场当中，表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网络文学尤其是网络小说异军突起，百花齐放。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只是网络文学更具时效性，更新特别快，传播更广更快，也更容易受到读者的追捧和欢迎[2]。在这支网络文学大军中，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灵异”小说很受作者欢迎，也衍生出如《盗墓笔记》一类的优秀盗墓小说系列。如何在现代背景下更好地传承古代文学，当然不能完全以读者的受欢迎程度来作评判，比如目前最受人追捧的题材主要为：玄幻、修仙、盗墓、灵异等，这只是传承和学习古代文学的一个方向，而不是唯一。非常有必要对现代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和总结，探寻和发现此类题材对古代文学的发展。
古典文学也要依托网络文学的时代特性，进行更加广泛地传播，从这个角度来说，《鬼吹灯》在传播古代民间传说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而作为读者也要肩负起古代文学传承的责任，自觉拒绝趣味低级的所谓文学作品，学会品读经典，提升自觉的阅读和鉴赏水平。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上来说，网络小说通常都是以连载的形式进行创作，即将创作完成的部分先行放出供读者阅读，再进行后续创作，网络小说本身的“生杀大权”是掌握在作者手上的。在此前提下，为了实现更好的古代文学传承，某些无法引起读者关注，又缺少传播价值和阅读价值的文章，作者也会逐渐放弃连载创作。
3.现代网络小说古代文学资源传承特点
3.1二次型创作
以《鬼吹灯》小说为例，因其中涉及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从创作的角度上来说，《鬼吹灯》小说的作者，就是在古代文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二次创作，使得传统文学能够变得更为现代人接受[3]。通过二次型创作的方式，确实能够加强读者对古代文学的理解，以此加快古代文学传承的效率。古代文学的原著，古时候的书写方式、言辞用法，一般读者往往晦涩难懂，如让现代人直接去阅读原著，除了特别喜爱并且有一定古文功底的作者，以及出于研究的需要去阅读外，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表现出兴致阑珊的状态，而通过二次型小说，将古代书写的风格，转换成现代的白话文，且通过故事进行新的演绎，加之小说本身剧情、人物、题材的穿插，使得古代文学的魅力进一步的得到提升。
3.2网络小说阅读便捷性
基于以往的角度上，如果想要读取一本小说，那么就需要前往图书馆等地方进行阅读，并且可能需要付费阅读，在此前提下，就使得读者的求知欲往往被这些因素所限制，而反观现代网络小说市场，其绝大部分的效果，都存在免费阅读的特点，并介于网络本身的便捷性，使得阅读的行为在网络当中十分便捷，可以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以此在网络阅读便捷性的基础上，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也有相当的推动作用。
此外，许多古代文学的原著作品，在现代依旧属于难以接触的阶段，在此前提下，就造成了近代对大部分的古代文学被人遗忘的现象，但同样基于网络阅读的便捷性，使得古代文学更加容易被人接触，即使在网络小说作品当中，对其内容表达的不完全，但将中心思想、核心内容阐述全面，就足以保障文学传承的全面性。
3.3兴趣的形成
基于上述的观点，许多现代网络小说，在引用古代文学作品时，为了不影响作品主体，只会引用古代文学当中的核心部分，即古代传说或者典故，仅仅是现代文学的引子。基于读者的角度上而言，网络小说能够培养读者对古代文学作品或者古代历史典故的兴趣，这就非常不错了。网络小说，可以减少古代文学在传播方面一定程度的缺陷，会激发出读者的求知欲，促使读者去寻找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甚至去拜读原著，在不知不觉之间完成了文化的傳承。
3.4古代文学焦点化
在热门题材的网络小说被广大读者追捧的前提下，许多古代文学也成为了读者眼里的焦点，例如喜欢阅读灵异题材的读者，就对其中的“粽子、黑驴蹄、黄皮子”等一类的名词十分熟悉，进而在与同好的日常交流当中，逐渐将此类名词带入，使得该古代文学名词成为日常的焦点，如此一传十，十传百的效应之下，使其传播面成几何级增加，进一步将此类名词升级为社会层面的焦点。
4.现代文学作品当中古代文学传承的不足
4.1古代文学题材引用较为单一
不少的现代网络文学作品，可能因作者写作能力的局限，或作品主体剧情的局限，使得在引用古代文学时，往往会出单一化的不足现象，这对整体的古代文学资源传承存在不利影响，很好地传承古代文学往往成为空谈。现代网络小说市场，想要在其中成为一个单纯的作者十分简单，但大部分的作者，由于写作水平的限制，无法使作品融入更多新的古代题材和古代人文因素，很多时候都是重复和翻版，缺少优秀的创新点。现在的网络写作者往往浮躁，喜欢跟风和模范，比如一部《鬼吹灯》的走红，就有无数作者对其进行简单的模仿，甚至是写出很多水平低下的纯“鬼故事”，留下的是垃圾文字和恐怖故事，缺少古代文学的美感。这对古代文学资源而言，不但起不到发展作用，反而减弱的传承力度。
4.2古代文学融入深度不足
从《鬼吹灯》这部网络小说当中，可以很明显看出，小说主体的剧情与古代文学融为一体，使得两者形成互相衬托的效应。在《鬼吹灯》小说的火热状况下，很多读者都对古代民间故事传说有很强的探索兴趣，一时间各种版本的民间传说被读者挖掘和整理出来。但是也有一些网络写作者，为了博得读者的点击量而胡编乱造，甚至歪曲历史传说，缺少对古代文学的敬畏和研究，这些作者不能很好的将古代文学与自身创作思路进行融合，这类作品往往生硬、无趣。这类文章往往把古代传说或者典故当作噱头，而缺少扣人心弦的情节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更没有深度的思想。这种文章，混淆视听，曲解历史，是对读者极不负责的体现。
5.改善现代文学作品当中古代文学传承不足的措施
5.1把关作者写作水平
实际上，作家是一个高尚的职业，需要有很好的语言功底和艺术水平。而在现代网络小说的作者群中，具有作家能力的人员终究占了少数，大部分作者的语言功底和艺术水平存在不足，如此导致许多粗制滥造的网络文学作品出现，不仅对网络小说市场造成了不利影响，还对文化的传承造成阻碍。为了传统文化的传承、维护网络市场的纯净，应该对网络文学作品进行把关审核，并对各大网络平台进行监督、审查，最终通過相关机构与网络平台的内外管理，确保了作者的各项能力，进而优化网络小说市场整体的质量，促进古代文学传承的完善。
5.2加深古代文学的融合度
要实现现代网络小说与古代文学的高度融合，需要我国文学写作者整体素质能力的提高，还要加强对青少年古文化学习的培养，从娃娃抓起，不忘经典。在作者有意识的推动作品与古代文学融合的前提下，使作品与古代文学经典形成互相帮衬的关系，如此有助于作品质量的提高。
5.3杜绝曲解现象的发生
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曲解现象，在现代网络小说中十分常见，纯属误导读者的行为，使读者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出现偏差。对此类作品，各大网络平台应当严格管制，杜绝此类作品的出现。要实现此点，应当由相关的监管部门，针对曲解古代文学的行为，制定出相应标准，要求网络媒体、平台严格依照标准对现代网络作品进行管理，对自身平台中的每个网络小说作品内容进行核查，在平台中出现了曲解历史、歪曲传说等现象，一经发现必须立即下架，以保障古代文学在现代网络中传承的环境。
参考文献
[1]孙蔚.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探析[J].当代青年月刊.2015
[2]姜慧.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研究[J].大众文艺：学术版.2016
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范文6
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理思考的逻辑起点应从正名,即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关键词的意涵辨析开始。
1.“中国文学”之辨。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中国文学”是第一个关键词,辨其意涵,一是确定主体研究对象与内容是“中国文学”,而非其他国别文学,或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等;二是确定主体研究对象与内容是通代“中国文学”,而不是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是对中国文学从起源到当今时代的古今贯通。
2.“古今”之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第二个关键词“古今”,这本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基于对中国文学“古”、“今”两大时段划分,同时又具有“古”、“今”两大时段中的两种不同文学形态———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意义。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属两个不同学科,治中国古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流向何方;治中国现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源自何处。章培恒先生最初由“重写文学史”倡导开展“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目前这一人为的学科壁垒,融合古今,贯而通之。当然,“古今”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相对概念,今天之“古”曾是昨天之“今”,今天之“今”又将成为明天之“古”,以此类推,以至无穷。换言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古今”之别,这只是一个绝对变动中的相对界定。就当今对中国文学的“古今”划分与学科设置而论,则“古今”分别对应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通常以五四与新文学诞生为界,或由此往前追溯至1840年前后为近代文学,作为“古今”之间的中介与过渡。以此衡量当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古今贯通、就古论古、就今论今的三种取向,严格地说,只有第一种才真正契合“古今”这一关键词的内在意涵。
3.“演变”之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第三个关键词“演变”反映的是一个动态过程,即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但“演变”一词的意涵较之“古今”宽泛得多,因而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也就困难得多。对此,黄仁生教授新近提出以下三种思路:一是中国文学观念的古今演变;二是中国文学内容的古今演变;三是中国文学形式的古今演变,可以视为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演变”这一关键词内在意涵的方向性理解与阐释[1]。需要略加补充的是,在观念、内容、形式之外,还有一类交叉性、综合性、影响性的演变研究,如文学原型研究,即合内容与形式于一体而难分彼此;如有关区域文学的古今演变,同样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特点;如古代文学精神、内容、形式以及某一文学经典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影响等;又如文学形态与规律的演变研究,这不仅兼具观念、内容、形式三者,而且更具宏观性、本源性意义。
4.“临界点”与“关联点”之辨。由于“古今”的游动性与“演变”的宽泛性,不同的学者对此多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涵辨析,需引入“临界点”与“关联点”这两个概念。“临界点”研究重在探索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形态与规律,葛永海教授的《文学古今演变的临界点之辨》[2]、范伯群教授的《文学语言古今演变的临界点在哪里?》[3]分别从理论范畴与具体形态两个层面对此作了比较精辟的阐述。葛文指出,所谓文学演变的临界点也就是文学古今演变的关键时间点,具体指的是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它可能是一个时间点,亦可能是一个时段。“临界点”之于文学演变的意义,譬如江之入海,其境始阔大,铁之淬火,焕然已成钢,在古今贯通的文学视域中,“临界点”的辨析与判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它的存在使文学古今演变的概念被赋予了完整的内涵而获得了合法性的意义,同时具备了方法论的内涵。实际上,“临界点”是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从“古今”“演变”研究的游动性与宽泛性概念落到实处的关节点。因此,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范畴,对临界点研究的内涵特性进行学术层面的界说、解析和提升,使之转化为有效的学理资源,可以为自觉的学术探索提供足够的启示和借鉴。
“关联点”研究重在探索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古今具体作家或作品的某种源流关系。“关联点”之不同于“临界点”,主要在于“临界点”具有明显的时间标志,是指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而“关联点”则主要是指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源流关系,并无明显的时间标志。若要探索和研究古代文学精神、内容、形式乃至某一文学经典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影响,其前提条件是彼此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然后才有可能发现和确认彼此的关联点,包括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借鉴,从而有助于彼此之间的意义互释与重释。关联性程度越高,关联点的研究也就越有价值。
5.“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整体意义。概而言之,即是力图打破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学科设置的人为壁垒与鸿沟,而对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作贯通性的研究。因此,它既不能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学或现当代文学各自演变的研究,也不只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或加上近代文学的简单连接,而是着重强调在古今贯通中对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内在关系和演变规律的重新审视及探索。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理论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内涵、外延、理论、范式、方法等重要学理问题的研究。二是实体性研究,又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有关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形态与规律的整体性研究;其二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古今具体作家或作品之间存在的源流关系的研究。
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定位
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言,如果说“正名”重在辨析其名称之争,那么学科定位则旨在辨析其身份困惑。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究竟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领域还是一个交叉学科,目前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然而,既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被定位于贯通两个不同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那毫无疑问应该具有某种交叉学科的准学科性质。所谓学科,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学术分类体系,即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学科的分类,如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等;二是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与专业密切相关。目前,高校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划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11大门类。在各门类之下,又由88个一级学科、381个二级学科所组成。例如,在文学门类之下再划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等四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再划分为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八个二级学科。有关学科的以上两种含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是贯通这两个二级学科的一种交叉性、综合性研究,所以应从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作出跨学科的定位与设计。从一般的学科含义上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偏重于前者,即重在学术研究之意义。自2001年9月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中新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这一研究方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3年9月,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再至2005年,经国家学位办公室批准,终于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增列为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平行的二级学科,至此,“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总算在国家学位序列中拥有了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二级学科同等地位的“户口”,取得了某种合法身份,同时也因此拥有了学科———包括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相对完整的意义。
然而,从深层次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身份困惑并没有获得真正解决。一方面,在目前国家学位序列中,“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仅仅是一个临时“户口”,还没有真正确立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同等的地位,迄今为止,在大部分高校中,古代文学还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要打通彼此的课程、教材都显得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归属与定位上还远未达成共识。鉴于现行学科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依然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状况,倡导和设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人为壁垒而进行贯通古今的研究,因而,它既不能等同或附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等同或附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贯通性研究。那么,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是否真正确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三分天下格局,或者一并合之为中国文学?的确需要学术界一同思考并作充分的论证,但不管那一种方案,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学科定位与建设涉及到学术理念发展、学术分类体系、人才培养体制、学术交流平台以及学术组织形式。学科分类与“身份”确认的负面作用是“画地为牢”,在打破旧的学术壁垒的同时,又可能会制造新的人为壁垒,但其正面意义是对现行学科体制进行重新调整,是对学术资源进行重组和优化。所以,“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独立设置,从总体上说还是有利于其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可持续发展的。
三、“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引领
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中,是否具有前沿性、导向性、创新性的理论引领,是一个事关学科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事实求是地说,在过去十余年的学术探索过程中,这一核心问题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整体理论创新不强,直到新近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黄仁生教授从中国古代文史理论中发掘、重释“通变论”并应用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建设[1],才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现以此为基础,一方面参照相关研究成果对“通变论”加以重释;另一方面以“转型论”、“对话论”为辅助,通过与“通变论”三位一体的组合,一同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通变论”可以上溯至《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西汉司马迁自述编纂《史记》宗旨为“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遂以“通变论”运用于史学研究。南朝时期,以沈约、刘勰等为代表,又以“通变论”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与文学理论建构。沈约率先承接和借鉴“通变论”论述文学源流变迁,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首倡“文体三变”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论汉魏至晋宋两段文学,文体各有“三变”,实为两个“文体三变说”。
刘勰《文心雕龙》则进而承接和借鉴“通变论”运用于文学理论建构,其第二十九篇经直以“通变”为名,提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忘今制奇,参古定法”。第四十五篇《时序》进而结合时代变迁,论述上古至于当代的文学演变进程与规律,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可以说是对当时自古而今文学演变研究的典范论述,富有理论创新性与历史深邃感。
作为文学“通变论”的一种更为具体的文学史观,由沈约首倡的“文体三变”说在南朝之后,一再得到各代学者的回应和重释,进而演变为中国文学史的一种基本论述模式。比如,梁代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提出“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北周庾信《赵国公集序》提出“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而后到中唐,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提出“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的“唐文三变说”。北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文艺列传序》提出“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的新“唐文三变说”。北宋杨龟山、南宋刘克庄等提出盛唐、中唐、晚唐的“唐诗三变说”。再到南宋周必大《广昌县学记》、楼钥《北海先生文集序》、元代脱脱《宋史·文苑传序》提出“宋文三变”说;南宋刘克庄《江西诗派序·黄山谷》提出“宋诗三变说”,汪莘《方壶诗余自序》提出“宋词三变说”;元末陈基《孟待制文集序》提出“元文三变”说,杨维桢《玩斋集序》提出“元诗三变”说;明代黄佐《文体三变》提出“明文三变”和“明诗三变”说;清钱谦益《题怀麓堂诗钞》、邓显鹤《岳归堂全集序》亦有“明诗三变”之说。由上可知,沈约的“文体三变说”在其后的一千多年里影响深远,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的基本论述模式。李定广教授总结由沈约首倡的“文体三变说”的主要理论意义在于:一是开创了中国文学史论述的基本模式,是古代文学史论述最富理论形态、最有方法论意义同时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论述模式。后世的理论家从此掌握了一种最简洁、最有效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和论述模式,并广泛运用于各个朝代各种文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二是开辟并规范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视角,即从“文体”角度来观照文学史的演变。三是确立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即以“变”来观照和研究文学史。《周易》从哲学上强调“变”的精神,有所谓“变化日新说”,唯有“变”才能“久”,是为后世文学新变思想的哲学依据。四是创立了一种推尊某些作家或流派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并使之合法化的基本论述方法,尤其是将某些作家放在第三变上,突出其崇高的文学史地位,从而树立文学偶像和文学经典。这也许是“文体三变说”最重要的理论意义[4]。
明清时代,随着大量区域性文学流派的产生以及诸多区域性文集的问世,区域文学的意识与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重视,相继出现了一些总体性或专题性的有关区域文学古今演变的论述。比如,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文集序》称:“广东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是为区域文学的古今通观之论。
“通变论”的核心意旨在于通观古今之变,洞悉和把握文学演进的形态与规律,臻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这是通中之变与变中之通的互动和结合,积淀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蕴涵与重释价值,因而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理论支撑的基石和主轴。
“转型论”的提出,主要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不仅标示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延续于现代的不同时段之意义,而且标示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不同形态之意义,因而需要“转型论”对“通变论”加以补充和完善。所谓“转型”,是指事物的外部形态与内在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不同转型主体的内质与状态及其与客观环境的适应程度,决定了转型内容和方向的必然性与多样性,“转型论”即是对这一现象和规律的深入思考与研究而形成的系统理论及模型。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论,“转型论”要系统解释和回答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动因与动力、方向与模式、过程与结局、成效与影响等问题,并对其成果与不足、经验与教训加以历史性的反思和总结。
“对话论”的提出,主要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既有内在的相通性,又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因而需要“对话论”对“通变论”与“转型论”加以补充和完善。“对话论”既源于古老的先哲智慧,更有现代的理论创新意义。现代对话概念的提出与对话理论的发展,是与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英国物理学家、思想家戴维·伯姆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巴赫金强调了对话的必然性,认为人类情感的表达、理性的思考乃至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都必须以语言或话语的不断沟通———对话为基础,“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意识的对话本质,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本质,用话语来表现真正的人类生活,唯一贴切的形式就是未完成的对话”(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布伯强调了对话的平等性,认为因为原初之词“我—你”和“我—它”是双重的,所以,人们在认识世界时也是持双重的态度,世界也因此变成双重的了。由世界的二重性与人生的二重性,构成了“你”之世界与“它”之世界的对立以及“我—你”与“我—它”人生的对立。“存在”并非“我”自身所具有,“我”只存在于“我—你”或“我—它”之间,个体之“我”不应当把“他者”视为客体而形成“我—它”关系,而是应当建构平等的“我—你”关系,使人与世界、与他人之间构成平等的“相遇”,这种“我—你”关系和敞开心怀便被称之为“对话”(马丁·布伯《我与你》)。伯姆则强调了对话的创造性,认为“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对话所追求的是“一赢俱赢”,“在对话中,人人都是胜者”(戴维·伯姆《对话论》)。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论,对话的必然性、平等性、创造性意义,对于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深度对话而相互走进对方进而发现新的意义,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要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引领,应以“通变论”为主轴,以“转型论”、“对话论”为两翼,由此形成三位一体的稳固性结构。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夯实“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基础,而且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范式建构具有导向和启示意义。
四、“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整合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选择,伴随着研究实践的兴起而兴起,并且日益呈现为多样化趋势和丰富性特点,而从学理上加以探讨,则与其范式建构密切相关。笔者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5]一文中曾简要涉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就“古代—现代”的第一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站在古代文学本位立场的从“古”观“今”;二是站在现代文学本位立场的以“今”溯“古”;三是站在“近代文学”本位立场的“古”“今”连通。但其最高境界应是超越以上三个本位立场的古今通观。就此而论,以往有些论文仍局限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或近代文学本身论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实不符合跨学科研究的基本规范。就“西方—本士”的第二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一是以现代文学为本位的以“中”溯“西”,接近于比较文学的渊源研究;二是以西方文学为本位的以“西”观“中”,接近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三是基于平行视点的中西互观,接近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但其最高境界应是超越以上三个本位立场并与古今通观相交融的中西通观。就此而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既需借鉴于比较文学研究,但彼此有分有合,不能简单等同。就“文学—文化”的第三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一是站在文学的本位立场,由文学演绎文化;二是站在文化的本位立场,由文化审视文学,两者都属于交叉研究,其最高境界或最高价值是文学与文化精神脉络的寻绎、复原与重释。现在看来,需要进一步强调和凸显以上“三重维度”中的中介———“近代”、“日本”与“审美”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